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京都大学的夏期讲演会，我拟用《清朝史通论》为题来讲解。但给我的时间总共才十二小时，所以，只能是非常简单地讲讲大概的内容。但即便是大概的内容，若要阐释明白其中涉及的史实，十二小时当然也远远不够。因此，我准备尽量避开那些广为人知的一般性清朝史著作，也尽量少涉及近年出版的有关拙著，即尽量避免重复《清朝衰亡论》与《支那论》两书中的内容。此外，友人稻叶岩吉近年所著《清朝全史》，对清朝的政治、军事和其他国家大事均有涉及。所以，我也不再赘述此书内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极为概略的讲演，我担心诸君听完讲演之后，很快头脑中就留不下什么东西了。因此，我把相关材料尽量发给你们，以便诸君看过后留有印象。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来有关清朝的史料陡然增多。要知道，在十五年前，就算想研究清史，也会因缺乏材料而痛苦，因此，那时的研究不能谓之真正地着手研究。后来，特别是自中国革命动乱以来，各种材料不断涌现。对此，我要讲的首先是目前我们能搜集到的有关材料究竟有多少。现在，我计划给诸君看的材料，得到本大学讲师富冈谦藏君的协助——我自7月20日从东京回来在短时间里匆忙搜集材料。终于，材料算是找齐了，但另一方面，要对过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再在这里来给诸君演讲，时间上几乎不可能。因为我几乎把这十天时间都用于整理材料了，所以这只能算是非常笼统的、概略的讲演。不过，我希望讲过之后能留给诸君一些东西。所以，我把每天所讲的要点印刷出来，发给你们。今天是讲演的首日，这是发给诸君的材料；从明天开始，我会把下一日要讲的内容提前一日发给诸君。这样，诸君大可利用夏天的午休时间先预习讲义，这对次日的听讲是有所裨益的。以上，就是本课开始前的一些预先交代了。
一 关于清朝史的著述
首先，所讲内容是有关清朝史的著作。诸君知道，清帝退位不过三四年时间，是不太久远的事，因此，有关它的史料非常之多。不过，这些史料很多没有经过整理。当然，中国有分类细致准确的记录制度，只要不断积累每天的记载，就能将史料整理出来。在中国，每换一个帝王就要做一份“实录”。此处的纲目中有一栏叫“丰富的史料”，列举了诸种书籍的名称，其中就有各种“实录”。针对这些材料，政府大体作为职责来整理，而历史学家能从中选择材料，从新的角度来著述鲜活的历史。但因清朝刚刚灭亡不久，尚无足够时间开展此项工作。记录中国历朝历史的“正史”一旦完成，作为正史素材的史料大多会亡佚。但十分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还处在清朝史材料尚未亡佚的时代，可以充分利用其开展研究。但另一方面，材料卷帙浩繁，难以分析也是实情。以实录为例，明代的实录非常简括，前几年我曾抄录过全部明代实录，以日本的册数来算，十个帝王的实录仅七百余册。但清代直到今天为止的实录，比明代的十倍还多，实在是数量繁复。它们能否被我们全部看到呢？不能说没有这种机会，但现在却无法轻易看到。我们前些年在奉天调查古籍史料时，把自己想看的部分都看了。当时，我们欲将上述资料全部带回日本，但由于政府可能认为这些类似纸屑的玩意对日本没有什么意义，只是空费运力，就并没有同意。因此，尽管我见过以上所说的种种材料，但都眼看着它们溜过去了。总之，这些材料是存在的，只是现在不易见到，研究它们尚有困难。关于这些材料的类别，我在“丰富的史料”条目中分为“满文老档、三朝实录、方略、圣训、国史列传、谕折汇存”等名目，一会儿去参观那边的陈列室时，可看到展出的各类文献标本。那时，我会再对它们进行一些说明。
其次，是“《三朝实录采要》及《事略》”，这是日本人依据确凿的史料所作的最早的清朝史研究，所以，我专门把它记在这里。这是距今一百二十年前，与我同一旧藩的永根铉——后改名北条铉，也可能先叫北条——的著作，虽然这仅是实录的摘要，但他可以读懂清朝难懂的地名、人名，并把握要点，也委实不易。纲目中有摘抄《清实录》的中国书《东华录》，而较之《东华录》，《三朝实录采要》某些地方更得《实录》的意味。这是日本有意识研究清史的开端。为了特别凸显此人此举的意义，我在此专门提出此书。
再稍往前看，此纲目的开头列有《圣武记》三种、《湘军志》、《湘军记》，此处只举出了三种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圣武记》是魏源所著，在日本也有部分的翻刻，而且原书也曾在日本流传，所以比较容易看到。此书出过三版，每版都有差别，这是中国人凭借自己的智识编著的新一代清史力作。《湘军志》《湘军记》是讲述近年太平军史事的书。《湘军志》作者是王闿运，他在书中记述了许多目睹的事件，除单纯的历史事实外还记录一些内情，是近年一种有名的历史著作。《湘军记》记载同样的事件，作者是王安定，但相较于前者，对某些事的记载不能说证据充分。
再者，《东华录》二种是《清实录》的摘要，并非著作，但对于现在很难看到《实录》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仍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材料。像这样的材料还有很多，现在要尽量捜集能看到的材料，就已经非常费力了，因此，研究它们就更是需要大量时间、精力的事了。
