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898年的变法失败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中国士大夫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分裂，而他们对西方的回应正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从那时起，一个上层领导者的重要新兴集团逐渐和清王朝分道扬镳。这一新兴集团又分作两派：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是以康有为为首的君主立宪派。两派都有报刊，宣传各自的主张。1900年后清政府的新政是对以往保守主义的修正，但这只是多条变革线索中的一条。还有一条线索就是国内外的反清动乱，其基础是留日学生。
清廷在新政中出台了不少公文，也取得了若干成就。新政的范围大体不出张之洞、刘坤一的奏折①所言，本章的文献只涉及其中一些主要成就：废除八股与科举②，广设现代化和半现代化的教育机构；立宪运动③，令人始料未及地引起了各省政治的活跃，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编练新军，在文官政府迅速失去对政局的控制时，将一股开明的军事力量注入其中。除了以上这些重要变革，法律、实业、交通、银行与金融④、社会风俗的变革也都有了重大进展，如果篇幅允许，都应做进一步的说明。例如，法律方面，1902年至1907年间，沈家本领导一个专门机构修订了《大清律》，并开始起草现代民法典和诉讼法，这一工作到民国时期仍在继续。
关于清季十年清政府的困境，流传着一个经典的比喻：它身陷流沙，如果挣扎自救，只会陷得更深更快。张之洞勾画的新政蓝图特别着重于人才培养。培养人才必须求诸新式教育，而新式教育又须求诸留学，而留学助长了学生爱国反清的革命情绪。清王朝本是让自己未来的官员接受现代教育，却不料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签下了自己的死刑书。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作为一个异族政权，先天不具备“现代化”能力；它愈发无力因应1900年之后的政治问题就是证据。清朝的覆亡，很难说制度原因占几分，人才原因占几分。或许，制度与人才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过时的制度必然产生退化无用的统治阶级。
（一）拳乱之后的新政
1900年朝廷逃到西安时，义和团运动中呼风唤雨的极端保守派大多非死即逐。慈禧太后从北京逃往西安，一路颠簸于车轿之中，备尝艰辛。她一路上得到了沉重的教训，也近距离接触了偏远地区的官员和农民，必然收获颇多。军机大臣荣禄是太后的密友，也是唯一随行的满人重臣。或许就是在荣禄的建议下，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最重要的则是宣布实行新政。此举着实高明，既道出了朝廷的悔意，又掩饰了太后对拳乱的责任。
1901年1月29日，新政上谕颁布，其中引用了太后的“懿训”：“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等于否认了太后曾阻挠变法。接着又说：“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上谕命朝廷内外臣工就何者当兴、何者当革，各抒己见，详细条议上奏。上谕下达后，对策的奏折纷至沓来。
1901年4月21日，督办政务处成立，主要职能是审核有关新政的奏议，由荣禄、奕劻（1838—1917）等充督办政务大臣，张之洞、刘坤一遥为参预。当时权势最盛的疆臣是李鸿章、袁世凯、刘坤一和张之洞四人。此时李鸿章已届风烛残年，议定《辛丑条约》是他最后也是最耻辱的一桩差事。订约后不久，李氏便溘然长逝。袁世凯全副精力都扑在天津周边的恢复重建上，还要尽力确保八国联军的早日撤离。于是，擘画新政方案的任务就落在了刘坤一和张之洞肩上，二人联名于1901年7月12日、19日和20日各递一折。10月2日懿旨称许二人的奏议“事多可行”，命“随时设法择要举办”。事实上，8月29日上谕废除了八股文，于次年实行，同时彻底废除了武举。9月16日，上谕准江南、湖北、四川等省派遣留学生，并予嘉许。
日俄战争之后，大批留学生负笈东瀛，变法三折所擘画的大多数新政到此时才付诸实行。所以，中国在政府主导下真正的大规模现代化运动至20世纪初才展开，比日本迟了40年。
选文50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1901年）
