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入关以前满、蒙、汉的三族统一（附朝鲜）
清代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仅次于元代的拥有最大版图的时代，可以说，统一各个不同地域的民族是达到这一宏大版图的前提。清朝在中国东北还未进入中原之前，就已经支配了几个异族。当时的清朝还没有在奉天建都，只是以辽阳为中心。而在更早以前，清太祖势力尚微弱的时候就曾与蒙古发生过冲突。如今的长春一带，即曾经的南满铁路沿线，过去是蒙古族定居的地方。其中某些区域即使土地上住的是满洲人，其土地的酋长也仍是蒙古族人。比如在南满铁路从开原到东北的沿线上有一个叫叶赫的地方，酋长就是蒙古人。由于中国东北腹地有蒙古族人聚居，所以满洲的势力稍稍扩展便容易与蒙古族发生冲突。这一时期的满族和蒙古族已不属于臣属关系，而是类似能相互约束的同盟关系。其后，清朝（时称后金）侵略了辽东地区，取得辽阳、奉天等地的控制权，而那时辽阳、奉天以及开原一带，居住的都是汉族人。在这种情况下，满人使汉人归顺，最终统一了这一区域。当时的山东曾有一支明朝军队因故来降，所以除了统一这些地方的人民，满人还整编了一些来降军队——这也是满洲有汉人军队即汉军的开始。清太祖还让自己的军队去远方征战，最终使今天俄国沿海附近的疆域也纳入了清朝的版图。清太祖派出远征军的目的不只是扩张领土，最重要的是俘虏人民以达到增添兵力、壮大军队的目的。一支远征军大概一两千人，每攻陷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百姓全部掳回，悉数驱赶到当时的都会兴京附近定居，让他们，尤其是让其中身强体壮、适合征战的男子为满洲效力。这样看来，他们实行的政策不是占领土地而是俘虏人民。在处理与蒙古的关系方面，当时的满人与蒙古的达尔罕亲王一家订立了条约，确立了同盟关系。但随着势力的渐渐壮大，清朝的野心也壮大起来，到第二代太宗皇太极时，即从崇德元年（1636年）开始，统治者就停止称满洲汗，而改称皇帝了。“皇帝”是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其他藩属国都要从皇帝那里接受册封，皇太极还未入主中原的时候便要称帝，这显示出他巨大的野心。清朝就称帝一事与朝鲜商议，却遭到了极力反对，朝鲜人认为满洲称帝是不合适的，因此，清朝便出兵征伐朝鲜。与之相对的是蒙古等族对此事持赞成态度，满洲和蒙古的四十几个贝勒联名上书，劝太宗称帝。就这样，皇太极还在中国东北的时候，就成了大清皇帝。征服朝鲜的战事也取得了胜利，朝鲜投降时在三田渡地区建立了一块写着“大清宽温仁圣皇帝”的石碑。至此，清朝版图上可以说就已有了汉人、蒙人、满人的三族统一。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特别多，“崇谟阁记录”就是其中一种。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我在调查奉天的宝库时发现了这类文书，我对当时的将军，今日任北京清史馆总裁的赵尔巽说：宝库中有这类记录，想借出来看看。赵尔巽本来也没见过这些记录，因此十分惊讶。这些古老的记录藏在奉天宝库中，从中能看到，清主称皇帝前，与朝鲜有过这样的往来文书。在最初的书信中，朝鲜的来信及满洲给朝鲜的信，都把满洲的天子称为金国汗。还有其他一些实物证据，如奉天宝库中的文物，也可以证明满洲天子在做大清皇帝之前自称为金国汗。清朝在后来编撰《清实录》时，已经开始忌讳自称金国汗，并将此称呼从《清实录》中全部剔除了，所以《清实录》中金国汗的称呼并不可见。此外，在过去朝鲜的文书即明代的文书中，清太祖也被称为金国汗。依据崇谟阁文书和以上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清朝统治者在称大清皇帝之前确实是自称为金国汗的。今日袁世凯将这类文书自奉天转移到北京，不清楚藏在何处。我当时利用照相对它们进行了复制，但因自己没有经验而十分困难，于是与东京帝国大学的市村教授一起做这件事。
《同文汇考》是朝鲜的外交文书集，包含了朝鲜外交文书的全部记录。朝鲜过去的外交基本只限于与中国和日本两国，有人认为朝鲜对中国采取“事大主义”，并对此嗤之以鼻，但朝鲜人自己把与中国的往来文书就唤作“事大”，而把与日本的往来文书，谓之“交邻”，这两者汇总在一起便是《同文汇考》了。其中的《别篇》记录了清朝仍在中国东北时与朝鲜的文书往来，可将其与之前所提的“崇谟阁记录”相结合阅读，二者都非常有参考价值。但在《同文汇考》中，只记载了朝鲜投降并归顺满洲之后的文书，即被征服后的朝鲜建了一块“三田渡碑”，以表示感谢满洲厚恩，而此前皇太极还未称帝，尚称金国汗时的文书则没有记载，与此相关的内容可另外参看《朝鲜国来书簿》。总之，《同文汇考》是清朝在统一满、蒙、汉的同时，也打算着手对付朝鲜的现存的有力证据。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通文馆书籍版木也是研究清朝与朝鲜关系的极具参考价值的重要史料。所谓“通文馆”，是朝鲜王朝掌管外务翻译的机构。朝鲜的等级制度非常复杂，译官中的“中人”不能成为贵族，掌管翻译的工作是世代相传的，如某户是从事翻译工作的，他们一代一代就会流传下来许多关于翻译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种类很多，且它们的版木都保存在通文馆。京都大学的新村教授为此特地去了朝鲜，得知这些东西仍旧保存着，并且获赠了一部分，京都大学现在保存着几枚。由此可见，朝鲜今日保存的版木已经散乱，而教科书就更不容易得到了。当时朝鲜翻译使用的语言包括汉语、满语、蒙古语、日语等，各语种的教科书也应有尽有。于是在通文馆中既有蒙古语教科书，也有满语、汉语、日语的教科书。日语的书是德川时代的侍者所使用的敬语教科书。朝鲜感到使用满语、蒙古语、汉语的必要，因此做了教科书，这也正是满洲势力及于朝鲜的事实证据。这些教科书今日尚存的版木也在别室展出，以供观看。
