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春，康有为等人的屡次上书以及康有为有关日、俄改革的著作上呈朝廷，使开明官员关心起维新的问题。最重要的则是引起了光绪帝本人的对维新的重视。此时是自1889年皇帝成年、太后撤帘归政以来，光绪帝掌权最充分的时候。光绪帝认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于1898年6月11日颁下诏书，宣布变法。同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向皇帝保荐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推动变法。6月16日，光绪帝破格召见康有为，着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以专折奏事之权。光绪帝和维新派的诸领袖都偏于理想而短于政治经验。他们在短时间内颁布了大量改革诏令，而没有细查改革的社会与政治条件是否成熟，推行之后能否见效。这些诏书中有关于科学研究的，有关于西法练兵的，有关于发展农业与教育的，有关于公布公共预算的，有宣布废除八股文的，有罢免守旧官员的，有裁撤闲曹的，不一而足。把持着肥差的官员和只晓得起承转合的士子纷纷群起反对他们。保守主义者们怂恿慈禧太后镇压维新变法，说如果不镇压，太后自己也权位难保。9月21日，太后下令软禁光绪帝，再度垂帘听政。由此，守旧派完全掌握了局势，其倒行逆施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我们首先叙述一下当时复杂的朝局，然后再考察更为复杂多变的保守主义思想。康有为和梁启超以芝麻小官而骤得大权，又有些自以为是，于是激起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弹。
（一）朝廷与皇帝
在变法之争的大题目下还有几个小题目：新旧之争、满汉之争、英俄之争、帝后之争。慈禧太后只关心皇室的利益，如果维新运动奉她为领袖，她对维新的阻挠就会大大减少。但是即便如此，矛盾仍然不可避免：慈禧太后权力的支柱是她所宠幸庇护的太监和守旧大臣，而皇帝则是维新一派的领袖。不撤换太后的人马，新政便无从施行；如果太后同意施行新政，则大权必定旁落无疑。新政直接威胁到了她本人的地位，也动摇了守旧大臣的地位，毕竟他们是改革的主要对象。如果主张维新的光绪帝握有实权，则太后和守旧大臣便风光难再。手握重兵的地方大员荣禄（1836—1903）死心塌地地依附太后，反对维新，以保全禄位。协办大学士徐桐（1820—1900）也是一位守旧大臣，光绪帝对他极为反感，1887年至1898年的11年间只召见过他一次。仗着太后对自己信任有加，徐桐一直未遭罢黜。
此一时期，朝中有南、北党之争。太后支持以徐桐和大学士李鸿藻（1820—1897）为首的北党，光绪帝则支持以帝师翁同龢为首的南党。刚毅（卒于1900年）也是太后眼前的红人，竭力阻挠变法，并且主张废黜光绪帝。不消说，臭名昭著的太监李莲英（卒于1911年）也反对一切变法措施。荣、刚、李三人沆瀣一气，破坏维新事业。
地方督抚中，唯有湖南巡抚陈宝箴将变法诏书切实施行。山东巡抚和四川总督都是荣禄的党羽，对诏书阳奉阴违。两广总督谭钟麟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唯荣禄之命是从。皇帝敦促刘坤一、谭钟麟切实推行变法，刘氏竟以未收到诏书为由推诿，而谭氏则直接置而不答。
攻击变法的御史与守旧大臣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令一位御史与守旧大臣素无瓜葛，只要能参哪个维新派一本，马上就能得到守旧大员的垂青。例如，有一个叫曾廉的举人上书请杀康有为。曾廉的动机为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徐桐览书大悦，马上将曾廉邀请到自家宅邸，奉为上宾，不久又保荐他出任知府。在朝臣之中，翁同龢大体上是守旧派，长期以来一直是光绪帝最信任的师傅。翁氏看到皇帝对康有为等人的倚重更胜自己，不免心生嫉妒，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
裁撤冗员和闲曹，如詹事府、通政司、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使许多官员一夜之间就要丢掉饭碗。举人和贡生也将丧失入仕的机会。将寺观改作校舍的想法则过于简单，实则难以办到。当时高级僧尼往往与紫禁城内的太监有交情，从而间接地能和太后搭上线。当和尚告诉太监寺庙将被拆毁，地皮挪作他用，连太监自己也可能被扫地出门，那么太监就会竭尽所能说服老佛爷尽快停止变法。
