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十年的历史，恐怕是中国近代史上研究最薄弱的环节。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同1895年至1905年这十年比起来，甲午战前十年列强角力的焦点不在中国或远东，西方学者对此着墨也就较少。在此期间，英国的影响和中英贸易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心。这是英国条约体系在华的全盛时期。以进出口贸易衡量，英国打开中国大门搞贸易剥削的做法终于开花结果。赫德治下的中国海关大大便利了中外贸易。同时，列强在中国的角逐还未超出贸易范围。内政方面，以平定太平天国起家的中兴群臣正处于仕途的巅峰，李鸿章和他的同僚们正在通商口岸兴办新企业，此举小心翼翼却盈利可观；在朝中，慈禧太后巩固了自己的大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善意庇护下，中国的旧秩序依然可以平稳运行。
同样的十年里，中国人还在空谈改革，而在一水之隔的日本，锐意进取的领袖人物已将对岸的空谈变为现实。无论这个惊人的对比后面有多么复杂的历史背景，日本维新领袖施展拳脚的余地远远大于其中国同侪则是毫无疑问的。在西方的帮助下，他们的改革近乎狂热，试图将工业革命的全部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生活的变革，通通压缩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对于日本的惊人成就，中国人并非不晓，却没有见贤思齐。同时，由于来华传教士和出洋官员的介绍，中国人对于欧美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但进展十分迟缓。
（一）传教士的影响
来华传教士是西方在华影响最直接的渠道，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得自他们的言行。然而，现在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侧重于西方一边的组织和人事，至于在中国一边如何出版、布道，如何用方言向中国人传授教义，则研究甚少。
新教从19世纪早期开始在华传教。新教传教士不但要转化异教徒以“拯救灵魂”，并且致力于通过实用知识帮助他们改善现世生活。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新教传教士的先驱，他于1807年来到广州。在华期间他苦学汉语，编纂了一部华英字典。他还将《圣经》译为中文。马译《圣经》后来为洪秀全所用，所以太平天国早期的宗教文献都打上了它的烙印。在中国人看来，马礼逊和早期英国传教士的一大贡献是兴办了一所华人学校，并在马六甲办了一家汉字印刷所（1814）。容闳①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早期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和裨治文（E. C. Bridgman，1801—1861）于1830年到达广州，创立了一所学校。裨治文和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1812—1884）还办了一种极有价值的月刊，取名《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毕业于耶鲁大学，在广州开办了第一家教会医院和医科学校，至今仍存。后来通商口岸越来越多，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内陆传教也获得了法律保障，于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工作人员都大大增加了。徐家汇是上海近郊的一个村庄，因徐光启②家族的姓氏而得名。耶稣会重启了在这里的传教工作，建立了学校、图书馆、天文台和印刷所。天主教各修会也像新教各派别一样，协议划定了各自的传教区域。
越来越多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开始严肃地向中国介绍西方，向西方介绍中国。他们编写汉文小册子，翻译西方历史、科学、技术等各科书籍。他们的译文经过才思敏捷的中国助手的润色后，变得辞气畅达，在士大夫阶层中广为流传。在这些文化交流的先驱中，英国人有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理雅各等；美国人有丁韪良③（W. A. P. Martin，1827—1916）、卫三畏、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林乐知（Young J. Allen，1836—1907）等。傅兰雅、林乐知二人可谓著作等身。傅兰雅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局，编译了许多有价值的书籍。许多傅译书籍成了留意西学的学者们的教科书。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于1875年至1907年间在上海发行，宣称目的是“致力于传播有关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实业以及西方国家总体进步之知识”。
在提倡革新的传教士中，声望最高的大概要属李提摩太。他于1870年来到中国。早在甲午战争的十年前他就警告中国人，保持和平对中国更为有利，花费也更少。他预言如果中国不变制度（如兴办近代教育），则大祸已迫在眉睫。1890年至1891年间，李提摩太应李鸿章之邀，出任天津的一份日报《时报》的编辑。他将编辑部化作布道坛，宣扬变法改制和技术革新，希望能让士大夫阶层认识到大难将至。他花了不少时间会见高官，并结识了许多青年士子。他结识的很多青年士子后来都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李提摩太刊行文集一部，题为《西铎》，收录了他战前15年间所写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劝告中国的官员和士绅以日本为榜样，兴办近代教育，启动各项制度改革。历史证明了他是正确的，他由此威望大著。
