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维新运动和太后重掌大权二事，并没有保守派估计的那样顺利。一面是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威胁，一面是汉人对满人统治的敌意日渐高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变法势在必行。如果慈禧太后要变法，则势必让人觉得她在肯定光绪帝1898年的诏书，等于在世人面前打了自己的脸。她更愿做维新和守旧两派之上的仲裁者。
1900年，国内的反对声音使慈禧太后恼恨，国外对维新派的公开同情更使她怒不可遏。她最终决心把宝全押在守旧派上。守旧派则试图将一切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满引向洋人，引向皈依洋教的中国人，引向洋人修建的教堂和铁路。
效果果然立竿见影。1900年6月，千千万万的拳民受了怪力乱神的蛊惑和守旧官僚的怂恿，相率起事，蔓延山东、山西、直隶和辽东半岛。他们烧教堂，拆铁轨，毁电报线，杀外国教士和中国教徒。6月20日，清廷对列强宣战，拳民立即围攻北京的使馆和教堂。他们截断了京津之间的铁路，逼退了一支2000人的英国援军。8月14日，八国联军（包括日、德、英、法、美等国）进入北京，清军和义和团对使馆和教堂的围攻本就半真半假，此时更是烟消云散。列强通过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向中国勒索了高达3.339亿美元的赔偿。
即使有外国的挑衅，也只有对西洋情形两眼一抹黑的当权者，才会给清朝的国运带来如此浩劫。
死硬派的首脑中有几位是亲王。19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皇室的机构名存实亡，他们的教育长期被忽视。他们从小不学无术，又惯于颐指气使，很容易炫惑于民间的怪力乱神。所以，当山东拳民自称得神之助、子弹不伤时，他们竟然深信不疑，连太后本人恐怕也信以为真了。
拳民被视作尽忠报国的义民和中外决战关头的可恃之力。他们所有非理性的暴力行为—杀教民、杀洋人、毁坏一切跟“洋”字沾边的事物—当时统统被视作抵抗侵略者的爱国行动。1900年京师及京畿的大乱，是无知、迷信和群体狂热交汇而成的。
关于义和团的起源，可谓众说纷纭。关于这个问题，中国方面以劳乃宣（1843—1921）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以“义和拳”为名的秘密会社早在1727年至1808年间已经存在，并且一直存续到19世纪末。“拳”指的是中国防身的技击之术。“义和拳”既是一路拳术，又是使用这路拳术的会社的名称。① 简单来说，此团体起源于传授此拳术的会社。由于官府命山东民众组织团练，抵抗德国对山东的蚕食，于是各地的义和拳纷纷改称“义和团”，由此取得了半官方武装的身份。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如施达格（G. N. Steiger）博士所著的《中国与西方》（China and the Occident），则采用更狭义的概念，认为义和团是戊戌政变之后才出现的，是奉朝廷之命组建的武装力量。但是，最近的研究已经证明此说不可信。
下文三篇义和团的文献，第一篇是一份传单，这种形式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此后历代不绝。传单有时是出于好事者的胡闹，有时却是阴谋家利用无知和迷信倡乱的工具。另外两篇是拳民的告示，很有典型意义。1900年4月到8月间，这种告示遍布华北乡村。老人们想约束年轻人的逾矩行为，自己却也信了义和拳的那套说辞。
三篇文献都未直接抨击洋人，但都诉诸佛、道等种种迷信。其中，第一篇文献（特别是其中“十愁”的说法）流传甚广。
选文48 拳民告示②
（1）义和团传单
关公圣帝君降坛曰③：今年人死七分，求观音菩萨大法慈悲，能救众生，可传送此帖，灾能免。传一张免一身之灾，传三张免一家之灾，若不传说，荒（谎）言为神所恶，反加重灾。
为善者可保，作恶者难逃，不信可看七八月间，人死无数。诸神圣时察人间善恶。天有十愁：一愁天下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水连天，四愁四川起狼烟，五愁江南大荒乱，六愁人死多一半，七愁义和拳人弱，八愁洋人直隶闹，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吃。殃转福有命，代笔人免一家之灾。
六月十九日、七月二十六日向南方上供，免尔之灾。
（2）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义和团晓谕
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虔诚设立义和神团，为此晓谕严规村坊事：
窃有天主教，由咸丰年间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帑，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恶痛恨；以及民之树木禾苗，无一岁不遭虫旱之灾。国不泰而民不安，怒恼天庭。今以上天大帝垂恩，诸神下降，赴垣设立坛场，神传教习子弟，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否极泰来之兆也。而恐愚庶无赖之徒，仗势横行，依强凌弱，报与村首团长，以公为公，按法办理，不准狥（徇）私为己。如有私情，神目如电，察示无私，轻罚重法，绝不宽宥。因以外教邪术迷人，上天恼怒，差众圣下界赴坛，传教子弟义和团。义者仁也，和者礼也，仁礼和睦乡党，道德为本，务农为业，而遵依佛教。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
斋堂川齐家司马兰村坎字团具
（3）告白
中原各省集市村庄人等知悉：
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自示之后，晓谕村庄人等，无论尔等谁庄，如有教民，急速驱逐，自逞将教堂及伊等房屋，俱各延烧毋留。谁若招留抗违隐匿信主之人，吾等到处一例问罪，用火焚化，以致掣肘。尤恐不谕而诛，吾等不忍无故干受其累。勿违，特示。