总之，维新派领袖几乎全是汉人，而反对维新者以满人高官居多。刚毅曾说变法是损满益汉，另一名满人高官则说，康有为在保朝廷和保国家的面目之下，其实是想排除满人而保全四万万人。1898年7月，一位满人高官的妻子向太后哭诉，说所有满人都要遭到罢斥了。据说太后闻言大惊，这促使她下决心出辣手镇压维新派。1898年9月，太后在荣禄的帮助下发动了戊戌政变。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六名维新领袖被处斩，光绪帝则在幽禁中度过余生。1908年太后死期已届时，她的外甥已先她一日去世了。
下面这段光绪帝和康有为的对话发生在关键的6月16日，皇帝发动百日维新五天之后。由于这段对话是康有为去世后他的一位门生追记的，所以文中称康有为曰“先师”。这段对话可能就是这位“当代圣人”自己记录的版本。
选文46 康有为同光绪帝的对话（1898年6月）①
先师二十八早入朝房，与荣禄遇，与谈变法事。荣禄入对时，即面劾先师辩言乱政。荣禄下，先师入对。皇上问先师年岁、出身毕，先师即言：“四夷交侵，分割渐至，覆亡无日。”
皇上言：“皆守旧者所致耳。”先师奏言：“皇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是；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皇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先师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累致败，终必无功。”皇上然之。
先师又奏言：“所谓变法者，须将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言变法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又请先开制度局，皇上以为然。
先师又奏：“臣于变法之事，尝参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皇上曰：“汝条理甚详。”先师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不厉行之？”
皇上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先师知皇上有所碍，又奏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皇上曰：“伊等皆不留心办事。”先师对曰：“大臣等非不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矣。又多兼差，实无暇晷，无法参考新学，实无如何。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破格擢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事，当无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则彼等无从驳议。先师又曰：“昨日赏李鸿章、张荫桓宝星，何不明下诏书？”皇上一笑。“自割台后，民志已离。欲悚动臣僚之意，团结兆民之心，非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也。”皇上曰：“然。”
先师又奏：“今日之患，在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之故，皆由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缘以八股考试致大位之故。”皇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先师对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皇上曰：“可。”先师对曰：“皇上既以为可废，请皇上即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皇上曰：“然。”
皇上曰：“方今患贫，筹款如何？”先师略言中国矿产遍地，生财有道，但当设法开源，不患财用不足。先师又详奏译书、派游学、派游历各事，每终一事，稍息以待皇上命。皇上犹不命起，重及用人行政，末及推广社会，以瀹民智而激民气，并招抚会匪。因问，遂奏谢保国会被劾，皇上为保护之恩。皇上点首称是。久之，皇上点首云：“汝下去稍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先师乃起出，皇上目送之。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为从来所未有也。
在以上文字中，维新派一再引日本为榜样，足见甲午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中逐渐杂入了丝丝钦佩。一些中国人开始考虑赴日留学，明治维新的领袖在中国大受欢迎，伊藤博文就是一例。他于1898年秋造访北京。消息传开，许多官员建议借伊藤博文的长才助中国变法，兼可密切两国邦交。贵州举人傅夔奏请留伊藤博文为相，以行新政。伊藤博文被中国官员尊为再造日本的名相，而光绪帝已经凭着一腔热情，纸上谈兵地推行新政三个月有余。他决定于1898年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而维新运动第二天就夭折了。