虽然传教士在传播改革思想中的作用如此重要，但这种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几个口岸城市，而且只为极小一部分官员士绅所知。多数官员士绅仇视传教士日益隆崇的声望，他们感到传教士威胁到了自己教化人民、传承道统的地位。士大夫也不满传教士干涉诉讼，偏袒教徒—此举在天主教中尤其盛行。教案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长江流域最为严重。官员也会加以弹压，但有时不免半真半假。教案彻底绝迹则是1900年之后的事了。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无论士绅还是平民，都很难将西方的宗教和西方文明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如果区别明显的话，他们是乐意接受宗教之外的西方文明的。这种区分无力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现象，上至天潢贵胄，下至平头百姓，都普遍存在。义和团运动就是明证。传教士有意以行医等善功作为劝人入教的手段，无疑是导致二者难以区分的重要原因。结果就是，所有西方事物都被仇教情绪殃及，导致学习西方的进程大大迟滞。
（二）早期维新派
在众多为维新变法铺路的思想家中，王韬（1828—1897）是最有趣也是最狂狷的一位。他是一名天才记者，他既不是官员，也不代表任何群体，但他的投机天性很适合做一名文化中间人和思想掮客。他原本为朝廷效力，后来投奔了太平军，不久又背叛太平军到通商口岸谋生。从1848年起，他就同上海和香港的西方人有过接触。他与传教士中的汉学大家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1796—1857）、慕维廉、理雅各等人过从甚密。他协助理雅各翻译了若干卷《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1867年年末，理雅各邀王韬赴苏格兰。有趣的是，此时正值伊藤博文从英国返回日本不久。王韬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待了两年，目睹了普法战争，并著书纪之。他与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保持着学术交往。1868年，王韬在牛津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可能由理雅各担任翻译。王韬返回香港时携带了大量藏书，不久就以主笔报章扬名立万。1879年，王韬访日，受到了读者和笔友的热情接待。
1862年，王韬从上海逃到香港，不久就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他先在外国报纸《香港近事编录》（Hongkong News）做编辑。1873年他自办一报，名为《循环日报》，他的许多政论名篇就登载在上面。他的女婿钱徵也是一名报人，曾做过上海《申报》的总主笔。王韬也常为《申报》写文章。1882年，王韬的政论结集刊行。④ 这部文集文笔雅致，而且包含很多有趣的信息。
在香港和上海租界当局的保护伞下，王韬辛辣地批判清朝吏治的腐败。他也是内政改革的积极倡导者。1870年他写了《变法自强》三篇，内容涉及选材、练兵、学校和法律。几年之后他又写了《除弊》一篇，主张厘清官员的资格，裁汰冗官，撤换旗人官员，废止漕运，节约浮费，裁撤厘金。在另一篇文章《兴利》中，王韬论述了开采煤铁矿产、开设纺织厂、建造蒸汽船的用处。1878年，他又建议编练海军，架设电报线和修筑铁路。他也是最早提出废除治外法权的中国人，并且要求收回葡萄牙对澳门的管辖权。
王韬也常留意外交战略，早在1879年，他就预见到俄国领土扩张和兼并的野心：“其意不得志于欧洲，必求逞于亚洲。”⑤ 于是他建议采取遏制政策，设立两道藩篱以防俄。第一道藩篱是欧洲六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土耳其应当联合抗衡俄国，不然会被一一击破，再现秦灭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故事。第二道藩篱是亚洲四国，中国、日本、暹罗、缅甸也应该结盟，遏制俄国扩张。
王韬的文化观受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的熏陶，他预言随着科技将空间距离缩短，世界将会实现大同。他在文集的首篇《原道》中说：“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其始也由同而异，其终也由异而同。”⑥ 他相信，轮船和火车会将人带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发明是“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⑦
游历欧洲之后，王韬就撰文警告国人，不要只学西方的机械器物之类。他赞扬西方的法制、选举和宪政，并介绍了欧洲国家的三类政体：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即君主立宪国）。三者之中，他最欣赏英国的君民共主制。
王韬虽然目光犀利且熟稔西方情形，但他秉持的基本思路和冯桂芬、张之洞并无二致。他希望中华文明保持自己的根基，在此基础上进行渐进的改革。事实上，他对西方古代文明知之甚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仍认为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故乡。他一面认为美国是西方第一强国，一面又说“近今美国中有麻沙朱色邦（马萨诸塞州），其妇人多喜为夫纳妾”—这句话竟出自中国的“西洋通”之口！
选文39 王韬的文章
驳以夷制夷说⑧
前之说者曰：西人通商于中土者非一国，莫若以彼攻彼，以彼款彼，以彼间彼。此三说者，似皆深谋远虑之计，然在今日恐未能行。何则？欧洲列邦皆有外我中国之心，安能为我所用？即有愿为我用者，列国必且群讪笑之。若夫两国相争久而未决，西国之例能劝之和，如不从者，则助弱以攻强，如往年英、法助土以攻俄是也。此皆有关于利害，有系于欧洲兼并之大局，而后为之。泰西之例要不足以例中国。泰西中其最驯者莫如米利坚，然亦以英之胜负为荣辱，以英之利害为去就，则助英者有之矣，未闻有助我而攻英者也。彼与我虽未尝妄相需索，而与英、法二国有益同沾，无役不预。如其诚能维持乎我，岂宜有是？……