以上就是入关以前的满洲统一了蒙古人、汉人，而且把朝鲜作为自己的属国的大致情况。
二 绥抚西藏
其次说到西藏，西藏很早就与满洲有了关系。众所周知，西藏在中国西部，是亚洲第一高地，亚洲正中心的高原，它与满洲的关系非常不可思议。这是因为佛教这个因素。如我们所知，西藏受法王支配，佛教最盛。而当时蒙古人也信仰西藏的佛教——喇嘛教，处在喇嘛教的势力范围内。西藏对世界上有君主势力的国家非常敏感。如现在与俄国交通，有很多联系。它在拉萨的山中开辟与俄国交通之路，又与在印度有势力的英国交通。总之，对世界的权力相当敏感。那时的蒙古，在东蒙古住着有名的林丹汗，即察哈尔林丹汗，曾一时势力很大，但与清太宗皇太极作战而大败，这使东蒙古地区几乎全部成为满洲的领地。住在蒙古的西藏喇嘛目睹了此事，并向西藏传信，于是遥远的西藏派来使者，还带来了从喇嘛那里奉获的颂文。颂文中写道：东方会有叫曼殊室利的皇帝兴起。曼殊室利相当于佛教中的文殊菩萨，这封远方使者送来的传信把满洲皇帝附会成文殊菩萨，表达出东方的曼殊室利皇帝即将兴起并一统天下的意味。把菩萨的名称用于人名并不是第一次了，此前蒙古的酋长中早有先例。现在西藏便是利用这种类似的方法，打通与新兴的满洲势力的往来。那时，从蒙古也来了喇嘛，即著名的摩诃迦罗佛喇嘛，传说是元世祖忽必烈时的佛派来的，日语中译为大黑天，他是恐怖神（不同于在日本他是福神），此佛像所经之处就是统一的国度。先是从蒙古来了喇嘛，现在又有从遥远的西藏而来的喇嘛带来你们将统一天下的消息，无疑极具煽动性。由于这些话深得满洲统治者的心，于是清太宗等人也信奉了喇嘛教。满人在奉天四周修建喇嘛塔，并认为这些佛塔建成之时便是统一天下之日。不过，这些佛塔修建完成的时候，清太宗已经去世。现在奉天城四周还留有东塔、西塔、南塔、北塔四座塔。日俄战争时这些塔一度被损坏，但现在仍存留着。除了造塔，满人还在许多寺庙立了碑，当时的碑文有四种文字，一种当然是满文，除此之外还有蒙古文、藏文，以及汉文。当时的满洲虽然不能说已经实际统治西藏，但从碑文中体现出他们想要统一这四种语言所属种族的考虑。这一时期的清朝已经是明确信仰藏传佛教的了，明末年轻的名将袁崇焕在与清朝交战、议和的过程中，就利用一位藏传佛教的喇嘛作为使者，从中起到沟通双方的作用。日本战国时代也有用和尚做使者的例子。袁崇焕利用喇嘛来缔结国际关系，因此，清朝初期便是信仰喇嘛教的。值得一提的是雍正皇帝，既信禅学，又信喇嘛教，登上帝位以后，还经常拜访自己做亲王时居住过的喇嘛教寺庙。但在乾隆之后，统治者渐渐地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再有特别信仰喇嘛的风气，只是为了安抚和统治蒙古族，仍在表面上保持对喇嘛教的信仰。别室展出的“《喇嘛说》碑”体现了乾隆帝时对于喇嘛教的态度，它表示出清朝关于喇嘛教思想的一个转变。为了说明此关系，有两种材料展出。
如上所述，起初是出于对喇嘛教真实信奉，后来是因为政策上的利用，但总的来说清朝通过喇嘛教与西藏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往来关系。除去政策上的利用之外，像乾隆帝这样的皇帝，也带有夸耀自己统一了他族的意图。明代时，蒙古人就信仰喇嘛教，他们将西藏的所有经书悉数翻译成了蒙古语。这些蒙文藏经大部分仍在奉天，它们本在蒙古，前面所提及的摩诃迦罗佛像运送到蒙古时，同时也带来了这些经书。对藏经的翻译大概是在太阳汗时期完成的。之后这些翻译过来的蒙文藏经大部分被运送到了奉天保存。这也在我前年调查的内容之中。日本宫内省取走的部分今日保存在东京大学，我自己仅留下当时的一片。其外，西藏文的藏经也在别室陈列。
康熙帝时，中国的所有佛经经书都已有蒙古文和藏文的两种版本，且都是很好的版本。做成这些版本的版木现在还有不少存留着。我也抄下它们的目录，陈列在别室。
到了乾隆时代，一方面是为了信教，更重要的是为了谋求当时满语的复兴，所以计划把大部头的藏经翻译成满文。当时，乾隆帝找来了北京城东北称为嵩祝寺的章嘉呼图克图喇嘛来共商大计。章嘉呼图克图是一位很有学问、德高望重、十分具有影响力的喇嘛。在他的大力帮助下，又有了翻译成满文的藏经。后来只存于奉天四塔中的北塔的法轮寺中，那里还有读满文藏经的喇嘛。日俄战争中，日军从北方攻入奉天时，俄国人曾将此北塔作为兵营住宿，因此藏经受到了严重损坏。我发现了被损坏的藏经，将其中大部分拿到了军政署，因而得以将它们带到日本，现在在东京大学内。当时可以拿到京都大学的话，是要拿到京都大学的。但是京都大学那时还没有文科，就交给了东京大学。如此一来，清朝的蒙文、藏文、满文藏经在日本都有了，只不过稍有残缺而已。清朝就这样与西藏保持了密切的关系。由于藏语与印度语有联系，文字也是从印度传来的，乾隆帝认为音韵学非常重要，所以为了方便研究佛经，在乾隆初年下令编写了《同文韵统》一书，此书认为各国的音韵都有相同的根源。章嘉呼图克图喇嘛也参与了《同文韵统》的编纂。
