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论述中国回应西方的文字汗牛充栋，文笔上乘的篇章百花齐放，很难说哪几篇可以独占春光。那时的士人还受着精深的古文训练，行文不杂白话，国家存亡的大题目正与他们的凌云健笔相得益彰。甲午战争的失败粉碎了士大夫阶层的骄矜自满。俄、德等列强在华攘夺租借地，瓜分蚕食迫在眉睫。这不但预示着有清一朝大厦将倾，似乎还预示着华夏文明大限将至。无论是维新派还是守旧派都非常清楚，三千年中国历史文化之存亡，都挑在他们肩头。他们都熟读“四书五经”，在辩论中还要征引圣人之言。而圣人之言大多简明有力，所以他们的文章读起来也朗朗上口。
晚清内政腐败，外敌侵逼，使得中国读书人的改革呼声更加强烈。英、美等国驻华公使以及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传教士也曾呼吁清政府仿效西方，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读书人纷纷著书立说，大讲“危言”，他们中间已形成一股新潮流。随着读书人更多地了解西方，他们对西方的赞赏逐渐从火器、轮船、铁路转向了政治、社会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改良和革命两大阵营的领袖人物中都有不少广府人，他们在香港和上海同西方人有着直接接触。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将康有为及其同时代人研究的哲学问题一一论列，而是从他们论战的文章中选出若干段落，呈献给读者。
康有为（1858—1927）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是《大同书》。康有为出入儒佛，广读西书，从《礼记》的《礼运》篇发展出一套乌托邦思想。他认为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国家之界、种族之界、男女之界、物种之界等九界。九界一破，万事大吉。康有为主张建立一个世界统一的“公政府”，现有的民族国家及其军队一概废除，历法、语言文字、度量衡都应统一。公政府设总统一人，由全世界公民选举产生。在这个新世界里，无论男女，生来皆自由、平等、独立；人们没有家庭羁绊，男女同居一年即可再订关系，或者另寻新的伴侣，儿童则由国家教养；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差别，所有的农田、工厂、商业部门都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一切自然资源都应得到科学的开发。总之，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将会是一个破除了国家、阶级、种族、性别、家庭、财产、职业甚至物种的界限，消灭了一切不公和苦难的乌托邦。这种反传统的思想显示了康有为思想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与深湛的学问结合在一起，变得更为有力。
康有为27岁时并无官职，却试图上书皇帝，请求变法。他被人视作疯子，上书也并没有呈送皇帝。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征集了1300人联名向皇帝上万言书，史称“公车上书”，其要点是主张拒和、迁都、变法。上书还建议破格用才、高薪养廉、停废捐纳、裁汰闲曹、改革科举、兴学育才、翻译西书、奖励发明、建立农商学校以殖财富民、改革地方官制、施行仁政以养民等。上书还提到了公共卫生、救济贫民、整修道路、发行纸钞、开辟航线、移民垦荒、讲求矿学、推行保险、提高鸦片税、废除厘金、修筑铁路、制造军舰等话题，可谓包罗万象，体现了康有为广阔的视野。
1897年，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此时康有为已经是工部主事，他再次上书，劝谏皇上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定维新之国是，允许各省自行推进改革。工部的堂官不喜欢康有为的直言，并没有为他代递上书。1898年初夏，康有为得以觐见光绪帝，说服这位年轻的帝王下诏明定国是，维新变法。下《定国是诏》的6月11日常被视作“百日维新”的开端，其实有些变法谕旨在此之前就已颁布。①
康有为在经学上属于今文学派，喜欢讲玄之又玄的“通三统”。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各不相同，改革也应该因时制宜。他还喜欢讲“张三世”，即社会从据乱世到升平世、最后到达太平世的过程。他认为改革越彻底，这个进程便越快。
在这里我们不细讲康有为的政治哲学，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之所以尊崇儒经，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他在石破天惊的著作《孔子改制考》中说，所谓“三代之治”乃是孔子的虚构，先王的事迹也属子虚乌有，不过是孔子用来歆动时君变法改制的说辞。下面的逻辑就是，如果孔子赞成变法，那么所有的孔门弟子都不应该反对变法。