义和拳具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在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势头之下，朝中敢于站出来反对的人寥寥无几。许景澄（1845—1900）和袁昶（1846—1900）是最杰出的两位。许景澄，同治七年（1868）进士，曾任驻日公使（1880）、驻法、德、意、荷、奥公使（1884—1887）和驻俄公使（1891—1898）。袁昶，光绪二年（1876）进士，充总理衙门章京十余年（1883—1894），1898年9月除直隶布政使，以三品京卿在总理衙门上行走。他们认为拳民全不可恃，中国向列强开战无异于自杀，而围攻公使馆则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二人既是浙江同乡，又是好友，联名具奏镇压拳民，旋被诬为汉奸，6月26日被捕下狱，两日后处斩。
下面的三封奏折就是两位勇敢的大臣所作。通过这三封奏折，我们可以从北京的视角，对义和团运动的背景和发展做一总体的了解。
选文49 反义和团的殉难者（1900年）④
第一封奏折为户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少卿袁昶所上，奏请剿拳民以弭巨患：
伏查嘉庆十三年七月上谕，即有山东河南一带匪徒，设立八卦教、义和团等名目之事，实系白莲教余孽，曾奉仁宗皇帝严旨密拿惩办。去年，吴桥县知县劳乃宣说帖考之最详。前月，东抚袁世凯遵旨覆陈，言万无招抚编为营伍之理，言之最为切实明白。前东抚毓贤，办理平原县邪匪一案，称匪首朱红灯自称明裔，妖言煽乱，各处响应，幸被官兵掩捕擒获，就地正法，绝无能避枪炮刀斧之妖术，此其明证……
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内城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
许、袁二人的第二折奏请保护使馆，以维持大局：
窃自上月二十四日，德国公使克林德途遇枪毙之后，该匪遂攻击各国使馆。提督董福祥所统甘军，尤与之声势相倚，狼狈为虐……今已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众，自诩能避枪炮之术，而今安在？
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为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我国家与泰西各国通商，垂六十年，准其各省传教，平日教民倚势鱼肉乡里，以洋教士为护符，地方官或者希图了事，抑制平民，亦所不免。民心怨愤，仇视教民，是皆臣等办理不善……见异服异言，统呼之为毛子，锐以狝薙为快……
臣愚请保全使馆，为将来转圜地步。一面严旨切责董福祥，饬令甘军悉行退扎城外……一面仍请责成大学士荣禄，克期将拳匪一律驱逐出城，以救燃眉之急……
1900年7月28日，许、袁的第三折直接导致了二人之死：
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掣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群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有余。前山东抚臣毓贤养痈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附虎以翼……裕禄且招揽拳匪头目，待如上宾，乡里无赖棍徒，聚千百人，持义和团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与该督分庭抗礼，不亦轻朝廷羞当世士耶？……
大学士徐桐，索性糊涂，罔识利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胶执己见，愚而自用；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居心狡狯，工于逢迎。当拳匪甫入京师之时，仰蒙召见王公以下内外臣工，垂询剿抚之策。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为逆说……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
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使徐桐、刚毅等，不加以义民之称，该匪尚不敢大肆焚掠杀戮之惨。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赵舒翘、启秀、裕禄、董福祥、毓贤，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朝廷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此折奏闻之后，二人即被处斩。
①译者按：“义和拳”作会社名称时，英文应译作“Harmonious Brotherhood”，原书“Righteous and Harmonious Fist”的译法不确，且有误导性。
②翦伯赞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١٩٥٧年，第١٤٨—١٤٩页。
③译者按：在翦伯赞《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一书中，“关公圣帝君降坛日”是传单的题目，而非正文。英文本译者将“日”字看作“曰”字，把“关公圣帝君降坛曰”当作正文第一句，似较原书通顺。传单内容借关公之口宣传，所以著一“曰”字，而作“日”字则难以索解。《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刊登了王火选辑的《义和团杂记》，收录了一篇类似的传单，开头即是“关圣帝君降坛曰”。此处姑从英文本改动。
④《光绪政要》卷二十六，第8—10页；又见翦伯赞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第159—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