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西方军事力量的回应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先是鸦片战争后短暂的活跃，之后是19世纪50年代停滞的排外主义；1860年充满希望的革新之后，又迎来了19世纪70和80年代的收紧；1895年败于日本之后，改革运动再次兴起。似乎中国在各个时期的革新，都需要战败刺激一下。一旦压力缓解，改革的热情也随之冷却。总而言之，19世纪70和80年代，师夷自强的努力日渐松懈。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印象，可能只是因为有关这20年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另外一种可能则是，自强运动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阻挠。
问题的症结在于权力。本章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李鸿章及其僚属，他是地方的洋务领袖；然后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京师的当权者，尤其是慈禧太后。洋务之难，从派留学、遣使团、筑铁路、练海军等事上已显而易见。以上种种，对中国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每办一桩事都要克服强大的阻力和惰性，于是取得实效又推迟了许多年。
通过严肃的研究，事情已经比较清楚了：中国自强运动见效迟缓的背后，另有一层原因—负责的官员关心的是自肥，而不是国家的富强。例如，李鸿章将自己的人安插在洋务事业的关键位置上，这些人大多利用办洋务的特权捞取了好处。
（一）李鸿章及其僚属
关于李鸿章，在本书第7章中已有所提及。他出身于安徽合肥的望族，年方24岁就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在翰林院，曾国藩成为他的老师。这层关系为他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在30岁到45岁之间（1853—1868），李鸿章投笔从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从一介幕僚成长为独任方面的大员。身为将帅，他似乎拥有揆情度势、运筹帷幄的天才。1862年他被派往上海，此前洋人统领的常胜军已经编成。他在常胜军的配合下，两年之内就收复了江苏大部，为最终拿下南京扫除了障碍。1868年他又平定了捻军，之前先后有20多名将领都未能成功。他的战功和恩师曾国藩大有关系，正是曾国藩帮助他仿照湘军营制组建了淮军。
身为文臣，李鸿章出任过许多显职，有些还是同时兼任的，如江苏巡抚（1862—1865）、大学士（1872—1901）、总理衙门大臣（1896—1898）、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特使（1896）、两广总督（1900—1901）等。而他最重要的职务是1870年至1895年间担任的直隶总督，这25年也是甲午战争前国运攸关的一段时期。
中国的洋务掌握在李鸿章的手中。“洋务”一词主要涵盖处理邦交和引进技术两方面。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即中国如何自立于近代世界。建立西式企业的初衷是应对战事的需要，后面的企业就依着逻辑一座接一座地建立起来。为了镇压内乱和巩固海防，首先建立的是兵工厂和造船厂，继而开始筑堡、造船；接下来，制造武器需要工匠，于是建立了学堂，派人留学、游历。由于近代国防需要近代化的交通和通讯，于是电报局和轮船公司也建立了起来。此外，近代国防也需要资金和原料，于是开办了纺织厂、煤矿、铁矿和金矿。
李鸿章明白机器是西方富强的动力，因而他也要使用机器。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的规划，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兴建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为例，其主要目的仍是应付军事和外交的需要，而不是提升中国的学术研究水平。在李鸿章心目中，西方的财富和力量完全来自物质，他所谓的“洋务”显然也不出此范围。李氏没有认识到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价值，尽管他也会在嘴上说说。
相反，李鸿章认为中国的政教风俗都在外国之上，不如人者不过火炮、铁路、机器之类。如果中国能够掌握这些器物，他的洋务就算办成了。1894年，清军无论在海上还是陆上都被日军一击而溃，兵败如山倒。这时李鸿章的谬误才暴露无遗。
