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蒙冲突和南宋的防御
金国灭亡后的一段时间里，蒙古军队似乎要撤回草原，南宋为收复过去被金国侵吞的土地，按照“恢复三京之议”的策略趁虚北上。“三京”即东京（汴京）、西京（洛阳）和南京（归德）。蒙古看到宋军都不知会就进入汴京和洛阳，抢了自己打下的土地，不愿让南宋捡便宜，便回师反攻。实际上，南宋收夏的洛阳已不复往昔繁华，仅剩三百户人家，等于是一座空城。宋军虽然进了城，却连粮食都无法补给，紧接着又要面临蒙古军的反攻。不单洛阳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南宋军队收复之地皆一片荒凉，没有任何价值，且都遭受蒙古军队的反攻。蒙古使臣责难南宋撕毁盟约，南宋驳斥了蒙古所有的指责，两国开战。此事史称“端平入洛”。宋蒙开战后，南宋不但没能收复被金国占领的故土，反而丢掉了现有的部分土地。
位于今湖北境内的襄阳和樊城与河南接壤，北临河南、湖北交界处的山脉，在宋金对峙时期一直是边防重地。自岳飞攻下襄阳后，南宋一直屯扎重兵守卫。到南宋末年，襄阳已有五万户居民，存储了大量军粮，城防坚固，成为抵御北方入侵的坚固堡垒。同时，富庶的蜀地对于南宋也是一个重要地区，是其经济中心。相传蜀地向来富庶，其地所出纺织品不仅能承担当地的经费，而且南宋每年给金国的岁币也用蜀地的纺织品支付。宋蒙开战后，由于襄、樊守军接纳了金国降兵，导致两城失守；但在联蒙灭金的南宋名将孟珙的奋战下，又收复了这两座重镇。可以说，正是由于孟珙夺回襄、樊，才使南宋能在金亡后又延续了四十多年。蒙古军同时入侵蜀地，占领了成都等地，计划顺长江而下夺取湖北、湖南。得知情报后，孟珙凭借湖北、四川交界处的三峡天险构筑防线，阻止了蒙古的攻势。孟珙的出色防守使南宋免于迅速沦亡，但南宋因为丧失了蜀地最富饶的平原而财税锐减，导致临安附近的江浙一带要承担沉重的赋税。税负沉重又是造成南宋灭亡的重要因素。
蒙古的政治和耶律楚材
蒙古太宗窝阔台汗去世后，他的长子贵由继任可汗，是为定宗。从此，统一的蒙古出现了统治松懈的迹象。窝阔台经历过成吉思汗时代的各类战争，得到军队和人民的信服，但定宗时没有这种民意，尽管定宗得到了忽里勒台的推举，但在继位过程中行事不够光明正大。在蒙古人的思想中，他的叔叔、成吉思汗的末子拖雷才是正统继承人。蒙古人对于窝阔台成为第二任可汗，原本就有不同看法，因此太宗死后，汗位空了六年，定宗才继位。但定宗在位三年就死了，汗位又空了很多年。太宗与定宗的皇后在空位期先后掌权，导致朝局混乱。
太祖、太宗时期，蒙古统治的土地非常广袤，因此不能全国实行同样的政治。治理蒙古地区遵照蒙古过去的惯例，治理西域主要遵照伊斯兰教徒的风俗，治理原金国地区则按中原的习惯。蒙古在各地分别设置一种类似宰相的官职，蒙语称为“必阇赤”，汉语称为“中书”，而西域的必阇赤则是镇海。蒙古是游牧民族，家畜是主要财产。西域虽然也是游牧地区，但在有商队的地方建立了以商业为基础的国家，其经济计量单位是“丁”（人的数量单位），而原金国地区则主营农业，其经济计量单位是“户”（家）。可见，蒙古在各地因地制宜，采取不同方针政策。
蒙古自成吉思汗时代入侵宋朝以后，就因与宋朝人的习俗不同而产生众多麻烦。对于蒙古人而言，农民没有价值，耕地也不能转变成财富。成吉思汗西征回来后，基于汉人不能给蒙古人带来利益的认识，一部分人提出杀掉汉人，变耕地为牧场。从游牧民族的角度看，也许有他的道理，但在耶律楚材的反对下未能实现。耶律楚材断言：只要发挥汉人的才能就没有办不了的事，如要得到税收，仅原金国地区（今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地区）每年就能交纳五十万两银、八万匹绢、四十万石粮食。于是，成吉思汗就让耶律楚材负责征税的任务，由此形成了蒙古统治下的国家组织。因躲避战乱而离散的民众被耶律楚材召集起来，进行生产并实行征税。在此期间，他采用士人处理财政，纠正了过去中原胥吏政治的弊病。胥吏并非皇帝任命的正式官员，负责官民之间的事务性工作，却中饱私囊，损害官民两方的利益。耶律楚材改变的就是这种情况。总而言之，正是由于他的一句话，全中国北方人的性命被拯救。相传，成吉思汗再次出征归来，看到他呈递的税收账目后喜笑颜开。
