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崩后，继位的是其子真宗，随后是仁宗。而仁宗没有子嗣，改由旁系的英宗继位。此三代是北宋最太平的时代。这期间并非没有敌国外患，如契丹和西夏，不过大体上仍是太平之世。
太宗末年以后防御辽寇的策略
这一时期，与契丹的关系最为重要。真宗时代，北宋与契丹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有鉴于对辽战争的失败，太宗晚年便开始研究御辽策略，因此出现了一批擅长防御的名将。其中功绩最著的何承矩成功实施了屯田政策，即军队利用地势建设防御设施，并屯田种植粮食，主要依靠当地土地解决士兵补给，不用远道运粮。之前讲到，过去渤海湾延伸进北京和保定之间的遗迹，形成了一片长长的水洼。利用这片水洼来防御契丹实为上策，因为契丹主要是骑兵。除了这片天然水域之外，还在各处筑坝筑堤，使水洼之间互相连通，形成了一道防御工事，同时也可以利用水洼灌溉屯田。而在其西边与太行山脉之间的平地则由精兵防守。这一策略不仅在军事防御上取得了成功，而且种出了北方所不产的水稻，还产出了马蔺等水草和各种贝类，也为人民带来了诸多裨益。军队开垦土地，首先了解了地理情况，其次在北方培养了众多勇健的士兵。现在看来，此法实在是高明之举。当时尽管偶有契丹入侵，但都被轻易打退。
澶渊之战与寇準的相业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再次入寇（此时辽国已改国号为“大契丹”，当时当地的碑文中也刻有“大契丹”字样）。辽萧太后与耶律隆运亲率大军深入宋境，通过今直隶一带南下，突破层层防线，到了澶州附近。在此，宋朝与契丹恢复和睦，订立了澶渊之盟。这个盟约对宋朝而言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当时，宋朝的宰相是寇準，职务是同平章事（事实上的宰相职位）兼枢密使（军事长官）。寇準对契丹入寇的情报毫不惊讶，力劝真宗亲征。其他宰相对此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主要的反对者有参知政事（同平章事的次官）王钦若、同佥（枢密使的次官）陈尧叟。王钦若主张逃往金陵，陈尧叟建言逃往蜀地。由于王钦若很会讨好皇帝，所以寇準先把他逐出京城做地方官，然后才敦促真宗离开汴京亲征。尽管蒙尘论还是有相当势力，但当时的大将都赞成寇準的主张，所以一路前进到澶州。黄河从澶州城中央穿过，将其分为南北两座城池。契丹军到达北城后，从三面将其围困起来。幸运的是，宋军射杀了契丹名将，振作了士气，而宋真宗又御驾亲征到了南城。寇準力劝皇帝趁此良机进入北城。当宋军士兵见到黄龙旗飘扬在城中后，顿时大喜过望，勇气倍增。契丹见此情景，灰心丧气，越发倾向和谈。宋朝派遣曹利用出使契丹。此时，为了安定人心，寇準大胆谋划，在大战之前与同僚把酒言欢，谈笑自若。和谈中，契丹希望宋朝归还周世宗收复的土地；宋朝主张，契丹若要土地，就只能一战，若每年要些金帛，则可以答应。寇準的态度非常强硬，要求契丹对宋称臣，以洗刷五代的耻辱。他认为，如果使契丹称臣，夺回石晋时期丢失的土地，则可保百年和平，不然，几十年后将再生祸端。但宋真宗内心软弱，觉得几十年后还不知道情形如何呢，所以只顾眼前的姑息苟且。真宗左右的小人也进谗言，称寇準之所以坚持主战，是因为战争持续下去，他就可以一直当宰相。不得已，寇準只能采纳支付岁币的折中方案，再次派曹利用为使议和。根据真宗的意见，可以支出岁币合计银绢百万两匹，但寇準威胁曹利用说，若超过三十万两匹就斩了你。于是，曹利用带着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作为岁币送给了契丹，同时，以宋真宗为兄，契丹皇帝为弟，双方签订了平等条约。至此，两国缔结和平，重开贸易，恢复通商，人民终于放了心，但是这个和平花了大价钱。
