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拓跋部的迁移
自东汉开始，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鲜卑种属中，慕容部先入中原建立燕国，其始末已在第二章详述。而比慕容部扮演更重要角色的部族其实是拓跋部。此部族的历史，《魏书》及《北史》记载极为详细，但二者多有后世加以文饰之处，笔者取舍后叙述其梗概。
《魏书》《北史》都称，拓跋部原本无记录，是靠口口相传才得以书写其历史。究竟哪些部分是口口相传尚不清楚。拓跋部初建北魏之时，太祖道武帝拓跋珪追谥了其祖先二十八帝。他们的庙号、名讳、谱系今皆记载于史书中，其中有二字名者与一字名者。王鸣盛将一字名者视为虚构的存在，认为二字名者方合史实。现根据其观点进行考证。首先，古时有宣帝推寅，记载有云：
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
之后，有位一字名的献帝邻。其记事有云：
时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
献帝年纪太大，难以实行神人之启示，于是让其子圣武帝诘汾实行。其记事有云：
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似马，其声类牛，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
但《北史》之中，出迁移之策者为宣、献二帝，因而时人并号为推寅。推寅为钻研之意。根据此说明，推寅为号，钻研之人即为贤人。本纪中将宣帝推寅、献帝邻分为二人，其时代亦相隔数代。此应为本纪之误。分别系于宣、献二帝的迁移故事本来应该是一个。如此一来，则有关迁移的传说，是拓跋部族固有，还是广泛流传于鲜卑族，无法轻易判断。
关于迷失于深山大泽，后出匈奴故地的诘汾，有以下传说：
尝田于山泽，欻见辎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自称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请还，期年周时复会于此，言终而别。及期，帝至先田处，果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
此天女与诘汾之子就是神元皇帝力微。拓跋部初见于中国史书即自此人始，拓跋部也始有纪年。诘汾的传说，或许是拓跋部的强力酋长力微的故事之衍化，但内容当然仅仅只是在北方民族中广泛流行的传说的一个变形。
关于拓跋部酋长力微，《魏书》《北史》称“元年，岁在庚子”。这表示拓跋部纪年的开始。钱大昕认为庚子之年为魏文帝受汉禅让的黄初元年（220年）。大概拓跋氏以魏为国号，因而将其纪年之始设在三国曹魏受命之年。当然这是后世的追记。
依《晋书·卫瓘传》，晋武帝之时，卫瓘为幽州刺史，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共为边害。卫瓘令此二虏相争，后务桓投降，力微忧郁而死。参照《北史》本纪，《晋书》的务桓即《北史》中的乌桓王库贤，收卫瓘贿赂而害力微。根据此等记载可知，北京西方有拓跋部酋长力微，受晋压迫，最后死去。
力微死后，据《北史》记载，拓跋部大体分为三部。力微之子禄官据上谷之北、濡源之西为根据地，即今直隶北边独石口外之东部地区。文帝长子猗㐌则在参合陂之北（山西大同府东北阳高镇）。猗㐌之弟猗卢身居盛乐故城（山西北边托克托西北）。其时，西晋“八王之乱”正烈，匈奴刘渊公然纠合蛮族，欲在中原称帝。晋司马腾在山西太原为匈奴所苦，于是向参合陂之拓跋猗㐌求救。此前，卫瓘部将卫操率其同族十数人进入拓跋部，劝猗㐌及猗卢招抚汉人，汉人寄身于拓跋部者日渐增多，于是他们说服猗㐌与晋结盟共抗匈奴。因此，司马腾求救之时，猗㐌立刻答应，进入晋阳城。此事在《魏书·卫操传》的大邗城南之碑中有详细记载（大邗城似谓盛乐）。猗㐌以其功受晋赐大单于的金印。其后猗㐌死，猗卢统一三部。其时，晋名将刘琨受匈奴刘渊攻击，孤军困于晋阳，猗卢施以援助，作为报酬，向刘琨索取今山西内外长城中间的土地，即大同府、朔平府等地。刘答应了，猗卢于是率其部族十万家移住此地，修缮平城（大同）定为南都，以盛乐为北都，以二部大人统领。对外则破匈奴，被当时仅仅残存于长安的晋室封为代王。如此一来，猗卢采用汉族文明，颇立法制以统制部下，深得汉族信赖，但与此同时也招致部人的怨恨，内乱终于爆发。
猗卢被其子六修所杀。此内乱相当残酷，《卫操传》记载，拓跋部旧人与新附的汉族、乌桓人之间猜疑极深，互相诛戮，新附人民不得安生，跟随卫操之子卫雄从大同撤退者达数万家，他们都归附于晋将刘琨。刘琨得此势力后向匈奴发起战争，终致败亡之祸。于是，拓跋部直接与匈奴势力相接，后来被后赵石勒勇将石虎所攻，拓跋部在雁门抵御，遭遇大败，结果拓跋部不得已从大同撤退。拓跋部酋长纥那迁徙至部族旧根据地张家口边的大宁，后派遣使者至石勒处，完全臣服于后赵。
猗卢一度在大同统一部族，稍立法制，意图建立统一国家，后内乱爆发，其身被杀，部族各返旧地，代表诸部的酋长或在大宁，或在东木根山（《读史方舆纪要》云大同府北），或在盛乐。此时，在中国中原，后赵已亡，前燕慕容氏得势，拓跋部常送人质至前燕表示服从之意。拓跋什翼犍（昭成帝）原本作为人质身处慕容燕之下，娶慕容之女，后被国人迎回，据盛乐，获部族代表者的地位。他曾讨灭据匈奴故地鄂尔浑河上游的高车族，深得部人信赖。恰逢中原方面前秦苻坚势力迅速增强，灭慕容燕，先锋剑指与燕关系甚深的什翼犍。什翼犍不敌，大败，于是率国人逃遁至阴山之北。高车杂部一齐叛乱，攻击拓跋部，什翼犍趁苻坚之军撤退时，再次返回盛乐根据地。此时，拓跋部命运完全陷入险境，因汉人燕凤巧妙在中间调停，苻坚决意保存拓跋部，但其始终采取压制拓跋部势力的方针，以被看作匈奴部类的酋长铁弗刘卫辰为西部大人，令其统领黄河在沙漠中南折处以西诸部族，又任命刘库仁为东部大人，居于大同，统领黄河以东，山西、直隶北边的诸部族。《资治通鉴》以刘库仁为匈奴族，恐怕有误，实际上应是鲜卑族独孤部酋长。铁弗部常与拓跋部相争，独孤部与之相反，与拓跋部保持良好关系。此外，苻坚将什翼犍的长子窟咄带在身边抚育，施与恩情，计划以后扶植他为酋长。但苻坚征伐江南之东晋失败之后，国内统一完全崩坏，其势力已不及山西北边，东部大人刘库仁开始同拓跋部人串通，拥立拓跋珪作为部族代表。拓跋部得势，正是因为此人。
北魏的兴隆
拓跋珪受到以刘库仁为主的鲜卑部人欢迎而据大同，且被认定为诸部属之王，于是立国号为魏，定年号为登国。其时386年。立国号的记载是否为事实存疑。但当年拓跋珪不得不再次逃至阴山以北。事情经过如下：
前秦苻坚南伐失败之后，其势力完全瓦解，一时间被苻坚所灭而伏于其下的鲜卑慕容部再次复活，慕容垂在直隶西部中山独立，建立后燕，慕容永在山西长子建立西燕。慕容永被苻坚抚养成人，他企图诱导并拥立同在苻坚之下的拓跋什翼键长子窟咄，扩张势力至山西北方。而最为支持北魏拓跋珪的刘库仁，其子刘显叛父，欲借慕容永的援助对抗拓跋珪。拓跋珪被形势所逼，逃至阴山之北，借助此地鲜卑诸族势力抗击敌人。同时，向与慕容永对立的慕容垂求助。但此时，依附的诸部族酋长中，多人放弃北魏，越过黄河向西方的刘卫辰寻求保护。这对北魏而言实属危机。拓跋珪从阴山之北，沿阴山北麓向东方潜行，出牛川。《魏书》本纪记载，牛川在于延水之南，即今日桑干河支流东洋河流域，与山西阳高之北的参合陂同为部族会合之地。自牛川南下出高柳（阳高镇），在此与慕容垂所派援军会合，后破窟咄，迫其逃亡至刘卫辰处，随后窟咄被杀。翌年破刘显，暂时脱离险境。此后，拓跋珪忙于东西内蒙古诸部平定之事。他东临宁川、赤城、濡源，后围松漠，讨库莫奚，渡弱落水。宁川，依杨守敬《水经注图》，为流经今直隶北边万全县的东洋河支流。赤城则在直隶独石口南。濡源即滦河上游上都河之源。松漠当在多伦诺尔、巴林之间，弱落为饶乐即辽河的支流老哈河。拓跋珪又向西讨伐内蒙古西部乌拉特旗地区的解如部、叱突邻部等，最后征伐高车族，达鹿浑海。依丁谦氏观点，鹿浑海为科布多之西南博洛泉托海（布伦托海）。拓跋珪或破蠕蠕于大碛之南的床山下。魏源《游牧记》认为此山为乌拉特旗西北一百八十里的席勒山。北魏势力渐次扩张至东西内蒙古，随之与黄河以西陕甘边外的匈奴刘卫辰爆发大规模冲突。
刘卫辰的根据地在悦跋城，即今日陕西北部榆林府塞外、河套之地。他据之统辖黄河至阴山、阳山的各蛮族。北魏势力延伸至西北，终与之发生冲突。当时兵力方面刘卫辰占优，但魏军大胜，拓跋珪于是渡过黄河，横跨河套，直接攻陷悦跋城，杀刘卫辰。但此胜不久，北魏就与更强大的慕容垂军开战了。
起初拓跋珪与慕容垂同盟共抗慕容永。之后，北魏势力延伸至东西内蒙古，与此同时，在慕容垂的势力范围直隶北部双方发生小冲突。刘卫辰灭亡，其子赫连勃勃逃离悦跋城，投身今日甘肃省北部宁夏地区的匈奴部属之中，纠合势力意欲抗魏。当时慕容垂平定慕容永，取山西，正欲乘势讨灭北魏。
395年，慕容垂派长子慕容宝从山西直逼魏。其时，魏未采取截击策略，反而携全部部落、畜产退至河套。慕容宝追击，意图在黄河之北迂回，渡河而入河套之地，大备战具，但其内部未充分统一，多人主张退却，慕容宝于是顺应其要求。但燕军轻视敌军，未做充分战备，遭魏军袭击，在参合陂大败。慕容垂得此败报后大怒，亲率大军复仇，取近道直袭平城（大同），杀魏守将，拓跋珪甚为惧怕，再次逃亡阴山之北。幸好慕容垂年老罹病死于军中，燕军内部不统一的弊病暴露，各方面均为魏军所破，攻守之势转换。自此，魏军势力逐渐越过长城进击中国内地。同时，仕魏汉人许谦等上疏建议拓跋珪即天子位。魏建天子旌旗乃是自此开始。翌年，为讨伐慕容垂的继承者——身居中山的慕容宝，拓跋珪大举南下，一鼓作气夺太原，将军队一分为二，其一南下直隶平原，其二进击蓟城（即北京）。慕容宝在巨鹿（直隶晋州）柏肆坞抵御南下主力魏军失利，死于乱军之中。如此一来，拓跋珪入中山，巡邺城而置行台，战后处置完成后，归返平城。此时，仕于后燕的汉族名流张衮、崔宏等人都辅佐拓跋氏参划大政，经营新都城，立社稷，颁布法令，重新定国号为魏。北魏在名义和实际上君临中原，实始于此。其时天兴元年（398年）。其后北魏专心经营都城，拓跋珪年年巡狩东部内蒙古，绥抚当地部帅，西北尉迟部等进而归魏，北魏势力逐渐稳固。
天赐六年（409年），拓跋珪死。其庙号为太祖，谥号道武帝。太宗明元帝拓跋嗣继承其后。明元帝执政之时，大规模新修长城，东起直隶边外独石口之北，通山西归化城，及至黄河北，如此一来，北魏作为汉族统治者对外蒙古的蛮族设定明确界限。此时，北中国形势究竟如何？
北部中国诸省之中，山西、直隶等大部分已归附北魏势力，与之交界的地方，东北直隶北边和龙城（朝阳府）仍有后燕势力，后来汉人冯跋夺之，立北燕国。东南有慕容垂同族慕容德在山东广固建立南燕。其西陕西渭水流域有后秦姚苌之子姚兴。其北有赫连勃勃雄视。赫连勃勃被北魏攻打之时，凭后秦主姚兴的支持维持其势力，后来却与姚兴反目，屡次进寇陕西内部，渐而犯其北部。非但如此，还向东北扩张势力，收复被北魏所夺的祖先根据地悦跋城，筑统万城。原来进扰北部中国的五胡中，匈奴与羯被视为最无人性，赫连勃勃尤其如此。《晋书》载记详细记载筑统万城之事：担当工事者名叫叱干阿利，蒸土作城，若其土松软，可用锥刺入一寸，则当场斩杀工人，将被杀工人的尸体混入土中用以筑城。又制造各种武器，其实物，若箭不能射穿甲，则杀制弓人；若箭射穿甲，则杀制铠人。又铸百炼钢刀，铭文谓之“大夏龙雀”。大夏为赫连所立的国号。统万城以其坚不可摧而闻名于世。《魏书》如是记载：
