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兴起的历史意义
五代时期最显著的变化是契丹强盛并形成国家。大部分中国北方的夷狄种族是乘中原动乱之机兴起的。唐末兴起的有来自中国西北的李克用等人的沙陀部落（又称涿邪山、朱邪，唐初又称处月，都是音译过来的），他们进入唐朝内部活动。李克用虽是沙陀族人，却已汉化了，年轻时领受唐朝国姓，被列入了唐天子的宗谱，可能讲的是中原话，过着中原贵族式的生活。沙陀是进入中国内地比较活跃的夷狄。但契丹像匈奴一样，是在中国本部之外，保留了夷狄的风俗而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与沙陀不同。契丹与后来的金（女真）相比，它之前就与中原地区的人多少有些接触，不是完全没有受到中原习惯的影响。但它终究保留夷狄的风习建国，在中原地区附近兴起。继契丹之后，女真、蒙古兴起，征服了中国的大部分或全部地区。因此契丹的兴起在东方的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契丹的来历
契丹在历史中出现是在很久以前，从北魏时期就开始了，发祥地在东蒙古的中部。该地不仅有契丹一族，在兴安岭的左右即东西面繁衍生息的三个种族，从南到北是奚、契丹、室韦。奚是简称，本为厍莫奚（常被误写成库莫奚，宋本《魏书》写作厍莫奚）。中部契丹的所在地，是今天西辽河的源头西喇木伦和老哈两大河的交汇处，契丹的开辟传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该河以北的木叶山是契丹开辟传说的中心。此地以北是奚，以北是室韦。室韦位于遥远的北部，以黑龙江与兴安岭交叉的地区为中心，后来的蒙古族就出自室韦。这三个种族其实是同一种族的三个稍有不同的部类。
“契丹”这个名字从北魏时期就已出现了，它兴起的地方与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临近，是广漠的平野，没有高山可作为边境，所以过去契丹族和中国东北的靺鞨在边陲混居。《魏书》中提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勿吉”（唐代的靺鞨），而勿吉完全是女真族，后来变成了渤海国，再后来变成了金国。从《魏书》的《勿吉传》和《契丹传》来看，在这些边境地区，人民不知族属，土地没有主人，大家混杂居住。当然，当时每个地区都有各种部落，因为没有统一的史料，这是不可避免的。
唐朝初期高句丽灭亡，渤海国兴起，大体上统一了靺鞨族。当时契丹族虽还未建立国家，但事实上已不断向南扩张，并逐渐与奚联合，在唐朝武则天时期之后、渤海建国初期，从今天的辽西地区南下到直隶东部的朝阳地区，切断了渤海国与唐朝之间的交通线路。如此一来，渤海国要与唐朝交通，不得不顺鸭绿江而下，然后循辽东海岸出旅顺，从这里远渡山东，再向唐都长安行进。玄宗开元年间，崔忻出使渤海国，在旅顺的黄金山凿井，并刻石题记，该刻石今被收藏于日本皇宫的振天府。这是有关渤海国与唐朝交通的金石文，也证明了契丹在渤海和唐之间的发展。
契丹内部逐渐形成八个部落，这八个部落的酋长轮流担任可汗，统一管理契丹。旗和大鼓是可汗的标志，在轮到的部落间三年流转一次。最初契丹是很安定的，奚和契丹都与唐朝往来，酋长等人接受唐朝授予的官职，甚至还被授予李姓。如一个契丹的酋长被唐朝赐名李怀秀，在契丹叫做阻午可汗。
太祖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