一旦猝乘吾间，我孰能御之？况我甲兵不如彼，财赋不如彼，机械不如彼，机谋不如彼。彼已洞然于我之衅矣，而彼之所谓衅者，我或未之能稔也，则诿之曰：以荒远故。然日报之刊布，邮信之流传，独不可咨访而得之乎！百余年中，米利坚之叛英，法兰西之攻英，皆其危迫之际也。近如印度之变乱，波斯之背约，皆其所有事者也。事变之生，亦至无常，要在我善揣之耳……
变法⑨
……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
变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迩。乃犹以之取士……
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今之陆营、水师，其著于籍者，有名而无实，当事者以兵不足恃，又从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是谓以不教民战，无殊驱之就死地也……
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
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乎末……昔者惟在崇尚西法，立富强之本，以为收效即在目前……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福州前时所制轮舶，悉西国古法耳，不值识者之一噱。他处所造机捩，转动之妙，不能不赖乎西人之指授。而窥其意，则已嚣然自足，辄以为心思智慧足与西人匹，或且过之而有余矣。
夫枪炮则在施放之巧，舟舰则在驾驶之能，行阵之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则在人也……所谓才者未必才，所谓能者未必能，徒碌碌因人成事而已……
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
储材之道，宜于制科之外，别设专科，以通达政体者为先，晓畅机务者为次。即以制科言之，二场之经题宜以实学，三场之策题宜以时务，与首场并重，庶几明体达用，本末兼赅，此寓变通于转移之中，实以渐挽其风气而裁成鼓励之。四五科之后，乃并时文而废之……
治中⑩
治河，中外无善法。盖河沙日积，河底日高，河堤不得不高筑，以防冲溃。历代相传，不思变通，濒河之民如居河底，霪霖横决，鱼鳖堪虞。今莫若参用西国爬沙之法，疏刷宣通，去其壅积，然后多分支流，以杀其势。孟子述禹之治河，亦惟曰疏、曰瀹、曰排、曰决而已。行于内河，当用火轮小舶，亦可藉以运漕。一旦缓急有需，亦可恃以无恐。
至于所以驭外者，不难在重洋之衔命，而先难在内地之抚柔……至若西商传教人等，安分守法，归我管辖，虽遍至各处，亦复何虑。无如旅于中土之西人，每多恃势凌人，我国绅民又鄙之以为不屑，变故日生，是可虞也。泰西之例，商民至其国境犯法，即归其国官员审办……惟是中律严，西律轻，且彼官知中律者多，我官明西律者少，即彼此秉公鞫断，涉讼之民难保无怨声……
纪英国政治⑪
英国僻在海外，屹然三岛，峙于欧洲西北……其甲兵精强，财赋富饶，物产繁庶，诸国莫敢与之颉颃。自言其国中久享升平，无敌国外患者已千余年。近年以来，持盈保泰，慎于用兵，非甚不得已，必不妄兴师旅……
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观其国中平日间政治，实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官吏则行荐举之法，必平日之有声望品诣者，方得擢为民上……而又必准舍寡从众之例，以示无私。如官吏擅作威福，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则必为通国之所不许，非独不能保其爵禄而已也。故官之待民，从不敢严刑苛罚，暴敛横征，苞苴公行，簠簋不饬，朘万民之脂膏，饱一己之囊橐。其民亦奉公守法，令甲高悬，无敢或犯。其犯法者，但赴案录供，如得其情，则定罪系狱，从无敲扑笞杖、血肉狼藉之惨。其在狱也，供以衣食，无使饥寒，教以工作，无使嬉惰，七日间有教师为之劝导，使之悔悟自新，狱吏亦从无苛待之者。狱制之善，三代以来所未有也……
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
国君所用，岁有常经，不敢玉食万方也；所居宫室概从朴素，不尚纷华，从未有别馆离宫，迤逦数十里也。国君止立一后，自后以外，不置妃嫔，从未有后宫佳丽三千之众也……
王韬是报人的先驱，在条约口岸有众多读者。与他相比，薛福成⑫的条陈和文章受众较少，但影响更大。薛氏曾任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1879年编成文集《筹洋刍议》，收录政论14篇，内容包括如何对付俄国和日本，如何“知敌”，如何避免“藩属”的丧失，如何变法，如何修订条约，还特别强调中国的主权，等等。薛福成将此书呈送李鸿章，李鸿章又将其递交总理衙门，曾纪泽分发出去数十部。
薛福成本身有从政经验，所以议论更能服人。入李鸿章幕府后，他参与了《芝罘条约》的谈判，1881年起草了北洋水师章程，汉城政变后主张立刻出兵朝鲜。他科场并不得意，终其一生只是一名附贡生；仕途也并不显达，最高只做到浙江的道台。1885年年初，他在道台任上组织岸防，使法国军舰无隙可乘。他名声最响的还是他的改革派立场，这来自他在欧洲四年的外交官生涯。这四年他主要在伦敦和巴黎度过，其间写下了很有启发性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起于1890年1月31日，止于1891年4月8日，刊行于1892年。1899年又刊行了续篇，从1891年4月9日到1894年7月1日。这些日记显示了他对西方文明的积极回应。他的结论是，中国非现代化不能图存，并且引暹罗和日本为榜样。
与王韬一样，薛福成对西方的欣赏绝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在他看来，议会政治，尤其是英、德两国的议会政治，似乎是最佳政体。他曾亲临英国议会，详细记述了议会制度。他将欧洲富强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科学的进步，不论男女、不论贫富、不论出身的义务教育制度，政府鼓励工商业，用机器生财养民。
