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清朝正是极度衰败之时，分崩离析几乎到了自身难保的地步。回顾清朝兴隆鼎盛之时，开拓元代以来未曾有的疆域，在北方与俄国争夺西伯利亚，能挫其锋芒；在西北征准噶尔而威震中亚；向西征服西藏，与廓尔喀议和；使得缅甸、安南等地入贡。回忆当年，未有不惊于古今变化之大者。今日探究清朝兴衰的关键，不失为一件趣事。因此，欲试加论述罗列，遂作此稿。
人们动不动便全然相信北强南弱的言论，甚至有人认为北方夷人征服汉人是自然之数。但此论说依据不足。在章潢的《图书编》中，只听说北方人惧怕南方人，没听说南方人惧怕北方人。计东的《筹南论》中，也认为吴楚之地盛产劲兵，可以用吴楚之地的劲兵经略西北。不用说太远的事情，就从明末时期明清交战的事迹来看，明军未必打不过清军。袁崇焕通晓边事，认为应当采取守势，找到挫败满洲骑射优势的方法，避开野战，坚守城池，用西洋大炮数次击退清军的进攻，太祖努尔哈赤为之苦恼，最终抑郁而崩。又有祖大弼在锦州以五百骑迎击清军，刀刃直逼太宗的马腹。祖大弼又率领一百二十名死士，夜袭白云山太宗的营帐，放火烧营，惊扰诸官。其骁勇者未尝不如清兵。因此，永平、滦州等关内四座城池，忽然间沦陷，又忽然间收复。至于关外四座城池，在吴三桂开城接纳清军之前，清军始终不能攻破。因不能攻破此四城，清军便屡屡从独石、喜峰等他口深入，导致直隶、山东的州县，遭到清军的践踏蹂躏。尽管燕京告急，恟恟惊扰，但太宗最终未能对明得志。
明亡的原因，在于其失政者多，被流贼所灭，并不是外寇。明朝时期，山海关内外设置了二总督，在昌平、保定又设二总督，千里之内共有四总督。在现在的直隶一省及山海关外未到牛庄范围内，又设置六巡抚（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八总兵（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等，星罗棋布，权力分散，又让宦官太监进行监督，手握重兵加以牵制等，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措施。像袁崇焕那样的英才，便因为反间计被抓入狱以至诛死。明朝的兵饷，从万历年间往后，每年征收辽饷六百六十万两，崇祯中期，又加收剿饷两百八十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计数额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这些银两全数用于补充山海关以东的战费，因此，袁崇焕主张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长久之策也并未被采用。于是中原盗贼蜂起，而担任剿讨的将帅，以招抚为主，或放任而不穷追，于是祸事终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因此，明朝的灭亡，并非不能抵挡满洲的军队所致。
《盛京通志》中记载：萨尔浒之战，清军以五百兵力打败四十万明军。魏源辩称：明军分四路，实际不过二十万人，加上朝鲜、叶赫，则为二十四万人，每路六万人。清军在萨尔浒攻破的明朝军队，仅杜松一路。当时明朝安排两万人围界藩，四万人驻扎萨尔浒。太祖太宗安排六旗进攻萨尔浒。每旗兵力为七千五百人，因此，两军交战实际兵力为四万多对四万。太祖太宗派遣二旗兵支援界藩，双方兵力为一万五千对两万，杜松军溃败后，清军全数在尚间厓集结；马林军溃败后，清军全数在布达里冈集结。明朝仅有四千人留守都城，而八旗五万余人尽数前去，堪称倾国之师。战争并不是一日就结束，兵力也分多路，其用兵可为后世所鉴。绝不能以“五百人破四十万”这种虚妄之言，让人读史生疑。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天子巡狩盛京时，上谕曰：“山海关，京东天险。