清朝曾花费六十年时间编纂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清史材料十倍于明朝。这样计算，就要六百年时间来编纂清史了，比清朝历史都长。难以想象要花如此长时间。所以，为了编纂清史，现在袁世凯政府开设了清史馆，不过至少也要十年到十五年时间吧。明初则用了急就章的方法，只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编撰完元朝一百多年的历史。如果按这样的速度，大概只要两三年时间就能编成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我不清楚会如何编成。至少，中国人已经将所有史料收集起来，开始予以研究了。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希望得到这些材料了，只能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在某些问题上，尚未理出一个研究的头绪。今天，我只就一些刚起头的仅有的研究概况讲一讲。
这里有个标题是“帝王及内治”，实际上只要“帝王”就行了。现在的世界大势是政治奠基于全体国民的意志之上，中国如今也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我现在要讲的清史，为什么要特别突出“帝王”呢？因为在清朝政治中，帝王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到后面将逐渐明白这一点。所谓清朝的政治，可以说除了帝王，几乎就没有其他内容了。在别的朝代，除了帝王还有宰相，宰相也是在政治中地位非常重要的人。明太祖顾虑宰相一职的弊端，就废除了宰相制度。因此，在明朝以后，就没有可以称作宰相的官职了，但数代以后，如遇年轻帝王登基，就感到必须有宰相辅助。即使如此，也不称宰相，改称“内阁大学士”，实际执行宰相的职权。清朝也有内阁大学士，但不过虚名而已，几乎不能发挥宰相的职能。在君主幼弱时，清朝有摄政王、皇太后摄政的制度，宰相不能执政。仅在一个时期内设置过辅政大臣，帮助幼小的君主执政。这有点像宰相，但大多数情况是一旦君主成年，就全部辞退他们，把政治权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中。这是清朝政治的特别状态。所以，有必要把帝王作为清朝政治上的一大要素，并作为标题专门标出。
二 历代帝王及摄政王、训政太后
现在讲第二个题目，我已在这里写出了历代天子的名字。在最后部分是德宗景皇帝，即光绪帝，他的继任者宣统帝退位后中国便成了现在的局面。在那边的陈列室中也展出了这些天子的遗墨。
其次写着“入关前的二帝”，即太祖高皇帝和太宗文皇帝，被称为入关前的皇帝。所谓“入关”，即清朝从东北的龙兴之地进入中国的本部北京，因为要通过山海关，所以叫入关。这两位入关前的皇帝，起于东北山中距今奉天以东三十里的黑图阿喇（即赫图阿拉），在两代人共四十至五十年里，满洲迅速壮大实力，一直打到山海关以东十多里的地方。但山海关以东十多里之内，仍是明朝的控制区。此时明朝正爆发李自成起义，一时间势大难制，从西边的居庸关进攻北京。在明朝末帝即崇祯皇帝时，李自成攻陷了北京，崇祯帝在城中的景山自缢身亡。由于内乱，明朝就撤回了山海关的防御力量，清朝趁机从东北攻入中原。但当时，最初的两位皇帝已经去世，第三代为年号顺治的天子，七岁就登基称帝。这时由睿亲王摄政，率领大军攻入北京，随后迎接世祖顺治帝入京。有趣的是，清朝当初攻入北京时掌权的是摄政王，而今清帝在北京退位时掌权的也是摄政王，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一般说来，按照清朝的制度，王爷摄政理所当然，但皇太后摄政则并非顺理成章，更无人臣摄政之理。人臣摄政称为“辅政”。圣祖仁皇帝八岁即位，实行辅政的大臣叫辅政大臣。但最后到了西太后时，实际由她摄政。盖因文宗显皇帝，即咸丰帝死后，其弟恭亲王虽控制了政府，但据咸丰帝的遗诏，他死后掌权的人不应是恭亲王，而是当时最有势力的大臣之一肃顺，此外还有一个叫端华的亲王。但只有肃顺得到咸丰帝的青睐，接受了他的遗诏。当时，西太后还没有成为太后，当时的太后是东太后。这两位太后商量决定，除掉肃顺，自己掌权。于是，最初执政的是东太后，到后来，权力才慢慢转移到西太后手上。人们对有关西太后的评论至今仍记得很清楚，她是个很有政治能力的人。东太后是咸丰的皇后，西太后只是贵妃而已，但是，东太后才疏学浅，对奏折公文之事尚没有处理的能力。而西太后则主动地批阅奏折及其他文件，并降旨命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办理，是一个富有决断力的女人。又由于她是继位的同治帝的生母，便在日后渐渐掌权，最终攀上太后之位。依靠她在政治上的出色才能，西太后的时代国势一度中兴。
