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朝延续到唐代的贵族政治是如何走向衰颓崩溃的？
温和的改革手段无效
贵族政治的弊害，早在贵族政治的时代，就被有力的君主和有识之士注意到了，出现了改革的议论。当然，中国的改革论向来以复古的主张为要点，针对贵族政治弊害的改革论也不例外。姑且不论三代，即便是在两汉时期，录用官吏时实行以人才为本位，不问门第阀阅的古老制度。但是，后来因为采用九品中正这样的门阀本位的选官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弊端。晋代刘毅曾上疏痛批九品中正制之非：“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条陈其八大弊害。另外，梁武帝任南齐丞相时，就已看出选官中的问题，贵族通过相互的婚姻关系，给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授予官职，弊害很大。登基后，他便废除中正制，选官中不再有贵贱之隔。
但当时改革的大环境还没有形成，从隋代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即一种考试制度。当然，仅此不能完全去除门阀主义的弊端。唐代门阀依然兴盛，如果不是出身门阀，就很难当上高官。唐太宗当然知道门阀主义制度之弊，他自身即出身门阀，从当时的政策看，并未实行完全排斥门阀的制度，但还是有通过科举来矫正门阀之弊的意味。
赋税制度也是如此。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因此唐以前就实行了均田制，防止豪族兼并。但是长期存在的门阀制度并不会因此急剧改变，唐代贵族政治依然得以延续。后来贵族政治崩溃了，与此同时唐王朝也倒台了。换句话说，门阀的没落并不是因为唐太宗的政策，而是由于其他原因自然发生的，彼时正当唐朝灭亡的时候。
除此之外，唐太宗还注意到了门阀控制军队的弊害。门阀一旦掌控军队，士兵便会成为他们的奴隶。所以，太宗实行的军队制度像是征兵制，带有兵农合一的理想。在这种制度下，军队可随时征募平时以耕种为业的农民为兵，一旦有事，就征募他们组成军队。这种制度也是为了对抗门阀制度而产生的。但是，门阀并未因此而倒台，它们是由于自然产生的其他原因倒台的。
如上所述，隋文帝、唐太宗这样知晓时弊的明君，想到贵族政治的不便，因而计划采用了上述种种政治改革的手段，但未取得多大的改革成效。相反，改革由于君主没有考虑到的原因，作为意外的结果出现了。这便是中古与近世之交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研究唐朝。
自然崩溃的原因
唐朝的崩溃即是贵族政治的崩溃，它起于唐朝军队的制度。不过，并不是起于太宗采用的府兵制，而是另有原因。府兵制衰败了，节度使即藩镇在地方拥有势力，不如数向朝廷交纳租税。武人的跋扈是贵族政治崩溃的原因。一开始，太宗设置府兵，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有事时征发农民入伍。但是，利用府兵有效地战斗，不是非凡的天才是做不到的。太宗自己是军事天才，其他天才的军人也很多，遇有征伐时，从百姓中直接征兵，曾经出征高句丽。但是，战乱小规模地出现，又要经常防备夷狄的侵扰，一旦如此，长期在军队生活的士兵自然有必要存在。因此，从盛唐时期就已经设置了节度使，一开始是为了防御夷狄，后来是为了平定内乱，节度使拥有地方兵马的全权。从安禄山之乱开始，这种制度渐渐固定下来了。安禄山本是夷狄出身，后来因为平定夷狄成为节度使；安禄山反叛，平定他的又非节度使不可。由于这次战乱持续了很长时间，节度使部下的士兵逐渐转为长期在伍的职业兵。府兵制也就被废除了。如果叛乱平定后马上废除节度使，也不会有大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自然地节度使在地方兼有兵力和财力。他们一拥有财力，地方向朝廷缴纳的租税就会减少。而且在注重临机处理军事等问题的情况下，任免部下的文武官员也完全出自节度使的意见。如此一来，地方的官吏、士兵几乎成了节度使的私臣。节度使死后，其部下也不愿让毫无关系的外人来统领他们，如果前任节度使的后代有能力，就会上奏申请让后代继任，如果没有后代或后代无能，就会上奏申请从部下中选择后任，在新的任命下达前这个后任叫做“留后”。因为留后已经行使权力，朝廷不得已只好承认。长此以往，朝廷的姑息政策越来越多，极端的情况是节度使占据大片地方，不向朝廷交纳租税，以至背叛朝廷而称帝。
