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高宗之后，南宋又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这几代皇帝。金国继太宗之后也经历了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等几代皇帝。其间两国偶有冲突，但总体可谓太平时代。这是因为此前的频繁战乱致使民不聊生，百姓都期盼和平。所以，若是谁在此期间发动战争就注定是要失败的。
金人的汉化与女真文字
金熙宗是太祖之孙。到熙宗时，由于汉人的施教，女真文化不断得到发展，熙宗周围的大部分人普遍汉化。皇族丧失了女真人质朴之风，不再有以往那种名为君臣但不分彼此的亲密关系，金国君主也开始学习宋朝注重尊严，臣下的阿谀奉承不绝于耳。此外，宫内装饰、服装等也越发奢侈。熙宗外出时也会像宋朝皇帝一般被众多宫女随从簇拥着，清空街道后才肯下轿行走。上京会宁府是最早的金国都城，遗址位于今阿什哈附近的白城地区。至今尚存的宋朝使者的纪行里还谈到，当时金国君主的住所称为“皇帝寨”。从中可知女真人半汉化时的情形。金建国时，皇帝上朝的乾元殿只是一座很大的、单独的宫殿，周围仅以柳树为墙，没有城墙。另外，无论天子家还是百姓家，都保留有火炕，有火炕的屋子都不分所谓的上座、下座。每当皇帝外出狩猎归来时，都是与臣下一同就炕落座。皇后和宫女像平民家庭的女人们一般，在宴会上伺候男人们的饮食。平时，大臣也会去天子家，同样天子也会去大臣家。在这种风俗下，君臣关系十分和谐密切。但在熙宗受到汉人学者教育后，这种传统习惯便消失了。而这样的变化带来的是众叛亲离，有时为防叛变会先发制人诛杀对方，因而内部就出现了力量无法统一的问题。比如，熙宗与海陵王均为太祖之孙，但熙宗被海陵王所杀，海陵王又被宰相杀了。
虽然海陵王杀了熙宗，可他与熙宗一样崇尚中华文明。不过，这种崇拜徒有其表，其骨子里还保留着野蛮人乱伦的本性。在中国历史上，他可算是古往今来数一数二的暴君。自北齐的文宣帝以来，海陵王可谓在玩弄女性方面最肆无忌惮，他抢夺别人的妻女，杀掉这些女人的父亲和丈夫。他的奢侈生活不输隋炀帝，金国才到第三代就出了一个如此臭名昭著的君主。
自立国开始，金国就在契丹文化的影响下，很早就创制了女真文字。女真字由完颜希尹（希尹是汉名，女真名是谷神）创造，是把契丹字的形套用到女真语上。本来，两种语言非常不同，仅用契丹字母拼出了女真语，其形态酷似汉字。一开始形成的是“女真大字”，后来熙宗将大字分解，形成了所谓的“女真小字”。在金国第一代时，女真字就已通行，传说熙宗还可用其写诗。土著人均使用女真字，这也可说是某种意义的学问。直到明末的五百年间，中国东北地区始终都通用女真字，时至今日还保留着女真文石碑和字典。相比熙宗只用女真语接受汉文化，海陵王则主张全面的汉化。他基本上能用汉语写诗，能读懂汉语古籍，在任何方面都想效法中原皇帝，甚至产生了灭亡宋朝、统一天下的想法。
海陵王南侵的失败
海陵王统治时期，宋、金之间每年都互派使臣往来。从使臣口中，海陵王打听到了有关宋都的各种情况。当听说临安西湖的美景后，就让人绘制一幅西湖风光图，并在画上题诗：“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所谓的“吴山第一峰”在西湖和钱塘江之间，从此处可一览西湖和钱塘江两方景致。海陵王嫌弃上京像个偏僻的乡村，便迁都到燕京即今北京，建造了类似宋朝汴京的宫殿。后来，他又不满意“燕京”这个名字，干脆改名为“中都”。但是他迁都后仍不满足，又大兴土木在汴京营建城池。如此，他一步步地将金国的都城往南迁移。有南宋大臣看出金国企图入犯，便上奏建议高宗提高警惕。然而，时任宰相的汤思退与秦桧结党，都是主和派，不相信战争的传言。汤思退派人去金国打探，结果探子回报没有发现金国有开战迹象。可是不久之后，为了炮制攻宋的理由，海陵王要求分割两国边境的土地。