再来讲讲最早的摄政王——睿亲王之事。今天的听讲者中有一位来自福井的上田君。就睿亲王及其他史事，我去年曾到过福井作过种种调查。有趣的是，在清朝从东北进入北京的那年，在日本一个叫新保的村子里，船夫们正要出海去松前，但不知何故，竟漂流到了中国东北。满洲人杀害了大多数船夫，只把其中的十三人押往奉天。当时，正好奉天的满洲八旗要迁往北京，就把他们也带到北京去了。当时的摄政睿亲王被称为九王子，即排行第九的王子，正在北京，顺治帝也从奉天迁到了这里。到了北京后，摄政王很可怜这些从日本漂流来的人，就召见了他们，其他的亲王们也感觉从日本漂来的人很稀罕，就让他们唱歌、喝酒。这些越前新保的漂流民见证了清朝初入北京时的景象，其中有一个叫竹内藤右卫门的人，回到日本后，写了一本《鞑靼物语》。我拟将去年以来对此事的调研结果写出来，但尚未写成。虽然作了大体研究，但还未整理成稿。总之，这群人经历了一次离奇之旅，又回到了日本。假如是今天，在北京看到清帝退位，也不算什么稀奇事，但能在当时的北京亲历清朝入主中国，还是非常稀奇的。这些漂流民回到日本后，还被特地叫到江户幕府去讲述他们的行踪见闻。当时的笔记中，还记着少量的满洲语和一些汉话。其中还记录了与睿亲王见面的情景，形容睿亲王看着是一个消瘦、慈祥的人。这很接近真实的睿亲王形象。由于身体不好，睿亲王有点像个病人，去世时只有三十九岁。但作为一个出身于荒凉落后地区的满洲人，他却具备相当优秀的才能以应对一切政治、军事上的事务。在当时的中国有许多人才，他都能不费力地驾驭这些人。同时，他接受汉人的建议，在定鼎北京后，很快就建立起中国式的统治，而不是用满洲式的政治来刁难汉人。他起用汉人做高官，恢复了正常的秩序。睿亲王只在北京摄政六年，但在这期间，中国整体上基本实现安定。因此，睿亲王是非常有政治能力的人。清朝最后的摄政醇亲王就没有睿亲王这样的能力，这或许也是清帝只能退位的一个原因。另外，醇亲王与睿亲王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也恰恰相反，这在后面将提到。
三 清朝帝王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第三，写着“清朝帝王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之前已提到的清朝皇帝的独裁权力，可以说正是其特点，此外，作为个人的帝王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清朝皇帝都接受了非常完善的教育，并几乎成为一种传统。此点望诸君先有所认知，然后我们再来讲解这个特点形成的原因。
一开始清朝也并不看重教育，但清初时多少已有这样的趋势。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的继承者或者说帝位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好的。最早的天子即太祖高皇帝死后，即位的是太宗文皇帝。按理说，太宗文皇帝即位成为天子后，其他兄弟应居于人臣之位，但事实不是如此。太祖死后，较有权势的有四个贝勒，太宗文皇帝是其中一个，是四贝勒，此外还有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大贝勒代善是太宗真正的哥哥，太祖高皇帝的次子，后来封为礼亲王；二贝勒阿敏是太祖的侄子，太宗的堂兄弟，后来失了位；三贝勒莽古尔泰，也是太宗的哥哥，后来也失了位。这样，留下的就只有四贝勒太宗文皇帝了。
太祖刚死时，四个贝勒暂时都有作为君主的同等权力。新年贺礼时，大臣叩拜君主，四个贝勒同时南面受礼。其中四贝勒在军队中最得人心、素有威望，自然是最有实力的。因此，四贝勒逐渐得势，形成天子之位舍他其谁的局面。此时，二贝勒征伐朝鲜失利，后来又在征伐明朝即从山海关后面进攻长城回军时遭遇大败，所以也渐渐失势。另外，三贝勒莽古尔泰也想争夺天子之位，背后策划了种种计谋，与四贝勒的关系降到冰点。为此，莽古尔泰死后，在军队中有威望的太宗，搜集各种证据，击败了莽古尔泰的后裔。大贝勒与四贝勒一样，在军队中也威望颇著。其子萨哈廉非常聪明，他总认为国家大权终将归于四贝勒，因此，规劝父亲大贝勒让权给四贝勒。这样，虽然大贝勒是大哥，也只能让四贝勒做皇帝。但太祖去世时却并非如此考虑。因为按满洲人、蒙古人的继承习俗，一般由小儿子继位，与日本的长子承继恰好相反。因此，太祖最初拟传位给九王子，即前面说过的摄政睿亲王。睿亲王当时是太祖新子，但他非常明智，主动让位给了众望所归的四贝勒。总之，王位的继承并不是确定的。后来太宗死时，肃亲王（即今逃亡旅顺的肃亲王的祖先）是其长子。虽然有长子，但后来继承王位的也是排行第八还是第九的王子。虽然当时肃亲王凭借战功已声誉卓著，但仍由太宗年仅六岁的小儿子继承皇位。这可能还与母妃的出身等因素有关。当时，太宗文皇帝的皇后，即后来的世祖章皇帝（顺治帝）的母亲，与摄政睿亲王结了婚。身为皇后、皇太后的人竟能与别人结婚，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这说明满洲人距其淳朴时代并不远，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因而，在《实录》中记载，睿亲王最初位居皇叔父，后来晋升皇父。现在还可见到当时的考试答卷也有皇父的记载。因此，摄政睿亲王与世祖的母亲有一定的关系，才使这小孩子成了皇帝。这总不是什么好事，因而如此看来，不确定王位继承人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等到圣祖仁皇帝时，清朝入主中原，成了中国的主人，曾一度立过太子，但太子没有成功即位。