黄遵宪（1848—1905）青年时以能诗闻名。1870年他游历香港，记录了在港的各种观感，如市政井井有条，西人侵逼中国等。1877年他前往日本，在中国驻日公使馆任参赞六年，其间学习日语，同日本学者交游。1882年至1885年间，黄氏任驻旧金山总领事。当时加利福尼亚爆发排华风潮，因此黄遵宪对美国留下了恶劣的印象。回国后，他赋闲数年，闭户著书，撰成《日本国史》，在序言和各章的按语中，他都难掩对日本维新的赞赏，表示希望中国能有一场类似的运动。他的观念中先进与保守互见。他不赞赏西方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夫妇、父子关系。1890年起，黄氏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其间游历了英、法两国。
1894年，黄遵宪应召回国。他目睹了甲午之败，写下了许多激愤的诗篇。1896年，黄氏与梁启超结识，二人相见恨晚，遂成莫逆。1896年初秋，黄遵宪觐见光绪帝。光绪帝问他，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氏答曰：“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据说皇帝听后先是一脸惊讶，继而微笑颔首。②
后来黄遵宪出任驻德公使，遭到德方拒绝，于是转任湖南按察使。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是一位开明、能干的大员。黄、陈二人在湖南着手兴办维新事业。他们办时务学堂，邀请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前来任教。他们公开演讲，鼓吹维新思想，购买蒸汽船，计划修筑湘粤铁路。他们的行动招致了湖南保守士绅的抗议。黄遵宪将《日本国志》进呈光绪帝，光绪帝十分喜爱，另要了一部。1898年夏，黄遵宪由于健康原因卸任，赴上海养病。
黄遵宪的诗人生涯显示出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人士如何影响了后来的文学革命。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笔调感情充沛而有说服力，以激发爱国主义。他也是第一位以俚语入诗的近代诗人，不但在诗中描写异域风光，还将世界眼光和西方思想融入诗中。其遣词用句虽然依旧古雅，表达方式却更加灵活多变。他写道：“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严复（1854—1921）虽然不是康党，却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曾求学于格林尼治海军学院，辜鸿铭（1857—1928）则求学于爱丁堡。他们二人都效力于张之洞门下，后来又都执教于北京大学。这两位可能是当时中国对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了解最深入的学者。他们早年都赞赏西方，而晚年则趋于保守，崇中抑西。辜鸿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用英文写就的，英语学界对他的研究很多。严复之所以出名，则是因为他将英文书翻译成典雅的古文。他的主要贡献是将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哲学思想介绍给当时的中国社会。
严复14岁时入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1876年毕业后，他被派往英国继续深造，学习海军。严复精于数学，又对逻辑学、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学感兴趣，回国后执教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后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897年，严复同夏曾佑联手创办天津《国闻报》。该报十日一期，转译西方及日本报章，内容异常丰富，积极宣传维新思想。1898年，严复将自己所译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刊行，该书经多次修改，版本众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格言激发了中国读书人的兴趣，很快就传诵于演说者的口头，宣扬于报人的笔端。严复还翻译了穆勒③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和《穆勒名学》（Logic）、斯宾塞（H. Spencer）的《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以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Wealth of Nations）。虽然这些译本将西方近代思想引入了中国，但只是打下了一个脆弱的基础，民众对此基本上一无所知。
辛亥革命后，严复成为袁世凯的顾问。1915年，他参加了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并且成为宣扬帝制的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因此饱受共和派的口诛笔伐。
