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这里，中国人思考如何抵御西方的过程就清晰了起来。最初的想法是“以夷制夷”，采用西洋火器。继而意识到西洋火器须在中国制造，尤须由中国人制造，则中国人非学习如何制造不可。要学习如何制造，则必须从整体上学习西方科学，新获得的技术也要建立新的机构来培训和实践。这些思想一环扣一环，其源头就是自保的基本愿望。这一愿望在19世纪60年代尚未衰减，仍是近代化的主要动力。
时间的长河流入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和其他督抚开始筹建与军工企业配套的工业和交通设施。他们遇到了一个在西方很常见的问题—各工业部门的协调发展。例如，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在华轮船公司竞争，煤炭货源须从本国寻找，摆脱对外国煤炭的依赖。于是，1878年在天津以北的开平地区创办了开平煤矿，即开滦煤矿的前身。
于是，李鸿章道出了富强必以实业为本的新观念：“泰西各国以矿学为本图，遂能争雄竞胜。英之立国在海中三岛，物产非甚丰盈，而岁出煤铁甚旺，富强遂甲天下。”①
福州船政局原计划用银300万两，以五年为期，建造蒸汽船16艘。到1872年，经费已然超支，船却只造了一半（六艘完工，三艘在建）。造出的船只性能还是逊于外国。一些官员主张裁撤船政局，李鸿章上折力言不可。
选文29 李鸿章力主自造蒸汽船（1872年）②
仰见圣主力图自强，规画远大，钦佩莫名。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后门进子来福枪炮，向用之帆篷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是以受制于西人。
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彼方日出其技与我争雄竞胜，挈长较短以相角而相凌，则我岂可一日无之哉！
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况彼之有是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浸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日本小国耳，近与西洋通商，添设铁厂，多造轮船，变用西洋军器，彼岂有图西国之志，盖为自保计也。日本方欲自保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
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左宗棠创造闽省轮船，曾国藩饬造沪局轮船，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惟以有开必先，不敢惜目前之费，以贻日后之悔。该局至今已成不可弃置之势，苟或停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成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
【编者按：接下来李鸿章解释了经费之所以超支，是因为筹划马尾船厂的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并非素习造船的工匠，最初只是估计了大概费用，未曾料到日后机器涨价。李鸿章还陈述了英法战舰的优长，并建议仿造小铁甲船以资防卫。他认为：“中国大势，陆多于水，练陆军视练水军尤急。”他还谈到了将战舰转作商用的难处，但认为无论是为了漕运还是与洋人争利，新式舰船都必不可少。】
抑臣更有进者，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夥，中土所产多不合用。即洋船来各口者，亦须运用洋煤。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
近来西人屡以内地煤铁为请，谓中土自有之利而不能自取，深为叹惜。闻日本现用西法开煤铁之矿，以兴大利，亦因与船器相为表里。曾国藩初回江南，有试采煤窑之议，而未果行。试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
1880年，出于军事需要，李鸿章认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他写道：“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同治十三年，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因循迄无成就。”③ 据此，李鸿章亟请设立京师到南京、汉口的两条电报线。而时人对修筑铁路仍颇有疑虑，原因之一就是怕外敌借铁路直捣腹心之地。果不其然，后来日本人正是这么做的。
