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可谓再熟悉不过了。它成为数十年间中国文化政策讨论的焦点。1898年，张之洞让这句话一夜成名。张氏既是推动改革的开明大员，又是反对宪政的保守士大夫。他在工业建设方面的作为已经见于第13章。由于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太过重要，我们在这里姑且抛开时间顺序，简要地对他的生平和思想做一整体的介绍。
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受儒家教育，为同治二年（1863）进士。他登科不久就上书皇帝，并以此得名。他先后做过两广总督（1884—1889）和湖广总督（1889—1907），其间曾短暂署理两江总督。这些履历使他成为晚清政府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不可或缺的咨询对象。晚清政治的一大特色就是，许多内外政策的制定首先由地方督抚提议。李鸿章、刘坤一、荣禄相继去世后①，张之洞就成为首屈一指的元老重臣，入京出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②事务。这是他最后的职位，实权甚少，对这个摇摇欲坠的朝廷难有什么助益。这个朝廷的寿命只比他多了两年。
张之洞的基本改革思想见于那部广为传诵的《劝学篇》。此书作于1898年，比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晚出38年。③ 上文已指出，“中体西用”的口号正是来源于冯氏。二人思路一致，而张氏晚冯氏一代，不仅在“西艺”上更富见闻，而且对于“西政”也了解更多。“西政”包括学制、财政、税务、军备、法制、奖励实业等方面。但是，张之洞并不欣赏西方的哲学和政治学说，其思想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条：
（一）振名教以保社稷。张之洞与曾国藩持守着同样的义理，对朝廷忠心耿耿。作为三朝元老，他对朝廷感恩戴德，对于清廷的轻徭薄赋、宽柔养民尤其赞叹不置。他还论证满汉同种，保满即保汉。
张之洞强调，孔孟之道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他批评将儒经译成英文的做法，因为他觉得这些译文都出自陋儒之手。他极为看重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曾说：“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④ 为保皇帝免遭革命之祸，民主制度、君主立宪和个人自由都在他抨击之列。1900年，他在汉口镇压了一次起事，处决与事者20余人。
张之洞对外国侵略切齿痛恨，是个十足的“鹰派”：他于1879年至1880年间主张对俄开战，1882年至1885年间主张对法开战，1894年至1895年间主张对日开战，1901年中外议和期间又主张在东北对俄开战—此次事件中，他对李鸿章的激烈批评惊动了朝廷。
在京师，张之洞被视为北派领袖，而翁同龢（1830—1904）则被奉为南派魁首。据张氏《年谱》，他颇为后悔自己没有培养嫡系人马。与翁氏相比，张氏更为开明，也更富远见。他提倡以教育为根本入手处，渐进地改良，而不是像光绪帝和康有为那样希图急遽的变革。他尖锐地抨击康有为的学说，他希望的是将孔孟之道与西方的技术、治理手段（而非政治体制）相结合：“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⑤—这句话又是那句著名口号的变体。
（二）教育救国。“教育救国”的口号在20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而读完张之洞的文章，你定会惊讶数十年前张之洞已经将这句话践行到了何种程度。他在成都和广州建立书院，资助书籍刊刻。在幕友的协助下，他撰成《轩语》与《书目答问》两书，前者论治学与作文，后者则是一部中国基本典籍的书目，至今仍嘉惠学林。
后来张之洞认识到，教育是一国富强的晴雨表：“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⑥；“西国之强，强以学校”⑦。他自问自答：“种何以存？有智则存。”又说：“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⑧
张之洞建议在京师和各省会建立大学堂，在各府建立中学堂，在各县建立小学堂；办小学的经费由行会和宗族组织供给；寺观应改作校舍（在当时是激进的手段）。1893年，张氏奏请设立自强学堂。1896年，该学堂在南京成立。学堂延请外国教习，开设外交、农学、实业、商业等课程。1895年12月，他又计划编练一支“自强军”。自强学堂和自强军的成立，将自强运动推向了高潮。1896年，张氏仿照曾国藩1872年的先例，派遣40名学生分赴英、法、德诸国留学。20世纪初，他又派遣许多学生留学日本。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张氏就向他们详询外国情形。他担任管学大臣⑨时，以归国留日学生提供的信息为基础，以日本学制为样板，制定了中国学制。张氏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受教育者的心理。他设置的课程依然重视读经与忠君。
（三）实业救国。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张之洞是一位开路人。1889年，他在广州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式铸币厂。1895年，他的自强军移驻上海郊外的吴淞，配以德国教官和近代化装备，成为中国新式陆军的骨干。张氏名气最大的手笔要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他在武汉开办了织布局、缫丝局、制革局；他为武汉带来了自行车、起重机和其他机械，为这座城市赢得了“中国芝加哥”的名号。他还积极推动铁路建设，亲自督建芦汉铁路。他鼓励商会和丝、茶等产业的发展。他一生握重权，掌巨财，却清贫以终。
1898年，他的《劝学篇》进呈御览之后颇受嘉许，钦命下发40册给各省督抚，命其“广为刊布”。下面是其中重要篇目的节选。
选文45 张之洞《劝学篇》节选
正权⑩
今日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将士之不能战也，大臣之不变法也，官师之不兴学也，百司之不讲求工商也，于是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乱之言哉！