在契丹太祖之前，轮流统治的最后一任可汗是钦德可汗（有时写作痕德堇可汗或匀德，显然是沿用土耳古族的名字），太祖耶律阿保机便出自他的部落。阿保机做了八部落中的一个酋长，后来接受旗鼓履行可汗的职务，但在该轮换的时候破坏了轮换制度，成为契丹的世袭君主。显然，这是吸收了中国人的智慧。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李克用向他献的计，那时李克用恰巧作为节度使治理与契丹接壤的内蒙古地区，与阿保机关系密切。某次酒宴之后将要告别时，阿保机问：“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可汗的身份见你，若我不是可汗了，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亲近吗？”李克用说：“我这个节度使终究是个官吏，依天子的命令轮换，但如果我不接受轮换的命令，也就不了了之。”阿保机果然听懂了，于是生起了打破轮换制度的想法，过了任期仍不移交旗鼓，其他七大部落怒而责之，不得已才交出来。但他在任期中招抚了很多汉人，并设立汉人的城镇。这些与契丹完全无关，是他任期内的事情，因此作为所谓他自己的善政被承认了。阿保机将这些城镇作为根据地，从中原输入武器，终于使诈杀掉了七个部落的酋长，征服了所有部落。阿保机的领地中有盐池，为其他部落供给食盐。因此他对其他部落的酋长说，你们应该一起带着礼物来我这里。在酋长们到齐催促宴会赶快开始时，埋伏起来的士兵杀死了他们。阿保机随后统一了其他七个部落，又吞并了奚族的五个部落，一下子成为大国。
这时契丹部落兴起的根据地是汉人的部落，因此太祖吸收汉文化时没有产生冲突。虽然契丹不是完全只靠本族风习兴起，但还是与彻底汉化后兴起的种族不同。然而《辽史》是根据辽国的材料写成，辽是在吸收汉文化后建立的，因此《太祖本纪》等处说钦德可汗死后，群臣奉其遗命要立太祖，太祖三让之后才依从，很像是直接延续了中原的方式。可是，看看中原的文献，就会发现钦德可汗在阿保机统一后仍在世。五代后梁初期契丹向后梁赠送土产的记录中，有耶律阿保机和前国王钦德可汗的赠礼。这是契丹统一两年以后的事了，当时钦德可汗依然在世。讲契丹的情况，仅仅根据《辽史》当然是不准确的，此外有《契丹国志》，但只靠它也弄不清，必须一并参考《辽史拾遗》《辽史拾遗补》。
后唐的庄宗、明宗与阿保机
太祖起初与李克用结为兄弟。李克用与梁太祖朱全忠关系恶化，想要借助阿保机的力量。但阿保机和李克用刚刚结拜，回去就接受了朱全忠的官爵。李克用名列唐朝宗谱，使用唐朝年号，以朱全忠为死敌，因此憎恨阿保机的背叛。据说，李克用临终时有三大遗恨，曾将三支箭交给儿子李存勗，留下遗言说：“梁是我的仇敌；燕王刘守光是我所立，却投靠朱全忠；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却接受我的仇敌梁的官爵，附属于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给你三支箭，万万不可忘记为父的遗志。”这段遗言收录在《新五代史·伶官传》的序中，是不是事实，连欧阳修都表示怀疑。据说庄宗把三支箭珍藏于太庙中，出征时放在锦囊中背在身后。最后庄宗洗雪了父亲的遗恨，击败了敌人，先后灭亡了燕王刘守光和后梁。灭燕之后，后唐与契丹接壤，多次与之战斗。庄宗亲自领兵出阵，契丹经常败北，很畏惧他。契丹的太祖虽也是开国之君，但其军事天才却不敌庄宗。契丹主要是骑兵，后唐主要是步兵。庄宗之后的明宗与契丹交战时，想出以步兵对抗东部蒙古骑兵的战术：让士兵们手持鹿角（带有枝丫的树枝之类）阻拦战马，同时将草点燃利用烟雾干扰敌方视线，乘机贴身近战。契丹装备不良，甲胄粗劣兵器不利，因而常常是后唐一方胜利。契丹虽是创业时期，气焰高涨，可在后唐庄宗、明宗时期，与中原作战从未占据过上风。
渤海的灭亡和东丹国，述律皇后的势力
契丹在中原方面未能得志，但这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得到发展：灭掉了渤海国，建立东丹国。阿保机自称天皇王，其妻述律为地皇后，以长子突欲为人皇王，并封他为东丹国王。整个中国东北都在东丹国王的统治之下，其领土延伸到今俄国沿海各州。不久，东丹国王就派使者前往日本。过去，渤海国历代都会向日本派遣使节。契丹灭渤海时得知此事，便派遣有过访日经验的裴璆出使日本。当时日本正值延喜年间，对于这位不是渤海国而是东丹国王的使节，日方揣摩他的来意。日方听说了渤海亡国的事情，与东丹国没有任何关系，尤其是这位使节之前作为渤海的使节来过日本，一身事二主，因此责备他寡廉鲜耻，将他赶了回来。