将1894年的惨败归咎于李鸿章一人，似乎有失公允。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他的才干首屈一指，他对现代化的理解不输于当道诸公中的任何一人。能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坐25年，也显示了他政治手腕的练达。在旅华外国人的心目中，他的威望无人能及，虽然外国人对他的钦佩并不是毫无保留的。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夭折，主要还是归咎于中国知识阶级整体上的排外保守主义，尤应归咎于慈禧太后及某些大员的私心。但凡有效法西方的新建议提出，立刻就会有人反对，而且往往是出于观念而非现实的理由。这些不顾实际的吵嚷往往会影响朝廷决策，阻碍建议实施，甚至把已经上马的事情搅黄。这些现代化计划往往由李鸿章领衔上奏，所以他就成了守旧官员口诛笔伐的对象。他对此不无感慨：
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若守旧不变，日以削弱……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绝灭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①
传统的管理方式及其背后的私德，也是现代化的阻碍。负责公共工程的官员无不尽可能地捞一把，还要行贿以防丑行败露。看到这些客观条件，再回头看看李鸿章的成就，就更觉其难能可贵了。要说当时最开明的大员，恐怕还是非李鸿章莫属。
要让自己动议兴办的企业真正落成，还须有能人帮衬。1870年至1894年间，李鸿章的僚属多如过江之鲫，虽偶有正人君子，但多数还是奢靡放纵之辈；虽不乏诈伪小人，但多数确有相当才干。无论是任幕职的还是补实缺的，大多都能不辱使命。除了上述两类人，李鸿章手下还有水陆将弁、学堂监督，以及和他的企业有关的生意中人。他还有很多外国顾问，其中有些是花钱请的。有的人只是偶尔咨询，有的人却要时常顾问。如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Detring），就是时常顾问的一位。
李鸿章罗致的部下同曾国藩和张之洞的比起来，才智更胜一筹。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也是其之前的一任直隶总督。曾氏的部下多为尚简朴、好读书的君子，这些人大多能自立门户，左宗棠和李鸿章本人就是例子。再说张之洞，他事必躬亲，僚属很少有得到高官显爵的；而从另一方面讲，也极少有贪婪聚敛之徒。与其他派系相比，李鸿章的手下以沉溺声色而闻名。他可能正是要以牟取私利的机会为诱饵，吸引人才为自己效力。总之，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由于腐败而不堪一击，他办的洋务企业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助益，自己倒是赚得盆满钵满，许多和他的洋务企业有联系的人也是如此。这种模式到民国时期仍未消失，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这里的用法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概念无关。
李鸿章的幕僚是他部下中比较出色的一群人，如薛福成②（1838—1894）、张佩纶（1848—1903）、于式枚（1853—1916）、吴汝纶（1840—1903）等；还有唐廷枢（1832—1892，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创始人）、周馥（1837—1921）、盛宣怀（1844—1916）和袁世凯（1859—1916）等能员；还有留学归国的人才，如马建忠（1845—1900，留法）、严复（1854—1921，留英）等。
以上所列诸人，都是百里挑一之才，其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薛福成。他的影响力要到1896年之后才被其他人超过。薛福成曾在曾国藩幕中效力八年（1865—1872）。1875年，他投入李鸿章幕中，直到1884年离开；后来又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四年（1890—1894）。下文中我们会专门讲到他。③
（二）皇太后的声威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国亟须明主带领国家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步伐。然而，朝廷中大权在握的不是恭亲王，而是一位满人女子—闻名中外的慈禧太后（1835—1908）。她本是咸丰帝的妃子，因其子同治帝（1856—1875）五岁继位而成为皇太后。咸丰帝驾崩后，她和咸丰帝的正室慈安皇太后共同垂帘听政，而慈安只不过是个摆设。先帝任命的八位顾命大臣权倾朝野，却不得人心，他们正密谋反对慈禧。慈禧则联合先帝的两个弟弟恭亲王和醇亲王，除掉了这八人。这是这个厉害的女人第一次出手。事后，奕䜣成为议政王大臣、领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其身份既代表皇权，又履行相权。
