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仁太后临朝和司马光废止新法
神宗之后，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奉神宗之母高氏为宣仁太后。此后，宣仁太后主持朝政。由于太后在神宗时期就反对变法，因而摄政一开始她就恢复旧制度，大力提拔保守派，以其中最有影响者司马光出任宰相。在反对新法者中，有人只是部分反对，但司马光是全盘反对。因此，司马光一上台就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他主张全部废止新法，之后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新法便被完全废除了。但是，仅出任宰相一年，司马光便因病去世。在之后的九年之中，即整个元祐年间，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等宰相都继承了司马光的政策。后来，根据这一时期的年号，又将这些人称为“元祐党人”。其实，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的做法让神宗时期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也付之东流。比如，“免役钱”废除后，朝廷又施行了过去的“差役法”。虽然在当时来看免役法是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就连反对派当中的苏轼也赞成此法，但免役法还是没能幸免。差役制度在神宗执政时就难以为继了。在差役制度下，只要获得地方官的认可，任何人都能替代他人去服徭役，这就给了地方上的胥吏以权谋私的机会。尽管苏轼等认为免役制度比差役制度更好，宰相司马光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新法除了考试制度有所保留，其余改革政策全都遭到了废除。可以说，司马光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凡事物极必反，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中也出现了不同声音。若是司马光多活些时日，苏轼等也迟早会被撵出中央。
保守派的内讧，吕大防调和新旧两派的政策
只有像司马光这样有能力的人才能够将反对新法者集合起来，他死后没有人能把这些人统一起来。他们分裂为几个小派别：其中较大的是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有名的道学者程颐（伊川）为首的洛党，还有以刘挚为首的朔党。这些党人都是所谓的君子，具有高尚品德。比如，学者程颐是哲宗的老师，但他为人拘谨刻板，常对哲宗的过错加以劝谏，为此他也常常遭到哲宗的厌弃。苏轼认为他刻板无聊，屡加讥嘲，以致两人交恶。苏轼对王安石一派的处置也十分苛刻。其中大概也有些为自己复仇的意味。当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时，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以诗罪下狱。在这样复杂的党派纷争下，司马光留下的同党虽压制住了敌对党派，但其内部却也出现诸多不睦。后来，吕大防为协调这种紧张的关系，任用了几名王安石党派的官员来改变现状。
哲宗亲政与绍述之议
王安石与司马光分别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首领，最后是在同一年死的，更巧合的是，二人也是同年生。但是，在两人过世后，其各自所属的党派并没有停止斗争。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太后去世。虽然在政治上她不能理解神宗时期的改革新主张，但其有德有才，处事公正，被称为“女中尧舜”。她唯一的过失，在于直到哲宗二十多岁仍未让其亲政，完全靠旧党维持朝局，被晾在一旁的哲宗自然不满于太后。旧党高官没有看出这个问题，也从未劝太后许可哲宗参政。因此，太后死后，反对的议论鼓噪，形成所谓“绍述之议”。哲宗以尽孝道的名义推行神宗成法，于次年改年号“绍圣”。他罢斥旧党的吕大防、范纯仁，任用王安石派的章惇为相，一改元祐以来的政治局势，重新确立了新法。此时的政争异常残酷，旧党成员中，司马光以下死了的人的谥号都被追回，健在的被贬谪边地。哲宗还废掉了之前的皇后，另立称心的刘婕妤为后。在这之中，新党发挥了重要作用，政争已波及皇帝后宫。但是，这些新党还要求对已过世的宣仁太后褫夺封号，贬为庶民。后来由现任皇太后出面才制止了这样的过激行为。哲宗在位一共十五年时间，后五年里新党势力得到了恢复，尤其是宰相章惇，一度掌握了朝廷大臣的生杀大权。哲宗之后是其弟徽宗继位。
徽宗宠用蔡京及其弊政