当时请求再立太子的各种呼吁不断，因为毫无疑问，中国的帝位必须由皇太子继承。因此，有人竟触碰天子的逆鳞，直言进谏，而天子当然不会饶恕他。从此，在清朝的家法中，不册立皇太子竟然成为惯例。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天子会让全部皇子都能接受教育。在纲目中有“上书房的读书”一栏，就是让皇子们在“上书房”一起读书，接受教育，不明确谁当太子。如果清朝天子有了中意的人选，感觉必须考虑皇位继承人时，就会在一张纸上写明谁为皇储，再将它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背后。倘若天子死前未留遗言，则找到匾额后的遗嘱看继承人是谁；若天子是渐渐老死，当然就会有遗言立谁为继承人。总之，皇太子并非预先确立。为了能成为天子的候选人，皇子们都从幼年时起就勤奋读书，严守规矩，受到良好的教育。
其次，在纲目上写着“各帝的文化活动”一条，列举了诸事例。虽然清朝是以夷狄入主中国，但历代皇帝都擅长文事。这在那边的陈列室中都有证据予以证明，大家看后会有所认识。
在这条的开始有“世祖的中原文化爱好 遗诏”字样。世祖去世时只有二十四岁。他不被满洲人欢迎，因为他从中国东北到中原后，目睹中国文化的进步，就爱上了中原文化。明朝灭亡时，遗臣曾作《万古愁曲》，抒发明亡之悲叹。世祖非常喜爱这首曲子，咏唱不断。身为代替明朝的天子，竟还如此同情已亡的前朝。正因为他太偏爱中原，所以很难被满洲人欢迎。他二十四岁就死了，很可能是猝死，但留下了遗诏。遗诏共有二十多条，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太过爱中原，有些疏离满洲人。一般而言，遗诏应写自己死后可立谁为太子，但也写到自己改变过去的政策所受到的议论。世祖在遗诏中却写上偏爱中原等事，虽含悔意，但也足以表明世祖对中原极其偏爱。
再次是圣祖，八岁就即位了，所以有辅政大臣。他年轻时就长于谋略，对辅政大臣的权势深感不安。他十三岁时，就找来一群力气大的小孩，常与他们一起摔跤。有时，等到他不满意的辅政大臣入朝时，就指挥孩子们突然捆住那个大臣，进行殴打。他就是这样一个小小年纪就擅长谋略的人，特别是在清朝定鼎中国以后的第一次叛乱时期，更突显了他的谋略。明朝降臣、被封为藩王的吴三桂和其他两个藩王，受到清朝重用，拥有大片的封地。吴三桂在云南，尚可喜在广东，耿精忠在福建，三人都是明末清初战功赫赫的将军，也曾对战清军。当时，清朝的宿将多已离世，几乎没有将军有能力抗衡这三位藩王。因此，战争伊始，清军就在三藩之役中多次被打败。其时圣祖仅有十九、二十岁，虽为青年，却能亲自谋划，从容指挥，一天阅览几百封奏折，并一一予以批示，谕令大学士各负其责去施行。因此，虽然清朝军力较弱，但因奇谋善策，只用七年时间便平定了三藩之乱。这位天子气度恢弘，并非只是为了入主中原而感佩中国文化。当时，西洋传教士已进入中国，他抱着利用世界知识以构建大帝国的雄图伟略，虚心向他们学习西洋知识。后来，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他亲自统兵讨伐。陈列室中有本书叫《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由此书可知圣祖平叛事略。总之，圣祖不仅具备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文化知识上也有过人之处，通晓西洋的语言和艺术。这正是圣祖出色的地方。由于他，清初的统治根基得以巩固。
纲目中，下面是“世宗的禅机 文字狱 朱批谕旨 猜疑之主”，世宗即雍正帝。他上承已开展各项工作的圣祖之后，是个极其擅长处理细密严肃工作的人。他并非按照预先定下的遗嘱继承帝位。他的儿子，即乾隆帝，从童年起就聪敏出众，气质良好，手腕高强，圣祖曾想立这个孙儿为储，但最终却立了世宗。世宗还是亲王时，想法就不同于圣祖，他主要密切关注地方官僚的举动。所以，他登基后，尤其擅长侦探政治，竭力探知臣子的事情，是非常危险之人。他与兄弟的感情，不是特别好，就是特别坏。对待关系坏的兄弟，就强加恶名进行迫害；对待关系好的兄弟，则予以优待。在学问上，他信仰佛教，研究喇嘛教，也爱好禅宗。雍和宫是他的寝宫。自康熙年间以来，中国人在清朝的政治压迫下，逐渐产生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反映在言谈和学者书籍中，既有诗歌暗中讥刺清朝为蛮夷，还有许多类似的文章。由此，导致文字狱屡屡发生，其中以吕留良案最有名。雍正帝是侦探政治家，但气量大过一些日本的侦探政治家。对于探知的结果，他不是秘而不宣，而是全部公布，这也是他的杰出之处。对于中国人写的谩骂清朝的东西，他也并非秘而不宣，还亲自执笔反驳。如你是如此说，但事实上没有道理，一一予以辩驳。这些辩驳书中有名的就是《大义觉迷录》，在陈列室中也展览着。《大义觉迷录》就是雍正帝对吕留良一事的辩驳书。天子亲笔写作对臣子的辩驳书，令人多少有点奇怪，但也见得在他执政期间的开放性。他既有阴险之处，又有开明之处。还有他的朱批谕旨，这是他对上奏文书所作的汉语批注。谕注一般仅一两行，而雍正的批注却写得非常长，这就是朱批。后来，由于它成为清朝政治的标本，所以被专门印刷出来。雍正帝是猜疑心深重的人，所以，尤其加强政治上的管控。在他以前，遵循明朝以来的做法，除了中央政府规定的租税之外，地方官还要追加征税，把增收部分纳入个人的腰包，这已成为惯例。但雍正谕：从百姓处收来的租税必须全部上缴天子。如此就封住了地方官的钱包，但相应地，新发给地方官一种津贴——养廉银。这是为了使你们不违法乱纪，在每月薪水之外，再发给这些特殊津贴，但作为交换，你们从百姓手中收来的租税则必须全部上缴。由此可见，当时很多中国的官吏是不廉洁的。因此，从那时起，天子的收入有了很大增长。但实际上都是剥削人民得来，因此，政府收入确实是增加了，而减轻百姓负担却并无效果。虽然在他之前的圣祖也同样是具有雄心的天子，但一生却过得贫乏；从雍正帝起，才算是富裕起来。在雍正帝时代还不很明显，但到了他之后的一代就非常富裕了。
