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天主教传教士的到来
今日将要谈论清朝时期外国文化的输入情况。
中国很早就有自己的文明，对外国的文化很有影响，这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上便能看出来。但中国之大超乎想象，缺乏稳固的国民性，使其面对外国文化的传入往往采取比较包容的态度，不像日本那样国家主义的言论喧嚣纷扰，所以中国能够很自由地接纳外国的文化。更早的时期，如元朝，统治中国的君王并不是汉族人，上述所说的情况就更加明显。元朝的蒙古在统一中国之前先是征服了融汇中亚的各种文明的西域地区，因此，蒙古人是在接触了这些文明之后才来到中国，了解到中原文明，虽然认为中原文明有其特色，但也未必把中原文明放在至高的位置。可以说，元朝把中亚文明和中国文明等同看待。而在对人的待遇方面，中亚的人还比汉族人高一等。清朝的统治者也不是纯粹的汉族人，但与元代稍有不同，满洲人从在中国东北时起就已受到了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在统治中国之前，满洲人只不过是征服了蒙古等地。因此，清朝对中原文明的重视程度比元朝时高得多。满洲人也是外族人，所以，某一时期曾积极地探索中原文明以外的文明。恰好从明末开始，欧洲文明不断传入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有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实际上，来中国的传教士并不是此时才有的，元朝还在蒙古时，就有旧教的传教士到来。此外，无关传教，明代中叶的正德年间，广东地区间或也有外国人来进行贸易。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不断来华，利玛窦便是其中一位，而他带来的深远影响值得特别记述。
自利玛窦以后，不断有各种传教士来华，此时的传教士开始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的学问，致力于找到中国学问与天主教教义的统一性。其结果，利玛窦这类传教士在中国学者中得到了有力的信徒，最有名的就是徐光启。徐光启是今天中国上海县人，学识相当渊博，此人原本是利玛窦的翻译，后来就皈依了天主教，研究各类学问，并取了“保禄”这一教名。此时，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较为顺利的原因是，他们在欧洲旧教的学校里所习得的各种学问，如天文、算术等知识，正是当时中国学问中最欠缺的部分。明朝的历法是沿袭元历而来，编排紊乱。元代著名的历算学家郭守敬，为了观测天文而制造的仪器，至今仍被安置在北京。原有两个，前些年北清事变，一个被法国拿走了，一个被德国拿走了。法国拿走的后来归还给了中国，而德国拿走的则一直没还，所以，今天只剩下一个。这可以说是非常精密的观测仪器。郭守敬被认为是天才，他参考当时西域地区使用的历法，确立了元历。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历法才影响到日本等国。在德川时代贞享年间日本才开始受到此历法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是非常晚才有历法的国家。贞享以前一直使用唐历，虽然与日食、月食偏差较大，但被一直沿用。直到四百年后的德川贞享年间才开始用元历。此后中国在历法上又经历了种种改革。明初，明太祖也非常重视天文、历算，从中亚聘请精通蒙语的人来从事天文工作。因此，明朝是以此为基础来制定历法的，此历法也一直被沿用至万历年间，但此时的明历又相当不准了。如历书写着今天有日食，但当日并未发生此现象。此外，季节也产生偏差，动不动就误差两三天。最明显的还是对日食的观测，在预计的时间里没有出现日食，这是一般人也可以认识的错误。因此，修正历法在此时变得急切且必要，而近年从西洋来的传教士们恰好又掌握天文算法知识。他们虽然只是在普通的欧洲宗教学校里习得了一些内容，但也懂得历法计算。因此，他们通过传授这些知识给中国人，进而获得一部分中国人的信任。前面说到的徐光启，还有李之藻，都是引导西洋历法传入中国的主要人物。