上面说的是地方官兼有兵权、财权的过程。而战乱频仍，又使得权力逐渐下移，即到了实际做事的人手中，军队愈加跋扈。被军队拥立的节度使继任者，不是因为有实际能力，不过是出于军队的方便而被拥戴，威严并不能压服军队。所以，节度使继任者若不能让军队满意，就会遭到驱逐，甚至被杀害。到了唐末，军队非常傲慢，甚至视文官出身的节度使如同玩物。当时还有节度使与士兵杂坐饮酒，酒醉时拍着士兵的后背唱歌。统率者如果没有全权，就不能保证对军队的节制，所以统率者如果没有力量，部下得势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兵不出于门阀，门阀不当兵，士兵只是庶民的较低阶级，但他们得势了。总之，因为节度使制度，唐代的贵族政治从内部瓦解了，实权转移到了士兵即平民出身者手里。以上所说，是不管制度如何，事实上贵族政治行将崩溃的一种现象。
就这样，很多出自下层的人成为节度使；另一方面，不仅出自下层的节度使，即使是朝廷任命的，都渐渐失去了昔日在地方的统治能力。唐朝末期，节度使的数量虽然增多了，但是有较大势力的却减少了，这加剧了地方的分裂。如果有人拥有统一的实力，自然就能掌控广阔的地区；但因为统一的实力衰落，自然地方就更分裂了。一旦地方严重分裂，独立的地方很多，结果就是地方的费用必须比统一的时候增多，对士兵的支出也要增多，向中央缴纳的租税就愈来愈少，由三分之一降至四分之一，藩镇相当于完全在地方独立割据。士兵变得骄慢，骄兵在实战中往往不起作用。这种情况，是造成唐末动乱的原因。
第一次崩溃——庞勋之乱
云南地区有南诏国，曾附属于唐朝。它与安南接壤，安南受唐朝统辖，但南诏攻陷了安南，因此唐朝从徐州、泗州募集两千士兵讨伐。徐泗州地区人口过剩，有很多流浪者，曾是汉高祖的龙兴之地。这两千士兵中有八百人戍守桂州（今广西桂林），约定三年后换防，然而三年期满后不许士兵们还乡。三年之后又是三年，仍旧不许还乡。这些士兵有的本是募自徐州的盗匪，他们杀掉都将，推立粮料判官庞勋，一心回归故土，大肆掠夺。他们从广西出发，破坏摧残所经之处，前往淮南。沿途的节度使力量弱小，无力制止，让他们通过。来到淮南时，当地的节度使令狐绹非但不予征讨，还派遣使者前去慰抚。有部下向令狐绹进言，说不能允许这些乱兵通过，可令狐绹认为只要暴乱不在淮南发生就行，便放他们通过了。乱兵将要回到故乡的时候，朝廷下令讨伐他们。他们回乡本来只想看望妻子儿女，回乡后却被讨伐，索性破罐破摔，揭竿而起了，终于变成大乱。加上当地的土匪加入，大乱持续了两年。朝廷调遣了各地的节度使，但他们都兵力太弱，根本发动不了像样的征伐。依靠普通的节度使平定不了这场叛乱，结果唐朝借用夷狄的佣兵予以平定。新疆地区的蛮族沙陀部朱邪赤心出力较大，因功被朝廷赐李姓，改名李国昌。在注重门第的时代，很注重谱系。朱邪赤心既然被赐予李姓，就会以某人之子的身份列入唐朝天子的宗谱中。朝廷此举，相当于赐予他国姓。
总的来说，这次乱兵带来的骚动证明了唐朝统一力的废弛程度。唐末的节度使和日本幕末时期的大名一样没有势力（曾有诸侯放走了武田耕云斋）。但日本的大名，君民关系很好，而唐朝的节度使连士兵都控制不住。为何节度使对乱兵如此软弱呢？这是因为节度使出兵辖地以外讨伐时，其衣粮皆由中央政府提供，即便避战也能得到给养，可以说战争变成了生意。而乱兵无从获得给养，打到最后只能殊死抵抗，所以战斗力很强。如此一来，在漫长的归途中，他们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劫掠。只要出现机会，有些人就发动骚乱，把它当作劫掠的好时机，一起举事。这是唐懿宗时期发生的事情。
第二次崩溃——黄巢之乱
庞勋之乱是不得已发动的，而仅仅六年之后，黄巢之乱发生了。黄巢是中国特有的“流寇”的鼻祖。本来这次暴乱不是黄巢而是之前的王仙芝发起的，黄巢是他的手下。如前所述，唐朝因为藩镇之弊，统治力薄弱，中央政府和藩镇都财政困难，但是有些人却能游手好闲地吃租食税，而老百姓日益困苦，等着他们的只有饥荒。那个时代不像今天这样可以提供世界性的救济和缓和，饥荒是非同小可的。饥荒往往会引发骚乱，从而产生流寇。当时盗贼四起，其中王仙芝的声势最大。在唐懿宗之后的僖宗时代，动乱在与徐泗地区比邻的曹州开始了。曹州位于山东，是连通江苏、河南、安徽、直隶、山西、山东六省的要地，流寇即发源于此。“满洲马贼”出自曹州，梁山泊地处曹州。
