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
今天就经学开讲。从今日起，主要就中国本国的文化，国内的文化开讲。总的来说，这次课程的内容要尽量避开政治层面的议题，如前所述，主要讲中国文化方面。此前主要讲了作为文化中心的帝王之事，其次讲了清朝与外国语有关的种种特殊现象，再其次讲到了贸易关系对财政经济的影响，可以说，这些都是文化的基础。接下来，又讲了帝王的行为——外国文化的输入。从今日开始，则专门讲讲中国国内的文化。
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任何朝代，只要是太平之世，就自然致力于推动本国文化的进步。清朝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稳定，国势强盛，国内文化也空前发展起来。自唐代以来的中国，即使有战乱，也几乎没有因长时间的战乱所造成的黑暗时代。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始终保持着发展的状态。所以，清朝文化的兴盛，并非意味着终结以往的黑暗时代，开创新的局面。因为此前的文化已经高度发展，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逐渐显示出新的动向罢了。
学术依然是清朝文化中最繁盛的部分，而清朝的学术又以经学为中心。清朝出现了两汉以来所未有过的经学的高度发展，研究普及到一般的学者中，可以说是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这一点也是两汉时所没有的。清朝的经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是古所未有的。不用说，经学不是在清朝突然繁盛起来的。清朝之前的明朝，由于沿袭宋、元以来的学术传统，宋学十分盛行。宋学包括朱子学派和王阳明即陆王学派，明朝就有朱子学派即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的两派之争。明末时，一种新的风气在学者间流传开来，即讲学。讲学并不是只讲究学问，而是像今日我到此讲演一样，多少只是以学问为讲演的材料而已，然后进行禅宗式的问答，可谓口头空论地研究学问。这些学者不是从事实的角度来研究学问，而是作空泛的讨论，这就是所谓的讲学派。纲目中开篇所写的顾炎武、黄宗羲两人，对讲学派提出强烈的反对，但也仍然有学者坚持讲学派的主张。这里所写的孙奇逢、李中孚就属于讲学派，他们延续着明末以来的做法。而在明末讲学派中，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谁的势力更强？答案是陆王学派，即王阳明学派盛行。其代表人物就是在日本被看作小说批评家的、万历年间的学者李贽（李卓吾）等。这派学者身着僧服，执杖而行，几乎像僧人那样生活，而且以中国人所嫌恶的男女混杂的方式进行讲演，或作禅宗式的问答。为此，引来了对之极为反对的顾炎武派。原本是朱子学者的顾炎武，反对讲学派的学风问题，提出学问要做事实性的研究，这样一来便从朱子学中脱离出来，成为清朝反对朱子学派的汉学派的始祖。另一方面，从顾炎武的学术精神来说，他是传承了宋学精神的，但他又是清朝汉学复兴的始祖。与他齐名的黄宗羲，在明末时，为了帮助明朝恢复政权曾参加战争，此人还曾计划派遣使者去日本请求援兵，但最终看到明朝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便抛开了政治，过上了完全的隐士生活。他作为王阳明的同乡，继承了王阳明的学术精神，但因为是前朝残党，一直低调行事，因此十分排斥讲学派，同样认为学问应做事实性的研究。顾黄的学问盛行以后，中国学者为了区分把他们分为两派，以顾炎武为首的被称为浙西学派，黄宗羲则为浙东学派的始祖。这是一张浙东、浙西的地图，所谓钱塘江即浙江，浙江以东所出的学派叫浙东学派，这里是宁波，这里是余姚。黄宗羲是余姚人，余姚也是王阳明的故里。如此一来，两人分别成了浙东、浙西学派的始祖。两派学者的姓名在纲目中都有罗列，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在此一一细讲了。顾炎武之下写着徐乾学，表示他继承了顾炎武学派的观点。黄宗羲下写着万斯大、万斯同，表示他们继承了黄宗羲学派。后来徐乾学深得康熙帝信任。如前所述，他在洞庭山召集了许多学者，编撰《一统志》，但他编书却不留自己的姓名。纲目中的“徐乾学”下有一个名叫“纳兰成德”的人，他是年轻的满洲旗人学者，天资聪慧。徐乾学派出于对满洲人策略上的考虑，有意拉拢他，使其成名，得到了极高的荣誉。他编撰了《通志堂经解》，是宋、元、明三代经学著作的集成，这在当时十分重要。此时的清朝在宋学以外没有别的学问，所以，就尽量收集宋学家的著作，出版了《通志堂经解》。但事实上这是徐乾学事前搜集编排好的资料，而以纳兰成德的名义出版。作为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多少继承了他的学统，但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顾炎武因反对清朝，一生未入仕途，而徐乾学与顾炎武不同，擅长为人处世。但因他沿袭了顾炎武的学统，所以他身上多少可以看到宋学的影子。可以说，除宋学以外清初并无其他学问。