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
赫连氏可谓北魏的劲敌。但使北中国形势产生变化之事此时忽然在南方发生。宋高祖刘裕实行北伐，一气灭掉占据山东广固的南燕，又入陕西，生擒后秦姚兴之子姚泓，灭其国。当时魏太宗与赫连勃勃皆主动避免与南军交锋。但刘裕手下留镇长安的将领不久后发生内讧，赫连勃勃趁机攻取长安，北魏进至洛阳，如此一来北中国呈现北魏与夏两大势力争雄的形势。期间，太宗拓跋嗣去世，世祖拓跋焘新立，即著名的太武帝。
拓跋焘即位之时，南朝正是宋文帝的元嘉太平时代。北朝与南朝的交涉如上篇所述。从北魏立场来看，拓跋焘谋士崔浩的方针为努力与南朝修好，以统一北中国为北魏使命。战争首先与赫连氏展开。当时赫连勃勃已死，其子赫连昌在统万城即夏主之位，内部发生叛乱，陕西一带为此陷入极端混乱。世祖拓跋焘趁机攻打统万城，并令其他部将袭击长安。世祖先锋率先在统万附近取得胜绩，世祖乘势率三万大军一举逼至统万城下。他使用奇袭战法，无需准备攻城器具与步兵，专以突骑发起进攻，其部下军将多为之忧惧。而他想诱敌至城外，决战郊野，结果计划大获成功，赫连昌大败，逃至渭水上游上邽（甘肃省秦州）。世祖乘胜追击将其擒获。始光四年（427年），魏取统万城。
赫连昌被擒之后，其弟赫连定继续抗魏，最终被吐谷浑酋长慕璝所杀。据称，吐谷浑与鲜卑慕容部原出自同一系统。一般认为吐谷浑祖先涉归系慕容廆的庶兄，其率部落七百户从辽河上源越过兴安岭，沿阴山山脉西进，最终定居于甘肃省西南河州（当时称枹罕）之地，在黄河支流洮水流域逐水草、迁庐帐而居，以肉酪作食粮，西北诸族称之为阿柴虏。慕璝任酋长之时，魏势力逐渐扩张至甘肃北部，慕璝于是与之相通，擒获在甘肃东部平凉（甘肃华亭）的赫连定献给魏。但魏未赏其功，导致慕璝与其子慕利延对魏抱以反抗态度。洮水流域与西方青海相连，其境内为广阔而一望无际的黄沙，作为西藏系氐羌族的住地而为人所知。据说这些部族生性怯弱，吐谷浑支配他们，若为强大外国所攻击，则立即越过黄沙向西逃遁，因而对其发动征伐并非易事。慕利延一度被太武帝所攻，于是逃亡西北天山南路的于阗，而免于魏军追击，后再次返回故土，或与南朝或与北朝通款，而得以长保其位。
魏已灭赫连氏。其后先锋进军东北，讨灭盘踞和龙城的北燕冯氏。当时冯跋之弟冯宏在位，支配辽河东西的同时，与高句丽保持密切关系。魏方面，自太宗时代便尝试征伐北燕，今世祖势力逐渐向此国施以强压，冯宏部下多人劝其归附于魏以保其位。冯宏不为所动，后终被魏所迫而逃亡高句丽。其时，高句丽首都平壤发生不可思议的现象。狼夜间绕城群嗥终年，又城西老鼠成群连成数里，向西而行，若遇水，则排头者嘴衔马粪，后者咬其尾，以此渡河。总之，冯宏流亡高句丽后，不久高句丽应魏的要求将其杀害。和龙沦陷，其时太延二年（436年）。
和龙沦陷之后，北中国残存之国仅剩甘肃姑臧沮渠氏。如前章所述，河西即甘肃北部中心之凉州姑臧在吕氏灭亡后，为秃发氏、乞伏氏所占领，后沮渠蒙逊将其合并，立北凉国。姑臧的富强不言而喻。据传，苻坚听闻姑臧富强，于是派猛将吕光前往。但北魏可能不知其情况。恰好和龙沦陷之时，北凉方面蒙逊死，其子沮渠牧犍在位，就是否应征伐北凉，魏朝廷中议论纷纷。据《魏书·崔浩传》记载，当时居尚书之位的古弼、李顺等人与武将奚斤都认为不应讨伐沮渠。其理由是，自平城进军姑臧，需渡过流经赫连氏统万城边最终注入黄河的温圉水（无定河），并向西进军，道路艰险。且姑臧城南有高耸的天梯山，冬有积雪丈余，春夏之时，其雪消融成川，住民引之灌溉。若闻大军到来，则他们必然截断水渠，如此一来，全部军将马上渴死。又离姑臧百里许，土地干枯，而无一草木，非驻军之处。但崔浩援引《汉书》记载加以反驳。《汉书》有云，“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又汉在此置郡县，若无水草，何以立郡县？且汉时此地数百万顷田地皆得灌溉，仅靠雪融之水无法滋养如此广阔田地，因此其地必然大河洋洋。世祖听取崔浩之言，讨伐沮渠氏。北凉主牧犍投降，其同族逃往天山北路高昌，后被蠕蠕所灭。世祖取姑臧之后，向太子写信称，姑臧城东西门外有泉水涌出，在城北合流而成一大河，河外有沟渠多条，都流入沙漠之中。总之，北魏取姑臧后，完全统一北中国。五胡扰乱的余势至此结束。其时太延五年（439年）。
如上所述，世祖太武帝完成北中国统一。现简述魏在世祖之前对北狄所采取的处置，以结束此节内容。
如第二章所述，东汉之时，鲜卑族一度夺取匈奴故地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前述拓跋部传说中也确有其事。但其究竟领有何处尚不明了，至少拓跋部初现于中国史书之时，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尚被高车族所占领。高车是“丁零”“狄历”“敕勒”等文字所表示的种族中的一个部族，因使用的车轮高大且辐数众多而得名。此部族中流传狼的传说。据《魏书》记载，匈奴某单于产二女，容姿甚美，部人皆以为神。单于不欲二女出嫁，欲奉与天，于是在北方无人之地作高台，令二女栖于台上，祈求上天遣使迎之。三年过后，其母欲迎还二女，单于不许。一年后，一匹老狼守台嗥呼，在台下挖穴而不去。妹见狼，以为神物，于是下台。姊欲拦之而不得，妹遂成狼妻，为狼产子，之后子孙繁衍，于是有高车部。后之突厥、建立元朝的蒙古族皆有狼之传说，即中国人所谓的狼种。高车传说应是其前身。被视为与此部族同种的丁零，其名出现于东汉，可确定在匈奴西北。三国魏之时可见“北丁令”“西丁令”之名。要而言之，它应是广泛分布于从阿尔泰山北部、塞米巴拉金斯克东南部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种族。唐杜佑《通典》将高车分类为北狄，丁零分类为西戎，应该是沿袭《魏书》将高车族分类为北狄，但事实上，阿尔泰山的北方或为西戎，或为北狄，并无一定标准。但从地势而言，发源于阿尔泰山北麓的水流一为色楞格河，注入贝加尔湖，二为额尔齐斯河或叶尼塞河，北流西伯利亚，可将之视为北方，将之与注入咸海的天山北路诸水系区分开来，似乎较为妥当。总之，散布在阿尔泰山北方之高车族继匈奴、鲜卑之后占据杭爱山所包围的外蒙古中心地。如此一来，他们屡次攻击散布在阴山山脉之鲜卑各部，拓跋部常与之交战。如前所述，拓跋什翼犍不堪此族袭扰之苦。太祖道武帝之时，曾先后两回尝试远征高车。第一回如前所述，将高车族追击至鹿浑海，第二回发生在天兴二年（399年），属特大规模的计划。此时，魏大军悉数取道东北多伦诺尔地区，沿阴山向西北行进，沿途征服当地民族，其一队越过大漠袭击高车根据地。太祖将高车人引向漠南，“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即以高车之众建名为“鹿苑”的宽阔苑囿。此次远征对高车族而言是致命打击，其后高车多归附于魏，势力日渐衰弱，柔然族取而代之，在漠北得势。
关于柔然（蠕蠕、芮芮），西洋学者认为它与西方记录中所见的阿瓦尔族是同一种族，但其部属系统不明。依《魏书》之说，起初拓跋部始祖力微曾掠得一名奴隶，后被穆帝猗卢所释放，此奴隶逃至广漠溪谷，纠集无赖之徒，成为一大势力。其后代车鹿会自称“柔然”，他们以前作为“郁友闾”或“木骨闾”为人所知，“木骨闾”意为“首秃”。首秃（即无发之头）有何意味，笔者不明，恐为贱称。既然改称“柔然”，则“柔然”应含有尊贵意味。但北魏太祖道武帝认为此部族毫无智识，其状类虫，故写作“蠕蠕”嘲笑之。总之，其部族系统不正，即便在蛮族之中也普遍被轻视。《南齐书》称作“塞外杂胡”。就像以石勒为代表的羯族一样，柔然在匈奴地位较低。此部族一般不常迁徙，冬在漠南，夏在漠北，大体归附于拓跋部，后部族一分为二，其一据西方，寻求刘卫辰的保护，太祖暴怒，在大碛南之床山攻打之。后太祖部将追击其余众至涿邪山（外蒙古尼赤金山）。北魏与柔然之争即始于此。但此时柔然一位名叫为社崘的酋长远逃至北方投靠高车斛律部，后侵犯高车，迁徙至弱落水，以军法统合部族。弱落水一般被认为是土拉河，所以他们应是在匈奴故地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取代高车势力。社崘自称豆代可汗。豆代为驾驭开张之意。北魏太祖曾谓崔宏曰：“社崘学中国，立法置战陈，卒成边害。道家言圣人生，大盗起，信矣。”由此言可见，社崘出现后，北魏在北方遭遇强大敌手。
北魏在世祖太武帝之时，柔然部有名为大檀之酋长，在边疆为患甚剧。此前，太祖晚年及太宗一代对柔然主要采取防御方针，及至世祖转而主动转向征伐柔然的方针，并前后发起数次大远征。对魏而言，尤为光辉的大胜是神䴥二年（429年）的远征。此时有传言称南朝宋即将大举北伐，因此对于征伐柔然，魏内部产生激烈反对意见，但世祖不为所动，令大军从白漠（东道，今由归化城北行至库伦驿路）、黑漠（西道，今乌拉特旗西北至科布多驿路，丁谦说）两道横绝大漠，至栗水（翁金河），大破柔然军，大檀震惧，率其族党焚庐舍，西逃而不知所踪。此次战败之后，柔然部落四散，窜居山谷，畜产布野而无人收。世祖从栗水西行至兔园水（丁谦谓为推河），高车诸部杀大檀族众，前后归附之人达三十万。其后，柔然寇边仍不绝于史，但此次大胜之后，北魏与柔然的关系暂时告一段落。此后，北魏确立其边防组织，作为中原的王者成功阻止外蛮进寇。
北魏全盛
世祖之后，经高宗拓跋濬（文成帝）、显宗拓跋弘（献文帝）至高祖拓跋宏（孝文帝），此中约五十年可视作北魏全盛期。其间北魏得以维持世祖所开拓的魏朝疆土，另一方面逐渐吸收汉族文明，及至高祖孝文帝迁都洛阳，魏在形式上完全成为汉族统治者。现围绕此二点展开叙述。
魏世祖统一北中国，对高车、柔然施加强力压迫，将威力延伸至北狄，与此同时为构建北方防备，尝试设立六镇。六镇为怀朔、武川、抚冥、怀荒、柔玄、御夷，依杨守敬《水经注图》考之，大体散布在今日内蒙古东部的察哈尔、绥远区域，设于阴山山脉的要地。此区域自拓跋氏初现中国史书之时开始，即为其势力所在之处，换言之是拓跋部根据地。对北魏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怀朔、武川两镇。拓跋部尚未建都于平城前，归化城南面的盛乐是最主要的根据地，也是太祖拓跋珪的发祥地。依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以盛乐为中心有种种宫殿，皆与太祖有关，且太祖之后历代天子屡屡巡幸至此，示威北方。盛乐西方、黄河南折之处有怀朔镇，其北方，越过白道岭后有武川镇。此二镇相望，拱卫盛乐城。其东方，魏历代天子屡次巡幸濡源。其准确地点不得而知，但可确定为上都河之源、独石口东边。以之为中心，设柔玄、御夷二镇，此二镇与怀朔、武川中间又有抚冥、怀荒二镇，魏北部防线可大体推知。但此六镇究竟建于何时尚无明确记录。但如前所说，世祖前代太宗之时开始，方在北边构筑长城。因此，可推测应是自那时开始在此等要害之地配置驻屯军。世祖之初，征伐柔然，其降人多数配置于六镇之间，可知当时六镇已然存在。其后世祖从中国内地征发十万人夫，耗时两年，在此地建塞围。此恐为六镇外貌整备的开始。六镇的设立本为防备外敌，其防备逐渐完成，说明北魏由积极攻击转为消极防御。与此同时可以想见，北魏诸帝北边巡狩渐次减少。例如，从太祖至世祖时代几乎年年巡狩，每次必进行盛大狩猎，诸部酋长全需参加。最为盛大的一次当数世祖在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御幸盛乐城之北广德殿所举行的巡狩。其详细记载未有流传，但著名宰相崔浩所写碑文之一节被《水经注》所引用，如下：