纺织业的战略价值不甚明显，进展也就缓慢得多。1878年，左宗棠聘请德国技师，购买德国机器，在甘肃兰州开办织呢局。织呢局在左宗棠去世后才兴旺起来。1882年，李鸿章向商人募集股份，在上海筹建棉纺织厂。他建议对该厂销往全国的产品一概免征厘金，此举或许是保护“国货”的先声。李鸿章的计划到1891年才得以实现。新成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用机器织布的工厂，不料1893年就毁于大火，仅成功运营了一年。李鸿章不久就重建了一座工厂，规模更胜往昔。1891年，张之洞在武昌开办了一座纺织厂，1894年又开一座。1891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造纸厂，又在开平煤矿附设了一座水泥厂，火柴厂、面粉厂等也相继兴办。
重工业的起步则更加迟缓。1890年，张之洞延聘德国技师，兴办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但是张之洞的期望落空了，它们最终也未能发展成大型工业综合体。
五花八门的洋务事业相继兴办，只是不免低效而拖沓，其中大多是李鸿章的手笔。通过下表可以一窥其大概：
1863年
广方言馆于上海成立。
1865年
江南制造局于上海成立，附设译书局。
1867年
金陵机器局成立。
1870年
崇厚于1867年创办的天津机器局由李鸿章接手并扩建。
1871年
在大沽筹建西式要塞。
1872年
派学童赴美留学。
派军官赴德国学习军事。
奏请开办煤矿、铁矿。
1875年
计划建造铁甲舰。
1876年
奏请各省设局学习西方科学，在科举考试中加入洋务内容。
派遣福州船政局的生徒前往英、法留学，派遣七名陆军将弁前往德国深造。
1878年
开平煤矿成立。
1879年
大沽与天津之间的电报线开通。
1880年
以购买外国战舰入手，筹建新式海军。
天津水师学堂成立。
奏请铺设陆上电报线，获准。
1881年
李鸿章支持刘铭传修筑铁路的请求。
1882年
旅顺港码头开工（1891年竣工）。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
唐胥铁路竣工，全长约6英里④。
1885年
天津武备学堂成立。
海军衙门成立。
1887年
天津、保定分设机器铸钱局。
1888年
北洋水师成军。
1889年
漠河金矿筹建。
1891年
伦章造纸厂于上海成立。
在旅顺大阅海军。
（一）“官督商办”制度
这份成绩单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不值一哂。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竞争造成的压力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其主要症结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它的“东方”特性，商业资本如果没有官府的卵翼，涉足实业难于登天。这一点我们在第1章中已经讲到了。这种官商紧密联结的实例，就是所谓的“官督商办”制度。许多早期洋务企业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分析官督商办制度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它未能适应中国的需要则是显而易见的。官员是企业经营的门外汉，却左右着经理人的一举一动，经理人的社会地位低于官员，苦无资格施展募资、再投资等现代企业的经营手段。
说到底，官督商办制度是将传统的“中法”应用于现代经济管理。这一度似乎是仿照传统的榷盐制度而来的。在榷盐制度中，监管官员由政府任命，而食盐的生产、分销、零售都分包给各路盐商。不少洋务企业都是在以下这种新模式下建立起来的：商人入股企业，经理人通常挂候补道台或候补知县等官衔，可以与官府打交道，确保税收减免等便利，同时又是企业的经理人。有时经理人会有两个，一个专司与官府打交道，一个专门照看生意。于是，经理人的职能也是半官半商，企业的性质大体上也介于二者之间。这一制度的初衷是吸纳民间资本，但在实际操作中，官员可以用商人的名义投资官督商办企业，然后将自己的亲信安插进去，大捞好处。例如，盛宣怀由李鸿章点将掌管招商局，用220万两白银购买美国旗昌洋行的数艘轮船。盛宣怀代表李鸿章商请两江总督拨公帑100万两入股，不足之数则号召公众认购股份筹集。1880年年初，有人弹劾招商局靡费无度，损公肥私。朝廷命招商局的后台老板李鸿章追查此事，而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
有一本书把西方工商业同中国官僚主义结合产生的恶果描绘得淋漓尽致。这本书笔力雄健，影响深远，其作者就是买办出身、博学多闻的郑观应。
郑观应出身低微，从他的文章可知，他先后在宝顺洋行和太古轮船公司等处做了30年买办，以此起家。1882年起，他开始在李鸿章的洋务企业中效力，先后供职于电报总局、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1892年至1902年间，他担任招商局会办，足迹遍及中国及东亚各地。甲午战争期间，他代表清政府对外采购军火。1896年，他还一度担任汉阳铁厂的经理。
19世纪90年代，郑观应是《万国公报》的赞助者和忠实读者。《万国公报》由外国传教士主办，主要刊登有关科学、历史及社会问题的文章，影响广泛。据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说，郑氏曾一口气买下100部麦肯齐（Mackenzie）的《泰西新史揽要》（Nineteenth Century），分赠在京友人。郑观应自己的著作《盛世危言》也在1898年之前风行一时。后来该书被呈送御览，光绪帝阅后命总理衙门刊印此书，下发官员。《盛世危言》在刊行后的十年间获得了大批读者。大概是限于作者的买办出身，此书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并不大。