耶律楚材在太宗当政时非常受重用，几乎所有事都交给他处理。但太宗由于过量饮酒，五十六岁就死了。蒙古人文化程度低，并不善于饮酒，成吉思汗也戒了酒。后来好几个蒙古可汗都因酗酒早逝。耶律楚材拿着被酒腐蚀的金勺子给太宗看，进谏说：酒能腐蚀金勺子，何况人的身体呢？太宗虽然看重耶律楚材的谏言，却最终没有戒掉酒。耶律楚材的酒量很大，虽然劝太宗少喝，自己还是只能陪喝酒，有时喝得烂醉被送回家。
太宗一死，皇后执政，耶律楚材就很难发挥才干了。太宗在位时曾推行“承包法”，即由西域商人承包收取租税的任务，君主只需要像西域商队一样，不费力地从骆驼背上取下财产，坐享其成。不过，这种方法不适合从事农耕的汉人，因为承包者的利润占比太大，但君主觉得省事，所以常常采用。皇后掌权后，计划由一个太宗在世时就得到任用的西域商人奥都剌合蛮掌管财权。耶律楚材表示反对：太宗留下遗言，由我管理财权，不论何人不先征得我同意，就不能征税。最后虽然阻止了征收土地税，但金银税却陷入混乱。据说，耶律楚材对此忧虑成疾，过早去世。
宪宗和忽必烈，蒙古利用汉文化
定宗死后，拖雷的儿子蒙哥即位，是为宪宗。宪宗以拖雷之子的身份，在蒙古本国深受拥戴。拖雷素重兄弟情义，对太宗无比忠诚，得到众人赞誉，自然为其子孙争取了人心。在中国，带“宪”字的皇帝多数比较残酷，蒙哥也是这样。蒙哥猜忌心重，虐待窝阔台的曾孙，除个别关系亲密的兄弟外，对成吉思汗的其他子孙都心存疑忌。从此，大蒙古汗国的分裂开始显露端倪。不过，由于自身势力内部比较团结，这一时期蒙古的统治秩序得到恢复。蒙哥与亲兄弟关系很好，尤其信任弟弟忽必烈（世祖）。蒙哥征伐南宋时，还让忽必烈统领大军，并由忽必烈总领漠南（多伦诺尔以南地区）事务，开府金莲川（开平，今多伦诺尔附近）。
忽必烈是个心胸宽广之人，不像兄长蒙哥，他在治理汉地方面早有成熟的谋划。在开平设府后，忽必烈就招募了大批汉人学者，并在开府前便任用诸如姚枢、许衡、张德辉等人。其中张德辉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就被招到麾下，受到忽必烈的尊重和信任。张德辉写过一本外蒙古游记，加上前后所写的其他游记，对于介绍蒙古、西域的情况有重大价值。成吉思汗时代，长春真人（丘处机）写过一本《西游记》[1]。长春真人本是山东道士，成吉思汗曾在撒马尔罕召见他。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也记录了自己到撒马尔罕的过程，只不过留下的已是残本。耶律楚材与长春真人曾以诗歌赠答往来。
蒙古在此时已开始利用汉文化。成吉思汗召见长春真人，希求长生之术。以前的道教徒常言饮长生之药可以不死，但长春真人不这样。他是道教中立论严谨之人，其教义传自王嚞（王重阳）。听到成吉思汗相求长生术，长春真人答道：“吾乃卫生之道，故无长生之术。”成吉思汗起用的耶律楚材，不但究心汉学，也热衷禅学，曾拜金国曹洞宗大师万松老人为师，但他厌恶道教，与长春真人的关系并不好。忽必烈则开始在政治中引入儒家理论，注重吸收儒家学者的建议，如其幕僚许衡就是信奉朱子学的理学家。在原金国土地的战后恢复过程中，儒家思想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而同时期的南宋政局却更加混乱。