肃清帝道，振慑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译稽颡，恂恂南秦，敛敛推亡，峨峨广德，奕奕焜煌。
恐北边各酋长皆在世祖之前行嵇颡之礼。但世祖死后，高宗、显祖、高祖数代，巡狩之事渐少。与之相反，对汉族的各种措施逐渐增多。且从北魏擅长的武力方面来看，不得不借助汉人力量的事例逐渐增多。
今为探明其情况，举全盛期之汉为例。其北边第一防线为遥远的甘肃西北敦煌、张掖地区（依汉时名称，即积石、祁连山脉）至黄河流域的贺兰山、阴山山脉一带。此范围大体归于北魏势力之下，但就北魏防备系统而言，以六镇为中心，与之相连的西方沙碛之地仅为内蒙古黄河之北至贺兰山内侧一线，自凉州姑臧延伸至西北则仅设置若干镇戍，作为防备可谓相当薄弱。例如，世祖灭沮渠而取姑臧之时，宰相崔浩提议，在如此远隔之地仅设镇戍之兵，恐难成防备，务必将汉族豪家与人民移住此地以谋开拓。其意本为效仿汉家的政策，但此提议未被采用。但姑臧以东，薄骨律镇已实行开垦计划。此镇一般认为系甘肃省东北部黄河内侧的灵州，若逆黄河而上，则河套沙漠中有名为“沃野”的镇戍地。世祖末期，薄骨律镇守将刁雍计划引黄河之水，筑沟渠而兴良田，后造运船，计划将物资运抵沃野镇。而《水经注》明确记载，沃野镇引入黄河之水灌溉田地。由此可见，当地乃有汉族农民逐渐迁入从事农业。而六镇防备方面，显祖之时，乃听取源贺之策，北中国征发各地之犯人以充边防，主要配备于六镇之间。有学者认为，中国兵士素质恶化正是源于此。总之汉人加入北边防备乃是事实。其后，征发内地汉人三万人，主要配备于怀朔、武川两镇。从此北魏在此二镇之间筑城，且新赴边戍之兵士从事地方垦殖，即实行所谓屯田策。及至高祖之时，为令此等犯人从事边戍，屡屡施以特别恩惠。又因高闾之意见，昔日太宗计划之筑长城之说再次被提起，于是在六镇全部构筑种种防御工事，北边防备逐渐完成。如前所述，汉人力量愈发凸显。
现转而观察魏室与汉族的关系。虽然说是汉族，但笔者主要叙述权力所有者北中国豪族与魏室的关系。拓跋部与北中国发生重大关系始于太祖灭慕容部取中山之时。直隶、河南平原地区由此进入“五胡乱华”时代，各种蛮族相继兴亡，当地豪族为保自身权力，于是出仕于各蛮族政权。辅佐太祖的崔宏，其祖父仕于石虎，其父仕于慕容部。虽称为出仕，但无法将之看作有统制国家的官吏。实际上，北魏之时，至显祖之前，官吏均无俸禄。张白泽上疏之一节有云：
周之下士，尚有代耕，况皇朝贵仕，而服勤无报，岂所谓祖袭尧舜，宪章文武者乎？（《魏书·张衮传》）
因此，北地豪族以蛮人为君主恐为保全社会地位。从地方状势而言，北地动乱持续已久，地方全借豪族之手方能维持秩序，蛮族为在当地得势，无法漠视豪族之力。所以蛮族酋长与中国豪族之间，其利害关系存有相互依赖的一面。而北地豪族在长时间的骚乱期维持了权力，自然成为社会上层阶级，且借相互通婚，稳固其地位。论及著名家族，直隶有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河南有荥阳郑氏，山西则有河东柳氏、太原郭氏。此等强族并不重视蛮族首领。例如，太祖曾向幕下张衮问起直隶地区的人物，张衮推荐范阳卢博、清河崔宏。但他们起初并未应诺仕魏。清河崔氏一族有名叫崔逞者。太祖在中山攻打慕容氏，食粮颇缺，于是命令崔逞制定征发方略。崔逞答曰：“取椹可以助粮……可使军人及时自取，过时则落尽。”此言明显侮慢蛮族，太祖暴怒。其后，晋司马德宗因为羌部姚兴攻击，向太祖求救。太祖令崔逞拟书信，其竟在信中称“贤兄虎步中原”，太祖认为此言非君臣之礼，令其重写，其竟以“贵主”替代“贤兄”。太祖暴怒，斩之。[1]此事件一方面可看出豪族对蛮王的态度，另一面亦可看出为太祖对豪族断然威压的方针。现从后一方面考察整体史实。
据传，太祖好读之书为法家《韩非子》，其子太宗也颇爱读《韩非子连珠》《太公兵法》等书籍，因此，魏刑罚苛酷。曾有魏同族之人在某地被杀，魏找到凶手后诛灭其三族。赵翼等人引用此等事例证明北魏刑罚的严酷。但同时也不能无视其优点。《魏书·刑罚志》记载，太祖当时已采用严罚主义，但一般而言，太祖废除各种酷刑，且在适用方面，对大臣等权贵也毫无宽纵之处。法的公平反而得以实现。支持独裁王室，敏于顺应新时势的汉族反而开始倾向建设新国家。如世祖的宰相崔浩所言，魏率漠北纯朴之人入主中原，变风易俗，治化四方。正是他劝世祖确立统一北中国的大方针，当蛮族出身的大臣对远征姑臧及征伐柔然持犹豫态度之时，唯独他持强硬态度，致力于令世祖成为名副其实一统中原的君主。但深受信赖的崔浩最后被世祖所杀。
《资治通鉴》认为崔浩遭诛灭，原因有二：（一）恃才，将自己所推荐的人物强行任命为地方高官，因而广受当时诸大臣的非议；（二）书写魏一代的历史，在其部下劝说下，刻石立于郊坛。但其直书魏先祖之事，魏部族之人暴怒，向世祖进谗言，世祖于是将其诛杀。
此时，非唯崔浩，清河崔氏一门乃至与其存有姻戚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皆罹族诛之祸。大臣高允也差点被灭族，幸亏他是皇太子的师傅而得以幸免。世祖曾向高允言曰，若无太子，则还有数千户难逃死罪。高氏一门就可能有数千户被诛，那么与崔氏一同被诛之人，数字应该十分庞大。通常中国历史家将《通鉴》列举的第二原因视为崔浩败亡的主因，有人称若崔浩的史笔传至今日，则魏祖先的事迹更加清楚。但此想象恐与事实不符。《通鉴》将崔浩过度任用私党列为第一原因，实为卓识。崔浩作为北中国名族的首领，欲引荐人才至中央以担当政治改革的大任。《魏书·卢玄传》有云，崔浩曾意图“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欲建立当时南朝宋所实行的世族中心政治。但卢玄冷静反对。他认为，凡事皆讲求时机，即便想要立刻实现汉族中心之文明，赞成者能有几人？还需深思熟虑。又崔浩欲令其一派之名族担任地方高官，高允提出批评，指出崔浩将陷入险境。魏广用汉族人士，但始终还是以魏王室为中心。太祖曾下诏：
而今世俗，佥以台辅为荣贵，企慕而求之。夫此职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然则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则所贵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虚称也。
此乃对汉族徒求虚名的当头棒喝，告诫世人应在人主的意志之下认真履行职务，这明显带有法家色彩。此方针一直持续至世祖时。与之相对，崔浩过于主张汉族中心而侵犯人主的权威，是其失败的真正原因。魏的历史问题成为诱因，崔浩终致败亡的命运。
回头细思，北中国的豪族名门经过“五胡乱华”时期，实际上得以维持其家世及势力。即便王室厉行统一主义，但就事实而言，蛮族权贵乐于与汉族名家通婚，即便王室也在所难免。此外，从法规上而言，汉族名家子弟与蛮族权贵子弟共担禁卫重任（参照外篇）。因此，承认此事实的同时实现统一，是魏王室理应尝试的开明政策。为此所采取的方针应该是以王室权力定氏族的高下，如此一来，氏族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自然政治上也获得有利位置。与此同时，采取保障一般百姓生活利益的政策，在二者基础之上，实现政治形式的统一。在魏鼎盛的高祖时期，除了三长制与均田法之外，还实行氏族分定政策。关于三长制及均田法，将从其他角度在外篇另说，现就氏族分定政策进行论述。且看高祖迁都洛阳的大事件。
关于迁都情况，《资治通鉴》记载最为详细。据记载，魏高祖孝文帝认为其都城平城土地寒冷，六月已有降雪，风沙常起，因此欲迁都洛阳。但群臣之中多人反对，于是高祖表面上说要征伐南齐，与群臣讨论南征之可否。其时，皇族之中地位最高的任城王澄痛陈南伐不可取，高祖变色痛骂：“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众邪！”任城王回答：“社稷虽为陛下之有，臣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高祖这才面色缓和，令各人发表看法。结果明显南伐与舆论相悖。不久后，高祖私下召见任城王，袒露心声，称平城是用武之地，而非文治之都。今时今日应变风易俗，因此才欲迁都中原。此时高祖决心甚笃，甚至认为：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2]任城王表示赞成，请命镇压北人即非汉族人士的反对声音。高祖表现出毅然实行南伐的决心，于是汉族大臣纷纷上呈谏言。太和十七年（493年），高祖率军三十万从平城出发抵达洛阳。当时，霖雨不止。高祖如其声明所言，志在征伐南方齐国，亲自乘马。群臣反对，立于马前。汉族大臣李冲劝谏放弃南伐，但帝不为所动。后安定王休代表皇族流泪谏言。高祖对群臣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等列于右，但皇族中有一人赞成迁都，群臣高呼万岁。当时，北方旧人不欲迁都者占大多数，但因不欲南伐，所以无人反对。迁都之议得以确定。高祖于是派遣任城王至平城，令其传达迁都之事，顺便镇压不满之人。其间，高祖巡视黄河沿岸都市，并加速经营洛阳，翌年下发迁都之诏，向天下公布理由，但诏书现已流失。
由以上可知，迁都计划全为高祖独裁之策，事先知情者仅有任城王澄一人而已。之后高祖归于旧都平城，与大臣论及迁都可否之时说道：平城位偏北方，不宜作为帝王之都。而高祖的专断招致平城旧臣强烈反对已是事实，尤其伴随迁都而来的各类改革更是增加了对高祖的不满。其改革重点如下：
第一，将代人迁至河南。魏宗室广川王的妃子死后葬于平城，而广川王随高祖身在洛阳。广川王去世，他是应该与妃子同葬于代都平城，还是葬于新都洛阳，当时成为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对此，高祖决定，若代人迁至洛阳，则需葬于郊外邙山。若丈夫死于代都，其妻迁入洛阳，方可随夫葬于代都。于是，高祖昭告天下，迁至洛阳的人民必须葬于河南，不得北还。与高祖共同南迁者全部成为河南洛阳人。
第二，禁止胡俗胡语。禁止北人穿着鲜卑服装以及使用鲜卑语。禁止使用鲜卑语无疑是一个大问题。根据现存史料，此改革同样是高祖的独断之策，汉族权贵都未必完全赞成。总之，除却三十岁以上已习惯使用鲜卑语的人，若想在朝廷出仕，则必须改变语言。高祖于是下诏，若有在朝廷中操北语者，免去官职。
