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文化的大众化倾向
我想谈一谈唐末到宋初的文化情况。
从唐末武宗、宣宗开始，文化的性质产生变化。之前的文化都伴随贵族制度而生，而这个时期的文化开始呈现大众化倾向。从诗歌类别来说，绝句等从唐初就有了大众化倾向，已经使用当时民间的俗语。唐末开始，诗之外又出现了词，即诗余。词不受句法限制，长短句都有，形式也不像诗那样固定，能自由使用俗语；但另一方面，词比诗更加严格遵守音乐的韵律，表达思想的方式比诗歌更加自由。可以说这就是艺术的大众化。当然，词作为一种形式出现后，可以承载各式各样的内容，但其形式并非固定的，而是可以有多种形式。同时，文章也出现了口语体。从唐朝中期开始，接近白话的小说、传奇逐渐盛行。在敦煌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这种东西，似乎这种体裁也用于事实的记述。唐代的小说用的古文与过去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有的写得很华丽。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通俗的、叙述性的东西出现。这时产生了一种有别于古文的口语文，禅宗的语录等似乎也是从唐末开始口语化的。
印刷术也是这个时候兴起的，最早出现在蜀地。在唐朝咸通六年（865年）入唐的日本僧人圆载的《将来目录》中，可以看到西川印子本的《唐韵》《玉篇》。不仅蜀地出现了印刷品，近年从敦煌获得的《金刚经》中的文物也印有“咸通九年”字样（从近来英国传来的照片中可见，其背面是敦煌地区的文字，所以这里也使用了印刷术）。印刷术的兴起对弘扬学术起到了巨大作用，因而学问出现了大众化倾向。以上即是唐末文化性质的显著表现，其他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变化。
五代割据的形势与文化
从唐末的乱世到了五代，然而五代的割据形势与文化的发展之间关系如何呢？五代虽由九国或者说十国割据，但并不如唐末一般不安定。由于唐末激烈的战乱，贵族渐渐消亡，其文化也自然走向了衰落，但所幸在其夹缝中还残存着一些文化的余脉。如唐末黄巢之乱那样的举世混乱时期，对于文化而言是最不幸的时代。进入五代以后，虽然国家没有统一，但林立的小国都维持着相对安康的局面，并且积累了恢复因唐末动乱而衰微的文化的力量。各地的割据君主与历朝皇帝一样生活奢侈，人民的税负虽然很重，但相较唐末仍然减轻了。唐末的三十多个节度使分别统治着各地，过着贵族般的生活。到了五代，割据政权减少到九个或十个。可以认为，国家数量的减少意味着人民负担的减轻。古代的文化毕竟都是贵族奢侈生活的副产品，而非来自贫民。各个割据国家实现小康，虽然君主生活很奢靡，人民负担较重，但因政局安定，和平持续，没有过多阻碍文化的发展。相反，分裂割据反而促进了文化普及。如同日本的封建时代，各地文化蓬勃发展、各有千秋，促进了地方的进步。此时的中国，一些地区的文化向来就发达。如蜀地，五代以前就保存和积累了唐朝文化。南汉就是今广东一带，被称为岭南，距离唐朝首都非常远。在中国还未出现割据时，来此上任的大多是被贬的官员，他们并未在文化建设上表现出积极的建设性，只是把这些地方当作偏远乡村来治理。但是，当偏远的岭南成为独据一方的南汉时，为了与他国并驾齐驱，南汉的开创者们就开始显示出了很强的积极性。比如南汉的统治者刘氏，积极发展岭南地区的经济，利用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在与印度的贸易中致富。经济的发展自然也带动了岭南文化的发展，这从广东地区出土的近代以前的文物便可窥见一斑。在这里，有更早的汉代南越的文物，但不见以后直至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文物都是南汉时期的，就连石碑、石钟上的铭文也是南汉之后的内容。这也说明，南汉的割据促进了广东的发展。五代时期，浙江地区的文化也有明显的进步。统治这一地区的是吴越王钱氏，虽然他生活奢侈，对百姓多有压榨，但对百姓而言，还是比生命财产得不到保护的战乱时期要好。总之，在钱氏的保护下，百姓生活较为平静。所以，这些过去在唐代文化并不发达的地区，反倒是进入到了五代的割据状态后，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各地区文化水平趋于接近，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世。