此后，地理学相关的学问也极大地得到了发展。在此之前，元朝以来的地理学知识，完全没有对于西洋的概念和认识。利玛窦来华时期的欧洲正处在到世界各地开辟新大陆的时代，因此，正是这些经历了新发现，又掌握了新知识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新知识中有比较精密的地理学知识。利玛窦来华后，中国首次制作了《坤舆万国全图》。这对东洋的学术造成了重大影响。其中有几部传入日本，现在的中国已经看不到这张古地图了，但幸运的是京都大学保存着一份完整的图，这是闲谈。对日本人德川时代三百年间的学术发展而言，这张万国地图发挥的作用意义非凡。大家熟知的新井白石是德川幕府中期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他很早便开始关注当时的世界形势，被认为是复兴学术的著名人物。据说此人很早就听闻利玛窦绘制了万国全图。新井白石接待来日本的朝鲜使者的事非常有名，在一次笔谈中，当新井白石提及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时，朝鲜人却对此毫不知情，所以只能适当应付回答，这些事都记录在新井白石与朝鲜人的笔谈中。不可思议的是前几年我竟在朝鲜发现了关于这些笔谈的书籍。这应该是通过日本人传到朝鲜去的，恐怕现在已传入朝鲜总督府的手中，可以确定的是，那个与新井白石笔谈的朝鲜使者叫赵泰亿。此人死后，他收藏的东西都一一卖掉了，其中有新井白石及其他日本学者所赠的诗文。与新井白石的笔谈也被卖掉了，幸运的是唯独新井白石所写关于《坤舆万国全图》的这一张纸还保存着。大概是朝鲜人出于对新井白石的学识的敬佩，所以特意留下笔谈中的这一张纸作为收藏。不仅在日本，即便放眼当时的东洋诸国，新井白石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大学者，他注意世界形势的原因，就是源自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这样的东西。今日的朝鲜被纳入日本的版图[1]，使日本人可以重新发现这份珍贵的笔谈。
《天学初函》的影响也很大，这是一本与天主教有关的书籍。当时天主教的传教士们非常希望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欧洲那样的大学。后来有《西学凡》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欧洲大学的结构，如理科大学对应的课程内容，宗教大学对应的课程内容，或者医科大学应该教些什么，并急切希望能够建立起一所这样的大学。但因明朝的迅速灭亡，此事未能实现。而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加以考虑，他们把天主教中拜天的仪式与中国传统的祭天看作同一件事，如此一来，天主教被认为是西洋的儒教。因此，利玛窦也被当作西洋的儒者来对待。利玛窦在中国滞留了很长时间，出版了不少作品，致力于教化当时的中国人，最后在中国去世。他以后，仍然有许多传教士来华，这时已经有了关于天文学方面的著作。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开始有人指出朝廷天文台的错误。这样，西洋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发生冲突在所难免，特别是那些在天文台任职的中国天文学家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对此传统的儒教学者并不在意。因为被西洋历法家批评，会被认为是自己的失职，因此，引发了许多论战。
二 明清之际历算家汤若望及其他传教士
明末来华的汤若望（Adam Schall）非常精通历算，他常常与中国天文学家发生争论。那时相信西洋天文学的中国官员聘请汤若望为掌管天文的官员，此事也曾遭到强烈反对。按常理来讲，这是天文方面专家之间的争论，一般人并不能辨别是非，但有趣的是，对于天文学上的专家争论，外行人不是不可以判断是非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可以依据测量日影来判断是否正确。如某年某月的正午，在地上立一若干尺的杆，测量其影子的长度，就可以知道对还是不对。如此一来，复杂的问题通过简单的方法也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以此来判断正误，可以说是一个外行人都能理解的最好的方法。为此汤若望做了充分的准备。今天在别室陈列的物件中，就有一件汤若望自制的日晷，这是如今正在京都的罗振玉带来的。它的制作原理就是立起一件东西，依据它与日影的角度来计算时间。使用这样简单的仪器便可以做精密的判断，但如没有这仪器，外行人立一根杆子也可以测量日影。当时传教士很受中国人信任，此方法就渐渐流传开来。但如前所说，直到明末，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汤若望也曾一时失败，入过监牢。
当时的西洋传教士，十分热衷历法研究，甚至忘记自己的本职。另一方面，当时对传教士的政策仍然是宽松管理，各地方都有许多传教士进入传教，后来遭到中国一些学者的抵制，才被迫全部撤离。《破邪集》就是当时传教士撤离情况的记录汇编。当时在南京的传教士们虽然被命令全部驱逐，但还是有以各种理由而没有遭到遣返回国的传教士，他们继续留在了南京。现在日本所藏的《破邪集》是水户版，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此书，或许也已是不传之物了。
