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
今天将要谈论清朝的史学和文学。
经学以外，清朝学问中比较发达的就是史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基础的图书分类方法。经指经学，史即历史，子即荀子、墨子等诸子的学问，集即文学方面的著作，如文集、诗集之类。其中集的部分作为文学著作，不同于学术。集的第三项子是关于诸子的研究，在清朝未有明显的进步。如前所述，小学曾作为经学的基础学科而得到发展，与此同时，诸子学问作为经学的辅助才开始受到关注。由此可以看出，大致上诸子学问是与经书同时代发展起来的，或者说稍晚于经书的时代兴起。因此，研究经书，诸子书中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可忽视。如某些在经书中不能理解的语言，在诸子中可以理解透彻。此外，经书中有缺佚的部分也可能在诸子中得到补录。诸子学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开始得到重视。这里简单列举关于用诸子之书补佚经书的研究。如经书中关于尧舜时代的内容记载不详，而诸子方面则有所记载，但实际上关于这方面的补佚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但小学的进步则是较为突出的，即为了准确理解经书的语言，而研究诸子之语言的小学是必要的，因此取得了较大进步。代表人物有高邮王氏之学，王氏有《读书杂志》一书，近年又有诸子学大家俞樾的著作《诸子平议》。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解释诸子中所使用的文字，而把它们作为辅助工具来研究经书中的语言。但近年来，有人开始着手进行纯粹的诸子研究。昨天谈到的孙诒让，作有著名的《墨子间诂》一书，致力于研究墨子。还有此时仍健在的王先谦，著有《荀子集解》。总之，清朝较晚时期诸子学才总算发展起来。而日本的汉学发展轨迹则与之相反，日本汉学中的诸子学很早就开始有所发展了。徂徕时就开始注意诸子学的研究，他著有《读荀子》《增读韩非子》等书，徂徕之后也还有人继续研究诸子。而诸子研究在中国则起步较晚，然而日本的诸子研究虽然起步早，但没有出现类似《墨子间诂》这样的名著。中国主要是为了经书补佚才对诸子进行研究，张之洞认为这一目标有望实现。汉代王充也曾在《论衡》中提出可以用诸子来补佚经书，但他本人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成绩。不可否认，中国的诸子学研究一开始就被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与此相比，史学即历史学方面则有长足的进步，但史学研究实际上是受到经学研究的影响，由此逐渐波及而发展起来的。
清朝史学之祖黄顾二氏
我们所谓的把历史学作为学问来研究的东西并不多，这是中国最早的史学。虽然，无论在唐代，还是在南宋，有一些著名的学者把以往的历史作为如我们观念中的历史学来对待，但自从著名的《通鉴纲目》问世后，兴起于春秋时代的对于古人的褒贬黜陟思想更趋中国史学的主流。由于受这种思想的强烈影响，明朝几乎是沿着这样的轨迹推动史学发展的。因此，中国历朝对历史的事实做正确的研究并不常见。
但到了明末，经学方面的始祖即浙东、浙西两学派的创始人黄宗羲和顾炎武，开始推崇史学的研究。黄宗羲本人并没有留下关于历史的著作，他虽然经历了很多，但并未完成一部历史学著作。但他的门人万斯同著有《历代史表》，这是一部史学名作。此书补充了历代历史年表中缺省的部分，这显然是受到了黄宗羲的学问影响。正因为有了万斯同的成就才形成了浙东学派在历史学方面的特点。后来有全祖望，写有大量关于明末历史方面的文章，他也可以说是一位历史学家。此人后面我们还将说到，他在《水经》学问方面，即关于古代水道体系的学问方面颇有建树。总之，浙东学派中逐渐有活跃的历史学家出现。
如前所述，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作有《资治通鉴后编》，这部书并非徐乾学独自完成，而是他召集了许多学者共同编撰而成的，近年来有出版此书的草稿部分。而顾炎武本人关于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有著名的《日知录》。此书对史籍做仔细的调查、翻检，根据历史事实来验证史书上的种种记载，正是顾炎武的这部《日知录》开启了上述治学方式的先河。作为史学著作，《日知录》中包含了史学优秀的成分。总之，清朝历史学的始祖非黄宗羲、顾炎武二人莫属。
正史
继黄、顾之后，中国史学研究渐渐分成若干流派，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正史。正史是指朝代更迭后，新朝代来编撰前朝的历史，并作为官方的标准的史籍保存下来。在中国，自上古以来共有二十二部正史，所以称为“二十二史”。现在最晚的一部就是清朝修成的《明史》。《明史》的编撰方式有一点不同寻常，在此之前的正史以《通鉴纲目》为基础，按照《通鉴纲目》的标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褒贬黜陟，评判其善恶正邪，使褒贬黜陟的思想极端化。但这一点在修《明史》时有了新的变化。有一位叫朱彝尊的学者，他在经学方面也颇有成就。清朝在设立编撰明史的史馆时，朱彝尊上呈了史馆总裁一封自己的意见书，反对依据《通鉴纲目》来编撰史学，而要以新的历史见解来修史。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宋学和朱子学的史家在为学者立传时，往往把学者分为两类，一是儒林传，自《史记》以来就有儒林传，学者的传一般都归于此部。但在编撰宋朝历史时，在儒林传之外，又立了道学传，即学者被分为两部分，道学传里记录的是从事朱子学的玄理空论，具有形而上色彩的学者，而把致力于以读书研究学问的人归入儒林传。但朱彝尊反对这种没必要的区分方式，这种区分后来也成为朱子学派与汉学派之间争端的根源之一。原本《明史》编撰还是实行着两分法的，但在朱彝尊提出这一意见后，实际编撰《明史》的过程中就取消了上述的两分法，而以儒林传一统，不再设道学传。这是应对朱子学的过程中史学理论的一个变化，清初就有这种变化了。