此期间，过去有文化传统或经济富裕的地方有了新发展。若在清朝那样统一的时代，政府可以把富裕地区的财物调剂到贫穷地区。但在割据时代却无法做到，富裕地区的财富只用于发展本地的文化，因此一些地区的文化发展显著。就算在五代，也可以列举几个文化发达的国家。即使遭受长期战乱，在有传统文化的地方，正名分所必需的体裁仍得到维持，传统并未断送。五代中原战乱不已，但维护正统体面的制度并未崩溃。艺术图书没有出版，艺术家逃入了山林，但艺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下来。较为富庶的南唐统治者建国伊始就较为关心本地人民的生活。由于土地肥沃，只要人民生活安定，君主的财富便会增加，文化也得到进步。南唐因此是五代中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相较之下，以前就富裕的蜀地的经济水平最高，在五代发展到极盛，也成为文化中心。其次，还有前面提到的浙江和南汉。
五代文化的焦点
那么，地方的文化是如何发展的，又处于何种状态呢？在中原，平息唐末以来的战乱是五代初期的当务之急，而统治者又出身于盗贼，不注意文化。直到后唐，庄宗富有音乐天才，独宠伶人，甚至本人也亲自作曲。庄宗本属夷狄，虽难以理解中国古典文化，但善解音律。类似的情况还有近代的蒙古人、满洲人，相比中原其他思想文化，他们更能理解的是音乐。因此，他们也特别重视音乐方面的进步，并由此促进了中国戏曲的发展。此时中原也有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后唐由于打败了蜀国，疆域扩大，为之后的文化复兴提供了条件。前面说过的冯道，从道德廉耻方面说，他全无价值；但从保护乱世中的中国文化来说，他是有功劳的。比如，在冯道努力下，后唐时，“经书”出现了木刻版。“经书”是指《易》《尚书》《春秋三传》《三礼》《论语》等九部经书。这些经书都是以唐文宗开成年间在长安刻成的《开成石经》为底本，重新制作木刻版印刷。“经书”因是在国子监完成，故被称为“监本”，也是最早的监本。这可证明中原印刷术的发达，但其起源却是来自于蜀地的印刷术，是后唐灭亡前蜀之前在蜀地诞生的成果。艺术方面，后唐出现了大书法家杨凝式，他被称为唐以来书法集大成者。绘画方面，唐末荆浩、关同带来了水墨画的发达，但水墨画的进步并非由于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自六朝以来，就有了不施彩色的白描画法；到唐代，吴道子等人则在白描的线条上增添了笔意；到荆浩、关同之时，则想到了一种笔墨并用，调整墨色浓淡的新画法。尤其是关同对画的内容进行了创新，不但用实景写生，还创造了用绘画展现胸中丘壑的风气。这种画法代替了唐代通过色彩展现鲜艳效果的画风，别有一番异趣。以上讲的是中原的情形。
在蜀地，印刷术的发展是最引人瞩目的。前已说到，该地从唐末就有了印刷术，印刷术传到中原已经是前蜀被后唐消灭的时候。蜀地的印刷术在后蜀时期依然进步很大，从五代一直到宋初都非常兴盛。此外，蜀地还出现了仿唐代石经的艺术形式，绘画也很盛行，出现众多画作。其中贯休的罗汉画一直影响到后代，贯休所画罗汉形态参差，各具特色，被后世作为罗汉画的典范。后来，蜀地还出现了许多水墨画，但几乎没有山水画。其中五代末至宋初的画家石恪的水墨人物画独领风骚。他的画传入日本后，日本视之为国宝。此外，蜀地绘画的兴盛期也诞生了大量绘画世家，以黄筌、黄居宷父子为代表。黄筌最擅长画花鸟，影响很大，其画风精工富丽，形象逼真，试图表现写生之上的境界。宋朝统一后，他们父子二人进入中原，黄氏一派也一度垄断了宋朝的鉴画权。