寇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是适合在时局艰难之际处理棘手问题的适当人选。他平素处事果决，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令那些官僚气十足的官员头痛的人。他平生最得意之事是迫使契丹退兵。在选用人才方面，他特别喜欢录用做事踏实的贫寒官吏。虽然当时贵族政治早已终结，但遗风犹存，贫寒之士不被起用仍很普遍。寇準打破了这种做法，认为墨守成规旧例是普通官吏做的事，身为宰相这样做是不行的。
真宗的封禅及其影响
寇準罢相是由于王钦若采取了巧妙的手段构陷所致。当时，真宗看重寇準，视其为功臣，因此，王钦若将寇準看作眼中钉。一次，他对真宗说：“陛下尊敬寇準，是因为他是社稷元勋之故吗？”真宗说：“然也。”王钦若说：“陛下难道不认为澶渊之盟是莫大之耻吗？”真宗惊问何故。王钦若答道：“城下之盟在春秋时代是耻辱，澶渊之役就是城下之盟。陛下知道博弈吗？博弈中要输掉的一方会打出手中最后一张牌以挽回败局，这叫‘孤注’。寇準就是把陛下当作孤注啊！”真宗听信其言，因此对寇準深感不快，不久就罢免了寇準的宰相之位。之后，真宗与王钦若商量怎样洗雪城下之盟的耻辱。王钦若先抓住真宗的弱点说：“最好发动战争夺回被契丹占领的土地。”真宗果然不悦：“好不容易才换来的和平，若再起战争只会劳民伤财。”王钦若顺势而言：“如此，不妨建立一番大功业夸示外国，如去泰山封禅。”
封禅不只是举行一场大型祭祀就可以完成，而与真宗之后的财政及其他事情有很大关联，还需要以此谋生的方士。本来，真宗的封禅是在王钦若的劝说下才进行的，但真宗很在意别人的好恶评价，最初对封禅很踌躇，只是出于自我安慰才同意。王钦若对真宗说：“行封禅必须要有天瑞。但天瑞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因此自古以来都是人为制造，是圣人欺骗人民的把戏。陛下难道相信古人得到河图洛书是事实吗？其实都是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用不可思议之事愚弄人民罢了。”虽然真宗是个天性善良的人，但听了之后，也就觉得封禅理所当然。当时有个宰相叫王旦，是个正直的人，不赞成这样做。王钦若便跟王旦说，封禅是真宗本人的意思。王旦听了没有表态是否同意。于是，真宗决定亲自出面收买王旦。一天，真宗叫王旦一起饮酒。辞别时，真宗特地赐酒给他，说这是一坛佳酿，你带回去和家里人一同喝吧。等回家一看，才发现那是一坛珍珠。从此，王旦就不再表示反对，封禅也一步步得到实施。某天夜里，真宗做了一个梦，说是梦中天书降临，传达了一份启示，命他尽快筹备祭典。这其实是王钦若玩的伎俩。不久，又传言“天书”降临在京城的城门上。打开一看，书中写的是保佑宋朝的话。由此，真宗开始着手筹备泰山封禅大典。其时大加反对的是《孟子正义疏》的作者孙奭。他认为自古都说“天何言哉”，根本没有天书降临的道理。这时，契丹也听到真宗封禅之事，便提出每年除岁币之外还要借贷一些钱帛。王旦用计巧妙地处理了此事，答应借给契丹银、绢各三万两匹，作为补偿从来年岁币中扣除相应份额。然而，第二年的岁币却并未扣除这部分，依然如数付给契丹。本来契丹想趁着宋朝支出庞大之时为难一下，结果宋朝根本不为这点钱犯愁。
只要进行封禅，朝中就会冒出“天书”，人民也会见到各色“天瑞”。各地纷纷呈献灵芝、嘉禾、瑞木，光是献上的灵芝甚至多达八千株。为了供奉这些祥瑞，必须营建堂宫，大兴土木，还要建造供道士作法的宫观，特别在中央建了一座用于存放“天书”的大宫观。王钦若对此非常得意，皇帝赏识的丁谓等人也跟着起哄。由于宫观建得实在太多了，皇帝近臣中也有人进谏劝阻。丁谓告诉皇帝，以没有皇嗣、向天祈福为由挡住了这些谏言。
