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汉蛮关系梗概
为了方便，可将今日中国本土的自然地形分为北、中、南三带加以说明。自甘肃省西部向东绵延的西倾山脉与嶓冢山相连，划分汉水与渭水上游，向东为桐柏山，为淮水上源，到安徽省为霍山山脉，及至江苏省一带的山脉以北，万里长城以南，即为北部中国。此中央山脉与南岭之间为中部中国。南岭以南为南部中国。所谓南岭，即横跨云南、贵州两省的苗岭沿东北向延伸为仙霞岭，再到浙江没于大海之间的山脉总称。此三带被称为今日中国本土。普遍认为中国文明在三地同样发展，该说法也被证明基本属实。但在中国文明黎明期——商代，中华民族或多或少开始对自身文明引起自觉，其舞台实为华北平原中心——黄河下游流域。待周取代商，实行封建制度，武力成为统一要素大显威力之后，所谓的汉族文明更加清晰，同时影响范围亦变得更加宽广。春秋时代，汉族文明延伸至北、中两带，即黄河、扬子江流域；之后汉族与其他外种族之间的区别，即汉蛮之别，逐渐被汉族强烈意识到。中国主义即萌芽于其时。一般认为，《春秋》一书为孔子所著，而传播《春秋》学说的学者们认为，孔子意图通过此书明确揭示内外之别，即汉蛮区别。其后，四裔之说为孔子学徒所倡导。《礼记·王制》一书中为四裔分别取名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此分类法以五行思想为根据，将汉族置于中央，为四裔分别取不同名字，而根据为《王制》作注释之人的说明，四裔名称全部带有贬义。例如，夷为简单而无礼仪之意，蛮为执心违邪之意，戎为强恶之意，狄为辟易无别之意。如此琐碎的解释是否为《王制》的真意暂且不谈，但可确知，书中确实将汉族置于中央，其文明凌驾于四裔之上。而以贬义阐释蛮名之人同是汉人，因此应当承认，及至汉代，汉文明中心思想已经愈发突出。
通览中国历史可知，一般汉族所遭受的“蛮族”入侵主要来自西方与北方，与之相反，汉文明在南方则渐有扩张之势。秦汉帝国建立之时，操控帝国运行之人主要为北中国一带人士，代表统治者的王室大政方针为对西方及北方采取强固防御政策，防止“蛮族”入侵，同时逐渐向南传播汉族文明。本节将简要叙述汉代对西方及北方蛮族采取的方针。
普遍认为秦始皇修筑了万里长城。但时至今日，也有人认为，战国时代七国割据之时各自在国境修筑长城，其中主要与北面蛮族相接的秦、赵、燕三国长城被始皇帝连接起来。连接长城一方面是为了防御，同时也包含划清汉胡界限之意。实际上，秦始皇所设定的对蛮族第一道防线远在长城以北。《汉书》中有如下记载：
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
堑溪谷，可缮者缮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上文可分为三段进行解读。到“至云阳”为第一段，河南之地为今日河套或鄂尔多斯等地。黄河流经甘肃省之后，继续流向东北进入沙漠，并在陕西省外一度形成一个三角洲，在陕西、山西境内北部突然向南直转，加之河道变窄，水流湍急，犹如瀑布般南下，被迂回曲折的黄河所包围的陕西边外部分即为河南之地。秦驱逐此地的蛮族，临河建造都城，流放罪人到此充当守卫，并在黄河南折处之九原（内蒙古乌拉特旗）至云阳（即陕西同州）段铺设规整的军用道路。据说，秦首都咸阳是今日西安府，但其实当时是在渭水北岸。同州府即秦云阳同样在渭水北岸，云阳与咸阳之间原本便有平坦道路，因此首都咸阳可通过军用道路直达九原。另外，上述引文中“阳山”位于沙漠中黄河三角洲以北，山脉与黄河之间之地称为“北假”。因此，秦对北方蛮族设置的第一道防线其实是借阳山山脉将黄河尽收手中，万里长城远在内侧，作为汉蛮界限，令汉族安居于长城以内。伴随秦的灭亡，该方针虽略微弛缓，但及至汉武帝时代，该方针反而得到大规模施行。
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记载了武帝以前西汉初期的汉蛮对立情况。汉初期，内外蒙古皆处于匈奴族统辖范围内，匈奴将这一广阔地域分为三部分，左将统管今日克尔伦（Külren）流域牧地及内蒙古东四盟[1]牧地。右将统管注入贝尔加湖的色楞格河（Selenga）以西，科布多至新疆的部落。但左右将的王庭位置不明。而在中央，色楞格支流鄂尔浑河（Orkhon）上游，三面由杭爱山及其支脉包围的丰饶牧地设有匈奴大单于的王庭——龙城。汉对匈奴左部（即东部方向）之防备中心为上谷郡（直隶省宣化府），对右部（即西部方向）之防御地为上郡（陕西榆林），对中央的防御地则是代（山西省大同府）、云中（山西特别区归化城[2]附近）。从一般政情而言，汉初期，支配王室的政策为对外国采取和平政策，但因此不仅屡遭匈奴侵寇，且常：被侮辱轻视，导致当时年少之士大都主张对外强硬，并逐渐煽动舆论。及至武帝时代，汉与匈奴之间终于爆发战争，结果，短暂归于匈奴之手的河南之地得以收复。在东边，汉将战国时代燕国所修的长城一带，即阴山山脉东部，上谷、右北平（直隶省热河东[3]）、辽西（盛京省锦州）、辽东（辽阳地区）把握在手，在辽东半岛部分地区至朝鲜北部地区设置郡县。在西边，甘肃北面的酒泉、张掖、敦煌等地设置诸郡，势力延伸至新疆地区，设置都督，施行屯田策，对所谓的城郭诸国采取抚绥法。内蒙古自此无一匈奴王庭，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诞生。
始于汉武帝，成熟于汉宣帝时的中国对北政策，基本持续到东汉盛世。而蒙受汉族压迫的匈奴，部属势力逐渐衰弱，一部分降于朝廷，汉以为汉室抵御外族势力作为条件，向匈奴酋长提供保护。东汉光武帝时，还有部分匈奴请求迁徙至陕西边地，汉同样以抵御外族为条件应允。该部在匈奴史上被记载为南匈奴。自此，汉室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二者联合起来足以压迫外族。
西汉武帝以来对外族施行强硬政策后，汉族显著发展，逐渐在边境蛮族中壮大势力，汉蛮杂居难免产生种种利害关系。东汉光武帝之时，班彪上表，提出如下意见：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
上文大意为，凉州（甘肃）、益州（四川）、幽州（直隶北部）三地分别有羌、氐、乌桓等部落与汉人杂居，存在种种不便，因此需在三地设置汉人统率者，从而维护蛮人正当利益，示以安抚之意。光武帝采纳班彪意见。东汉政策本就是以德而治，对蛮族亦不例外，对比前汉时代对匈奴的激愤论调下诞生的政策，可谓截然不同。而在东汉盛世，汉族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得以保护蛮汉二者周全，但汉室内部已显现瓦解征兆，反而令蛮族得势。
东汉永初四年（110年），陇西、金城地区的羌族大举内侵。陇西为甘肃巩昌府，金城为甘肃西宁府，临近黄河支流大通河，与青海相接。当时羌族取何道、利用何种方法进行内侵不太清楚，总之，从山西、直隶、陕西，到首都洛阳所在的河南地区，皆遭受羌族侵掠。王符《潜夫论》中如此叙述：凡遭羌族侵扰的地方，百姓慌忙收割谷物，居室搬空，流离分散，或死于道路，或丢弃老弱，或成他人仆妾，人口减半。而羌族开始反叛之时，并没有精细的计划，其徒党亦不在多数，兵器方面，或取竹竿、木枝，或空手，既无营寨，也无统领全局的都督。之所以能顺利入侵内地，全因地方戒备松弛，士气涣散。总之，羌族入侵对东汉而言乃是一大事件，当时朝廷舆论就对蛮方针相当迷茫，总体分为软硬两派。软派认为，事到如今汉最好放弃甘肃，放任蛮族自由。事实上，金城郡被撤，转移至陇西郡属县襄武，上郡从山西北边榆林府转移至左冯翊（陕西省同州府[4]），安定郡（甘肃省固原县）转移至扶风（陕西省凤翔府）。这意味着西北防御第一道防线基本被撤消。之后，桓帝时代（146—167年），鲜卑族檀石槐占领辽西棘城（盛京省义州府附近[5]），由此汉与东北地区以及朝鲜的联络受到威胁。总而言之，东汉末汉族逐渐受到西北及东北方向的蛮族压迫。
汉代边境之所以出现蛮汉杂居的现象，固然由汉族势力在蛮族内部发展所引起，但也是执政者故意施行的政策。例如，东汉名将马援在甘肃边境征伐氐羌二族后，将其部分族人远徙至陕西中部地区，从而达到分散氐羌族势力的目的。氐羌族本为居于山地的种族，部分族人被转移至陕西腹地之后，地位孤弱，恐遭汉族虐使。总之，汉室势力尚存期间，该政策并未成为祸根，但及至东汉末群雄割据状态显现后，割据北中国的诸雄纷纷主动借助蛮族力量，将其强大部族引入长城内，北中国境内的蛮族势力急剧增强。陈琳的《檄吴将校部曲文》（载于《文选》）以曹操谋臣荀彧之名发布，文中云：
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奋席卷，自寿春而南。
由上文可见陈琳借外蛮军队夸炫曹操势力并压制敌人之用意。当然，中国学者认为此文非出自陈琳之手，而是晋代的伪作，笔者亦同意该说法。即便三国时代无夸炫外蛮势力之想法，但事实上从魏、蜀所采取的政策足以看出其必须依靠外蛮势力。从东汉末期开始蛮族便在北中国内部确立势力——这是毫无疑问的新倾向。
蛮族在中国内部确立势力，换言之，即汉族认可蛮族力量。该事实明确出现在史书中始于西晋。例如晋代名臣张华以“命世之器也”评价慕容廆。慕容廆有次谒见东夷校尉何龛时，着巾褠，行士大夫礼，然而何龛却严兵以待加以接见，慕容廆见状后说道，“主人不以礼，客独何为”，遂改换戎装再面会何龛。另外，匈奴的刘渊跟着汉人范隆学习，晋代多位名族赞美其为人并与其订交。名将王浑还将其推荐给晋武帝。但当时朝臣之中有人以刘渊非汉人为由反对任用。总之，这名蛮族酋帅受到汉族名家的赏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类似情况也许未必始于晋代，但就文献上而言，晋是划时代的。总之，可认为对蛮族的一般认识反映在文献上。
蛮族势力既已得到汉族认可，与此同时，汉族对蛮族的恐惧警戒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其一端在第一章中已有叙述，现再探讨以郭钦、江统为代表的徙戎论梗概。
郭钦之论部分被《晋书·匈奴传》所引用，其中心意思是将匈奴从山西内地迁徙至边外。其文简略，故难充分知晓其意。江统之论见于《晋书》本传，《通典·边防·氐》曾引用，主要针对氐羌二族，但他对匈奴及句丽族也抱有同等甚至更强烈的警戒之心。由此文可见，汉族对因苛待蛮族而招致的复仇心、怨恨心究竟是何等恐惧。此点已在前章论述。观其论点，氐族遍布陕西，约占人口一半，羌族遍布甘肃，山西的匈奴无论从其统制或其户口数而言，在诸蛮中占据绝对优势。另外，河南荥阳一带，三国时代从辽东塞外迁移而来的句丽族繁衍滋长，不久后也将成为祸根。《晋书》记载，江统之论提出后十年不到，夷狄果然搅乱中国，因此时人皆佩服其远见卓识。但《晋书》编撰者反而对其加以批评：“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大意是，如果践行徙戎论，反而可能加速祸乱爆发，依当时的形势，万不可实行。例如当时鲜卑慕容氏已在教民农桑，且采用中国之法制。以此可推断，一般汉族之中已出现强烈倾向——在蛮人武力的庇护之下营生。而晋室爆发“八王之乱”，北中国全境逐渐牵连进斗争旋涡中，秩序崩坏达到顶峰，浮民流离四方，所受残害恐怕甚于东汉末期。实际上这也是蛮族得以在中原活动的契机，而最先崭露头角之人即匈奴酋长刘渊，此点前章已有叙述。
北中国匈奴兴亡始末
如前章末节所述，永兴元年（304年），匈奴刘渊据左国城立国，国号为汉，并试图将蛮族纠合于自身力量之下。永嘉二年（308年），他自立为帝，后其子刘聪在晋永嘉四年（310年）改立自己的年号。翌年，取洛阳，晋室灭亡。这通常被称为“永嘉之乱”，正式拉开蛮族统治北中国的序幕，对于北中国而言是划时代的事件。
传说刘渊本为一普通匈奴酋长，但确切来说，其与整个汉代北蛮之中最为显赫的大单于大不相同。《汉书》记载，匈奴单于姓孪鞮氏，东汉初被允许在陕西边地、西河、河套地区居住的南匈奴单于姓虚连鞮氏，中国学者认为两者是同一个词。且汉宣帝之时，向朝廷申请保护的单于称为呼韩邪，东汉初南匈奴单于亦称呼韩邪，因此，南匈奴单于本就是出自匈奴一系的单于。与南匈奴相对，居于外蒙古匈奴根据地的匈奴称为北匈奴。《通典》记载，自东汉初期开始，鲜卑部落逐渐在外蒙古东部得势，汉章帝元和年间（84—87年），入侵北匈奴东部，北廷陷入大乱。南匈奴单于欲趁机合并北匈奴，遂向汉室求援。时汉章帝已死，和帝在位，外戚窦宪答应南匈奴请求，远征漠北。此次远征最终以汉军胜利结束，并留下著名的班固《燕然山铭》，其中一节如下：
