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要关注对象是思想而非经济,但一些经济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企业家精神”在本质上是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表述?让我们避免此类无谓的争论,把注意力投向20世纪初中国涌现出的实业新思想。新思想的出现,既是由于受到外来的刺激,也源于对中国自身需求和潜力的新认知。

1896年之后,西方的刺激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了。由于《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口岸从事贸易、工业和制造,其他国家援引最惠国条款,也获得了同样的利权。此后,外国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无非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日本、英国和德国的企业纷纷在上海开设纺织厂,中国实业家也迅速跟进。手工业是农村家庭的主要副业,如今已无力与更廉价的机器制造品竞争。慢慢地,农民不得不开始用血汗钱换取洋布、洋烟。

1898年,为了鼓励实业,总理衙门规定,发明新式武器者给予50年专利权,发明新式民用品者给予30年专利权。1898年起,帝国主义列强又大量攫取铁路、矿产的利权。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1903年至1911年间,大员们积极推动几个大型工业项目。朝廷又派遣贝子载振赴欧美和日本考察实业。1903年,朝廷设立商部,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包括《公司律》在内的《商律》也得以颁布。高官们带头提倡国货,例如1905年袁世凯在天津开办考工厂,展卖商品。商部也在北京兴建了一座展卖商品的大楼,还敦促各省兴办高等实业学堂。留洋归国者通过考试后,赐工科、商科进士等出身。1910年,两江总督端方还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博览会—南洋劝业博览会。

1903年至1908年间,127家中国企业向农工商部登记注册,注册资本共计3219.98万元,涵盖纺织、面粉、缫丝、电力、烟草、火柴、铸钢等领域。十年中,中国靠着外国贷款和承建,筑成铁路6000英里。为了抗衡外国银行,中国也成立了一批新式银行,如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1904年成立的户部银行等。户部银行在1908年重组为大清银行,1913年又改为中国银行。1907年,成立了浙江实业银行。

此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略约地折射出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大大落后于英、日等国企业在条约口岸的扩张。在航运、码头、纺织、保险、银行、铁路、矿业的投资方面,任何一家中国企业,无论官办商办,都无法同怡和洋行一家匹敌。外国资本在中国步步紧逼。一些中国士大夫开始了新的商业冒险,转型为新式企业家。官僚墨守成规是官督商办体制的一大缺陷。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之所以能开办如此多的企业,是因为下辖地区的大小事务都归他们统管。他们通常会差人代管这些企业,因而官僚主义就不可避免。无论是大员本人还是他们委派的管理人,都不可能夙夜在公、忘我工作。他们也没有商人逐利的动机,不可能全神贯注于成本、价格以及市场上的每一点风吹草动。

跨入新世纪,中国实业界的领袖中有两颗新星最为耀眼—盛宣怀和张謇。中国人应对西方经济侵蚀的路数五花八门,盛氏和张氏代表了其中两种。二人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们虽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但从未跻身封疆大吏之列。与其说他们是官僚,不如说他们是实业领域的专家和经理人。

盛宣怀出身于江苏的官宦人家,乡试落榜后投入李鸿章幕府。1873年,盛氏受李鸿章之命,出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在招商局,和他搭班的是两位买办出身的广东商人,一名唐廷枢,一名徐润(1838—1911),二人日后都显赫一时(徐润靠着茶叶和地产生意发了大财)。盛宣怀认为近代化的交通和通讯是强国之要,所以李鸿章命他督建芦汉铁路和津沪之间的电报线。一旦有哪个官办企业陷入困境,盛宣怀就会被派去当救火队长。上海第一家纺织厂毁于大火后,李鸿章派盛宣怀接管该厂,盛氏募集商股,将其重建。汉冶萍公司资金不足,必须出卖股份时,又是盛宣怀从张之洞手中接过了管理权。上面的每一桩都是筹钱的苦差事。