蜀地的防御与宪宗的南征
这一时期，宋蒙之间暂时没有爆发大战，两国仅在蜀地存在军事冲突。余玠接替孟珙管理蜀地，最初治理得井然有序。但朝廷疑心地方长官长驻一地，会背着朝廷行不轨之事，便下令召回余玠。余玠预料一旦回朝必被问罪，只得服毒自尽。后来，朝廷将余玠的财产充公，还反诬余玠生前挥霍公帑，令其子孙偿付。平心而论，余玠镇蜀期间，蜀地防御井井有条。他在蜀地两条大河岷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今重庆附近的合州，筑起防御工事，对防范蒙古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尽心护国的功臣最后却因猜忌，被迫自尽。
此时，执掌南宋朝廷大政的是宰相贾似道。贾似道年轻时曾在邻近蒙古的地方生活过，比较明了敌情。后来，宋理宗封他的姐姐为贵妃，贾似道因此平步青云。一开始，他仅任淮东地方官，但由于能与宫中经常联络，所以握有实权，之后便逐渐升入朝堂，执掌大权。贾似道的上台加速了南宋灭亡。
正在此时，蒙古使臣来到南宋，声称因为南宋长期扣押蒙古使臣，激怒蒙古，宪宗亲率三路大军进攻蜀地。宪宗本人指挥的一路经东川、嘉陵江沿岸攻击合州，南宋合州守将为王坚。由于合州城防坚固，蒙古久攻不下，最出人意料的是，宪宗此时突患重病身亡。宪宗伐宋计划宏大，忽必烈最初参与了这一计划，随西路远征军从西宁出发，横渡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荡平云南的大理国，抵达安南国境。此时，忽必烈中途撤回，西路军则在兀良合台的率领下继续按宪宗的计划攻破安南，入侵南宋广西，又由广西进入湖南。就行军里程而言并不算太长，但路途行进很困难。蒙古军队本来擅长骑马，但现在的崎岖山路导致其无法发挥骑兵优势。西路军出发时有几万人，进入湖南后仅剩三千人。清朝历史学家魏源认为，此次远征没有任何价值，但完成这次远征的蒙古人很伟大。
忽必烈即位，再次南征
从远征军撤回后，忽必烈挥师入侵南宋的中部，从淮西进攻湖北，一直打到了鄂州（武昌）。按原计划，忽必烈预备与兀良合台的远征军夹击南宋，但由于宪宗在远征军到来之前突然病死，忽必烈只能撤军。贾似道本想在鄂州组织防御，但没有取胜的把握，便向蒙古求和，承诺每年向蒙古纳岁币。忽必烈接受了南宋的和议后，回师当时的蒙古都城和林。宪宗南征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驻守和林；宪宗一死，阿里不哥便图谋夺取可汗之位。因此，在汉人学者的策划下，忽必烈不等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便进入北京称帝即位。这样一来，蒙古内部关系迅速恶化，忽必烈与太宗窝阔台的后裔势同水火。
贾似道与忽必烈和解后，得知其是因内部问题而撤退，以为蒙古不会再南下攻宋，于是给朝廷编了个假报告，谎称鄂州大捷，蒙古败退，还写了本书来夸耀自己的战功。这时，忽必烈按早前与贾似道的约定，派使臣郝经到南宋要求南宋履约。贾似道担心蒙古使臣一旦入朝，自己的谎言便会败露，便劫持郝经到真州（今江苏仪征），将其拘禁了十九年，直到南宋灭亡才获释。忽必烈久不得回报，心知被骗，下定决心再征南宋。此时，南宋镇蜀大将刘整率三十万民户投降蒙古。蒙古军队借机向南宋步步进逼，襄阳和樊城首当其冲，但在襄阳守将吕文焕的顽强阻击下，坚持抵抗达五年之久。在这期间，为了突破蒙古对襄阳的重围，守军组织敢死队杀出包围圈打通了内外联络。然而，蒙古军从西域运来了火药，襄阳最终在火器轰击下陷落。
南宋危急和贾似道的恶政