雍正帝之后是高宗乾隆帝。他在位六十年后，让位给次子，又活了四年，在八十多岁时离世。他二十五岁登基，年轻时擅长文事，以文事自鸣，认为只要是中国学者所能为，就没有自己不能为的。所以，他既作诗，又作文，什么都要尝试做。他在诗文里用了许多艰深晦涩的典故，并拿此去考中国的学者们：你们明白这些典故的来历吗？如果对方说不知道，他就非常高兴，以此显示自己学问之高深。在任何一个盛世，都会出现这样的天子。总之，他是一个富有才艺之人。此外，他也大力推奖自己的母语——满洲语，致力于复兴当时已经衰微的满洲语，为此，他专门编撰满洲语字典，还奖励振兴满洲语的各种工作。他规定：不论是满洲人，还是其他人，只要进入翰林院，都必须懂满洲语。这样，不管你多有才，如果不懂满洲语，就不能进翰林院。后来，他又平定了蒙古。与雍正帝不同，他与中国人同是儒教的信徒，一直不信仰佛教。但为了绥靖蒙古，他又提倡蒙古语的必要性。之后，因为和西藏喇嘛教的关系，又学习藏语。随后，由于平定了说维吾尔语的民族，又来研究维吾尔语。总之，他几乎研究过自己所平定的所有异民族语言，这在明天将详细讲到。他认为任何地方的语言其理论都一致，并且颇为自己的这一发现而得意。如此，他很熟悉这个统一国家的事务，亲自对各种事务进行处理。另一方面，为了振兴满洲，他特别给予满洲八旗以最高赏赐，将政治、军事上的重大事务也全交给满洲人办理，而自己却只是出于对中国学问的喜爱，埋首研究中国的学问。
他是造就中国鼎盛时代也可说是黄金时代的天子。国力在这六十年中臻于全盛，随后就逐渐显出衰势来。由于乾隆帝的榜样，清朝历代天子都有御制的诗文集，其中也有不是自己所作。但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帝都是自己写作诗集、文集。不仅是登基以后的诗文，在登基以前的诗文也要编纂起来。在纲目中写着的“潜邸的全集”就是登基之前的作品。此外，还有“钦定书之多”一项，到底有多少钦定书，我尚未一一进行调查，但礼亲王昭梿非常熟悉清朝之事。他所著《啸亭杂录》，其中列举了一些目录，证明钦定书的确非常多，虽然统计得并不很充分。
因此，清朝历代皇帝都非常擅长文事。若与明代相比较，明太祖是比不过的。他是从乞丐到盗贼，从盗贼到天子的。他也写文章，写好后让学者改，改多了就发火。今天还留存着的明朝《高皇帝御制文集》中，也掺杂有非常差的恶文，但总之明太祖是写文章的。其后的明宣宗是个学者，真正做学问。尽管明朝是起于有文化底蕴的国家，但与清朝比较的话，还是清朝天子们的文才稍胜一筹。在臣子的上奏文书上的朱批，能亲笔写的天子大多自己写。明代天子的朱批中有俗语和口语中的俚语等，而清朝则断不用这类词语，全都是典雅华美的汉文。
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推奖文章的成果是：康熙帝时有一种叫《古今图书集成》的一万卷的大型钦定书，乾隆帝时有《四库全书》这一卓绝古今的大部丛书。从一方面看，这留下了文化事业上的丰功伟绩，但我在纲目中还写着“违禁书目及其实例”。清朝在修《四库全书》时，对明代或清初讥讽清朝，以及在书中有“夷狄”字样的书籍，或部分删改，或全部销毁。这是修《四库全书》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所谓“违禁书目”就是列出一个妨碍统治的书目。谁看到所列的书籍就要送到朝廷进行销毁，但是总难真正贯彻实施。因此，虽经朝廷屡下严命，但仍然难以实行。我手里有一本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这本书有部分内容违禁，所以在书目处附印着天子的禁令，写明已经删除了这部分，但当我翻到书中的删节之处，却发现这部分内容还在。只要在目录处写明已删除，就能逃过检查。虽然清朝取缔违禁书并不算彻底，但的确让许多书从此消失了。只有一些较早传到日本的书籍，虽然后来成了违禁书，在清朝看不到了，但在日本还能见到。此外，还有“武英殿聚珍版书”也是编纂《四库全书》的产物。在乾隆以前就有活字印刷术，但在乾隆时应用更广泛，所以，就有了“武英殿聚珍版书”。这些都表明了清朝帝王的特色，尽管他们的祖先起于夷狄，但却推崇文化，而且自己也致力于此。
其次，是“节俭 康熙帝的上谕”一项。明代宫中的宦官总数约有十万，而康熙帝时减少到只有四百人。两相比较，可见是非常节俭的。因此，康熙帝时宫中用度减少到明代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甚至四十分之一。康熙帝时宫中尤为重视节俭，后来随着清朝财富的积累，才逐渐变得奢靡起来，但总体尚未达到明代的程度。明万历时皇太子大婚，从地方上一次就征收了一千两百万两白银。相较而言，清朝的特点就在于节俭。