受到迫害一方面是因为传教，另一方面，明清之间的战争开始运用历法算术。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教，但因为他们知晓天文、机械等知识，而中国正需要制造枪支，所以，传教士们就受明朝政府的委托，帮助政府制造枪支，后来甚至负责制造大炮。这些热兵器在与清朝的激战中非常有用，阻挡了清军的进攻。此时清太祖率领的满洲部队用的还是弓箭，而明朝当然也是以弓箭为主，由于清兵的强悍，明军接连败退。结果，清军逐渐取得了辽河以东的地区，随后继续向辽西扩张，占领了辽西的大部分地区，直至宁远附近。当时屡战屡败的明朝不得不考虑用传教士制作的新式武器进行抵抗，于是成功阻挡了清太祖击破宁远城，可以说是十分奏效。当时守城的名将有袁崇焕，最近的《大阪每日新闻》报道，此人是袁世凯的先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北京人都非常憎恶他，恨不得要烹吃了他。就事实而言，确实有很多人憎恶他，而他却未必有那么坏。而且，当时在战争方面像他那么有名的人几乎没有。最开始是袁崇焕向明末的天子建议：必须要有战争的准备，才可以应付战争；如果天下太平，则必须有和平的准备。当时，像他一样提出有备而战的将领几乎没有。此人出生于广东，年轻有为，年仅二十七八岁便担任宁远守城的重任。清太祖攻城时，认为面对的还是像往常一样的明朝军队，一路前进。刚开始时袁崇焕不事声张不予还击，等到清军兵临城下，突然一齐放出西洋人制造的火器，才大破清太祖的军队。宁远的失败使得百战百胜的清太祖丧失信心，甚至有传闻说他自己当时也受了伤。那时，有一个亲身经历了此事的朝鲜人，在他的书中写道，清太祖感叹明朝的军队突然变强，十分沮丧，最终染上疾病不治而亡。总之，袁崇焕在宁远给了满洲人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次战役的胜利，袁崇焕的战略部署自不必说，但主要功劳应归于西洋的火器。而与之对抗的满洲军队后来击败明朝军队时，也开始使用西洋火器。昨日的讲演中有说到，曾有一支山东地方上的部队投降清朝，即在现今朝鲜西海中的离岛上，毛文龙所率的一支部队，他们归降了清朝。毛文龙虽然是大将，但更具有流氓地痞的特质，其部下也以此类人居多。此时明朝的军队都配备了火器，毛文龙的部队也不例外。因此，他是清朝背后最大的隐患。他以两三万的兵力，常年驻守离岛，却总是要求朝廷支给十万人的军费。他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并没有把这些多余的军费私吞，而是与部下一起过着十分奢靡享乐的生活。但他能够不时从背后威胁清军，十分重要。当时袁崇焕考虑到长期的战争对军费的需求过高，必须强化管理，于是命令毛文龙到现今旅顺西面的双岛湾，随即将他除掉。毛文龙被杀后，他的部下便拿着火器投降了满洲人。此外，清军还用各种办法奖励火器的制造，同时也鼓励制造火器。不久，清军也配备了西洋的火器。当时的火器被叫作大将军，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如大炮叫红衣大将军。此“衣”字是从“夷”字而来，清朝不喜欢“夷”字因而改为“衣”字。总之，火器的使用使清军有了对抗明军的力量，并最终战胜了明朝。因此，可以说，明末的传教士在其中做出了莫大的贡献。卫匡国著《鞑靼战纪》十分有益于今天的我们了解当时这些情况，京都大学所藏的这本书因其出版年代久远，十分珍贵。
上述内容是传教士来华以后与中国政治方面产生的种种联系，接下来简单论述学术及其他方面的影响。西洋人来华后，要学习中国的语言，而中国人也要了解西洋发生的种种事情，因此，对于新的音韵学的需求便产生了。有人很早便注意到这个问题，明末时，一个中国名字叫金尼阁的人作了一本名为《西儒耳目资》的书，也在别室陈列，这是一本用罗马字研究中国话发音的书，随着翻译事业的进步，这类型的书是十分必要的，而它又同时推进翻译工作。
如此一来，西洋学术也渐渐走向进步。清军入关后，政治方面的首脑全部改变，而之前因为其天文学家身份遭到迫害的汤若望也迎来了他一生中的全盛期。此时，在历算方面汤若望受到极大的信任，因此，清朝的历法是以西洋历法为基础而设立的。利玛窦、徐光启、汤若望的肖像，在克鲁赫儿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中有记载，现在也在别室展出。
三 历算的成功者南怀仁