据左翼作家萧三回忆，毛泽东少年时酷爱读《盛世危言》。但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过康有为和严复，却从未提到《盛世危言》。
郑观应身兼买办和学者双重角色，且与外国人交游甚广。他之所以能够提出新的观点，得益于他既熟悉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著作，也熟悉同时代中国人的文章。他主张提高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认为商人如果在商业活动中拥有更多自主权，则能有效抵御外国人对中国的盘剥。据此，他主张允许商人参加乡试并做官。
《盛世危言》的人道主义关怀令人惊喜—这不仅体现在郑氏政府民享的学说上，更体现在他对社会苦难的动情描述上。他痛感刑罚的惨无人道，痛感监狱之条件恶劣，痛感缠足给妇女带来的折磨，痛感农村的普遍贫困，于是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包括赈济贫民，改良农业，推行拼音汉字，“使国内无不识字之人”。
选文30 郑观应对官督商办的批评（约1892年）
近日朝廷虽有通饬各省督抚振兴商务、及各制造局准招商承办之谕，惟官商积不相能、积不相信久矣！纵使官吏精明，愿为保护，恐继之者贤否莫卜，或有要求不遂，更速其祸。孰肯以自有之利权，反为官长所执？故殷商大贾更事多者，明知有利，亦趑趄而不敢应召；即有应之者，恐其假托殷商认办某事，实则别有所图。十余年来，时有劣员串同奸商，或禀请当道承领某行捐费【注：广东各业炮台捐费，皆招商承办】，或仿西法创办一事，托词业已集股若干，奉札到手，始设局招股，以公济私，既非殷实，亦无长技，事终难成，而为其所累者已不鲜矣。
按西例，由官设立办国事者谓之局，由绅商设立为商贾事者谓之公司。无论绅商设立商贾公司，必须悉照其国家颁发官商所定商贾公司条例而行。公司总办由股董公举，各司事由总办所定。若非熟识商务，不谙其中利病，股份虽多，官秩虽大，亦不准滥厕其列……
今中国禀请大宪开办之公司，虽商民集股，亦谓之局。其总办稍有牵涉官事者，即由大宪之札饬，不问其胜任与否，只求品级较高，大宪合意即可充当，所以各局总办、道员居多【注：所学非所用，西人无不讪笑】。迨至关防、札副次第到手，即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假公济私；位卑而权轻，相率听命，不敢多言。公司得有盈余，地方官莫不索其报效，越俎代谋。其小公司之总理，虽非大宪札委，亦皆侵蚀舞弊。股商畏其势，因无商律，不敢上控。是以数十年来获利者鲜，亏累者多也。
今欲整顿商务，必须仿照西例，速定商律……凡创商贾公司，必须具禀，列明股董何人，股本若干，所办何事，呈请地方官注册。如不注册，有事官不准理。庶几上下交警，官吏不敢剥削，商伙不敢舞弊。公司所用之人，无论大小皆须熟悉利弊，方准采用，当道不得滥荐，举从前积弊一律扫除。⑤
【编者按：在《盛世危言》的另一篇中，郑观应以犀利的笔锋描述了上海华人遭受的不公与屈辱。】
西人舟车所至，每以语言互异，律法不同，利己损人，任情蔑理……洋船撞毁华船，反咎以不谙趋避，或诬其桅灯不明，改重就轻，含糊了结。马车碾伤华人，反谓不知让道，祸由自取；扭赴公堂，亦仅薄罚。又如华人受雇洋行及充洋船水手，往往借端扣减工资，甚或殴辱毙命。西人之狡黠者，更串通地棍拐贩乡愚，冤惨尤无天日。他若华商负欠洋商，一经控告，追封产业，扰及亲朋。西人负欠华债，虽饶私蓄，循例报穷，便自逍遥事外……
我之待西人如此其厚，彼之待华人如此其薄，天理何存？人心何在？夫轮船飞驰于港汊，马车冲突于通衢，无事而带持军器，用人而刻扣工帐，空盘倒资，袒庇教民，包揽关捐，掠贩人口，凡此种种妄为，亦西律所必禁，公法所不容……⑥
为了加强说服力，郑观应又列出了租界对华人的十大不公：（1）租界越界占地；（2）华人马车纳捐较洋人马车为重，如与洋人马车同行，不准超过洋人马车；（3）华人不按季节打猎则罚银；（4）西人打猎可以不拘季节；（5）西人纵马踏坏华民棉花不了了之；（6）会审公堂将空白拘人票（逮捕证）交给华捕与包探，任其随意填注拿人，私刑勒索；（7）租界工部局董事七人皆系西籍，不使华商与闻其事； （8）上海租界工部局房捐，华人十居六七，而工部局所筑公家花园、跑马场，俱不准华人入内；（9）沿江一带草埔，近来也不许华商往来；（10）乡民田地被工部局开马路用去数分者，未能一律赔偿。⑦
（二）铁路之争