凌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
高阙为从归化城越过阴山，与阳山之间的缺口，之后沿阳山至黄河北的鸡鹿塞，继续北行，穿过遍布碎石与盐碱的沙地（碛卤），进入戈壁沙漠，最后抵达金山支脉尼赤金山，即外蒙古南端，涿邪即指此。一路向北出翁金河，此河流经涿邪山脉与杭爱山脉之间的旷野，沿河越过杭爱山脉，抵达外蒙古中心鄂尔浑（Orkhon）流域，称作安侯。自杭爱山向北，至龙庭（从丁谦说）。由此可见，班固的描写极为精准。此次远征后，北匈奴远行至阿尔泰山，遁走康居（Sogdiana）。汉室方面认为，窦宪远征本就是外戚窦氏为展现一家威势所策划的行动，因此一般舆论并未表示同情。因此，其后蒙古地区的状况除西部部分地区外，几乎未见于中国史料记载。大概是因为此地汉威未及。一方面，南匈奴虽借汉室之力讨伐北匈奴，但无余力统制蒙古高原北部，反而在其内蒙古势力范围内屡受鲜卑族进犯，每次均向汉室求援。到东汉安帝时代，南单于的谱系仍可追溯至匈奴大单于的血统，但其后称单于之人是否真正为匈奴王室后裔则不得而知。例如，灵帝时有一位羌渠单于。据《晋书·北狄传》记载，羌渠为匈奴内部族之名。而根据《晋书》记载，刘渊为羌渠单于的曾孙。但《晋书·北狄传》中又写道：匈奴部属中，屠各势力最强，遂成为单于，统领其他诸种。而前节所引的陈琳檄文中，匈奴与屠各却是完全不同的种属。刘渊是否属屠各？《晋书》中列举了呼延等四种匈奴大姓，但其中未见汉代匈奴王室之姓孪鞮氏。综合以上考量，东汉末期时，南匈奴正统王室是否就已经消亡？及至三国时期，曹操将匈奴分为五部分，在山西内地分别指定居住地，选帅统领之，并设置汉人司马从外部进行监督。至此，匈奴完全成为汉族隶属，即便仍然使用单于的称号，也不过是汉族认可的匈奴十九种部族中最强大的部族酋长。及至晋代，请求移居北中国的匈奴部族愈渐增多，晋武帝常常应允，因而山西一省几乎没有无匈奴居住之地。
《晋书·北狄·匈奴传》中有云：
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广辟塞垣，更招种落，纳萎莎之后附，开育鞠之新降，接帐连韝，充郊掩甸。既而沸唇成俗，鸣镝为群，振鸮响而挻灾，恣狼心而逞暴。
晋所采取的抚绥方策反而加剧了内部汉蛮之争，即便是小事也激发蛮族团结一致奋起反抗的态度。晋内患如此，终于在“八王之乱”时，朝廷统制完全消亡。如前所述，人们利用蛮族势力沉迷争斗，而蛮族刘渊采取自立行动。刘宣劝刘渊谋反时说道：
晋为无道，奴隶御我……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
大概其已看出刘渊作为成都王盟友对抗反对派与鲜卑、乌丸所结联盟的过错，于是劝其团结蛮族共抗汉族。
刘渊（匈奴称刘姓始于刘渊之父刘豹）自立之心愈加坚决，最后终于自称汉王，纠合徒党，石勒、王弥二人率先归服其下。石勒是匈奴部落中羯部的小帅。《晋书》记载，他与刘渊同为羌渠之后，但奇怪的是，羯部之名并未出现在匈奴十九种当中。根据其传记可知，石勒年少时曾在首都洛阳行贩，后被转卖至山东，成为汉人的奴隶，后投奔群盗并成为魁首，开始掠夺生活，最后归附于乐平（山西辽州和顺县）的蛮族部大之下，并劝说部大加入刘渊队伍。但乐平地区从属乌桓的部族不愿加入刘渊势力。石勒遂向乌桓投降，并巧妙煽动其部众杀死酋长，携乌桓的力量归附刘渊。王弥原为汉族名家之子，晋末为盗，肆掠山东地区，一度攻掠河南郡县，逼近洛阳，后被晋军击退，于是渡黄河北上，投奔刘渊。刘渊将居所搬至平阳，纠合所在地的匈奴族，命令王弥、石勒等人经营河南山东地区。此时，自山西边境至直隶北部，鲜卑势力颇强，匈奴军在上述地区屡次失利，于是将手伸向中原地区。当时中原地区一片混乱。例如，王弥军队攻打河南中部南部时，该地区的外来人口颇多，他们长期为土著居民所苦，于是走上险途，烧城邑、杀地方长官等事件频出不穷，王弥军队兵临城下后，全部归附王弥麾下。
永嘉四年（310年），刘渊逝世，刘聪继后。翌年，令刘曜、王弥二人率军攻入洛阳。此时，洛阳正忙于迁都，对敌军毫无抵抗。刘、王二将顺利占领洛阳。汉族王弥之军或因先入洛阳之故，大肆掠夺，挖陵墓，焚宫室，百官及平民遇害者达三万人，而刘曜颁发禁止掠夺的命令，还斩杀了王弥手下一名违抗禁令的将领，二人之间产生嫌隙。王弥向刘曜讲述迁都洛阳之说，但未被采纳，王弥于是破口大骂：“屠各子，岂有帝王意邪！”汉蛮对立的感情甚为露骨。
洛阳被攻占后，晋怀帝被送至平阳。刘曜满载珍品凯旋，王弥则在洛阳东方的项县安营扎寨，据守根据地山东地区，意欲自立，悄悄令其部下执行计划。其时，石勒正转战河南地区，如前章所述，他在途中歼灭王衍军队。此时，王弥同石勒取得联系，意图利用石勒，劝其共同经营山东地区，但暗地里又密谋将其除去。但石勒看破了这一卑鄙计划，先下手为强，成功袭杀王弥。于是，刘聪令石勒接管王弥军队。石勒南进，驻屯于葛陂（河南省汝宁府新蔡县），经营江汉地区。
此时，汉主刘聪势力尚未确立。陕西至甘肃地区，匈奴势力尚未触及。以太原为中心，占据山西北部的晋将刘琨，意图与山西北边至归化城地区势力庞大的鲜卑一部拓跋氏联手袭击刘聪首都平阳。另外，以直隶、北京地区为根据地的王浚，一直抱有借鲜卑段氏一部的力量谋求自立的野心。石勒虽乘势席卷河南一带，但仍无固定根据地。石勒屯于葛陂之际，刘琨寄来书信，邀其同盟共抗刘聪。信中一节如下：
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尔云合，忽复星散，将军岂知其然哉？存亡决在得主，成败要在所附，得主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
大意为，若凭刘聪之名，即便取地亦不可拥有，不如拥立晋室。对此，石勒回信称自己的首要职责是平定当前祸乱，而对晋室尽忠是刘聪应尽之责。传说，此封回信应是出自石勒幕下汉族名臣张宾之手（参照《十七史商榷》）。张宾是最先计划“合理利用蛮族势力建立北中国秩序”之人。然而，石勒驻屯于葛陂后，翌月该地就暴发大洪水，给石勒军队以巨大打击，其幕下有得力汉人建议向坐镇江南的晋宗室司马睿投降，又有蛮族将军等人建议出寿春攻掠江南，二者皆近空论，石勒于是听取张宾之言，确立计划经营河北，建立稳固地盘。石勒一方面推进自立行动，另一方面非常注意与刘聪之间的联络。之后，石勒整军北上，终在襄国（直隶省顺德府[6]）建立根据地，与盘踞北京地区图谋自立的王浚之间的接触由此开始。
王浚是晋室开国功臣王沈之子，“八王之乱”时，任幽州刺史，身在北京，早有自立之志，将女嫁与徙河（奉天省锦州）鲜卑部落段氏酋长，与之建立牢固关系。石勒到襄国后，王浚命段氏伐石。此战整体而言王浚为获胜一方，但段氏族人被石勒生擒。石勒恭敬地将其送回段氏，获得不少段人的好感。段氏内部产生的异论给王浚势力带来巨大打击。其后，石勒势力逐渐扩展至直隶一带，王浚仅能在易水防御。石勒虽欲一举将其击溃，但还是听从幕下张宾之言，拥立王浚即帝位，在文章中以“小胡”自称，夸赞王浚“州乡贵望，四海所宗”，极尽殷勤之态。王浚听信部下自古以来不曾有过蛮族帝王之言，相信石勒的忠诚，未曾怀疑。石勒见计谋奏效，于是在建兴二年（314年）袭杀王浚。
汉主刘聪将河北完全交与石勒经营，同时令同族心腹刘曜专心经营陕西与山西北部。刘曜为刘渊族子，后为刘渊所养，曾在洛阳犯罪，险些被诛，后逃至朝鲜，改名成为县卒。刘聪时代与王弥共同夺取洛阳，直入陕西，征服首都长安。但当时陕西西部之汉族大吏团结一致将匈奴势力横扫出陕西，拥立晋武帝之孙司马邺。刘聪手下所擒的晋怀帝遭刘聪弑杀后，司马邺自然被视作晋室继承人，后追谥为“愍帝”。司马邺势力之微弱，由如下记述可知：
是时（即位之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荆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而已。（《通鉴》建兴元年四月）
建兴三年（315年），刘曜再度入陕西。从陕西北边侵入后，直指长安之北、渭水对岸。其时，汉族大吏、土豪盘踞于陕西西部至甘肃一带，身在长安的愍帝为讨其欢心，滥授爵位，即便卑微如村邬小帅者都可得封银青将军等显职，但天子恩威不及于下，诸将骄恣，士卒离怨。因而当刘曜杀到之时，各地势力瞬间瓦解，第二年十一月，愍帝降于刘曜军门。西晋在名义上彻底灭亡。匈奴统治覆盖陕西台地。
王浚死，愍帝降，北部中国仅剩刘琨一人残留山西北边。刘琨家与晋朝宗室有姻婚关系，“八王之乱”时，自然被卷进旋涡之中，永嘉元年（307年）刘琨初任并州刺史，赴晋阳（山西省太原府）。其在赴任途中向朝廷上奏，描述目睹的民生情状如下：
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文中主要描写了河南彰德府至山西潞安府黎城县（当时称壶口关）与长治附近（即壶关等地）的状况。上述地方离首都洛阳不远。刘琨抵达晋阳之时，“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琨募得千余人，转斗至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寇盗互来掩袭，恒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负楯以耕，属鞬而耨”。流民聚集于武力强盛之人身边纯粹是时势所致，于是乎，投奔刘琨之人日益增多。刘琨本是晋代豪族子弟出身，生活奢侈，喜好声色，虽短暂自我矫厉，但不久之后即放纵懈怠，与鲜卑拓跋氏结盟，借鲜卑之力，进犯幽州境界，王浚大怒而入侵，刘琨惨败，之后名望渐渐失坠。因此，并州多名汉族大官寄望于刘聪，刘聪于是令其子刘粲进攻晋阳。刘琨虽借拓跋氏之力打败刘粲，但晋阳也成为拓跋氏戍兵镇抚之地，刘琨自身只好徙居南面的阳邑（太谷县）。其为得抗击匈奴族之名，反而在内地树立起拓跋氏势力。之后，伴随石勒据襄国灭王浚，以及刘琨依赖之拓跋氏发生内讧，其处境愈加困难。最终刘琨与石勒开战，遭遇大败，未能守住并州，只好投靠王浚死后盘踞北京地区的鲜卑段匹磾。段氏内部石勒党众多，唯独段匹磾始终怀抱抗击匈奴之志。但即便如此，因刘琨一派与段氏一部感情疏隔，最终段匹磾将刘琨杀害。时在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至此，北中国较为强大的汉族势力归于消亡。
318年，汉主刘聪逝世，刚好是刘琨被杀之年。刘聪精通中国学艺，又重用刘曜、石勒等人，可见其才略。但其嗜酒且多有酷暴之举。据传，刘聪曾想为一名妃子建造一座宫殿，遭汉族大臣劝谏后，勃然大怒：“吾为万机主，将营一殿，岂问汝鼠子乎？”随即杀之，并放群鼠共进墓穴。总之，刘聪一代不可思议地出现天变，在历史上留下阴影。他死后不久即发生内乱，其子刘粲继位，但不久为一部首领靳准所杀。于是，刘曜从长安往皮氏（山西省河津县），接管刘聪手下官员，被推举称帝。石勒从襄国进襄陵（山西省平阳府东南）斩杀靳准。然而，石勒不甘居于刘曜之下，于是焚首都平阳，返回襄国。刘曜也返回长安，应群臣之请建立赵国。石勒也在襄国即赵王之位。因刘曜的赵国先行灭亡，于是史家称之为前赵，称石勒的赵国为后赵。匈奴势力在此一分为二。
两赵对立，各自图谋扩张势力。刘曜势力主要向北方及西方延展。刘曜杀愍帝之后虽坐镇长安，但其势力范围不超过陕西渭水流域。陕西是氐羌族繁衍生息之地。地形上，渭水流域南北均是险峻山脉。当然，北方与其叫山脉，倒不如说是黄土塬被侵蚀所成，而其南部据称高达四千英尺。《魏书》中往往以“北岭”称呼该地带。据传强大的氐羌族团体居于此地。因刘曜曾对一巴氐酋长施以苛酷刑罚，因此渭水平原周边四山的氐羌族人一齐反抗，长安城门为此紧闭。当时被推举为渠帅的是以阴密（甘肃省泾州府灵台县）为根据地的句氏。但此族并非如北狄匈奴、鲜卑等那般勇猛，叛乱仅是怕因罪沦为奴隶。刘曜对待他们采取温和方法，不久，归服赵国之人越来越多，其间继续反抗之部落被轻易讨平。由此，刘曜威势遍及甘肃，又降服在南安（甘肃省巩昌府）自立的汉族，并击败嶓冢山麓仇池的氐酋杨氏。虽说如此，其活动仍比后赵石勒迟钝得多。