遵旨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⑤
仰见我皇上惩毖多难，必欲扫积习以济时艰。感涕之余，且愧且奋。臣等尝闻之《周易》，乾道变化者，行健自强之大用也；又闻之《孟子》，过然后改，困然后作，动心忍性，增益所不能者，生于忧患之枢机也……
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谨先就育才兴学之大端，参考古今，会通文武，筹拟四条。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日奖劝游学。敬为圣主陈之。
一、设文武学堂。【编者按：作者首先考察了自古以来的学校和考试制度。】唐采回历，隋志经籍，多收方言。明初文科，亦兼骑射。钦惟我朝康熙年间，测天造炮，皆用西人。内府地图，创用西法之经纬线……尼布楚界碑，兼用三体文字……祖宗旧制，洵足为万代法程。今泰西各国学校之法，犹有三代遗意，礼失求野，或尚非诬……
【编者按：接下来，作者详细描述了外国学校制度，尤其关注德、日两国。各级学校、科目、课外作业、军事训练等，都娓娓详陈。他们建议所有县一律设小学堂，废除八股文，还讨论了八股文章士的任用，认为要让他们有饭碗可端。此处从略。】
一、酌改文科。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之首务……半年来，谘访官绅人士，众论佥同。改章大指，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拟即照光绪二十四年臣之洞所奏变通科举奏旨允准之案酌办……大略系三场先后互易……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之类。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
兹拟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
【编者按：剩下的“停罢武科”“奖劝游学”两条，此处从略，下文还将涉及。】
此四条为求才图治之首务。其间事理皆互相贯通，互相补益。故先以此四事上陈，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揆之今日时势，幸无可幸，缓无可缓……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⑥
窃臣等筹拟兴学育才四条，业经会同奏陈在案。窃惟治国如治疾，然阴阳之能为患者，内有所不足也。七情不节，然后六气感之，此因内政不修而致外患之说也。疗创伤者，必先调其服食，安其藏府，行其气血，去其腐败，然后施以药物、铁石而有功。此欲行新法，必先除旧弊之说也。盖立围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国既治，则贫弱者可以力求富强。国不治，则富强者亦必转为贫弱。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谨将中法之必应整顿变通者，酌拟十二条。一曰崇节俭，二曰破常格，三曰停捐纳，四曰课官重禄，五曰去书吏，六曰去差役，七曰恤刑狱，八曰改选法，九曰筹八旗生计，十曰裁屯卫，十一曰裁绿营，十二曰简文法。敬备朝廷采择，胪陈于下。
【编者按：以上纲目，其内容不问而知，其论证的细节不再一一摘录，我们不妨直接进入结论。】
以上十二条，皆中国积弱不振之故，而尤为外国指摘诟病之端。臣等所拟办法，或养民力，或澄官方，或作士气，前人论及此者多矣。特以误于弊去太甚之言，怵于诸事更张之谤，律令文告都成具文。小有设施，不规久远。
今日外患日深，其乐因循、务欺饰者，动以民心固结为言。不知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局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商挂洋旗，士入洋籍。始由否隔，寝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必先将以上诸弊一律刬除，方可冀民心永远固结，然后亲上死长，御侮捍患，可得而言矣。仰恳圣明裁察施行，以为自强之根本……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
窃臣等筹拟兴学育才四条，及整顿中法十二条，业经两次会同奏陈在案……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采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今蒙特颁明诏，鉴前事之失，破迂谬之谈，将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虚己之衷，恢宏之度，薄海内外，无不钦仰，翘首拭目，以观自强之政。顾西法纲要，更仆难终。情形同自有异同，行之亦必有次第。臣等谨就切要易行者，胪举十一条……大要皆以变而不失其正为主。谨为我皇上胪陈之。