因此，清朝与西藏的关系不仅是在政治方面，语言学上的关系也变得重要起来。实际上，清朝真正地征服西藏，将之收为自己的领土，是在康熙年间。当时，西藏发生内乱，被内蒙古某地区——今属新疆——的汗侵略，活佛被迫一时外逃，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派兵帮助他们平定了内乱。从那时起，清朝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正式开始了对西藏的管辖。在此之前，清朝与西藏更多的只是宗教上的联系，有了领土上的关系之后，继而有了语言学上的关系。
清朝与西藏之间的关系大致如上所述。
三 征服准噶尔、回部
第三部分写着“征服准格尔、回部”，清朝最初只统一了蒙古的漠南部分，即沙漠以南的蒙古，西边的青海一带几乎都未包含在内。近日的《日支条约》[1]使人们常常耳闻东部蒙古或内蒙古，最初统一的就是这些地方，外蒙古未被统一。当时的准噶尔人在外蒙古到新疆一带非常跋扈。准噶尔是厄鲁特蒙古中的一个种族，在康熙帝时期势力十分强盛，由首领噶尔丹率领，当时的准噶尔已经统一了从蒙古到新疆一带，渐渐地准噶尔就不免与康熙帝发生冲突，最终爆发战争。战争持续了好几年，最后以噶尔丹的失败告终，康熙帝获得了胜利，而战败后逃亡的噶尔丹服毒自尽。对于清朝来说，噶尔丹是他们的敌人，因此，清朝方面的有关记载对噶尔丹大张挞伐。但也有例外，如我最近得到的手抄本《秦边纪略》里就有不同于其他书中的内容，此书对噶尔丹的描写有不少褒扬之语。噶尔丹是蒙古人所崇拜的英雄，在当时的蒙古人中有很大的威望，他们认为噶尔丹是因为未得“时利”才败给了康熙帝的。当时的清朝确实很忌惮噶尔丹，为了与噶尔丹这样的勇士作战，康熙帝还曾亲征朔漠地区，因而有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之书，这是康熙帝第一次把手伸向蒙古。在这之后，准噶尔的残党在新疆地区屡屡暴乱，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暴乱仍未完全平息。清朝为此费尽心思，但亲自出征的皇帝，唯有康熙一人。这时，从内蒙古到新疆的东部一带已属于清朝的版图，到乾隆时期，回部也纳入了清朝的版图。由于此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聚居的地方，故称为回部，这里的人大多是维吾尔族。乾隆帝时维吾尔族的土地归顺了清朝，曾有记载说今新疆地区的两万余土地都纳入了清朝的版图。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夸张，不过今天的新疆确实是在乾隆时期开始成为清朝版图的一部分。就这样，在满、蒙、藏、汉四个民族之外，清朝又统一了维吾尔族。此后，道光帝时期有张格尔在新疆企图谋反，后又有阿古柏在新疆作乱，最后被左宗棠所击败。虽然仍有暴乱发生，但从乾隆帝时开始，维吾尔族人也被统一了。乾隆帝对统一维吾尔族一事感到非常自豪，并写了《伊犁剿讨志略》一书，后来又下令编撰了有关于西域的《皇舆西域图志》。乾隆平定维吾尔族时非常残酷，当地的男子几乎全部被杀光，只有妇孺被释放。乾隆帝还选中一名漂亮女子为自己的妃嫔，在北京的宫中专门修筑了维吾尔风格的建筑供其居住。有传言称，这个西域女子存有复仇之心，想暗中刺杀乾隆帝，然而最后反被皇太后所赐死。
随着疆域的扩大，以及语言学上的关系，乾隆帝对自己统治的自豪感愈发显现出来。康熙帝时出于保存满语的需要敕修了《清文鉴》，到乾隆帝时，先修了蒙文和满文的《清文鉴》，不久，又下令编纂满文、蒙文、汉文的《三合切音清文鉴》。后来又有《四体清文鉴》，最后又有了《五体清文鉴》，但它没有制成版。前几年我与富冈讲师及羽田君一起，在奉天库发现了它，并抄写下来。《五体清文鉴》即满文、蒙文、汉文、藏文、维吾尔文这五种文字的对译的辞书，是乾隆帝引以为豪的成果。这一时期还编写了《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为成为乾隆帝部下的王公作表或传。除此之外，为了统治蒙古，除却蒙古原来就有的律令，成立了理藩院后，理藩院颁布的律令也都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近年出现了各种字典，民间也有了维吾尔语与汉语的对译词典。又，昨日别室展出的金字挂轴，是乾隆帝为来北京的西藏喇嘛准备的礼物，后来这喇嘛死了，礼物没有送出，留了下来，不知为何实物到了这里。它是用满、蒙、汉、藏四种文字分别写就的。
四 满语的效果
上 与欧译的关系
对语言学的重视产生了各种效果。以下简述重视满语的确切效果。
清朝时期已有西方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他们在最开始研究汉语时非常困难，很难弄懂汉语。而满语的语法相较汉语要好懂很多，虽然没有西方语言那么精密，但容易让西方人接受。所以，他们为了读懂中国的书籍，就先学满文，再阅读满文译本的汉语书籍。如四书五经和各类史书，都是先看满文的版本。《通鉴纲目》在当时已经有了全部翻译成满文的版本，西方人就通过满文开始了对中国古籍的学习。有一个叫翟理思的人来中国购书学习，为了便于研究，收集了各种满汉对译的书目，编成了《汉满书籍文书目录》，这里面甚至记录了一些至今我们难以找到的失传书籍。总而言之，满文写成的书，西方人比较容易读懂，为了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首先就开始研究满语。所以，康熙到乾隆年间对满语的重视，拓宽了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情况的渠道。虽然这对中国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有待商榷，但从使中国逐渐走向世界的这一角度看，满语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下 日本的满语研究