选文47 伊藤博文同光绪帝的对话（1898年9月）②
伊藤奏曰：外臣博文此次来到贵国，系为漫游，本日蒙陛下召见，殊为光荣。恭维陛下改良旧法，力图富强，此于保全东亚局面上实有重要之关系，自不待言。博文漫游已终，归国奏明皇上陛下，陛下必宸衷欣悦。博文谨祝大皇帝圣寿万年！
伊藤奏毕，光绪命之坐，遂作下列之问答。
光绪：久闻贵爵大名，今日不图竟得相见，诚属快慰之至！
伊藤：本日辱蒙召见，亲得咫尺龙颜，荣幸实无有过于此者。
光绪：途中平安否？
伊藤：托陛下洪福，路上极为平安。
光绪：贵国大皇帝陛下安否？
伊藤：此次决定漫游后，曾入宫觐见，龙体极为安泰。
光绪：贵国维新以来之政治，为各国所称扬。贵爵对于祖国之功业，实无人不佩服。
伊藤：过蒙奖誉，万不敢当。臣不过仰体我天皇陛下之圣谟，聊尽臣子之职分耳。
光绪：贵我两国，地势上同在一洲之内，最亲最近。目今我国改革，迫于必要，朕愿闻贵爵披沥其意见，请贵爵将改革顺序方法，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予以指导。
伊藤：敬奉谕旨。王大臣如有咨询，臣依实际所见，苟有利于贵国者，必诚心具陈。
光绪：常与贵国同心协力，永久继续亲密国交，为朕所最为切望者。
伊藤：我国天皇陛下之圣意，亦实相同。此心若能普及于两国臣民，则交谊日渐亲密，实属易事……
之后的对话就是礼节性的了，意义不大。会见后，皇帝赐宴招待伊藤博文。
（二）反变法的保守思想③
维新运动的反对者在思想上建树甚少。他们乞灵于传统的教条以抗拒变革，认为有祖宗之法足矣。然而观其议论，仍不乏高见。他们的见解同样是这段历史具有启发性的组成部分。
按政治思想划分，保守主义者有两大类。第一类保守主义者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改变。他们有的认为治国就该靠人治加德治，无所谓法治，也就无所谓变法；有的认为祖宗之法无论如何也不可废，则也就无所谓变法。第二类人的反对则没有那么绝对。他们有的相信中法本就优于西法，所以不必变；有些人则承认西法确有优长之处，却与中国国情不合。他们最能认可的说法是，西法非必不可取，西政非必不可用，但康有为的变法则弊大于利。他们认为，康氏变法最严重的害处就是腐蚀人心—中国制度之优越在于王道，而西洋人唯重金钱，西法则并用法治与霸政。
王先谦（1842—1917）是学林泰斗，《东华录》的编者之一。他与大藏书家叶德辉（1864—1927）都认为，中国之坏是人之坏而非法之坏，所以言变法不如言变人。王先谦进一步宣称，西方人公心重而中国人私心重，所以民主制度难以行于中国，其说如下：
夫所谓自治云者，从前西国本无政教，百姓困苦，不能相忍，自下劘上，以成此局。中国数千年圣帝明王，殚其作君作师之心力，积累经营，筹虑既周，防检尤密。其立国之本，固不侔矣。而中西公私之悬异，即由此而生。西人各挟一自治之权，鸠合大朋，互相抑制。坐而谋者公益，出而议者公害，政令公之，财产公之，土地公之【注：如印度取自公司，而归之国家是也】，其势皆出于不得不然。而上无龃龉不安之见，民无推诿坐视之心者，习成故也。
中国之民，自黄帝、尧、舜以来，戴君若天，望君若神，又乐其宽然有余也。而欣欣焉以自私，击壤之歌是也。自夏后氏家天下，民亦以为吾君之子也，而相与私之，君与民各据其私而私之……今以中国自私之心，而行西人自治之政，其不能相合决矣。④
褚成博也认为最紧要的便是变人心，他于1898年写道：
当今之世，非无治法之患，实无人心之患。欲求变法，先宜变心……自同治初元，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诸人，因外患日深，力崇西学……咸谓始虽效彼所长，终当驾乎其上。乃因循至今，岛寇偶侵，全局糜烂。是岂法之不变，变之不善哉，亦误于行法之不得其人耳……船械诸工，果能符宗棠原议，悉由华厂自办乎？……（李鸿章）所派学生，果有一二造诣精绝、为国竭忠御侮乎？……创设海军，果能遵葆桢原议自动训练乎？推之他事，莫不皆然……大率有初而无终，言多而行少……远猷败于粉饰，患气伏于贪私……从前总理衙门筹议海防云：各事一不得人，均归虚费，其误在用非其人，不在法之不善。⑤
一些守旧士人比较中西政治之后，认为西人除机械、算学外一无所知，而中国政治则为德治，为王政，为义，为太平，为永久。有道德力量在后面撑腰，中国必定能够统一区宇，宾服四夷。黄仁济是一位保守论者，他写道：
若谓天地人物，皆可以算学得之，似此则外洋宜有治而无乱，有兴而无衰，有生而无死，有存而无亡，有强而无弱，有富而无贫。何以治乱兴衰生死存亡富贫之故，外洋亦又得而握之。盖此算数之中，又有一天理之主宰焉。外洋但知一时一事之推测，而中华早悉百世千载之推测，斯即我中华有圣人，而外洋不能企及者……