随着越来越信用和接受西洋历算，等到康熙年间，南怀仁（Verbiest）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如前所述，康熙帝个人极其醉心于西洋学问，又立志于统一各民族。因此，不仅仅重视中国学问，在尊重中国学问的同时，也接纳西洋的学问，在朝中大量任用洋人。南怀仁就是在此时受到了康熙帝的重用，在此之前，清朝一直是使用元朝的观测仪观测天文的，康熙却命令南怀仁制造新的观测仪。于是便有了今日放置在北京天文台的观测仪，直到北清事变前一直这样保存了下来，北清事变时两个观测仪分别被法国和德国拿走，由于德国始终未归还，就造了一个小的观测仪以补全，但现在保留的大部分仍是南怀仁当年制造的。此后，专设钦天监一职掌管天文，除一个中国人任钦天监正以外，同时还需要一个外国人担任钦天监正，这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制度，持续至道光年间，即直到鸦片战争前一直维持着这个模式。由此可见，清朝在天文上的制度是必须有一个外国人作为主要负责者的，这对中国学问造成了持续的影响。像天文、数学这样的学问无疑是受到影响最大的领域。因此，中国学者中出现两派，一派以研究自己国家的数学为主，另一派则开始研究西洋的算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梅文鼎的《历算全书》，这是中国人研究西洋数学的集大成之作。
四 康熙乾隆年间的地理探险及外交（传教士的任用）
康熙帝从此时便开始意识到，相较于中国人，西洋人具有更精密的、实用的知识，他想在其他的学问领域以及政治等实际工作中利用这些知识。推动地理探险并绘制地图便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天文学发展的结果。在此之前，中国绘制的地图不够精确，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奇怪。当时的制图方法以十里方圆为单位作为一基本方格，再在里面写上地名，合起来就算是地图。由于中国的天文学发展较慢，所以长期以来不注意测量土地的经纬度。但从康熙帝时开始懂得以经纬度来确定主要城市的位置，定下城市的位置就确立了地理的基准，然后才开始制图。这样的做法自然是效仿西洋，中国人按照此办法，终于绘制出了一系列新的地图。但在实际制图之前还有许多不太容易的准备工作需要布置，如要事先派遣大量具有地理相关知识的人，一部分是西洋人，深入到中国内地，包括到蒙古、中国东北等地区。从康熙到乾隆年间，甚至还派人前往至中亚等地区，类似的派遣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经过了这些大量的准备工作，才绘制出了新的地图。此外，还有一些西洋人不能进入的地方，如西藏，这时就把极其简单的地理知识教授给一些有文化的蒙古人，让他们去西藏，并安排西藏人做他们的向导，从而绘制西藏的地图。可以说，中国真正有比较准确的地图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不仅是中国绘制最早的准确的地图，而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这样的地图出现。当时的地图的精密程度达到一个顶峰，后来又逐渐退步。康熙年间的地图是因为有了西洋人的参与才如此精密准确，而道光以后历代所制的地图，则又向原来中国传统的绘图风格靠拢。现在，若是想要了解中国大体的地形，依据康熙年间的地图仍是最好的选择。此后虽然出了许多关于中国地理的书籍，但西洋人仍然都是依据当时所制的地图来考察中国的地形。这些地图，是由前述派遣到各地去的人首先分别绘制了不同地方的地图，最后由法国出版社整合并出版发行，被称为“唐维尔的《中国新图集》”。京都大学有收藏，现在别室也陈列着。此外，还有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也正在展出。这些地图以满文编写最早的底本，我在奉天的时候见到并拍摄了照片，小川教授在北京也拍了照片，现在也在别室展出，这是最早的底本，以此为基础，西洋人加上罗马字，运回本国。现在中国又做了汉字本的。此外，在康熙年间制成的地图，分为分图和全图两种，我们手中所有的，只是分图。分图上并没有表示经纬度，但却十分精密，一眼看去，描绘的山脉是最醒目的。以往中国的地图不重视山脉的描绘，只是会在有山的地方写上“山”这个字而已，而康熙年间绘制的地图是有山脉的。但这也只出现在康熙时的地图上，等到乾隆以后的这些地图，又回到用一个一个分散的符号来表示山，而不画山脉了。因此，运用西洋技术而绘制的康熙年间的地图是最精确的地图。在此之前，特别是关于中国东北、蒙古的地图都十分幼稚。我们大致也可以想象得出来当时地图有多么幼稚，幸运的是，前几年我在北京发现了这种地图，并全部誊抄，连续工作了三四日，补上了这些地名。现今看到这些地图时，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地图是多么简单且不准确。后来，通过西洋人的知识和技术，地图的制作方式得到了大大的进步。现今的西洋人也仍然以那时的地图为依据，深入到中国的某地方进行探险活动，绘制出更加准确的地图。另一方面，中国在制图上的技术则渐渐退步，到清朝末期不得不重新总结西洋的方法。总之，康熙年间的地图已非常准确，与此相关的东西都在别室陈列。