但是，薛福成并没有盲目称赞欧洲的一切。他对欧洲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虽然条约已经规定允许自由传教，也应该禁止神父干涉中国内政，诽谤孔子之教。他不喜欢西方的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他注意到，在西方，臣下常会逼迫君上退位；男女年满21岁则有权自主择偶，无须父母之命，婚后则与父母别居异财，联系极少；儿子打父亲只需入监三个月。他写道：“西俗贵女贱男。男子在道，遇见妇女，则让之先行。宴会诸礼，皆女先于男。妇人有外遇，虽公侯之夫人，往往弃其故夫而再醮，不以为异。夫有外遇，其妻可鸣官究治……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甚或生子，不以为嫌……此为夫妇一伦，稍违圣人之道者也。”⑬
在对外政策方面，薛福成认为向海外移民是缓解中国人口压力的重要渠道。他为在新加坡等处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相信，靠着耐心、信义和手腕，中国外交定会大有斩获。不幸的是，他也和郭嵩焘、曾纪泽一样壮志未酬。1894年，薛福成从欧洲返回上海，20天后就去世了。
在选文40中，我们可以觉察到薛福成调和中外历史的努力。这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一直渴求的，也是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实现的。薛福成和后来的梁启超等维新志士采取的方法，就是用往古的先例来解释今天对西法的仿行，使之赢得认可。如果中国曾有变法改制的先例，如果中国才是科学的故乡，西方只是将其发扬光大，那么中国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效法西方，而不必捐弃自己的根本。所有这些纵横议论、旁征博引、条分缕析，都是为了攻心—让中国的统治阶级相信，西化同中国人本族中心主义的文化理想是并行不悖的。1898年的百日维新将这一进程推向了高潮。
选文40 薛福成的文章
变法⑭
窃尝以谓自生民之初，以迄于今，大都不过万年而已。何以明之？以世变之亟明之也。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编者按：接着，薛福成历数了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时代，指出周期性的大小变化从未间断，其中就包括四夷的入寇。】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勃兴海外……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
是故惟圣人能法圣人，亦惟圣人能变圣人之法。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
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
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
或又曰：“变法务其相胜，不务其相追。今西法胜而吾学之，敝敝焉以随人后，如制胜无术何？”是又不然。夫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非兀然端坐而可以胜人者也。今见他人之我先，猥曰不屑随人后，将跬步不能移矣。且彼萃数百万人之才力，掷数千万亿之金钱，穷年累世而后得之，今我欲一朝而胜之，能乎？不能乎？夫江河始于滥觞，穹山基于覆篑。佛法来自天竺，而盛于东方；算学肇自中华，而精于西土。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在操其鼓舞之具耳。
噫！世变无穷，则圣人御变之道，亦与之无穷。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氏之世，而茹毛饮血，居黄帝之世，御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辄曰：“我守上古圣人法也。”其不惫且蹶者几何也！
激赏美国（1890年5月1日日记）⑮
昔郭筠仙（郭嵩焘）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黎庶昌）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
同人有谈美国风俗之纯厚者，余谓泰西诸国，在今日正为极盛之时，固由气数使然。然开辟之初，户口未繁，元气未泄，则人心风俗自然纯厚。盖美洲之开辟后于欧洲，欧洲之开辟后于中国，而欧洲各国之中，开辟又有先后，故风俗亦有厚薄。美利坚犹中国之虞夏时也，俄罗斯犹中国之商周时也，英吉利、德意志犹中国之两汉时也，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其犹中国之唐宋时乎？若法人之意气嚣张，朋党争胜，则几似前明之世矣。
或曰美国之埃利士人（爱尔兰人），肆其忮忿，迫逐华民，古道何在？答之曰：三代之世，夷羿、寒浞、桀、纣、幽、厉，亦有乱时，岂必尽轨乎道？
科学致西洋以富（1890年5月19日日记）⑯
欧美两洲各国勃焉兴起之机，在学问日新，工商日旺，而其绝大关键，皆在近百年中；至其所以横绝地球而莫与抗者，不过恃火轮舟车及电线诸务，实皆创行于六七十年之内，其他概可知矣。今之议者，或惊骇他人之强盛，而推之过当；或以堂堂中国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摈绝，而贬之过严。余以为皆所见之不广也。
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斯殆造化之灵机，无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之专门名家以阐之，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中国缀学之士，聪明才力岂逊西人？特无如少年精力，多縻于时文试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亿兆人之奋其智慧，各以攻其专家之学，遂能直造精微。斯固无庸自讳，亦何必自画也。