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军每从喜峰、居庸间道内袭，如入无人之境，然终有山海关控扼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如其他口，而彼得挠我后路。故贝勒阿敏弃滦、永、遵、迁而归，太宗虽怒谴之，而自此遂不亲统大军入口，所克山东、直隶郡邑，则不守而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明朝的兴亡，不是由于北强南弱。并且后来吴三桂叛变时，清军皆畏缩不前，即便宗室、亲王、贝勒这些贵族，都有因此受罚的。这些也可以证明我所说的并不是虚妄之言。
世祖入关后，清朝采取以汉人平定汉人的手段经略南方。任命明朝降臣洪承畴经略五省；命孔有德治广西，尚可喜、耿仲明管辖广东，吴三桂统筹四川、云南。以上皆明朝降将，这些将领在平定地方时，兵力除了由汉军构成的绿旗兵外，还借助于地方招募的兵力。史可法的失利，是因为马士英与左良玉频繁内讧，导致人心涣散，不能固守南京。魏源曰：“国朝兵事大者，有前三藩、后三藩。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后三藩：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语敌寇之名号，则前顺而后逆。语国家之兵力，则前甫新造，后乘全盛。语戡定之战功，则前若拉朽，后似摧山。事倍功半、劳佚相百者，何哉？势重则藩镇剧于殷顽，助少则守成劳于创业。”日本的德川氏并未因关原、大阪之役疲劳，却因岛原教民之乱而倾尽全力，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清朝夺取明朝的天下时，起用归顺于清朝的明朝人，开垦明朝的土地，依靠明朝的粮饷，这样反而比较容易。到了康熙时期的三藩之乱，尽管只是小范围的叛乱，但是对朝政来说存在减少土地之收入，失去民心之祸患。且顺治八九年间（1651—1652年），岁出超过岁入八十余万两，顺治十三年以后，尽管频繁增加粮饷，但岁出与岁入的差额仍然有四百万两之巨。因此财政亏空，到了康熙初年，财政依旧没有余裕。再加上三藩都是身经百战、刻意培养谋臣猛将、借积威威胁朝廷之人，而当时的清廷，没有一名将领可以抵挡吴三桂。就像赵翼所说，当时朝廷并不信任汉人，汉军中也多有与三藩想法相似之人，因此朝廷能够仰仗的只有宗室王公及满洲大臣，是以朝廷屡次催促这些人。但迟迟不进，朝廷问其老师糜饷之罪，无辞自解，犹仅下诏严饬，交由王公大臣议奏，责以后效，不骤然之间加以革斥，训之励之，最终到不得已而用之。那么试问一下，三藩之乱的平定，仰仗的真是满人的力量吗？答案是否定的。魏源读《平定三逆方略》，列举朝廷庙胜之策，其中一项是这样的：“谕绿旗诸将等，从古汉人之叛乱，止用汉兵剿平，岂待满兵助战？”因此，一时之间，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在陕西奋战，蔡毓荣、徐治都、万正邑在楚奋战，杨捷、施琅、姚启圣、吴兴祚在闽奋战，李之芳在浙奋战，傅宏烈在粤奋战，群策群力，同仇敌忾，又任岳乐、傅喇塔于宗室，拔图海、穆占、硕岱于满洲，虽然一时之间宿将已尽，诸臣中没有能抵抗吴三桂之人，但终于也能够像击败蚩尤于涿鹿，消灭陈豨、英布一样的三藩于荆吴。因此清朝兴盛的原因，在善于任用汉人。研究清朝史时，这是必须注意的一点。