其次洋人也被任用在外交方面。如昨天说到清朝在与俄国交涉时，急需掌握西洋知识的人。当时派了内大臣索额图去黑龙江对抗俄罗斯，同时，又派遣了中文名叫徐日昇、张诚的传教士作为参谋官同往。因此，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国界处所立碑的碑文上除了俄罗斯语、汉语，还有拉丁语。在中俄的界碑上刻上拉丁语，显示出此事与西洋传教士的密切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在处理重要事务时大量使用西洋人，乾隆帝也继承了这一习惯，让他们帮助制作地图等。但如前所述，乾隆年间是十分富裕的时代，除了重视实用技术以外，也极大推动了享乐方面的文化发展。
五 西洋艺术的运用
1.绘画
当时在艺术方面任用西洋人也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康熙帝时当然也有大量西洋人被用于艺术方面，康熙年间的《耕织图》就是著名的事例。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体察百姓民情是天子的工作之一，所以，天子为表示体恤百姓的辛苦，命人画《耕织图》。元信的画在京都的寺庙中多有出现，大多描绘的是百姓耕种的图景，《耕织图》画的也是与此类似的东西。康熙帝推动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洋画的技法便是从《耕织图》开始的，焦秉贞便是学习西洋画法的中国人之一，这图就是他画的。之所以说这幅画运用了西洋画的技法，在于它使用了透视法，可以把远近的事物清楚地区别出来的画法被称为透视法。传统的中国画往往不会运用透视画法。而焦秉贞在绘制《耕织图》时应用了西洋画法，远近不同的特点在图画上完美呈现出来。康熙非常喜欢焦秉贞，让他画了许多画，只不过他的真迹现在流传不多，所幸近年来（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幸）因为社会动乱和爆发革命，这些东西又变得有可能见到。此外，著名的《南巡图》描绘了当时康熙帝到江南地区巡幸的情况，用的也是远近画法。这一点可以说是学习了西洋的特殊画法。罗振玉收藏着这幅《南巡图》。此外，翻译出版的外文书中也有关于西洋画透视法研究的书。这与当时中国人热心学习西洋画法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康熙年间绘画方面的进步非常显著。当然，西洋画对中国画的影响在此之前就一直存在。
这里的顺序似乎有些混乱，“A”的地方写着“自然的感化”，如前所述，明末随着大量西洋人来华，许多西洋画也传入中国。而且，因为大多数来华洋人又是传教士，他们建立天主教堂后，接着就画壁画。此类壁画必定是西洋风格的壁画，如此精美的壁画也一定会影响到中国的绘画。其中吴历这个画家受西洋画影响最大。吴历是清初六大画家中的一个，此人的画大多数都运用了西洋画法，当然他也有没运用西洋画法的画。吴历有一幅画叫《枯木图》，被一位名叫大原的人收藏，就是运用了西洋画法。今天，我借来也放在别室中展出。据传记及其他资料可知，吴历与天主教的关系密切，因为他本人信仰西洋宗教，曾去当时西洋人最集中的地方——广东的澳门旅行，并记录下了沿途的所见所闻。他的书信真迹也在别室展出着。这是一封写给当时有名的画家王石谷的书信，王的出名程度在清朝几乎无人匹敌，从这封书信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吴历是信奉天主教的。信的内容大体如下：“忆在苏堂相会，计有二十余年，人生几何，违阔如是！仰惟先生之名与智，杰出于众，但百年一着，为之备否？若得今忘后，得地失天，非智也。为君计之，朝斯夕斯，省察从稚至老，纤慝无遗，盖告解时□心吐露而愿改，解后补赎得尝，虔领耶稣圣体，兼领圣宠，以增神力，即有升天之质。”吴历写了这样一封信给王石谷，王并不信奉天主教，而他则完全把别人当作天主教信徒来对待了，可见吴历极其信奉天主教。因此，毫无疑问他的画也受到天主教的影响。有幸今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真迹，也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情。此外，还有一位画家甚至影响到了日本，就是黄檗宗画观音的陈贤。每当我观察黄檗宗陈贤的画，也感到多少受到过西洋画的影响。可见，不仅仅是吴历，当时有直接接触西洋人的中国画家多少都会受到影响。