《明史》在最后汇总时，有一个叫王鸿绪的人，此人负责最后整理草稿，编成今天所能见到的《明史》。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王鸿绪的《明史稿》，其中有“史例议”一部分，说明《明史》是本着“史例议”的原则而编撰的，这也是写作《明史》时所依据的基本条例。其中屡次出现批评朱子学的议论，体现出不依据《通鉴纲目》的准则来编史的编撰态度。这是不同于宋、元、明史学的思想征兆。
修补旧史
在其他方面清朝史学也颇具成就，如纲目中所列的“修补旧史”和“考证旧史”两项。明朝以前也有修补旧史，而考证旧史则是在清朝才有的。明朝就有不少关于修补旧史的著作存世，但清初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邵远平的《续弘简录》，是对明朝历史著作的不足进行补佚、纠错，而以史学著作的形式重新编撰。但后来出现的从厉鹗到彭元瑞等人的一系列著作，使修补旧史的方法形成清朝特有的风格，这些著作与明朝的风格明显不同。明朝的风格不会对自己所用史料的正确与否做明确的判断，只依据自己所信任的部分对古代史学进行重新编订。而清朝的风格以罗列自己所运用的多种材料为主，使任何人做研究都可以运用这些材料，并且以极其客观的态度记录这些材料。例如把以往值得参考的书籍，尽可能收集起来，其中的代表著作《辽史拾遗》就是在某一件辽史事件上，尽量罗列齐全所有的材料，使读者可以得到全面的参考。这是清朝形成的新风格，虽然也不是全都如此，也需要加以判断，订正前人的错误，但清朝修补正史还是以公正地、客观地罗列材料的风格为主，秉持以供研究者参考的态度。如明朝修改古代《辽史》，而清朝却不这样做。但其中有一个特殊案例，就是周济的《晋略》。《晋书》是古代的作品，周济按照自己的意志将《晋书》中不合乎史法的地方做了修改，他不以事实的考证为主，而只是以自己理解的所谓史法为依据。周济在文学方面也有成就，是清朝数一数二的文章高手，写作时往往非常用心地锤炼文章，他希望恢复唐朝以前史书的写法。所以，在清朝修补旧史中周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不订正史实，而对史法进行修改的这种做法，在当时其他学者及其著作中并不多见。
考证旧史
清朝在考证旧史方面最为发达，其中对史学全体进行考证的有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人的著作。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蛾术编》两书论述了经学与史学。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也几乎是讲历史的。此外，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可以说是一部开启中国新史学的重要著作，该书依照史学始祖顾炎武的《日知录》为体例，涉及经学、史学及其他所有学问。他的治学是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进行的，因此十分缜密严谨。所以，他的研究结论时至今日大致上仍然是正确的，而且他的研究方法也仍为当下的中国学者争相效仿。
此三人名望都极高，其中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可以说是社会上颇为流行的，在日本也有翻刻出版的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最早为史学奠定了基础，正因为此人，清朝的史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史学。他根据可靠的事实进行史学研究，尽可能地收集所有的资料，从中提取可信的事实。这在顾炎武时已被推崇，主张依据金石碑文研究史学。因此，人们才渐渐意识到史料方面应该用最根本的史料。若是谈及钱大昕在清朝史学上的地位，他就像前述的戴震在经学上的地位一样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人。从他们开创了治学流派起，从事局部性研究的学者开始出现。
后来有王元启、梁玉绳、洪亮吉等人从事历史及地理学方面的研究。章宗源从事历史书籍目录的研究，沈钦韩研究两汉书，吴卓信对《汉书·地理志》进行研究，张敦仁致力于研究《通鉴》，汪士铎做南北史方面的研究，这里不一一举例，只列出他们的代表作以做参考。总之，因为这些学者的出现，推动了清朝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一改以往史学只注重褒贬黜陟之空论的风气，历史学的主体开始以事实研究为主，而最基础的就是必须依据可信的一手史料。这是清朝史学的显著特点。
地理