但是，清朝也并非完全不依靠满洲人。魏源曰：“夫草昧之初，以一成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处同，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故命文臣依国语制国书，不用蒙古、汉字；而蒙古、汉军各编旗籍，不入满洲八旗。所以齐风气，一心志，固基业，规模宏窈矣。”魏源引乾隆帝《御制实胜寺记》云：“西师之役，命健锐云梯兵数千为先锋，凡行阵参伍弥缝之际，略觉鼓馁旗靡处，得健锐兵数十屹立其间，则整而复进。斩将搴旗，虽以索伦兵驰突一往，而知方守节，终不如我满洲世仆，其心定，其气盛。”魏源因附记曰：“乾隆尚尔，国初可知；索伦尚不如，绿营可知。故草昧经营，北讨南征，日无暇给，皆禁旅与驻防迭供挞伐，而周召荣散出入行间。”于是将禁旅八旗、驻防八旗作为全军的中坚力量，大抵类于今天宪兵的地位。而让索伦的骁骑、绿营的汉兵在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前面，不能不致死力，可以说是一个不多损伤其世仆而收全功的办法。在一军之中已然如此执行，进而将此法推广及于天下，以便将天下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这可以算是爱新觉罗家的遗法，世世相承，终于兴隆。尽管如此，清朝原来居中国东北一隅之地，依然努力招徕汉人，以扩大自身规模。洪承畴、孔有德、尚之信、耿精忠几人均依靠归降清朝得以建功。而在清朝极盛时期，即乾隆时期，国家南征西伐时大为效力的多是满人，如福康安、阿桂、傅恒等，均立下大功，汉人之中几乎没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者。是以，乾隆时期大力发扬满洲国粹，出现颠倒是非、粉饰史事者颇多。这时候，以满洲人为中坚的法则得以确定。乾隆帝尤其依赖满洲世仆的言论，也为之不得不发。这就类似日本德川氏在关原、大阪两大战役中，尽力依靠丰臣氏的臣仆，以削弱丰臣氏的势力。等到天下太平之时，如掌握权力，确定武事等，则专门依靠三河[1]的旧臣。而在清朝建立国家的过程中，竟然没有类似关原之战这样，攻破强劲有力的敌人，且能决定是否得以一举夺得天下的战役，也就没有建立战功的机会。与德川氏相比，清朝的建国过程，更为弱势，而鼎盛时期得以粉饰太平者，大多是逐渐积威所导致。
此法带来了兴隆，同样也带来了衰颓。历代优待满洲臣仆的做法，导致其内部逐渐腐败崩坏。日本德川氏三代家光，处于极盛时期，已经开始接济麾下之穷乏。相较而言，清朝八旗的世禄制度比德川时代更刻薄，更加不合理。是以，清朝入关后不久，财政即告急也不足为奇。清朝八旗原本为山野骑射的夷人，在遵礼守纪方面无法与日本三河武士相比，他们多有侵害良民的不法行为。以下罗列诸事，足可见当时逐渐穷乏及法度紊乱的情况。
顺治五年（1648年），禁王府商人及旗员家人往外省贸易。初，禁东来之人，借卖参为名，扰害地方，犹许于南京、济宁、临清贸易，至是并禁止，止令在京市易，违者重罪。
顺治十年，赈八旗贫人。满、蒙二佐领，布六十匹、棉六百斤、米百石，汉军半之。旋每赈增至三百石（一佐领统率三百人）。顺治十二年，发内帑银赈八旗穷兵。顺治十四年同。
顺治十七年，内大臣伯索尼奏：商民捆载至京者，满洲大臣家人出城迎截强买，商人畏缩不前。又以诸大臣私占边外商人采木山场，请并禁之。
康熙三年（1664年），八旗庄田灾，赈米粟二百余万斛。康熙十年同。
康熙五年谕：内外奸棍，妄称显要名色，于各处贸易，霸占船只关津，着严拿送部。
康熙十八年，廷臣遵旨议定：包衣下人，王公大臣家人，领资本霸占关津生理，倚势欺人者，立斩。
康熙三十年，偿还八旗兵丁债务，以后许以官银借贷，特派大臣管理。至六十一年，犹有王公家人争买草炭、居积牟利之禁。王庆云曰：盖旗人不善谋生，又悍仆豪奴，袤民驵侩，导致纵暴以为利，故屡烦朝廷之禁约。
雍正五年，谕管理旗务王大臣曰：“从来先帝轸念兵士战功，为其偿还债务，发帑金五百四十余万两，一家平均赐给数百两。然不闻置有何等产业，一二年间，荡然无余。其后先帝又赐六百五十余万两，亦如前次，立即用尽。朕即位以来，八旗兵丁每回赐给三十五六万，已有数次。不待数日，又悉妄用，此库银非百姓之膏脂乎？彼等将来若不改恶习，虽加以恩惠，终于无益。”乾隆元年（1736年），谕曰：“朕因旗兵寒苦者多，借给库银营运，自应仰体朕心，撙节以为久远之计。乃闻领银到手，不知爱惜，而市肆将绸缎衣物增长价值，以巧取之。乃令各该管官晓谕。是年借给官俸兵饷一年，至次年又借给兵饷半年；而帑银未领，钱物之价已腾。以御史明德奏，复严行晓谕。”