康有为的思想是从中学发展而来的，而严复虽然也深通中学，但其思想的根基却建立在西学之上。严复的思想广度至少在表面上超过康有为。他早年常纵论各种变法措施，那时他还是支持维新变法的。他批评维新的领袖们对西方只是一知半解：
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邮电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杂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收其效者，则又何也！④
他又说：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⑤
严复还批判了张之洞宣扬的“中体西用”说，他写道：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且西艺又何可末乎？⑥
有一个现象很有趣，那就是严复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到了晚年都不再仰慕西方。早年他曾主张改革应当深入而渐进，而不是骤变。他希望同外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希望有一位深得民心的皇帝，希望打破保守主义者的政治垄断，还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然而到了晚年，到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严复的思想来了个彻底的逆转，认为中国的制度、学问皆在欧洲之上。他说：“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⑦ 此时严复已经成为一名保守主义者，留辫蓄发，批评新文化运动。
19世纪90年代，学贯中西的王韬、严复和主张改革的薛福成、黄遵宪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思想资源，但是维新需要一位强势人物坚定立场，提供领导。下文便可谓是康有为号召行动的檄文。
选文41 康有为《强学会序》（1895年）⑧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扰扰，人心皇皇，事势儳儳，不可终日。
昔印度，亚洲之名国也，而守旧不变，乾隆时英人以十二万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昔土耳其，回部之大国也，疆土跨亚欧非三洲，而守旧不变，为六国执其政，剖其地，废其君矣。其余若安南，若缅甸，若高丽，若琉球，若暹罗，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为国于太平洋群岛、非洲者，凡千数百计，今或削或亡，举地球守旧之国，盖已无一瓦全者矣。
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孟子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卫藏土司圉徼之守，咸为异墟；燕、齐、闽、浙、江、淮、楚、粤、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盗粮。吾为突厥、黑人不远矣。
西人最严种族，仇视非类。法之得越南也，绝越人科举富贵之路，昔之达宦，今作贸丝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光绪十五年始举一印人以充议员，自余土著，畜若牛马。若吾不早图，倏忽分裂，则桀黠之辈，王谢沦为左衽；忠愤之徒，原郤夷为皂隶。伊川之发，骈阗于万方；钟仪之冠，萧条于千里。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戚。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肝脑原野，衣冠涂炭。嗟吾神明之种族，岂可言哉！岂可言哉！
夫中国之在大地也，神圣绳绳，国最有名，义理制度文物，驾于四溟，其地之广于万国等在三，其人之众等在一，其纬度处温带，其民聪而秀，其土腴而厚，盖大地万国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风气未开，人才乏绝，坐受凌侮。昔曾文正与倭文端诸贤讲学于京师，与江忠烈、罗忠节诸公讲练于湖湘，卒定拨乱之功。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图避谤乎？闭户之士哉！有能来言尊攘乎？岂惟圣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四万万之人将有托耶！
梁启超（1873—1929）是康有为的弟子，也是他的重要助手。在众多康门弟子中，梁启超是日后声名最显赫的一位。本书后面会一再选取他的文章。⑨ 在近代中国，梁启超可谓学问最博，驰誉最广之人。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1890年到1911年，倡导维新和立宪；从1912年到1919年，支持共和，一度进入内阁；从1919年到去世，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政论、杂文和学术著作。
梁启超9岁时就可以写出流畅的长篇古文，被目为神童。他18岁时读了徐继畬的《瀛寰志略》⑩，并开始对汉译的西书产生兴趣。他既是康有为的弟子，又是谭嗣同的朋友，所以深受康有为《大同书》和谭嗣同《仁学》的影响。