史学研究也带动了地理研究的发展。虽然在此之前也有人做过地理方面的研究，比如关于中国全体的历史地理著作，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历史地理的学问在今天的史学中，还属于萌芽阶段，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实质上是政治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心得逐渐积累的成果。书中以部分的、地方性的研究开篇，对每一地方都广泛地引用相关的文献资料，考订此地从古至今的名称的变化；然后，又从山东省、河南省开始，一省一省做全省性的通论，但主要是政治上的通论；接着，在此基础上，从全局角度考察中国历代的地理沿革，论述历代中国地理沿革的内容。即此书以中国式的学问为基础，既有部分性的研究，又有通论性的论述，与西洋人的学问方式有显著差异。但作为一部全面总结中国历史地理的名著，此书至今仍功不可没，十分珍贵。从此书中我们也受益匪浅。同时期还有从经学来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如阎若璩、胡渭等人。这些人在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编纂《一统志》时，都被招至幕中，参与编纂，但他们并非为了《一统志》的编纂而做研究。此时，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已颇具规模，如顾祖禹被招到徐乾学处编《一统志》时，其实已完成了他的历史地理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因为编纂《一统志》得以接触更多的书籍，因而又推动他做进一步的研究。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徐乾学对康熙朝的学者是有所帮助的。
此外，齐召南著有《水道提纲》一书，它记录的并非古代的地理，而是当代的地理。此人与我在先前一讲中讲到的西洋传教士绘制中国地图有密切关系，即西洋人地图中所描绘的水道（即水路，河道的网络）与齐召南《水道提纲》的记录是一致的。由此可知，齐召南《水道提纲》的内容，是依据传教士实地调查的结果而撰成的，是最新的地理研究成果。道光年间鸦片战争时，中国又开始对海外的地理进行研究。昨天有说到魏源，此人著有《海国图志》一书。目前，中国仍然盛行对海外的地理进行研究，近来有一个叫邹代钧的人去往西洋，想学习用西洋的方法来研究地理学。新地理学可谓方兴未艾，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塞外史学、地理
清朝历史学上的重要人物钱大昕前面已经谈及，钱大昕的学问中后来成为清朝史学的一个中心而得到相当发展的，就是塞外史学、西北地区的地理，即关于蒙古这样的中原外部夷狄区域的地理研究。钱大昕极大推动了塞外史学的发展。他认为《元史》是二十二史中最为粗略的一部史书，因而致力于重新编撰元史，着手元史的研究。用蒙古语写成的，记载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两代历史的《元朝秘史》在当时被发现，他便根据此书来研究元史。他重新编撰元史，写出了长达一百卷的《元史稿》，不知道现在是否还保存着这份资料。元史研究即对蒙古的研究、蒙古地理的研究，这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并推动清朝史学走向全盛时期。
此外，出于政治上实际需要的考虑，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蒙古地区即西北地区的研究。祁韵士著有《皇朝藩部要略》一书，记载入清以来蒙古诸事，遗憾的是，他只写了此书的草稿就去世了，他的同乡张穆后来写成此书，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张穆也对蒙古历史十分感兴趣，原本计划写一本蒙古历史地理，但也是未完稿就去世了。何秋涛继承了他的遗志，完成了此书。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是皇帝恩赐的书名。但今日我们所见的《朔方备乘》已经经过他人的修订，与原本不符。此书以研究中国与俄国的边境问题为主，最早的书名叫《北徼汇编》。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关于蒙古的诸方面逐渐清晰，也推动了中国西北地理学的发展，而无论是张穆还是何秋涛，都受到钱大昕学问的影响。经张穆、何秋涛两代，蒙古史研究到洪钧时再一次有了突破。洪钧在做公使出使西洋时，发现并利用了西方的元史材料《皇元圣武亲征录》一书，撰成《元史译文证补》，把钱大昕以来的元史研究再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外，还有一些对元史研究十分重视的人，比如在我青年时期尚健在的文廷式，还有现在也仍健在的沈曾植，尽管他们并没有特别的著作留世。沈曾植尚有一本还未完成的元史研究草稿。如今的元史学者屠寄著有《蒙兀儿史记》，柯劭忞的《新元史》近年也出版了。
另一方面，元史的发展促使人们到西域即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去做实地考察，同时也有学者开始依据这些考察结果做进一步的研究。被任命为西域地方大官的蒙古人松筠，他对历史非常热心，写了不少著作。他的著作使徐松受到影响，徐松在当官时，因某事坐罪而被流放至伊犁，在流放期间他对伊犁一带的地理做了实地考察和研究。当时魏源等人主张把国内的研究与海外的研究综合起来，才有了后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不可否认，这在清朝史学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显著的成就。