上述高祖的改革尽改北人旧俗，而从汉族风习，北方旧臣中自然多人反对。太子拓跋恂苦于河南地区的暑热，常常希望返回代都，且经常穿着胡服而不听高祖之诏。此外，有权的旧臣之中，有人对高祖迁都后主要任用汉族人士的做法深感嫉妒。这些人于是聚集谋反，不久就被任城王镇压。叛乱平定后，高祖赴平城同旧臣会面。其时，旧臣皆改穿汉式服装，朱衣满座。唯独新兴公丕身为国家元勋却着胡服，于是他被剥夺所有官职，贬为庶民。如此一来，高祖的改革得以充分施行。
赵翼《札记》将迁都洛阳视为魏衰亡的重大原因。据赵翼考证，高祖徒兴文治，自然武备废弛。太祖之时，有一名部人作为使者被派往长安，之后竟效仿汉风容仪，于是被杀。另外，太宗计划迁都邺城之时，崔浩劝谏说魏部属不多，进入中原则势力分散，不足以制御汉族。魏于是以其武力与团结割据北方。此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应属正确。但与其说北魏固有的风气因为迁都而崩坏，倒不如说高祖因风气崩坏才断然迁都。此点还需考察。对迁都计划最为尽力的任城王在高祖死后上疏，建议建立特别学校为魏宗室施以教育。其一节如下：
使将落之族，日就月将。
在他眼中，魏宗室面临着衰亡的命运。他绝非持当时汉族间盛行的“礼为治国之本”论调者。传记记载其言论：
江外尚阻，车书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难以礼治。
主张可谓一目了然。高祖有心彻底改变旧来习惯，于是深爱其说，曾说：
朕方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
推敲此中意思，他们二人共谋改变旧习而树立朝威。拓跋一族中尤为优秀的二人着手重大改革的原因，无非在于对当时汉文明的同化力感兴趣。又《魏书·成淹传》记载，高祖御幸徐州，欲浮泗水入黄河，溯流返洛阳，军宿于碻磝[3]。成淹以为黄河水流湍急，谏止其行。高祖曰：
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
平城无漕运之便，即便为了供给从各地向朝廷进贡的蛮族，也有迁都的必要。但毫无疑问，这与伴随迁都实行的各种改革无任何关系。
迁都以及随之而来的诸项改革全部出自高祖独断。汉族名流在此独裁帝王之下满心喜悦地尽职尽责。《通鉴》记载，高祖好读书，甚至能在马上作文，太和十年（486年）之后所下诏书全为帝亲自所作。他好贤乐善，对平生交接之人，完全放下天子的身份。汉族名臣李冲、李彪、高闾、王肃、郭祚、宋弁、刘芳、崔光、邢峦之徒皆以温雅而致亲贵，于是共同制礼作乐，郁然可观，有太平之风。而汉族为在此英主之下实现致平，颇为努力。伴随迁都而来的经营洛阳也在其中。王都是天下风俗的标准，此为汉族传统的观点。都城经营的论议由此产生，韩显宗之议为其代表：
（意译）旧都平城中，富室以宅舍相攀比，极为混乱。又商、工业者与士族之家杂居，风俗颇为混乱。一边弹筝吹笛，缓舞长歌，另一边严师诵诗讲礼，年少孩童自然随喜好从之，士族子弟不复前往学馆。今迁都之初，朝廷以官位定其居所，但官位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因此，应分族类而定其居所。且拓宽道路，疏浚沟渠，完善下水设施。
以族类定居所，恐怕是四民依其职，士族依其家世，进行区分。氏族分定政策作为肃正风俗之要义，乃是强力支配当时汉族之思想。
高祖曾诏告百官：近代以来以家世之高下区分官位，想来此习惯有优点亦有缺点，请各抒己见。汉族名臣首领李冲首先作答：朝廷设官向来不是为了赐予膏粱儿地位，而是为了辅佐时政，因此广纳人才是必然之举。高祖答道：特别优秀的人才自当别论，然而出自君子家门者即便非当世之用，德行也属纯笃，因此任用门第高者为佳。对此，韩显宗认为，向来中书监、中秘书监等执掌诏命的官职皆为膏腴子弟，现在中书监、中秘书监等人之子将来是否能胜任其位？高祖云：总之，特别人才应不拘门第而予以拔擢。据此问答可见，汉族坚持人才本位论，而高祖则认为门第与任官存在必然联系。考虑到当时事实，门第与官位之间，即便如南朝，看似没有深厚关系，其实关系相当密切。例如，李彪等人十分优秀，深受高祖信赖，但因其家世卑微遭到名族压制，高祖向其赐予官位之时，还特地下诏解释，称其虽不是世族出身，家中历代没出过达官显贵，但确属优秀人才。晋升位阶之时，必先参考婚姻关系，此乃当时的习惯。而汉族方面在讨论任官时之所以采取贤才主义，仅仅是因为北地传统形式，即所谓的儒生冗谈吗？笔者认为汉族名流坚持贤才主义其实是舆论的真实反映。
《魏书·高祐传》中记载高祐上疏，大意为：高祖之时，功勋之臣与普通官吏之间存在区别，普通官吏根据年资进级，而功勋之臣则主要参考家世，此乃事实。若想改革，则需要向旧臣提供爵赏而非官职。此观点见于东汉儒者郑玄的《孝经注》中。总之，高祐认为应充分承认旧有氏族的社会地位，但官位方面完全由君主独裁决定。通览《魏书》可知，当时汉族之中屡屡可见劝诫子孙勿任高官以求家族永续的家训。他们其实是希望在帝王独裁之下，其社会地位能受到承认。高祖在这类要求下，在太和二十年（496年）开始实行氏族分定政策。
高祖的氏族分定目的有二。其一是确定世代仕魏之臣门第的高下，将其部族称号改为汉风。其二是确立汉族门第的高下。此二者相互关联，定门第高下后，两族互相通婚，在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制上，撤消汉蛮的界限。其详情记载于《魏书·官氏志》及《通鉴》“齐明帝建武三年（496年）”条目。总之，鲜卑拓跋氏此时改为元氏，其他蛮族的部落名，例如拔拔氏、乙旃氏、步六孤氏、独孤氏等，纷纷改为长孙氏、叔孙氏、隆氏、刘氏等，获得相应的等级。汉族方面，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颇有清望，高祖纳其女入后宫，纳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此外，魏宗室咸阳王禧娶其领地某家之女，帝责备之后，为六个弟弟新娶了高门之女，之前所娶的夫人统统降为妾媵，而非正夫人。帝所选之女，有蛮族，有汉族，总之今后不再有汉蛮区别。为氏族分定召开的大会上有一则故事：河东薛氏是著名门第，群臣将其认定为河东之首。但薛氏本宗曾从河东迁至蜀地。因此，高祖反对群臣之说。其时，薛氏子孙薛宗持戟立于殿下，称自家由蜀地复归本贯河东已经六世，若不将薛氏认定为河东姓氏，自己当场自杀。高祖这才承认。
氏族分定至此结束。彼时，崔僧渊由南朝来魏做官，南朝给予他特别地位盼其复归。对此，僧渊答曰：
（高祖）惟新中壤，宅临伊域。三光起重辉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
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巷歌邑颂，朝熙门穆，济济之盛，非可备陈矣。
由此可见北魏人文在高祖手中化成之事实，北魏可谓盛极一时。
北魏衰亡
北魏在高祖全盛期后，经世宗元恪（宣武帝），及至肃宗元诩（孝明帝）时，已步入衰亡命运。其间未满三十年。北魏以王室为中心的拓跋一族（元氏）内部涣散，高祖的远大改革非但未能阻止其颓势，反而如赵翼所云，加速了魏室的衰亡。现叙述王族内部的状况。
高祖为求同族亲密，极为细心。曾举行曲水流觞之游，座上皆为同族及汉族名臣。不久日暮点烛，汉族臣僚首领李冲为高祖上千万岁寿，请求退席。高祖曰：
烛至辞退，庶姓之礼；在夜载考，宗族之义。卿等且还，朕与诸王宗室，欲成此夜饮。
此外，高祖对诸兄弟的劝诫极为恳切。为防止诸王蹈淫乱之险，特意干涉，令其从蛮汉名族中迎娶夫人。但借用魏收之言，诸弟虽然亲耳聆听高祖的训诫，但最终还是因为淫乱而导致失败。例如，咸阳王禧、北海王详，二人都曾参与迁都之事，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魏书》如此记载咸阳王：
禧性骄奢，贪淫财色，姬妾数十，意尚不已。衣被绣绮，车乘鲜丽，犹远有简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货赂，奴婢数千，田业盐铁偏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
如此记载北海王：
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嬖狎群小，所在请托。珍丽充盈，声色侈纵，建饰第宇，开起山池，所费巨万矣。
由此清晰可见，王室代表们可谓极力货殖与淫乱。
高祖迁都后不久就去世，死前留下遗言，嘱托上述二王及彭城王勰辅助嗣子世宗。其中，彭城王的贤明之誉甚高，高祖更委以重托。但彭城王深知兄弟和睦共仕世宗一事之困难，于是回复高祖，称自己早已遁世，但力之所及，定当全力辅佐王室。但若遇到困难，将请求当场辞官。高祖察知其本意，于是交与世宗一个字条，内容如下：
汝（世宗）第六叔勰，清规懋赏，与白云俱洁；厌荣舍绂，以松竹为心。吾少与绸缪，提携道趣。每请解朝缨，恬真丘壑，吾以长兄之重，未忍离远。何容仍屈素业，长婴世网。吾百年之后，其听勰辞蝉舍冕，遂其冲挹之性。无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圣，不亦善乎？汝为孝子，勿违吾敕。
可见高祖的真意。
继承高祖之后的世宗，《北史》称赞道：“临朝深默，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矣。”《魏书》则评论其缺点称：“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如前篇所述，世宗一代屡屡对南方发起征战，甚至一度有攻略四川全省之势，且洛阳四方辐辏，熙熙攘攘，一副全盛气象，但仍然难掩其内部瓦解之势。尤其是世宗给予亲信汉人赵修以破格权力，同时任用汉人茹皓、外戚高肇等人，此做法招致蛮汉名族的普遍反感。上述几人门第不高，德行不修，尤其高肇更是因无识而被一般名流嘲笑。然而他们竟借世宗的宠爱排挤高祖诸兄弟，咸阳王禧首先成为牺牲品，之后北海王详乃至名望最高的彭城王勰也倒在高肇毒牙之下。如此一来，高肇便被全体王族所憎恶，王室的危险已然萌芽。
世宗在位十七年身死，肃宗代之。因其年幼，于是由生母灵太后胡氏摄政，在此女主统治之下，魏彻底走向灭亡。
北魏有铸金人卜吉凶的习惯。如前所述，这是鲜卑及其他北方种族特有的习俗（参照第二章）。《魏书·后妃传》记载，按魏的传统，册立皇后之时，必令其亲铸金人，成者为吉，定为皇后，不成者则不得为后。但依现存史料，以铸金人定皇后的记录仅见于太祖之时，且太祖以后，在太子即位前杀其生母。这正是太祖的本意，即匡正妇人参与国政的弊害。于是，诞下历代太子的夫人皆按此例被杀。如此一来，一方面，太子生母面临极为悲惨的人生结局，另一方面成为皇帝者需将先帝的一名夫人认作皇太后，对她表示无上尊敬。王鸣盛《商榷》中详细记述了高祖对文明皇后的恭顺态度。据此可知，文明皇后自高祖之父显祖之时就被认作皇太后，代替显祖生母抚养显祖。显祖年仅十二岁时登基，自然由文明皇后摄政。显祖十八岁，已到亲政的年纪，却忽然让位于高祖。显然这是文明皇后的强制命令。显祖让位后仍干涉政事，不久后暴毙，明显是遭文明皇后毒杀。文明皇后私行不治，有多名嬖人，惧怕手上无权而失势。显祖遭毒杀之后，文明皇后长期摄政。站在高祖的角度，文明太后是杀父的仇敌。但高祖在她面前却仍然一副恭顺的态度，实在难以用常识解释。现举一个极端例子。文明皇后死后，高祖绝食五日，且丧中不食酒肉，不碰女人，自称“哀慕缠绵，心神迷塞，未堪自力亲政”。文明皇后去世之年，更是完全不理朝政。即便假设其不知太后毒杀生父显祖一事，太后对高祖也不过是祖母的关系。而除去抚养高祖这一层关系，他们并无直接血缘关系。因此，默默容忍太后淫乱无度且专权执政已是非常不可思议，太后死后竟还致以缠绵之情，完全不知是何原因。王鸣盛所言虽然对事实的解释加入了想象成分，但总体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如其所云。总之，连中国学者都无法理解，可见此风习非中国所有。