盛宣怀做地方官最高不过道台,显示出的外交手腕却丝毫不下于他的实业才干。1876年,他陪同李鸿章赴芝罘与威妥玛谈判买断吴淞铁路事宜。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为东南互保而奔走,使南方得以置身于冲突之外。

盛宣怀显然是个同时解决多方面问题的天才,如轮船、电报、铁路、矿务,他的头衔也越来越多。1896年时他是津海关道,并兼任当时中国大多数铁路工程的总办,还主持着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德璀琳看到盛氏揽了这么多肥差,便提醒李鸿章要防着他一手,李氏却置之不理,他评价盛氏是个“小心人”。

1886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建了北洋大学堂,1897年又在上海创建了南洋公学。两校都是实力不俗的工科学府,不但培养工程师,还培养政治家。王宠惠和陈立夫就毕业于北洋大学。到了20世纪初,盛宣怀的权势已炙手可热,政敌也越树越多。1908年,他以医治肺痨为名东渡日本,实则是躲避国内的尖锐批评。在日本,他会见了政界和实业界的要人,并考察了日本的实业。1911年2月,盛宣怀官拜邮传部尚书。在任上,他力主铁路国有化政策,结果点燃了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在条约口岸,盛宣怀的外国竞争对手赞赏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锲而不舍、精力过人,却不怎么信任他。濮兰德(J. O. P. Bland)说他是个“老狐狸”,而马士(H. B. Morse)则说“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信不过他”。无论盛宣怀的手脚是否干净,他的民族主义情感还是很强烈的。1896年5月,张之洞邀请他主持芦汉铁路的建设,这是张氏抵抗外国经济侵略的一步棋。在给张氏的回信中,盛宣怀慨然说:“再拼数年心血,为中国挣一口气,亦不敢惜。”①

1898年5月,为了抵制外国代表提出的关于铁路利权的过分要求,盛宣怀写道:“所以不惮艰险,挺身任之,利钝非所计也。”② 盛氏一往无前的锐气使他成就了许多功业,也令他得罪了不少人。他还有一个小小的成就,那就是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1909),而更重要的成就则是建立了中国首家现代银行。他将银行视为抵抗外国(尤其是俄国)金融侵略的一种必要手段。张之洞对此事的态度不冷不热,盛宣怀却十分热心。下文就是盛氏的一封奏折。

选文53 盛宣怀论现代银行(1896年)③

银行昉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扰,故能维持不敝。

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开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议者谓国家银行,当全发帑本,简畀大官,通行钞票,由部造发,如英法等国,财赋皆出入于银行,是户部之外府也。然中外风气不同,部钞殷鉴未远,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或致委重西人,取资洋款,数千万金,咄嗟立办,其词甚甘,其权在彼,利害之数未易计度。

臣惟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欲慎始而图终,必积小以成大。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召集股本五百万两,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口岸,以次添设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

臣前在上海与开设粤、闽、浙、沪、江、汉各海关官银号之绅商候选道严信厚议及银行之事。严信厚顾全大局,情愿以其独开之银号,归并公家之银行,使其气局宽展。并照汇丰银行规制,以精纸用机器印造银票,与现银相辅而行,按存银之数为印票之数,以便随时兑现……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但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并照西例,俟有余利,酌量提捐归公,预定章程遵守,商民既交得其便,国家即阴受其益……

1896年11月,恭亲王面告盛宣怀,大意是朝廷已准许俄国在京城开设中俄银行,如果中国事先不自设一银行,则利权将被俄国一网打尽。所以,清政府是最迫切地想看到这家银行如期开张的。1897年6月,银行正式开业,资本500万两,限华人持股。④

盛宣怀一生成就了许多功业,也置下了万贯家财。他说自己的一生还有三大憾事:没有中过进士,没有做过督抚,没有游历过西洋。他的价值观和抱负还属于传统一路,比他年轻一些的张謇(1853—1926)却有着不同的性格和理想。