在这个过程中，辽太祖死了。太祖死后，大权全部归于地皇后述律氏。地皇后是女中豪杰，据说她对自己忌惮的不好对付的大臣说：“你们都是先帝亲近的人，应该去陪陪他。”把他们一个个地杀了。后来一个大臣说：“要说与先帝亲近，没人能与皇后相比，如果皇后跟随先帝，臣也乐意同往。”地皇后无言以对，停止了杀戮。较之长子人皇王，地皇后更喜欢次子耶律德光，便有意扶次子即位。她让两人骑马并辔而立，向臣下说：“我不偏爱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你们觉得谁适合做天子，就执谁的鞍辔。”明白太后用意的臣子们争着选择了弟弟，于是次子即位，就是太宗。人皇王长于中国的文学艺术，吟诗作文以排遣自己的苦闷，后来逃往后唐，被后唐赐名为“李赞华”，客居异乡。
契丹文字的制订，四楼制
契丹领土扩张的概况如上所述，同时其内部也做了一些调整。太祖最早制作出契丹文字，但今天确定是契丹文字而流传下来的只有寥寥五字。《燕北录》（收录于《说郛》）中的三通碑文就是契丹文字，这已经被明确了。其他还有朝鲜的李王职保存的一面镜子上的四字铭文，似乎也是契丹文字。契丹文字是取汉字之形来书写本国的语言，但不像日本利用汉字制作假名一样自由，手法远为笨拙。契丹字用起来与汉字意思相同，按契丹语发音，但多少改变了汉字的字形。在完全没有文字的国家开始创造文字，可谓是太祖的一件大功业。只不过有个疑问，这种文字究竟是完全靠契丹人的头脑创造的，还是在此前已有模板？在渤海国遗址中发现了不是汉字但不知是什么的文字，它在对宁古塔地区的发掘中和间岛[1]的西古城子也有发现。虽然没有关于渤海国制作文字的记录，但上述文字是确实存在的。考虑到契丹灭亡渤海国后不久太祖就制订了文字，人们不禁会想：太祖或者采用了渤海国的文字，或者受其启发而创造了新的文字。契丹语与蒙古语同属一种语系，与索伦语一样是东蒙古的方言。渤海语无疑是满语，不像单音节的汉语，而是与使用“つにをは”的日语同属一个语系。契丹文字后来演变成金国文字，长期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时间长达七百年，直到明朝末年为止。渤海国的情况现已无从知晓，但为绵延久远的蒙古、满洲文化奠定基础的，是契丹太祖。
契丹兴盛的根本之地是临潢，因地处潢水（西剌木伦河）沿岸而得名。临潢一直是首府，即使后来契丹壮大也依然如此。但是契丹人因为过着游牧的生活，所以每年到处移动。大体上四季要搬往四个地方，故而把帐幕称作“四楼”，契丹语叫“捺钵”，是地方或者都城的意思。临潢是四楼中的西楼，位于今天东蒙古巴林的游牧区，桑原博士曾在那里实地考察。
唐晋的内讧和太宗的南侵
契丹在中原扩张势力是在第二代皇帝太宗时期。由于中原内部发生了骚乱，契丹趁机而入。直到后唐明宗时期，契丹都未能入侵中原。但明宗死后爆发内乱，明宗的养子废掉了他的继承人而自立。这个养子与石敬瑭交恶，石敬瑭勾结契丹打败了这个养子。提出这个计策的，是石敬瑭的家臣中原人桑维翰。这是中国的卖国贼在历史上留下的著名事迹。桑维翰为石敬瑭起草向契丹的上表，以契丹为父，石敬瑭对契丹称臣，获得援军灭亡后唐，为此约定将燕云十六州给与契丹。当时石敬瑭的部下中就有人反对。出身夷狄、后来成为后汉高祖的刘知远表示：称臣还可以说是不得已，认父则太过分；如果要贿赂，就给大量的金帛，割与土地则会酿成后患。就这样，石敬瑭获得契丹的支援，灭亡后唐，成功当上天子。但后来契丹又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石敬瑭晚年身体非常虚弱，据说因此而死。