当时，在这一动机驱使下，宋朝做了种种无用的工作，导致真宗朝官吏人数增加，俸禄支出增长，每年的财政开支膨胀。总之，在王钦若等人的策动下，原本正直的皇帝将与契丹的盟约视为失败而深感不快，同时，他们教唆皇帝采取这种逃避不快的手段来自欺欺人。皇帝原本是个好人，晚年很反感与道士交往过密的王钦若等人，因此将他罢官，重新任命寇準为相。王旦虽不如寇準性格刚直，但也是正人君子，因此力劝寇準出山。寇準复出后，由于有失态之举，在最后的宰相任期内并无多少成绩。当寇準再次拜相时，丁谓已身居参知政事。一次宴会上，为了讨好寇準，丁谓帮他梳理被汤汁弄脏的胡子。寇準嘲弄道：“堂堂参知政事竟要为宰相溜须吗？”说完，便大笑起来。丁谓怀恨在心，从此结下了仇。
宰相权力缩小与君主把握全权
虽然大体同处宰相之位，宋朝相较于唐朝出现了很大变化。在唐代，宰相自信和天子一样，都是贵族出身，因而当自己是代天子执掌天下之政，而天子也从不把宰相当作仆人，更多是以友相待。所以，在此种条件下，宰相都是依据自己判断行事，不必特别取悦天子。这种贵族政治已于五代彻底废止，而宋朝认定人臣擅权是乱国的本源，因而从制度上人臣就无法专权。在唐朝制度中，尚书令才是最初的真宰相。但实际上从唐代起，已经不再任命此官职，宋朝也一样。中书令原是天子的秘书长，却跻身宰相之列，而门下省的侍中本负责审议中书省制定的方案。中书令和侍中可以说相当于真宰相，但实际上由比二者级别更低的官员处理宰相的事务，即同平章事。从唐朝到宋朝，一直都是如此。同平章事原为见习宰相，但却是真正的宰相。宋时，为了防止其专权，在其下设置了参知政事一职。太祖虽重用赵普为相，但由于赵普是个阴谋家，不能大意。为了牵制他，便设立了参知政事，又名参政或执政，虽无宰相之名，却与宰相并称为“宰执”。这是中国近世时代理想独裁政治的开始。与唐朝宰相一样，宋朝宰相也背负着辅佐天子的责任，但宰相和参政都没有全权，而纵观整个朝野都没有官吏能掌握全权。
宋朝兵权掌握在枢密使手中。以前，兵权都是交由皇帝身边的亲信统管，方便随时调拨。因而宦官把持了唐朝的兵权，有时甚至能决定天子的废立。推翻这一制度的是朱全忠，他将宦官悉数诛杀，并任命士人担任枢密使，掌握了兵马的全权。到了宋朝，枢密使下设副使，其权力又被分割，而宰相完全没有兵权。这样，君主一人独揽政事、军事全权，人臣不可代天子行使权力，这便是宋初政治制度建立的方式。
宰相风格的变化
实际上，越来越多成为宰相之人，逐渐从唐代风格的宰相转变为宋代风格的宰相。寇準还像唐代宰相一样，有着以一己之身承担全部责任的觉悟。太宗朝的吕蒙正、真宗朝的李沆仍有唐代宰相的遗风。宋代风格的宰相从王旦开始。可以说，他是与宋朝制度相适应的第一个宰相。他人品好，行事谨慎，不过问自己职权之外的事务，具有勤勉于本职工作的作风。而真宗罢免寇準时，理由是他擅自向某人许诺官职，这是侵犯天子大权的行为。因此，王旦代替寇準就任宰相时，真宗特别提醒他在这方面要谨慎。王旦素来谨小慎微，只在权限内行使职权，办事公正。一开始他并不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是在听取别人的意见后，对可以实行的意见表示赞成。虽然在封禅一事中被天子收买，但他并非凡事都逢迎天子之人。因此，真宗很尊重王旦的意见。曾经有一个受真宗宠信的宦官临死前要求加封节度使，王旦不同意，认为没有先例。真宗说，这个宦官快要病死了，临死之前封个节度使只是让他高兴一下而已，希望可以破例一次。王旦依然不应允，说若今天让他做节度使，明天就又会有人要求升迁枢密使。虽然天子主张打破先例，王旦没有选择听从。一个谨慎之人在坚持正确主张时，往往以先例作为挡箭牌。这样，有无先例就成为他在政治上的重要原则，即宰相的责任是遵循先例行事。