石勒以河北为根据地，统治了山西大部分地区，但其北方与东方皆被强大的鲜卑部族所包围，对匈奴而言，这实在是一大威胁。不过，其南方河南、山东一带的中原地区，汉族各股势力分散其间，此时在江南复活的东晋朝廷虽利用这些势力对抗蛮族，但忙于内部整理，且各方割据的汉族绝非团结一致奉戴东晋之辈，因此石勒势力在中原地区逐渐壮大。尤其是经营黄河以南最为尽心尽力的东晋名将祖逖逝世之后，对东晋相对忠诚、防守在第一线的晋将逐渐退居后方。例如，郗鉴放弃邹山（山东省邹县）退至安徽合肥，祖约从豫州（河南省汝宁）退至寿春，卞敦从徐州退至安徽盱眙。曾经扶助刘琨的鲜卑段匹磾被石勒所擒，山东杂军多被平定，后赵的威势逐渐拓展到广固（山东省青州）。石勒势力延伸至河南洛阳一带时，终于与同样觊觎此地的刘曜爆发大冲突。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一带自西晋末开始荒废，甚至公然出现食人的风气。洛阳东北成皋（河南省汜水县）的贼首侯都专门掠人而食，地方大员多人成为牺牲品。该地只有出身平凡却遭推奉的李矩孤军奋战对抗蛮族。然而，后赵平定山东后乘势杀到河南，李矩军屡战屡败，于是投降赵主刘曜。刘曜趁机率军潜入山西，在蒲坂[7]击破后赵猛将石虎之军，渡黄河南下包围洛阳，地方军士陆续投降刘曜，襄国为之大震。于是，石勒亲自率军，令石虎之军从山西南下，共围洛阳。其军事行动极其敏捷，刘曜不知，未做任何准备而沉醉于美酒之中。两军交战后，刘曜被石勒生擒，石勒乘胜令石虎经营长安。如此，刘曜的太子最后据守的上邽（甘肃清水）也告陷落，氐羌各酋长全听后赵号令。石勒终于登上天子之位。其时东晋咸和五年（330年），北中国中原地区臣服于一王之下。
咸和八年（333年），石勒死。太子虽然继承其位，但实权尽归石虎之手。猛将石虎古今闻名，石勒的成功一半依赖其力。石虎拥立太子而手握实权，在石氏阵营中激起强烈反对，各地发生兵变，石虎镇压成功，后赵势力未有丝毫动摇。由蔡谟言论可见，此事已为在江南的东晋所知。石虎执掌实权后，随即制定征讨四方之计划，第一个目标即今奉天义州至直隶北部朝阳府之间根基牢固的鲜卑慕容部落。慕容部落之南，辽西地区即今锦州至直隶北京以及直隶、山西北部地区，鲜卑部落段氏势力庞大。慕容、段氏两个部落常年争斗。适逢慕容氏为牵制段氏向石虎求援，石虎趁机派大军征讨辽西，自己则在金台（直隶省涿州附近）建大本营，并在漂渝津（天津附近）集结水军进行声援，其先锋遂长驱直入占领燕郡北京。段氏酋长段辽从令支（直隶省迁安县）单骑北逃，段氏领土尽归石虎之手。石虎又以慕容氏在此战中未与后赵采取同一行动为由，迅速令其部下从锦州地区攻打棘城（义州）。慕容的都城（今之朝阳市）顿时陷入恐慌。但酋长慕容皝从容防御，大战结果竟然是石虎军队一败涂地，段氏故地从赵手中归于慕容氏。虽然石虎立马计划再次征讨慕容氏，但慕容氏势力其后延伸至直隶保定府地区，而石虎计划以失败收场。
石虎还制定南伐江南东晋的计划，东晋舆论因之大受刺激，但此计划并未实行。最后石虎又想灭亡在甘肃凉州（姑臧）北部中国唯一一支独立的汉族力量——张氏，不想又遭大败，后赵的威势逐渐转向衰落。永和五年（349年），石虎病逝，阵营中发生内乱，北中国再次陷入大乱。在叙述此事之前，且先看石勒、石虎为政的概况。
中国史书记载，石勒是一名优秀的统治者。起初，他在直隶南部征伐汉族杂军，而不与被汉族视为秩序破坏者的王弥交战之时，杂军阵营中有一人对石勒说道：
公天生神武，当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属明公，望济于涂炭。有与公争天下者，公不早图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乡党，终当奉戴，何遽见逼乎！
一般汉族唯愿生活安定，为此可不顾名节如何。谋臣张宾在推举曾出仕晋室且清望甚高的赵彭之时，赵彭以名节为由拒绝仕奉赵室。石勒感到不满。张宾曰：“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因此，赵彭等人可谓最为贤明之人。变节是常态，而能始终坚守名节之人，朝廷皆禄养之以遂其志，王者传统才能存续，而石勒践行之。
石勒坚持用汉族传统进行统治，保护汉族，尤其是收用衣冠人士作为时望中心。另外，还组织君子营，转战四方之时，常令其担当顾问。根据地确立之后，建立官制，门臣祭酒主要由蛮族担任，以主持蛮人的辞讼；门生主书主要由汉族担任，司典蛮人出入，使之不得侮辱衣冠华族。蛮族与北中国豪族相结合的政治方针由此确立，并对后来历史产生强烈影响。与此同时，《上党国记》《大将军起居注》《大单于志》等书籍皆编纂于此时。现在虽然无法得知其具体内容，但可知石勒已是汉族乐于奉戴的君主。他又以中国礼仪教化蛮族，例如规定严禁娶兄嫂为妻，丧中不得结婚等。但火葬随其本俗而不在禁令之列。
石勒的为政概况大体如上。当然，同一朝廷下，蛮汉不免冲突。蛮族基本离不开酒，曾有一蛮人骑马闯入禁门，负责守卫的汉人被问何以失职时答曰：“胡醉甚，不可与语。”此为醉胡不理睬汉人之言的一个例子。因此，石勒下令禁止造酒。又有某位汉族高官衣冠敝坏，石勒问其故，答曰：“顷遭羯贼，是以荡然。”此言虽出自不经意之口，但也直接反映出汉族对羯族的反感。
石勒与汉族学者问答的轶事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他嘲笑曹操、司马懿等人欺孤儿寡妇而夺取天下的行径。石勒推崇汉高祖，自比东汉光武帝难分优劣，放言“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但其曾欲建宫殿于邺城，遭群臣劝阻，乃叹息：
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乎！匹夫家赀满百匹，犹欲市宅，况富有四海乎！
石勒之所以博得汉人高度评价实因其忠于汉人传统。然而，石虎的做法与石勒完全背道而驰。据称，石勒晚年时，有一派企图排挤石虎，石虎于是在夜里令部下侵入主谋者宅中，奸污其妻女，掠走衣物。其掌握实权之后，彻底成为暴君。虐使劳苦人民大兴土木工程之外，石虎所到之处，社会秩序尽毁。详情见外篇，其淫虐行径令人吃惊。
荒酒淫色，骄恣无道，或盘游于田，悬管而入，或夜出于宫臣家，淫其妻妾。妆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又内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
他可谓极尽淫虐之事。这仅是宫廷内的私事，而波及一般百姓的，是在宫中、东宫以及诸公侯七十余国设置女官，百姓之女二十岁以下十三岁以上，计三万人，分为三等进行分配。地方为了完成任务，必须甄选美女，于是强夺已嫁为人妇者达九千余人。豪族趁此机会，掠夺百姓美妇，多人为此自杀。
此外，石虎还挖掘历代王侯之坟墓，取尽珍宝。另一方面，其性格又如小儿。例如，田猎之时，扬起天子旌旗，令十六军十八万戎卒先发，自己则登凌霄观目送，笑道：“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其爱子石韬被另一子石宣所杀，石虎知悉后，十分愤怒，将石宣幽闭于席库，以铁环穿其颔而缚之，作数斗木槽，将羹饭置于木槽之中，如同猪狗一般喂食，又取来石宣杀害石韬的刀与箭，令其舔之，石宣哀嚎之声震动宫殿。又在邺城之北堆起柴垛，上立标桩，标桩末端设置鹿卢，用绳子贯通，通过梯子将石宣升至柴垛之上，站立于标桩之处，首先令宦者拔其发，抽其舌，其后用绳贯其颔，以鹿卢绞上。又砍断其手足，斫眼溃肠，一如石韬之伤，之后四面纵火焚烧。石虎与昭仪以下数千人登中台观看。
石虎在邺城营建宫殿，襄国作为陪都。在他晚年，家中内乱引起自暴自弃性质的叛乱，太子石世成为家庭骚乱的牺牲品，其“高力”即服杂役者万余人被流放至凉州[8]。众人抵达雍城（陕西省凤翔府）时，雍城刺史夺走马匹，令其徒步推鹿车，为兵士驻屯之处运送粮食。高力头目汉人梁犊利用众人的怨恨而加以煽动，不久唆使驻屯军队反向东进，沿途大肆掠夺，一时间洛阳附近皆成废墟。当然，暴乱很快被讨平。自古以来，蛮族居于统治者之位，破敌之后便将其部落转移至内地，整编成军队。统领者须为朝廷信任的武官，此点自不必说。其中有的军队在部落酋长率领之下驻屯于要害都城，虽然如此可保留集团的威力，但降卒屯戍之人本就是不安分子的集合，往往成为叛乱的根源。梁犊叛乱之时，石虎旗下军将屡次战败，加之其家庭内部斗争，后赵瓦解的征兆已经出现。待石虎去世，冉闵之乱突然爆发，羯人势力在北部中国彻底消亡。
冉闵原叫石闵，本是汉人，但因为勇猛过人，而成为石虎养孙。石虎末年家族内乱之时，冉闵拥立石遵即帝位。当时，石遵曾许诺立冉闵为太子，但未兑现诺言，冉闵于是密谋叛乱。他深知羯人不为自己所用，于是利用汉族对蛮族的反感，发布虐杀蛮族的命令。于是，邺都发生惨绝人寰的虐杀。
冉闵亲自率汉人诛杀胡羯，死者二十万，尸体弃于城外任由野狗豺狼啃食。影响波及四方，凡高鼻多须者约有半数被杀，“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此次骚乱的结果，居于直隶边境的鲜卑慕容部获得挺进中原的机会。叙述该变化之前，且先回顾东晋在江南复兴的历史。
东晋江南复兴
“八王之乱”将近尾声之时，司马氏一族中有一人名叫司马睿，在某个月明之夜秘密逃出洛阳，回到封国山东琅邪。琅邪的王氏一族系贯穿晋代的第一流名族。其族中有一人王导，与司马睿为熟交，传说司马睿正是受王导之劝说才逃离洛阳。后司马睿听从东海王司马越的命令，镇守江苏下邳，王导随行。永嘉元年（307年），司马睿受晋帝之命，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坐镇建康（即今日南京）（参照《通鉴考异》）。此时，长江下游三吴平原又是何种状况呢？
如前章所述，氐族賨部酋帅李特率领流民侵入四川之时，部将之一“义阳蛮”张昌秘密脱逃，在湖北煽动流民建成一支怪异军队，其党羽石冰东进，从安徽进扰江苏江北地区。督押江淮运船向北方供给粮食的安徽庐江人陈敏后来率运兵讨灭石冰，保护东南地区秩序免遭破坏。但他眼见北方晋室已不可救，于是在安徽和州自立，后坐镇建康城，欲继承三国孙吴大业。与其秘密串通的正是孙吴勇将甘宁之后甘卓。
虽然原来孙吴的三吴名族在晋统一后多效命于北方朝廷，但在著名的陆机兵败之后，皆对北方朝廷断念而返回故乡。名族们的心愿本就是东南秩序安定。现如今陈敏据建康城谋图霸业，必先取得东南名族的支持。陈敏于是推出优待东南名族的政策。但其出身太过卑微，以门第自傲的东南名族无人从心底归服。于是，陈敏转而萌生诛灭诸名族的念头。此时，被尊为东南名族之首的顾荣为了保住其地位，在陈敏帐下受封官爵，并谏劝陈敏切勿采取暴行：
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今日之势，不能复振，百姓将无遗种。江南虽经石冰之乱，人物尚全，荣常忧无孙、刘之主有以存之。今将军神武不世，勋效已著，带甲数万，舳舻山积，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尽怀，散蒂芥之嫌，塞谗谄之口，则上方数州，可传檄而定。
由上文可见，顾荣认为陈敏可以辅佐。但庐江内史华谭斥责顾荣接受陈敏所封的官爵，四处传檄责问其罪。檄文中有云，“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嘲讽陈敏成不了大事。这恐怕是东南名士的共识。吴兴强族周玘率先兴军讨伐陈敏，其时顾荣已对陈敏失望，于是勾结陈敏最为信任的部将甘卓共同讨陈而杀之。至此，陈敏叛乱终被平定。司马睿与王导一起渡江坐镇建康正是在陈敏之乱被讨平后。
诛杀陈敏的顾荣等人接受北方晋室封赏成为高官，于是踏上北上之途。行至徐州，才知晋室之乱已不可救，于是再次南归。当时执掌晋室大权之人——东海王司马越欲以军礼强行召其进宫，顾荣一行竟弃牛车，解船只，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返回扬州。当时，身在建康的王导正劝司马睿收揽东南名门望族。关于此事，《晋书·王导传》中有如下记载：
（司马睿）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
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
上述记载与《王敦传》相比略有出入，《资治通鉴》中隐去二者出入的内容，周济《晋略》则完全略去不讲。作为尊崇准确的史家，抹去全部内容无可厚非。总之，此为江左之人相传之故事，由此故事也可推知当时的情况。