《颜子家训·治家》篇有云：
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
阎若璩将此“恒、代遗风”解释为北魏旧俗。北魏有尊妇人之风，遗风也广传于北方汉族之间。事实上北魏之时，正夫人常常手握巨大权力。按中国传统习俗，一般皇帝王侯身份之人，除正夫人外，还拥有一定数量的妾媵。然而，魏并无此规定。对此，东平王孝友有一篇颇具讽刺意味的上疏文，曰：
将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迍邅，内外亲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持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犹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则妻妾之礼废，妻妾之礼废，则奸淫之兆兴，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
夫人应抱有妒忌之心，《魏书》中有多个案例。这与容许妾媵的中国思想，即正夫人不得妒忌的想法是性质完全相异的风俗。因为妾媵不被允许，所以这个时代的蛮族王侯必然降下身份，从奴婢阶级娶妾。当时中国舆论认为，这是淫乱之源。总之，正夫人受尊重是事实，杀太子生母也许与之相关。而杀太子生母之风休止是从灵太后开始，而灵太后又导致魏的灭亡，实在是奇妙因缘。
灵太后胡氏年幼之时便追随当时贵族流行的风潮，一度出家削发为尼，后入世宗宫中。当时，世宗嫔御皆祈祝神佛，愿生诸王、生公主，而非太子，因为惧怕招致杀身之祸。唯独灵太后对众夫人说：“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生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同列的夫人纷纷给予忠告，但其不为所动，在幽夜独自起誓，若所生男儿为长子，即便身死亦无怨言。于是肃宗诞生。不知出于何种理由，世宗并未按照惯例赐死胡氏。世宗死后，胡氏作为太后摄政。群臣上书称其为陛下，胡氏也自称朕。世宗在世之时张扬跋扈的高肇受魏王族庇护，但也难逃败灭。肃宗照例恭顺侍奉太后。表面看来，在此女主治下，太平气象溢满王族之中。例如，太后曾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作诗。太后之诗为：“化光造物含气贞。”肃宗和之：“恭己无为赖慈英。”母子之间和气蔼然。又太后幸御藏绢的左藏，由诸臣陪同。太后开藏，令各人自由取绢。汉族名臣李崇、宗室元融皆因所负过重，颠仆于地，崇扭伤腰，融扭伤脚，被世人所嘲笑。但在随心所欲的女主治下，群臣醉于太平。但无论宫中如何太平，事实上魏的普遍形势是一步步走向瓦解。且看洛阳都城的情状。
如前所述，高祖迁都之初，汉族大臣主张应为都城经营做好最为详密的规划。及至世宗之时，洛阳三百二十三坊，一坊三百步的街衢已经形成，但其内部状况已是混杂至极。甄琛上奏称：
今迁都以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杂沓，难可备简，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混杂，厘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检察故也。……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荫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又有州郡侠客，荫结贵游，附党连群，阴为市劫。
邢峦上奏称：
景明（世宗年号）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藩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
综合上述二文可察知，洛阳自世宗以来成为极尽繁华之都，但同时城内又极为混杂，奸徒竟敢公然抢劫。如外篇所述，高祖迁都洛阳之时，令四方蛮族酋长进贡。在都城治理方面，实施三长制度——组织民户，设置里正，令其担当辖内警察行政的任务，但这明显无法实行。后令守卫王城的羽林骑巡视诸坊，以此弹压盗贼。但羽林骑的素质绝非优良。
羽林及虎贲作为禁卫军，统帅是天子左右侍官。侍官是非拓跋族的蛮族酋长子孙或魏勋旧世家的子孙。下辖兵士一般是从属长官的所谓部曲。北魏时，此类武官的子孙尤受优待，于是与文官清流互通仕途。汉族名臣张彝之子仲瑀曾试图改革，试着制定他们在文官以外的系统来进叙的方法。当然，匡正官僚的纪律是其主要目的。但习惯优待的武官们听闻改革方案后大怒，立榜于都城大道之上，纠合党徒，蜂拥至张彝家。张彝严肃以待，羽林、虎贲武官们于是齐至尚书省，搜寻张彝长子始均，但未找到，乃用瓦石投击省门，“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后焚其屋宇，始均被投于火中，仲瑀虽幸免于难，但张彝身负重伤。他在病重之时呈上奏折，其文痛切，但朝廷仅处罚羽林凶强者八人，其余不复追究。《魏书》作者魏收评论道，有识之人已预知国纪将坠。
根据以上叙述可知，王城禁卫军的纪律已完全废弛。从一般军纪而言，其乱杂之状也基本一样。如前所述，世宗一代，势力强盛，往南方发展。但详细说来，持续南征并非世宗本意，只不过是一二皇族的主张。因此从军诸将毫无战意，眼中只有恩赏。北魏之法规定，恩赏与加官晋爵全凭杀敌数量。然而，当时偷阶冒名之事盛行，即将校的功劳全部以军队统帅之名报尚书省兵部，当时未参战的将校也能记功，并由此得进勋阶。此外，还有多人实际上让奴隶替代自己，但对外则称亲自出征。前述张彝之子始均等人见军人为求恩赏而残杀无辜良民，其首级或达数万，于是愤而烧掉良民首级，毁灭军人求赏的证据。此外，军队统帅即便出师也绝不交战，故意拖延时日向朝廷索要军费，或力求加官晋爵扩张自身权势。世宗、肃宗之时，综合关于军事的上疏意见，可知此时的国家军队，全部被武人私欲所掌控，军纪的紊乱可谓达到巅峰。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军纪紊乱是造成社会不安的一大原因。袁翻在上疏中称：
（意译）近来遭军事征发之徒，勇猛者好掠夺良民，若遇强敌则立刻投降成为奴隶。老弱者只要多少知晓金铁工技或草木之事，就被百方苦役，或至深山伐木，或在平陆耘草，如此榨尽良民之力技，用度供给却大幅削减，冬夏气候严酷，身死者十有七八。
高谦的上疏指出，百姓不堪征发之苦，背井离乡，土地荒废。以武力为背景确立秩序的魏，武力衰颓，官制紊乱，再次预示社会险象。而以灵太后为中心的宫廷，则是一副太平盛世的气象。
关于北朝佛教，笔者将在外篇叙述。灵太后当政之时，令诸州各建五级浮图，洛阳城内寺塔鳞次栉比。由寺塔数量足见佛教的极盛，但同时也是教界最为堕落之时。太后趁此时势潮流，托言拜佛，肆意游幸。城内永宁寺九层佛塔是太后喜爱登临之处，她又屡屡临幸嵩山及龙门石窟寺等处，每次必有大量扈从相伴，他们或糟蹋农民作物，或恣意征发，劳民之处可见一斑。太后如此游幸之时，突然外部发生一事。
久在外蒙古得势的柔然遭受高车族攻击，两名酋长向北魏寻求保护。其中一人名叫阿那瓌。魏将其安置于柔玄、怀荒两镇之间。其时，汉族方面的议论者反对此处置，主张将其留于阴山境外，充分供给物资，但需严密监视其行动。但魏勋旧世臣尤其六镇边将等人将此视为立军功的良机，主张同意阿那瓌的请求，由魏军护送至外蒙古。此主张被采纳，魏于是令宗室元孚率三十万之众慰劳阿那瓌。但阿那瓌反而擒拿元孚作为人质向南掠夺。魏闻之大惊，随即派李崇、元纂为大将率十万骑征伐之。阿那瓌逃至北方，此事暂时告一段落。但是由此暴露出六镇军纪废弛的事实。李崇认为应进行改革。理由在于，六镇的组织原为征发汉民，统帅者皆为强宗子弟。然而高祖迁都以来，六镇将帅基本被无视，有司违背实际，将征发之人称作“府护”，使役他们就像自己的奴仆。在仕官与婚姻上，他们不被认定为清流，对比族类中身居洛阳贪图富贵者，自然抱有愤怨之情。现在宜改镇为州，分离郡县，解散府户为民，入仕的次序应以其旧日的地位而定。但当时王室之中无人有采纳此意见的明识与实力。果然叛乱在六镇爆发，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率先纠合蛮汉两方心怀不满的军人，侵入武川、怀朔二镇。二镇陷落，与此同时，甘肃陕西一带，叛乱爆发。据甘肃秦州的莫折念生势力尤其强大，魏王室之中已无名将可前往镇压。南朝齐宗室萧宝夤被委以镇抚的重任。然而，他坐拥大军却屡战屡败，后因谋反被诛。如此一来，北方及西北的叛乱逐渐扩大，东方直隶平原地区又有葛荣起义攻略州县。此时为魏镇守山西一带并统抚该地之人为向来与魏关系一般的尔朱荣。尔朱荣势力强盛，当时强大的武将纷纷归附于他。他们厌恶灵太后专政，想拥立肃宗执掌政事。肃宗也颇有借尔朱荣力量之念，灵太后一派于是抢先下手，毒杀肃宗。此事给予尔朱荣可乘之机，他以清除君侧奸人为名，进军洛阳，拥立庄帝，且将肃宗之死归罪于群臣，进入洛阳后肆意杀戮王公卿士一千三百余人。灵太后也成为牺牲品。尔朱荣极尽乱暴的做法令洛阳人士大为震惊，人们纷纷从城内逃走，官府空无一人。尔朱荣后来舍弃洛阳，返回根据地山西晋阳（太原），但令部下留守洛阳，牵制魏王室。然而，北魏庄帝虽是在他拥立之下登基，但也对其渐生反感，于是托事召见，在殿中将其杀害。尔朱荣同党发起激烈的复仇战，洛阳城内发生大屠杀。庄帝遭幽杀，尔朱一族新立原魏宗室即帝位，但这时尔朱的势力已经失坠，宇文泰在西北声势渐隆，另外东方又有汉人高欢显示出统一的实力。魏之宗室只能或依附宇文泰，或依附高欢，东西二魏对立态势出现，魏之实权掌握于宇文氏与高氏手中，之后的历史，为方便起见，将在北周、北齐章节进行叙述。
新势力的兴起
