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出身于湖南湘阴的贫苦农家，长年寄居于湘潭的岳父家（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都生长在相邻的县）。迫于生计，左宗棠在40岁从戎之前主要以教馆、务农自活，其间结识了贺长龄（1785—1848）。贺长龄是大名鼎鼎的《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者，魏源也参与了编纂。左宗棠曾三次参加会试（1833年、1835年、1838年），但都未能考中进士。第四度落榜后，他的兴趣从场屋记诵之学转向了经世致用之学。他读了大量清初民族主义思想家（如顾炎武①）的史地著作，以及乾隆年间编纂的关于新疆的大型文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他用批判的眼光研究中国的方志和经济学著作。这些功夫都没有白费，对他日后在西北的征战和恢复经济大有裨益。
左宗棠受到了林则徐的直接影响。当1849年林则徐行经长沙时，左宗棠曾与他彻夜长谈。左宗棠非常欣赏《海国图志》，曾经鼓励一名亲属研究此书。1875年，他为《海国图志》的新版作序。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最终在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1820—1879）手中实现。左宗棠还做过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家的西宾。做西宾时，他的才能为胡林翼（1812—1861）所赏识。胡林翼是湖南人，也是一位文武兼资的大员。后来，左宗棠成为他的幕友。左宗棠通过和同省达官鸿儒的交游，得以洞悉国事。他密切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的事态，由此萌生了对西洋火器的兴趣。
1852年，左宗棠受胡林翼举荐，领兵同太平军作战。他凭借出众之才，1864年就升任闽浙总督之职。同年，他在法国常捷军的协助下收复浙江，他通过与法国人的接触，加深了对西洋武器的了解。同曾国藩一样，他任用中国匠人造了一艘汽船，在杭州西湖试航，结果航速难副人意。于是，在1864年，他聘请了两位法国工程师担任顾问。他力主蒸汽船是中国自强的一大要招，这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海军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不久他又迷上了鱼雷，想聘请德意志专家前来制造。
左宗棠喜聘洋员，但不会完全依赖洋员。他曾写道：“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制于人，求己者操之己。”② 坦率与自信是他的两大特点。
左宗棠还是一位治世之能臣。太平天国平定后，他在闽浙总督任上，为闽、浙两省的恢复和重建花费了大量心血。1866年，他在福州附近的马尾为船政局择定了一处基址，并任命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1835—1886）和德克碑（Paul d’Aiguebelle，1831—1875）为正副监督和工程师。他还打算在船政局下附设一所学堂，培养驾船和造船的青年人才。这所学堂培养了一批日后大名鼎鼎的人物，严复③（1853—1921）就是其中之一。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或许还有另外一层用意，那就是和曾国藩的江南制造局一争高下。虽然曾、左是同乡，但二人都固执己见，关系并不融洽。
从选文21中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早已料到，福州船政局之议一出，昏聩守旧的官员肯定会起而阻挠谤讪。这些人攻击新事物时滔滔不绝，提出切实方案时却瞠目结舌。左宗棠数次上折，最后还是获准了。可惜的是，计划刚开了个头，他就奉命调任陕甘总督。
左宗棠一生的功业，大半是在贫瘠的西北地区建立的，他在那里任职达12年之久（1868—1880）。在西北，他遇到了四大难题：钱、粮、军火、运输。西北地区经济凋敝，文化落后，吏治腐败，叛乱四起，又远离中原。要在这种地方解决这四大难题，真可谓难上加难。左宗棠上奏朝廷，在进军之前先完成一个为时五年的计划，以节省军费，养精蓄锐。他麾下的官兵多是农民出身，为了粮食自给，他命令官兵实行军屯，掘井挖河，灌溉田地。他还沿官道栽种了数万株柳树。据说，今天来往于新疆公路上的旅人仍会感念他留下的这一路荫凉。为了实现被服自给，他鼓励植棉、养蚕，开办了织呢、织布工厂，由此将农村手工纺织业转变为现代机器纺织业。为了实现军火自给，他在陕西设立了一座兵工厂（1866），在兰州设立了一座火药局（1875）。为此，他延聘了中、德等多国技师前来指导。
为了筹饷，左宗棠整顿了田赋、盐税、茶税、厘金等税赋。他对抗贪得无厌的满人官吏，废除了许多繁文缛节。他长期将财务和后勤交给胡光墉打理。胡光墉是大名鼎鼎的钱商，在上海经营货栈，并向外国商人筹款。1867年，他签下了一笔120万两白银的贷款。此后他又先后贷款四次（1868、1877、1878、1881），共计1575万两白银。据估计，左宗棠花在西北战事上的银子超过1000万两。左宗棠还开局铸造铜元和银元，并筹划开办现代银行（1878），甚至开发金矿。
为解决后勤问题，左宗棠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后勤系统：除了胡光墉在上海的转运局，还有设在汉口、负责筹集军需的陕甘后路粮台，以及西安的总粮台。为了发展文化，他在西安开设书局，刊印重要经籍，还广兴书院、义学，以教化人民。虽然有人指责左宗棠处置叛军过于酷烈，但是他下大力气重建经济，赈灾有方，还厉禁鸦片的种植和吸食。
左宗棠的全集中收录了一些定期报告财务的折片，内容不厌其详（李鸿章的全集中就没有类似文献）。他是一个强硬派，主张还击一切侵略者，不管是法国也好，俄国也罢。他的信念很简单：与列强交涉，只有战、守、和三条路可走；一国能战而后能谈守，能守而后能谈和。
写就下面这封奏折时，左宗棠的仕途才刚起步不久，尚未建立日后的煊赫功业，但是他的心思之细腻、眼界之开阔已经在文中显露无遗了。
选文21 左宗棠设局试造轮船之议（1866年）④
奏为谨拟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设局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厘肆……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
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不能减价以敌洋商……
从前，中外臣工屡议雇买代造，而未敢轻议设局制造者，一则船厂择地之难也；一则轮船、机器购买之难也；一则外国师、匠要约之难也；一则筹集巨款之难也；一则中国之人不习管驾，船成仍须雇用洋人之难也；一则轮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费有赀，月需支给，又时须修造之难也；一则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之难也。有此数难，毋怪执咎无人……
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机器）则亦非不可必得也。
如虑外国师、匠要约之难，则先立条约，定其薪水，到厂后由局挑选。内地各项匠作之少壮明白者，随同学习。其性慧、夙有巧思者，无论官绅士庶，一体入局讲习。
计造船厂购机器、募师匠，须费三十余万两。开工集料、支给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约需五六万两。以一年计之，需费六十余万两……
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倩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周历各海口。无论兵、弁各色人等，有讲习精通、能为船主者，即给予武职……
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智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不论可耳……
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
至以中国仿制轮船，或疑失体，则尤不然。【编者按：左宗棠接着回顾了中国在明清之际仿制佛郎机、红衣大炮的史事。】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安在其为失体也？……
①见第2章（一）。
②《左文襄公奏稿》卷五十九，第51页。
③见第16章。
④原题《拟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设局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八，第1—6页；又见《左宗棠全集》（奏稿3），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5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