王旦属于宋代标准的宰相，而其后的王钦若、丁谓之流，不但一味迎合天子的意思，有时还会不顾天子好恶，欺骗天子，将其引入歧途。真宗晚年时中风，由皇后听政。这时，丁谓之辈就想尽一切办法挑唆皇后将寇準流放至偏远之地，甚至在途中假传天子之命想迫使寇準自尽。所幸寇準并没有遵从这道模棱两可的命令，称不见敕书绝不从命。而真宗的皇后也不愧女中英杰，虽然起初丁谓等人耍阴谋蒙蔽了皇后，但不久丁谓也触怒了皇后而遭到流放。自太宗朝到真宗朝，宋朝的政治制度基本确定，宋代的独特风气也逐渐形成。这段时期里，过去唐代的宰相风范消失了，新时代的官吏之风开始兴起。到了之后的仁宗时代，又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士人风格，并由此开辟了宋朝新的篇章。总之，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天子与宰相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的过渡期。
刘太后垂帘听政，新士风的代表——范仲淹
仁宗初年，执政的是真宗的皇后刘太后。刘太后只是仁宗的嫡母，而非生母。宋朝有过多次太后垂帘听政，刘太后是第一次。太后精心养育了并非其亲生子的仁宗，以致仁宗最初都不知道自己还有生母。刘太后聪明过人，传说她罢黜丁谓后想重新召回寇準，可惜寇準已经去世了。
从仁宗初年开始，范仲淹便在士人中崭露锋芒。范仲淹可谓宋代士人新风气的开创者，他常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当时是最具人格魅力的人格论者。他认为，当官不能只为糊口，应该以其所倡导的“先忧后乐”的气节自励。聚集在范仲淹周围的人大多受到此种气节影响，从而形成了宋代的士人风气。宋代政治家中君子比较多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力量之故。唐代的宰相喜欢强调自己出生于世家望族，而范仲淹却从不考虑家世。他主张士人在世，必须立足于个人与天下全体的关系之上，不在乎家世门第，而要考虑完善个人的人格。这是唐宋士人的不同之处。后世宋代士人倡言“为万世开太平”，充分展现了个人立世当为天下国家、千秋万代计的宏大气魄。虽然范仲淹在官场生涯中没有一天可以安逸度日，但无论何时从不轻易言退，所以一生充满了曲折。仁宗初年，当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爆发冲突而被罢免时，很多人纷纷声援范仲淹，甚至以与范仲淹一同罢官为荣。后来的朋党争议正是起源于此。
仁宗朝的财政状况
仁宗初年，宋朝取得天下后已经度过了四十多年太平时期，政治及其他方面也逐渐产生一种惯性。无论何时，在国家的开创期，开销都很大，天子和官吏都很节俭；最终平定乱世后，花费减少，就进入了财政富有结余的时期。真宗朝正是宋朝财政出现余裕的时期，没有连年战乱，人民生活太平安定。一方面是因为太祖和太宗时代，富裕的蜀、南唐、湖南、湖北、广东等地被纳入版图，国家收入激增；另一方面，此时军队不多，冗官也少，佛教和道教不太兴盛，人民生活也不流于奢侈，都比较富足。这便是真宗初年的状态。真宗不仅用财富收买了契丹，还为了展示自己的财富进行封禅等活动。富裕的结果，是出现了真宗这个花钱玩政治的人。随着官吏和军人数量的增加、天子对亲王和大臣恩赏的增加、寺院的僧侣和宫观的道士增加，以及每年向契丹交纳的岁币，积累的财富逐渐被消耗一空。到仁宗初年，虽然表面太平，但实际上朝政已经很困难了。