满语的影响和日本的国际关系，诸位应当已有一定的认识。关于此事，新村教授曾在《艺文》杂志上作文，我一直也较关注，以下便略述“日本的满语研究”。
日本最早关注满语的是大学者物徂徕。他注意到了当时传到日本的《正字通》，这是《康熙字典》出现之前流行的、最早用满文写成的辞书。在这本书中，在满文的旁边会用汉文注音。物徂徕发现了这本辞书，便用黑字写下子音，用红字写下母音，以此对满语的文字做了研究，但徂徕时代所做的也仅限于此了。物徂徕对满语的解读程度与弘法大师对梵文的熟悉程度类似。后来，日本又传入了《千字文》的注释本，注释本将《千字文》的读音用满文写了出来。此书在日本出版后，可据此把满语文字与千字文的读音一一对照，我收藏的这本，便用了红笔一一对照着写。就这样，日本人开始注意满语文字。之后，俄国的北部发生库页岛问题，最上德内到达库页岛后，发现岛上的土著人拿着满语文书。库页岛上的土著每年从满洲官吏那里获得一些物品，满洲人给他们无足轻重的官爵、土特产，还有像绢一类的丝织品，而库页岛人则用皮类物品作为交换。满洲人拿来绢的同时，还带来了满文写成的文书。最上德内去库页岛时就是发现了这样的文书。曾有一个库页岛上的土著人到中国东北，被赐名为“杨忠贞”，然后他带回了满语的文书和绢。他带回的绢流落到了宗谷附近的阿伊奴手中，日本人称之为虾夷锦，但并不知道此物是从哪里来的。直到最上德内去了库页岛，看到了织物端头的满洲文字，才知道了由来。原来，中国设立了织造相关的衙门，如南方的杭州和苏州，织造衙门在把自己的织物送往北京时，会在织物上写下文字。最上德内发现那上面同时写着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因此推断出虾夷锦是来自中国南方的产物。这些实物后来被运用于度量衡研究，《度量衡说统》一书记载了此事。当时的人们无法把握清朝的尺量制度，就用满洲人送去库页岛的织物尺寸作为参考。因此，书写在织物上的满洲文字内容被记载在《度量衡说统》中。而杨忠贞带回的文书，据小川教授说由最上德内的后代保存了下来，近藤重藏的《边要分界图》中也有引用。这文书一直不为人知，无人问津，今日也依旧难于解读。根据文书的原文看，可知是在乾隆末年写下的，也有之后的嘉庆年间写的文书。
由此可见，因为日本北方的开拓之事，满语已不仅是物徂徕这样的学者的研究对象，事实上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但当时，还没有真正开始对满语的研究。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历史事件：文化年间有俄国船只来到长崎，要求与日本进行贸易，并带来了写给日本的书信，然而书信都是用俄文和满文两种语言写的，并没有日语的内容。俄国人可能是认为满文是日本的邻国所用的语言，所以，日本人大概也能看懂满文。当时俄国对满洲已有所了解，所以才写了这样两种文字的书信。书信送入当时的日本国内，结果既没有人能看懂俄文，也没有人能看懂满文。那时在幕府中管天文台的高桥作左卫门，深感不能读懂满文是件遗憾之事。由于当时满语字典《清文鉴》已传入日本，存在德川家的库中。于是，高桥得以钻研满文达十多年。三年过后，他已经能进行一些满文的阅读了。那封俄国人送来的书信保存在宫内省的图书寮中，新村教授拍了照片，在别室展出。高桥作左卫门后来萌生了编撰满语字典的念头，又想编写满语与荷兰语对照的字典。满语虽然和日语相对接近，但和荷兰语相差甚远，高桥作左卫门用解读荷兰语的方式来进一步研究满语，最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成了满语字典和词典。字典可说是《满文辑韵》，词典可说是《满文散语解》。而后，高桥作左卫门因为西博尔德事件[2]——是他给了外国人地图——被捕入狱，并死在牢中。然而直到他入牢房的两天前，他还在从事于《满文辑韵》的著述。《满文辑韵》有草稿本和净书本两种版本，净书本的内容不到全书的三分之二，在其最后部分写着小字的日期，那就是他入牢房的前两天。尽管高桥作左卫门如此尽心尽力地钻研满语，然而因遭到了上述的祸患，所以，编书之事就终止了。
在这之后，日本的满语研究就基本上中断了。直到嘉永年间日本与外部的交流渐渐扩大起来，长崎的通事们又产生了要研究满语的想法。那一时期也有满洲的下层普通人来到长崎，于是便借助他们来研究满语。此事的开端，是今日在北京公使馆任职的名人郑永邦的祖父郑某，当时带领十七八个中国通事做满语研究。他们也想编字典，翻译中国的《清文鉴》，虽然着手做这件事，但没能完成。他们的稿本前些年被卖出，今日在东京大学一名教授手中。此前我见到稿本，却并不明白他们开始研究满语的原因。前几年我去北京，归途中顺路去了长崎，在寺庙中看到郑某的碑，碑文叙述了郑某研究满语的始末。后来我拜托长崎县的属官抄录碑文，这碑文也陈列在了别室。
由此可见，长崎是日本最早开始研究满语的地方，由于日本与俄国的国际关系，满语研究变得逐渐重要起来。这件事倏忽间已被遗忘，恍如一梦。中国推行满语的结果，一方面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另一方面对日俄的国际关系也有所影响。可以说，乾隆皇帝的这一举动具有世界性意义。