北魏肃宗正光四年（523年），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率先掀起叛乱。依胡三省《通鉴注》，“破六韩”或写作“破洛汗”，是匈奴单于苗裔潘六奚氏的转讹。叛乱发生地为高阙，在河套地区黄河支流北河以北。魏方面派出的讨伐之人为宗室广阳王元深。从其上表可略微察知破六韩反叛的情况。如前节所述，当时六镇人中，对以洛阳为中心的蛮汉权贵的反感之情甚为强烈，加上他们看见柔然阿那瓌事变发生之时，负责征伐的魏军风纪全无，十五万人过沙漠，不日即还，于是起了轻侮魏国之情，破六韩领头叛乱。（破六韩反，《魏书》《北史》皆系之肃宗正光五年，今从《通鉴》）。翌年，敕勒酋长胡琛在高平（甘肃固原县）反叛，莫折念生在秦州反叛，叛乱终从甘肃北部扩大到河套地区。为魏担当平定西方叛乱重任之人为南齐宗室萧宝夤。
云中盛乐是北魏太祖金陵的所在地。对魏来说，是必须保住的历史重地。然而，此地在肃宗孝昌元年（525年）被破六韩夺取。曾入寇魏国的柔然阿那瓌这时为魏从北方讨伐破六韩，破六韩遭受压迫，渡北河而进入河套地区，守护云中的魏将费穆南逃。讨北军总帅广阳王元深驻军大同，以防守为主，并未北上攻打破六韩。元深幕下的谋士于谨，邀诱被破六韩所胁迫的西部敕勒酋长乜列河等至魏，以北河为中心的地区爆发大纷乱，共计二十万蛮族前来降魏。元深欲将此等降户置于大同，作为北方防备之用，但魏王族之间互生猜忌，朝廷不想元深势力过于壮大，于是将上述降户分置在直隶平原的冀、定、瀛三州。元深以为此政策将成祸乱之源，恰逢柔玄镇人杜洛周在上谷（直隶宣化）反叛，不久之后，迁至定州的降户之中爆发鲜于修礼的叛乱。又南方河南地区的群蛮亦同时反叛，魏王室方知事态严重，紧急下诏募集强壮军人。
如上所述，多地发生叛乱，北方破六韩结局不明，西方莫折念生被高平城民所杀，以高平为中心的匈奴别种万俟丑奴（《北齐书·万俟普传》）势力崛起。此地统帅萧宝夤屡次被其打败，后更主动叛魏，但以失败告终，最后投靠万俟丑奴，度过败残的余生。北方军统率者元深在鲜于修礼之乱时，自身察觉到被叛军拥戴的危险，于是请求向东讨伐鲜于修礼。然而其被魏权贵猜疑，出军途中被杀。其实他应该是魏末王族之中最具才器之人。当时，鲜于修礼已被部下所杀，葛荣代为总揽军众。其后，葛荣势力逐渐扩张至直隶平原，不久后杀杜洛周，凶焰愈加嚣张。而魏室之中，以灵太后为中心的丑恶权力之争愈加残酷，肃宗成为牺牲品被毒杀，尔朱荣举兵，一时间洛阳陷入混乱之境，此事已在前节略有叙述。现在进一步概述尔朱氏兴起的始末。
对北军事总帅元深及西北军事总帅萧宝夤倒下之后，魏室已无名将之才。此情况从路思令的上奏清楚可见（参照《通鉴》梁大通元年），而北方秩序得到尔朱氏保全。尔朱氏祖先为契胡部落酋帅，追随北魏太祖征讨各处有功，后被赐予秀容川的谷地。领地内有祁连池，即天池，位于今桑干河上游山西宁武西方谷地。及至尔朱新兴，所牧牛羊驼马极为繁盛，以色分群，以谷量数。魏朝廷每有征伐，则献马匹备资粮，补助费用，以此获得魏的信用。新兴死后，尔朱荣继承父亲的封领，其好射猎，每每设圉，教导部众阵战之法。六镇发生动乱，影响立刻波及居住在山西北部地区的各个蛮族，地方长官被杀之事屡有发生，尔朱荣讨灭之，维持地方秩序。然而东方直隶平原地区，葛荣势力逐渐强大，大有南向攻取邺城之势。于是，他向朝廷请求救援邺城，但朝廷惧怕其势力渐强，以邺城有北海王元颢坐镇为由，未答应。时逢肃宗遭毒杀，世间对被视为主谋在灵太后左右的汉人郑俨等人的愤怒情绪高涨，尔朱荣于是以铲除君侧奸人的名义，暗自与魏宗室元子攸（彭城王勰之子）串通，举兵逼近洛阳。他从根据地晋阳（太原）出发之时，对于应该奉戴谁为魏主颇为迷惘，乃以铜铸高祖诸子孙之像，唯独只制成元子攸之像，于是与之相通。如此一来，尔朱进入洛阳，恣意在宫中掠杀，且意图将其拥立的元子攸即敬宗（孝庄帝）迁至洛阳北方的河阴，自身代魏即帝位。洛阳城内陷入大混乱正是此时，史家称“河阴之变”。但禅让之事未举行，尔朱荣向敬帝宣誓以表忠诚，自己与军队一同退至晋阳，但留其同族尔朱世隆在洛阳，以监视敬帝及魏诸族的行动。当时东方葛荣的势力日益强大，尔朱荣请求征伐，一举捉拿葛荣，且善后处置极为敏速，深得东方人士肯定。他还得到南朝梁国的援助，大破窥伺王位的元颢。又令同族尔朱天光进入陕西讨灭万俟丑奴。一时间混乱的中国完全恢复秩序。
尔朱荣天性好斗，北方秩序稍微恢复，就在晋阳与军士耽于校猎。亲信元天穆劝道：魏室朝臣风气极为宽纵，今秋在洛阳南之嵩原举行大狩猎，宜命贪腐朝贵入围与虎相搏。需借余势南征，先讨平河南地区之群蛮，令其负责北边六镇之防备，回师北还之时，可平定汾水之山胡，明年精简士马，灭南梁，以此统一天下。为此，士马休息乃是第一要务。[4]从这段话中可以察知尔朱一党的心理。敬帝周围的洛阳朝贵对尔朱氏萌生强烈反感，尤其敬宗自身在河阴之变后对尔朱荣的猜忌也日益加深，他们图谋暗杀尔朱荣，以朝命将其召至洛阳。负责监视洛阳的尔朱世隆虽不知此密谋，但对敬帝等人的秘密会谈抱有疑心，于是警告尔朱荣当心。但尔朱荣已对洛阳失去戒心，毫无防备前来朝见，最终在殿中被杀。当时，尔朱一族尔朱兆在山西坐拥大军，尔朱天光据陕西，尔朱仲远则据东方山东的东郡（济南东北），他们与从洛阳北逃的尔朱世隆会合，共同开进洛阳展开复仇。虐杀再次上演，尔朱兆捉拿敬宗还于晋阳，在佛寺中杀之，天光、仲远各归旧任，世隆则留在洛阳负责乱后处置。他拥立魏宗室元恭即节闵帝执掌政治。但其淫虐行径被天下人所憎恨。此时，尔朱一党的强敌高欢出现。
据传高欢原籍渤海蓨县，也就是纯粹的汉人。因其祖父获罪徙居怀朔镇，因此在北边习得鲜卑风俗，其正夫人娄氏为蛮部一豪酋之女。他之所以能在镇上任官职，还成为队主，正是因为外家娄氏的财力。后升任怀朔镇的函使，被派至洛阳，适逢洛阳发生张彝事件，高欢见军纪废弛，于是萌生窥伺天下的野心，归镇之后，极力纠合同党。今视其结交的人物，多为定居北边的汉族，应是接受鲜卑武勇之风的一群人。杜洛周在上谷造反，高欢与同党一道投奔至其幕下，尔后离去跟随葛荣，最后投靠尔朱荣。高欢凭借才气得到尔朱荣赏拔，在其麾下转战多方立功，最终赢得晋州刺史之位。适逢尔朱荣被杀，尔朱兆在复仇南下之际，邀请高欢同行，高欢拒绝。因为高欢认为从名义上不可对魏室开战，而且还担心此举是否可以取得成功。尔朱兆攻破洛阳北还之时，高欢处境危险。当时，从北河之北、阴山南部侵入山西的费也头部落纥豆陵步藩势力强大，尔朱兆受魏敬宗之令，在秀容防御，但失利，无奈只好向高欢求援。当时，尔朱兆与高欢设香火之誓而称兄弟，合力打败步藩并将其斩杀。但高欢不甘从属于尔朱兆。山西境内原来从属葛荣的六镇乱民颇多，他们常成叛乱之源，尔朱兆苦于统治，于是将其委任高欢处置。高欢调停合理，颇得军士归附，他还以降户贫困为由，请求让他们乞食于直隶平原。其本意是谋求自身立足之地，然而，尔朱兆不知其中真意，答应高欢请求，高欢于是进入河北，据信都（河北冀州）为根据地。高欢独立自此开始（531年）。
直隶平原地区与陕西、山西两省不同，实际上由汉族豪强掌握势力。例如，李元忠自其父时，在殷州（直隶赵州隆平县）西山合并数千李姓之家，威震方圆五六十里，葛荣之乱时，李元忠建造堡垒自卫抗击贼徒。高乾与其弟昂（敖曹）原与高欢同为渤海蓨县人，自父亲之时，在济河之间，聚集部曲，或劫掠州县，或倾产以招剑客，曾与葛荣共同行动。高昂常用汉族部民组成军队，由于平常训练得当，后归属高欢转战诸方，军中虽无鲜卑士兵，仍屡立大功。他蔑视鲜卑武力，屡次凌辱鲜卑将士。高欢率兵出直隶平原时，高乾计划与之通款，李元忠也响应。如此一来，受汉族豪右的拥戴，高欢在直隶南部建立其势力。但高欢所恃兵力本是鲜卑，在驾驭动辄相斗的蛮汉两股势力上颇费苦心。对鲜卑人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又号令将士之时，对鲜卑则用鲜卑语，对汉人则用汉语。总之，高欢势力日渐壮大。
洛阳方面，尔朱世隆的人望逐渐倾塌。高欢于是集结讨灭尔朱氏的军队，用苦肉计，宣称尔朱兆将把六镇人配给契胡作为部曲，又伪造并州之符，称将征兵讨伐步落稽，军士对尔朱氏的反感到达顶点，一致决议推举高欢。高欢从鲜卑取得绝不凌辱汉人的保证，于是据信都斩杀此地的尔朱氏一族，明确对尔朱氏的态度。但尔朱氏势力在当时颇为强大，对于高欢的背叛未予以充分重视。其间高欢另立魏宗室元朗（废帝）为天子，尔朱氏一族一致讨伐高欢。然而尔朱氏一族相互之间猜疑太深，仲远等人忌惮尔朱兆的专横，不战而逃，高欢打败尔朱兆，西进攻取邺城，在此建立稳固根据地。尔朱一族开始对高欢势力产生畏惧，再次结盟攻打邺城，但作战失利，尔朱兆返回晋阳，仲远逃至东郡。而从陕西地区前来的尔朱天光军队返回根据地时，必先经过洛阳。洛阳的蛮汉朝臣同样对尔朱氏抱有危惧之念，于是相谋发动覆灭尔朱氏之举，天光被擒，世隆被杀，洛阳的尔朱势力被一扫而空。
尔朱在洛阳失势，高欢取而代之，废尔朱拥立的节闵帝，但他拥立的废帝元朗不合人望，于是新立元脩（孝武帝）为魏帝。当时，尔朱仲远已失势，且平常被东郡汉人所憎恶，声誉有如豺狼，战败之后，投奔南朝以善其身，唯独尔朱兆仍在山西保有势力，但被高欢追击，无力抵抗，后在山中自杀。至此，尔朱氏全部灭亡。其时魏孝武永熙二年（533年）。
高欢既夺邺城，又取晋阳。于是以二城为根据地，身居晋阳统制军事。然而魏孝武帝既然是因为在洛阳朝贵中的人望而受高欢拥立，因而未必甘心成为高欢的傀儡。加之洛阳朝贵本就轻侮出身卑贱的高欢，于是以孝武为中心图谋牵制高欢的事权。为此，孝武重用鲜卑名家子孙，被誉为豪杰的贺拔胜、贺拔岳兄弟，将河南南部与关中陕西的军权完全交与二人，希望以此掣肘高欢。又在洛阳重整武备以示威权。高欢若以武力夺取陕西，则洛阳不足为患。而且从政治上来说，无论是篡夺魏位，还是迁魏都于邺城，都可号令天下。后一计谋曾由高欢部下提出，但高欢没有听取，而是以武力征服关中作为其主要目的。当时，西方情况极为复杂，河套至甘肃北边宁夏地区，有种种蛮酋势力。其中，地盘较为稳固者当数甘肃秦州的侯莫陈悦。据记载，侯莫陈悦为代人，其父在河套地区任驼牛都尉（史书多云河东河西，《通鉴》胡注以为五原河东西）。因此，他出身并不尊贵，但恃战功逐渐提升地位。高欢与之相通，共抗贺拔岳。于是，贺拔岳亲自出征讨伐，但被打败，高欢趁机派部将侯景招抚关中。不料强敌宇文泰杀出，高欢的雄图伟略受挫。
关于宇文氏，《魏书》有如下记述：
匈奴宇文莫槐，出于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远属也……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
由上文可知，宇文氏属匈奴族，语言与鲜卑相异，发式风俗相比鲜卑的索头，更接近柔然的秃首。但《魏书》的记载不可全信。《北史》叙述宇文泰世系之时，称其源出于炎帝，“其裔孙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文曰皇帝玺”，普回以为天授，异之。“其俗谓天子曰宇文，故国号宇文。”普回之子莫那起初从阴山南徙至辽西。《太平御览》援引《北史》曰：“莫槐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玺三纽。”即普回与莫槐为同一人，原居于漠北或阴山。宇文意为“天子”，若将拓跋释为“后土”，则二者有相通之处。《文献通考》说，《晋史》将宇文视为鲜卑族，因而《魏书》称宇文为匈奴族是不对的。大概是因为《魏书》作者魏收是北齐人，在记述敌人宇文氏时，多少存在曲笔。
