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61年，中兴时期的主流思想已经得到阐发，恭亲王的奏折和冯桂芬的著作就是明证。清廷的胜利标志着人心又归向了朝廷。曾国藩作为胜利的缔造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一直居于道德表率的地位，直到他于1872年去世。他是一名风采盖世的领袖和儒家治道的化身，我们在此很难对他做出持平的论断。下面我们仅仅选取一些曾国藩日常所作的文字，从中一窥他对西方人的评价和态度。西方世界的技术优势到底意味着什么？曾国藩每天被内政搞得焦头烂额，他在多大程度上正视了这个问题还很难说。
曾国藩出身于湖南农家，少年时为了参加科举而学习八股、诗赋。他曾醉心于宋代理学，也曾究心于训诂之学。他虽然只有中人的天资，却苦学不辍，28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时起直到42岁，他一直生活在北京，结交了许多达官鸿儒。从42岁到62岁是他征讨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戎马生涯。1864年太平天国被平定时，曾国藩已然功名盖世。他是一位典型的儒臣，对清朝天子始终忠心耿耿。他不谋私权私利，依照孔孟之道领导中兴运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是中国地主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君上的利益。
曾国藩对待西人的政策，大多体现在他写给李鸿章等官员的信中。他强调同样要以忠信之道对待洋人。他是作八股文出身的儒生，却对西洋的轮船、火炮产生了兴趣。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中梳理出他的转变轨迹。曾氏最初对西洋船炮产生兴趣，是希望提高中国的防卫能力。早在1853年，他就意识到了建立海军的必要，并为此上奏朝廷。他对西方的练兵之法感兴趣，并希望模仿西法自造枪炮，而不是单从洋人那里购买。1855年，他在江西建了一座小型兵工厂。1861年他移驻安庆之后，又在安庆建了一座兵工厂和一座造船厂。在1862年6月3日的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和僚属的一段谈话：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①
1868年6月，曾国藩到访上海，他在日记中写道：
（十二日）看丁中丞带来之洋镜内山水画图，甚为奇丽。（十三日）至洋泾浜回拜法国领事白来尼，倾诚款待，虽其母其妻之卧室，亦预为腾出，引余与中丞、军门阅看。所居楼阁四层，一一登览，玉宇琼楼，镂金错彩，我中国帝王之居殆不及也。②
此行三天之后，《北华捷报》就刊登了一篇冷嘲热讽的报道，猜测“这位威严的大人在我们这里走了一遭之后一定没留下什么好印象”，这可是大错特错了。其实，曾国藩已经对西方科学逐渐产生了兴趣。他在南京得到了一台很大的地球仪；每当在涉外文书中遇到不清楚的外国地名，他就会查阅徐继畬的《瀛寰志略》。1862年起，他经常接见外国访客，如赫德（Robert Hart）、士迪佛立（Charles Staveley）、布朗（J. M. Brown）、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等。为了跟上近代科学的时髦，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光学、化学、电学、磁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学科的中文名称。然而，他仍然对西医持保留态度。1871年5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内人病日危笃，儿辈请洋人诊视，心甚非之，而姑听之。”③ 从他的日记可知，他长年受癣疾之苦，晚年一只眼睛失明，还患有严重的牙痛。当时在上海和天津都可以找到西洋医师缓解其痛苦，但他始终不愿去问诊。
选文12 曾国藩致李鸿章书信选（1862年）
1862年，曾国藩多次致书李鸿章，谈了许多问题：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三月廿四日）④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至会防不会剿一语，鄙人有复奏一疏，暨复恭邸一书，言之颇详，兹抄呈台览。先疏后亲一语，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本此数语以行，目下虽若龂龂不合，久之必可相合相安……（四月廿日）⑤
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其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六月廿六日）⑥
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含混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八月十三日）⑦
吾辈当细心察看，师其所长，而伺其所短，不说大话，不疏礼节，彼若讲信修睦，吾不稍开边衅，彼若弃好败盟，吾亦有以御之……（闰八月十六日）⑧
选文13 筹办江南机器制造局（1863年）⑨
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成就是他和李鸿章一起筹办的江南制造局。1865年，该局于上海建成。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后不久，他写了一封奏折，回顾缔造制造局的历程。他首先回顾了自己在1861年8月14日吁请造轮船的奏折，然后接着写道：
同治元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二年冬间，派令候补同知容闳出洋购买机器，渐有扩充之意。湖广督臣李鸿章自初任苏抚，即留心外洋军械。维时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内，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沪购买机器一座，派委知府冯焌光、沈保靖等开设铁厂，适容闳所购之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绌，难与船工。至六年四月，臣奏请拨留洋税二成，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仰蒙圣慈允准。于是拨款渐裕，购料渐多……
查制造轮船，以汽炉、机器、船壳三项为大宗。从前上海洋厂自制轮船，其汽炉、机器均系购自外洋，带至内地装配船壳，从未有自构式样，造成重大机器、汽炉全具者。此次创办之始，考究图说，自出机杼。本年闰四月间，臣赴上海察看，已有端绪。七月初旬，第一号工竣。臣命名曰“恬吉轮船”，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也。其汽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修整参用……