此外如孙奇逢等人，有的属程朱一派，有的属陆王一派，有的兼属陆王程朱，但与顾炎武、黄宗羲不一样的是这三个学派的人都是讲学出身。到了清朝，孙奇逢、李中孚等人仍讲学不辍而名声大噪。他们通过不断地讲学，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为此，清朝曾诏李中孚等人出仕，使其进退两难。但这些学者都是讲学派出身的人。
这些人成就了清朝宋学的发展。但在康熙之前，清朝还未形成真正的宋学，只是出现略具清朝风格的宋学的萌芽。清朝风格的宋学具有哪种特质呢？就是一边通过讲学钻研宋学，虽不做事实性的研究，但也从书籍入手，多少进行一些事实性的研究，程朱学派的李光地便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曾阅读顾炎武最早的学术著作（而那时顾炎武并不认为自己是宋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他。而到了康熙时代，清朝的宋学开始明显区别于明朝的宋学，浮华而不实的讲学不再流行，转而进行贴近书籍的学术研究。
其次，纲目中罗列的姚鼐、方东树等人，延续了宋学，这是较后的事了，暂且不提。此时清朝的宋学表现出受到所谓汉学影响之后的宋学特征，这在以后将会讲到。
汉学
汉学是清朝经学中具有特色的部分。在日本或海外，研究中国的学问都被称为汉学，而清朝所谈论的汉学则是指汉朝的学问。由于人们渐渐反感宋学，于是转而追溯汉朝时期流行的经学。简而言之，从做学问的方式来看，汉学的特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讲学。与讲学派相对，汉学派非常注重朴学。所谓朴学，简单地说，就是把自己关在屋中，整天与书为伴，埋头苦读。中国的诸多学问中，华而不实的学问并不少见，如前所说以演说答辩式为主的讲学，还有通过作文、诗词来赢取名望的学问。但朴学只是在家中闭门读书，摈弃了所有这些获取世间名声的学问以及世俗流行的学问。清朝学者对朴学十分看重，即学问不是为了获取功名的，而完全出于学术目的，是实用性的东西。纵观汉学的发展历程，它的精神核心是“实事求是”。这句话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即学问应做事实性的研究，而不是高谈阔论，这正是清朝汉学家的一致主张。
初期
汉学在清朝经历了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清初尚在草创阶段的汉学，代表人物有阎若璩、朱彝尊、胡渭等人。实际上这些学者也不是纯粹的汉学家，阎若璩等人也带有宋学背景，只是对朱子的学问不盲从，一本一本地读书，将之作为学问的基础，写下著名的《尚书古文疏证》。《古文尚书》一般作为《尚书》的通行本，经东晋时期整理后，一直沿用。到宋代，朱熹等人曾怀疑《古文尚书》中混入了伪作，阎若璩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具体指出了《尚书》中的伪古文部分。当然他的基础还是朱熹对《古文尚书》的怀疑。阎若璩还著有《四书释地》，对四书的研究属于宋学的范畴，后来纯粹的汉学不再研究四书，但还是会研究《论语》《孟子》，只有《大学》《中庸》不再是研究对象了。从阎若璩研究四书来看，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宋学。此外，萧山县人毛奇龄的学问，多少受到王阳明学术的影响。他从王阳明学派出发对朱子学进行全面的抨击，因为反对朱子学，所以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也是持反对态度。但不可否认，阎若璩倾向汉学派，以阳明学派为基础的毛奇龄也是倾向汉学派的，康熙年间这类学者开始活跃，并对向来高谈阔论的宋学学风进行了激烈的批驳，这是复兴汉学的前兆。此外，张尔岐从事礼学研究，关于经书解题朱彝尊写出了著名的《经义考》。还有胡渭考证《尚书》中的地理部分，并深入研究《周易》的某一部分。虽然这些学者还都不是纯粹的汉学派，但开创了汉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基础。