依《晋书·慕容廆载记》慕容氏之条及《魏书》本纪的记事，宇文氏南徙后，居住地为直隶边外多伦诺尔至西拉木伦上游地区，即所谓松漠之间。其常与慕容氏爆发激烈战争，最后部族被慕容晃所灭，宇文氏于是在慕容之下谋就官职，及至北魏灭慕容氏，宇文氏移居武川。奚、契丹二部族割据宇文氏故地应为此后之事。魏末骚乱之际，宇文泰被尔朱荣所赏拔，后跟随贺拔岳讨平万俟丑奴，执原州即高平（甘肃固原县）州事。后投贺拔岳帐下，暗自与魏孝武帝相通，策划压制高欢。贺拔岳失败之后，被推举统帅军事，不给高欢可乘之机，且讨平侯莫陈悦，在陕甘地区建立势力。
洛阳方面，以孝武帝为中心的一派朝臣排斥高欢的行动愈加剧烈，争斗体现在种种方面，高欢推荐的朝臣在其位也不得安心，相继逃出洛阳。高欢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上表朝廷请求以大军西征关中，南讨河南贺拔胜，东则讨伐江南。对此，孝武帝回信示以强硬回绝之意。他说宇文泰绝无不臣之迹，贺拔胜开垦南边为国效力，又列举高欢不臣之处，文辞激烈，称“王（高欢）若举旗南指……犹欲奋空拳争死”。高欢于是决意进军洛阳。孝武帝似乎忘了当初的豪言壮语，还未尝试与之交战，就西逃关中寻求宇文泰的保护。高欢于是拥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即孝静帝。当年，由洛阳迁都邺城。至此，北魏分为东西两魏，长安与邺都并立，共同支配北中国。其时534年。
北齐北周之兴亡
534年，孝静帝在邺城即位，魏室呈东西对立之势。十六年后（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受东魏禅让建立北齐，又七年（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受西魏禅让建立北周。北齐、北周两朝在北中国的对立，形式上始于此年。但东西两魏掌握实权者本为高欢、宇文泰，因而实际上高氏、宇文氏的统治自东西两魏分立之日起开始。高欢后被追谥为齐神武皇帝，宇文泰则称周文帝。
高欢、宇文泰之对立导致北中国连年爆发激烈战争。高氏势力囊括北华北大平原，其面积、物资远胜宇文氏，但在北魏时被誉为历世武门的名族多仕于西魏辅佐宇文氏，其势力同样不可轻视。《北史·韦孝宽传》称，齐兼并有余，周自守不足。如其所说，则高氏与宇文氏对立之初，齐的攻击力远胜于周，但周仍顽强承受而求得独立。
537年，齐神武亲率大军，由晋阳南下渡黄河，出陕西渭水之北、洛水之南的沙苑，又令一军从南部越过潼关西进，合围长安，意图粉碎宇文军。然而宇文泰殊死防御，颇奏其功，齐军所到之处皆吃败仗，高欢大怒，试图继续奋战，但已不得其势，只好撤军。而宇文泰也未追击，可见其也无灭齐的实力。沙苑战败之后，齐所受的最大打击实为河东险要之地蒲坂被周夺取，自晋阳南下之路遭封闭。
沙苑大战之后第二年，主要经营河南地区的高欢勇将侯景得知周文帝参拜洛阳陵，遂大举进攻洛阳，与宇文泰军大战于洛阳北方河桥、邙山。恰逢浓雾四塞，宇文军前后失联，以致大败。消息传至长安时，沙苑之战中被俘的齐国降将等奋起谋反，一时间长安人情危惧，宇文泰迅速加以处置，幸得无事。其时，高欢因河东要地被周所夺，未能一路南下，于是迂回从孟津渡黄河西进，但听闻宇文泰已入长安，于是放弃追击。此战之后，齐深感河东地区被夺造成的不便，546年，高欢亲率大军进攻其地，但周将韦孝宽防御极其巧妙，故高欢未得志，又在军中染病，最后去世。
高欢死后，其子高澄成为东魏事实上的主权者。北齐追谥高澄为世宗文襄皇帝。当年，长期统治河南地区的勇将侯景劝诱河南东魏诸将谋反。侯景本是北镇戍兵出身，谋反的动机完全是对高澄之反感。高欢在世之时，侯景就扬言“王（高欢）没，吾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共事”。但令侯景敢于谋反的氛围同样存于北齐内部。名臣杜弼对高欢说，在位的文官多有贪污者，劝其治理。高欢答曰：天下贪污之风盛行已久。而今附属齐之军将，其家属在周者人数众多，宇文泰常劝诱这些将军归附。又江东梁武帝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皆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此时若急于匡正纲纪，则武将皆西走，汉族豪家皆南走。杜弼又劝其除去掠夺百姓之勋贵。高欢不语，令军士张弓挟矢，举刀按矟，夹道罗列，令杜弼行于其间。杜弼战栗流汗，高欢徐徐谕之：“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矟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
高欢以恩赏驱使蛮族武将，得其死力，从高欢临终之言亦可见其最为亲信之人是蛮族武将而非汉人。恐怕此时高欢部下之中也是暗流涌动。总之，侯景叛乱之后，与南方梁国结盟，西通宇文，稳固其位。对此，北齐的处置极为迅速，直接派遣名将慕容绍宗在涡水讨伐侯景。如前篇所述，侯景战败，降于南方梁国，后成为梁朝覆灭之因。
北齐文襄帝高澄在位一年，就被梁国降人暗杀，其弟显祖文宣帝高洋继后。翌年（550年），高洋受东魏禅让即帝位。形式上北齐建立，正是始于此年。但禅让运动在高澄之时就已浮出表面，《北史·东魏孝静帝纪》中记载孝静帝与高澄的恶劣关系。据称，孝静帝武艺精熟，且文学修养深厚，高澄十分忌惮，于是派腹心崔季舒监视帝的行动。高澄曾致信季舒：“痴人复何似？痴势小差未？”猜忌之心甚是露骨。又向帝劝酒，曰：“臣澄劝陛下。”帝对其无礼之言露出不悦之色。高澄见之，怒曰：“朕，朕，狗脚朕！”还令季舒殴打孝静帝。当然，高澄虽然屡次与孝静帝起争执，但每次都以谢罪告终。然而二者毕竟难以并立，禅让只是时日问题，随着高澄意外被暗杀，禅让自然延后。高洋即位后，禅让之事由其亲信高德政发起。当时只有名臣杜弼持反对意见，他认为高氏、宇文氏各自推戴魏室而号令天下，今篡东魏之位，对高氏不利。但高德政认为，宇文氏怀有夺取西魏的野心。譬如满市追兔，一人得之，众心安定。因此，先夺东魏之位，陕西地区亦可受此影响。此话应该说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当然，诸朝臣之间没有什么议论，禅让就付诸实行。但高氏对元魏王族的迫害十分惨烈，孝静帝遭毒杀，王族二十五家三千人也同时被杀，尸体投入漳水。高氏向诸军人下诏，改姓为元氏者需改回本姓。
《北史·齐高祖神武帝纪》论中记述高欢掌控蛮族的情况说，南与梁国和解，北怀柔然，吐谷浑、阿至罗，一一招纳而得其力，规略宏远。又《韦孝宽传》记载，高氏借四胡之势，据有山东。伴随北魏瓦解而来的蛮族南侵之势，全靠北齐武力方才得以阻止。文宣帝高洋更是对北方蛮族立下了最耀眼的功业。此时，内外蒙古新得势的两个蛮族，北为突厥，东北为契丹。两蛮族在南北朝以后，在中国史上拥有重要势力，其详情本书暂且不讲。总之，突厥杀柔然阿那瓌，柔然举部属降于北齐。北齐将其安置在马邑川（桑干河上游），破突厥，直至其投降。这也是隋唐统一前中原王朝最后一次用武力向突厥展示威势。此外，对于契丹，高洋亲赴平州（直隶永安府迁安县东北）破之。此次远征完美发挥了其武勇的优点，之后又讨平山胡。山胡或汾胡或绛蜀等山地蛮族究竟属于何种种族系统不得而知，他们广泛分布在汾水上游的山谷之间。晋以后直至北魏统一之时，其势力都未能被完全压制。《尔朱荣传》又称应先平河南，乘势讨平汾胡，其根基之牢固可想而知。高洋平定北魏军队未曾到达的石楼（山西隰州石楼县），诛灭十二岁以上的男子，远近山胡纷纷投降。高洋武功显赫，但其另一面则以标准的暴君形象载于史册。《北齐书》未记录之事详见于《北史》，双方史料多少存在差异，现笔者尝试意译二者共通的记载。如下：
帝登基六七年后，逐渐耽于饮酒，暴行也愈加严重。例如，从早到晚狂舞，昼夜不分。或全身裸体，施粉黛，散头发，着胡装，上披锦彩，拔刀张弓，游行于市肆。或在盛夏之时，暴晒身体于日中，或在酷寒之时脱衣奔跑。或坐于街上，或寝于巷间，四处游玩，多由刘桃枝、崔季舒等力士背负前行。身侧有各式人等相伴，杂然无等级区别。
集合淫奔之妪，悉数剥去衣裳，令从官监视，或收集棘条作马，编草为绳索，强行令其骑乘，见血滴于地，以此取乐。凡有人犯死罪，则先肢解或直接投于火中焚烧。酒醉后，持兵器入市郊。乃问妇人：“天子如何？”妇人答曰：“颠颠痴痴，何成天子。”立刻杀之。或在大街之上撒钱，以目睹行人争抢为乐。
高洋基本与南朝齐国的东昏侯同等暴虐，也许是一般汉族舆论中最不得人心的君主。北齐百官因鲜卑之风而不得纳妾。而北齐王室的淫乱之风始于世祖高欢，在高洋之时最盛，对此赵翼《札记》中有详细叙述，出处为《北史》本纪。所幸高洋不久去世，其弟高演（孝昭帝）杀高洋的太子而自立。他在位不过两年时间，据李延寿的评论，当时北周君臣之间猜疑甚深，陕西名流皆瞩目高演政治，高演亦有兼并之志，常由平阳窥伺北周，但还未得志就驾崩。他被赞为“经谋宏旷，谅近代之明主”。始于高欢，及至高演，北齐到达全盛期，国富兵强，在当时对立的齐、周、陈三国中处于最优位置。
且回看北周的情况。宇文泰迎魏孝武帝并拥立之。但高欢建立东魏同年，孝武帝遭毒杀，无疑应是宇文等人所为。后西魏文帝元宝炬新立，万端政治置于宇文泰的独裁之下。文帝死后，废帝元钦、恭帝元廓相继被拥立为帝，期间宇文氏势力远及四川地区。南朝方面，侯景之乱后，梁朝宗室间的争斗反复上演，导致四川成都的空虚，情况如前篇所述。宇文泰认为此乃征伐蜀地的大好时机，于是命令名将尉迟迥率大军夺取之。《北史·尉迟迥传》中记载此次征伐情况，但其文简单，情况不明。总而言之，《北史》周代的记载徒仿古文，内容空虚。例如，尉迟迥向宇文泰叙述征蜀之计且被采用的情况记载如下：
唯迥以为纪既尽锐东下，蜀必空虚，王师临之，必有征无战，周文以为然，谓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
虽言意庄重，但难充分理解其所指。总之，尉迟迥平定四川的捷报传至朝廷之时，恰逢宇文泰怒惩吐谷浑后自姑臧归来。宇文泰末年，南并四川，西北则以姑臧为中心，将甘肃一带置于统治之下。
李延寿评论宇文泰：“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云。”事实上宇文手下北魏名将子弟众多，他们通过北魏孝文的政策而获得汉族文明的教养，其风俗自然不像北齐般混杂，加上汉族名臣苏绰等人以古道加以教导，宇文的治术得以确立。详情将在外篇叙述。
宇文泰死后，其子宇文觉继承大业。宇文觉犹年少，从兄宇文护受宇文泰的遗命摄政。当年，宇文护使西魏恭帝禅位给宇文觉（556年）。北周在形式上始于此时。宇文觉称孝闵帝。宇文泰在世之时，对曾与其地位相同的北魏名将，充分给予独任的权力，处处优待，由此得以利用他们的力量。今宇文护拥立北周，挟势弄权，宿将勋臣心生动摇。非但如此，宇文觉周边士人也渐生不满，有人劝帝压制宇文护。但宇文护准备周到，宇文觉以失败告终，惨遭废黜，其后宇文毓（明帝）新立。宇文毓是宇文觉之兄。明帝宇文毓即帝位之后，亲临朝政，唯独将军事大权委以宇文护。但明帝与宇文护之间猜疑极深，最终明帝被毒杀，继承其后者为著名的武帝宇文邕。武帝即位初期，仍然由宇文护摄行政事。