一、广派游历。欧美强盛窥伺中国，已百年矣……然而自强无具，因应无方，驯致妄开巨衅，几危大局者，则皆坐见闻不广之一病，于各国疆域、政治、文学、武备茫然不知。同治季年虽已派游历、设驻使、遣学生，而愚陋谬妄之人，闻出洋者之言，则诋其妄；见总署之官属，则恶其污，于是相戒以讲洋务为讳。甚至上年夏间，京外大僚犹有谓洋人不能陆行者，有谓使馆、教堂既毁，洋人即从此绝迹者。锢蔽至此，致召阽危，诚可痛矣……
论今日者，欲求急救之方，惟有广派游历之一法。观其国势，考其政事学术。察其与我国关涉之大端，与各国离合之情事。回华后，将其身经目睹者，告语亲知，展转传说，自然群迷顿觉……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尝考西国兴盛之初，皆由游历而起……
一、练外国操……圣祖仁皇帝征三藩，则用西洋人南怀仁铸红夷大炮，至今炮上尚铸有南怀仁之名……抑练兵尤有要者，外国于其都城，皆设有专管筹画兵事之大臣。英、法、德等国名曰总营务处，日本名曰参谋本部，略如宋人枢密院之意，专掌全国水陆兵制饷章、地理图籍、操练法式、储备粮饷、转运车船、外交侦探等事。平日之豫筹，临时之调度，皆以此官掌之……中国欲练精兵，非设此衙门不可。其章程请敕出使大臣李盛铎向日本索取译寄，采择用之。惟其参谋部总长，须深于兵事起自行间者，方使任之，并非仅用亲贵资格……
一、广军实。和约虽定，战备不可不修。我无战具，则和局不能保矣。经费虽艰，军械不可不制。不制军械，则将士永不知今日战阵为何事矣。大厂自难多开，小办必须努力……如能派人赴日本各国学习尤善。
一、修农政。中国以农立国……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查外国讲求农学者，以法、美为优，然译本尚少。近年译出日本农务诸书数十种，明白易晓，且其土宜风俗，与中国相近，可仿行者最多。其间即有转译西国农书，一切物性土宜之利弊，推广肥料之新法，劝导奖励之功效，皆备其中。
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曾奉旨令各省设农务局。拟请再降明谕，切饬各省认真举办……查汉唐以来，皆有司农专官，并请在京专设一农政大臣，掌考求督课农务之事……
一、劝工艺。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艺，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有贩运……外国财多，中国人多，今中国讲富国之术，若欲以商务敌欧美各国，此我所不能者也。若欲以工艺敌各国，此我所必能者也。劝工之道有三：一曰设工艺学堂……一曰设劝工场……一曰良工赏以官职……至于自创新法造成各种货物者，给予牌照，准其专利若干年，凡人工所成之货，厘税尤须从轻，新出式样并免厘税三年，亦为鼓舞工艺之要务。总之，欲养穷民，查荒地不如劝百工，欲塞漏卮、拒外人，不如造土货，富民富国确实可凭，如此则但患生齿之不繁耳，岂患生齿之日繁乎！
一、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中国矿产富饶蕴蓄而未开，铁路权利兼擅迟疑而未办，二事久为外人垂涎。近数年来，各国纷纷集股来华，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形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利侵权，或借开矿而揽及铁路，或因铁路而涉及开矿……近年法于云、贵，德于山东，英、意于晋、豫，早有合同章程，纷歧恐未必尽能妥善……【编者按：本条还讨论了其他立法，此处从略。】
一、用银元。银元之利有三：平色划一，出纳分明，吏胥不能舞弊勒索，官民不致贴补受累，一也；商贾交易简捷无欺，驵侩无权，既益于行旅，亦便于汇兑，二也；官款收发全用银元，以大元为母，小元为子，相辅而行，工火局用外，尚有盈余，三也……
一、行印花税。查外国征商之政，除烟、酒、洋药外，大率皆无关税，其巨款全在印花税。凡有关银钱、物业之契约，单据领用官局印花粘贴其上，其大意在抽银不抽货，抽已卖之货，不抽未卖之货，抽四民百业凡有进项之人，不仅抽商贾贸易之人，故西人解印花税之义曰：此乃银钱税也。今日筹款，此事似可仿行……
一、推行邮政。查外洋各国邮政，为筹款一大端，大率岁入皆银数千万两，而递信最速。中国驿站为耗财一大端，岁费约三百万两，而文报最迟……
中国既无邮局，于是英、德、美、日本诸国，在中国自设信局，侵我利权，实非万国通例。自光绪二十一年奉旨饬催总税务司赫德办理，光绪二十二年沿海沿江渐设邮局，附于海关税务司兼办……