五 苗族、台湾、琉球及东南亚华侨
这个题目表示了清朝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首先是苗族，逐步地中国化后，明代就已经开始设置土官来管理和统治苗族。土官一般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接受了朝廷的封赐来统治这块土地。由于湖南、贵州的土官出现了一些叛乱，体现出这种制度的弊端，于是将土官改为流官。流官是在不同地方轮换着上任的官吏。到雍正年间，苗族的大部分地方都将土官换成了流官，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内部的统一。当时，还出现了不少关于苗族的书籍，有的还画有图画，京都大学收藏了一些，别室也陈列了。
台湾在明末时期成为郑成功的根据地，经三十年，到了康熙年间，由于郑成功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仍奉明朝的正朔，于是清政府出兵攻台，最后把台湾全部收归到了清朝的版图。相关内容在蓝鼎元、姚莹的著作中有详细的记载。但平定台湾以后，又有蛮族骚动，以及其他地方流落而来的人来到这里，屡次造成叛乱，清朝又出兵平定了这些叛乱，这也在蓝鼎元的书中有详细记载。此后，在中国著作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更详细的关于台湾的著作。到近几年，台湾不断被开垦，中国开始特别注意台湾，其根源是与日本的关系。西乡从道做了日本的大将后，对台湾的土著进行征伐。这一举动引起了中国朝廷对台湾的注意，因此着手对台湾进行开发，开始重视起蛮地的开垦。当时为在蛮地探险绘制的《台湾山内地图》，今日尚且存留。台湾总督府中或许藏有此图，我自己幸而也有一份。日本对台湾的征伐促进了清政府对台湾的进一步管理，这也是清朝对异族进行统一的一个重要事件。
琉球自古向中国朝贡，到了清朝也维持着这种朝贡关系，因此有人著《琉球国志略》一书。琉球人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属国，他们被允许到中国的福建福州去游学，所以琉球的文化多通过福州传播出去。琉球目前还保存着许多中国来的使者的书法遗迹，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王文治的书法，他是当时的书法名家，所以，琉球的许多人都请他写字。直到今天，福建仍然在文化上与琉球有许多共通之处。
清朝的势力就这样渐渐地扩大，近些年“东南亚华侨”成了一大现象。因为每年都有许多中国人向南洋移居，他们在海外地区的贸易领域颇有势力。除贸易外，在土地的开垦和农业方面也很有影响力。这在《华夷通语》《新建郑和碑》中都有所体现。《华夷通语》是汉语与马来语的对译辞书，不同于乾隆那样是为了夸耀国威而修撰，而是中国商人因为贸易往来，觉得有了解马来语知识的必要，所以编写了此书。但是马来语并没有用马来文字书写。关于郑和碑，在明代永乐到宣德年间，郑和曾十几次远征南洋，还曾到达了非洲东海岸。郑和的航行一方面为了贸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显示国威。中国十几次向那些地方派出使者，派遣的数百只船十几次经过南洋一带。当时的南洋不一定知晓此事，但这对明朝来说则是声势浩大的事件。郑和又叫三保太监，《三保太监下西洋》的剧本即为此事而作，其名气可见一斑。在南洋定居的中国移民回忆起此事，就想在郑和的遗迹处建碑以作纪念。于是，他们在爪哇修建了郑和碑。总的来看，古代中国的贸易关系曾远及南洋，后来的中国移民在南洋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回顾历史以考察现状是不无趣味之事，将来这也许会成为民族上的问题。
在这些地方，中国人虽然没有进行实际上的领土开拓，但建立了紧密的贸易联系。明代时就设立了四夷馆，或称四译馆，以负责当时对外交流的翻译工作，明代的四译馆甚至能具备多达十三个国家语言的翻译，并配有各国语言的辞书。虽然这些辞书的翻译都比较粗略，但大体上是准确的，这一情况到清朝仍然延续着。此外，还出版了《八纮译史》，基本上是《四译馆译语》的翻版。以上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向海外发展的大致情况。四译馆时代主要是外国来华朝贡，中国人接见他们。在中国人看来是来朝贡，但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更像是贸易。国外来的使者都恭恭敬敬地奉上文书，而中国的翻译官员只是大致地写一些东西，再交还给他们。这种情况今天依旧如此，不仅影响了同外国的交流，对于中国今日在民族上的发展也有影响，甚至会产生重大问题。这话写在此处，也是一个提醒。
六 外交，与俄国的关系