“铁路”一词最早出现于中文文献中，应该是英国工程师史蒂芬孙（MacDonald Stephenson）取道印度访华时。史蒂芬孙建议修一条铁路，连接上海和苏州，中国人却无动于衷。翌年，一位英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筑了一段1里多长的铁路，并在上面试行了机车。这应当是铁路首次被引入中国。由于旁观的人群受到了惊吓，这段铁路很快便被拆除。1866年，怡和洋行修筑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马车道，全长38里，实则是为进一步修筑吴淞铁路张本。1876年5月，全路铁轨铺就，正式运营。由于这段铁路是外国人所筑，火车又极为扰民，所以当地舆论以反对之声居多。后来一名中国士兵被火车轧死，官民的反对浪潮更加汹涌。1876年9月，两江总督沈葆桢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威妥玛磋商，议定中方将铁路买断，并于次年拆毁。表面上看，拆毁铁路的原因无非是迷信和保守两端，这同英、美两国刚开始修筑铁路时的情形并无二致：怕牲畜受惊无法安然吃草，怕鸡下不了蛋，怕机车的浓烟熏死飞鸟、熏坏草木，怕机车的火星烧毁农舍，不一而足。然而，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在于，英商修筑吴淞铁路未得到清政府的批准，而清政府不愿看到这样一柄开发经济的利器操诸外人之手。
这场风波过后，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又花费了很长时间推动铁路建设。冯桂芬、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刘铭传等人纷纷上书朝廷，极言铁路为防务和商务之必需。李鸿章和刘铭传对修筑铁路尤为积极，而路工的实际监管则主要由唐廷枢、伍廷芳、盛宣怀等人负责。
选文31 沈葆桢买断吴淞铁路（1876年）⑧
窃查本年春间，上海英商于租地内擅筑铁路，行使火轮车，直达吴淞。臣沈葆桢、臣元炳严饬关道照会英国领事阻止。该领事麦华陀坚不允从。又咨总理衙门照会饬阻，该国使臣威妥玛复一味偏执，延至数月……适威妥玛所派之汉文正使梅辉立，于八月十八日亦到上海，会议数次。该正使先欲中外合股集资同办，继欲中国买后仍归洋商承管……当向逐细剖办，以中国地方外人未便擅造铁路，通融给价已属格外体恤，倘再生枝节，则曲不在中国而在西洋。
经该道等往复筹商，始于九月初八日议明买断，行止悉听中国自便，洋商不得过问。惟一年限内价未付清，暂由详商办理，只准搭客往来，不得违章装货，亦不得添购地段，推广铁路……
选文32 薛福成倡建铁路（1878年）⑨
今泰西诸国，竞富争强，其兴勃焉，所恃者火轮舟车耳。轮舟之制，中国既仿而用之，有明效矣。窃谓轮车之制不行，则中国终不能富且强也。考轮车之创于西洋也，康熙年间，英国北境以马车运煤，始作木轨以约车轮。迨道光十年，造成铁路，始以火轮车载客载货。其法愈研愈精，获利不赀，煤铁价减四之三，因得肆力制造，扩充诸务。遂以雄长欧洲，既而推行于俄、法、德、奥、美诸大国。
即如美邦新造，四十年前，尚无铁路。今通计国中六通四达，为路至二十一万里。凡垦新城、辟荒地，无不设铁路以导其先；迨户口多而贸易盛，又必增铁路以善其后。开国仅百年，日长炎炎，几与英俄相伯仲。盖闻美之旧金山乘轮车至纽约，为程万一千里，行期不过八日，是万里而如数百里之期也；旅费不过洋银百余枚，是万里而如千余里之费也。是故中国而仿行铁路，则遐者可迩，滞者可通，费者可省，散者可聚……
且今中国兴举之事不为不多，然皆必得铁路以济其穷者，何也？……出入之货愈多，则轮船之懋迁益广，此与轮船相表里者也。煤铁诸矿去水远者，以轮车运送，斯成本轻而销路畅，销路畅而矿务益兴。从此煤铁大开，经营铁路之费亦益省，此与矿务相表里者也。轮车之驰，日千余里，其行倍于驿站最速之马，从此文书加捷，而民间寄信章程，用西法经理，俾与铁路公司相附丽……此与邮政相表里者也。
①《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第41页；又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9），第339页。
②原题《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九，第44—50页；又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5），第106—107页。
③《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八，第16—17页；又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9），第158—159页。
④译者按：1英里约合1.6千米。
⑤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五，第7—9页。
⑥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第47—48页。
⑦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第52—54页。
⑧《光绪政要》卷二，第89页；又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7），第255页，题为《上海铁路会议买断折》。译者按：这封奏折所署的时间是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五，即1877年1月14日，本书作1876年，不确。
⑨原题《创开中国铁路议》，见《庸盦文编》卷二，第9—15页；又见马忠文、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