1895年，梁氏投身维新运动，次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他在《时务报》上接连发表了十篇文章，统名《变法通议》，下面的选文就是该文的节录。张之洞对梁启超特加青眼，欲加延揽。梁氏谢绝了张之洞，却接受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出任新设的长沙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在湖南，他同黄遵宪、谭嗣同一起组织南学会，刊行《湘报》，鼓吹民权、保国、保种等思想。下面的选文是维新派的一篇重要文章，他们立足过去，又面向当代。
选文42 梁启超论变法（1896年）⑪
序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
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创法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僩焉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薾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于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汉唐中兴，斯固然矣。《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
论不变法之害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惟国亦然……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越南、缅甸、高丽服属中土，渐染习气，因仍弊政，薾靡不变，汉官威仪，今无存矣。
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缅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弊，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
【编者按：接着，梁启超详细阐发了康有为的观点：中国地大物博，其落后在于政治制度。】
难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法，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薙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作宪书，用欧罗巴法以改《大统历》，则变历法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
（泰西诸国）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夜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余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常乐于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
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
谭嗣同（1865—1898）是梁启超的朋友，为变法而牺牲，年仅33岁。他思想早熟，富有创见；他是性情中人，豪爽任侠，志行高洁。谭嗣同少年时受继母虐待，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博览群书，能识大体，诗文也都典雅可观。其哲学著作《仁学》作于1896年至1898年间，文风与经书相似。他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人们一般将他归为哲学家。
谭嗣同的思想虽然兼有儒、佛与西学等来源，然其大端则师承康有为。他的主要哲学思想都包含在《仁学》之中。书中认为，如果破除了国家的畛域，则个人自由将成为可能。一旦国界消除，则“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人类之所以无法实现这种社会，是由于为各种“网罗”所困。欲致人类于大同，则必冲决利禄、俗学⑫、君主、伦常、天、佛法等种种网罗。网罗一破，则海阔天空，无羁无绊，而真自由可得。
谭嗣同冲破忠君网罗之说，受到了黄宗羲的《原君》《原臣》的影响。⑬ 与康有为不同的是，谭嗣同不但要打破洋人的束缚，还要打破异族的钤辖。他主张变法图存，认为变法可以智民、富民、强民、生民；要变法就要做到“四通”—上下通，中外通，男女通，人我通。四种关系通达无碍，则仁道完成而全球合一。
谭嗣同既主张“四通”，也就反对闭关绝市，中断对外贸易，也反对重申海禁，阻止华人出洋。他认为外贸有益于中国，这一想法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很可能得自西方。他读《海国图志》时，就批评魏源的“以夷制夷”之策⑭愚不可及，中国自唐、金、宋以来屡受其害。他称赞林则徐的远见，因为林氏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沙俄。