司马睿取得江南人士归服后，北方政情恶化，首都洛阳城内，迁都寿春之说动摇群臣之心，天下动乱之际，仅有长江下游三吴平原得以维持秩序。北方名族庶民纷纷逃至江东避乱，王导遂劝司马睿从中拔擢登用俊贤之人。其中有名为桓彝者，原为谯国（夏邑县）[9]的名族，渡江来此，见司马睿势单力薄，十分失望，但与王导共论世事，信赖其为人，这才安心。能收用安定各路北方来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王导的雅量。
其时，北来的诸多名士曾在建康西北的江渚新亭聚会，聊慰旅情，因想起北方江山易主而流涕，只有王导以克复神州的大义勉励他们。总之，在王导协助下，司马睿逐渐稳固根基，在北方对抗蛮族的晋国诸将中也萌生支持司马睿执掌大统的倾向，尤其当洛阳被匈奴刘聪夺取，怀帝遭擒之时，此种声音更加高涨。在长安被拥立为帝的愍帝驾崩之后，司马睿终即帝位。这主要归功于北方诸将的推戴，其中包括鲜卑族段氏、慕容氏。此为建武元年（317年）之事，史家称之为东晋，司马睿即元帝。
司马睿称帝之前，江西地区已归其势力所辖。北方晋室曾派一名叫华轶之人管辖此地，其治理有方，境内受晋末动乱影响最小，但其心在北方，轻视司马睿命令，最终未能逃脱被讨灭的命运。江西从地理上而言，可谓“吴头楚尾”。今日若将湖南、湖北称为长江中游，则江西即为长江下游的开端，因而，元帝实际上是在长江下游建立根基。
湖北、湖南地区位于长江流域腹部，后成为九州腹地。建康的势力究竟如何延伸至此？先前蛮人张昌侵入此地，诱致北来流民发起叛乱，幸亏被北方晋室所派的刘弘所平定。刘弘原为乌丸校尉，在幽朔之地勇名远驰，至湖北后又显示出优秀统治者的实力。其在军事上委任江南人陶侃平定张昌党羽，后又拔擢该地有力之士担当实务。被拔擢者之一为牙门将皮初，刘弘荐举他做襄阳太守之时，朝廷有司以其资望不足为由驳回刘弘的请求，欲改而任命刘弘的女婿。刘弘上表拒绝，力陈以姻戚关系决定任官的弊害，自始至终贯彻其主张。又，当时湖北首府襄阳南部有岘、方二山，其间的水泽久遭封禁，刘弘都予以开放，允许捕鱼。邻交之策方面，刘弘为时任四川益州刺史的罗尚供给湖南零陵的米谷，以此加强联防，常写书信寄与各地方大吏联系感情，他镇守天下四达之区，长年维持安定和平。然而在其辞世之后，后来者山简、王澄之辈虽然都以清谈闻名一世，但经营实务方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详细考察该地内情，四处隐伏祸机。
有一人名叫王如，原为陕西地区的一名武吏，后流落至河南南部宛城（南阳）。其时山简应朝廷之命，将流民遣回本乡，王如难逃北归的命运。他深知陕西地区荒残，拒不北还，遭山简强制遣返，于是奋起反抗。从北方来的各类团体应声而起，叛军数量达五万，此时北方蛮将石勒的先锋行至河南南部，王如遂与之结盟，掠夺汉水流域，包围山简所居襄阳。但是襄阳守备坚固，无法攻破，加之王如军中滋生纷争，其势力随之瓦解。其间王澄作为荆州刺史镇守江陵（《通鉴》胡注）。而叛乱在四川流民当中再度爆发。
部李特之乱后，四川人士流寓湖北、湖南之间者达四五万家。其中有一人名为杜弢，才略出众，任零陵太守[10]。新来的四川流民屡遭土著湖北、湖南人所虐使，其中不乏叛乱者。杜弢作为太守起初负责平定叛乱，其后王澄部下对四川流民十分暴虐，流民等人于是团结一致愤而起义，拥立州里名望杜弢，请其支持叛乱。杜弢攻破零陵、武昌，势力强盛，王澄毫无招架之力。当时建康的势力已临江西，司马睿帐下被委以军权的王导同族王敦起用名将陶侃、周访、甘卓讨平杜弢，最终成功平定叛乱。杜弢在写给他人的信中陈述苦衷：
天步艰难，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遗，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半，备尝荼毒，足下之所鉴也。客主难久，嫌隙易构，不谓乐乡起变出于不意，时与足下思散疑结，求擒其党帅，惟患算不经远，力不陷坚耳。及在湘中，惧死求生，遂相结聚，欲守善自卫，天下小定，然后输诚盟府。
其心可鉴，其情可明，但《晋书》还是将其列为叛臣，大概是史裁拘泥形式的弊处。
平定杜弢之乱，实际功臣为陶侃、周访两将，尤以陶侃之功为最。但二人皆受制于建康军阀头目王敦。王敦不喜南人势力统治湖广地区，因此排挤陶侃，将其调任广州刺史。其时河南人杜曾在襄阳地区自立，并与北方长安愍帝派遣的一员军将相勾结，尝试反抗王敦势力。王敦令其腹心征讨，反而败下阵来，最后借周访之力才勉强镇压叛乱。周访也是南人，且与陶侃有姻戚关系。起初王敦曾许诺在破杜曾之后将荆州给周访，但未履约，最后令其调任梁州刺史镇守襄阳。也许因为上述善后处置皆为王敦独断，军将自然对王敦心生嫌怨，且建康政府中反王氛围甚浓。王敦在长江中游势力过大，王、马共治江南，以王室为中心者难免因此不快。但其时有名为祖逖者，声望可与王敦匹敌，且坚强抵挡源自黄河下游的北方压力。他的存在也让王敦独霸军界成为不可能。
祖逖原为直隶范阳的豪族，眼见洛阳大乱，于是率亲党数百家，迁至淮泗之间。途中祖逖将车马赠与老弱者，自己徒步前行，药物衣粮与众人共用，自然被推举为行主。抵达泗口（江苏省清口浦）[11]之时，他接到建康命令，定居于京口（江苏镇江）。
其幕下宾客、义从之辈都是从北方来的暴桀勇士。适逢长江下游地区发生大饥荒，此辈往往出而为盗贼，掠夺富室，建康政府内部时有非难之声，祖逖皆予以庇护。他常胸怀复兴北方中原大地之志，并以此劝元帝。但元帝忙于经营江南，只给予其豫州刺史的名分以及兵士千人、廪布三千匹。于是他率流徙而来的部曲百余家踏上北征路途，在江阴（恐非地名，或为江北之意）兴锻冶之业，造兵器，然后出发。当时，淮泗之间为石勒先锋所扰，秩序全乱，各村落纷纷设坞，推举土豪成为坞主，以此作为自卫手段。坞主的向背并非取决于匈奴石勒、晋司马氏名义上谁为正统。而祖逖恩威并施，得坞主心服，屡次打败石勒之兵，成功御匈奴势力于河南之外。其居所主要在雍丘（河南杞县），曾在该地召集父老举办宴会，席间有耆老流涕歌曰：
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
但建康政府不知充分利用其才能，先是任命吴人广陵戴渊为豫州都督，加之晋室与王敦之间祸难将生，祖逖深感壮志难酬，最后郁郁病终。
深受元帝宠任的刘隗、刁协二人，皆以提升东晋权威为目的，屡次压制强族之权，尤其采取压制王氏势力的方针。东晋开国元勋如王导等人皆为此受朝廷疏远。王敦其时正在武昌镇守，厌恨刘、刁等人的处置，向元帝和刘隗写信劝诫改易方针。但二人不听，王敦原在北方以清谈收获人望，兼具机略，巧招名流之士于幕下，又很有军事手腕。祖逖逝世之后，王敦以为终于无人可与之匹敌，今竟遭刘、刁之辈所侮，难以忍受，向东晋问鼎轻重的志向由此萌生。而刘、刁二人的做法又招致多家名族怨恨，王敦于是宣布刘、刁等人的罪行，以讨伐刘、刁为名，率军逼近建康。其在此际发布的檄文将罪责尤其归于刘隗，其中一节为：
（刘隗）外托举义，内自封植；奢僭过制，乃以黄散为参军，晋魏已来，未有此比。倾尽帑藏，以自资奉；赋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为惠泽。自可使其大田以充仓廪，今便割配，皆充隗军。臣前求迎诸将妻息，圣恩听许，而隗绝之，使三军之士莫不怨愤。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家计始立，隗悉驱逼，以实己府。当陛下践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庆，使豫蒙荣分。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路。
身欲北渡……
据檄文看，大量北方流民轻易被权力者所利用，建康内部疾患已生。刘隗听闻王敦之言后反而意气矫矫，策谋诛杀建康城内王导以下的王氏一门，提高帝室权威，结果遭到所有朝臣反对，元帝也不同意，由此可见朝廷上下已对其不信，胜败之数已定。因此，王敦由姑孰（安徽当涂）驻地出发行进至石头城时，元帝特去信一封请求讲和。
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
后来刘隗遁逃，刁协遭擒，元帝将江西地区军权赋予王敦，暂时达成媾和。
王敦以讨灭刘隗为名的军事行动暂时取得成功，而让王敦行此举者主要为其部下军将，如此一来，军将横暴愈加严重。建康朝廷内拥有重望的周和戴渊等人皆被杀，吴兴豪族周氏一门亦被诛灭。如此做法与以王导为代表的建康宽治之风迥异，带给东南百姓的恐怖相比刘、刁之徒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初王敦逼近石头城之时，其大本营所在的湖北平原传言有人欲与建康为伍，情况危殆，遂回武昌将反对派首领甘卓（袭周访后，镇于襄阳）斩杀，其根据地更加稳固，其本人专权更甚。
建康方面，元帝死后，明帝即位。明帝在太子之时便以勇决闻名，为王敦一派所厌恶。因此，王敦再次移镇姑孰，一方面监视朝廷，另一方面令部下军将在京师腹地江苏平原植根固势。对此，王敦幕下名流谢琨等人极力谏止，但王敦不听。建康内部举朝上下弥漫着反王的氛围。《晋书·王敦传》中对其军将的横暴行为如此记述：
（沈）充等并凶险骄恣，共相驱扇，杀戮自己；又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体，咸知其祸败焉。
西晋末大乱之际仍能维持秩序的东南平原在王敦部下引发的祸乱中逐渐没落。其时，王导再次承担辅政大任，担心因王敦恶名牵连王氏一门，于是写信给王敦亲信的同族，言辞恳切地进行劝诫，不料对方不听，而建康朝臣则团结一致反对王敦。本传记载，此时王敦本人染病，颇想返回武昌保全家门，但其帐下军将仍力劝攻取建康，王敦无力阻止。对此，朝廷随即召集固守北方淮水流域的军将祖逖之弟祖约以及苏峻等人担建康警备重任。战事随之展开。其间王敦病死，随后同党皆被诛灭，战局终定。时为太宁二年（324年）。
王敦之乱时，北方石勒势力逐渐南进。在山东泰山地区得到多数流民支持的东晋之藩屏——郗鉴不堪孤军奋斗，只好南归。此外，为平息王敦之乱，郗鉴还将祖约、苏峻等势力引入建康城，如此一来，祖逖多年经营毁于一旦，石勒势力挺进河淮之间。不仅如此，王敦之乱平息之后，祖约受命镇守寿春，其南部历阳则由苏峻把守。祖约、苏峻等北方勇将常猜疑建康政府，大乱即将再次爆发。
明帝在位三年之后驾崩，成帝即位。其时把持朝政之人为明帝外戚庾亮。庾亮为人方严，因此被世人推重，但有“任法裁物”之风，与王导宽和之政不同。王导亦厌其人无雅怀，建康内部对其总体评价不高。又，王敦之乱后，建康朝廷对苏峻亲信有加，苏峻则倚恃朝恩收用亡命之徒，不问是否有罪，且屡次向朝廷索要军费，军粮漕运日夜相继。庾亮为制衡苏峻，欲解其军权，归为朝臣之列，并任命自己的兄弟为后任。此处置对苏峻而言，并非不妥。但苏峻认为庾亮有意害己，于是萌生进攻建康之心。其时祖约也对庾亮怀恨在心，于是同苏峻联手。东晋祸乱终在江北安徽爆发。
苏峻之变突然爆发，庾亮防备不及，叛军渡江从安徽太平府直逼建康，纵火烧台城，后攻陷宫城，令士兵大肆掠夺。其部下形同暴民，遇朝廷高官亦照样捶挞无误，将物资运至大本营蒋山，或裸剥士女衣物，令其以坏席苫草自障，无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内外。其时，官库之中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数亿，苏峻皆挥霍一空。
苏峻攻入建康后，庾亮仓皇逃至江西，投身镇守该地的温峤之营。原本温峤见庾亮对苏峻压迫过激，忧心忡忡，甚至还亲赴建康，请求加入守备之列，但当时庾亮对粗暴的苏峻并不在意，反而对荆州刺史陶侃心有所惧。陶侃在王敦败后接手荆州，起初就对庾亮存有疑心，庾亮遂托温峤牵制陶侃势力。如今苏峻之乱爆发，温峤认为须借陶侃之力进行镇压，于是言辞恳切地劝其出兵。之后陶侃率军下江之时，庾亮更亲自拜访陶营，态度极其温雅，陶侃释然，二人解开宿怨，共同讨伐苏峻。义军从上游陆续向建康进发，与此同时三吴地区的豪族起而防备北人入境，又有居于下邳的徐州刺史郗鉴也同步南下，东晋军势复振。苏峻以死相搏，虽然屡次打败义军，但难挽颓势，最终被陶侃部将所杀，叛乱得以平息。其时咸和四年（329年）。