南唐也在诸多方面对后来的文化发生了影响。经济富庶，君主喜好艺术，都是原因之一。尤其是南唐后主李煜，能书善画，其书法自成一家，有《书法论》流传于世。此外，他还曾将唐代盛行的王羲之父子等的作品汇集成《升元帖》《澄清堂帖》。流传至今的《澄清堂帖》应该就是南唐版本的多次翻版。据说，所谓“集帖”正起源于此。书法兴盛促进了制墨技术的发展，当时在易州附近出现了远近闻名的墨工奚超、奚庭珪父子。由于他们技术高明，曾为李煜制墨，并被赐国姓李。李庭珪的墨自此时开始扬名，据说他所制的墨泡在水中三年都不会变质。绘画方面，徐熙的花鸟画独领风骚。南唐的徐熙与蜀地的黄筌父子风格迥异。黄筌主要为蜀国君主细致描绘其所蓄养的珍稀鸟兽，色彩艳丽；徐熙则以疏笔画普通的野生鸟兽。宋初，黄筌画派独步画坛，徐熙的画作则难入黄筌的法眼。直到后来，徐熙之孙徐崇嗣创造了“没骨法”，一种与黄氏画风相调和的画法。徐熙一派的花鸟画风格更为自然，因此在宋代得到了公认。在山水画方面，南唐末年和宋初出现了一个董源，他的画对后世画坛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当时不被看好，且董源并非专习水墨画，但是后来受到米芾父子的推崇。由此，董源的水墨画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元朝以后都以模仿董源的画作为主，甚至说山水画非出董源不可。董源俨然成为后世南宗的鼻祖。同时代的中原则出了一个叫李成的大画家。李成作画，技巧和精神兼重，有当时“画坛第一”之称，远比董源等人更受推崇，一直到北宋中期都是最具代表的画家。自米芾推崇董源以后，其后学逐渐形成北宗画风。尽管有人不承认米芾为北宗鼻祖，但事实上其风格与李唐马夏都不一样。
学问方面亦然。中原和南唐的学问一起构筑了宋代学问的根柢。中原郭忠恕，南唐徐铉、徐锴兄弟，皆为文字学问方面的专家。郭忠恕的《汗简》，把五代尚存的唐代以来的学问传到了宋代。而二徐兄弟的学问则对后世产生了更大影响，二人都精通文字学。《说文》能流传到今天可以说是二徐之功劳。可以说，二徐在中古和近世文化之间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综上，宋朝的文化是由蜀地文化、中原及南唐文化两部分发展而来。
五代浙江的佛教文化特别发达。吴越王钱俶制造的八万四千座镀金铜塔，举世闻名，现在中国还收藏有此类遗物，日本京都博物馆也可以见到。这一时期，由于本国的天台宗佛经已经残缺，吴越王还曾派使者出使日本进行搜集。此外，印刷术也在吴越得到了应用。最近西湖的雷峰塔倒塌，从中出土了钱氏时代用细字印刷的佛经。
上述就是整个五代时期的文化概观，宋初的文化正是在此之上继承发展的。
宋初文化特征——继承五代文化与企图复兴贵族文化
如前所述，宋初文化基本延续自五代末年，主要延续了中原、南唐及蜀地文化。五代以来的学者、艺术家均来自南北各地。宋朝太宗、真宗都倾向于复兴唐朝贵族文化，但仁宗以后逐渐违背了这种目的。总体来说，朝廷的工作显示出了保留和继承唐代文化的倾向。
就经学来说，唐代出现的《五经正义》，是为解释“注”的内容。宋时，孙奭与邢昺等补充了剩余的“五经”以外的部分。其中《论语》《尔雅》的注疏由邢昺完成，《孟子》的注疏由孙奭完成。诗歌方面，唐末李商隐（义山）的诗十分流行，此种风格一直延续到宋初，称为“西昆体”。以上都是宋初文化承袭唐文化的例证。
此外，宋朝还编纂了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大部头丛书，有百科辞典《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册府元龟》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平御览》是六朝到唐代各种类书的集大成者，是单纯的百科辞典；《太平广记》分门别类搜集了过去的各种小说；《文苑英华》是六朝以后，主要是唐代的诗文总集，既有实用性文章，又有美文；《册府元龟》是历史方面的类书，将历代天子事迹，分类编册，目的是方便后人查阅。