一、官收洋药。方今筹饷最急，然而零星罗掘，难得巨款，厘金将撤，碍难再加，盐价屡加，亦难过重。惟有加价于洋药，则不病民而增巨饷。查法国及西班牙运售火柴、吕宋烟，日本在台湾收售洋药、土药，皆由公家收买分销，今拟仿照其法。检海关贸易册，光绪二十五年洋药进口销售者五万九千一百六十一担……以六万担计，合九千六百万两，现在时价，每两价银五钱，姑以大率作一万万两计算，共计价银五千万两，税厘在内。拟以后由官设局，在各关进口时，全行收买，然后转发散商，分销各省……计每年可得盈余一千万两……
一、多译东西各国书。今日欲采取各国之法，自宜多译外国政术学术之书。译书约有三法：一令各省访求译刻。译多者准请奖，然经费有限，书不能多也。一请明谕各省举、贡、生员，如有能译出外国有用之书者，呈由京外大臣奏闻，从优奖以实官，或奖以从优虚衔，发交各省刊行，如此则费省矣。然外国要书流播入中国者，无几不能精也。一请敕令出使大臣访求该国新出最精最要之书，聘募该国通人为正翻译官，即责令所带随员、学生助之……
以上各条，皆举其切要而又不可不急行者……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且大率皆三十年来已经奉旨陆续举办者，此不过推广力行，冀纾急难……伏望圣明深察远览，早赐施行，使各国见中华有奋发为雄之志，则鄙我侮我之念渐消；使天下士民知朝廷有改弦更张之心，则顽固者化其谬，望治者效其忠，而犯上作乱之邪说可以不作，天下幸甚……
（二）教育改革
科举制度的历史超过一千年。清代科举的正式文体是八股文，主张经世致用的读书人反对八股已久，主张以论述时务的策论代之。1887年，应御史的奏请，数学被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不幸的是，守旧观念仍占据支配地位，没有几个士子对这个新选择感兴趣。1897年，甲午战争两年之后，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立经济特科，以识拔通晓时务而不惯作八股文章的士人。次年，梁启超等百余名举人联名上奏，请将科举全盘废除。康有为也上奏，强烈支持废科举以御外侮。1898年的百日维新中，调整科举科目的诏令已经下达，却未得实施。1903年年初，两江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联衔上奏，建议逐步废除科举（即选文51）。此后另有人奏请全废科举。1905年9月2日的谕旨最终宣布，即刻且永久停废科举。自公元622年起，科举通常一年一考或三年两考，极少中断，直到1905年彻底结束。
为了替代科举制度，清政府仿照西方和日本建立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教会学校由此取得了新的地位，招生状况也大为改观。以往教会学校专招贫苦子弟，如今也开始吸引官绅阶层的子弟。与此同时，留洋（尤其是留学东洋）受到热捧。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一度超过万人，而留学欧美的只有区区几百人而已。固然有些留学生确实学到了真本事，但也有一些人只是在日本的师范或政法学校的速成班镀了层金，回国后摇身一变就成了教师或法官。
教育制度变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留洋学生突然获得了认可。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一位牙医）被赐予进士或举人出身。1905年以后，教育制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西化。这一运动并未使中国迅速走向民主，因为此时教育还只是富人的奢侈品。而新制度是否造就了张之洞汲汲以求的“人才”，也只有天知道了。
选文51 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⑦
窃惟国无强弱，得人则兴，时无安危，有才斯理。诚以人才者，国家之元气，治道之根本……中国今日贫弱极矣，大难迭乘，外侮日逼，振兴奋发，正在此时……
钦惟我皇太后、皇上宵旰焦劳，求贤若渴；诏各行省普立学堂，复申谕以敦促之……而起视各省，大率观望迁延，否则敷衍塞责，或因循而未立，或立矣而未备。推究其故，则曰经费不足也，师范难求也。二者固然，要不足为患也。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盖学校所以培才，科学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八股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