经苏峻之乱，建康宫室宗庙全部被洗劫一空，朝中兴起迁都之议，温峤认为应迁至江西豫章（南昌），三吴豪族认为应迁至会稽，最后王导力排众议，留在建康。战后如何论功行赏不甚清楚，总之诸将各回驻地，长江流域恢复和平。诸将之中，陶侃起初镇守江陵，后迁任武昌，他行事周密，曾在造船之后将竹头木屑收入官库中，后在桓温北伐之时派上用场。又湖北地区官吏中有好樗蒱之风，且流行谈论老庄思想，陶侃都严格取缔，曰：
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
在陶侃手上，荆州秩序安定，东晋西藩安泰。但此时的北方，石勒势力延伸至陕西高台，石勒死后，石虎专政，游骑南出至历阳，建康一时戒严，而向来在名义上奉戴东晋的鲜卑慕容氏在此时独立称燕王，大势渐分南北。
342年，成帝死，康帝即位，在位二年之后，穆帝治世。在此之前，陶侃去世，庾亮代之镇守武昌。当时，建康城内王导再度为成政治中心人物，其方针极为宽纵，南北豪族肆意招募游食之徒谋取私家利益之情势愈加明显，朝廷有志之士往往对此颇有非议。庾亮也计划排挤王导。总体上，树立东晋权威、建成有节制的国家的想法常在一部分南迁北人心中回荡，而北伐并从蛮族手中收回中原之地的期望也未磨灭。鉴于此，庾亮从武昌再次入朝廷，北伐计划一度得以树立，但还未充分实行之前，其军已遇小败，朝廷多有异议，最终以取消北伐落幕。
王导死后，担朝纲重任者为庾亮之弟庾冰，有雅素之风而为一世推重，不喜王导之宽纵，稍用微刑。曾有人就此谏之，其乃答曰：
玄象岂吾所测，正当勤尽人事耳。
此为当时少见的儒家之言。庾冰之弟庾翼亦颇有大志。成、康二帝时期，庾族势力之盛，无出其右者。穆帝初年，庾翼镇守武昌，屡次同辽东慕容氏以及独立于甘肃凉州、遥向东晋尽臣藩之礼的汉族张氏互派使节，谋划共取四川、恢复中原。庾翼为此改镇襄阳，但未尽此事便已身故，其遗策由桓温继承。此时，若以东晋王室为中心来看，则它正进入衰亡期。在就此展开叙述前，再次一览北方形势或更为方便。
前燕、前秦始末以及北中国诸国
北部中国在后赵石勒及石虎二人手上基本完成统一。石虎死后，冉闵趁内乱纷争之机，利用汉族反蛮情绪，对羯人实施惨无人道的虐杀。除暴行之外，他还打开石虎在邺城以及各地仓库，纠集汉族无赖，依靠其军事力量同羯族势力下之氐羌族交战，战事几无暂歇。战乱之下，北中国中心——河南地区之原野已无耕农。鉴于当时负责平定叛乱者实为鲜卑慕容族，且先简要叙述鲜卑族在中国史上大展拳脚的因缘。
鲜卑作为一族之名为正史所记载，需追溯至《后汉书》。书中记载鲜卑风俗时，有如下表述：
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一般认为，该记载源于王沈《魏书》，但《魏书》的表述为“嫁女娶妇，髡头饮宴”，相较“婚姻先髡头”，似乎意思更为明了。“饶乐水”在《魏书》中作“作乐水”，普遍认为二者皆指今日的老哈河。季春时节在河边举行部族大聚会，则该部族的根据地亦明晰可知。常常与鲜卑并称者名为乌丸，二者风俗几乎相同，仅有结婚风俗相异。乌丸风俗为：
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娉币……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着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簂步摇。
与鲜卑族男女在旷野中自由配合的做法相反，乌丸已有娉币仪式。另外，南北朝时南人嘲笑鲜卑人为索头，所谓髡头即此意，可视为辫发之风。但乌丸妇人到婚期之时，将蓄发结髻并加以装饰，则似受汉人风气影响。《魏书》与《后汉书》均将此二族视作早早出现在中国史料中的东胡余裔。关于乌丸，东胡在西汉初期遭匈奴打败之时，其残余据乌丸山，于是得名“乌丸蛮”。乌丸一名早见于《汉书·匈奴传》中，而乌丸山依据丁谦观点为今日乌辽或乌兰山，系内蒙古东部阿鲁科尔沁旗与乌珠穆沁旗交界处兴安岭的最高峰。此观点与《汉书·匈奴传》中的乌丸记载吻合，此部族之根据地应在西拉木伦河上游。鲜卑方面，不论《魏书》或《后汉书》均记载其部族居于鲜卑山，故得名鲜卑。惠栋查阅《隋图经》后指出鲜卑山位于柳城东南二百里处（据王氏《集解》所引）。然而，白鸟库吉博士和王国维发现，鲜卑一词早在战国时代即指战士服装带钩，在汉代时指文官之冠，广泛用于中国全境，彼时中国人即便不知鲜卑种族，亦曾间接传播其名。若依照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云，东胡一词为战国时代山西地区的汉人对东边蛮族的称谓。可推测，东胡实际上应是鲜卑族的一部分。但根据后来在中国史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鲜卑拓跋部之传说，只要不能证明此传说是从其他民族借来，则其曾经活动的地域可谓颇为广阔，如此一来亦不可将鲜卑之名局限于老哈河流域之其中一部族。鲜卑乃是包含各类部族之大名，换言之，其与种族名更为相近。当然，笔者对此完全未开展积极的立证研究。本人认为，与其说乌丸、鲜卑得名于乌丸山、鲜卑山，不如反过来理解。
乌丸部族在西汉时代就为中国所知，西汉末期王莽对匈奴采取高压政策之时，此部族被迫迁往山西内地并对抗匈奴。东汉光武帝将乌桓渠帅安插于山西、直隶、东北各缘边之地，供给衣食，令其与汉人杂居，置护乌丸校尉于上谷宁县（张家口西万全县）负责管理。乌丸内徙之后，其外部的鲜卑族伴随匈奴衰弱而强势扩张至蒙古高原，及至东汉明帝永平中期，更扩张至甘肃西北敦煌、酒泉等地，但全在辽东（辽阳西北）向汉朝朝贡。其后鲜卑势力日益强大，东汉末桓帝时，老哈河地区一鲜卑部落出现一名叫檀石隗的酋长，将广泛分布在各地的鲜卑各部族统一成为一个有节制的团体。据《魏书》记载，其先据直隶北部热河，后据辽西棘城（今辽宁义县）。当时其势力基本遍及内外蒙古全境，北接丁零族（贝加尔湖以西），东连扶余族（吉林附近），西从天山北路接伊犁附近的乌孙，其广阔领土分为三部，右北平（即直隶遵化府）至扶余为东部，右北平至上谷（直隶宣化府）为中部，上谷至敦煌为西部，各派大臣统管。檀石隗死后，鲜卑再次失去统一，慕容部定居檀石隗故庭——棘城，并逐步将势力延伸至中原。
慕容部定居棘城为晋惠帝元康四年（294年）之事。在此之前，该部族为中国所知，可追溯至其跟随三国时代的司马懿征伐辽东。其后，迁居至辽河东西，在慕容廆时代定居棘城。彼时，棘城之南的昌黎（即锦州地区）仍有鲜卑段氏势力，其东北有宇文部，慕容氏一面同上述二部展开激烈斗争，另一面则努力引入汉人势力及汉族文化，由此不断增强部族势力。适逢西晋灭亡，匈奴势力统治中原，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地区的流民大量出山海关，来到辽西地区，酋长慕容廆将流民按其来源地区分为团体，设侨郡进行管理。例如，直隶冀州人归冀阳郡，河南豫州人归成周郡，山东青州人归营丘郡，山西并州人归唐国郡。与此同时，广用北中国人才，完全采用中原礼制，承认东晋帝位，对匈奴则始终保持抗争态度。彼时，东晋刚刚平定王敦、苏峻的内乱。慕容廆写信给陶侃，劝其携手讨灭羯族。东晋朝议虽已否决北伐，但被北地名望围绕的胡族酋长鼓吹北伐，恐对东晋的北伐论多有刺激。
慕容廆死后，慕容皝继立。如前所述，其借石虎势力消灭仇敌段氏，后遭石虎攻击，却反而击败石虎。之后慕容部势力逐渐蔓延至直隶平原，并写信给东晋执政者庾冰表达决绝之意，自称燕王，徙都于龙城（朝阳府）。及至其子慕容儁之时，中原爆发冉闵之乱，慕容部趁机由直隶大举进军河南平原。关于此次出兵，《晋书·慕容儁载记》中收录了一则有趣故事。当初，冉闵为拉拢慕容部，特意遣使宣扬冉闵为天命所归，慕容儁乃回道：“闻闵铸金为己象，坏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赵翼《札记》中也收集了鲜卑族好以铸金人预测成败的事例。大概此风俗与鲜卑相通，或广泛应用于蛮族间亦未可知。总之，慕容儁斩冉闵后取其所居邺城，并在直隶中山（顺德府）即帝位，政权被称为前燕，时在东晋穆帝永和八年（352年）。后迁都邺城，君临中原。
穆帝永和八年（352年），中国史料记载氐族酋长苻健在长安自立称帝，是为前秦。因此后赵灭亡后，北中国两分为燕秦，加上在甘肃凉州（即当时的姑臧）独立的汉族张氏前凉国，则北中国呈三国鼎立之势。总之，氐族此时在中国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且看该族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羌族的概况。
氐羌族恐怕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部族之一。然而，《汉书》为蛮夷立传之时，并未为氐羌单开一卷。居于今日青海西北柴达木盆地的婼羌国则在《西域传》中。它虽可能为羌族一种，但之所以被记述，恐怕是因为其地处中亚与汉的交通道路上。又，《西南夷传》，也仅提及武都（郡治在于今甘肃嶓冢山下）的氐族。其实，汉族与氐羌族的关系不浅。例如，汉之所以在大通河流域以及甘肃西北边设立郡县，完全是为了令匈奴手下的羌族归伏于汉的威势之下。另外，对汉而言，经营文化上与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四川，完全无法避开与氐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汉书》中无氐羌之传，应是由于此部属尚未建成有模有样的政权。然而，东汉末期，羌族发生大叛乱。《后汉书》立《西羌传》，详细记载羌族之事，并且也有提及氐族。王沈《魏书》中有氐羌之记载，《三国志》中无氐羌之传。一般来说，氐羌虽自古以来常常以连称出现，但细细说来，其实二者根据地有所差异。大体上，氐族主要散居在甘肃南部，即长江支流汉水及汶水上游至四川北境山地。羌族则散布在青海至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大通河、洮水流域。根据《后汉书》，包含氐族在内的所谓西羌种族为居住于山地的住民，各部族相互独立，易为武力强大者所兼并。毕竟西羌作为卑弱种族，常常被汉族及北狄种族所使役。然而，氐羌族因为卑弱，却反而在广阔的中国内地扩张。江统《徙戎论》将原因完全归结为中国武将所采取的政策。即东汉之初，马援将羌族迁至陕西内地；三国之时，魏将氐族迁至秦川（甘肃秦州）；及至晋时，陕西、甘肃两地已遍布氐羌族。故在晋全盛期，有识之士就已对氐羌族后患深深担忧。江统对所谓三国时迁至秦川的氐族虽无详细记载，但自三国初期开始，略阳（秦州东北）就已经是氐族根据地。如前章所述，巴氐賨部酋长李特趁晋内乱侵入四川平原，后其子建立成汉国。其后，氐族杨氏或骚扰汉水流域，或侵入湖北，或进入四川接受成汉李氏的保护，但最终在汉水上游仇池（武都故郡）独立。详情在别节另说。兴立前秦的苻氏也作为略阳氐酋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当然，毫无疑问，苻氏本就是氐族主帅，但法国学者一致认为苻氏一系应出自蒙古系的鲜卑族。假设此观点为真，则苻氏采取的各种的政策便不难理解。但此观点是否有确证，笔者尚不清楚。
《晋书·苻洪载记》中记载，略阳氐人蒲洪，家里的水池之中生长的蒲草十分特别，被视为奇瑞，因此众人称为“蒲家”，以蒲为氏。又因为此人出生于洪水发生之时，故取名洪。永嘉之乱时，蒲洪被推举为盟主，后归附前赵的刘曜，之后降于后赵的石虎。当初石虎携陕西地区豪杰与羌戎迁至都城——邺，就是蒲洪的献策。后其受石虎之命，管理河南枋头（浚县南）的流民。石虎死后，冉闵之乱爆发，他自称秦王，改蒲氏为苻氏，不久之后意图进军长安，遭部下所杀。其子苻健继承父亲遗志，进入陕西，强行让汉族“恳请”自己即帝位，最后终于如愿称前秦皇帝。
在此之前，陕西地区爆发冉闵祸乱之时，有一支汉人势力强大，以远奉东晋为名，纠合各类势力，东晋威势笼罩于陕西地区，东晋以此为机，再度兴起北伐之议。但因其内部未达成一致，故此议未得到充分施行。期间，苻健挺进长安，扳倒反对者，建立前秦国。但其建国之初，势力仍旧微弱，仅能控制一小部分渭水流域。此时东晋桓温势力渐强，甚至强制朝廷断然北伐。其以湖北襄阳为根据地北上，长驱直入，逼近秦都长安。苻健成功防守，未让其得志。成功躲避南方压迫后，苻健一心巩固内部势力，笼络汉族人心，努力建立各类设施。又在丰阳（陕西山阳）立荆州，引入南方奇货、弓竿漆蜡，并设关市，招远商，国库日渐充足。因记述过于简单，无法知其详情，但国家重点发展商业乃是贯穿苻秦一代政策的特色。