汉志水经之学
《水经注》是北魏时期记载河道情况的中国地理名著。《水经》学的兴起，以全祖望为首，其后门人为维护自己师傅的研究，围绕赵一清盗用了戴震之学，还是戴震盗用了赵一清之学等问题，产生了激烈的论战，学术往往就是在这种争论中得到进步。后来也做这方面研究的有董祐诚、陈澧等人，最后传到不久前去世的杨守敬，他是集大成者，但有关书籍尚未出版。
古地志
古地志的研究在此时也开始兴起。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对古都进行研究，李兆洛的《李氏五种合刊》是关于一般性地理的研究，书中涉及古地名的地方，就尽可能准确说明这些古地名相当于现在的何处何地。李兆洛的门下有一个叫六严的人，沿袭其学问，最后仍是由杨守敬集大成。
古史
此时，有人对于远古时代的史学特别加以研究，著名的有康熙年间的马骕，他对于三代历史有详尽的研究，以至于被人称为“马三代”。承袭他研究的是满洲人李锴，李锴原为朝鲜人，是征伐日本的名将李如松的后代。李锴所著的《尚史》曾出版过。此外，还有林春溥、陈逢衡、崔述、程恩泽等学者对远古史学有过研究。
掌故
掌故研究在清朝史学中自成一派，但不限于清朝如此，掌故是调查、研究官府故实的学问。明朝时民间盛行根据传说写成的史书，有混淆真正史书的趋势。因此，清朝时严禁野史之类的书籍，取代野史的是可以确信的掌故。所谓掌故，是根据可信的史料编撰的关于官府故实的学问，而不像野史那样仅凭民间传闻写成。这也反映出，相比明朝，清朝在史学思想方面更为进步。我在纲目中已列出这方面的名人，其中有盛昱、文廷式等人，虽然他们没有著作问世，但都是非常熟悉掌故的学者。
经济
作为历史学的附属学科，经济的学问也有必要谈论。在中国，它从不同的方面渗入到历史学中，也可以说它是政策论的学问。包世臣的《安吴四种》是关于这方面最早的著作，此书论述的是黄河水利。此外，中国是依靠运河运送大米的国家，书中关于这一方面也有论述。关于经济方面的经世政策的研究，他复兴了顾炎武以来已断绝的学问精神。此外，由魏源、贺长龄分类编纂而成的《皇朝经世文编》，有益于我们了解清朝的经世政策，可以说我们从中受益匪浅。此外，龚自珍、俞正燮的单本著作中也有相关内容。蓝鼎元著有研究台湾的著作。陶澍有研究对中国关系重大的盐业的著作。严如熤致力于研究苗防事务，因为苗族犹如台湾土著一样，此书主要论述如何采取措施防御苗族。此外，《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的名著，此书对今天的中国经世政策的影响力仍然没有衰退，他为中国拟定了十分优秀的经世国策。冯桂芬可以说是论述中国改革中最先进的策论者，近年来康有为的改革论都以此人的学问为基础整理而成。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他在中国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此外，近年来张之洞也有种种关于经世的议论和著作。在中国，这些经济著作都是归入史学的，作为政策论而被探讨。
上述大致就是清朝史学的发展过程，其中有自古以来就有的门类派别，也有新发展起来的部分。这里简单总结新发展起来的部分：旧史考证，西北历史地理以及关于古地志学问中的种种新要素。此外，过去也有掌故的学问，但在清朝尤其发达。
历史方法
最后，纵观史学研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史学方法的学问。在唐朝，就有刘知几的名著《史通》讨论历史编纂的方法。后来南宋郑樵的《通志》一书中也有许多精彩的史论。通过这些十分优秀的前辈学者的努力，到清朝，关于文章的写法体例已形成一定的规则。如韩退之曾著文说，记事文的写法有哪些要求，编撰史书像写记事文一样，也有一定的规则，该怎样记述史实，该如何省略，都是有一定的规则需要遵循的。如果不按照此方法写，古文便不能称为古文，也不是历史书。方苞极力推崇编写史书需要有固定的写法。后来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把郑樵的《通志》以来断绝的史学通论传统又复兴起来。在史学通论方面《文史通义》非常有名，中国人也极其尊敬章学诚。近来有张采田，模仿《文史通义》，写了《史微》一书。与《文史通义》相比，此书虽不能算是名著，但值得庆幸的是往往隔一段时间会有人想起它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复兴它。不过即便是今日，张采田的《史微》也是异于寻常的书，所以，我特意在此说明。以上就是清朝史学发展的大概样貌。
文学
古文
从古文与骈体文入手，可以了解中国文章的变迁。“古文”一词在中国，根据时代的不同，使用方法也不尽相同。我这里将要谈到的古文，是指文章方面的古文。文章方面的古文与经学方面的古文，有不同的含义。古文与今文的对立是经学方面研究的课题，古文即古的文字，篆书以前的、写于铜器等器物上的文字，隶书以后的文字被称为今文。古文学就是以古文写成的经书的学问，今文学则是以今文写成的经书的学问。在文章方面与古文相对立的是“时文”。中国的“时文”在日本指的是诏敕、书信、上奏文等。这样的误解我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的，在中国这些并不是“时文”。中国所谓的“时文”，是指文官考试时所使用的八股文。八股文是指从四书中出题作文章，用许多对句组成八个段落，按照这种固定规则写出的文章。这是文官考试的必要项目，如果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就不能通过文官考试。与此相对应的古文，指的是承袭唐宋八大家以来的写作传统的文章。但清朝以后，出现了与古文相对的时文之外的另一种文体，即骈体文。这是清朝特有的现象，在后面的讲述中还将谈及，这里我们先以古文为例。