中期极盛期
汉学在经历清初的发展后已经逐渐形成体系。同时，又根据不同地区、师承关系形成了不同学派及门户。纲目中写着的吴派、皖派便是其中一些代表——我私自对这些派别进行了增减，也参考了前人之言——在“吴派、皖派、北学、扬州之学、闽学、浙东之学、常州之学”之后，写道“以上为中期极盛”。汉学的全盛时期是从吴派到常州学派。汉学从乾隆时代开始走向鼎盛。康熙年间宋学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从顾炎武到后来的阎若璩、毛奇龄等都是宋学的代表人物。而康熙个人也十分推崇宋学，李光地也是宋学的极力推崇者，他虽然算不上康熙帝的宋学老师，但也经常与康熙谈论。李光地的时代出版了《朱子全书》，当时朱子的所有著作以及关于朱子的书籍都收录在其中。天子尊崇宋学，民间也是宋学的世界。此时起，皇帝想厘定历来关于经书的学说，就出版了有名的《三礼义疏》等著作。此外，方苞等学者开始研究礼学，使学问逐渐远离空谈，而更倾向注重事实，这是康熙年间宋学的特质之一。宋学已不再拘泥于对四书的研究，虽被称为宋学，但也研究礼学等学问，这可以说是清代初期的学术转变。但到这时为止，仍然是宋学范畴。可是，从乾隆年间的各种书籍中可以看出，民间的学术风气已经改变，人们喜欢博览群书。其中吴派的创始人惠周惕仍然带有宋学的风气，等到他的第三代惠栋的时候，汉学学派才可以说正式形成。这一家作为苏州的名门，延续三代，对当地学术造成很大影响。其学术直接影响到余萧客、江声等人，还间接影响到兼治历史学的经学家王鸣盛、钱大昕等人。
皖派中的皖指安徽。安徽横跨长江两岸，特别是位于长江南岸的安徽地区，处于深山之中。因此，人们的气质十分坚强，近于顽固，学风自成一派。此学派以戴震为代表。戴震则受到江永的影响，江永的学问处于汉学与宋学之间，继承顾炎武之学，一部分一部分地细致探讨顾炎武的学问。戴震是集大成者，在某些方面得到突破。比如顾炎武还只是主张以实事求是为主的学问方法，没有形成固定的师法和家法。所谓师法和家法是一个学派的有组织性的学术方法。汉朝时就已盛行各种专门的学问，如专门研究《易》的就叫作易学，做《尚书》学问的就专门研究《尚书》，即不同学问有各自的学术方法，即家法。受所谓家法的限制，不得不做某项研究。清朝学者应用这种学风，主张学问必须有家法和师法。实际上这与汉朝的家法与师法又有不同之处。汉朝无论是研究《易经》的学派，还是研究《尚书》的学派，都尽传其先生的家学。如此一来，研究《尚书》的分为两家、三家的话，其研究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传续到清朝时，学术性和组织性稍多。而正是戴震在清朝时出色地创立这种体系。顾炎武时对其中的一部分，就已建立了一种家法，如中国所说的小学即语言音韵学。但从总体上来说，建立家法，即按照其规则进行学问研究，用当下的语言解释即建立有规范的学术，是从戴震开始的。因此，可以说戴震就是清朝的汉学代表人物。由此可见，此人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他虽然寿命不长，五十多岁就去世了，但仍然占据着清朝学术的重要地位。他的学问是在顾炎武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以语言音韵为主。为什么要从语言音韵入手？因为想要研究距今两三千年之前的事情时，如果不弄明白当时的语言环境，而以今日的语言去解释，便不够恰当。比如我们在读《万叶集》时，若是按照宋学家的做法，则会用今天的语言随意附会歌中的语言，是不准确的。汉学派的学者则主张必须以古代语言来解释古代的文章，因此，十分重视语言方面的学问。研究语言的学问在西洋叫作语言学，在中国则叫小学，包括文字的形式、文字的声韵、文字的含义，即小学包括文字、声韵、训诂三方面的学问。此说自顾炎武起始，经江永、戴震而最终确立。江永也十分重视礼学研究，而戴震对礼学的研究建立在更准确的基础上。《考工记》是《礼》中最难理解的部分，它记录了周朝时制造器物的方法。如车的制造方法，或铜器、木器的制作方法。如果不了解这些，也就无法搞清楚周朝的真实生活状况。戴震认为此过程很重要，便开始研究《考工记》，主要研究当时所使用的器物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物。不过当时主要以书籍研究为主，还不太有所谓遗物的出土。除了音韵、训诂学之外，戴震还注重学问的精神，即学问的思想方面。他为研究宋人的思想，著有《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书探讨的是古人本来的思想还是曲解了古人的思想不得而知。但总体来说，清朝汉学在思想方面是不够发达的，而只是在礼学和小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戴震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来研究学问，成为其学术的特色。