外洋专重利，并行一信字，上下同心，有君臣一体之意，其国虽富强，终不能群情一统。我中华共重义，兼行一仁字，因少同心，反形衰弱。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实由此而推引。外洋专从数，并行一术字，凡事皆有数定，故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善恶贞淫吉凶祸福之理，全然不讲。中华则于数中兼说一理字，百事圣经圣传皆有理以穷其间……⑥
循着这一思路，许多士人和官员都承认西方之长在于富强之术，但此富强之术须加改造，以适应中国国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有多重内涵。诚如卫德明（Hellmut Wilhelm）教授所言，体用两分的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孟子的“内”和“外”。⑦ 在朱熹的学说里则称为“体”和“用”，相当于理学框架下的“理”与“气”这对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中体西用”的头号阐释者张之洞就精通朱子之学，无怪乎他将所有学术都分为两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个两分法用到政治学说上，就体现为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思想。有些人将“中体西用”解释为以霸道杂入王道，因为他们脑中还存着一个古老的观念—律法不外乎君主惩罚人民的工具。仿行西法不过一时权宜，中国治道的常经大法仍在于仁义道德。于是，这个口号又可以理解为：以服膺孔孟、尊戴君上为本，以夷人的“霸政”为辅，从而致国家于富强之境。士人文悌写道：
故其事必须修明孔、孟、程、朱，《四书》《五经》《小学》《性理》诸书，植为根柢，使人熟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纲常伦纪、名教气节以明体，然后再习学外国文字、言语、艺术以致用。则中国有一通西学之人，得一人之益矣。⑧
不少旅行日记告诉我们，这种态度可以一变而成为对西方异俗的厌恶。袁祖志《涉洋管见》中有一节读来趣味横生：
中土四时咸备，气候均调，泰西则寒暑不时，冬夏乱序，有自古迄今霜雪不降之处，该处之人，毕生不识六出花为何物……
以人事而论，中土首重伦常，次隆仁义。泰西则子不养父，臣玩其君，妻贵于夫，三纲沦矣。因夫妇之道不修故，婚姻之礼遂废。女子二十有一便纵其任意择夫，尽有屡择方配之人，不以先奸后娶为耻。青年碧玉，到处求雄；皓首孤孀，尽堪招偶。风俗之坏，一至于斯……
以言礼乐，则天子之居与齐民等。不过规模累大，而无森严堂陛之象。君主之容与君后之象悬以待沽，民间作为玩具，尊卑之分泯矣……
言乎服御，则除土耳其一国被服离奇外，其余各国相同，毫无分别。尊卑一式，贵贱难分。夏无纱葛之适体，冬鲜裘絮之章身。但有车马之劳，而无蓝舆之适。妇女裙长七尺，徒扫垢壤，帐帷高悬一丈，难拒蚊蚋。
以言乎饮食，则无分冬夏，均啜冷水凉醪；不解烹庖，但识牛脂羊肋；传餐无几，徒劳器具之繁；式食庶其，不胜仆从之瘁；羹汤绝少，珍错全无焉。
以言乎政治，则暴征苛敛，亘古罕闻。竟有按照物价所值，如数输纳，或查得偷漏，则递加十倍百倍以示惩罚。或有地税，或有丁税，或有身税，或有屋税，或有招牌税，烦重极矣。取之不厌，民何以堪，又复尊尚邪教，任其横行，竭民脂膏，启造礼拜堂，以有用之钱，置之无用之地，殊堪骇异。
至于律不载恋奸之条，妻可以置妾控夫，尤为可笑。此外则倒置失宜者，囹圄之反为天堂也。居大不易者，食用之贵如珍宝也。五伦不修而五谷不备也，百药不详而百草无香也……⑨
中国第一任驻英副使刘锡鸿在《英轺日记》中写道：
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其用可制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遽谓为有用之实学哉？……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而不可易。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⑩
另外一条批判西方物质至上主义的思路是，认为中国物质文明的停滞是因为中国人重大道而轻器物。例如，刘岳云（1849—1917）说：“夫夷之技，一工人耳，荐绅之所不道，而学士大夫之所鄙也……中国之才百倍于夷狄，特摒弃弗为，别求其至远至大者也。”⑪
有的人则没那么自大，反而有几分悲观。他们认为西方物质文明领先太多，中国人想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难于上青天。想要图存须得另辟蹊径，西化并不可取。大儒俞樾（1821—1907）开出的药方，就有几分道家消极抵抗的味道：
然则胜之将奈何？曰：吾固言之矣，两刚不能以相制，制刚者，柔也；两利不能以相制，制利者，钝也；然则两巧不能以相制，制巧者，拙也……即或决命于疆场，彼之利器足以伤我者不过数百人耳，数十人耳。吾赏罚信必，号令严明，千百为辈如墙而进，彼奈我何？故曰惟拙可以制巧。以大拙制大巧，必胜之术也。⑫