草创期
清初的学者都模仿唐宋八大家文，沿袭明朝的习惯，而唐宋八大家中，其实真正盛行的只是金、元以来一直流行的苏东坡一家。真正能够模仿自韩退之以至苏东坡一脉文章风格的，是所谓清初的三大家。纲目中罗列的魏禧就属于此派，侯方域也属于此派。汪琬虽然与此派差异较大，但他十分讲究文章的规则。简言之，清初文学的特征大体是以模仿自韩退之到苏东坡一派为方针的。
后来随着文学研究不断发展，渐渐跳脱古文的写法，而是根据个人的学问爱好而写作。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不重视文章的技巧，也能够自然而然地写出好的文章。后来，清朝那些运用各种历史掌故的人都是模仿此二人的文风，因此也能写出一些好文章。可以说，此二人奠定了清初文风的基础。等到朱彝尊、姜宸英时，清朝的文学风格已经形成，于是他们开创了一条区别于黄宗羲、顾炎武的清初文风与古文派风格之间的道路。即不同于韩退之、苏东坡之流的古文风，而是依靠自身学问的实力来作文章。
袁枚是清朝中期的文章天才，既擅长写古文，又能写骈体文。我在后面会讲到骈体文，总之，他是个能自由创作的高手，但他因待人轻薄，遭到不少责难。上述这些学者奠定了清朝文学风格的基础。但总的来说，此时仍处在清朝文风的形成阶段，不同派别的人物尚未出现。
极盛期
这个时期过后不同流派纷纷出现，古文和骈体文方面各有自己的派别。骈体文又称“四六文”，即用四字、六字的对句创作优美的文章。因为排列对句而叫骈体，古文因尽量不使用对句，所以又称“单文体”或“单行”。当清初盛行古文时，骈体文也开始被人注意，即纲目中“骈体文”栏目下的“旧派骈文家”已有出现。由此可见，古文和四六文家的发展过程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经学的发展导致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经学学者反对宋学、朱子学，而固守唐宋八大家古文的朱子学，尤其推崇八大家中的曾南丰。而经学家们反对朱子学，因此也强烈批判唐宋八大家文。当时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即写古文的人懂得文章是什么吗？前述的阮元曾经提出过一种极端的言论，他认为古代所谓的“文”仅指骈体文。古代“文”与“笔”是有区别的，华美的文章才叫“文”；而只讲求实用，不注重文采的叫“笔”。因此，唐宋八大家所写的古文只是“笔”，不算“文”，优美的文章必须是骈体文。方东树出于维护唐宋八大家之由，因而极其反对袁枚的理论。当时的情况错综复杂，既有反对古文派的，又同时出现以古文家为标榜的流派——桐城派。
说到桐城派，其起源是明朝的归有光，归有光以唐宋八大家文特别是曾南丰的文章为模范，极力反对明朝李王七子之文。入清以来，归有光的主张被方苞继承，传给刘大櫆，刘大櫆又延续到姚鼐，到姚鼐时与汉学发生冲突，转而打着古文旗号，跳脱汉学，专心研究古文。因此，他的门下聚集起不少桐城当地的学者，所以叫桐城派古文。桐城派信守唐宋八大家，特别是以曾南丰的古文为写文章的范本，桐城派在成立之初，就受到一些汉学家的强烈反对，因而兴起另外一个派别。阮元尤其抨击古文，欲置其于死地。方东树则遭到汉学派中主张骈体文的人的谩骂，于是从桐城派的古文中衍生出阳湖派古文，以恽敬、张惠言、董士锡、李兆洛为代表，此派是比较接近骈体派的古文派，虽说也是古文派，但与桐城派多少有些不同。
此后，出现了“崇佛家的古文”这一奇怪现象，这是我擅自拟的名称。如前所述，佛教学者中也有作古文的，纲目中提到的有罗有高、汪缙、彭绍升等人，他们都曾研究过佛教文章。但从他们的文章来看，这些人对佛教并不感兴趣，只是钦佩佛学的文章。他们广读佛教书籍，以此写作文章。也就是说，此时从佛教学者中派生出一个新的流派，虽未能流传开，但后来的龚自珍等人的文风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选体”是骈体四六文中的一种，但到后来，文选体的文风也影响了作古文的人。包世臣认为纯粹的古文难免乏味，文章还是需要一点味道，有点色彩，所以，提倡用适当接近文选体的文风来写作。因此，清朝的文风发展历程，最早从古文出发，后来写古文的人又用接近文选体即骈体的风格来写作。清朝的这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现象，在明朝此种情况并不多见。
上述是从乾隆到道光之间的古文的发展情况，后来出现了曾国藩。此人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家，在其他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文章在清朝可谓开一代大家之风气。他沿袭姚鼐桐城派古文的文风开始习文，有一定阅读基础后，感到桐城派文章只用曾南丰的写法过于狭窄，于是运用更为广阔的视野，参考各种优秀的古代文章，一改桐城派文人几乎不仿效唐宋八大家以外的做法，广泛阅读并参考古代的经、子、史学著作等文章，从而成为清朝古文的一代大家。他早期受到姚鼐的影响，又掺杂了各种风格、流派，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门下有张裕钊以及最近去世的吴汝纶。这两人的文章都非常出名。此外，薛福成以及做过日本公使的黎庶昌也都是有名的文章家。他们的文章都秉承了曾国藩的风格，与桐城派不同，文章大气不拘泥。曾国藩的友人左宗棠也是出色的文章家。郑珍的文章也同样出色。这些人造就了古文的极盛期，溯其根源在于桐城派，而后逐渐扩大、吸收，形成清朝古文的全盛局面。