这些编纂工作从唐代已经开始，在唐代诸多类书的基础上，宋代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对艺术也做了大量整理工作。太宗时问世的《淳化法帖》是对南唐李后主法帖的增补，它主要收录王羲之父子的作品，并汇总印制了前后时代的作品。此帖印行后历久而不衰，在书法界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这一时期朝廷还创建了画院，集中了许多中原和蜀地的优秀画家，他们亦被称为“画院待诏”。这些画院待诏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作品，比如燕文贵的山水画，王齐翰的人物画，赵昌的花鸟画等。有实力的绘画大家基本都是画院成员。
印刷术在宋初也有了很大进步，《大藏经》就是在这一时期印刷的。《大藏经》的制版工作是在印刷术使用较早的蜀地完成，然后运到宋都汴京印刷。整个印刷过程，始于太祖开宝年间，一直到太宗时代才完成。本以为此版《大藏经》不存于世，但几年前日本南禅寺意外发现了一册，是开宝七年（974年）的版本。最近又有一册从中国传入日本。后来，国子监陆续印刷了《五经正义》等不少书，但现存的《五经正义》只有南宋的重刻版，并非当时的版本。历史书的印刷也多了起来，英宗时尤其多，这类书多出自蜀地，所谓“眉山版”，即在蜀地眉山印刷而成。另外，这时还重刻了当时罕见的南北朝“七史”，与之后五代的“十七史”凑齐为一整套。
宋初的太平之世里，天子有了空闲，便开始研究学问和思想。因此，在宋初就开始引入佛教。太宗以后，从印度请来三藏，设立译经院，并让印度来的法天、法贤、施护三位高僧像唐代高僧玄奘一样翻译佛经。学习梵文的重要工具书《景祐天竺字源》于此时问世。这本书在中国已失传，但日本的博物馆还保存着其抄写本。此时中国本土僧人的著述也非常多。早在五代时期，吴越国所在的浙江的佛教文化就很兴盛，僧侣具有相当势力。当时，有一个博学的赞宁和尚从浙江来到汴京，曾编写《续高僧传》，其后又撰写了许多其他僧侣的传记。这些书至今仍存，是研究佛教的重要史料。五代时期还有一个叫义楚的和尚编纂了《释氏六帖》，是模仿白居易的《白式六帖》而成，这是一部佛教知识的类书，中国已无存，日本东福寺收藏有宋版《释氏六贴》。总之，宋初编纂了许多关于佛教的图书。之所以如此看重佛教，据说是因为过去五代时期，周世宗灭佛，但最后英年早逝。因此，宋太宗等迷信佛教，特别注意安抚佛教。周世宗排斥佛教的原因很多。当时财政困难，人民穷困，只能销毁奢侈的宗教设施。相较之下，宋太宗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且经济逐渐恢复，因而佛教得以兴隆。
仁宗、英宗时代的文化——新文化的成熟期
太祖、太宗、真宗时代付出了很多努力以复兴唐代贵族文化，但要想把已经衰微的贵族复兴到之前的地步是不可能的。虽然宰相、大官之家也有延续两三代的，但几乎没有像唐代宰相世系表中见到的一个家族连续几十年出仕的现象。因而，在太宗、真宗之后的仁宗、英宗执政的五十余年，宋朝文化的成熟期，唐代的贵族文化至此也寿终正寝了。不过，自唐中期开始就呈现出萌芽状态的新文化已经成熟，从各个方面均有所表现。
经学方面也是如此。像过去的《五经正义》那样为前代学者的“注”加上“疏”，重视传统学说的风气在这时已经意义不大。从中唐以来，更多的是对传统学说采取审视态度，在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注释。当时的学者欧阳修就常提出疑问。欧阳修不认同前人对《易》《春秋》的注解，自己根据原文加上自己的见解。王安石也对《易》《周礼》等提出了新的观点，并从政治角度重新注释经书。甚至政治上的守旧派司马光也对《孟子》存疑，著有《疑孟》一书。