此举使一向畏战的高宗也下定决心抵抗。有一种很可笑的说法，认为高宗对金态度发生转变，是由于此时得知兄长钦宗已经死在金国的消息，不用顾虑让位才转而主战的。正当此时，南宋的宰相换成了陈康伯，陈是主战派，而金国也有亲宋之人当内应。即使如此，海陵王依然决定出动大军攻宋。大敌当前，南宋宿将只有刘锜等人，且老病缠身，起居都要人料理，无法统兵出战。此时，海陵王已经亲自率军抵达长江沿岸，而南宋仍没有准备好防御。为了振作士气，文官虞允文担任钦差动员军队作战。在他的指挥下，宋军同仇敌忾击溃了海陵王的大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本来金国上下无心攻宋，只有海陵王执意南侵，因此不得人心。此次战败引发内乱。金世宗此前一直住在辽阳，在部属拥戴下趁机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听到这一消息后，海陵王的军队马上爆发叛乱，杀死了海陵王。世宗一族对海陵王抱有杀妻之恨，因为世宗之妻在面临海陵王强暴时守节自尽。海陵王南征失败后，宋军乘胜反攻，一直打到了金国领地。最后，南宋以胜促和，挽回了一定的颜面。
孝宗北伐失败与宋金维持和平
南宋这边也换了皇帝，高宗让位于孝宗。由于高宗没有亲生儿子，其让位就意味着变更血统。之前提到，北宋皇帝一直延续的是太宗血脉，但皇族在汴京沦陷后几乎全被金国俘虏，掳到了中国东北，所以高宗之后宋室便没有继承人了。朝廷寻找到太祖的七世孙孝宗，立他为正统。当时，金国是世宗朝，宋金都是新君执政，便将过去的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同时，过去宋对金使用的上表文体改为国书体，岁贡也改称“岁币”，这样两国关系就接近对等了。
孝宗虽然年轻但抱负远大，极力振作国运，以“隆兴”为年号，并制定了北伐金国的计划。孝宗重新起用仍在世的高宗朝主战派将领张浚，令他统兵伐金，结果失败了。究其原因，在于孝宗误判了局势，本以为海陵王被杀后金国内部还会持续动荡，却不料金世宗也是一位明主，迅速平定内乱，稳住了政局。因而孝宗的计略没有成效。在两国都厌倦战乱的情形下，一方若发起战争则很可能失败。在这之后，两国的君主都专注于国内的治理问题，稳定地维持着和平往来。
光宁授受和韩侂胄的得势
孝宗执政二十七年，身为太上皇的养父高宗则过着隐居生活。孝宗极尽孝道侍奉高宗终老，并赠予高宗善谥。孝宗也让位给儿子光宗，但光宗却是不孝子，素来与孝宗不和，对父亲心存猜疑。孝宗为此非常苦恼，最后抑郁而终。这时，光宗却以患病为由，拒绝主持丧礼。对此，群臣与太皇太后（高宗的皇后）商议后，迫使光宗让位给宁宗。此事为时任宰相赵汝愚经办，可说是一次宫变。行废立皇帝之事，须用太皇太后身边之人，以其出入宫禁方便，如韩琦的曾孙韩侂胄。韩侂胄虽为名臣之后，但心术不正，一旦得势就夺取了谋划废立的赵汝愚的权力，甚至将其流放到偏远之地一直到死。
开禧之败
宋宁宗时期，一些人仍然坚持向金国复仇的主张。韩侂胄也想建立一番功名凸显自己的政绩，便利用这类复仇主张，策划了伐金方案。然而宋金长期没有开战，承平日久，主战派并不清楚战争的艰巨性。在欠缺理性认识的情况下，他们接受了过去主战派的思想，并追封岳飞为鄂王，给秦桧取了个恶谥“谬丑”。此时出了不少岳飞的史料，其孙岳珂所编的《桯史》影响广泛，但有些内容难辨真假。金国方面，世宗之孙章宗继位，是个不好战的明君，但对于宋军的攻势只能被迫迎敌，结果金胜宋败。南宋本未做好开战准备，长期和平导致士兵缺乏训练，又无名将统帅，在主战派的空言误导下贸然出兵招来大败，史称“开禧之败”。战争结果之一是，镇守四川的吴璘之曾孙吴曦叛逃金国，又给宋朝增加了一道耻辱。朝廷随后追究韩侂胄的责任，砍下他的首级送往金国谢罪。此次战败使南宋在两国交往中更加被动，除了增加岁币，“叔侄”关系也变为“伯侄”关系。虽然复仇主张在名分上无可厚非，但先挑起战争者会失败是当时大势所趋。