按照原来的宋朝军队制度，所有的军队都要集中在中央手里，地方没有兵权。且士兵一生都要入兵籍，无用之兵就越来越多。最初只有六十万兵员，到仁宗初年已达百万之众。此外，从真宗封禅以来，祭祀之处越来越多。不单是宗教祭祀，给天子和皇太后的节庆贺礼也增加了。仁宗初年费用支出的项目非常多，因此开始注意节俭。在每年的祝祭庆典中，大型的道士祭祀活动从四十九次减少到二十次，第二等的祭祀活动由两千四百次减少到五百次，由此减少了部分费用支出。但是，这时防御西夏的军事费用又成了一道难题。因为过去的二十年里的军费支出都是固定数额，没有变化，可一旦出现战事就不够开支了。
北宋在百姓富裕后实行了更加严格的征税方式——和籴，即在粮食收获前，由官府和人民协议，按照议定的价格提前收购粮食。实际上，只是以“和”的名义从农民那里预支粮食。另外，也开始实行绢丝的“和买”政策，即在蚕没有长成前，官府和蚕农协商定价，之后由官府收购蚕丝，表面上是官府收买，实际上是官吏私自购买。由此导致物价持续上涨，人民生活就愈加困难。据此可见，虽然仁宗时期宋朝表面上太平，但内部的贫困非常严重。恰在此时，又发生了西夏事件，宋朝受到巨大打击。不过好在契丹对每年从宋朝得到足够的岁币感到满足，国内也富裕了，因而不再妄起战端。所以，当时只有作为新兴国家的西夏给宋朝的外交关系带来了麻烦。
西夏的崛起
西夏是党项族，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居住在介于新疆突厥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甘肃西北。西夏兴起时被称作拓跋部，实际上并不确定是否与北魏拓跋氏同源同种。唐末黄巢之乱中，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因平定所在地方的叛乱有功，而被唐朝赐姓李。五代之际，中原群雄割据，西夏与中原的往来没有留下记载。宋太宗时期，首领李继捧率一族之人入朝归附，将其土地全部献给宋朝，并提出自己也定居汴京。但是，李继捧的堂弟李继迁反对向宋朝纳土称臣，就带着祖先遗像逃回了自己的部落，谋求独立。这便是西夏与宋朝关系的开端。宋太宗因此讨伐李继迁，李继迁只得投降契丹，受封官职，与契丹结为婚姻。由于远离宋朝，其统治的地方逐渐安定下来，李继迁开始考虑恢复与宋朝的往来。游牧部落酋长一旦势力强盛，便追求奢侈的生活。为获得绢及其他特产，李继迁意图向宋入贡，宋朝则以称臣为许可条件。双方约定，李继迁对宋称臣，宋朝赐其姓名为“赵保吉”。赵为国姓。但西夏人仍在宋朝边境寇钞掳掠，即使酋长已经入贡，却不禁止部民掠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仁宗时期。
这时，西夏出现了一位空前绝后的豪杰，即赵保吉之孙——赵元昊。他虽年少却已继承了父辈的大业。他的父亲还在世时，他就不满于向宋称臣献礼，劝父亲背叛宋朝。但其父认为三十年来能锦衣玉食、安享荣华都是宋朝的恩惠，便没有答应。赵元昊说，身穿毛皮、放牧牛羊才是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有必要穿丝绸吗？英雄当成王霸之业，不能屈身于几匹丝绸。他继位之后，便开始整顿兵备，建立官制，创办翻译学校，常在狩猎时组织军队演习，与部下一同喝酒吃肉，人缘很好。党项东侵宋朝，西击回鹘，扩大地盘，并建国都，定年号，养兵五十万，又创造自己的文字书写国书。所谓的西夏文字一直保存至今，形状类似隶书。由此，党项已具备了一个国家的大体框架。其统治范围主要在黄河上游，这里的土地都是黄河泥沙冲击形成的沃土。由于黄河流经山西、陕西，往下是陡坡，下游经常暴发洪水；而包头一带的水流却非常平缓，一点也没有泛滥，上游流下来的泥沙堆积在这里。自古以来就认为黄河造福西夏，祸害宋朝。宋都汴京就位于黄河泛滥的中心地带。上游的这片沃土至今仍然沟渠纵横，只要治水得力，即使地处北方仍盛产大米，据此足以立国。西夏建国时，宋朝国势和平，但社会发展趋于停滞。由于读书人数量多，考试落第的人也多，很多愤愤不平之人投靠外国，屡屡损害宋朝利益来发泄不满。赵元昊时期有很多加入西夏之人，他们教元昊建立制度，向他通报宋朝的内情，传授入侵宋朝的捷径。由于有这些人做参谋，赵元昊终于举起叛旗。