骈体文及骈散不分家
清朝的骈体文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承袭明朝以来的四六文，强求对句，以文章为乐趣，称为“旧派骈文家”。他们写文章注重是否有趣，而不论是否有游戏的成分，即使在游戏的状态下写出很好的对句，也算合乎情理。及至清朝后期，开始出现新的动向，兴趣变得多元化。新起的骈体文家认为不用勉强地作对句，只要能写出好文章就行，即以自己的学问根底与实力为基础。这些人多兼治经学，更看重文章的质量，即需要创作出色的骈体文，而不是浅薄的骈体文文章。他们还主张不要只写轻松有趣的东西，而要像古代文选那样以高远的基调作骈体文。事实上，这类学者们很好地实践了这一主张。因此，这一实践不仅带动古文的发展，也带来了骈体文的进步，而且，两者的界限逐渐模糊。其原因在于，如前所述，古文中桐城派纯粹是模仿唐宋八大家，到了阳湖派古文，多少有点跳脱此规则。而到了主张古文与骈体文相近的那些人时，就更脱离了原本的规范，因此，写古文的人与写骈体文的人并无差别。曾国藩门下的吴汝纶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一开始主张写唐宋八大家文，但实际上，写《史记》《汉书》这样的古文更多。然而《史记》《汉书》中的文章，其实既不是古文，也不是骈体文，吴汝纶模仿它们写出的文章，逐渐接近骈体。刚开始写骈体文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主张，只是对应古文而已。后来逐渐地发展成为认真地模仿《文选》，要求必须以学问来作骈体文，因此，骈体文与古文就互相靠拢。这就是“骈散不分家”。
清朝文选体文章极盛期时才有“骈散不分家”的说法，汪中写骈体文并不强求勉强对句，但文章写得十分高雅端庄，虽然其间也有如《文选》那样的艳体。尽管方东树等人极力抨击他，但他也算得上清朝十分优秀的文章家。汪士铎受他的影响，以及现在已八十多岁的湖南人王闿运也受他的影响。王闿运在文章方面是个天才，能将骈体文和散文的技巧烂熟于心，而所创作的文章既非骈体文又非散文。此外，谭献致力于写文章，就是他提出了“骈散不分家”，即不必去在意文体的不同，只要能在此两者之间写出好文章即可。他还主张应写从东汉到魏期间的文章，虽然这期间的文章有艳体，但并不乏味，而且，运用艳词多也不是缺乏学问、没有功底的表现，写文章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把文章形式与内容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谭献提倡这种从东汉到魏期间的骈散不分家的文章，其门下的袁昶也继承了这一理论。袁昶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的北清事变中因给西太后上谏言书，遭致杀身之祸。若纵观清朝各个时期，要说独具清朝特色的文体，那就是这种骈散不分家的文体。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谈论的虽然是如何写作文章，但文章也关系到经学。
近年来，梁启超等人来到日本，阅读日本的报纸后，感叹文风的自由潇洒，于是学习用报纸文章的风格进行写作，因而，形成了所谓的近代文体。这是从广东人黄遵宪开始的，此人曾在日本公使馆做书记官，到后来康有为极力提倡，梁启超时的文章就几乎像是日本文的翻译文。其中康有为的文章接近于骈散不分家的文章，不像梁启超那样的新派。梁启超的写作完全是日本报纸的文章风格，目前在中国因实用而流行，不知道此风气能持续多久。关于文章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诗
诗的成就并非在清朝一蹴而就，而与明朝有关。在纲目中罗列的李梦阳、何景明，在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提倡古文辞，主张用古人的语言套用诗与文，即诗文作得必须像出自古人的手笔一样。此后，到嘉靖、隆庆年间，又有王世贞等人认为诗文应该模仿古代经书和诸子学说，规范的、严肃的文章才是出色的文章。在诗的方面，此论调也盛行一时。当时一味地模仿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盛唐诗歌（唐诗分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其中也有像何景明这样的主张比盛唐稍稍往前的初唐的诗风。总之，这些人都是以古人为范本创作诗。随着此类思想盛行以后，就有相应的反对派与之争论。其代表人物有钟惺、谭元春、袁宏道等人，主张诗可以任意随心地写作，以摹写自己的性情为主。这种论调也流行一时，但在中国这种主张可以说是异于寻常的，因此，最终未能流传开来。到明末出现陈子龙，他与李梦阳、何景明一样，多少限制在前人的框架内。明朝在诗方面虽有争论，但总体是把陈子龙的主张作为正确的意见而推崇的。
清初的大家