上古之世，制作萃于中华。自神圣迭兴，造耒耜，造舟车，造弧矢，造网罟，造衣裳，造书契。当鸿荒草昧，而忽有此文明，岂不较今日西人之所制作尤为神奇？特人皆习惯而不察耳。即如《尧典》之定四时，《周髀》之传算术，西人星算之学，未始不权舆于此。其他有益国事民事者，安知其非取法于中华也？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观俯察，而西人渐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若怵他人我先，而不欲自形其短，是讳疾忌医也。若谓学步不易，而虑终不能胜人，是因噎废食也。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凝于水而寒于水，巫臣教吴而弱楚，武灵变服以灭胡，盖相师者，未必无相胜之机也。吾又安知数千年后，华人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灵机，俾西人色然以惊，睪然而企也？
教育致西洋以强（1891年2月11日日记）⑰
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疾、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在乡则有乡塾，至于一郡一省，以及国都之内，学堂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学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微者，无不有一定程限……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为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
用机器殖财养民说（1892年）⑱
凡人用物，蕲其质良价廉，此情之所必趋，势之所必至……
有机器，则人力不能造者，机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则所成之物必多矣。然以一人所为百人之工，减作十人之工之价，则四方必争购之矣，再减作二三人之工之价，则四方尤争购之矣……
中国人民之众，十倍西洋诸国，议者谓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生计，俾不能自食其力。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然使行是说也，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且以一人所为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价，则其物之为人所争购，必不能与西人之物相抗也明矣。自是中国之货，非但不能售于各国，并不能售于本国；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无益，亦遂不自用其力；自是小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彼货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则商务有不衰歇，民生有不凋敝，国势有不陵替者哉？……
盖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富商，不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尚可分其余润以养我贫民；利归西人，则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如膏渐销而火自灭，后患有不可言者矣。
①见第11章（一）。
②见第2章（二）。
③见选文26。
④译者按：即《弢园文录外编》。
⑤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⑥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页。
⑦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页。
⑧原题《上徐中丞书》，见《弢园尺牍》卷四，第21—22页；又见海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9—13页。
⑩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1—22页。
⑪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89—90页。
⑫见第10章（一）。
⑬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五，第16页；又见钱钟书主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275—276页。
⑭《筹洋刍议》卷一，第29—32页；又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1页。
⑮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二，第5—6页。
⑯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二，第11—12页；又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581—582页。
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六，第2页；又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586页。
⑱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编》卷三，第8—9页；又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