再次，是“寡鲜失德 处置内宠、宦官的严肃”一项。在历朝天子中，清朝天子是较少失德的。明代的天子武宗为了自己宠爱的女人，到处巡游，而清朝没有这类事。清朝管束宦官也是十分严格的，它废除了宦官的衙门。即使西太后时宦官有点骄横，管束也还是严厉的。西太后有一个十分宠信的宦官安德海，他携带西太后的密令去湖南。但清朝鉴于明朝的教训，不允许宦官出都，若胆敢私自出都，捕获后会被杀头。在安德海路过山东时，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下了很大的决心：即使是西太后的宠臣，也要将之缉拿归案。但不论士兵还是巡查，都很害怕，不敢靠近。结果，还是丁宝桢严令士兵将其拿下，斩首正法了。随后，丁宝桢向朝廷奏报：“安德海称受了朝廷命令出都来此地，被我依法斩了。”可见，即使对于西太后所宠信的宦官，当时的宦官管理制度还是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因此，清朝天子较少失德，与明代相比十分明显。此外，所谓西太后受到咸丰帝的宠爱才变得跋扈并非事实。虽然西太后生了咸丰帝的儿子同治帝，但她却是在同治登基之后，作为天子的生母才逐渐得势的，即她并非因为咸丰宠爱女色而得势。乾隆帝稍有此嫌，但基本上没有过分宠爱女色和宦官。少有天子失德之事，这是清朝天子的特色，也是清朝尽管系从周边入主中国，却能长期稳固执政的重要原因。
四 清朝政治的特色
谈起清朝政治有何特色，就不得不谈满汉双重体制。首先，在任命官吏方面，要设置满汉同样的官职。如设置吏部尚书，有满吏部尚书和汉吏部尚书；设置左侍郎、右侍郎，就有满左侍郎、汉左侍郎和满右侍郎、汉右侍郎。凡重要的官职均为满汉配套设置。其次，关于重要的典礼、记录，也都使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连一些奏折也要用满汉文字书写。虽然很费事，但在政治上总体实行满汉双轨制。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奇事。在中原，依照礼制，历代天子都要祭天。但是，依照满洲的礼制，中国东北另有一个叫堂子的地方，在这里举行祭天之礼。同样是祭天，满洲人在堂子里祭天，不同于汉人的祭天。如此，虽说在经济上不够节俭，但清朝盛时在其他方面节俭了，所以，这方面多些花费也没有大碍。但是这种双轨制的统治方式，既是清朝特色，又是给清朝带来弊病的本源。因为，怎样统治中国、统治汉人毕竟是重要的事情，而管理满洲人只是次要的事而已。但这种情势越往后发展，处于统治地位的满洲人的势力逐渐衰弱了，汉人的力量自然就壮大起来。这对满洲人而言是一种痛苦的矛盾，也是清朝政治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
此外，政治衰败的另一原因，就是我在下面写的“注重声名（不顾实惠）实行免税”之事。像清朝这样从外部入主的政权，就有相似的缺点。在执政时，将政治的好名声看得最重。朝廷考核官员，也将在地方上是否名声好列为首要标准。如果只是对官员的做法还行，但皇帝自己执政时也是如此。清朝免除地租，有时半免，有时全免。这在前代从来未有，因而受到好评，但这是不讲实惠的。其实，从中国百姓那征来的租税，只有极少的部分上缴中央，很多则入了官吏的腰包。雍正帝曾消除了这种情况，但不久又一切照旧。实际上，由于雍正帝的政策，百姓的负担反而更重了。因为，虽然中央政府是免税了，准备好本年的财政一文不入，而以国库的剩余资金来开支，但是，那些依靠附加税过活的官吏，难以忍受此种情况。当然，也有诚实的好官，况且还有养廉银，但官员以下的胥吏并不能从政府那里领取薪俸，只能靠在百姓和政府之间盘剥中间费生活。由于没有定额收入，他们必须敲诈勒索百姓。但是，今年政府免税了，他们不能一直没有收入而等到来年，于是，想尽种种名目收税。因此，免掉了应向政府交纳的税，却免不了入官吏私囊的税。即使如此，中央政府还是实施了好几次免税，在民间得到了好评，皇帝被官吏们称为“千古一帝”。其实，每当中国历史上的弊政不断恶化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不做任何实事，只求得到好的评价。
其次是“理想的独裁制度 军机处的创设（参照《枢垣记略》）”。正像之前说的，独裁制度到清朝达到了顶点。清朝废除了明代的内阁首辅制，将内阁大学士当作天子的秘书官，负责相当于宰相的工作，这样也仍不顶用，所以，雍正帝开始设立军机处，从朝廷大臣中——也不算太大的官，只是中层官吏——选出自己满意的人，安排进军机处，听从召唤，而让原衙门中的官员赋闲。这些大臣聚集在军机处，承担相当于皇帝秘书官的工作。而皇帝则实施独裁，把军机大臣当作文员，只是奉旨起草诏令。因此，就算是大臣也没有自己的责任心。今天的日本内阁也存在各种责任问题，如内务省在所管辖的事务上失态，导致大浦子爵引咎辞职。但中国官吏没有自己真正的责任，若违犯法律，当然要被革职，若触怒天颜，当然更会随时被革职，但唯独从不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对国家应尽的责任。由于皇帝独断专行，所以，大臣只是俯伏天子脚下执行命令而已。因此，这些人既可能做种种好事，也会做种种坏事。这是清朝政治的一个特色，也可说是一个坏的特色。