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将立议院欤？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
且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故必家有中资者，乃得举议员。今华商素鲜巨资，华民又无远志，议及大举筹饷，必皆推诿默息，议与不议等耳。此无益者一……【编者按：张之洞随后又列举了“无益者”三条，此处从略。】
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藉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
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此所谓有百害者也。
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注：美国人来华者，自言其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抉私，上偏徇，深以为患。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
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此语出于彼教之书，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耳。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
夫一哄之市必有平，群盗之中必有长，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乡私其乡，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番蛮獠亦必无此俗。
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
若强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循序⑪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馐；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
华文不深者不能译西书。外国各学堂，每日必诵耶稣经，示宗教也。小学堂先习蜡丁文，示存古也。先熟本国地图，再览全球图，示有序也。学堂之书，多陈述本国先君之德政，其公私乐章，多赞扬本国之强盛，示爱国也。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舵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去毒⑫
悲哉洋烟之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过九载，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余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以后浸淫尚未有艾。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
《论语》曰：“齐之以刑，免而无耻；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法所不能治者，名得而治之。顾亭林曰：“以法治人，不若以名治人。”《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政所不能化者，学得而化之。何也？
中国吸烟之始，由于懒惰，懒惰由于无事，无事由于无所知，无所知由于无见闻。士之学取办于讲章墨卷，官之学取办于例案，兵之学取办于钝器老阵，如是已足……大率皆可以不勤动、不深思、不广交、不远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缓，缓生暇，暇生废，于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学之故也。
若学会广兴，文武道艺；城乡贵贱，无有不学。弱者学之于阅报，强者学之于游历，其君子胸罗五洲，其小人思穷百艺，方且欲上测行星，下穷地隔，旁探南北极，岂尚有俾昼作夜，终老于一灯一榻者？导之且不为，况禁之哉？
故曰兴学者，戒烟之药也……
变法⑬
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
试观曾文正为侍郎时，尝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诗赋之弊矣，及成功作相以后，若力持此议，当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馆阁之人材，然而无闻焉。何也？大乱既平，恐为时贤所诟病也。
文文忠尝开同文馆，刊公法格致各书矣，以次推行，宜可得无数使绝国、识时务之才，然而曲谨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馆，不考总署章京，京朝官讲新学者阒然无闻。何也？劫于迂陋群儒之谬说也。夫以勋臣元老，名德重权，尚不免为习非胜是之谈所挠，而不睹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
又如左文襄在闽创设船政，在甘创设机器织呢羽局。沈文肃成船政，设学堂，与北洋合议设招商局。丁文诚在山东、四川皆设制造洋枪枪弹局。此皆当世所谓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经营者皆是此等事，其时皆在同治中年、光绪初年国家闲暇之时。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灭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
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请征之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