石敬瑭的继承人年纪虽轻，但身为天子，对契丹的蛮横霸道有几分不平，因此反对派得势。形成势力的独立派认为，尽管受到契丹的恩惠，后晋也没有处处讨好契丹的必要。因此，后晋停止向契丹称臣。此时后唐明宗的女婿赵延寿为向石晋报仇，挑动契丹讨伐后晋，战争因此爆发。结果，经过三年时间后晋的天子向契丹投降。然而如论如何，契丹降服后晋这样的弱国也花了三年时间。尽管有人劝太宗一举拿下整个后晋，但后来困难重重，未能实现，后晋军队并非想象的那般孱弱。当时中原的爱国热情高涨，士兵们英勇奋战，其所持的弓弩刀剑等兵器又非常锐利，经常使契丹骑兵遭遇挫折，而且后晋也有坚持抵抗的大将。这时桑维翰作为议和论者，又劝双方尽早议和，但独立派势头正盛，连天子都无法驾驭。天子被夹在中间，既不能停战，又没有亲征的决心，因此战争旷日持久，军费暴增。朝廷征用人民的财产，其间官吏恣行不法，这些成为后晋败北的原因，石晋最后灭亡。
后晋败北，契丹人进入中原，横暴之极，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这时，冯道准备为契丹做官，在他的劝谏下契丹提前撤军了。契丹大肆掠夺，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抢为止。由于中原的都城汴京暑气太烈，来自北方的契丹人不堪忍受，军队中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太宗亲自上奏请示太后。当时还在世的太宗之母述律氏也不赞成契丹人当中原的君主，以为中原是中原，契丹是契丹，没有统一中国的想法。太宗在返回家乡的归途中，病死在今直隶北部。因为夏天的缘故，其尸骸被掏空肠胃并进行盐渍处理后才运回去，谓之“帝羓”。
太宗死后，人皇王之子世宗继位，这是内乱的结果。为给父亲报仇，他监禁了祖母述律氏。世宗不想进入中原，因而中原地区获得一时的安宁。其间后汉刘知远自立，此人无功无德而即帝位，全靠时运。后汉政权仅历父子二代，延续四年而已。
周世宗的出现和契丹的衰落
契丹人极力破坏中原地区，但他们明白自己没有资格成为中原之主，于是只顾掠夺，从不做政治上的考虑，掠夺完后觉得待下去没有意义就撤退了。契丹的太宗，在入侵中原的“夷狄”君主中应该是最无能的一个了。他只是一味为患中原，没做过一件好事，大概是由于缺乏一个好的中原参谋的缘故。后汉灭亡后，代之而起的是后周，同时北汉在山西地区立国，它是由契丹扶植的。此时后周的天才君主周世宗出现了。北汉乘周太祖之丧讨伐世宗，反被击败。这样后周和辽边境相接，两国大动干戈。这是契丹世宗、穆宗两代的事情。从前契丹通过从中原抢回财富而富裕起来，但这反而成了祸患，上述两代君主耽于饮酒逸乐，国力没有发展。周世宗凭借新兴之势，夺回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中的六州。当初契丹人凭一时之势进行掠夺时，好似燎原之火，不可阻挡；但是国家基础薄弱，民族没有发展，因而只要中原出现英迈的君主，就很容易制止契丹。契丹过去能在中原得势，是由于中原内乱，内部有人接应。一旦中原出现后唐庄宗、周世宗这样的英主，契丹也无能为力。周世宗之后，宋太祖被将士们拥立为天子，这是五代最后一次由军队拥立皇帝，也是五代乱世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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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作者对引文理解有误。《三国志》卷一六载杜恕上疏：“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绅之儒，横加荣慕，搤腕抗论，以孙吴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修将率之事。”杜恕本意是批评当时的缙绅之儒喜欢谈兵，州郡牧守不恤民事而好作将帅，都不是安民之本。这里的“孙吴”指的是孙武、吴起，而不是当时“二贼”之一的江东吴国。——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