中国非无忧时之人也，而绅民不闻倡建学堂者，亦以群情注重科举，父兄以是勖子弟，乡党以是望侪偶……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臣等诚私心痛之……
请断自宸衷，决然必行……务期科举逐渐而尽废，学校栉比而林立，上以革数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亿兆辈有用之人才，五洲惊服，万世瞻仰，在此举矣……
（三）立宪
在政治改革方面，1905年慈禧太后向欧美派遣了两个使团，考察外国宪政，以昭郑重。使团回国后，戴鸿慈（1853—1910）和端方（1861—1911）两位钦差大臣联名进呈了《欧美政治要义》一书，选文52就选自该书。该书刊行于1907年，而其要旨已在1906年9月缮折上奏。
这部书在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第一，它反映了两位钦差对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解。戴鸿慈是一位传统的儒门士大夫，端方则是以开明干练著称的满人官员，他们在宪政问题上能走多远，全视朝廷意愿而定。他们论述西方宪政时，对何者当拒、何者当纳的取舍非常有趣。第二，这部著作凸显了当时新政施行者的实用主义取向，宪政体制之所以正当，乃是因为现实之需要，而不是因为学理之不谬。例如，作者在首卷中提出宪政可以提高君主统治的效能，而不会分散其大权。他们还特别强调，如果民众有权参政，就会激发他们对国家事务的热忱，国家利源就会滚滚而来，政府的税收也会得到极大便利。第三，他们的话并不只是讲给太后一个人听的，他们还希望为君主的作为能够公诸全国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两位钦差回国不到一年，此书就刊行了。将此书与当时立宪派刊物上登载的文章对比，观点大同小异。不难看出，政府还想用这本书赢得士大夫的更多支持，冀收遏制革命之效。
选文52 外国宪政考察报告（1906年）
观欧洲立宪政体之政治编制，最宜详审者，则君主亲裁之时与立宪政体之时，君主之权力因宪法而有如何之变化是也。欲知此重要之处，当就纯粹君主亲裁政体之国一变而为君主立宪政体之国考之。若比利时、希腊、拉马尼等国，依民意定宪法选定君主之制，意大利、西班牙因民约而成国之制，名为君主国，实皆民主国者，姑置不论。如德意志皇帝非以固有之权力创成帝国，特各邦依条约而委任以联邦盟主之权力，其宪法亦颇似民主宪法，亦不必论。夫所谓纯粹君主亲裁政体之国一变而为君主立宪政体之国者，如普鲁士王国、巴威里王国、索撒王国、墺大利帝国等是也……
右举诸国如普鲁士、索撒及墺大利之宪法，皆曾咨询国会使之修正，亦非纯然之敕拟宪法。在今日之世界，惟巴威里宪法有纯然敕拟宪法之性质，首定君主之权力，揭大纲一条，谓王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宪法之条规行之，君主一身不可侵犯云云。次则逐条列记属于君主之各种权力，此因法兰西大革命影响及于全欧，德意志各邦人民亦皆望立宪法，虽其君主不欲骤改亲裁政体，然势不得已，亦遂应时而各敕拟宪法……
至于君主一身不可侵犯，则无论敕拟、共议皆有此语，盖因君主亦犹是人也，或时有过失，以政策之误有损民之利，悖立宪本旨，又或因过失而违背宪法之条规。当是时，则非难集于君主之一身，辱权力，损威严，政体将从此破坏矣。故各国宪法置君主于指斥言议之外……则宪法条规亦将有名而无实，是与君主亲裁之时无异也。因此之故，必使政府大臣辅弼君主，有误政道或违宪法，则为辅弼者未尽其任，故政府大臣必代君主而负其责任。此之谓责任大臣，各国宪法明确规定者……
君主于宪法制定以前，总国政之全权，国家一切政务皆取决于民（君）主；而宪法制定以后，亦非大有变更。君主仍为最高之机关，宪法特就国中各部机关明定其权限而已。故君主之权力不仅明记于宪法者已也，即宪法所不载者，凡关于国政之权力，君主仍得行之。泰西学者称君主不由他种机关而自行之权力为大权，其所以为大权者，在行之之时不必据定宪法条规，故不明记于宪法者颇多。学者或又以为保持君主之权力，特揭明文于宪法，以明其为君主之大权，使它种机关如国会等不得相侵，而称为宪法上之大权。凡君主之大权皆明记于宪法之上，其未明记者，君主绝不得行。此说不然，宜注意焉。
（四）袁世凯与新军
袁世凯当时已经以能员著称，并跻身清末新政领袖之列。他以练兵起家，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2年之后他又致力于推翻共和，帝制自为。他去世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时代，多数军阀都曾是他的部将。