此年又谕曰：“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侈糜。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亏帑犯法，亲戚朋侪牵连困顿，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朕自即位以来，轸念伊等生计艰难，优恤备至，其亏空钱粮，令部奏免，入官坟茔地亩，已令归还。毕退之世职，亦查明请旨。无非欲令其各个家给人足，返朴还淳而已，惟不可频邀旷典。旗人等宜深思猛省，自为室家之谋。如冀朝廷格外之赏，以供挥霍，济其穷困，焉有是理乎？”
至于清的宗室，礼、郑、豫、睿、肃各位亲王及克勤郡王等，在创业之初，全都亲身穿着戎装，驰骋于各大战事之间，倾力拥护王室。像礼烈亲王，他身为长兄，因为没有太祖的遗训，让贤于太宗，拥戴太宗，此举颇为明人惊叹。再比如睿王，他在入关之时，成就了周公辅弼成王之功，甚至于可能他成就此功绩较之周公更为艰难。此后王族中也多出才艺之人，实为历朝所罕见（如怡贤、庄格两位亲王辅佐的功劳，成亲王的书法，礼亲王的学问，都是可以流传后世的）。再后来，宗室等日趋傲慢，最终成为王室祸患。比如现在，端郡王与无赖勾结，大发国难财。根据礼亲王《啸亭杂录》的记载，可知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杂录》中曰：
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饱食终日，毫无所事。又食指繁多，每患贫窭，好为不法之事，累见于奏牍。盖宗室习俗倨傲，不惟汉士大夫不肯亲昵，即满洲亲戚，稍知贵重者，亦不肯甘为之下。惟市井小人，日加谄媚，奉为事主，宗室乐与之狎，一朝失足，遽难回步。每有淫佚干上之事，有司以其天潢，故为屈法，市井之良善者又多畏其威势，不敢与抗，适足以长其凶焰，其俗日渐卑恶也。
康熙时，曾令亲王、郡王典兵，到了乾隆、嘉庆时期，宗胄已经无人专门从事征讨。据魏源所说：自嘉庆以后，造成财政岁入、岁出之差额的重大原因是增加了宗室的俸禄。顺治年初，跟随入关的宗室为两千余人；道光年间，宗室人数增至三万余，每年支给宗室的银两数百万计。如此众多的宗室人数，使得宗室成为恶棍的聚集地，其多有犯事，侵害良民，却不可彻查。所以，清朝的衰退，早在号称极盛的乾隆末年、嘉庆初年之川、湖、陕教匪暴乱中显示出来。
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天子命军机大臣传谕四川、湖北、陕西的将帅督抚：“迩年皇考春秋日高，从事宽厚，即如贻误军事之永保，严交刑部治罪，仍旋邀宽宥。其实各路纵贼，何止永保一人，奏报粉饰，掩败为功，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故将吏日以玩兵养寇为事。”同时诏谕中又写道：“川楚之军需，三年时间，经费已超过七千万，前所未有之。”这些都是在内有和珅（乾隆末年专权的宰相，于嘉庆四年被诛），在外有福康安、和琳陋习累累，军中喝酒吃肉，寻欢作乐，时常用国帑填补其浮冒，却迟迟不给各路官兵乡勇发饷，使得他们腹内空空，无裤可穿，以牛皮裹足，在山谷中行走。早在毕沅在湖北时，这一弊端就已现端倪，而宜绵、英善在四川之时，这一弊端延续下来。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开始使用乡勇团练。使用乡勇团练的原因在于，襄阳之贼侵犯孝感时，只有随州命令居民村庄，事先挖好壕沟、垒好土山，进行严密防御，贼无计可施，孝感得以免于焚掠，于是谕各州县用此法，使乡勇团练与官军互为犄角。