如前所述，到康熙年间，天子推崇西洋画，因此，在中国人中西洋画受到的关注逐渐提高。后来，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即西洋画家又反过来学习中国风格的画法。意大利人郎世宁就是著名的例子。他是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的人，最后在中国去世，是在中国的西洋画家中最有名的人。他的画至今留存有许多，京都大学也有收藏。最初他是作为西洋画家来华，在中国滞留长达六十余年，一直致力于学习中国画，画中国画。根据中国的记录，他能画中国的山水画。西洋人画中国画，一般会被中国人认为画得缺乏书卷气，但郎世宁所画的画，却受到中国人的赞赏，认为是表现出了所谓的书卷气。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他尤其擅长写生，而山水画则并不是那么突出。总之，能学习中国画的西洋人是非常不同一般的。当然，郎世宁的西洋画也画得很好，据《竹叶亭杂记》记载，康熙、乾隆年间有四大天主教堂，即东堂、西堂、南堂、北堂，其中南堂的壁画就是郎世宁绘制的。此壁画完全运用西洋画法描绘而成，画上的人物栩栩如生，深浅远近也十分清晰。由此可见郎世宁的西洋画功底。那他为什么又对中国画感兴趣呢？大概是因为受到乾隆的信任，画了许多乾隆帝御用的画。此外，郎世宁只是当时画中国画的西洋人之一，但确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以往历代的中国朝廷都会设置画院，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也仍然有这样的画院。清朝画院的名称叫如意馆。天子召集自己喜欢的画家，供养在如意馆中，郎世宁就是其中一个。此外，还有许多画中国山水画和写生画的人也被供养在如意馆内，乾隆年间最为壮观。在宋徽宗时开始设置画院，相应地形成了一派具有画院风格的画。明代宣德年间也设画院，画院里的许多画家也形成统一风格。此时主要是以帝王喜好玩赏的东西为画的对象，只注重有趣和漂亮，而不讲究气韵、个性等，画院画便逐渐形成这种倾向。清朝的画院画延续了这一倾向。即使其中有民间的山水画名家，能画出气韵高超的画，一旦进入宫廷，奉天子之命作画，也画成了画院风格的画。只要对照画院画家的画与其他画家的画，就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此事在讲清朝书画发展时，还将讲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时的宫廷画院中，西洋人占有重要的位置。陈枚、郎世宁、吴历等这些画院画家的画，别室也正在展出，可供参考。他们的绘画是中国画院画的代表作，不可否认，这样的画风也极大受到了西洋画的影响。
2.铜版画
在美术工艺方面也体现出外国文化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铜版画。日本的铜版画是从西洋传入的，司马江汉将它移植到日本，从而成为日本画法的一种起源，一直被积极地延续下去。铜版画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比日本早。刚开始时几乎全由西洋人所作，后来就有了中国人自己制作的铜版画，因此可以说不完全出自洋人之手，这么说是有依据的。乾隆年间铜版画比较盛行。乾隆帝是一个在任何事上都喜好夸耀的人，比如征伐期间获得了胜利（当然，中国所谓的战争胜利具有十分含糊的意义，只要达成和解就被认为是胜利），因为战争胜利就要写诗纪念。如果是更大的胜利，便会在大学里勒石竖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很早以前，就有战争胜利后在大学里庆祝凯旋的习惯。今日的日本，大概仍会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而中国一直保留有这样的习惯。当时相当于大学的地方被称为“辟雍”，在这里进行战争的凯旋报告。等到乾隆帝时又提出立碑这样的新事，即征伐某地取得了胜利以后，如征伐伊犁获胜，就把凯旋的报告刻在石碑上，立于大学内。因此，对于喜好夸耀的人来说，只要出兵征伐取得胜利，就不仅要在大学里勒石竖碑，还要描画出来。再加上因为传教士会制作铜版画，就命他们绘制，由此铜版画得到发展。今天在别室展出的铜版画，有最早的和比较新的一些。最早的应该是西洋人画的，绘制时把中国人的衣服画成西洋的样式。另外，落款的年号也是用西洋字写的。早期是由西洋人教中国人铜版画，后来中国人开始自己画。因此，道光年间的铜版画，其面容就近于中国人的脸了，山水也呈现了中国的风格。但此后，铜版画也逐渐走向衰弱，其样本在别室也有陈列。中国铜版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只是为了天子的享乐，其普及程度并没有日本广泛。但由于是为天子所做，因此，成品都十分出色。