1865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清朝江山得以稳固。慈禧太后于是挑起了一场与恭亲王的争论，借机罢免了他的议政王大臣头衔，只留任军机大臣。换句话说，恭亲王自此退居臣僚之列。1875年1月，同治帝驾崩，身后无嗣。慈禧命醇亲王的儿子入继大统，年号光绪（1875—1908）。醇亲王的福晋正是慈禧的胞妹。因为光绪帝还是个孩童，所以慈禧得以继续垂帘。除了撤帘归政的九年（1889—1898），她一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
和大多数满人官员一样，慈禧太后以汉语为母语，能说会写；对于满语只是略懂皮毛，只为应付例行公事而已。虽然她受的教育十分粗浅，却心思敏锐。她能够抓住治国理政的窾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上到对付朝中的高官亲贵，下到对付内务府的包衣太监，她都很有一套。慈禧不但权力欲强烈，而且洞悉人性。她是一位强势的统治者，既会通过褒奖、赏赐、放权来拉拢人，必要时又能以雷霆万钧的手段制服人。这样一来，朝中大员基本都落入了她的控制之下，成了她的支持者。慈禧喜欢一边摆出孤儿寡母的可怜相，让男性官员们难以拒绝她的要求；一边又为实现自己的意图不择手段，不惜用威权铲除一切反对者。
在慈禧的治下，各省督抚的自主权之大可谓前所未有。越是重要的督抚，越能够久安其任，这个趋势值得注意—其实质是满人默认了自身的不足，将重要的省份让给汉人执掌。身当重任的汉人官员则争先恐后地向皇帝表忠心，这套玩法士大夫阶层已经浸淫了200年，可谓习惯成自然。可能正是由于慈禧的功劳，即使在王朝走向灭亡的大危机中，满汉协和的氛围也一直相当浓厚。
在外交上，慈禧还是能够纳谏的，但她总会流露出一股对洋人的恨意，而为清朝效力的洋人或许是唯一的例外。在1860年，是洋人迫使朝廷逃离北京，是洋人为了报复清廷对使者的虐待，洗劫了圆明园。慈禧太后对修复圆明园一直念念不忘，她不顾多方反对，软硬兼施，迫使大臣们同意将圆明园部分重修。
慈禧太后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她酷爱从官员手中收礼纳贿。清代历任君主都会这么做，但慈禧把它推向了极致。在旧中国，每一级官员都要向下级收取好处，最基层的官员则只好盘剥百姓，清官极其罕见。即使是最清廉的官员，在靠俸禄自活的同时也得收取孝敬或陋规，否则便无法维持衙门的日常开支。贿赂已成为一项不成文的规矩，常打着礼物的幌子，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用作各种政务开支。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太后每次接见臣下都会收礼。按照成规，新任命或新擢升的官员以及久任封疆的大吏都须报效。报效的数目依职务高低和油水多少，设有最低限额。至于这笔钱，太后会和宫里的大太监和主持觐见的亲贵分赃。这种陋习并非新鲜事，但是在太后的治下数额剧增，大大败坏了官场风气。就拿李鸿章来说，他久任直隶总督，对太后及其近宠的贿赂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在这种世道下，举办现代化事业不仅要花账面上的钱，还要往当官的腰包里塞钱。对这套做法，上层统治者不仅纵容，还积极推行。太后挪用数百万两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是清末最臭名昭著的丑闻。这一丑闻实在是中国吏治问题的象征。如果这几百万两白银花在海军身上，清军是否真能在甲午海战中打败日军，恐怕还是未知之数。无论李鸿章对太后挪用款项多不情愿，此举还是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今天，那条闻名遐迩的石舫仍停泊在昆明湖畔，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惨败。大理石的船体两侧刻着的桨轮，依旧清晰可见。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期间，已经致仕的老臣文祥慨然上疏，直陈胸臆。当时距离中日间的决战还有20年。
选文22 文祥对大患的警告（1874年）④
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十余年来，迄无成效。其故由于鄙弃洋务者，托空言而无实际，狃于和局者，又相安无事而恐启猜嫌。或悉心讲求防务，复阻于财赋不足而莫可施展。今变端已形，事机益迫，若再不措意，一旦大敌当前，将何所恃？伏愿敕下户部内务府宽筹饷需，裁减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
至自强之道，首在虚怀纳谏，以求政治之得失，勿以将顺之言为可喜，勿以直遂之言为可憎。皇上忧勤惕厉，斯内外臣工振刷精神，不敢蹈玩泄之积习。否则狃以为安，不思变计，恐中外解体，人心动摇，其患者不可胜言矣。
①《复王壬秋山长》，见《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
②见第15章（二）。
③见选文40。
④《文文忠公事略》卷一，《国史馆本传》，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