除去贸易方面的往来，清朝在外交上最主要的就是处理与俄国的关系。清朝与俄国的外交很早就开始了，当清朝还在中国东北的时候就与俄国有了接触。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在位时，俄国人的足迹已经到了中国东北的边境，清朝不得不在边境布置兵力来防御他们。但是，俄国人的武器与中国人的不同，他们的军队都配置了步枪，而中国当时主要还是使用弓箭。步枪的杀伤力极高，被枪打中，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所以，为了抵御俄军，中国也必须派出拿枪的军队应战。日本是当时的东亚地区步枪军备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征伐朝鲜时，中国人、朝鲜人就吃过日本步枪的苦头，对此十分恐惧。这一时期的朝鲜人也配备了日本的那种步枪。因此俄国在顺治年间进犯中国东北北部边境时，清朝就从朝鲜征集了步枪手，将他们派到中国东北去对抗俄国。总的来说，与俄国之间在北方的往来和冲突，是中俄外交关系的开始。从《罗刹方略》中可以看出，在顺治年间到康熙年间，中国对俄国是十分关注的。罗刹即俄罗斯。后来，清朝与俄国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康熙二十七、二十八年的时候，中俄之间发生了重大冲突，在今天的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交战，由此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始正式划分中国与俄国的东部边界。这件事使中国人认识到不了解西方是不行的，所以就渐渐开始参考和采纳西洋来的传教士的知识、意见。当时为了让俄国人感到满意，清朝方面做出了让步，签订了条约，以期望能保持和平。此后，俄国人仍然一再来犯，清朝不得不时刻关注北方领土。咸丰年间，著名的史学家何秋涛撰写了《朔方备乘》，从中国人的角度对中俄自古以来的关系变化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后来，中国再次对俄国做出了重大让步，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时，俄国作仲裁，把当时的沿海州全部让渡给了俄方。可以说，中国与俄国的关系，最初是中国方面占优势，后来则渐渐转为弱势。
其后，纲目上还写着“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手写本”。曹廷杰是对满洲十分了解的人。由于咸丰年间割让了一部分土地给俄国，到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势力兴起，在这种背景下曹廷杰就到俄国进行了考察，详细勘查了俄国沿海各州，最终写成了这书。曹廷杰不仅进行了政治上的调查，还对俄国历史、户籍制度等方面做了研究。当时的中国想再次恢复在东北地区的势力，但反而再次失势，所以这一时期仍然很注意与俄国的关系。由于中国没有好的地图，在外交谈判时很不方便，于是时任俄国公使的许景澄就整理绘制出了《中俄界图》这样一份中国与俄国的地图。后来，许景澄在义和团事件时因进谏而被杀害。
总的来看，清朝当时在对外关系方面以与领土相关的外交为主。后来，又因伊犁和其他事情建立了更多复杂的外交关系。在中国统一了各民族、扩大了疆域范围之后，开始面临为难、被压制的局面，而压制中国的就是俄罗斯。
七 贸易
接着谈谈贸易的情况。贸易与中国的国势关系紧密，以下便稍加论述。
1.与日本的关系
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早在明代就开始了，日本的堺市等地就是因中日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城市。那时，中日之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从中国输出的主要是药、绢丝一类的物品，从日本过去的主要是铜。日本是产铜的国家，当时有许多与铜相关的贸易。到了中国的清朝，也就是日本的德川幕府时代，两国在长崎进行贸易，每年都有叫“唐船”的中国船只来进行贸易。新井白石在《宝货事略》中对中日之间的铜贸易进行了最早的研究。虽然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频繁，但多是单方贸易，日本只是输入。这样的单方贸易维持了几十年，结果使得日本的金银非常匮乏，只能铸造劣质的金银货币，导致金银价值的下跌，造成了经济上的不稳定。新井白石就是在这一时期做了相关研究，对当时日本与外国贸易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当时从日本输出的金银数量巨大，给中国的是银和铜。德川初期到新井白石之时，仅八九十年间，就出口了大概两亿多斤铜。足利时代也向中国出口铜，但出口多少，还不能确知。足利时代日本向中国输送铜，用来造钱，这实在是件蠢事。总而言之，日本是产铜国，作为中国铜的供给地，从足利时代就开始了。之后，日本又有《天寿随笔》一书，这本书记载了新井白石之后，即从新井白石时代到宝历年间的事情。从这本书中可以知道这一时期日本输出给中国多少铜，那时的铜是非常贵重的。这样看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从中国方面看，日本是铜的供给地。铜的输入非常重要，对中国的经济有很大影响，因为中国真正流通的货币是铜钱。虽然有各种银代替铜钱流通，但银也是以铜钱来计算的，以其重量通用，不能作为货币的本位通用，所以只有铜钱是真正的通货。中国的通货的供给者是日本，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关系。为此，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长时期地维持着。当然，日本也因此输入了中国的文物。总而言之，中日双方有着各种各样的贸易关系。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清俗纪闻》《南山俗语考》中有所反映。
