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在曾国藩的奖掖下，一颗政治新星从长江下游徐徐升起。他就是日后权倾朝野的李鸿章（1823—1901）。他的性格将左右19世纪晚期中国的对外政策。① 李鸿章的贡献之一，就是实际着手使军队使用西式装备。其必要性已经广为人知。
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新看法，可从御史魏睦庭的奏折中看出。1861年11月4日，他在一封奏折中提出，火器发源于金代（1115—1234）的中国，欧洲人只是将其加以改进。耶稣会士汤若望（1591—1666）和南怀仁（1623—1688）也曾在中国铸炮，现在正该用外国火器戡平太平天国：
又闻俄罗斯向无水师，自彼得罗汗（彼得大帝）即位后，微服亲往荷兰，演习水师火器，数年回国，即添制师船，次第开疆数千里，现在欧罗巴一洲，以俄兵为最强。②
一年之后，1862年11月17日，皇帝下诏各省大员用西法练兵，以平“发逆”：
逆贼窜扰东南，蔓延沪上、宁波等海口。官兵不能得力，暂假洋人训练，以为自强之计……惟以洋人训练，即以洋人统带，是其既膺教习之任，并分将帅之权……莫若选择员弁，令其学习外国兵法……则既可省费，亦不至授外国人以兵柄。着曾国藩、薛焕、李鸿章、左宗棠商酌，于都司以下武弁中，择其才堪造就，酌挑一二十员，令其在上海、宁波学习外国兵法……如新练之将弁数月后得有成效，即可将上海、宁波等处学习外国兵法勇丁交其统带，不必再令外国人经管。③
怎样让外国军官和顾问为我所用，而免于为其所制？这是一个难题，而且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弱国普遍面临的难题，李鸿章也很快察觉到了。身为江苏巡抚，他不得不与华尔（Frederick T. Ward，1831—1862）以及绰号“中国人”的戈登（Charles G. Gordon，1833—1885）等外国将领密切合作。正是这些“客将”后来率领中外联军会防上海。
选文15 李鸿章致书曾国藩论常胜军（1863年）④
鸿章之营则无日不有洋人过从，实苦烦扰，然因此气脉通贯其中，遂无敢播弄胁持之者。由于不甚拘体制，若辈亦颇尽情倾吐，惟无暇一一回拜耳。
用兵在人不在器，自是至论。【编者按：曾国藩曾致书李鸿章（十二月初二）说：“鄙人尝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独未能扎营住帐房，又临敌审慎，胆气多歉，此则不及中国好兵耳。
忠逆（忠王李秀成）雇去洋人乃系流氓，亦无从购觅真正炸炮……夷酋佥云，该两国君主禁炸炮、大炮入中国。英酋前与鸿章辩常胜军事云，不令伊国派员会带，即将外洋火器取回，恐此军亦归无用……
唯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程学启（1829—1864）、郭松林（1834—1882）等皆坚僻自是，不肯求教，刘铭传（1836—1896）稍稍解悟，又急索真炸炮、大炮不得，若驻上海久而不能偷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下面选取的李鸿章的一封信函，其过人之处在于，一是看到了中国传统制度对西化的阻碍，二是看到了未来中日两国军事发展的走向。
选文16 李鸿章采用西洋火器之议（1863年6月）⑤
【编者按：在信的开头，李鸿章叙述了自己抵达上海后如何购买西洋军火，尽心研究，并雇募精巧匠人，留心仿制，近来稍有把握。他在信中详陈铸炮工序，显示出他对西洋火器的理解比曾国藩等同僚更为深刻。】
目前火器自以炸弹为能制胜，而长炸炮尤为得力，然非用外国全副机器，延请外国巧匠，不能入手。即长短炸炮，非用外国火药不能得劲。敝处各局尚未能试铸长炮，但购英、法之长炸炮大小数十尊，自铸炸弹，源源济用……
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中国制炮之书，以汤若望《则克录》及近人丁拱辰《演炮图说》为最详，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而世皆奉为秘本，无怪乎求之愈近失之愈远也。夫器不精，则有器与无器同；用不审，则有精器与无精器同。炮不能施放，弹不能炸裂，此制造者之过也。弹之远近疾徐，炮之高下缓急，此用炮者之事也。其中皆有至当一定之理，非可浅尝而得。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沈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其故何由？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上求鱼，臣干谷，苟荣利之所在，岂有不竭力研求，穷日夜之力，以期至于精通而后止乎。
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喝，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抑犹有虑焉者。中国残寇未灭，外国不拘官民，窃售利器，倘山陬海隅有不肖之徒潜师洋法，独出新意，一旦辍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陈陈相因之兵器孰与御之。鸿章所为每念及此，不禁瞿然起立，慨然长叹也……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京城火器营尤宜先行学习炸炮，精益求精，以备威天下、御外侮之用……必有鉴于已然而防其未然，且思尽其所以然也。
恭亲王和总理衙门诸大臣将此信呈送御览，并且陈述了另外的想法，今天读来饶有趣味，请看下篇。
选文17 总理衙门论中国国防方略的奏折（1863年6月）⑥
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外洋如英法诸国，说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而船之何以坚，与炮之何以利，则置焉弗讲。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机巧，不肯轻以授人，遂无从窥其门径。臣等于咸丰十年冬间，曾有训练八旗兵丁之请，折内声明，洋枪炸炮等件，外国均肯售卖，并肯派人教导铸造各种火器……
适值近年江苏用兵，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该洋弁遂将该国制胜火器运营应用，取我厚值……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
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价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械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
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固非独一日本为然。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
惟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缘旗人居有定所，较易防闲。仍禁民间学习，以免别滋流弊。相应请旨饬下火器营，于曾经学制军火弁兵内，拣派心灵手敏之武弁八名，兵丁四十名，发往江苏，交抚臣李鸿章差委……
①见第10章（一）。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第36页；又见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第318页。
③《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四十四，第41—43页；又见《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5册），第213—214页。
④原题《上曾中堂》（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见《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第46—47页；又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9），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86—187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4—10页；又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9），第311—313页，题为《致总理衙门》。译者按：《筹办夷务始末》将原函附于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1864年6月2日）总理衙门、恭亲王等奏折之后，原稿无月、日，《李鸿章全集》则将其系于同治三年四月末。
⑥原题《奕䜣等奏请派京营弁兵往江苏学制火器折》（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3页；又见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第326页。译者按：原书标注日期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