清初有钱谦益、吴伟业两大家。此二人是清诗的始祖，他们虽然各立门户，但也受到陈子龙的影响。此时顾炎武以他坚实的学力为基础写诗，虽然他的诗在后代也不是全无影响，但终究未能传世。不可否认，清朝诗风的创始者是钱谦益、吴伟业二人。但清朝以后，钱谦益被人逐渐遗忘了，这是有原因的。因为钱谦益作为明朝人，在降清后却做了大官，而在做清朝大官之后，又埋怨清朝，因此导致他被遗忘的命运。他常常在诗中暗示自己不是投降了清朝，而是明朝灭亡后，除了仕清别无选择。此举惹怒了当时的乾隆帝，钱谦益的诗集于是成了禁书，被下令全部焚毁。所以，钱谦益在清朝被人遗忘，也就不足为怪，但他们两人却是清诗的始祖。继此二人之后，不久就出现了王士祯，即有名的王渔洋，在钱、吴诗风的影响下，奠定了清朝诗风的根基。另外，钱谦益、吴伟业之后，又有龚鼎孳，也有人将他与钱谦益、吴伟业并列，称为“清初三大家”。此外还有吴兆骞，他在诗方面非常有天赋，尤其因为他曾获罪被流放到中国东北的特殊经历，所以，关于中国东北的诸事常常在他的诗中有所表达，一个像他这样具有满腔热血的南方男子被发配到严寒而陌生的北方，这样特殊的经历和环境使他的诗更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感情特质。
康雍年间的大家名家
把王士祯视为清朝诗歌的始祖也合乎情理。一般把王渔洋的诗风称为神韵派或格调派，他仍是借用古代现成的文字创作诗歌，而不是自己随意遣词造句，余韵十足，因而受到人们的推崇。曾有人评论他的诗风，就是“华严楼阁，弹指即现”，这句话引自佛教经典《华严经》，以形容其神韵，即组成《华严经》里极乐世界的楼阁，弹指一挥间就能在空中忽然浮现。总之，王士祯推崇神韵，他的诗歌也就具有这种风格。但他的诗总是过多地使用典故，虽可显示其学问实力，但过多地使用典故，使故事繁杂而缺少诗情，这便是他的不足。当时，有人对此表示反对，反对他的是有“南施北宋”之称的施闰章，他就是用“华严楼阁，弹指即现”之语评论王士祯诗歌的人，他说王诗好像有如此法力一般，弹指一挥间就能使空中出现楼阁。但他本人却不采用这种风格作诗，他用建房子来比拟作诗，他主张作诗应该先打地基，再竖柱子，再起屋顶，有秩序地一步步层层累加、营造。这一派兼顾两方面，而王渔洋的诗大体上仍是模仿唐诗。此时虽已跳脱了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固守盛唐诗风的做法，但主流仍然是模仿唐诗。还有同时代或稍晚一些的查慎行，他认为盛唐的诗歌太深奥晦涩，应该作像白居易或苏轼那样的诗。因此，查慎行开创了另一派诗风。此时在诗歌方面的大家还有朱彝尊，他也是以学问实力来作诗，他初期所作的诗多晦涩难懂，后来的诗有所改变，逐渐倾向自由、活跃。总之，王士祯、朱彝尊、查慎行三人是康雍年间诗方面的大家。
此后，名家层出不穷，王渔洋在当时可以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河，但后来也逐渐出现反对他的人。甚至在他的亲戚中有一个叫赵执信的人，他曾经求教王渔洋如何写诗，由于王渔洋并没指导什么内容，他就自己探索、学习作诗，而且说了不少批评王渔洋的话。这些都是康熙、雍正年间的大家。与此同时，在杭州成立登楼社的柴绍炳、毛先舒等人，被称为“西泠十子”，以诗社的形式大力开展诗歌活动。此外，广东地区也出现了屈大均、梁佩兰等诗歌名家。
乾隆间的名家
以康雍年间的诗为基础，乾隆时代的诗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沈德潜承袭王渔洋诗派，此人受到乾隆皇帝的青睐且十分长寿，他一生奉行王渔洋诗派的风格。作为王渔洋的正宗传人，沈德潜将其主张传给了王昶。但当时中国诗歌已渐渐偏离王渔洋的风格而另辟新路。此时的袁枚即袁随园极力反对王渔洋，他认为王渔洋有意模仿古诗、拘泥于富有神韵的写诗方式，而要求诗需要自由随性地反映创作者自己的思想。由此产生了与格调派相对立的性灵派。性灵派认为应当自由地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没有必要遵守所谓严格、繁复的古代准则。袁枚、蒋士铨、赵翼三人被称为“乾隆时代的三大家”。其中蒋士铨与袁枚、赵翼不同，是个十分认真的人。而赵翼写诗往往突破限制，认为只要是自由创作的诗歌，能够反映自己的思想感情，即使是玩笑也不在意。对以往的诗人，他虽没有明确反对王渔洋，但只推崇查慎行，以查慎行的诗为正宗。袁枚则明确地提出反对王渔洋，王渔洋在清朝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诗人，而袁枚仍敢起而反对。如前所述，赵翼推崇查慎行，私下反对王渔洋。由此可见，在清朝这种反对王渔洋的声音到处流传，恐怕会对一般的诗人造成影响。
我在纲目中都列出了此时期出现的有名的诗人，接下来逐一加以评述。其中也有袁枚派以外的诗人，从乾隆到嘉庆，随着时代的推移，除了乾隆时代的三大家之外，一些虽然气魄不足，但能写出洗练、风流、潇洒之诗的诗人不断出现。这些人也逐渐形成了新的风气。后来出现了像张问陶、杨芳灿等能写出优美、潇洒诗作的诗人。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一般认为诗之为物，首先在诗人的心中需要受到感动，然后，将此真情吐露出来表现为诗，这才是好诗，而按照诗歌的准则，仅凭新奇、特别的词汇写诗，就不能算是好诗。这是中国人一般关于诗的认识，及至道光、咸丰年间这种主张便有所显露。
道咸以来