吴派与皖派的不同之处在于，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问与苏州地区的经济文化风土有密切关系，这片区域盛行的学问种类繁多，如研究诗文方面等。作为汉学的始祖，惠栋本人一直对《易》和《尚书》深有研究，另一方面，对诗文也十分喜爱，写了一本注释名家诗的书，这与接下来将要谈论的王渔洋的学问相似。由此可见，吴派的学术多少以个人兴趣为端绪，具有悠然自得的态度，而不是一开始就树立一个严格的规则。与之相对应的皖派则是要订立一个规范性的目标，学术活动需要严格按照规则进行。这是清朝汉学的两大派别，也是清朝汉学的特点，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戴震的学问。后来的段玉裁、王念孙，以精研小学而出名。另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等则致力于礼学方面的研究。这些人奠定了清朝学术坚实的基础，这两大学派也是清朝汉学的基础。
接下来讲“北派”，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因为这个学派的学者大都是北方人，但用别的名称也可以。其中的张之洞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但因为张之洞的思想属于这个学派，因此把他放进去了。这一学派以朱筠、纪昀等人为代表。朱筠本人没留下什么著作，但关照了许多学者，他是促使清朝汉学发达的保护者。他曾向天子建议鼓励发展汉学，还建议修撰《四库全书》。不可否认，他是推动汉学发展的功臣。朱筠出生于北京，后来，离北京不远的河间又出了一个大学者纪昀。朱筠所提出修撰的《四库全书》，就是由他完成的。《四库全书》对中国所有的书籍进行了解题。为了编写《四库全书》，动用了大量学者，纪昀任总编，一一修改别人写出来的东西。因此，可以说他真正执行了朱筠的计划。他的汉学精神在《四库全书》的提要中有所体现。内容多少对宋学含有反对的态度。总之，他是以汉学为基础为这本书作提要的。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发起此事的人是朱筠，纪昀是实践者。这些人都来自北方直隶。经学方面张之洞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著作，但其行事方针与此二人相似，因此也归入这一学派。总之，此学派与建立汉学基础没有特别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北方学者对于汉学在全中国范围内传播有很大功劳。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学术，接下来谈“扬州学派”，汪中、刘台拱、阮元、焦循、刘宝楠、刘文淇、江藩等人都是这个学派的代表学者。清朝的扬州由于是盐商的集散地，非常繁华。在中国，盐是不可缺少的日用品，而淮南、淮北即两淮地域是中国最大的产盐基地。中国的盐业是官营的，由商人承办，因此盐商必定是富甲一方。而中国的大多数盐商都在扬州筑屋而居，享受着奢侈的生活。从这种奢侈的风气中便形成了扬州独有的学问。此派学者，不仅在经学研读上颇有建树，另一方面也很重视对诗文的研究。在经学上属第一流的是汪中，此人在文章方面也是一流的，后面还会提及他的文章。总之，大概只有扬州学者才可以做到既是很优秀的经学家，又是出色的文学家。如焦循既是经学家，又是词曲研究家。词曲在文学中不应该看作是俗的东西，而是研究“粹”[1]的学问，焦循就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此外，江藩也是又做经学研究，又做文学研究。清朝文学的特点也是由这些人所做的文学研究形成而来的，即从宋到明一直盛行唐宋八大家文，到清朝以后，渐渐兴起反对唐宋八大家的文学。特别是江藩积极地反对唐宋八大家，而将之广泛传播的是阮元。阮元是学术的保护者，像北方的朱筠一样。此人与后来的毕沅，都是有益于当时学者的人，他们把学者网罗到自己门下进行编书活动，在这里一些怀才不遇的经学家也变得活跃起来。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阮元。汉学中也有热闹的、夸张的研究倾向。阮元此人非常有钱，幸运地很早就科举及第，很早得到天子垂青，很早成为大家，诸事顺遂，而且高寿八十有余，圆满度过了一生。这一方面是因为扬州的地方风气，一方面是靠个人的境遇，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他闲居时小题大做地研究汉学。汉学通过阮元这样的人在扬州得到大力推进，在经学之外，又以夸张的方式进行着文学研究，因而形成独有的特色。这也招致后来宋学的反对。