又诏：如果征调黑龙江的兵力，往返数千里，需要巨大的军需供给，并且士兵水土不服，又不熟悉贼情。算下来，征调一名黑龙江士兵，其花费可募数十乡勇，同时还能保卫身家，免于被掳的威胁，可以将此法作为剿匪的计策。然而这时候，双方对战之时，官兵让乡勇居于队伍之前，绿营兵在其后，满兵、吉林、索伦之兵又在其后。而贼营也让难民在队伍之前，以之对抗清军，真正的贼都在队伍后面观望，因此，战争多为乡勇与难民交锋，而兵、贼很少相遇。又因为乡勇伤亡无须上报朝廷，因此得以掩败为功，而京师禁旅凡有伤亡，必当具奏，远不是绿营兵那样，只咨报部即可。因此，京师禁旅通常不直面敌人，及至战争取胜，后队的弁兵，又开始以有功自居，那些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乡勇，反而没有功劳。因此，保奏时，皆满兵居多，绿营兵偶尔有一些，几乎很少见乡勇奏于朝廷。因此，满兵既可以驱使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受绿营驱使的乡勇也为满兵所用，让乡勇直面受匪贼胁迫的难民。至是诏：立下功劳的乡勇，一律保奏，阵亡者一律议恤，以期达到同仇敌忾的效果。此文末尾处，除列举刘清、罗思举、桂涵以外，并无几人得以记录功劳。就这么几个人，奏牍上也很少见到他们的事迹，魏源特此叙述，足以见满人骄盈、腐败成风。
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屡屡禁止庶民习武。此举恰好反映出麾下士人的惰弱，滔滔禁令无法阻止庶民习武，即便麾下有所谓八万骑，依旧未能阻止江户幕府的终结。清朝也是如此。在寇乱大爆发时期，陕甘总督长麟上奏，陕甘地区团练密集，尽管在贼势日益紧迫之时，此举有益于当下，但对将来有极大危害。随着民势逐渐强悍，这些人要么聚众械斗，要么抗拒官差的抓捕，不可不防，基于此情形，奏请遏制此现象的措施。诏谕：虽然不能容许这种现象发展下去，针对得胜而归的乡勇，可采取由官方出价收购其枪矛的办法来遏制，此法可保一时无事。但是，清朝颓势愈显，以至于太平天国之乱发生时，无论满兵、绿营兵均不可抵挡，即便有勇将塔齐布作为满人的后盾，但最终得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楚勇、湘勇功不可没。朝廷除了要养定额兵以外，还要养楚、湘、皖诸勇用以自卫。至此，与征收厘金的办法相区别的是，此举使清朝的兵制财政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以满洲人为清朝之中坚力量的政策，至是成为废纸。简言之，使得清朝兴隆而优宠满人、驱使汉人的办法，其所产生的弊端，最终成此转旋之势。这一微妙的时机，实际上产生于乾隆、嘉庆之际。乾隆时期对满人的宠信达到巅峰程度，从嘉庆以后，徒受弊害而已，清朝国势的衰弱由此而来。这可以说是清朝兴衰的关键，需要格外留心。
这一结论仅从国势、兵力对王朝兴衰的影响出发，但一个朝代的兴衰，并不是仅仅只有兵力、国势的原因，与民力、物力的盛衰，府帑的丰歉也有关系，都是长期积累所致。本人曾论及清朝创业时代的财政情况，而后又将论清朝极盛时期与衰颓时期的财政，以期有始有终。将之与此篇进行对比参照，在阐明清朝兴衰的原委上，希望可以有更大的发现。
附云：吴三桂等三藩叛乱，其局面的浩大，自然是非日本岛原弹丸之地可比，其兵力的强度，也不是教民起义可比拟的。[2]但是，康熙帝在年方二十余岁，亲政时间尚短之时，又是以怎样的手段勘定大难，取得胜利的，需要一探究竟。本论所谈只举其最为重大者，摘要而论述。本论言及之外，亦有不可忽略的地方，故在下文中补充说明。