道光、咸丰以来，清朝已经历了鼎盛期，随之而来的是乱世的前兆，使得诗人心灵受到未曾有过的刺激。此时的诗人不再有心情写作温和沉稳、悠游闲适的诗歌。龚自珍可谓道咸以来的诗人中，最自我的一位天才诗人，他作诗不拘泥于规则。与此同时，以魏源、欧阳绍洛、毛贵铭为代表的湖南派诗人兴起，他们的诗往往晦涩难懂。曾国藩也是此派的诗人，他们秉持异端的主张，又被称为“江西派”。他们有意模仿宋朝的苏东坡、黄山谷，并由此上溯至晚唐的李义山，更追溯至盛唐的杜甫。苏、黄二人尤其是黄山谷在写诗方面，主张即使没有天赋也无大碍，可以依凭自身的学问功底，加以反复练习，然后埋头努力作诗。苏、黄前面有李义山，李义山的诗不是用语言明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是含蓄深远，因此诗的特点是含蓄且有深意。李义山之前是杜甫，要模仿杜甫的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极少有人能够达到他的境界，大多数江西派诗人都停留在黄山谷的水平，无法超越前人。简言之，这一派的诗歌主张是按照上述的顺序而效仿学习的，这是道光、咸丰以来的事。而稍稍往前的时代，即受到查慎行等人影响，这些人并不是出自性灵派，因而不作乾隆、嘉庆之际的轻薄之诗，转而倾向学究性的诗风。总之，道咸以来随着世道的变化，刺激了许多诗人，所以，严肃的诗歌风格逐渐流行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是同样的情形。
后面罗列的这些人，这一流派占据了多数，特别是张之洞，也是这一派的重要人物。纲目中写着“乾隆以来诸家，多由苏黄入玉谿生，以窥工部”，玉谿生是李义山，工部是杜甫，由此可见，当时十分流行，但后来也出现了变化。即随着江西派的盛行，渐渐发展到以学问实力作诗，诗风为之一变。写文章方面也是以学问实力作四六体文，可以说是秉承了唐宋八大家达意的宗旨。即一方面是大量堆砌文字作四六体的文章，同时江西派的诗也重视学问功底，变成文选风格的诗。民间流行“近时作家往往宗选体”这一说法，即说明文章与诗都逐渐地转向文选体的方向。王闿运便是由选体而生，是位作诗的天才。还有谭献，比起王闿运，他的诗更为文质绮丽，但也因此缺乏力度。总之，近年来中国诗坛上最有影响的人非他们莫属，近来中国写诗的人，几乎没有不注意到他们的诗的，可以说十分流行。诗和文章都归于选体便是清朝诗风的结局。
旗人的文学
关于旗人的文学这里简单讲述。由于推崇学问，清朝的皇室宗亲即清朝的旗人中也有不少诗人、文人。嘉庆年间，铁保编有《熙朝雅颂集》，其中收录了蒙古旗人纳兰常安的作品，他就是一位写诗作文的天才。此外，还有盛昱收集旗人文学，编成《八旗文经》，其中不仅收录了诗人的代表作，也收录了他本人的诗作。蒙古人与满洲人不同，蒙古人精通中国文学的并不常见，虽不是完全没有，如西域的后代中也有作诗的人，但旗人则是竞相致力于中国文学，因而才有上述的诗文集，这在前朝的元或金都是未曾有过的现象，可见，对于中国文化的接纳和吸收程度上，满洲人是远远超出元或金的。诗文方面就讲到这里。
词、曲、传奇小说
最后在这里简单讲述词。一般认为诗到唐朝时就逐渐失去了歌唱的形式。唐初以前诗是配着乐器吟唱的，到唐中期时，就不再能唱了。因此，词便应运而生。这就好像日本的“春雨”或“黑发”由端歌到后来发展为“替歌”的情况一样。所谓春雨是指春雨的调子，遵循此调作歌就是词。如有某一个调子，作一个百字令，如是春雨的调子就是春雨词。依这个调子可以作许多不同的新词。到宋朝后，词不断发展起来，但它在中国，是在非汉族人统治即外部人统治的时期中成长起来的。对于没有中国文学素养的满洲人或蒙古人来说，突然接触并学习中国文学是一件困难的事，而词不需要扎实的学问功底，与俗语相似，平时又常被吟唱，词就常在耳中回响。这种带有旋律的词，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对于入主中原的外部民族在文化上是比较容易接受的。纳兰成德的词在清朝时有突出的成就。依靠徐乾学的实力编成《通志堂经解》的纳兰成德，他在词方面颇有天赋。此外，乾隆帝对词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乾隆帝是一个对任何学问都感兴趣的人。关于词的著作康熙帝时就已有问世，而最好的是乾隆帝命扬州黄文旸全面收集整理自古以来的词曲而编成的著作，因此，黄文旸也成为古代词曲研究的名家。
曲是由词演变而来的，再加上人的动作，形成戏曲的雏形。清朝以后，关于曲的名著逐渐出现，清初的名剧《桃花扇》，还有李笠翁这样天才的曲作家，而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蒋士铨在曲方面也颇有成就，著有《藏园九种曲》。随着作曲的人多了，曲在清朝自然而然地得到很大的发展。元、明时期都盛行曲，但从清朝开始才有关于曲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孔云亭，他是奉乾隆帝之命从事曲之研究的。
传奇小说在清朝也得到发展，其中最有名的是《红楼梦》，这本小说还受到西洋人的喜爱，被翻译成外文出版。清朝小说中不免有一些下流粗俗的内容，但也有像《品花宝鉴》这样的作品，表现了清朝的民族性的各个方面，因此对这些作品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此外，中国人喜好奇谈，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都属于志怪小说。纪昀除奉命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外，将其他诸事都以麻烦为由推辞，虽说是著名的汉学家，却没有什么正经的著作遗留后世，闲暇之时就写一些志怪小说。袁枚也写有志怪小说，著有《新齐谐》一文。我认为十分有必要从这方面来研究中国人的民族性。特别是对于清朝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红楼梦》的研究，如今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清朝史学、文学方面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粗略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