3.玻璃器
其次，所谓“乾隆玻璃”仍然是一个谜团。我曾就此事询问过罗振玉等中国学者，他也不太清楚。但它近年来在西洋备受推崇，因而出口到西洋。我的友人中川忠顺，从去年到今年远赴波士顿进行美术鉴赏调查，在那里展出着乾隆玻璃，但他也没能完全搞明白这东西是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在波士顿的东西确实是由中国人在中国造的，而不是洋人所造。它被称为“乾隆玻璃”，但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时代制造的，从康熙到乾隆年间的都有。我曾到中国的日本旧货店去询问此事，传说产自山东博山地区。不过，我至今对此仍将信将疑。因为未能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记载，这些口头传说并不完全可信。但西洋人认为那是当时中国风格的玻璃，比今天的玻璃更珍贵。总之，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实物进行观察。
4.音乐
不可否认，音乐方面也受到西洋的影响。如果今日我们到中国去听音乐的话，会有一种叫“洋琴”的东西，因为取名为“洋琴”，所以大概是受到西洋音乐影响的产物吧，虽然我个人对这件乐器的声音不太喜爱。另外，据中国相关文献的记载，中国人确实曾经研究过西洋音乐。康熙是一位对音乐非常有兴趣的天子，他命令编写了《御制律吕正义》一书。原本中国音乐有十二律吕，以第一个音为基准有十二个音调，这个基准又被称为黄钟之宫。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基准？历代音乐家为此争论不休，作《御制律吕正义》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它在学术上做出定论。这时中国人与来华的西洋人共同研究，因此，就有了《律吕正义》续编，其中便记载了西洋音乐的内容。清朝在与俄罗斯外交时，任用过葡萄牙人徐日昇，他对音乐十分精通，向中国输入了西洋音乐。他用丝的音调的高低与声的高低相和，叫和声，并以和声为基准论述音乐的原理。后来，又有精通音律的意大利人德礼格来华。这两人的理论看来大体是相同的，并没有很大差异。此后，便根据他们的理论来记录西洋音乐，画出横线书写乐谱，使用西洋音乐中的符号，续编中的这些研究都是关于西洋音乐的。由此可知，在康熙年间作为对中国音乐的参考，研究西洋音乐的风气十分盛行。这是皇帝在研究上的想法。此外，有一些对西洋音乐感兴趣的人。如《圣武记》的作者，有名的历史学家魏源，他为了研究西洋学问专门赶往澳门（这就像日本人到长崎去了解西学一样，中国人一般是去澳门）。魏源来到澳门后，有一次应邀到一个西洋人家中去做客，当时一位美丽的西方姑娘为来客弹奏了钢琴。魏源听后十分激动，作长诗一首。西洋音乐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时髦的。我们很难去推测魏源研究西洋后得出了怎样的结果，但至少他对于西洋十分佩服。通过皇帝和这些人的研究，渐渐地把西洋音乐带到中国人当中。但今日中国的音乐仍然是纯粹的中国音乐，这大概是因为古老的国家即使研究外国的东西，也只是把外国的东西内在化罢了，比如即使对西洋的东西进行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兴趣层面而已。
5.数学的发展
数学方面，本人是门外汉，因此不能说得十分清楚。前文谈及，中国人出版的有关数学的书籍受到西洋的很大影响。这不仅影响了一批中国数学家，对历史学家、经学家也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西洋数学盛行的结果，使得有必要研究天文历算的经学家、历史学家的目光都转移到这上面来了。因此，出现了对西洋数学十分精通的中国学者，例如用它来推测日食。据历史学家说，在成吉思汗统治中央亚细亚时，有长春真人不远千里应邀去成吉思汗处，途中看到了日食。据此，中国的历史学家曾尝试计算出当地的经纬度，并推算出此日食是自古以来众多日食中的哪一次日食，以及其地的大致位置。这些记载体现出此时受到了西洋数学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人一般偏向保守，认为不仅西洋有数学，中国在很早之前就有数学了，于是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但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并不能算发达，然而因为中国人自认为是高度发展的，所以对于中国数学的研究者也越来越多，中国的数学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不可否认，一般中国的学者都多少受到西洋数学的影响，后来，中国还出现了像李善兰这样有名的西洋数学的大家。他活跃于道光年间以后，翻译引进了许多西洋数学书籍，直到现在人们研究的西洋数学书籍，多数还是经此人之手写成的。