谭嗣同认为，两千年的中国政治为乡愿之亡国政治，图存自救的根本在于废弃旧章，仿行西洋制度；而西洋所长不仅在其物质文明—船坚炮利是以良法美政为根基的。这种见解与郭嵩焘大体相合，比张之洞、康有为更上一层楼。他相信世间人性皆同，人性皆善，不分华人、洋人。洋人能办到的，华人只要下定决心也能学到。在1898年，谭氏大概是唯一放弃了改造儒学和旧文化的全盘西化论者。下文选自他给友人的一封长信。
选文43 谭嗣同论全盘西化⑮
来语“将讲洋务之术尚未精，必变法以图治欤？抑中国圣人之道，固有未可尽弃者欤？”嗣同以为，圣人之道，无可疑也。方欲少弃之而不能，何况于尽！特所谓道，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无其道则无其器……无其器则无其道。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
【编者按：接下来谭嗣同解释“道”随着“器”之变而变，这是对正统理学的重大改变。他认为，若器改变，则道不能不变。他又讨论了西方的父子、夫妇等家庭关系，认为可取。这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异趣。】
（西洋）夫妇则自君至民，无置妾之例，又皆出于两情相愿，故伉俪笃重，无妒争之患，其子孙亦遂无嫡庶相猜忌之患。朋友则崇尚风义，讲信修睦，通财忘势，而相赴难。其学堂书院之规模，一堂师弟，恩谊分明，迥非中国书院之攘诟，及近日师弟相待之薄……诋之者谓在中国有抉目刳心，为诸不道，而谁目睹之耶？果尔，何以在本国不闻有是，而天道又何在？此有识所断不信。
来语“数十年来，士大夫争讲洋务，绝无成效，反驱天下人才尽入于顽钝贪诈。嗣同以为，足下非惟不识洋务之谓，兼不识何者为讲矣。中国数十年来，何尝有洋务哉？抑岂有一士大夫能讲者？能讲洋务，即又无今日之事。足下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耳，电线已耳，火车已耳，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耳。于其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固宜足下之云尔。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
故枪炮厂不一，天津、上海、江宁其最久者，至用枪炮之时，无枪炮也。船厂不一，旅顺、福州其最大者，至用船之时，无船也。于是又不得已而购于外洋。外洋知中国素无试验船械之机器，莫辨良楛也，尽以其共弃而已废者，昂值售之中国……而出使大臣意在分肥，收兑委员从而索费；值愈昂而器愈劣，又累被倭船搜夺，私相授受，急何能择耶！然则中国虚掷此数十年，足下犹称为讲洋务，毋乃过于高视衮衮诸公，为之出其罪乎？……
续电线，创邮便局，以理邮政。汲自来水，然电气煤气灯，以利民用。街道修，则疠疫之源塞；医院多，则医治之术工；造公共之花园，以为养生却病之方。七日一休沐，以合文武弛张之政。博通各国语言文字，以翻译西书西报，以周知四国之为，以造就使才而四出游历，以长见识，以充学问，以觇人国之得失兴衰。各国之长并取之，各国之弊立去之。各国之船械，无一不能造；各国之器用，无一不愈精。谨权量，审法度，一道德，同风俗，法立而教自存焉矣。
更思足下轻敌之意，殆犹以为彼夷狄耳。此天下士大夫之通病，有断断不可不改者。语曰：“知己知彼。”先必求己之有可重，而后可以轻人。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期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遑言变夷耶？……若嗣同则自今益当求新，决不敢自固于所陈，足下不斥其妄，尤有更精之策，并为足下倾箱倒箧而出之。
一曰筹变法之费。除卖地以供国家巨用外，余议院学堂乡塾之所需，莫如毁天下寺观庙宇诸不在祀典之列者……
一曰利变法之用。机器之兴，仅赖煤炭火油以司运动，则耗多而势必竭。西国有收地热日热以行轮船，及用电气以行铁车者。然地日之热，其力甚微，电气资本，所费不给……然而西人诸机器之力犹有限量，欲求大至无限量之力，又莫如海潮。据天学家言，海潮与日月相吸之力，能令地球暂离其轨道，所以积久必有岁差。今任其自消自长，而不思所以用之……
一曰严变法之卫……【编者按：在这一条里，谭嗣同阐述了自己更新军备，建造飞艇⑯，以驾西方而上之的雄图。】
一曰求变法之才。前言变学校、变科举，是求才矣，而创办之始，尤贵有人焉以肩其任。莫如即责成各府州县之绅首，有能倡议废寺观，或集股开矿，或置办机器，与以一艺一事名者，与兴利诸事，即加服命宠异，令入议院充议员，由官佽助之，保护之，使成共事……
汪康年（1860—1911）也属于维新阵营，曾任军机章京，此时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则是一名报人。甲午战后，他成为提倡现代化和变法维新的急先锋，1896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梁启超为主笔，自任经理。汪康年提倡民权，认为应当让民众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参与政治。他所追求的民权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完整的民权，而是部分地参用民权。其议论小心稳妥，言之有据。