袁世凯出身于官宦之家，家族长辈中文官、武将都有。他读书不多，早年从军，被李鸿章安插在朝鲜。戊戌政变和义和团运动使得能带兵、会练兵的官员受到朝廷重视。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仕途从此平步青云。中国近代军事力量可以追溯到湘军和淮军，它们是曾国藩等一众中兴名臣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而组建的地方武装。1885年中法战争后，在戈登的建议下，天津武备学堂成立。武备学堂聘请德国教官，采用西式军事教育方法，成果却微乎其微。甲午战后，张之洞组建了“自强军”，后来移驻吴淞，同样聘请德国教官训练。⑧ 大约同时，芦津铁路总办胡燏棻（卒于1906年）受命组建新式陆军，取名“定武军”，以德式操法训练，扎营于天津20英里外的小站。这支军队成为日后北洋军的骨干。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加入了维新运动的头号社团强学会，同时也和兵部尚书荣禄等大员建立了良好关系。通过这层关系，袁氏得以指挥定武军，不久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1895年12月8日，圣旨命袁世凯严格按照德国陆军操典训练新军，为此，中方教官也必须学习德文。
1896年至1898年间，袁世凯的精力主要倾注在这支新军上，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他幸运地置身风暴之外。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过了他的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的印绶。1903年荣禄去世，当时慈禧太后痛感家国之耻，将提振武备作为新政的重要一环。袁世凯再次抓住机会，在心腹大将的协助下，培植起效忠其个人的武装。他的部下如冯国璋（1859—1919）、王士珍（1861—1930）、曹锟（卒于1938年）、段祺瑞（1865—1936）等人，后来都成了炙手可热的军阀。1905年年末，袁世凯已经练成北洋陆军六镇，即使在袁氏脱离军队期间（1907—1911），北洋众将依然效忠于他。
袁世凯的传记作者固然对其新政成就言过其实，但袁氏也确将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一些建议变成了现实，其最著者就是科举之废。民国时贬损袁氏的人，似乎忘了他在民国之前还曾立下这份功劳。袁氏在山东巡抚任上（1899年12月6日—1901年6月16日）曾上折条陈十事：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其思路和《江楚会奏变法三折》⑨相同。袁氏在自己的地盘上推行新的教育制度，建立大、中、小学堂，还设立校士馆作高等研究之用。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和军机大臣（1901—1909）期间，除了练兵，他还努力识拔外交人才，又在保定开办农务大学堂和农事试验场，还开办工艺局，以鼓励实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应对新军、学校、巡警等新事业的开支，袁氏推行财政改革，开征新税，开办现代银行。他还赞成君主立宪—至于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则是另一个问题。在他的鼓励下，许多学生和军官东渡日本，学习政治和军事。日本顾问逐渐取代了德国顾问。简言之，这段时期袁世凯主要致力于新军建设、民众教育和地方善政。他出众的才干和显赫的地位，无疑使他的新举措赢得了太后的支持。太后死后，在很多怀有进步思想的人看来，袁世凯是唯一能挽狂澜于既倒的人。
①见选文50。
②见选文51。
③见选文52。
④见第21章。
⑤《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二，第9—29页；又见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6—378页。
⑥《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三，第1—33页；又见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346—378页。
⑦《光绪政要》卷二十九，第7—9页；又见陈元晖主编，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30页。
⑧见第17章。
⑨见选文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