中国数学学者活跃的同时，由于中国外交上的关系，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后，通过林则徐等人的引导，出现了《瀛环志略》之类的书籍。同时在日本也有翻刻出版此类书籍，在维新以前，因其对于了解西洋知识有用而被广泛阅读。还有《海国图志》，对日本人了解西洋知识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根据小川教授提供的资料，今日的别室中还展出了地质学方面的一系列书籍，这些书都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人关注西洋情况，然后翻译出来的，同样对日本了解西洋起到很大帮助。因此，可以说上述情况极大促进了日本西学的发展。
6.兵器
其次，兵器方面这里也简单论述。以往的讲义中已经涉及一些清朝初期的兵器，而清朝末期对西洋兵器的利用，是从太平军暴乱开始的，具体来说是李鸿章委任英国戈登将军指挥作战的结果。那时运用西洋兵器的结果，使得西洋兵器迅速地传到了各地军队中，但也因为西洋兵器的广泛传播，使得清朝走向了灭亡。明朝也是相同的情况，明朝方面为了抵御清兵使用西洋武器，其结局是招致了自己的灭亡。而清朝利用西洋兵器的结果，使得湖北出现骚乱，最终迎来灭亡。
7.中国与日本采用西洋文明的异同
以下写的是“与日本的采用的异同”，就此而论，自古以来中国就积极采用西洋文化，但在与本国学问融合的时候往往未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而未能形成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本身有古老悠久的历史文明，这极大阻碍了外国思想的吸收；此外，面对外国文化时接纳方法也各有不同。日本庆长、宽永年间之前的历史暂且不提，一般认为西洋文化的输入是从第八代将军时开始的。当时，也与中国一样，最早从采用历算开始，此后，日本民间西洋学术盛行开来时，中国则致力于研究形而上的西洋数学，而日本则在医学、实验科学方面有所发展。日本今天发达的西学基础是由杉田玄白等人打下的。他们当时都是医生，后来，他们又向别的方面发展自己的“业余”事业，从事地理学、兵学等。德川时代末年的医生，有的是兵学者，还有从事其他各种行业的，但其事业基础是医学，中国往往与此不同。作为君主的个人喜好，中国的历算和艺术得到发展，以此入手，这些都是远离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事物。一开始日本虽然也是从历算入手的，但很快就有民间学者开始从事与人的实际生活接近的工作，比如医学事业，即考虑人民的实际需求。从这一点来看，比起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日本人更易于习惯西洋人的思考方式。当然，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在中国，能够接触文明的人只有君主或者贵族等上层人士，这些人往往不太重视实验科学这类生活必需的东西。一般来说，贵族视百姓的生活为下等，因此不会太关注。这些人做的是数学等有些近于空想的东西。在日本，所谓的学者都是努力地做学问，不太富裕的人。虽然兰学在日本的发展大多也是靠了大名的保护，可以说是贵族的产物。但在中国，民间几乎无法接触与学问有关的事，相反，把学术当作是可有可无的事。因此，只在天文、数学方面出现了大量天才，同时也给经学、史学带来影响，但根本上并没有对下层百姓的生活和社会文明造成影响。今天为止也仍然如此，所谓的西洋学术，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一直与人民脱节。而日本则恰好走向相反的道路，以医学为基础，积极采用西洋文明，使其影响扩大至国民的日常生活，以西洋优秀的文明，来重塑日本国家的文明。日本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这些是今日的内容，明天讲经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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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中日甲午战争。——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