苻健死后，苻生立。此人继位时年仅二十，但历史上完整记载了其残虐的行径及言辞。不问是汉族大臣还是氐羌渠帅，他恣意杀戮，因此对其不满的声音不绝于耳。他竟下诏曰：
朕受天命，君临万邦，有何不善，而谤渎之音布满天下？杀不满千，而谓之残虐；行者比肩，未足为稀。方当峻刑极罚，复奈朕何？
暴君治下，妖祥自生。潼关至长安大道上有残暴的虎狼，不食六畜，唯独食人。群臣于是劝苻生禳解此妖，其又曰：
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何禳之有！且天岂不爱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杀之耳。
不言而喻，以上皆是暴君之言。尤其前者以诏敕形式发出，大有朝臣故意公布苻生罪行之嫌。后苻生遭同族苻坚所杀。秦在苻坚之时到达势力巅峰。苻坚在苻生在世之时，就深得秦宿将之心，加上学养深厚，自然得到汉族名望的支持。其即位后，沿用汉族传统的治世方针。政治上对其帮助最大的人名叫王猛，世人常将之与辅助石勒的张宾相比较，但从功业显赫程度上来讲，其实王猛远超张宾。王猛先是奉劝苻坚强势约束羞辱汉族的蛮族渠帅。因法治森严，氐族权豪皆抱不平。氐族豪强樊世对王猛说：“吾辈耕之，君食之邪？”大概征服者蛮族认为，汉人耕耘田土，自身则享有食用的权利。王猛答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将使君炊之。”樊世大怒，欲杀王猛，但苻坚反而诛杀樊世，而重用王猛。苻坚整理内政，确立法制，抑制工商，奖励开垦田地，又修建首都长安到各地的道路，道路两侧种植树木以便旅人，一时间前秦境内路不拾遗，太平安定。在此列举一抑制商人之例。赵掇等豪商“皆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苻）坚之诸公竞引之为国二卿”。因其扰乱传统政治，败坏社会风气，多遭汉族大臣的非议，苻坚于是降其官爵。
苻坚锐意进取、整顿内政之时，西方甘肃渭水上游发生自称苻氏的氐族叛乱，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有武将不听秦令，苻坚东西出兵，力树威严，皆获成功。尤其是令王猛用心经营东方河南西部，甚至开了汉族名将率领蛮族从事军事活动大获成功的先例。
伴随势力往东延伸，苻秦难免与盘踞邺城的慕容燕势力相冲突。当时，燕为慕容主政，其正年少，慕容氏一族发生内讧，已出现内部瓦解的征兆。南方东晋朝廷方面，桓温再次实行北伐，军事策源地为建康，因此主力军自江苏北上。慕容燕首当其冲，正面面敌，慕容氏于是派遣使者前往苻坚处，提议联手共抗晋军，并划洛阳东方虎牢（《晋书·苻坚载记》作武牢，今随《晋略》而改焉）作为秦燕边界。苻坚听取其建议，送大军至燕，终破晋军。但事态平息后，燕拒绝将虎牢割给秦。秦于是以此为由对燕发动征伐。
此前，在年少的慕容之下对自身地位深感不安的慕容一族猛将慕容垂率部众投靠苻坚。现如今讨燕命令一发，全军统治者王猛胸有成竹，出战之前就向苻坚商讨对即将投降的鲜卑族的处置方法。果不其然，王猛从山西出兵，一鼓作气屠邺城，降服慕容。慕容氏暂时被逐出中原，部分族人远赴旧根据地辽西，或者与慕容一起降秦来到长安。而攻陷邺城的王猛则立刻着手战后经营，并向苻坚上疏称：
臣以甲子之日，大歼丑类，顺陛下仁爱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觉易主，自非守迷违命，一无所害。
在控制好蛮族、安定好汉族地位的方针之下，万事顺遂。东晋太和五年（370年），前燕灭亡。
秦向东灭燕，又在西北灭前凉。前凉为汉族张氏建立的国家。张氏原为安定乌氏（甘肃平凉府东北）的豪族，西晋昌盛之时，有名为张轨者，人望甚高，进入朝臣之列，恰逢“八王之乱”爆发，洛阳极为混乱，于是主动求任凉州刺史，镇守姑臧。姑臧城在西汉武帝之前是匈奴王族的居所，武帝驱逐匈奴，设武威郡，后成为凉州治所，晋以来又被唤作姑臧，可能是匈奴语“盖臧”的误传（据《读史方舆纪要》）。南有天梯山，二水流经此城东西，在城北交汇，向沙漠之中北流，汉以来成为牧马供给地，若据之而临甘肃西北部，则西域交通可自由打开。张轨于是在此地自立根基，同时奉西晋正朔，终身为王室效力。西晋灭亡，前赵刘曜势力扩张至甘肃地区时，姑臧有名为张骏者继承父祖遗业，受刘曜所压迫，于是向前赵称藩，但始终向建康朝廷通使，奉其正朔。适逢刘曜、石勒之争，张骏趁机扩充南北领地，前凉之势达到顶峰。在南部，取黄河以南地区，在洮水流域设武街（渭源县西）、石门（狄道南）、侯和（洮州）、漒川（洮州卫南）、甘松（洮州卫西南）（参照《读史方舆纪要》）五屯护军，与石勒划界，最后使独立于仇池的杨氏暂时承认其威势；在北部，讨伐龟兹、鄯善，令西域诸国朝贡；在内部，扩张姑臧城，沿用汉族政化，在北中国一带蛮族相互纠缠之际，独自承担起维持汉族文明的任务。张骏身故，张重华立。其时，石虎势力逐渐扩张至洮水，前凉在此地的领土遭蚕食，但面对石虎的强压也做出了激烈反抗。前凉名将谢艾与石虎将领麻秋的交战战况生动展现了蛮汉双方的军容。
进军临河，艾乘轺车，戴白幍，鸣鼓而行。秋望见，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矟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
或劝艾宜乘马，艾不从，下车，踞胡床，指麾处分；赵人以为有伏兵，惧不敢进。别将张瑁自间道引兵截赵军后，赵军退，艾乘势进击，大破之，斩其将杜勋、汲鱼，获首虏万三千级，秋单马奔大夏。
前凉的威势在张重华手上到达巅峰，其后内部分裂，张氏势力转向衰退，雄踞长安的苻秦势力扩张至甘肃，前凉不堪压迫，于是行藩臣之礼。东晋桓温北伐之时，前凉之主张天锡与之同盟，共抗苻秦，最终苻秦与张氏势不两立。秦苻坚率大军压至凉境，以武力为背景，派遣使者劝张天锡投降。张未应允，竭力死战，最后力尽无奈投降。其时东晋太元元年（376年）。
苻坚势力延伸至甘肃全境，甚至一度远至当时东晋势力范围内的四川，一路顺畅让他开始幻想讨灭东晋、统一天下的大业，而他的一次败北最终导致北中国全境陷入纷乱至极的境地。
苻坚本是依靠部分氐族打下霸业的根基，但为扩张势力，竟不问鲜卑、汉族或是羌族，都委以军权，尤其对前燕一族予以充分信任。例如，给予燕叛将慕容垂以重权，又燕降主慕容之子慕容冲及其姊皆凭殊色得到苻坚宠幸，以至于长安城内有歌谣唱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此外，与苻坚长期联手抗敌的羌族主帅姚氏之主姚苌亦得到重用。因上述异类的各个首领都盘踞在首都统率部人，苻氏一族的重望苻融以及奉戴苻氏的汉族首领王猛不由得担忧内部形势，并劝苻坚重视内部统一，放弃征伐东晋的计划。不久后，王猛去世，再无人可压制苻坚的骄心，苻坚的措施逐渐带有空想性。例如，他曾尝试将当时在长安繁衍的氐族广泛散布至河南、山东地区，由苻氏一族进行统领，成立与古时封建制相近的组织，最终实现统一中原的目的。作为此空想性措施的牺牲品，能够作战的氐族壮丁不得不悉数与父兄相别，远赴东方。此举招致全体氐族的不满。为远赴他乡的壮丁召开的送别会上，赵整在苻坚面前援琴唱道：
阿得脂，阿得脂，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
氐人对远离爱戴的王室，却将之托付于仇敌鲜卑保护抱有无限危虞之念。诚然，苻坚心中深信，率慕容垂、姚苌等猛将，以汉蛮九十七万的兵力，大可轻松讨灭江南，利用鲜卑的力量是实现其愿望的必经之路。总之，苻坚未听取苻氏一族重望苻融及其信赖的释道安的谏止之言，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大军从两路南下。主军轻松攻陷安徽寿阳，苻坚留在此地担当全军指挥，但苻军先锋在淝水遭东晋名将谢玄打败后，全军统制忽然陷入混乱，混战之中，苻坚身中流矢，单马逃亡到淮水北。乱军之中军容依旧齐整者为鲜卑慕容垂，苻坚于是投靠其军，共同北上返回陕西，此时慕容垂已有独立之志，以巡察直隶、山东地区，参拜祖先坟墓为由，获苻坚许可东还。
慕容冲在山西平阳叛变，向西进据陕西华阴，姚苌则在长安北方北地（陕西耀州）叛变，苻坚向来倚重的异族强将纷纷离开，如今仅能勉强守卫长安城，其统治下的各蛮族也衡量各自利害而采取相应行动，北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乱，毫无理由的屠杀在各地轮番上演。现就当时较为统一的中心势力进行简要叙述。
护送苻坚至长安的途中，单骑东归的慕容垂先是赴燕旧都邺城，祭拜宗庙。当时，邺城由苻坚之子苻丕坐镇，恰逢丁零族翟氏叛乱，洛阳城情况危急，苻丕于是趁慕容垂来城之际，向其付兵二千以救洛阳。苻氏一族中，多人对慕容垂抱有猜疑之念，甚至有人想劝止苻丕。但苻丕未予理会，只派遣苻氏一族的将军监视慕容军。然而，慕容垂渡过黄河时，斩杀了苻姓监军，直接发布号令宣布独立。意欲攻占洛阳的丁零族翟氏提议奉戴慕容垂为盟主。慕容垂抵达洛阳后，四面受敌，深感此地并非久安之处，于是将同族子弟派至直隶地区，令其纠合散布在各地的蛮族势力。他集聚徒党，屡次同苻丕部下诸将开战，局面逐渐有利于慕容氏，慕容垂于是据直隶中山（直隶真定府定州）立国，称为后燕，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正式即帝位。
慕容垂护送苻坚至陕西时，同族中有人劝其除掉苻坚，慕容垂回答道：
关西之地，会非吾有，自当有扰之者，吾可端拱而定关东。君子不怙乱，不为祸先，且可观之。
黄河下游北华北大平原，厌倦中国豪族祸乱而自重之人很多，对比陕甘二省高台地区气势汹汹的蛮族，更有一种怡然自得图谋霸业的境界。事实上以慕容垂为中心团结一致的慕容一部先是降服丁零翟氏，后又将苻丕逼至山西晋阳（太原），基本控制北华北大平原，慕容垂又让其子慕容农经营直隶至辽河东西一带。此地虽是慕容族旧根据地，燕灭亡后，遭高句丽族及汉人骚扰。慕容农至龙城（朝阳府），讨灭骚扰者，再立法制，省赋役，居民富赡，前来此地之四方流民前后计数万口。其时，直隶平原地区因蛮族之间的斗争，人民只能靠吃桑椹度日，直隶北边之地在慕容氏手下再度成为流民的乐土。又有大量流民流入遥远的高句丽族中，慕容氏为招抚此类流民，特意设置有力汉人为辽东太守，担当民事管理之责。（据《通鉴》）
苻坚势力瓦解后，后燕成为北中国最大国。慕容一族中，又有慕容冲建立西燕国。如前所述，慕容冲是一名美男子，深得苻坚宠爱，苻坚败退长安之时，其在山西平阳扬起叛旗，剑指长安。当时，前燕降主慕容仍在长安，于是私下声援慕容冲，最终被苻坚所杀。如此一来，其弟慕容冲自认燕之正统，即皇帝之位。此事发生于慕容垂即帝位前一年，史家称该国为西燕。苻坚对慕容冲军展开了持久且勇敢的防卫战，但毕竟长安城内与四方交通隔绝，食粮匮乏，饥人相食，诸将啖人肉后回家吐出以养妻儿。长安城中尚且如此，周边惨状可想而知。《通鉴》记载：
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有堡壁三十余，推平远将军赵敖为主，相与结盟，冒难遣兵粮助坚。
各村落隐藏于堡垒中，念及苻坚往日的恩德，于是向苻坚送兵粮，但大多被慕容军所夺去，苻坚于是从长安逃至甘肃，意图东山再起，途中被姚苌军队所擒。如此，慕容冲代之入主长安，成为西燕之主，但当时黄河下游已归入慕容垂的版图，无法东归据其部落旧根据地。其势力只可止于长安，而无其他选择。然而其部下无人就此满足，于是杀了慕容冲，拥立同族慕容永，从长安退出，一度据山西南部的闻喜，后割据长子（山西潞安府）。
苻坚被慕容冲逼出长安后，又被姚苌所擒并被要求交出传国玉玺。苻坚一口回绝，曰：
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