再其次是“闽学”，是福建地区的学者组成的学派。只有两三个重要人物，如陈寿祺、陈乔枞等人，其影响力有限。
还有“浙东之学”，最初从事小学研究，后来逐渐转移到史学上。章学诚十分注重对经学的论述，他与一般人的见解不同，是在经学之外来评判经学。往往人们认为经学就是经学，但他从史学的角度来解释经学，是从学术组织的基础上，即从全体学术的根本上来研究经学。他的著述《文史通义》十分有名，虽然最初完全不懂，但我十分推崇他的著作，也很愿意推荐给别人看。章学诚做学问的方式十分特别，他在清朝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且能够继承他学问的人很少，他在学问上可以说是天赋异禀。他的学术渊源很长，简单概括就是以史学家的见解来看待经学。
接着是“常州学派”，它后来成为比较有影响力的学派。如前所述，奠定汉学基础的是吴派和皖派，即以惠栋为中心和以戴震为中心的两派学问，而常州学派就是在它们之后可以取而代之的。庄存与是此学派的创始人，后来此派学者层出不穷，使公羊学盛行起来。比起戴震，公羊学更将学问推入穷理之境。戴震的学问大体还是汉学的方法，到戴震为止学问的做法是将汉一分为二，即分为前汉和后汉，或西汉和东汉。其中东汉的学术是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中心的小学，后来是郑玄的学术，因此汉学被称为许郑之学，以许慎、郑玄的学问为主。吴派、皖派也是这样的。但常州学派不做东汉的学问，而是直接上溯到西汉的学问。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正处于学问的鼎盛期，盛行公羊学。众所周知，《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公羊学派认为《左氏传》和《穀梁传》都是伪书，只有《春秋公羊传》才记录了真正的学问。孔子写作《春秋》的意旨，是表示自己与君王、天子拥有同样的权利。因此，孔子虽没有王位，但他把自己视作君王来写《春秋》，孔子在《春秋》中极力表现了大一统治国的思想。西汉时十分盛行这类学问思想。所以，公羊学派主张研究西汉的学问。当然，其中包含了各类学问，但是比许、郑的学问更往前上溯了一步，更接近孔子的真意，这也是常州学派发达的原因。庄存与创立此学派，而通过刘逢禄传播开来。刘逢禄是个缜密的人，擅长用独特的眼光判断事物。他还十分聪明，依靠敏锐的判断力治学，而厌弃以往的朴学。学问的全盛期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天才人物，这些人对于具体细微的事物埋头研究而不嫌琐碎。龚自珍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前面所说的皖派的段玉裁是戴震学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就是龚自珍的外祖父，但龚自珍与外祖父不同，在学问方面是个天才。虽然他没有自己的著作，但极力鼓吹公羊学，使得公羊学大为盛行，时至今日中国的年轻学者几乎无不受到公羊学的影响。但今天的学者受到公羊学的影响是因为康有为，而康有为的学问来自现在仍健在的八十多岁的湖南人王闿运。王闿运门下有一个叫廖平的人，现在在四川，此人的学问很特别，常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解释方法进行学问研究，但这样做出来的学问又很有说服力。总之，他是一个有学问实力而又以不同一般的头脑来解释学问的人。康有为不是廖平的门人，但很佩服廖平异于常人的判断力，在其著作中，几乎可以说是盗用了廖平的观点，而廖平远在四川的深山之中，对此无可奈何。康有为有许多学徒，所以近年来他的学问十分盛行，然而这其实是廖平的学问。
总之，由于上述原因，今日中国的年轻学者几乎没有不受公羊学影响的。但公羊学者中，也有人比较谨慎地从事朴学性质的研究，皮锡瑞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这里写着的戴望，特别之处在于通过注释《论语》来阐释公羊学。总之，公羊学者是一批天才学者组成的集团，而如今他们的影响力也是如此巨大。直到距今六七十年前的中国，汉学还是许郑学问的天下，即是吴派和皖派的天下，但六七十年来，眼看着公羊学逐渐走向兴盛，可以说，目前中国学术的大致形势，是公羊学统治汉学的局面。