而欧阳修所倡导的古文对宋朝的学问、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欧阳修的门人曾巩，以及王安石、三苏（苏洵、苏轼、苏辙）都积极支持欧阳修倡导的古文。当然，这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之后的事。他们主张，写文章不用四六体，不重视对句，要采用散文体进行书写。欧阳修倡导古文的时间是仁宗庆历年间。自此之后，兴起的古文派一改历来的文体，诗文风格发生了深刻变化。欧阳修、梅圣俞、王安石与苏轼及其弟子黄庭坚，都更推崇李杜诗风；“西昆体”也就此受到冷落。总之，比起语言，更注重文章的思想性。
书法艺术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时，逐渐形成了书法四大名家，即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他们改变了以往的书法风格，开创了宋代书法新气象。即脱离唐代柳公权、五代杨凝式以来的风格，复兴王羲之的风格。苏、黄、米都专注于转变这一风格。另外，绘画风格也有所转变。宋初的画院派注重写生、画风细腻优雅的御用画家的常态，米芾改变了为鉴赏而作画的观念，主张作画并非写生，应表达画家的精神，因而他更推崇董源的画风。
佛教方面，中国式的佛教出现了，即儒教化的佛教。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擅长诗文写作的僧人，如禅宗的契嵩（明教大师）、慧洪觉范（洪觉范），律宗的圆照等人。他们都有文集流传于世，诗文俱佳。尤其是契嵩，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崇。其文章观点虽攻击韩愈，但其文体风格却与韩愈一致；其推崇的教义也已儒教化，符合中国传统的风俗。当时，他们对天子自称是臣僧（过去，唐朝时期僧人自称沙门，沙门不拜君主，亦不对其称臣）。契嵩特别重视儒教中的孝，著有《孝论》。总之，这一时期佛教与中国的国民性进行了有效结合，一直延续至近代。之后，佛教还会与道教结合，但时间就更晚了。
综上所述，宋代的特色文化在真宗、仁宗、英宗时期已基本成型，出现了与唐朝贵族文化迥然不同的内容。
辽及西夏的文化
此时，宋朝的敌国也处于太平时代，契丹逐渐被中原文化同化。由于每年从宋获取了大量的钱财物资，契丹人的生活也开始富足起来，皇帝狩猎、钓鱼，到处玩乐。五代以来，音乐、戏剧为中原化了的夷狄所喜爱，因而不断发展。有的辽国皇帝甚至自己演戏。如辽兴宗让皇后扮演戏剧角色，皇后的父亲向他进谏不要与臣子一同演戏。兴宗因此大怒，打伤了岳父的脸。兴宗虽然是个横暴之君，但具有一定的艺术才干，擅长画鸟。他还赠送自己的画作给宋仁宗，仁宗也以自己的书法作品回赠。此外，辽国在中国北部、东北、蒙古地区建造了很多辽式佛塔。一些塔的碑文上记载了建造开支，可以看出耗资非常大，虽然这些费用大都来自宋朝的岁币。
辽国的佛教也很昌盛，最突出的例子是刻完了“房山石经”。房山在北京西南，距北京约二十日本里[1]。雕刻“房山石经”始于隋末唐初的僧人静琬，唐玄宗时因为安禄山之乱曾一度中止。辽代延续了刻碑计划，并最终完成。经文被刻在大约一万块石板上，然后保存在七个山洞里。当时契丹的《大藏经》应该已完成编纂，但不确定最终是否刻到了石板上。兴宗之前的皇帝辽圣宗，即宋朝真宗时，契丹与宋发生了澶渊之役，但自那以后两国未再开战。圣宗享国长久，是少有的文武兼备的夷狄君主。他会写中原的诗文，武艺也高强。在这样的太平时代里，辽国皇帝常举办盛宴，君臣同饮，载歌载舞，甚至让皇后弹琵琶助兴。宋辽长期和平共处，使中原文化得到长足发展，这是中国各代少有的时机。虽然新兴的西夏给宋朝制造了一些麻烦，但西夏也受到宋、辽文化的影响，着手创造本国文字，翻译佛经成西夏语。今甘肃武威的西夏文石碑，其经文传到了德、法各国，辞书传到了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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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所记刘休宾降魏的经过多有不确，参见《魏书》卷四十三《刘休宾传》。——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