再次是“对学者的优待 徐乾学编纂《一统志》 博学鸿词科（参照《鹤征录》《词科掌录》）”一项。优待学者是件大好事。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除了出仕的学者外，还有许多在野的其他学者。在今天的日本，从学校毕业的人也存在难以找到工作的情况，因而成为人们谈论的议题。而在几百年前的中国就是如此。当时的中国，可以出钱捐一个候补官职；成为候补官吏后，只要花钱就能变成正式的官员。因此，就算通过正式的考试，也可能做不了正式的官吏。另外，也有地方上有名的学者，在考试中落第。在中国，考试是一种命运。有一种很深的迷信观点认为，考不好是由于运气不好，而不是只要有学问就能一举成功。因此，很多有学问的人都遗留在了民间，这些人总需要有个处置。康熙帝曾拿出一笔钱给他喜欢的大臣徐乾学，让徐乾学隐居在太湖边的洞庭山上，汇聚了许多学者。但是这种权宜之计总不是个办法，后来就开设了“博学鸿词科”。这是在普通的文官考试之外，再用考试来选拔有学问的地方学者。如知道谁是某地有名的学者，就由地方官推举参加考试。其中，也有不参加考试的，也有准备考试却在途中游玩而不赴考的人。不过，有名的学者大致都网罗进来了。通过这一考试上榜的，要比考取普通的文官考试享有更多名誉。总之，学者得到了优待，即使对那些考试漏掉的或没有成为官吏的学者，也考虑了优待的方法，以至天下太平，没有不平之声。在国家富裕时，是可以实施这样的好办法的，但到贫弱之时就难以做到了。
由于这诸般情由，就有了“其弊端（参照《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策等）”这一项。所谓政治上的弊端一般是很难克服的。由于诸种原因，清朝逐渐踏上末路，积累的弊病不断显现。尤其到了清末，由于有了与世界诸国的交往，这些痼疾已非治理好一国就能解决了。实行独裁、重视名声之时，治理好一国就可以了，但只要与外国有了交往，这些政治弊病就毫无掩盖地显现出来了。张之洞、刘坤一两人想合作改变清朝的弊政，便联名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此“江”是因为刘坤一在南京当两江总督，“楚”是因为张之洞在武昌当湖广总督，所以称“江楚”。当然，在他们之前也有过改革弊政的言论，但具体体现在这份上奏文中。其中，文官考试的“对策”文章有样本展出，据此可以看到在清末这种考试纯粹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形式。总之，政治痼疾渐渐累积起来，以致后来不得不有张之洞和刘坤一的变法奏折。关于这些痼疾，我在《支那论》及《清朝衰亡论》中都有所论述。从今天所说的内容，大体可以推想出逐渐出现弊端的缘由。
五 晚清的政治
这次要讲的是“晚清的政治”。“纲目”里写着“汉人的自奋”。由于地方官吏没有责任心，对政治事务从未尽职尽责，最终导致乾隆末到嘉庆初的白莲教起义。这是一场宗教迷信引发的民众暴动，先后持续达九年无法平定。其实这不过是一场农民起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由于地方官缺乏责任心，不想派兵讨伐起义，只想纠合、唆使地方百姓去与起义军战斗。百姓一直在期盼官军平乱，但叛乱却迟迟平定不了，只好自己起来捍卫乡土，最后以一己之力平定了这场大起义。由此，汉人产生了依靠自身力量维持地方秩序的想法。其次，在咸丰到同治间的太平军之乱中，朝廷的官军也几乎毫无用处。平定叛乱的是此处写的曾、胡、左、李、彭等人，即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等人。这些人率领民间的义勇兵参战，最终平定了长期的暴乱。地方百姓组织义勇兵，开始只是为了保卫乡土，但曾国藩却用它平定了太平天国大乱，证明了义勇兵作为民间生力军，不仅能绥靖地方，还有余力平定其他地方的动乱。
义勇军崛起也成为汉族官僚在政治上复兴的主因。此时，与外国关系极其紧张。道光末年的鸦片战争是与外国建立关系的开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入侵后，开始在北京设置各国公使馆，于是，才有所谓的外交，但让没有经验的北京朝廷内的满洲人来开展外交，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出现了“委任外交”，即于南京设置南洋大臣，于天津设置北洋大臣，外交事务就委任给北洋大臣。由于李鸿章多年担任北洋大臣，所以中国的外交由李鸿章全权办理。外国人有任何动作，都不用到北京与朝廷直接谈判。其间例外的，只有与日本的几次交往。日本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如由于台湾事件，大久保利通需与中国朝廷谈判，虽明知中国有这惯例，却没去天津，而直接进北京与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进行谈判。又如，之前外国使者和公使都没有觐见过中国皇帝，但副岛种臣伯爵则专门持日本天皇的委任书，一定要觐见中国皇帝，竟然真的见到了。不过，一般的外国人都认为与李鸿章打交道就行了，不仅外国人这样认为，连中国人也如此认为。