此时，正当理宗去世，其弟之子度宗即位。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贾似道却完全把皇帝蒙在鼓里。昏庸的度宗一味听信贾似道所谓蒙古败退、国泰民安的谎言。贾似道在西湖边修建的府第中，养了众多美女，过着声色犬马，穷尽奢华，堪比皇帝的宫廷生活。一天，度宗问贾似道：“听闻襄阳被围三年，情况究竟如何？”贾似道回答：“绝无此事，不知道是谁在您面前造谣？”度宗答：“是听一个宫女所言。”于是，贾似道就随便给这个宫女安个罪名将其处死了。
此刻，蒙古已占领蜀地，并包围襄阳。南宋由于超发纸币，物价飞涨，财政几近崩溃。贾似道一改纸币与铜钱兑换的惯例，发行和白银兑换的纸币，导致新纸币一出，旧纸币贬值，加剧了物价上涨。这一时期，又开始施行征购公田政策，即官员用其田地换购相应的俸禄，扣除官员生活所需部分后，由政府征购剩余部分的三分之一。人民财产的剩余部分也是如此办理。这样，政府收入增加了，财政充沛了。但政府在这种所谓的征购中并不付钱。因此反对这一政策的官员大都被贾似道指使的御史弹奏。最初，征购政策对缩小贫富差距起到一定效果，但到后来因为只顾及政府利益，对没有多少田产的农民也进行征购，导致贫农生计更加困难。名为征购，政府却无资金，只得开出类似空头支票的公债充数。这种公债包含“告身”“度牒”等。告身就是官员任命状，度牒就是官方发给僧侣、道士的许可证。成为僧侣可以免除壮丁的徭役。这一政策只是权宜之计，由于徭役来源减少，最终仍旧不利国家。告身、度牒的价格有高有低，很多人因此破产。官府购买公田越多，政绩越大，所以越购越多；人民的田地变作公田后，税从六七斗变成了一石，在公田里劳作的佃农上缴的年贡比过去更多。人民负担不仅未因公田政策减轻，反而更重了，尤其是江浙一带人民的负担极重。贾似道垮台，南宋灭亡后，高税收政策仍继续实施，据说这就是近代江浙地区税收高过其他地区的原因所在。七百多年后的今天仍被贾似道苛政所殃及，江浙人民在高税之下，必须辛勤劳作，故而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国最繁盛的地方。
襄阳于被围五年后沦陷，守将吕文焕降元。此时（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改国号“大元”。忽必烈在诏书中说，取《易经》中“元亨利贞”之“元”，以定国号。不久，武昌也随之陷落，元兵已逼近临安。南宋朝廷这时才幡然醒悟。而度宗刚死，其幼子当了天子，最后投降元朝，被封为瀛国公。太皇太后即理宗的皇后摄政，将贾似道免职流放，中止了征购公田政策，将田产归还所有者，并想征用佃农服兵役，但未能实现。贾似道流放途中仍带着十几个姬妾，生活奢侈。有个押送者因父亲被贾似道流放，借机向其报复，不让他走路时躲避烈日，来到河边时就劝贾似道在此自尽。贾似道说，太皇太后只是流放他，并不想让他死。听到这里，这个人动手杀了他。
南宋的末路，文天祥和张世杰，元军名将伯颜
之后，贾似道的残党相继担任宰相，但一味推卸责任。眼见南宋气数已尽，官员们纷纷弃官逃跑。太皇太后不解，宋朝国祚绵延三百年，养了这么多士大夫，为何危急时刻纷纷逃走？于是，下诏阻止逃跑，却毫无作用。在国家土崩瓦解之际，只有文官文天祥和武官张世杰二人愿意挺身而出，为国捐躯。
文天祥从中进士之后，就得到监考官，也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王应麟的推奖。当朝廷官吏四散奔逃之时，身为地方官的文天祥集合地方豪杰并招募一万多苗兵，举勤王之兵抗击元军。他的朋友认为南宋灭亡已成定局，没有复兴之望，不想与他一起举兵。但文天祥说，社稷存在一天，我就要为其效劳一天。文天祥在其他官员纷纷逃离都城之时，反而赶往都城。及至抵达都城时，南宋只剩下长江以南的部分土地。