此外，公羊学者的特别之处是，与扬州学派相似，许多学者在治经学的同时也从事文学。庄存与写有《春秋正辞》，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看，也很出色，此时已开始显示公羊学派的这一特性倾向。到后来的龚自珍、魏源，就更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了。今日的康有为等人，也都是优秀的文学家，在诗作、文章方面颇有建树。这一点与前述的扬州学派相似，而扬州学派的经学与吴派的经学相似。
晚清的大家（附说 清中叶以后的宋学）
在纲目中我罗列了清朝末年学术名家的姓名。第一个是俞樾，即著名的俞曲园。此人的学术系统兼容高邮王氏之学和公羊学。其次是孙诒让，他研究《周礼》，可以说近两百年来无人可以比肩。还有黄以周，他精通礼学，是从整体来考察礼的学问的人，留下了出色的著作。其次是郑珍，他来自中国贵州的乡野，通过不断地学习中国文明，最终从边缘人成为学问名家。由此可见，当时比较盛行对礼的研究。
其后列着吴大澂，此处写着“小学的新派”，指的是什么呢？以往的小学研究文字学和《说文》。研究音韵学和《唐韵》，顾炎武追溯到《唐韵》以上。至于训诂方面，则主要是从《尔雅》和《广韵》入手，但吴大澂的学问是从全新的金文研究开始。所谓金文即铜器的铭文，清朝时出土了大量古代遗物，因此以出土器物上面的文字为基础，发现以往文字学的错误。吴大澂十分重视用发掘物与之前的古人著作中的小学研究进行对照。现今在京都的罗振玉也是这方面的研究大家。当然，并非由吴大澂一人发起了金文研究，只是吴大澂的研究引人注目且特别优秀，所以这里以他为代表。
再次有陈澧，这里谈及的时代需要稍稍往前，即宋学方面的研究。由于汉学的不断发展、兴盛，宋学在汉学盛行时一度衰落了，就有人想要回到原本的宋学。但有一个叫姚鼐的文章妙手，又是经学家，尽管他文笔出色，但在编辑《四库全书》时不太得志。他对于经学的研究不能算是宋学，但由于当时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南丰很受推崇，姚鼐就从古文入手逐渐开始研究朱子的学问。但在他那个时候关于汉学的著作并不常见。后来的方东树，既是出色的古文家，又积极倡导宋学，他十分不满当时的汉学，因而作《汉学商兑》，极力批判当时的汉学家。不仅批评汉学家的经学，也批评他们的文学。一时之间汉学家与古文家展开激烈的争论，一开始阮元批判古文，江藩也非难古文，而方东树则继之反对汉学家所作的文章。由此，宋学出现复兴的趋势，但最终未能盛行起来。当时的北方即北京一带，出现了一种宋学，代表人物一个是湖南人唐鉴，一个是蒙古的旗人倭仁，他们在道光年间推动了宋学的复兴。湖南的曾国藩接触后深以为然，认为汉学家只是对着显微镜研究琐细的学问，而看不到学问的大义。研究学问的大义只能靠宋学，即只能靠程朱的学术，当时有曾国藩和罗泽南等人持这种观点。此时正值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暴乱发生，曾国藩、罗泽南把宋学应用于人格方面，在学问方面则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如此，总之这是清朝中期汉学全盛、宋学衰落之时，但通过上述几人的努力，宋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倾向。
来自广东的陈澧，对汉学、宋学持中立态度，研究时兼采汉学和宋学，他写有著名的《东塾读书记》，此人虽然出身于边远之地，但日后的学问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张之洞就十分佩服陈澧的学问。清末已经过了汉学的全盛期，但陈澧的学问和公羊学的学问还有影响。当然不是宋学家式的讲学，也不高谈阔论，而只是接纳宋学家的学说。因而在清朝末年，保留有汉宋兼顾的学问和极端的公羊学。即使到今天，中国学者接受的大体是这两派的学术，形成了清朝学术的大纲目。这种学问的方法，不讲学，也不做空论性的学术研究，而是做实事求是的研究。这是接近汉学的旧学，仍属于旧学派。
宋学别派
此外，近年来重新回到人们视线的有颜元、李塨的学术。颜元的父亲在明末清军入侵长城时曾被清人俘虏，入清以后，他为了查证父亲是否还活着，一直寻父至辽东。他有鉴于明朝的灭亡，认为宋学不做事实性的研究，只做空论，才导致汉人抵抗不了满洲人的进攻，招致失败，因此想要把宋学转变到研究事实上来。但颜元、李塨的学问传至王源便断绝了，近年来，公羊学家戴望得其根本而加以复活，到最近此学问又渐渐复苏。颜、李曾极力不满中国面对外族入侵时的软弱，因此，强烈主张以兵农一致为本，即主张兵和农必须一致，并且兵由农出。
还有一位刘献廷主张与之相同。此外，他还主张学问应该博古通今，对中国各家的学问都应有所涉及，但此人的学问并没有延续下来，且没有什么著作留世，他的学问大概都记录在《广阳杂记》一书中。但他十分推崇学问贯通，与颜元、李塨的学术相同，以实行为学问的宗旨，认真思考当时中国的国势。这就是颜元、李塨、刘献廷一派的学术。