金国世宗、章宗时期的政治
世宗、章宗时代，金国进入稳定的承平期，但此时也出现了国力式微的征兆。世宗被誉为“小尧舜”，是不可多得的明君。同时，他也是保存金国国粹论者。虽说当时国都在中都（燕京），但出于恢复女真质朴风气的希望，世宗有空就回上京会宁府即阿什哈的白城，留下太子坐镇中都。在上京，世宗召来本国故老，按女真故俗与群臣同饮欢唱，使这些旧部感到轻松喜悦。这种作风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这一时期国家局势稳定、君臣关系和睦。另外，世宗还很有政治手腕，对当地的汉人既施仁政，又严格管制；对塞外的蒙古人则态度强硬，严刑峻法。故而，在世宗的统治下国内相安无事，天下承平。
这一时期金国的经济也很活跃，纸币发行广泛，都市一片繁荣。另外，这期间实行了一项特别的财政政策，即“推排物力”。类似北宋吕惠卿的“手实法”，此政策的实质是经常性地清查百姓的全部财产，通过估量财产多寡，来确定各家承担的税赋高低。虽然中国的政策有时目的很好，但结果却不一定好。实施这一政策，导致强行征税，民众互相监视、揭发各人的隐秘财产。在长期的和平时代，如果民间出现财富不均衡，政府采用此法或许是必需的。世宗和章宗时期平均每十年开展一次此类清查。
谈到女真人和汉人的关系，主要是女真人来到汉人聚居区进行屯田。屯田政策的目的也很好，一旦有事可以征召屯田兵，免去从国内征兵的经费和困难。在女真制度中，千夫长称“猛安”，百夫长称“谋克”。猛安、谋克带领屯田兵安身于汉人部落中，并以此为中心渐渐形成女真部落，即用军政手段做民政工作。从备战上讲，的确是个非常适用的方法，但让女真人生活在被征服的汉人中，这就让女真人的地位类似于日本的“旗本”[1]，因而这些“猛安”和“谋克”傲慢无礼，时常对当地汉民滥施暴行。一直过了两三代以后，女真人越来越多，原来的耕地不够用，就开始强抢汉人土地。结果是，这一备战的好措施却在汉人中失去了民意。积怨已久，到女真人失势之时，到处都可见他们惨遭报复的景象。
女真族对待蒙古人就更为残忍，对他们随意猎杀。出于这种“减丁”政策，女真人还时常突然出兵塞外，杀掉每一个见到的蒙古人。为此，许多蒙古人都开始逃到远离金国边境的地方，倒是保障了金国国境的安全。这一残酷政策是从所谓“仁义皇帝”世宗时期开始实施的，到了章宗时期才稍稍受到限制，大概是因为章宗深受中华文化熏陶之故。虐杀政策一停，蒙古人又开始迅速繁盛，诞生了后来的成吉思汗。大体上说，世宗、章宗时代可谓金国的全盛期。
南宋的学派之争与朱子学
从这时开始，宋朝的内讧变得非常激烈，其中还掺杂了学派之争。事实上，自北宋晚期开始，学派之争已经出现，当时为苏东坡与二程之争。到了南宋孝宗时期，他开始大力提倡这类有益的学术争论，认为有助于恢复国势。孝宗特别赞赏苏东坡的文章，曾亲笔为其文集写序。南宋大儒朱熹也活跃于此时，但却未受到孝宗青睐。原因是朱熹属于二程学派，但天子却喜欢苏东坡一派，所以孝宗并不愿接受二程与朱子之学。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活跃的永嘉学派，以陈亮（字同甫，号龙川）为首，是一个与时代相呼应的功利派。陈亮非常有进取心，提出了许多重振国力的建议。比如，他曾提议迁都南京（过去称为建业），原因是他认为临安这个小地方不利于发展，而南京直抵长江，上接武昌，有利于伺机光复中原。不过，这个提议在当时太过激进，自然得不到实行。
朱子学派在韩侂胄拜相时期被指责为“伪学”，遭到查禁，因而没能进入朝堂之上。宁宗中期以后，朱子学才慢慢恢复影响力。朱子也主张复仇论，崇尚春秋大义。虽然朱熹的理论很严密，但朱子学的内容脱离了当时宋朝的国情。后来，韩侂胄被杀，史弥远拜相，朱子学才开始解禁。史弥远之后的宰相是贾似道。史、贾两任宰相都认为：从政策上说，应该采用颇有民间影响力的朱子学派的理论，但是采用民间舆论和重振国势是互不相关的两个问题。采用代表民间舆论的朱子学，只能减少读书人的抱怨，而只是礼遇学者却可能亡国。这个时期的朱子学理论大多陈义甚高，勾画的是千年之后才有的理想蓝图，与眼前的现实问题几乎无关。北宋大儒张载曾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总而言之，政治上已经逐步在采用不实用的学问。