2.与海外诸国的关系
由于与英国贸易上的摩擦，引起了鸦片战争，此后中国的国势不断衰退，也大多是与外国的贸易关系所引起的。不同于与俄国的关系那样以政治关系为主，当时的中国与荷兰、英国、葡萄牙等国都是由贸易往来开始了国际外交。
随着这些贸易关系的发展，在近年出现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茶叶贸易。席间有我的同僚矢野副教授，他对此有详细的研究，尤其是中国的茶叶贸易在世界上的影响这个大问题。总之，茶叶贸易是清朝对外贸易中的重要部分。此外，清朝也向外国出口药品，如中药中的大黄。但影响最大的还是茶叶贸易，西方人专门设立了茶叶贸易方面的工会组织，为了使中国大量出口茶叶，屡有英国等国的使者来中国。乾隆帝末年就有使者来中国要求进行贸易往来，最主要也是为了中国的茶叶。当时的外国使者带回的中国土产都是茶叶，这在《粤道贡国说》中有所记载。总的来看，茶叶贸易在清朝中叶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古代是铜本位，清朝时期真正的流通货币是铜钱。而事实上，在铜以外，也使用着别的货币——银。因为贸易的发达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也就产生对更轻的货币的需求。中国在金、元时期就使用过纸币，那时的纸币与支票有同样的性质。元代由官方发行纸币，几乎不铸铜钱，只用纸币。这一时期本来也铸造一些铜钱，但又设立了官方的纸币管理机构，由政府在各地方设立相关的办事处，但这在中国这样政治上弊病很多的国家是难以实行的，于是纸币的价值下降了。现在中国通用纸币，很多人喜欢又脏又旧的纸币，因为觉得它使用了好几年，不可能是假的。但过去的中国跟今天的日本一样喜欢新的纸币。如果把很陈旧的纸币拿到政府银行去，银行是不给兑换的，因此人民不免有损失，所以，他们很不喜欢纸币。到了明代，为了使纸币成为通用货币，政府就收取一种只允许交纸币的特别税种，今天也依旧残存于中国内地各处，即所谓的钞关，只能用纸币交纳通行税。特别是船只通过的地方，设立交纸币的税关。中国内地的税关就变成了通用纸币的机构，采取这种措施后，纸币的流通就多少变得比较广泛了。于是，设立了通用纸币的机构——钞关，这种钞关政策到了清朝仍有残存。从必须专门设立一个机构来使纸币流通的这种情况可以看出过去的中国是非常难以通用纸币的。为了代替纸币，也是出于对纸币不易保存的担心，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什么时候都可以通用的东西，才能渐渐流行开来，那就是银。银在古代是天子给大臣赏赐宝玉等物时一同赐下的东西，开始时并不用于交易，到明代，才渐渐流通起来。白银成了通货，政府由于必须制造一定数量的货币，就不得不考虑银的纯度了。所以，从明代起，对金、银纯度的研究花费了不少心思，如摸、吹、看、听音等等。从明代关于古董的书中可得知银也有各种种类的，最上等的银叫金花银，就这样，银也渐渐有了等级。但明代时中国流通的白银总量还很少。这从明末万历年间的租税总额中可窥探一二，当时全国的租税数额有明确的记录。明朝的税收并不统一，在出米的地方就交纳米，出草的地方就交纳草，万历年间所交银两不过四百万两，可见明代的银是很稀少、贵重的。丰臣秀吉征伐朝鲜时，中国七年时间只用了五百万两白银，但中国朝廷为此却出现了混乱，这也是明代衰亡的原因之一。仅仅是五百万两就引起了朝廷的混乱，所以后来万历年间皇太子结婚时用了一千二百万两，必然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到万历末年征伐满洲，向全中国征收了一千六百万两左右的租税，反而引起了内乱，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但到了清朝，白银就大量增多了。道光末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财政中，白银的收入约有四千五百万两，少的时候，也有三千七八百万两。明末只有四百万两，清朝的白银收入是过去的十倍，可见白银数量的增长之多。但说到底有多少白银产自中国本土，实际上却是很少的。清朝以后，矿山最多的地方是云南，康熙、乾隆年间，云南的开矿事业，既有政府行为，也允许民间开发，政府向其收税。关于矿业相关的情况，有一本书，叫《滇南矿厂图略》，记载了云南的矿藏情况。从这本书中可知云南有大量铜矿出产，但银的出产量是极为有限的。万历年间，政府曾在云南挖掘银矿，共开采了七年，这可以算是万历年间可数的重大事件之一。然而七年的时间里，只开采出了三百万两。也正是因为这七年的开采，导致万历的统治出现了很大的弊病。据《滇南矿厂图略》记载，这个地方在之后一直没有再出产银。但到了道光年间，中国的白银总量却增加了，这全是由于贸易而从海外流入的。近日墨西哥白银在中国广泛流通，而在这之前，还有许多的外国白银流入中国。
3.贸易的影响