还有一位叫胡承诺的，学问出自宋学，但跳脱宋学的空论而进行事实性的研究，但他的著作并没有人记得，距今七八十年前，古文高手李兆洛推崇并复兴他的学术，才使得现今还有人知道胡承诺的学问。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清朝中叶即乾隆时期佛学十分盛行。罗有高、汪缙、彭绍升、杨文会都是这一派，其中从彭绍升到杨文会之间，有公羊学派的人从事佛学研究。前面说到的龚自珍、魏源、俞樾等人都曾经研究佛学。彭绍升以前的佛学属于净土宗，出自明代云栖和尚，但治学方法上倾向净土与华严的结合。近年来出现了夏曾佑的佛教研究法。到章太炎之时，佛教研究渐趋广泛，不仅有做天台宗研究的，也有做华严宗研究的。总之，儒家中从事佛学研究的人很多，这不可不说是一项有趣的事实。当然，此前的中国，儒家研究佛教多少也是有的，也就是研究禅学。但到此时，主流的是对天台、华严二宗的研究，禅宗研究虽然也有，但与宋、明时期的禅宗有所不同，是根据佛教书籍经典来具体研究禅学。所以，龚自珍等所研究的禅学与明朝的禅学是有差别的，多少是宋学的别派，但其中夹杂着公羊学派。这些学问是在清朝中心学术以外的。
校勘学
校勘学和金石学是清朝经学的两大基础，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一切学问的基础，在清朝十分繁盛，因此这里有必要简单讲述。
校勘学就是校对书籍。书籍的错字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出现，不得不依照古本来进行校对，修改错字。现在你们看一眼就可以大致理解，纲目中也写了简单的注解。清朝非常盛行校勘学，前面提到的朱筠在编《四库全书》时大力倡导，他自己不从事实际的校勘，但可以说是校勘学的发起人。后来纪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此需要判别书籍不同版本的优劣，所以纪昀是校勘学的大家。
自古以来学术的盛行，就是经书本文研究的盛行。因此，从汉代就有石经了。因为经书有可能出现文字错误，为了避免，就将经书刻在石头上，立于太学之门。在当时这是一件非常严肃庄重的事，仍有一部分石经留存至今。因为古老的拓本早已不复存在，今天所能见到的都是残品。最近，赞岐的大西见山收集到一份宋代的拓本，如此精美的东西在日本实属首次得到。在中国，石经之学很是繁荣，汉朝以及后来的魏、唐、五代的蜀以及南宋都有石经，清朝乾隆帝也刻石经，结果就有了乾隆十三经石经。由于乾隆十三经是新石经，因而拓本难寻，无法阅读文本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若在北京，任何时候都可以去看，可是由于没有拓本，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也无法看到它。当时，乾隆帝下令刻制此石经，由彭元瑞负责校勘，但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人，主要是反对彭元瑞所做的校勘，甚至磨改了一部分石经。那是乾隆的宠臣和坤（在嘉庆年间被杀）指使他人反对彭元瑞的校勘。富冈君手里有一部关于这方面的书，十分珍贵。受命书写此石经的是书法家蒋蘅，田中文求堂君手中有他的书法作品，正在别室中展出。最早的石经，汉朝的《熹平石经》的拓本我也从大西君处借来，放置于别室中展出。
清朝的校勘学在这些情况下开始了。毕沅、阮元召集大量学者，空闲之时进行书籍校勘、出版。身处太平盛世的毕沅、阮元，如果外出做官，建立功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如召集学者食客做这些事，还可以获得名望声誉，所以召集了这么多学者让他们校勘群书。这是清朝校勘学发达的基础。当然，这和个人的努力勤奋也分不开。例如卢文弨是奠立清朝校勘学的重要人物。此外还有一些学识渊博却因贫困不能考试及第的人，他们以食客的身份，整理校勘古籍，做书稿以提供出版、发行，在这方面，有些人是留下了功绩的。其中有一个叫顾千里。其次，还有黄丕烈、秦恩复、张敦仁等，都是校勘学的名家。顾千里作为校勘工作的顾问，做过许多人的食客，从事出版。此外，陈鳣出版了《论语》的极好的版本。还有像顾千里一样的严可均，也是食客。曾国藩的幕僚中一个叫莫友芝的人，也是这方面的名家。此人得到一部唐写本的《说文》并将它出版。很多年前我在端方那里看到过十分精致的实物。近来，有一位叫陆心源的，后来他的儿子把书籍卖给了日本岩崎家。陆心源在校勘学方面也是颇有建树。