临安的繁荣和南宋的经济
承平日久，民众生活富庶，奢侈之风也会蔓延。《武林旧事》描绘了繁华无比的都城临安。根据该书记载，当时天子与百姓的生活都无与伦比。只要中国四五十年太平无事，经济就能取得长足发展，当时的奢华之风已蔓延到寻常百姓家。都城临安的长期和平环境为南宋后期的大繁荣提供了条件。当时临安城内兴建了许多游廊，其中使用的都是银制餐具，十分奢华。临安市民也得到更多优惠（与此相同，日本江户的町民比地方百姓得到更多的优遇）。因为，交纳租税的都是农民，而都城的人只管坐享其成。另一方面，都市产生了一群没有正经营生的人，他们与官吏、宫里人相互勾结，有的违法乱纪，仗势欺人，有的以借用之名侵占官府的土地和房屋，甚至还被合法地免除租金。此外，每当灾害发生时，朝廷会发放救济金，建立施乐院、育儿院、养老院等慈善设施，还为无地可葬者提供坟地，做了不少好事。因此，许多游手好闲之徒纷纷涌入临安城，有的专门赌博，有的四处行窃。可见，临安城已经达到可以滋生一切文明社会中常见弊端的富裕水平。
朝廷鼓励艺术发展，建立宫廷画院。成为画院“待诏”是画家的莫大荣耀，能得到皇帝赏赐的金带。宫中还有御前围棋待诏。各种游艺无比发达，有讲谈、说经、小说（单口相声），还有唱演兼备的杂剧；耍口技的、变魔术的、猜谜的、男相扑、女相扑，各怀绝技。临安城熙攘繁盛，令人目不暇接。皇家宴会也充满艺术气息，奏一曲饮一杯，整个国家的生活从上到下全部艺术化了。
但换个角度讲，如此排场需要耗费巨资，给朝廷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朝廷只得大量发行纸币，导致纸币最终无法兑换。其实，从北宋开始已经使用纸币，但有流通期限，通常规定三年一期，到期收回。回收期限截止后停止回收，发行下一期纸币。这样，旧纸币过期就无法兑换，自然贬值。到了南宋时期一期发行多达一亿贯，远超北宋时期一期发行的两三百万贯。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反倒促进了南宋时期海外贸易和民间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广东、福建一带与南洋、阿拉伯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非常活跃，铜钱大量流出，虽然南宋曾设法以法律形式禁止铜钱外流，但没有成功。在日本出土的古币中，很多都是宋朝尤其是南宋铜钱。
虽然南宋只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但却是一个奢华时代。北宋徽宗朝廷够奢侈了，但其民间的奢华程度却远不能与南宋临安相比较。而年年向南宋索要岁币的金国也陶醉在繁华的太平幻梦中。当此之时，蒙古却在暗中壮大，这一浮华幻影的终结者成吉思汗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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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魏书》卷四〇《陆叡传》，平原王陆叡（原姓步六孤）娶崔鉴女，崔鉴对陆叡是复姓感到美中不足（当时孝文帝还没有实行鲜卑姓改汉姓的改革）。《崔鉴传》中无相关记载。——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