最后，有几种说法是专门针对西洋机器的：
（1）中国人单凭人力和经验就能胜过机器。沈纯写道：
中国舵工，视日晕云气而知何时有风雨，察水纹沙线而知此处有暗礁，验山形水色而知此海属何处。一日经历，终身不忘。他如琉璃河之铁杆、厦门之独石桥、都中之华表、广东之雕牙器、埃及古宫之楹栋、意大利之石刻，悉未尝借力机器。洋人见之，率皆摹抚流连，莫测其妙……⑬
（2）中国人口过于庞大，如果应用机器，许多劳动力将失业，社会的秩序与安宁将被严重扰乱。此论点被学者朱一新（1846—1894）痛切阐发：“西国地广人稀，故耕种亦用机器。若中国用此，一夫所耕，可夺十夫之利。彼十夫者，非坐而待毙，即铤而走险耳。”⑭
张自牧也说：
南亩之农夫，北山之矿工，及夫挽车操舟者流，数千百万之人，毕生胼胝于其中，一旦为机器所攘夺，失其谋生之业，其有不相聚焉乱者乎？泰西机器之行未及百年，而大乱屡见，殆由此也。⑮
（3）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机器的生产却是无限的。自然资源一旦枯竭，人类的生存便将面临困境，所以应该抵制机器。俞樾说：
今彼中（西洋）人则不然，但知穷极天地之所有，以供吾一日之用。语曰：“竭泽而渔，明年无鱼。”闻彼中用煤无度，产煤之地日以少矣……然即煤之一物而推之，则知用之无度必有穷……日复一日，菁华衰竭，恐天地块然不复能生人物矣！⑯
①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第26—28页；又见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96页。
②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卷），第229页。
③关于本节，请参看陈鍫《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收入包遵彭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7册第1辑），台北：正中书局，1956年。
④王先谦：《虚受堂书札》卷二，光绪三十二年版，第75—76页（译者按：陈鍫之文将《书札》误作《文集》）。又见王先谦：《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933页。
⑤陈鍫：《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第151—152页。
⑥陈鍫：《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第156—157页。
⑦Hellmut Wilhelm，“The Problem of Within and Without，a Confucian Attempt of Syncret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Ideas.
⑧文悌：《文侍御悌严劾康有为折》，见苏舆：《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⑨袁祖志：《涉洋管见》，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十册），第470—478页。
⑩刘锡鸿：《英轺日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五十六册），第184页；又见钱钟书主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第240页。
⑪刘岳云：《食旧德斋杂著》卷一，《〈格物中法〉序》首页，无页码。
⑫俞樾：《宾萌集》卷二，第6页。
⑬沈纯：《西事蠡测》，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十二册），第530页。
⑭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四，第50页，《拙庵丛稿》本；又见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0页。
⑮张自牧：《瀛海论》，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十册），第489页；又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辑：《历代边事资料辑刊》（第五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7—18页。
⑯俞樾：《宾萌集补篇》卷六，第79—80页，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