苻坚不堪受辱，最后选择自杀。难道诚如苻坚所言，羌族在蛮族之中尤遭贱视？《通鉴》认为，苻坚谩骂姚苌的言辞完全出于苻坚平日对姚苌恩顾有加却遭无视的激愤感情（卷一〇六）。恐怕事实确实如此。原来羌族主帅姚氏的家世始自姚苌之父姚弋仲，其为后赵石虎所重用，该点与苻氏祖先蒲洪完全相同。蒲洪镇守河南枋头时，姚弋仲镇清河（临清县）滠头，二者同为后赵南藩。梁犊之乱时，后赵名将屡次败北，所幸姚弋仲军力强大才得以平息叛乱（参看第二节）。姚冲死后，其子姚襄继任，石氏亡于冉闵之乱，姚襄一度降于东晋。其浸染汉族之教养，驰名东晋，且有武勇之名与抚绥之法，更加深得人心，但东晋权贵恐惧忌避，于是率领部众北上，途中虽屡次为晋军所破，但许多百姓抛妻弃子坚定跟从。其在流民推戴之下远出山西边境，并欲攻入陕西，最终为苻坚所杀。姚苌为姚襄之弟，其兄战死之后，率领部众投降苻坚，并逐渐得到重用，苻坚败退至长安之时，他在陕西北部自立。其时，慕容冲正进击长安，姚苌无意争夺长安，于是平定自陕西北部至甘肃泾水、渭水流域，煞费苦心经营稳固地盘，其计划日渐收获功效。适逢苻坚逃离长安被捕自杀，于是即帝位。后秦即为姚氏之国。其时太元十一年（386年），恰为后燕建立之年。后秦姚氏虽势力微弱，但其治军所采取的统制值得注意。当时，各类系统军队均结营散布各处，但从属姚苌的军队称为大营，强力军将之子弟留于长安，守备大营。隶属大营之人皆享受特殊待遇。下文可证：
兵吏从征伐，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
苻坚自杀之时，其太子苻丕仍在山西晋阳，后为西燕慕容永所逼，战败而死。但苻氏一族苻登在甘肃西部狄道为其他氐族所拥戴，向姚氏复仇的欲望极强。苻丕于是自狄道至上邽（甘肃秦州），恰逢该地为旱魃所害，人民受饥，道殣相望。苻登每战杀贼，必熟食之，乃谓军士曰：“汝等朝战，暮便饱肉，何忧于饥。”士卒皆食死人之肉以饱腹，人人骁勇善战。拥有如此强力军队的苻登屡次对姚苌挑起战争，激战在各地上演。尤为有趣的是，每逢开战之时，苻登必立苻坚神主，告知其作战计划。言曰：
昔五将（五将，山名，苻坚被俘之处）之难，贼羌肆害于圣躬，实登之罪也。今合义旅，众余五万，精甲劲兵，足以立功，年谷丰穰，足以资赡。即日星驰电迈，直造贼庭，奋不顾命，陨越为期，庶上报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耻。
在如此感情支配之下，苻登军先锋极为精锐，姚苌军屡遭大败。姚苌于是也立苻坚的神主于军中，祈祷曰：
陛下虽过世为神，岂假手于苻登而图臣……今为陛下立神象，可归休于此，勿计臣过，听臣至诚。
姚苌死后，苻登为其子姚兴所杀。其时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苻秦遗族尽亡。
苻氏败亡之后，姚氏的势力渐及甘肃地区，但直接间接推戴苻氏的各种势力散布甘肃境内，保持相互独立的状态。其中较为团结的势力是后凉吕光。其原为苻坚部将，受苻坚之命远征西域，攻下龟兹、焉耆之国，听闻苻坚之难后东还。《晋书》记载，吕氏原为山东沛人。西汉之时，迁至甘肃略阳（天水东北），之后成为氐族主帅。其在东归途中，逐个击破各种反对势力，后来进入前凉张氏所据的姑臧城，将甘肃西北部收入手中，苻登亡后即帝位，其国称凉国，也就是史书中的后凉。其时太元二十一年（396年）。
甘肃地区的独立势力还有鲜卑乞伏氏、秃发氏二部。关于乞伏氏，依《晋书》记载，往昔鲜卑有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自外蒙漠北南出大阴山，路上遇一巨虫，于是祭拜之，大虫突然消失不见，只见有一小儿在。恰好乞伏部有老父无子，于是将此小儿作为其养子。其人长大后骁勇善骑射，四部心服其雄武，于是推之为统主，称为乞伏部可汗。西晋之初，迁徙至高平川牵屯山。据杨守敬《水经注图》，高平川位于今日甘肃东北境宁夏镇宁灵附近，系黄河支流清水河。因此，牵屯山必为其流域内之一山。其后乞伏部讨伐苑川的鲜卑莫侯部，并定居于此。苑川又称子城川，该川是在今甘肃中心兰州东注入黄河之一小支流。后迁移至度坚山（兰州府内长城北）或麦田（麦田川亦为宁夏境内小川，北流注于黄河），为苻坚所用，其部族定居苑川，酋长乞伏国仁则居长安城，后随苻坚征伐江南，及至苻坚失败，于是据苑川独立，新建西苑城。此类新来的部属犹未浸染汉族之风，常在山谷溪流之间移动。其情况可从秃发利鹿孤意欲称帝时，部人鍮勿崘劝谏之言中窥见：
今举大号，诚顺民心。然建都立邑，难以避患，储畜仓库，启敌人心。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此久长之良策也。
可见他们常据山城，令城郭汉民伏属。乞伏国仁死后，其子乞伏乾归迁至金城允吾（大通河与黄河交汇之处），破武都仇池氐族杨氏，势力扩张至渭水上游，称秦王。其时太元十七年（392年）。史家称该国为西秦。
鲜卑秃发氏被称为河西鲜卑，其迁移史书不传。钱大昕认为，秃发氏与后来统一北中国的北魏拓跋氏是同音异译，故北魏人忌讳秃发，未书其事，所以秃发氏之迁移史湮灭。秃发氏后被乞伏所灭，而乞伏炽磐的妻子中有吐蕃氏人（《御览》引崔鸿《十六国春秋》）。拓跋、秃发、吐蕃应为同一词的转讹。此部族自西晋之初就屡屡在凉州境内飞扬跋扈，成为西北边的患害，吕光据姑臧立凉之时，秃发酋长乌孤在今大通河支流湟水之北，甘肃碾伯县东方谷地筑廉川堡，并以之为都，后据西宁，称西平王，史家称其国为南凉。
黄河自甘肃东部北流进入内蒙古，其西方一带称为河西，除了今日阿拉善盟之地外，兰州、凉州、西宁皆在此范围。而河西地区的中心在当时是凉州姑臧，据守此地的后凉始祖吕光死后，国势日益衰微，沮渠蒙逊遂在张掖自立。传说沮渠氏是匈奴一部，沮渠为匈奴官名。其世代居于临松，临松位于张掖南方，是邻接青海的山谷。如此一来，河西地区东有乞伏氏，西有秃发氏，北有沮渠氏，三者相互攻战，而姑臧为三部族的目标，沮渠氏最终成功据之，史家称其国为北凉。
河西三国中，南凉秃发首先被乞伏消灭，匈奴赫连氏据鄂尔多斯扩张势力至西南。后来统一北中国全境的鲜卑拓跋在山西北面逐渐建立稳固地盘。这些小国的始末将在第四章进行叙述。其中一二小国被东晋末期的一代英杰刘裕所灭，相关情况将在下节叙述。
东晋衰亡
东晋在成、康二帝之时，凭三庾的声望，实现内外统一，政治上显现治平之象。穆帝初年，庾翼死，东晋王室周围的北来诸强族之间渐生暗斗。其时，建康朝廷官僚之首为何充。此人受王导的推举，背后多少有牵制庾族专权的意图。总之，其受王氏一派的影响，代表和平主义。何充出身淮南庐江，所以并非纯粹北人，又其为人较为公平，无党派之心，所以能妥当对待极易发生感情冲突的强族族群。但是他死后，会稽王司马昱主持朝政，其间，出于对湖北地区实力渐强的桓温的反感，建康城内逐渐抛弃和平方针，长江中游与下游分庭抗礼的氛围日渐浓厚。
桓温是北方强族桓彝（见前）之子，桓彝在苏峻之乱中被杀，后桓温对凶手之一江氏一族成功复仇，闻名于强族之间。庾翼与之交往甚密，庾翼死后，桓温继之镇守江陵，统管湖北一带，并继承其遗志，伺机光复中原。适逢上游四川地区氐族賨部李氏所建成汉大乱，于是桓温趁机成功讨平此地。
如前篇所述，李氏成汉由李雄奠立国基。助李雄成霸业者为汉人范长生，他代表巴蜀豪族的利益，巧妙利用李氏的纯朴性格，成功施行最简单的政治。《晋书》描写当时政治之情状为“刑平、年丰、赋轻”。然而，及至李寿时代，因为他与李雄的系谱不同，于是将国号由“成”改为“汉”，与此同时，习染中国之风，一意孤行而屠戮劝谏的汉人。后面听闻石虎爱好用刑立其威势，于是模仿之，其在一般汉人中的声誉完全扫地。其子李势继任后，巴蜀山地的“獠蛮”大肆骚扰进犯平地汉族，李势未能妥善处理，汉人豪族投靠强力统治者之心自然愈加迫切。此时桓温统管湖北军事，窥见上游地区的形势，遂大举侵入蜀地，一鼓作气灭亡成汉，其时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
桓温平蜀后，长江流域尽归东晋版图。对建康朝廷而言，此成功毫无疑问乃是大事一件。而《晋书·桓温传》却对这一功业记载极为疏略，不知其中缘故。总之，可以推知桓温声望已打入建康内部。但桓温平蜀之年，当时总领朝政的宗室会稽王司马昱拔擢殷浩，任为扬州刺史，付予建康军权。殷浩长于清谈，并凭借此点在北来诸强族中博得重望，深为当时名流所信赖，有云：“深源（殷浩之字）不起，当如苍生何。”故司马昱起用殷浩以牵制桓温的用意恐为当时普遍所知。对于朝廷的此种做法，桓温渐生疑贰之心。据桓温传记载，桓温与殷浩少时是竹马之友，二人相互竞争之心十分强烈，都不想输给对方。桓温对人说：“少时吾与浩共骑竹马，我弃去，浩辄取之。故当出我下也。”桓温刚愎自用，殷浩在其眼中轻卑如此。恰逢北中国石虎离世，中原极度混乱，后赵蛮汉诸将多人请求归附于东晋，东晋于是迎来北伐的最好机会。桓温随即上疏请求北伐，同时令其部将从湖北安陆出动。建康朝廷得悉此消息后，派遣司马昱一党的褚裒率北伐军从江苏出征。此恐出于针对桓温内政问题的考量，而非计划缜密的举动。东晋初期的名将郗鉴身故之后，镇京口（即今日镇江）的蔡谟等精通军事之人常论北伐之非。北伐全军果然大败而归，但朝廷并未吸取教训，翌年再度北伐，殷浩当此重任。其以安徽寿阳为根据地，援助后赵降将羌族主帅姚襄，努力扩张势力，但最终未能充分利用姚襄的勇武，反而令汉族脱离东晋推戴姚襄。殷浩讨伐姚襄，大败。至此，殷浩声望完全失坠，北伐计划成为众矢之的。桓温自江陵下武昌，以雄厚军力为背景，向建康请求剥夺殷浩军权。至此，长江流域军权悉数为桓温所统，其乃率步骑四万，自湖北襄阳北上，经河南南部，自武关入陕西之地；又令一军自汉水上游进入陕西。主力军途中破前秦苻健之军，桓温自身则驻营长安城东南灞上。《晋书》描写此时光景：“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后来助苻坚统一北中国的汉人王猛与桓温会见也正在此时。而王猛对桓温统一中原的热心存有疑意，而桓温持重灞上而不进击的做法也使此地汉人豪族心怀不满，甚至有人孤军奋进而遭遇苻秦的兵祸。其间，北伐军中粮食尽绝，桓温于是改变方针，整顿大军东向进入洛阳，并在此时与直指洛阳北上的羌族主帅姚襄展开决战，大破之，并修复洛阳园陵，派驻屯戍之兵，堂堂正正凯旋，返回根据地湖北。其时永和十二年（356年）。
桓温取洛阳对于注重名义的东晋朝廷而言可谓是最为显赫的成功。但大军离开后，洛阳一带立即遭慕容燕势力侵犯，东晋守备屡陷危殆境地。于是，桓温上书提出迁都洛阳之议。其中一节如下：
夫先王经始，玄圣宅心，画为九州，制为九服，贵中区而内诸夏，诚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万国，朝宗四海故也。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蠖屈以待龙伸之会，潜蟠以俟风云之期，盖屯圮所钟，非理胜而然也。而丧乱缅邈，五十余载，先旧徂没，后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眷言悼之，不觉悲叹！臣虽庸劣，才不周务，然摄官承乏，属当重任，愿竭筋骨，宣力先锋，翦除荆棘，驱诸豺狼。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
由上文可感知迁都乃出于正理，而非出自对蛮族的强烈复仇之情。那么，桓温自身实行迁都的意志有多少呢？作为对照，可以看看反对迁都的孙绰上表的一节：
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轸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
迁都难以实行本就无需多言。但建康政府实力不足，难以用这等明白的理由压下桓温之议。其时，穆帝死，哀帝即位。哀帝一面向桓温示意迁都难以实行，一面将经营中原之全权委与桓温，令其都督中外诸军事。桓温势力得以充分延展至建康政界，他对内政改革提出七条建议，并进驻建康城。所谓七条改革包含抑制朋党、淘汰冗官等内容，《晋书》对此记载极为疏略，因此难知其实际意义。哀帝兴宁二年（364年），著名的庚戌土断实行，由此可推知桓温对王导之后东晋的宽纵政治实行了彻底改革，其详情无从得知。总之，内政既整，建康的权势人家竞相将子弟托于桓氏之门，桓温声望甚高。当时，慕容燕方面，慕容在位，其内难之兆似闻于江左，于是桓温尝试第二次北伐，以燕为目标大举进军。他自江苏北上，入山东南部，穿巨野之泽，抵达枋头。但燕主慕容与秦主苻坚结为同盟共同御之，最终在枋头打败晋军。桓温经此一败，狼狈退还徐州。其后燕、秦武力南进，桓温退至广陵（扬州），勉强抵挡北军进攻，至此，桓温势望急剧衰退。