张謇出身于江苏农家,1894年甲午科殿试,他从314名进士中脱颖而出,状元及第。这是一份巨大的荣誉,日后对他的事业助益良多。1882年,他被派往朝鲜供职,由于文才出众、办事用心,引起了李鸿章、张之洞等大员的注意。1895年,他本可担当重任,却决心投身实业。

张謇以状元从商而名声大噪。他厌恶官场的条条框框,更痛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讥评。他痛感于日本之胜,决心改变中国的贫弱现状。李提摩太曾发表自己的改革主张,包括发展教育和实业、改善公共卫生和福利、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等。张謇对李提摩太的建议颇为动心,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家乡—江苏通州。江苏的通州通常被称作“南通”,以别于北京附近的通州。南通产良棉,而甲午战后日本也在培育良种棉花。张謇白手起家,1898年在南通创建了大生纱厂。他既是工厂的管理者,又是官商之间的桥梁,毕竟官府的照顾是不可或缺的。张氏本人的意图在1897年大生纱厂的《厂约》中说得明白,现节录于下。

选文54 张謇的经济观

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是以二十一年(1895)冬,南皮督部既奏以下走经理其事,不自量度,冒昧肩承,中更人情之乖,益以商市之变,千磨百折,忍侮蒙讥,首尾五载,幸未终溃。是非下走才力智计之所能,盖大府矜谅于上,有司玉成于下,而二三同志君子贤人劻勷而提挈之力多也。今厂工已毕,纱机已开,凡我共事之人,既各任一事以专责成,事有权限,无溢于权限之外,无歉于权限之内,事庶举手。⑤

我们可以从本篇和其他文章中推测,张謇办实业成功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有韧劲、肯吃苦;第二,同地方官员和督抚关系良好,这一点多少得益于他状元的名声。他可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儒商。他多年工作不领薪水,有时旅费竟要靠卖字来筹。他还要同鄙夷弃儒从商的社会风气做斗争。1925年,将要退休的张謇在股东会上发表了一份宣言,回顾了自己弃儒从商的历程:

謇不幸生当中国上下不接时代,投身实业所受之困辱,及年力已衰不堪重困久辱,须请股东举贤为代……况謇亦股东之一,视公司与地方自治、与全国实业,都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故认为亦广亦重也……

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即有声望之要人,亦不轻见;见必不为屈下……年三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一厂计自丙申至己亥(1896—1899),为负谤含垢,强力图成,无息赔息之一节;自庚子至辛丑(1900—1901)为渐转复厄、支柱危险之一节;自壬寅至丙午(1902—1906),为日进有功之一节;自丁未至乙卯(1907—1915),为平流而进之一节……二厂计自丁未至戊申(1907—1908),为整地建厂、无息赔息之一节,己酉至乙卯(1909—1915),为岁获赢余之一节……(一厂)总凡二十七年,赢利兼正余二者,凡九百九十六万四千六百余两……(二厂)开机后十六年,赢利兼正余二者,凡三百五十一万七千一百余两,合共一千三百四十八万一千七百余两……二十余年自己所得之公费红奖,大都用于教育慈善公益,有表可按,未以累股东,而慷他人之慨也……⑥

张謇待工人如慈父,仿照日本做法为工人兴建宿舍。1903年,他曾赴日本一行。下面摘录几段张謇的日记,以见日本政治和实业制度的影响:

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

日人治工业,其最得要在知以予为取,而导源于欧,畅流于华,遂足分欧之利而兴其国。然大概工价,则过华或倍或二倍。我政府而有意于通商惠工也,利过于日有五说焉:一、原料繁富,二、谷足工廉,三、仿各国之长使利不泄,四、餍民生之好使不愿外,五、与世界争进文明,其要则“以予为取”一语赅之。日本凡工业制造品运往各国,出口时海关率不征税,转运则以铁道就工厂,又不给则补助之。国家劝工之勤如是。然地少谷贵,工资与制作之业并增均长,而言工业者犹务进不已也。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即退,更无中立,日人知之矣。