请征之史……历代变法最著者四事，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赵边以安；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若武灵之不终以嬖幸，魏之不永以子孙不肖，与变法无涉。商鞅变法，废孝弟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注：西法以省刑、养民两事为先务。】请征之本朝……即如轮船、电线创设之始，訾议繁兴，此时若欲废之，有不攘臂而争者乎？
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为苟安之俗吏，盖以变法必劳思，必集费，必择人，必任事，其余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计，皆有不便，故藉书生泥古之谈，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隐情也。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又一为苛求之谈士。
夫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亦诚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制造各局、出洋各员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谈，不推原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而吹求责效，较之见弹求鹗炙、见卵求时夜，殆有甚焉。
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矿山未开而责其获利，事无定衡，人无定志，事急则无事不举，事缓则无事不废，一埋一搰，岂有成功哉？
非攻教⑭
异教相攻，自周秦之间已然。儒墨相攻……唐则儒释相攻，后魏、北宋则老释相攻……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传大中至正之圣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纯、人伦之至，即远方殊俗，亦无有讥议之者。然则此时为圣人之徒者，恐圣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张大之，要在修政，不在争教，此古今时势之不同者也。
中外大通以来，西教堂布满中国，传教既为条约所准行，而焚毁教堂又为明旨所申禁。比因山东盗杀教士一案，德国藉口，遂踞胶州，各国乘机要求，而中国事变日亟。有志之士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如仍颓废自甘，于孔孟之学术、政术不能实践力行，学识不足以济世用，才略不足以张国威，而徒诟厉以求胜，则何益矣。岂惟无益，学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会匪、游民藉端攘夺，无故肇衅……
不特此也，海上见闻渐狎，中西之町畦渐化，若游历内地，愚夫小儿见西国衣冠者则呼噪以随之，掷石殴击以逐之，一哄而起，莫知其端，并不问其为教士、非教士，欧洲人、美洲人也。夫无故而诟击则无礼，西人非一，或税关所用，或官局所募，或游历，或传教，茫然不辨，一概愤疾则不明，诏旨不奉则不法，以数百人击一二人则不武，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则不知耻。于是外国动谓中国无教化，如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
至于俗传教堂每有荒诞残忍之事，谓取人目睛以合药物，以造镪水，以点铅而成银，此皆讹谬相沿，决不可信……若有此事，则西国之人早已尽为教堂残毁，无完肤、无遗种矣。若谓不戕西人，惟残华民，则未通中华以前，此千余年中之药物、镪水、银条，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国所需之药物、镪水，所来之银条，一日之内即已无算，中国各省虽有教堂，又安得日毙数千万之教民，日抉数千万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语云：“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荐绅先生、缝掖儒者，皆有启导愚蒙之责，慎勿以不智为海外之人所窃笑也。
①李鸿章卒于1901年，刘坤一卒于1902年，荣禄卒于1903年。
②关于学部，见第20章。
③关于《校邠庐抗议》，见第5章（二）。
④《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第13—15页；又见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⑤《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第48页；又见张之洞：《劝学篇》，第71页。
⑥张之洞：《劝学篇·序》，第1页。
⑦张之洞：《劝学篇·序》，第2页。
⑧《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第24页；又见张之洞：《劝学篇》，第53页。
⑨译者按：原文为“minister of education”，当时学部尚未成立，教育事务由管学大臣掌管。时任管学大臣的是张百熙，张之洞只是会同张百熙、荣庆厘定学制。
⑩《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第23—26页；又见张之洞：《劝学篇》，第19—21页。
⑪《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第27—28页；又见张之洞：《劝学篇》，第22—23页。
⑫《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第38—40页；又见张之洞：《劝学篇》，第31—34页。
⑬《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第19—22页；又见张之洞：《劝学篇》，第49—51页。
⑭《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第51—53页；又见张之洞：《劝学篇》，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