梁启超在20世纪初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家。梁氏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崭露头角，但还不敢与其师康有为立异。变法失败后，师徒二人逃亡海外，康有为的思想依然故我，而梁启超客居日本，一边办报，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日文及其他新书，学术大进。梁氏以前言必称孟子，现在则言必称卢梭、孟德斯鸠；以前他也提倡“保教”，现在则试图在多方面突破乃师康有为的思想。
在日本，他办的刊物三易其名：1898年至1901年间名为《清议报》，1902年之后易名为《新民丛报》，1910年以后又改称《国风报》。其中《清议报》的名头最为响亮。自强运动、维新运动一败再败之余，梁启超意识到不仅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需要改变，中国人自身也要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所以“新民”二字就成为其刊名。其目的就是掀起一场新的爱国主义的文化运动。
1900年之后的十年，清朝覆亡在即之兆已经越来越明显。中国士大夫脑后的“反骨”一下露了出来，纷纷著书立说，倡导改革，更深入地思考和理解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代表了改良派的主流。他和孙中山不同，孙是一位实践家，而梁则象征着中国读书人的伟大学术传统，直面西方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梁氏渊博的学问和生花的妙笔，赋予其文章以巨大的魔力。他不仅为一代中国人普及了爱国心和公民权的思想，同时也是一般政治理论的启蒙者。下面的选文《新民说》作于1902年，发表于《新民丛报》第一号，该文既能承上，包含了儒学的精义，又能启下，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937年，华北的日伪政权为对抗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曾炮制出“新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语义学上也是梁氏“新民”之说的近属。
八股废后，年轻学子写文章失去了固定的范本，民国年间的学校就把梁启超的文章当范本来用，于是梁氏之文洛阳纸贵，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是如此。梁氏“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唤起了一代人去思索和应对新的问题。梁启超是一位不断变化的思想家，无论其最终定位如何，他对20世纪初爱国情绪的高扬都居功至伟。
选文55 梁启超《新民说》①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其立论之根柢有二：一曰关于内治者，一曰关于外交者。
所谓关于内治者何也？天下之论政术者多矣，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若是者，吾固不敢谓为非然也。虽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觏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者也……
所谓关于外交者何也？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②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此主义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之末（近二三十年），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而一用政策以指挥调护之是也……而今于东方大陆，有最大之国，最腴之壤，最腐败之政府，最散弱之国民，彼族一旦窥破内情，于是移其所谓民族帝国主义者，如群蚁之附羶，如万矢之向的。虽然而集注于此一隅，彼俄人之于满洲，德人之于山东，英人之于扬子江流域，法人之于两广，日人之于福建，亦皆此新主义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
今天下莫不忧外患矣。虽然，使外而果能为患，则必非一忧之所能了也。夫以民族帝国主义之顽强突进如彼其剧，而吾犹商榷于外之果能为患与否，何其愚也！吾以为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夫各国固同用此主义也，而俄何以不施诸英？英何以不施诸德？德何以不施诸美？欧美诸国何以不施诸日本？亦曰：有隙与无隙之分而已……然则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
释新民之义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虽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长，而漫曰“我保之，我保之”云尔。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夫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
故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今论者于政治、学术、技艺，皆莫不知取人长以补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不取于此而取于彼，弃其本而摹其末，是何异见他树之蓊郁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干，见他井之汩涌而欲汲其流以实我眢源也！故采补所本无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长思也。
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盎格鲁撒逊人种是也……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①《新民丛报》，1902年1月；又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7页。
②译者按：梁氏原文作“三百”，英译本改作“四百”，今从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