黄巢也出生于曹州，他们家原来是盐商。盐商这种人，有成为大财主的资格，也因为可能在食盐专卖之外做私盐买卖，有成为大盗的资格。黄巢自年轻时爱好击剑骑射，喜欢做锄强扶弱的侠客，屡次参加进士科考试不第。为了当上首领，他投奔了王仙芝等一伙儿强盗，不仅侵掠乡里，也劫夺其他州县。在饥荒年代，白吃别人的东西是种好买卖，于是贫苦百姓争相加入。王仙芝没什么抱负，不久便战败被杀，他的部下都投奔了黄巢。他们背井离乡，没有根据地，四处流窜。因为搞不清流寇的出没之处，所以朝廷很难讨伐，但他们的经过路线是大概确定的。而黄巢是流寇的鼻祖，没有人知道他的预定路径，于是发展成大乱。起初在曹州举事的有三千人，后来起义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起义军首先向南挺近，由福建攻入广东，结果很多人因染上瘴疫而死，在部下的劝说下，黄巢掉头北上。他们借道湖南，由洞庭湖进入长江，最终抵达长安，路线与近代的太平军是一样的，尽量从抵抗较少的地方通行。太平军打到了天津附近，但清朝的制度比唐朝要好。蒙古兵很强悍，由内蒙古的僧格林沁亲王指挥。而唐朝末年统治松垮，黄巢的军队向都城开进，顺势就攻下了长安。天子蒙尘蜀地，各方节度使奉天子之令讨伐起义军，最后是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奋战平定黄巢，收复了长安。当时李克用年仅二十八岁，但已被众人畏惧。黄巢的命运危在旦夕，于是其部下朱温倒戈投降朝廷，转而讨伐自己的旧主黄巢，立下了功劳。朱温就是朱全忠，后来拥有很大的势力。
平定流寇有功者得势，贵族政治走向末路
这时，朝廷的势力归于李克用和朱全忠二人。朝廷中宰相府与宦官府互相倾轧，前者叫做“南司”，后者叫“北司”，外部的力量也参与了它们的斗争。李克用居住太原，后来成为晋王；朱全忠则成为汴梁节度使。如此一来，朝廷内有南司北司之争，外有晋汴对峙。李克用因为年轻而受轻视，后来势力削弱，但曾经一时极盛。各地节度使周旋于晋汴之间。宦官得势，不仅串通外部的节度使，还勾结宰相。僖宗之后继位的昭宗是个胸怀大志的天子，想恢复唐朝的威力，无奈时势已无可挽回。当时天子被各地的节度使抢来夺去，就像日本应仁之乱中的将军一样。就是说，从天子的所在之处，几乎可以看出节度使势力的大小。最后，宰相一派的南司和朱全忠一派联手，诛灭了北司的宦官一派，但昭宗最后被朱全忠杀害。朱全忠为了掩饰自己的罪名，做出皇帝是被别人所害的样子。许多宦官在天子遇弑之前被杀，朱全忠在最后弑杀天子前，将出身名门望族的人全部投入黄河，说要将这些“清流”投入“浊流”中。就这样，唐朝天子一族、实际掌握权力的宦官和作为政治阶级的贵族，都在唐末的大乱中覆亡了。贵族政治就这样走向了末路。企图实行改革贵族政治而采取温和手段——包括官吏选拔制度、军队制度、租税制度等方面，但毫无成效。也就是说，当时所谓的知识阶级提出的理想的温和政策没有一个成功，相反，目不识丁的盗贼组成的军队将贵族政治推向了崩溃。
［补说］
六朝中期至唐太宗时期实行的班田制，没有完全承认土地的私有权，只允许永业田为私有，而永业田在一家的田地中占比不过两成。班田制基本上是按照国家的社会政策实施的土地分配制度。可是随着府兵制即征兵制不能实行，人民不再附着在土地上，以班田法为基础进行赋课的租庸调制，从唐中期开始已无法推行，两税法取而代之。两税法是在夏秋两次征税。昔日的财政方针是量入为出，两税法与之相反，是以“量出以制入”为原则，就和今日的税制一样。两税法从唐德宗时开始实施，一直是中国财政政策的基础。也就是以土地的当前所有者、人民的当前居住者为基础课税，因此两税法确认了所有权自由和居住自由。
防止豪族兼并的班田收授制被废除，承认人民私有权的两税法却破坏了贵族政治。贵族们向来好以何处的某氏或郡望自傲。比如说自己是琅邪王氏，就是一种自夸；说自己是博陵崔氏，未必真住在博陵，却具备了名族的资格。如今重视人民当前所有的土地和居住地，原籍即郡望就被忽视了。如此说来，两税法原本是为了解决政府的收入问题，没有其他目的，不承想破坏了贵族政治。换言之，事情起因于聪明的政治家没有预料到的地方，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然而，政治家们总是重复这种错误的历史，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