徽宗初期，熙宁党（新法党）一度失势，元祐党又被起用，但没过多久就召回了熙宁党，其中的蔡京更是一直受到了徽宗的重用。蔡京擅长取悦上司。最初，蔡京为熙宁党，可在司马光力废新法后，身为开封知府的蔡京在五天内停止了实施新法，进而得到司马光嘉许。蔡京见风使舵，舞弄权术，也许算是一种才能，但这类人是毫无节操的危险分子。徽宗时期，曾一度恢复新法。新法再立后，徽宗改年号为崇宁，有“崇敬熙宁”之意。但是，这一时期新法产生了诸多危害。本来，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尽管手段不尽合理，但目的是好的。但自吕惠卿、章惇之后新法却只顾不择手段地增加官府收入，根本上违背了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中国，有这样一句古话：“其父报仇杀人，其子杀人行劫。”说的是如果父辈为报仇杀了人，后辈也会模仿其杀人行径，只不过目的在于抢劫。王安石与吕惠卿、章惇的关系就是这样。到蔡京之时，官府收入已经非常可观。为取悦天子，蔡京与宦官童贯为伍，专行蠹财害民之事。他们时常劝说徽宗该及时享乐，纵容他的各种奢靡之举。蔡京提出所谓“丰亨豫大”之说，意思是要得到幸福就要实行宽松的政治，要想过上富足的生活，就不可过度节俭。熙宁变法以来的政策，已使朝廷拥有了超过五千万贯的财政盈余。但仅此远远不够，为了长期的奢侈生活，蔡京又琢磨出了新办法进一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其中一条便是“盐钞法”。盐是必要的日常消费品，自古贩盐在中国就是暴利行业。“盐钞法”是盐商凭钞运销食盐的制度，规定由政府发行盐钞，令商人付现领券，商人持券至盐产地交验，领盐运销。但是，蔡京却采用频繁更换钞券的方法让盐商屡屡购买新钞来增加额外收入，有时盐商甚至要在途中换钞三次才能买到盐。并且在买钞时不能一次性全款支付，须先付定金，但换钞后，此定金一概不退。因此，许多富商大贾都因“盐钞法”的实行而破产。同时，在钱币政策上，宋徽宗时期大铸可作十文钱的钱币，比普通钱币更大，算作十文钱，但实际上分量不足，因而多出的分量便成了官府的额外收入。中国过去一般是在财政拮据等情形下才铸造大钱，而且往往会给财政带来恶果。徽宗时，财政并不紧张，却如此盘剥，还编造了一些理由，甚至是不能明说的阴谋。长期以来，宋朝便一直送岁币给辽和西夏，这笔钱也被辽和西夏用于铸造兵器，反而对宋朝造成威胁。后来，为了防止这类现象，宋朝开始在铜钱内加大铅和锡的比重，使钱币不能铸造兵器。结果是，因为钱的质量不达标，导致物价上涨，经济紊乱。钱币政策上，北宋还发行过一种纸币——“交子”。由于纸币易被仿制，民间很快出现伪钞，制造伪钞者受到进行严惩，许多人因此落入了犯罪的泥沼。除了交子制度，蔡京还推行过一种危害很大的兑换券——“钱引”。不过，蔡京还有点良心，没有在福建推行钱引，因为那里毕竟是他老家。以前，宋朝曾实行“常平仓”制度，即预先准备购进谷物的资金，在民间谷物低价时官府买进，高价时卖出。当时王安石在实行此制度时考虑了加利息的办法，以利息钱设置常平仓。但是，到了蔡京时期，这笔资金的余额全部变为了官府额外收入。地方官吏用这笔收入来讨好中央朝廷，原来的常平仓制度也就面目全非了。总之，蔡京为增加收入巧立名目，不惜破坏过往的好制度。
花石纲
大体来说，宋朝官吏收入丰厚，官僚队伍也比其他时代更庞大。这是由于此时民间经济发达，财政状况良好，朝廷滋生起奢靡风气。真宗时天下承平，国库也由此充裕起来，在封禅的喧嚣中，天下花费无度；仁宗时期民间持续富裕，但贫富两极分化，朝廷财政拮据；神宗时期由于王安石新法的实行，财政又再次好转起来，官僚队伍因新政施行而大为扩张。司马光废止新法，意图恢复真宗时代的朝廷局面，就要裁汰冗官，减少官吏俸禄和财政收入，但是膨胀起来的财政很难削减。因为变法中增加的官吏大部分是富有知识的中产阶层，在新政中收入增长，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新法废立无常，但逐渐被推广，最后作为既成事实被接受。新法带来的负面后果是，朝廷产生了只要压榨人民就能获得收入的观念，因而无所不用其极。新法的负面影响也在持续发酵，尤其是像蔡京这类善于敛财的官员鼓励徽宗过度挥霍。宋徽宗爱好艺术，喜欢收藏各类艺术品，想尽办法满足自己的文化享受。为此，宋徽宗曾大兴“花石纲”，派人到各处搜寻珍奇，运往朝廷。凡民家有一木一石﹑一花一草可供玩赏的，就立即派人以黄纸封之，称为供奉皇帝之物，强迫居民看守，稍有不慎，则获“大不恭”之罪，甚至搬走大件物品时不惜毁家坏屋。为此，稀世珍奇在当时被视作不祥之物，要在朝廷发现前尽量毁掉。倘若被发现，运输费用也要由这家人负担，被征花石的人家往往闹得倾家荡产，甚至卖儿卖女，到处逃难。搜刮全国各地的花石进宫之后，宋徽宗便开始营造充满奇木异石的园林。后来，还陆续建造了藏有珍奇异兽的动物园。宋代画作中多有异兽题材，大概是因为在城内居住的民户也能听到皇宫中的鸟兽之声。有的人听到后，就暗中诅咒：不用多久宫殿就会变成荒芜的山野。不祥的诅咒真的一言成谶。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年轻的徽宗仍难耐寂寞，喜欢悄悄地出宫。在南宋人撰写的小说《大宋宣和遗事》中写了徽宗偷偷到妓院与李师师私会的事。当然，其中有想象的情节，但这类丑闻和平时期少有人知晓，一旦出事就广为人知。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皇帝极尽奢侈之事，耗尽了民脂民膏。