回经安治川,观范多隆太郎所有之铁工所……能造汽车及浚渫机船,匠目无欧洲人,台湾基隆有分场。我思上海制造局规模之大,经费之宏,几几十倍于此,曾未为农工实业造一船、制一械,以市于民而收其利,以助农商之业而分人以利。彼此相较何如也?……

日本士大夫为官、商,听其人志愿,方为官则一意官之事,及为商则一意商之事。华士大夫则方官而有商略,方商而有官式。⑦

到1910年,张謇不仅掌管着南通和上海的三座纱厂,还经营着航运公司,承运自己的产品,另有面粉厂、榨油厂、酿酒厂和盐业公司。短短十年,南通一跃成为一座工业城市。与此同时,南通还逐渐具备了从幼儿园到南通学院的一套教育体系。南通学院设有贸易、师范、蚕学、农学、医学、工程等学科。在慈善方面,南通还建起了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和盲聋学校,还有一座新式监狱。在文化设施方面,南通拥有了博物馆、图书馆和公园。这些进步大多是由张謇促成的。

张謇也因德高望重而被推任公职。他是20世纪初立宪运动的领袖,而且是江苏省谘议局的议长(1909—1911)。1912年,他受孙中山之邀入阁,出任实业总长,1913年至1915年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在张謇的推动下,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公司法和破产法。然而,袁世凯并没有给他太多施展的空间,他不久就辞官回乡了。1917年,他在南通开办了一所伶工学校,邀请剧作家和名伶任教。1920年,他邀请梁启超和杜威(John Dewey)来伶工学校发表演说。胡适(1891—1962)在为《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作的序中写道:“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⑧

下面一段文字,是1913年张謇在就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典礼上的演说。这篇演说道出了他对工业化的总体想法,他尤其坚信棉、铁生产是中国进步之必需。这一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如今天这样深入人心。

謇尝研究海关贸易册,知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昔年从事棉业,困苦艰难,屡蹶而后振,顾于铁业,未涉津涯……但铁业为吾华一线生机,今日为世界各国所注目者,仅此一厂。办事人积十余年辛苦,苟不至矢尽援绝,决不肯半途而废……况十年树人,李君昔年所遣吴、李诸君,又自欧洲学成而返,他国人方为之震惊而叹服。正可再接再厉,努力进行……国家规永久之业,而用人惟贤,办事务实,则虽国有,而无弊害……⑨

1914年,张謇写了一封信敦促政府发展矿业:

窃闻制造之业莫重于钢铁,经济之原莫先于货币。东西各国靡不有炼钢制币之官厂及金银铜铁诸官矿,平时以供社会之要需,战时以备国家之缓急……

新颁矿业条例,惟食盐、煤油二种定为国有,其他各矿在国家方力持开放主义,原无与民争利之心。然如铁如铅,不特为轮轨机械之所必需,亦实为枪炮弹药之原料,而釆炼费巨,听民自为,动多流弊。似宜济以官力,免蹈汉冶萍覆辙。⑩

张謇的生平虽然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颇为明显:他极力弥合儒教与近代产业间的鸿沟,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①《愚斋存稿初刊》卷二十四,第27页。

②《愚斋存稿初刊》卷三十一,第32—33页。

③《愚斋存稿初刊》卷一,第14—15页;又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④《愚斋存稿初刊》,卷二十五,第12页。

⑤原题《厂约》,见《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第7—8页;又见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编:《张謇全集》(第三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页。

⑥原题《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见《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八,第33—36页;又见《张謇全集》(第三卷),第113—117页。

⑦以上三段日记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卷四,第1—34页;又见《张謇全集》(第六卷),第482—794页。

⑧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5页;又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42—544页。

⑨原题《汉冶萍就职演说》,见《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五,第13—14页;又见《张謇全集》(第三卷),第793—794页。

⑩原题《拟具官营矿业办法呈》,见《张季子九录·呈文录》卷九,第3—5页;又见《张謇全集》(第二卷),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