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形是，义勇兵不仅要保卫家乡，还要派驻全国各地，如湖南、安徽的义勇兵。一开始他们只是义勇兵，后来朝廷任命了官吏专门统带，并被派往全国，保卫各个要地，而外交则由李鸿章承担。这样，国家事务中的军事和外交大权，清朝就全部交由汉人掌管，自己不加过问。当然也不能说一切不问，如西太后就相当聪明地保持着足够的牵制力。虽然李鸿章也有不能按个人的想法左右朝廷之时，但他的意见对朝廷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总之，在影响中央政府方面，满洲朝廷中的汉人已开始渐露锋芒。
这就是清朝晚期的政治情势。到后来，先是败给法国，接着败给日本，又有北清事变的大暴乱，终于显露土崩瓦解之势。这时，清朝也先后发生改革的思潮，日清战争[1]以后更盛。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李鸿章发现外国人是难以信任的，就想法防备他们，但最终却失败了。因此，有必要进行根本的革新，康有为就成为改革的先锋。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他们发现改革需要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特别是像清朝这样，一开始就有满汉双重机构，现在又增加了外国事务，就不得不在原有的机构之外又加上处理外国事务的机构。原本的政治机构没有废弃，又多设一个新的机构，这样就有了双重、三重的政治机构，这是很费钱的。据光绪十九年（1893年）和二十年的统计，朝廷的财政支出约为七八千万两，等到了光绪末年、宣统时，如果没有三亿两，就无论如何不能维持正常的政治运行。即使是日本这样工业发达，又与外国有很多贸易往来的国家，也承受不起这样庞大的财政开支。不仅如此，清政府还没有节制地增长行政开销，其他的事务就更无法开展，因为负担不了。
其次是“宗室政治与退位”。这期间，西太后死了，光绪帝死了，到了最近的醇亲王时代，即使重用那些重要的大臣，也无法取得所期盼的成绩。时机好时，就做点事；有危难时，就逃避。这怎么行呢？所以，晚清的政治逐渐成了一家一族的东西。这样，又促使它走向灭亡。清朝政治也可说是亲族政治，到处都是亲族任职，这样就只有一家一族担负责任。一旦出现大动乱，这一家亲族就像“平家”一样没落，以致后来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清朝就只能垮台。这正是清朝末年的政治。
六 附论 清代的宗室
接着说说宗室之事。先讲“宗室与觉罗”。所谓“宗室”，是指清太祖的父亲的兄弟的后代。所谓“觉罗”，则是指其上一辈即太祖的祖父的兄弟的分支。这些人都具有特殊资格。宗室佩戴黄色绶带，觉罗佩戴红色绶带，以相区别，分别享有种种特权。清朝宗室可谓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清朝宗室人数非常多，从山海关入北京时，宗室、觉罗共三千人，到道光末年达到两万人，到今天已有五六万或七八万人。这些宗室中也有给日本人教中国话的皇族教师。日本人认为中国的皇族都是殿下，中国当然有这样的皇族。但实际上，大部分中国皇族没有殿下的待遇，而日本却不加区分地一律以殿下待之，可谓吃了苦头。皇族的生活很不容易，供给皇族俸禄成为清朝的一大财政难题。有这些难事，也有好事。清朝皇族有自力更生、求学当官的，即与平民一样通过考试做官，做官的人还很多。这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弊病：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北京的五城衙门在巡逻时，都是禁止进入这些宗室家中的。那么，宗室之家有何不能见人的弊病呢？原来，宗室之家都是赌博的赌场。清朝建立后不久就产生了这个弊病。许多宗室之家都成了赌场。即使在赌博，警察官也不能入内。在这些我行我素的人中，也有人有所作为。有一个人叫盛昱，我没有见过他，但他很有学问，当过大学校长。他招收汉人中的各种有用之才，在清末的危急时刻，让他们各尽所能，后来他那里就成了人才的汇集地。但他在私人生活上很不检点。他收集有很多珍贵的书籍和器物，都是从书店或文物店找到的，凡是看中的，不给钱就拿走。这就是我们近年来所接触到的好坏兼备的清朝宗室。与明代宗室相比，清朝宗室可以参加考试，从事各种工作，是其一大优点。坏处当然也有，就是过于任性放肆。明代宗室，既无大好处，也无大坏处。但若说到明代宗室的坏处，其中一个就是妇人坏事。与此相比，清朝宗室既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有一定的弊病。以上大致讲了“帝王及内治”。从明天起继续往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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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幕府将军的直属家臣。——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