激烈的党争
元祐党和熙宁党的政治权力争夺更加激烈。徽宗时期，司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被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在很多郡县树立“元祐党籍碑”。保存至今的仍有两块碑，据说其中一块的碑文是蔡京手笔。蔡京虽为人奸恶，但他的书法着实写得好，在当时享有盛誉。保存下来的党籍碑，一个还保留着蔡京写时的样子，一个修缮过两次。元祐、熙宁两派其内部也经常分化，党派成员亦互相转化，关系微妙。比如章惇原是熙宁党人，但因与蔡京不和，被其刻入元祐党籍碑。而蔡京对元祐党的迫害非常残酷，甚至禁止阅读苏轼及其门人黄庭坚的诗文。不过，对这些党人的迫害愈甚，后人反而对他们愈加尊重。比如，南宋孝宗很喜欢苏轼的诗文，还为其写序，南宋的士大夫们也以自己祖先列入元祐党籍碑为荣。
宰相的堕落
蔡京三次拜相，但当时宰相的实际地位已经出现变化。最初，北宋宰相并不像唐朝宰相一样有政治上的责任，只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官。王安石改变了制度，以宰相身份全权执政，宰相成了有实际权责的职务。但到了蔡京时，虽然他属于熙宁党，但并不像王安石那样尽职尽责，只是为了更好地取悦天子以保住个人地位，甚至与亲生儿子争宠。当时，蔡京有三子，其中长子蔡攸与徽宗年纪相近，而蔡攸的弟弟又是徽宗女婿，所以儿子与徽宗的关系比蔡京更亲密，每天都和徽宗一起玩。蔡京第三次拜相时，已老眼昏花不能办事，但皇帝仍然准许他每隔三天去一次政事堂。蔡京因此也变得患得患失，既感谢天子对他的恩惠，又深恐去得少与天子关系疏远，让自己儿子占据上风。由此可见，蔡京为相只为取悦天子，争权夺利，有时甚至还会为了专宠与自己儿子相争。
宦官之害
徽宗时期，还有一个显著的恶政，即信任宦官。自宦官童贯得宠后，宦官势力便渐渐跋扈。他们想了许多搜刮钱财的主意，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制作用于田地买卖的田契敛财，此田契可以在民间转卖，这样一来田地所属和缴纳多少税都变得不清楚。就这样，这群宦官根据此法收敛了大量钱财。在徽宗时期，上至朝廷官府再到宫廷内部，宦官都无恶不作，这也是北宋灭亡的一个内因。
美术、考古学的发展
不过，在纵情享乐的过程中，徽宗时期的书画、古董等艺术却取得了长足发展。记载徽宗及其以前的艺术成果的是《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从中也可窥得这一时期的艺术收藏品类之全，说明当时的鉴赏水平、书画理论都取得了重大发展。另外，当时也很盛行搜集古董，著名的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便是在这一时期成书，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铜器的精华。另外，欧阳修所著《集古录》也有对金石学的研究，此书也是中国金石学研究的发端。除朝廷搜集的青铜器图录《宣和博古图》外，此前问世的《考古图》，其中也有关于铜器的内容；此外，赵明诚夫妇编纂的《金石录》也有关于铜器的内容。这些考古学上的研究，之前已有萌芽迹象，在徽宗时则进一步得到发展。
徽宗不但搜罗古玩，还召集当时的名画家到宣和画院。写生画便是在这一时期实现飞跃。以徽宗为代表，当时皇族中有许多擅长作画的人。徽宗擅长画鹰，他的几个女婿也擅长作画。从这些皇族和高官之中还诞生了影响后来的文人画。许多山水画名家也出现在此时，如北宋的郭熙、南宋的米芾父子，他们两派的画风在当时中国的画坛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另外，这一时期仿造的青铜器几乎能以假乱真，即使是著名的学者亦难辨真假，以致后代常常以为是“三代”的青铜器。可以说，宋徽宗时代是中国美术的黄金时代。
佚乐的时代
神宗以来的政策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虽然神宗征讨西夏最终失败，但西夏国力也因此衰退，而此时辽国也开始走向末路，无力再战。所以，没有了外患，整个时代一片太平之象。朝廷财富剧增，随后奢侈之风大兴，而这股奢靡之风亦传到了辽国、西夏，共享太平。正当辽、宋、西夏三国沉浸在安乐之中时，中国东北深山中的“野蛮人”开始崛起。辽国被他们一举消灭，随后宋朝也差点灭亡。时局急转直下，宋朝遭到残酷的命运，徽宗、钦宗被俘，徽宗搜集多年的奇珍异宝也伴随着这场国难消散殆尽。这就是金国崛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