该局向在上海虹口，暂租洋厂，中外错处，诸多不便。且机器日增，厂地狭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间，乃于上海城南兴建新厂……
另立学馆，以习翻译。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曰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
曾国藩对外政策的思路，是以自己儒家道德的持守为基础的。同其他具有道德使命感的领袖人物一样，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准则的效力坚信不疑。这种坚信带给他决心和勇气，但对于不信这一套的外国人而言，就显得有些天真和道学了。1867年，总理衙门行文各省督抚，征询他们对洋人修约（《天津条约》）之议的意见—太平天国平定后，朝廷发现这种征询方式颇有实效。曾国藩在回复中明确强调，处理对外关系时也要用儒家伦理，这是不言而喻的。在他之后的时代，极少有政治家怀有如此纯粹而深刻的信念。
选文14 曾国藩对修约的思考（1867年）⑩
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执，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
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商民之利，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腹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蹙。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运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就彼所要求各事言之，惟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似尚可以试办……其余如轮船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
总就小民生计与之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臣等在外亦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之王大臣为中国百姓请命，不患无辞置辩。其至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并非争虚议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也……
遣使一节，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论者或恐使臣之辱命，或惮费用之浩繁，此皆过虑之词。似应令中外大臣留心物色可使绝国人员，储以待用。不论官阶，不定年限，有人则遣，无人则不遣……
至开拓传教一事，查天主教之始专以财利人，近日外国教士贫穷者多，彼之利有所不给，则其说亦将不信。自秦汉以后，周孔之道稍晦而佛教渐兴。佛教兴于印度，今日之印度则多从回教而反疏佛教。天主教兴于泰西，而今日之泰西则另立耶稣教而又改天主教。可见异端之教时废时兴，惟周孔之道万古不磨。若使中国修政齐俗，礼教昌明，虽百计开拓，亦终鲜尊信之者……
此数端者，其害稍轻，不得不与力争，并可有求立应。独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不设抵制之词，不用严峻之语，但以婉言求之，诚意动之，终始不可移易，使彼知恤民以保邦，乃千古帝王之常经，亦我朝列圣之家法。在今日中国多事，洋人方张，我不能因曲徇和议，而不顾内地生民之困。即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彼虽倔强诡谲，当亦知真理不可夺，众怒不可犯。或者至诚所感，易就范围。区区愚见，是否有当，谨献刍荛，以备采择。
曾国藩将儒家伦理与西洋军备相结合的做法开启了此后数十年的风气，但用于近代国际政治后成效不彰。1871年曾国藩去世前不久，还主张给予日本和西方同样的贸易特权。他的态度非常乐观：
练兵以图自强，而初无扬威域外之志；收税略从彼俗，而亦无笼取大利之心。果其百度修明，西洋东洋，一体优待，用威用德，随时制宜。使外国知圣朝驭远，一秉大公，则万国皆亮其诚，何独日本永远相安哉。⑪
①《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三册），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未标页码。
②《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三十册），同治七年闰四月十二、十三日，未标页码。
③《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三十八册），同治十年三月十九日，未标页码。
④《曾文正公书札》卷九，第43页；又见《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5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69页。
⑤《曾文正公书札》卷十，第5—6页；又见《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5册），第231页。
⑥《曾文正公书札》卷十，第18—19页；又见《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5册），第400页。
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第24页；又见《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5册），第479页。
⑧《曾文正公书札》卷十，第30页；又见《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5册），第550—551页。
⑨原题《曾国藩奏新造轮船竣工并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一，第27—30页；又见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第337—339页。
⑩原题《曾国藩奏议覆修约事宜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四，第1—4页；又见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第29—33页。
⑪《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第11页；又见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