《古今钱略》中记载了流通到中国的外国钱币种类，据此可知各种外国货币。其中最主要的是西班牙的钱币。通过这本书还能了解到，外国的货币是如何在中国大量流通的。贸易是这些外国钱币流入中国的主要途径，大部分是药品和茶叶的交易，后来以茶叶为主。因此，到乾隆以前，中国靠贸易获得了非常大的利益。乾隆皇帝在位时可谓太平盛世，统治阶级过着极其奢侈、幸福的生活。国内也没有战乱，财政收入也增多了，与外国进行贸易使得大量货币流入中国，整个国家都富裕了起来。尽管如此，乾隆末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到中国要求通商时，乾隆还是拒绝了他。实际上，中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利颇多，中国是在不知不觉中从外国获得了利益，因外来的钱富裕了起来。而之后的情况就反过来了，这就是鸦片贸易。鸦片从明代起就输入到了中国，其中还有从暹罗进贡而来的鸦片。康熙、乾隆以来，南方一直流入鸦片，最初是把鸦片作为药品使用，后来就引起了吸食鸦片的泛滥。滥用鸦片已经在当时的台湾地区显现出了弊端，吸食鸦片对身体非常有害。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鸦片输入。就这样，至道光末年，每年由茶叶出口而积聚起来的银钱却不得不因为鸦片的贸易而流出，从而引发了财政方面的危机。此前变得低价的白银又再次贵重起来，银价高涨就造成了政府财政的困难。以往中国政府收税的方法是在民间先交铜钱，中途换成白银，而中途兑换时，如果汇兑行情大变，政府就会受到损失。当时的中央政府由于兑换银钱的行情变化，经常受到严重损失，这也是道光以来中国国力逐渐衰落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些情况，统治者也渐渐感受到了鸦片的危害，为了杜绝这种危害，就有林则徐虎门销烟一事，引起了动荡，最终发生了鸦片战争。虎门销烟在《中西纪事》《粤氛纪事》《夷匪犯境见闻录》《海外新话》以及《溃痈流毒》等书中都有记载，这些书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夷匪犯境见闻录》的手抄本传入日本时，很快就被翻译成了《海外新话》，是由岭田枫江在嘉永年间翻译的。他去过北海道和东北地区，曾在我家短住，我父亲与他见过面。当时我父亲十三岁，他二十八岁。岭田枫江在年轻时对日本北方与俄国的疆界就非常关注，在那时就是个有识、有志之士，一读到《夷匪犯境见闻录》，就觉得此书十分有价值，便将其翻译成了《海外新话》。但在德川幕府时代，这样的书与幕府的精神意志是不统一的，于是被下令不得再版，还把岭田枫江驱逐出了江户，赶到上总，后来他一直活到明治二十几年。在《海外新话》中，他很有见解地提出必须注意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他的思想对之后的日本有很大影响。但在当时的中国，知道《夷匪犯境见闻录》这个书名的人寥寥无几，这本书在中国就是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反而传到日本后引起了极大注意，并在日本人加强对西方人的警戒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日本人总是对周围的事情十分敏感，这种敏感也为后来的发展带来了好处。除了《海外新话》，日本当时还出现了另外一些类似的书籍。鸦片战争时，中国宁波的乍浦有人写了《乍浦集咏》，这不是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书，而是与乍浦当地相关的诗集，其中收录了一些有关于鸦片战争的诗。这本诗集传到日本后，便引起了日本对鸦片战争的关注，很快就在日本多地同时出版。当时日本有名的学者伊藤圭介、小野湖山，还有其他人，都同时组织出版了《乍浦集咏》。这些书籍的出版都体现出鸦片战争给日本人带来的冲击，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在此种境地之下，日本也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当时社会上的这种舆论为日本维新运动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这也成为后来日本逐渐强盛的原因之一。要之，中国在贸易关系上的转折，与日本产生非常的关系。也就是说，就引起日本的隆兴而言，渐渐地各种关系来来回回，都与日本自身产生直接的关系。如前所述，满洲统一成为满语兴盛的原因，而满语又给日本的国际关系以影响。从贸易方面讲，中国的贸易影响也关系到日本的国势。
刚才说到了各种钱币，别室也陈列了它们的样本。咸丰年间太平军起事，中国财政困窘，于是也发行了纸币。别室也陈列了这种纸币的样本。财政困难期间，为了节省，政府常常会造大钱。日本在财政困难的天保年间就造过天保通宝，一个相当于百文，所以叫“当百”。咸丰年间造了相当于五十文、一百文的大钱。这种事情只在财政困难时才会出现。在内乱兴起时，财政更加困窘，也就会出现这种事。清朝的钱形制多样，这里有一本《制钱通考》，与各种钱币同时展出。今天的讲演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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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丘处机的随行弟子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编者
[2]指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