选文44 汪康年论民权⑰
中国之言治者曰：以君治民而已。至泰西而有民主之国，又有君民共主之国，中国之儒者莫不骇且怪之。虽然，何足怪哉！古之言治者，莫不下及于民。是以《尚书·洪范》曰：“谋及庶人。”《吕刑》曰：“皇帝请问下民。”《周礼·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去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其他见于经典者不可偻指数。是古之为国，未尝不欲与民共治也。
顾或患权之下移。不知君民共主之国，凡国有大事，下诸议院，议院议之、断之，君而行之。官君有不同，可使复议，议不能定，可更置议员，是大权仍操之君。
或曰：用民权则桀黠得志，豪强横行，乱且未已。不知民但能举俊秀以入议院，而不能肆行己志；议员但能议其事，而不能必其行，何肆横之有？
或曰：权在上则聚，在下则散，散不可以为国。不知议员人虽多，必精其选；议虽杂，必择其多。选精则少谬误之论，择多则愿行者众。是三者皆非足置虑者也。
且夫居今日而参用民权，有三大善焉。盖从前泰西君权过重，故民权伸而君权稍替。中国君权渐失，必民权复，而君权始能行。何则？中国虽法制禁令号出于君，顾前代为君者，深恐后世子孙不知事体，或有恣肆暴横之事，故再三申之，凡事必以先代为法，毋得专擅改易。故举措一断之例，大臣皆奉行文书，百官有司咸依故事，为断而熟谙则例之，吏乃得阴持其短长。故国之大柄，上不在君，中不在官，下不在民，而独操之吏。吏志在得财传子孙，初无大志，故骫利营私，丛弊如毛，良法美意，泯焉澌灭。
且不特此也，君独立于百官兆民之上，则聪察不能下逮，而力亦有所不及，是以会计隐没，上勿知也；刑狱过差，上勿察也；工作窳敝，上勿闻也。屡戒徇私，而下之用情如故；屡饬洁己，而下之贪贿如故；屡饬守法，而下之作弊如故。诏书严切，官吏貌若悚惶，而卒之无纤毫之悛改，犹得谓之君有权乎？惟参用民权，则千耳万目无可蒙蔽，千夫所指无可趋避，令行禁止，惟上之从。虽曰参用民权，而君权之行莫此若矣。
且夫民无权，则不知国为民所共有，而与上相暌；民有权，则民知以国为事，而与上相亲。盖人所以相亲者，事相谋，情相接，志相通也。若夫君隆然若天，人民薾然如草芥，民以为天下四海皆君之物，我辈但为君之奴仆而已，平日政事举措漠不相闻，一旦变故起，相率委而去之。但知咎君之不能保护己，而不知纤毫尽心力于君。惟与民共治之国，民之与君声气相接，亲爱之心油然自生，故西国之民见君则免冠为礼，每饮酒必为君祝福，国有大事则群起而谋。其故盖必使民共乐，民然后乐其乐；使民共忧，民然后忧其忧，必然之理也。
若夫处今日之国势，则民权之行尤有宜亟者。盖以君权与外人相敌，力单则易为所挟；以民权与外人相持，力厚则易于措辞。西人与中国互市，动辄挟我国君之权力以制我之民，中国欲拒之，则我之权不足，欲以民为辞，则中国久无民权之说，无可措语。是以增订条约不谋之民，而辄许之；索租界、索赔款亦不谋之民，而辄与之。其他一切有损于国、有损于民之事，皆惟西人所欲应之如响，有司奉令承教为之，惟恐不速。于是民仇视西人之余，转而仇视有司。夫天下之权势出于一则弱，出于亿兆人则强，此理之断断然者。且夫群各行省之人而使谋事，则气聚，否则散。使士商氓庶皆得虑国之危难，则民智，否则愚。然则反散为聚，反愚为智，非用民权不可，夫岂有妨害哉！吾见古制复则主权尊、国势固也。
①见第16章。
②温廷敬：《黄遵宪传》，《国风》半月刊卷五第八、九期，1934年；又见葛贤宁：《近代中国民族诗人黄公度》，《新中华》，第二卷第七期，第91—101页，1934年。
③译者按：即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④《严几道文钞》卷二，第19页。
⑤《论世变之亟》，见《严几道文钞》卷一，第1页。
⑥《与外交报主人书》，见《严几道文钞》卷四，第19页。
⑦《严几道致熊纯如书札抄》（五十九），《学衡》第十八期，1923年6月；又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2页。
⑧《康南海文集汇编》卷八，第20页；又见汤志钧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31—133页。
⑨见第22章和第28章。
⑩关于《瀛寰志略》，见选文6。
⑪《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8页。
⑫译者按：指词章、考据之学。
⑬见第2章（一）。
⑭见选文3。
⑮原题《报贝元征》，见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二，第19—32页；又见何执编：《谭嗣同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208—245页。
⑯译者按：此处英文译作“motor boats and balloons”，不确。谭嗣同原文中的“电船气球”为一物，即飞艇，而英文译者将“电船”和“气球”误作两物。
⑰原题《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见《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二十七，第8—9页；又见戴逸主编：《近代报刊文选》，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3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