北周宇文护掌握实权之时，北齐方面武成帝高湛取代高演即帝位。高湛之母为柔然之女，高欢为获得柔然帮助，选择与之结婚，故齐人呼为“邻和公主”。武成帝深信佛教，其为人“神情幽远”，高欢向诸子传递的好战且以严法临下的风气在武成帝时彻底改变。宠臣和士开曾对武成帝说：“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极意为乐，纵横行之，一日取快，可敌千年。国事尽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约也！”武成帝于是将政治委任于臣下而全然不予干涉，由此内部纲纪废弛，且武成帝的性格也导致其在外交上倾向和平主义。
此前，北齐高洋以铁腕破突厥，名主高演在与北周交接的汾水右岸晋州平阳郡设置坚固城壁，与周的垒城蒲州相对，设置每年轮替的屯戍兵。对于南朝陈，则在石鳖（江苏宝应）实行大规模屯田，为淮南军士提供充足粮食供给，如此一来西方南方都在不久之后做好大规模攻击的准备。然而，北周方面，世祖宇文泰之时，就向兴于外蒙的突厥族求援，呈上贿赂讨其欢心，共抗北齐。适逢北齐高演去世，高湛新立，其内部纽带业已松弛。北周宇文护于是借用突厥之力进攻北齐。563年，周派名将杨忠由北方直抵齐的根据地晋阳，又令勇将达奚武从河东发兵。杨忠军得到十万突厥兵的援助，翌年正月冒雪进攻晋阳。但当时晋阳兵备犹强，突厥人知其坚不可破，于是抱怨被周人所骗，自发撤退，导致全军败北。对于从河东来的达奚武，北齐名将敕勒人斛律光镇守平阳，此时杨忠已退兵，斛律光于是写信给达奚武，曰：“鸿鹄已翔于寥廓，罗者犹视于沮泽。”达奚武收信后，命令全军撤退。但《通鉴》记载此战称：“初，齐显祖之世，周人常惧齐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渐紊，齐人椎冰以备周兵之逼。”两国进入攻防转换期。齐国方面，击退周军同年，将宇文护之母送返周国，尝试缓和双方关系。宇文护之母在北方动乱之际与子分离，留在齐国。此后两国关系多少有所好转，但在突厥强请之下，战争再度爆发。突厥在攻打晋阳城时，虽然几乎不战而退，但退却之时肆意掠夺，为此晋阳以北七百里之地，人畜无遗。他们尝到甜头，于是强制宇文护再度发起战争。对于突厥的强请，名将杨忠等人抱有强烈反感，但宇文护并无拒绝的识见与度量，于是应突厥要求再度出兵。因主力倾注于攻击洛阳方面，再次被齐军所破而无奈退兵。北齐虽然两度防住北周攻击，但其深恐突厥势力，于是向突厥进贡大量贡品以修和睦。
北齐方面，高湛死，后主高纬继承其后。高湛之时就已生废弛的齐国政治在后主执政期间加速崩坏。今据《北史》记叙其性行之一端，如下：
（意译）王的意志极为薄弱，不喜与朝廷大官深入接触，身侧若非昵狎者则缄口不语。但他感情敏锐，发怒之时，纵然是朝廷大官也不敢仰视。若发生天灾，则在各处设斋，以表修德，但实际上对救济无任何作用。他相信天下自然将治，作《无愁曲》，自弹琵琶唱之，且令近侍之人附和。世间于是称其为无愁天子。其信任之人皆为便佞之士，他们为害政治的程度非同一般。宫廷内召使的奴婢、阉人、西域胡商、歌舞人、见鬼人等，滥得富贵者数以万计。锦衣玉食的宫女有五百余人，一裙之价万匹，镜台一个值千金。宫廷费用甚高。又兴土木事业，尤其以寺院营造为盛。在离宫晋阳城的西山建造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又对骑乘的马匹喂以十余种食物，厩中铺罽宾（Kashmir）绒毡。
公母行将交配之时，搭盖青庐，备以牢馔。以粱肉养犬。马、鹰、犬之类竟有仪同、郡君等封号。在邺城华林园建造贫穷村舍，帝着弊衣作乞丐，或建穷人市场躬亲交易。地方官多半是富商大贾，贪婪放纵，行政紊乱程度到达顶峰。为此，异变屡现，昭示齐之将亡。
高纬杀名将斛律光，亲手破坏对周的有力防御，而主导者为汉人祖珽。在其提议之下，齐新设文林馆，齐国的知名学者李德林等人悉数在馆内编撰书籍，表面上汉人风尚弥漫朝廷内部，但李德林等掌权者并未为齐尽力，而对帝阿谀奉承的一派人则对汉族萌生强烈的反感，甚至冠以“汉狗”“汉丐儿”等名称。总之，帝与侧近之人肆意把弄政治，民心早已背离齐国。此前所述南朝陈夺取齐淮南之地就是发生在高纬执政之时。
另一方面，北周武帝宇文邕杀掉长期掌握实权的宇文护，亲裁万机。572年宇文邕杀死宇文护，实属计划周密的突发事件。宇文护常入宫谒见太后。其时，周武帝必定站立侍奉宇文护。宇文护被杀之日同样如此。谒见行将结束时，周武帝对宇文护说：“太后虽已老，却好饮酒，恐对身体有害。遂作《酒诰》一篇戒之，请在太后面前诵之。”宇文护正诵读之时，帝突然从背后以玉珽（笏）击之，宇文护倒地。同时，武帝呼来宦官，递与佩刀令宦官斩之。宦官十分恐惧，斫之，尚不能伤宇文护。此时，一名与帝久谋之人从隐身的户内跳出，斩杀宇文护。当时，平日与周武帝相熟之人皆不在场，此事是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执行的。不久后，宇文护的党派全遭清扫，周武帝的独裁由此确立。此前对政治一言不发的周武帝在执政之后，一心采取富国强兵之策，静待伐齐机会的到来。当时，汾水之西，负责对齐守备的名将韦孝宽上奏对齐三策：（一）此时伐齐的计划；（二）若不急于开战，则实行屯田策；（三）若采取万全之策，则应奖励商工，徐蓄国威，坐谋兼并之途。第一策的理由为，齐被最为弱小的陈夺走淮南之地且无力收复，因此可与陈结盟联合讨齐，此为最上乘的计策。此上表深得武帝之心，武帝于是向心腹询问可否讨齐，心腹当即声称可伐，武帝方才下定决心。该计划未遭泄露，但周建德四年（575年），武帝突然召集文武百官公布此计划。其理由极为充分，因此群臣之间无人反对，于是发出讨齐的诏书。军事规划方面，多人认为应从汾水方面直击晋阳，但武帝反对，认为应进击洛阳。然而洛阳方面的齐国守将防备坚固，周久攻不得，空返长安。但此战也暴露出齐国内部不统一的事实，翌年武帝采取直接攻击晋阳的策略。周大军首先攻击晋州，齐因守将内讧，难以招架，最后沦陷。晋州陷落之日，齐主高纬与宠妃正游猎于天池（祁连池）。急报频频传来，齐主仍认为是边境小事，不愿牺牲行乐，及至周军逼近晋阳，方才返回宫城。其时，晋阳犹有精锐之军，齐主亲自应战，更令士气大振，意欲南出一鼓作气夺回晋州。两军之间展开激战，一时间，齐军战斗渐入佳境，最终夺回晋州。武帝暂时返回长安，得新军后再次发起攻击。两军激战之时，与齐帝共同出阵的宠妃先行逃走，帝前往追其踪迹，这成为齐国大败的原因，大军向晋阳溃败。此大败后，齐帝意气沮丧，于是令同族镇守晋阳，自己则计划逃亡突厥，此时，齐已无人认真应战。唯独高延宗始终坚持主战态度，帝委以万事，自己从晋阳逃至邺城。如此一来，周军直接包围晋阳。高延宗善战，屡得奇捷，但毕竟大势已去，高延宗被擒，晋阳陷落。此前逃至邺城的齐帝不知如何处置，被群臣逼迫禅位于太子。但周军已长驱直下逼近邺城，齐室完全灭亡。其时577年，齐主高纬年仅二十二岁。
周灭齐后，天下统一的时机业已成熟。而南朝陈方面趁周齐交战之际，出兵北方，主动与周断绝和平关系，周军乘灭齐的余威南下，声势浩大，但武帝去世，对南方的军事行动暂时中止。
周武帝去世之时，曾拟遗诏而向群臣托付后事。其大意如下：
我在王位十九年，未能令百姓安居，刑罚废而不用。因此，天未明即起，至半夜仍未睡以尽瘁政务，立志统一分崩离析之天下，幸得王公将帅共同平定东夏（齐），但人民苦劳尚未能免。思之，常心中怀忧，渴望统一天下，建立统一的制度，如今罹患大病，气力衰竭。王公以下应当辅佐太子，实现我的遗志。
可见武帝心怀统一天下之志。武帝有躬率群臣的美德，只是因刑罚过严而受非难，普遍认为他若再长寿二三年，大可实现其志向。但武帝最大的缺点，史家认为是对待太子过于严格。太子宇文赟有“非才”的风评，因此武帝对其施以严格教育，朝见之时与朝臣无异，无论寒暑皆无休息。又听闻太子好酒，于是在东宫禁酒，稍有过错，则立刻捶挞。太子行动全在监视之下。太子对此早已习惯，于是巧妙经营表面，隐藏缺点不被武帝所知。武帝死后，太子立，即宣帝。虽在丧中，但宣帝恶声已广为传播。他成为天子后翌年，乐运上表数宣帝八过，加以劝谏。但宣帝不知悔改，其苛烈刑戮成为众矢之的。如今统一天下的机运已到，但得如此昏君，世间十分失望。
宣帝在位二年即去世，静帝宇文衍继承大业。然而，宣帝去世的时候，太后突然发出命令，令外戚杨坚辅佐静帝并掌握内外兵马大权。杨坚是名将杨忠之子，本为纯粹的汉族，但常与鲜卑通婚，有个鲜卑名字叫普六茹坚。杨坚在武帝在世时就遭周室一派重臣忌惮，及至宣帝时代，杨坚似与反对派展开了激烈暗斗，而其自身出至地方，所以得以一时远离争斗的旋涡。放弃周王室的人们，主要是汉族一派，积极推进拥立杨坚取代周室的计划。适逢宣帝暴卒，帝侧近的汉族朝臣暗自与杨坚相通，下达伪诏，令其辅佐王室接受大任。
杨坚成为周室实权人物。汉族名流李德林、高颎之辈纷纷起誓为其尽力效忠。但讨平四川的周国宿将尉迟迥原本地位远胜杨坚，不愿屈居于杨坚之下。且周宗室中多有人与尉迟迥通款。杨坚于是将其从邺城转调他地，尉迟迥表示出反抗态度。杨坚惧怕的另一名将韦孝宽彼时仍在徐州推进讨陈计划，已平定陈所夺走的淮南之地，正在返回北方的途中。韦孝宽和杨坚意志相通，虽然尉迟迥千方百计进行拉拢，韦孝宽都巧妙躲开，顺利北进抵达河阳城。此城有八百鲜卑人镇守，其家人皆在邺城。因韦孝宽只率领了一小部分兵将前来，鲜卑守将心怀轻蔑，欲相谋响应尉迟迥。韦孝宽约定给予他们大量恩赏，携其返回洛阳。
恰逢杨坚以周帝之名从长安大举出兵，任命韦孝宽为主帅，征伐尉迟迥。当时，长安人心动摇，此地的名将高官不知与谁为伍。杨坚意图诛灭态度犹疑之人，李德林谏止，说现在人情不知去就，更应以宽大示人，只管监视与敌通谋之人即可。此方针出台后，人心多少安定下来。起初尉迟迥势力极为庞大，但其年已老耄，无法担当实务之规划，举兵两个月就战败自杀。同时，在四川反抗杨坚的王谦也遭讨平。此乱之后杨坚的地位彻底稳固，580年受封为隋王，翌年受周禅让建立隋室。隋文帝即杨坚。
文帝兴隋之后，或起新都于长安，永固定鼎根基，或讨突厥，受沙钵略可汗之朝贡，帝业已隆，于是在开皇八年（588年）下诏大举伐陈。翌年灭之，确立天下统一大业。隋与陈的交涉详情已在前章述及，其时589年。李延寿《北史》中包含隋代之记事，笔者认为隋播扬了赫赫大唐帝国的先声，因此将隋唐历史综合为一体也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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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桓彝，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编者
[2]据《晋书》卷一百《杜弢传》，杜弢初任醴陵令。——编者
[3]古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淮安市西北。——编者
[4]此处作者记述有误。根据《魏书》卷三二《崔逞传》，北魏天兴初，姚兴攻打东晋襄阳戍，戍将郗恢遣使求救于北魏常山王拓跋遵，信中说“贤兄（即北魏太祖）虎步中原”。常山王向太祖报告。太祖令崔逞、张衮替常山王回信答复，以为“贤兄”一词无君臣之体，令二人亦贬低东晋君主司马德宗之号。但二人依然称司马德宗为“贵主”，因此激怒太祖。——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