宋朝讨伐西夏及媾和
此时，宋朝保持与契丹的和平，全力防御西夏。发起防御之战的都是宋朝的名人，起初有范雍、夏竦，随后有范仲淹、韩琦等人。其中，前两人在朝中人缘不佳，被视作小人，而后两人则被赞为君子，乃有宋一代名臣。但不论是小人还是君子，对付西夏都失败了。有君子之称的两人在处理西夏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韩琦是积极的主战论者，主张只有在胜利的基础上才能赢得和平；范仲淹则认为宋朝承平四十余年，兵不习战，力主防守，反对贸然进攻，他抓紧训练军队，以求平安无事。这几人原来并非武将，实际上却在谋划军事工作。当时的情形如范仲淹所说，武官都是积累年功论资排辈提拔上来的，完全是兵卒出身，或来自外戚世家。这些人一直是文盲居多，没有当文官的资格。所以，将领不懂作战方法，士兵没有良好的训练，只是当兵吃粮而已。韩琦与范仲淹意见不一。宋仁宗一开始倾向主战，决定采用一战制胜的韩琦方案，结果招致大败。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就宋朝方面来说毫无胜算，对于西夏来说也不是上策。宋朝不管是经济还是人口都是西夏的数百倍，西夏虽取胜却无法给予北宋致命打击，反倒因为战争中断了贸易往来，连衣服都涨价了。于是，元昊最早提出和解的建议，宋朝也希望这样。当时，宋朝有人认为可在南郊大礼时给西夏发出停战诏书。由此，双方开始和平对话。此时，从把西夏作为臣属的契丹那里传来了将要帮助宋朝讨伐西夏的消息。就这样，多方因素促成了宋、西夏两国达成和议：西夏不用宋朝年号，不对宋称臣，与宋朝为父子关系，信函不采用上表的形式，而采用“男，上书父大宋皇帝”的格式；作为和谈条件，宋朝每年要送给西夏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后来，西夏对宋称臣，作为让步，宋朝合计给西夏银绮茶绢二十五万五千两匹斤，以增进和睦。
契丹渝盟与富弼出使
看到宋朝送给西夏如此大礼，一旁的契丹自然是按捺不住了。契丹在宋夏战争中看到了宋朝的不少弱点，想讹诈一下宋朝。而北宋派到契丹的谈判使臣是富弼。富弼聪明出众，深知契丹的弱点，被称为派往国外的古今使臣中的模范。我总结一下其中的原因。当时，契丹提出归还周世宗从契丹收复的土地，宋朝在给西夏岁币后也意识到契丹要增加岁币。富弼出使的任务便是怎样巧妙处理这两件事。契丹皇帝声称宋朝强化边境防御违背了和平条约，如果宋朝不交出土地就诉诸武力。富弼巧妙地回答，维持两国间的和平对契丹君主是有利的。倘若发生战争，虽然有利契丹臣子，对契丹君主却是灾祸，因为君主必须承担全部的战争责任；只要双方和平交往，君主每年都可以得到宋朝的岁币，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只需将岁币分给臣子一部分就可以了。如果发动战争，虽然士兵可以侵略宋朝进行一番掠夺，君主却会折损众多人马，耗费大量财力，再也得不到宋朝的岁币。这样受到主要影响的是君主还是人民呢？结论自然不言而喻。至于提到的后周土地，那是石晋割让给契丹的，后周又用武力收复，这都是异朝之事，宋朝不对此负责。我们为什么不停止无谓的抱怨，维持和睦呢？在增加岁币的谈判中，契丹极力主张重订名分，要求宋朝在每年的文书中使用文字“献”。富弼说，宋为兄，契丹为弟，没有兄长献礼物给弟弟的说法。最终没有使用“献”，而是用“纳”。富弼本不愿增加契丹岁币，便没有接受一般使者应得的恩赏。