十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一些书籍与清朝校勘学有关。日本物徂徕的门人有一个叫山井鼎的，他听闻下野的足利学校藏有经书古本后，就去到那里做了好几年的经书校勘，著有《七经孟子考文》。他的同学根本逊与他一同前往足利学校，复印并出版了皇侃的《论语义疏》。这两书传到中国后，中国人惊讶于竟有这样好的经书古本及《论语》的皇侃义疏传到了岛国日本，还有人为此做了相关研究。其结果是《七经孟子考文》和皇侃的《论语义疏》对中国校勘学造成很大的刺激。此外，通过这两本书，中国人还惊讶于《古文孝经》与《今文孝经》也在以前传到过日本，可以将之作为中国校勘学的基础。后来，又有林述斋作《佚存丛书》，收集在中国已经亡佚而在日本还保存着的书籍，用活字印刷复活。这在中国学界也是好评如潮。简言之，日本的校勘学对中国的书籍之学的繁兴是有大功劳的。
中国十分盛行藏书和刻书，到清朝尤为突出。这里只举出了其中大概。这些最有名的人的藏书和翻刻对清朝的校勘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依靠他们的帮助，根据正确的古代书籍研究学问，对古书不做任何随意的更改而出版，必须读没有经过改动的古代原本，这样的学问在清朝十分发达。这就是校勘学的大概。
金石学
金石学的金表示对铜器铭文的研究，石是对碑文的研究。如前所述，吴大澂以金石学开创了小学的新派。顾炎武可以说是金石学在清朝的始祖，他是最早注意到金石研究的人，著有《金石文字记》一文，主张金石研究对于历史学、经学十分有意义。金石学的渊源由来已久，这里只特别谈论顾炎武。这就是运用金文和碑文来纠正古书文字错误的由来。翁方纲奠定了金石学的基础，他对于碑文一字一字地进行仔细研究，不遗漏任何一处错误。其次是王昶，致力于收集、编纂金石文字。此外，黄易游访一方方的汉代石碑，并作拓本。还有阮元幕下的朱为弼、赵魏等人，从事金石的编纂工作。又有张廷济、刘喜海、张燕昌、翟云升等人，近年来又有陈介祺、徐同柏、吴式芬出现，至此金石学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在陈介祺、徐同柏、吴式芬之前，金文方面铜器的鉴定有不足之处。乾隆帝时出版的有名的《西清古鉴》一书，虽然出色，但混淆真伪。而要等到陈介祺、徐同柏、吴式芬三人时才能把它们正确无误地加以鉴别出来，并把铜器上的铭文正确无误地读懂。后来，才有吴大澂、刘心源等人，我的朋友罗振玉也是其中之一。还有端方，此人虽然对金石学没有做过研究，但对铜器有兴趣，屡次为学者提供相关资料。他不仅是个政治家，同时也有一定的学问。总之，中国的金石学研究对经学、历史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近年来金石学衍生出另一分支，例如古印的学问，或是玺印的学问，玺印之学进一步发展，后来又有了研究封泥的学问。如西洋人在封蜡上按印一样，古代的书信用丝卷起，在结口处用泥封住，再在泥上印上字，就是封泥。近年来这些东西被大量发现，因此这种学问特别发达。中国人一开始也不明白这是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封泥。
近年来殷墟甲骨学也十分兴盛，罗振玉对它有研究。这是在龟甲和兽骨上雕刻的文字。三千年前的古代中国占卜时，往往使用龟甲和兽骨，它比金石文字还要久远。明知三十五年（1902年）我到中国去时，那时甲骨文字刚刚被发现不久，为了大量发掘，因此有必要修建铁路。据罗君所说，甲骨被特许专卖后，近年来有了关于这方面的出色的专门著作。可以说甲骨文研究是金石学发展到新时代的新分支，它在学问上的贡献不可估量。前面所谈的吴大澂所开创的小学新流派，也因此愈加兴盛。另外，由于在挖掘甲骨的同时还出土了古代器物，使得关于礼学的研究也一同兴盛。总之，到今天为止，中国学术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中国汉学的主体（清朝学术的主体也是以汉学为主）大致经历上述所说的发展过程。此外还有各种学派，大体是从汉学发展、变化而来的，今后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但由于中国的国势，会变成怎样尚不可知。也许传到日本，而在日本得到大力发展，但这也不能断言。总之，目前中国的学术达到鼎盛，是古来未有的。学问变成真正的学术，极尽鼎盛，对中国来说清朝是古来未有。这在了解清朝文化时最为重要，因此，在这里我专用一天的时间来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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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中日民四条约》。——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