文天祥设计了保卫这部分土地的策略，将当时南宋的土地分为四个战区：广西和湖南为一个战区，总管府设于湖南长沙；广东和江西为一个战区，总管处设于江西隆兴；福建和江东（江苏和浙江地区）为一个战区，总管处设于鄱阳；淮东和淮西（长江以北）为一个战区，总管处设于扬州。虽然防御计划周密详备，可不符合现实，无法实施。文天祥从江西进军临安，经过平江（苏州）时，元军已打到附近的常州。文天祥率部抗击，结果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一触即溃。文天祥躲避元军追杀，终于进入临安。朝廷将文天祥由临安府知事升为宰相。此时，元军大将伯颜率领的军队也兵临城下，文天祥作为南宋代表前往元军大营议和，结果被伯颜扣押。
再谈谈张世杰。张世杰是归降蒙古的金国大将张柔的堂兄弟。他虽为武将，却有思想。也许是认为南宋皇帝才是正统的缘故，他逃出元军，投归风雨飘摇的南宋，并为其战至最后一息。张氏家族分为两支，另一支以张柔之子张弘范为首，他与张世杰相反，为灭亡南宋战斗到最后。
当时，元军突破淮东和淮西，兵锋直抵临安城下，很快攻破临安。天子和太皇太后投降元军。由于太皇太后正生病，伯颜等她痊愈后才连同皇帝一起带到北京。伯颜是个胸怀宽广的名将，未杀南宋皇族一人，并予以优待；命令仔细封好南宋国库中的财产、文书后都运往北京。这些东西直到民国以后才被解封，散失各地。伯颜本人则不贪一物，他从江南仅取一枝梅花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对于被带到北京的南宋皇族的情况，汪元量（水云）有详细记载。由于善弹琴，汪元量常出入南宋宫禁，也跟随皇族到了北京。在《水云集》中，可以看到皇族一行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得到很好的礼遇。在元世祖及其皇后的亲自主持下，南宋太皇太后受到连续十天的大宴款待，小天子也被忽必烈招为女婿。太皇太后的财物一直被原样不动地封存，后来交给了成年的小天子。
文天祥此刻被伯颜囚禁在军中，在伯颜军队北撤时逃出来，跑到守卫淮东、淮西的南宋军中。但守将李庭芝疑心文天祥是投降后回来劝降的，所以没收留他。文天祥只得从海路逃向温州，投奔天子的兄弟。武将陆秀夫这时保护着天子的哥哥和弟弟，从福建逃亡广东。因为元军基本占领陆地，他们只得乘船东躲西藏。不幸的是，天子的哥哥（宋端宗）落水染病，不久崩逝，由八岁的弟弟赵昺即位，同度宗的杨太妃逃至遥远的名为“崖山”的一座礁石岛上。此时追击小皇帝的正是张弘范。南宋残军在崖山被彻底击败，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跳海，张世杰按杨太妃的命令向安南突围失败，杨太妃跳海自杀，张世杰最后也自杀。文天祥曾摆脱追击，领兵再次抵抗元军，终因众寡悬殊，战败被俘，监禁在北京。淮东和淮西守将李庭芝也领兵南下救援皇帝，但在途中遭部下出卖而遇害。南宋至此完全灭亡。
金国与南宋都被蒙古灭国，金国皇帝哀宗在拼死抵抗后自杀，他的儿子战死沙场，尽管金国战败，但直到国家灭亡那一刻都十分壮烈。而南宋的小皇帝和太皇太后降元，后来一直受到元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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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间岛指中国图们江北岸一带领土，包括今吉林省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市县地区。朝鲜人称间岛。——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