宋与西夏关系破裂
至此，宋与契丹的关系先告一段落，随后西夏又开始了侵略。西夏赵元昊在四十岁左右英年早逝，其子赵谅祚继位，是一位游牧民族的英雄。到了仁宗之后的英宗时期，宋与西夏的和平被打破。北宋一代的困境与其说来自契丹，不如说来自西夏。
新一代将领的代表狄青
仁宗和英宗时期，承平日久导致军队缺乏战斗力，对外战争很少取胜，唯一一次成功是镇压广西地区的动乱。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大将狄青，他是北宋时期从普通士兵成长起来的罕见名将。当时的士兵脸上都用墨刻上字，以防止士兵逃离兵籍。狄青是从士兵提拔上来的，所以脸上也有墨字。当他成为大将之后，皇帝想把他脸上的墨字消除掉。他说，自己能成为大将不是因为门第，而是从士兵一步步成长为将军，并为了激励部下考虑，不能消除墨字。从此开始，无数事实都证明，宋朝大将中出身外戚贵族的人能力不如从普通士兵提拔上来的将领。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后来，宋金之战中的岳飞、韩世忠都来自普通士兵。
朋党的出现，纲纪的废弛
在宋朝的内政方面，从范仲淹以名节自励，兴起有宋一代士大夫风气以来，具有意气和节操之人不断出现，向皇帝上表、与宰相相争而不介意被罢官之人也越来越多。这就是所谓的“朋党”。朋党视对方为小人，视己方为君子。总而言之，最初支持党派政治的是以范仲淹为中心而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这一时期的政治中，财政出现困难，纲纪败坏。朋党之人在自身的出处进退中重视名节，以自己的名节为贵，却无人能胜任国家之事。当时的政治议论中有很多是关于纲纪问题的，要求进行改革的论调很多。后来的英宗及神宗重用王安石进行改革，但却失败了。因此，很多人觉得像仁宗时代的政局一样太平无事可能更好。仁宗时代，表面上虽有不满意的地方，最终却能平安地度过。后来，有个叫刘琦的人为这个时代写了一首诗：“桑麻不扰岁频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昭陵就是仁宗的陵墓。这首写于王安石改革之后的诗歌，却是仁宗时代的写照。
英宗以旁系入嗣——濮议
仁宗没有子嗣，将哥哥的儿子过继为养子，他后来嗣位，就是英宗。在君主专制国家，直系断绝，旁系入嗣继位是国家衰微之兆。皇帝生活安逸势必不能长寿，就算长寿也可能无子。英宗继统正是宋朝衰微的征兆。仁宗虽然膝下无子，但又不知道会不会有儿子，因此一直未立太子。到其晚年，司马光为此事与他争执不下。仁宗无奈，便指定为人谨直的英宗为后嗣，但约定无论何时仁宗有了儿子，英宗的太子之位就要取消。因此，太子东宫一直空着，只放了点书而已。英宗继位之初，仁宗皇后垂帘听政。有段时间，英宗因为发烧而脾气不好，导致母子之间出现不和，在韩琦和欧阳修居间调停下才言归于好。之后，太后就将权力移交给了英宗。
由于英宗是旁系入嗣，引发了很多争议，即所谓“濮议”。英宗是仁宗的哥哥濮王之子，那么，英宗称呼仁宗为父亲还是叔叔就成了一个问题。若从血统上讲，应当称呼仁宗为叔叔而不是父亲，那么，仁宗的牌位就会移出历代宗庙中；若称仁宗为父，则会与生父断绝关系，与孝道不符。按照中国的家族制度，不可能同一代建两座宗庙。仁宗的哥哥濮王地位如何决定呢？这是一个引起很多争论的中国式继承问题。
真宗、仁宗、英宗三代是宋朝连续太平无事的时期，而以仁宗时期为中心。只是国家充满了惰性，虽然表面和平，但国家运行已不尽如人意，滋生出众多不满。到了改革势在必行之时，神宗便开始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