魏源云：这时候，多方起乱，气势旺盛，情形每一日都有变化。因此中原之地，全都屯驻重兵随时应援。楚地吃紧则调安庆之兵支援楚地，再调河南之兵填补安庆减少的兵力，又调兵屯河南以继之。蜀地紧急则调西安之兵援蜀，再从太原调兵填补西安减少的兵力，又调兵屯太原以继之。闽地紧急则调江宁、江西之兵支援闽浙，调兖州之兵支援江宁，又调兵屯兖州以继之，不让贼出湖南一步。各地虽有边乱，但江淮得以安定，能够转输财赋，以解军兴之急。而贼只能以一隅敌天下，既缺兵饷又缺钱财，重敛劳怨，遂至瓦解。且羽书不断，命令兵部在驿递之外，每隔四百里——各置笔帖式、拨什库，以加速邮传，诘奸宄，防诈伪。这样一来，九日即可到达甘肃之西五千余里之地；五日可到达荆州、西安；四日可到达浙江。每天的军报多达三四百疏，皇帝手批口谕，发号指示，洞的中窾，执行皇命者无一不战胜敌人，不执行皇命者，全都战败。用能数千里之外指麾臂使，八载一日之余健行默运，兵士众多却不惊扰百姓，军饷支出巨大，却不增加税赋，做到这一步，百里均震惊不已，能够不损失匕鬯，可以说古来聪明睿智，神武而不能者也。虽然当时的军队没有经过系统训练，自是不能与今日文明国家的军队相比，但当时军制的战略组织，足以与摩鲁特克[3]相提并论。其不依赖任何一个局部的骁勇锐利，全凭绵密的计划、快速的情报、齐备的补给，立于不败之地，而全部由一个人统率，即便是近世泰西名将，也未必能做到。据称荆州距京师三千三百八十里，西安距离京师两千六百五十里，却能在五日内抵达。浙江距离京师三千三百里，其情报在四日内即可送达，难道不是无电报时代最快速的情报网络吗？可以说，康熙帝的头脑为近世帝王中最伟大者之一，毫不夸张。吴三桂自恃其宿将老练，天子年少，也不敢急于进犯陕西、湖北，扩张势力至于中原，吴三桂的失策是康熙迅速成功的原因之一，而康熙帝的文明战略，扭转其弱势，转而成为最强有力的防剿法，除驱使汉人之外，此举无疑为庙堂之间稳操胜券的重要原因。
且顺治、康熙时期，军用开销大，而恩赐不重。魏源曰：朝廷对军功的赏赐，到乾隆年间开始日趋加重。清朝初期，斩将搴旗，殉难死绥之人，朝廷给予的恩赐也往往只是让其一子进入国子监读书。经略洪承畴虽收复五省，得胜而归，仅封世袭三等轻车都尉。赵良栋、王进宝在川陕力战，大破滇省逆贼，朝廷仅封子爵。乾隆四十年（1775年）开始，一概改为世袭。主要因为天下太平已久，人们习惯了安逸，不这样做的话，没办法振奋军心，激励兵士。乾隆时期，征伐一律使用满洲世仆，不许以如此重赏，根本没办法期待他们立下军功。由此可见，乾隆帝依靠世仆的政策，并未取得多好的效果，这个时期清朝的腐败征兆已经难以掩盖了。这一论述可以与我的论述互相启发，因而又将之附记于此。
（本文所述均依据魏源《圣武记》、礼亲王《啸亭杂录》、赵翼《皇朝武功纪盛》、王庆云《熙朝纪政》及《皇朝开国之方略》等。并请参考王先谦的《东华录》《大清会典》《经世文编》，计东的《筹南论》，章潢的《图书编》等。）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三月五日发行，《太阳》第九卷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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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粹”在日语中原多指花街柳巷男女情欲之事，后来发展成一种关于男女情事的独特美学观念，九鬼周造《“粹”的构造》对此阐析甚详。——编者
[2]十次征伐，日文原文中仅列举九次，“征伐缅甸一次”为编者根据史实所加。——编者
[3]即文化文政时代，日本历史上以城市文化繁荣为特征的一个时代（1804—1829）。18世纪末期，德川幕府曾经颁布严格的改革法和节约法。但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上台后，挥霍浪费一时成风。商人们寻欢作乐，文士们舞文弄墨，城市文化极为繁荣。幕府和各藩经济日益困窘，灾荒和农民起义时有发生。——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