东晋方面，哀帝死后，史称海西公的司马奕即位。此人基本没有缺点，但当时北伐失败后，暂居姑孰的桓温声望日渐衰退，幕下的郗超劝其废司马奕，重振权威。于是桓温向民间发布流言称，司马奕有先天之疾，其子并非亲生，尔后更突然召集百官提出废立之议。这场事先编排好的戏码如期上演，会稽王司马昱被拥立，称简文帝。如前所述，简文帝原与桓温敌对，其称帝时，已无力控制桓温，建康政治尽归桓温专擅。桓温拥立简文帝是为了让他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简文染病之后，桓温幕下之士露骨地发起禅位运动。当时朝廷中有一人名叫谢安，此人身怀明识，大得势族人望。桓温深爱其才，于是屡次荐举，但谢安对桓氏禅位一事坚决反对，并与建康名门王坦之共同巧妙周旋于晋室与桓温之间。简文帝去世，遗诏传位于其子孝武帝，而非桓氏。桓温暴怒，亲自入京，强制禅位。此时，桓温已罹患重病，坊间传闻桓温或将有诛灭王、谢二族的暴行，谢安等人于是故意延迟禅代的时日，其间桓温身故。其时宁康元年（373年）。
桓温死后，谢安总领建康政治。其人好风流游乐，驰誉当时，与先前所述的殷浩同为杰出政治家，被寄予重望——“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但在处事缜密上，谢安远胜殷浩，虽然桓氏的根据地湖北地区之军权交给桓温之弟桓冲统领，但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则军权完全收归朝廷。此时，北中国秦王苻坚势力正值巅峰，其军队上游往四川平原，下游过淮水，同时侵入东晋疆域之内，对朝廷而言，坚守淮水流域是最为急切之事。此时必须拔擢有力军将统领江北淮南军事。谢安于是推举其同族谢玄，并委以此任。谢玄原本被桓温所器重，凭借将才在桓温幕府中深受赏识，因而纵使对谢氏心有不满的桓氏一党中也少有人批评其登用同族。谢玄也未辜负世人期待，以京口为中心纠集北来诸强族刘牢之、何谦等人，将他们招致幕下。谢玄幕府（即北府）军队，以劲勇著闻一世。其军队屡屡在淮水下游击破苻秦军将。《晋略》作者记述称，此事成为苻坚大举南伐一大刺激。而苻坚南伐，在淝水一战中彻底失败，此事已在前文叙述，故不赘述。总之，以谢安为执政首领，以谢玄为江淮军事主帅，建康政府凭借二谢之力打破北方的强压，其结果，东晋势力一时越过淮水而北进。但其实这不过是北方统一势力瓦解的必然现象。
谢安是与东晋开国功臣王导相提并论的人物，始终贯彻宽治方针，于长江中游树立桓氏势力，未曾采取与之相争的政策，对朝廷又不好强立权威言行，于是得一代之治世，但也被孝武帝身边的权贵忌恨，于是假托北伐，率全体同族迁至江北广陵，最后染病身故。他死后，孝武帝亲理万事，逐渐沉溺逸乐生活，朝政则全部委于同族之琅邪王司马道子，道子亦耽于酒色游戏，自此，东晋灭亡的征兆愈发明显。
且说东晋王室奠基建康以来，从未有过独裁的权势，作为北来强族与江南土豪联结的折中代表，晋王室发挥巨大作用。东晋一流政治家王导、谢安等体察此间情事，贯彻宽治方针，及至孝武帝末年道子专权时代，他们使王室势威为自己的权势乃至逸乐所用，建康人心归于涣散。今归纳晋史记载，分析司马道子政迹之失：（一）不用名族人望，而只用阿附自身之人，非但如此，还拔擢寒族之士担任要职。例如，王国宝身为道子最为信任之人，其家门虽高，但无节操可言，因此遭王氏一族排斥。又启用优倡出身的赵牙、在钱唐（杭州）任捕吏的茹千秋等人，他们在建康腹地江苏地区征发人民，课以重税，滥用权力，恣意妄为，又劝道子大兴土木，享受穷奢极欲的逸乐生活。（二）被委任为地方长官者多是内阁及各府的局吏、直卫武官、仆隶、婢女等在乡邑中无品第之人。（三）一般世俗间的卑秽佛教为寒门所滥用，同时传入朝廷内部，为此，淫乱与骄奢之风竞起。建康政府渐失人心，于内引起势族反感，于外则引发孙恩等的社会性叛乱。
396年，东晋孝武帝死后，安帝即位。道子一派仍然专横。其时，统领北府的军将为王恭。其在建康强族之间享有重望，对道子的专横屡加抑制，及至深得道子信任的王国宝日渐掌握建康军权，王恭欲挫其势，于是与代桓氏镇守江陵的殷仲堪相谋，以兵力威胁朝廷，最终成功逼道子杀死国宝。但自此之后建康朝廷群臣与王恭一党之间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琅邪王道子（时为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年少气锐，想给王恭一击，利用王权将党羽安排至要位。王恭之党劝其排挤道子，殷仲堪及桓温之子桓玄则在长江中游响应。但是，王恭最为倚重的北府主帅刘牢之对王恭不满，反而与道子之子元显相通，王恭败死，殷仲堪及桓玄狼狈逃回根据地。
王恭死后，借其举事的湖北方面的殷仲堪及桓玄与日渐代表建康的道子一派呈对立之势。桓玄是桓温之子，有慷慨之风，又富有文学之才，当时的有名文士多入其幕下歌颂其德，名望甚高。统管湖北地区军事之人，表面上是殷仲堪。其在文学德行方面虽然也享有重望，但与桓氏累代资望相比尚不足道。因此，殷仲堪与王恭结党计划进攻建康之事，主谋者实为桓玄。王恭败死后，湖北湖南方面的大官出于自我防卫的需要，建立新盟约，而被推举为盟主之人是桓玄而非殷仲堪。自此，桓玄势力稳固，后灭殷仲堪及其同党，尽收长江中游之域，建康道子一派对其无可奈何，反而予以统管四川、河南地区军武的名义，而桓玄则凭借此名义向建康索要大额军费。
道子一派明知西方有强大对立者，却仍只顾扩张权势，放免江苏腹地的奴隶，转移至建康，以乐属为名令其就兵役。当时，长年苦于财利熏心的小臣苛政的地方人民日渐对建康朝廷抱有不平，孙恩叛乱因此爆发。
孙恩是山东琅邪逃至浙江会稽（绍兴）的孙泰之侄。孙泰世代信奉道教一派五斗米道，跟随钱唐杜子乔学习幻术，借五斗米道与幻术取得百姓信仰，信其教者被要求上交所有财产及子女以求福庆，朝廷以煽动人民之罪名将其流放至广东。但朝廷内部也有多人迷信其幻术，道子之子元显就是信众之一。因此，不久孙泰就从广东被召回。他看到朝廷内部的混乱，东晋运祚将终，故在赴任新安郡（浙江省淳安县西）太守后，又私下纠集徒众，最终获罪被杀。其侄孙恩逃亡海中，教众不信孙泰已被杀，认定其蝉脱登仙，于是向逃亡海中的孙恩供给大量资财。孙恩借此再次纠集徒党。适逢江浙地区人心显现离叛建康朝廷的倾向，孙恩于是从海上进犯浙江东部郡县。其同党皆自称长生人，其妇女有婴儿拖累而不能跟从孙恩的，则将婴儿放入簏中投水，祝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在此信仰之下，其徒党皆不惧死亡。
孙恩攻略浙东中心会稽，进而进犯江苏。对朝廷抱有不平的当地强族多人私下对其予以声援。与此同时，江苏地区因久居和平状态，武备完全废弛，因此，孙军所向几乎未遇抵抗，得以大肆掠夺。晋朝廷拔擢北府强将刘牢之，令其讨伐孙恩。孙恩听闻刘军南下的消息，自知不是对手，于是再次逃亡海中。刘牢之错失追击的机会。关于当时情况，《晋书》记载如下：
（孙恩）惧官军之蹑，乃缘道多弃宝物子女，时东土殷实，莫不粲丽盈目，牢之等遽于收敛，故恩复得逃海。
其后孙恩再次从海上侵扰江苏地区，更溯扬子江威胁京口（镇江），直逼建康城。
孙恩直逼建康，为雄视湖北的桓玄提供了举兵的借口。于是他以救援建康城为名，率军东下。实际上，刘牢之部下刘裕已在孙恩进军建康途中设伏，打败了孙恩。但桓玄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军东下已不可中止。建康城方面，元显指挥全军，决心抗衡桓玄，其最为依赖的力量是刘牢之的军队。刘牢之部下的英杰刘裕虽力劝其与建康方面联手，与桓玄交战，但刘牢之并未听从。因此，建康没有军队抵抗，桓玄军几乎未遭遇抵抗就轻松攻入建康城。道子一派悉数遭到排挤，桓玄以其党支配政治万端。其时，建康强族对道子一派的做法失望已久，对桓玄新政多少抱有期待，但其期待全部化为泡影。桓玄大肆任用己党之人，是主要原因。勇将刘牢之等人遭桓玄压迫，愤恨而死。桓玄自身徒有远大志向，但其所为表明他完全是一名贵族的浪荡子。东晋末期，贵族之间流行建造大型庭院、舟游等风气。会稽王道子（琅邪王）的传中有记载：
（赵）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
《桓玄传》中记载：
（桓玄）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逼夺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远数千里，百姓佳果美竹无复遗余。
此外，《桓玄传》中还详细记载其作为贵族子弟的恶德。此为东晋末期之后贯穿南朝史传的形式性表现手法之一，究竟几分真假实难判断。但可知，当时舆论已认定桓玄并不适合担任统治者。但他为同党所拥，废东晋安帝，自即帝位，国号为楚。其时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安帝被流放到江西地区。
刘牢之部下的英杰刘裕，祖上籍贯为徐州，其曾祖父辈迁来京口。祖父与父亲都是郡太守、功曹，因此其家世绝非卑微。但其家计却极为贫乏，加之刘裕自身又是不惜钱财的英雄型人物，早年便投身军界，在刘牢之幕下屡次同孙恩徒党血战，冒险立功，作为军人可谓崭露头角。刘牢之为桓玄所迫愤死之时，刘裕暂时雌伏于桓玄之下，仍然尽力辅佐军事，但据说桓玄同党之中有人忌惮他，并劝桓玄早日除去他，但桓玄说大话，称自己尚有北伐大志未实现，刘裕等英雄岂有不用之理。岂知刘裕对桓玄不满，借故返回京口，并与该地北方武将密谋施行讨灭桓玄的计划。他们某日突然对桓玄部将发起攻击，逼近建康城。其行动敏速，桓玄防备不及，于是逃离建康城，返回根据地湖北。此时，若予以桓玄喘息之机，其恐有恢复势力之可能，刘裕于是立即开展追击，桓玄逃亡四川之时为乱军所杀。如此一来，讨灭桓玄的刘裕立刻返回建康，拥立安帝，再兴晋室。其时安帝义熙元年（405年）。
此时，北部中国方面，鲜卑拓跋部势力新兴，将后燕慕容部逐出中原。但慕容一族的慕容德据今日山东青州府（当时称广固城），立南燕国，苟延残喘。恰逢桓玄之乱，其欲向南扩张势力。慕容德死后，慕容超继之，屡次侵入淮南，掳掠吴人，刘裕于是在建康提议北伐，等候春水上涨之时，逆溯淮水，进入泗水，在下邳舍弃舟舰，步行推进，自山东东部直线北上。慕容部方面，议者多认为应据大岘山（沂、青二州境泰山山脉也）要隘，攻讨南军，并从海路出今日海州（江苏北部），威胁南军粮道，或坚壁清野，令远来客军疲乏应战。但慕容超久属后秦，早已习惯甘肃地区的战斗，而对南军状况全然不知，因此上述计策全未取用，任由南军度大岘，专据广固及其南方的临朐进行防御。此举正中刘裕下怀，大军翻过大岘山后，刘裕喜出望外，指天大呼：“吾事济矣！”他采取最擅长的强袭法，攻陷广固，生擒慕容超，并在建康市集将其斩杀。在此之前，孙恩已死，同党卢循代之，纠集徒党，趁刘裕北伐之机，从广东侵入江西。其声势浩大，建康城内很快有了迁都的议论。当时，刘裕从山东南归，身在下邳，正计划挥师西进，收复两京。建康危急的消息传来，于是率领心腹部下数十人，风驰电掣抵达京口。到建康后，集结在此的诸将过分夸大卢循势力，唯独刘裕坚持决战说，多人不喜。结果，卢循大败，为防止其在广东再起，刘裕又从海路派军直抵卢循的根据地广东。卢循取道江西，欲回广东，不料被刘裕军四处追杀，艰难抵达广东之时，刘裕势力已遍及此地，其党悉数伏诛，多年内乱的根源终于被拔除。
刘裕凭其显赫武功，势力日益壮大。当初与其共同制定讨灭桓玄计划之刘毅也被世人尊称为英雄，他使用金钱毫不吝惜，生活作风极为豪奢，且优待当时文人，因此部分人士对他的评价甚至在刘裕之上。刘裕与之相反，注重实功，对车马之类从不用珠玉装饰，平生从不听音乐，好简易。此二人曾赌博互争胜负，倾尽全力后，刘裕胜出。总之，二人是一对好敌手，产生势力之争，最终以刘毅败亡告终。至此，东晋已无人可抗衡刘裕。
当初刘裕讨伐慕容超之时，慕容部向长安后秦之主姚兴求救，当时姚兴无法遣兵出关，但仍向刘裕派遣使者，威胁其退军，实际上姚氏自身正为匈奴赫连勃勃所侵扰。刘裕当时已有讨灭姚兴的计划，而今内部统一，于是踏上大举北伐的征途。当时姚兴已死，其子姚泓继承其后，国势日渐衰弱，无力抵抗势如破竹的刘裕军。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姚泓身故，后秦完全灭亡。
刘裕成功完成桓温未竟的事业，其在长安期间，被安帝封为宋王。翌年，即义熙十四年（418年），安帝死，恭帝即位，两年之后禅位于刘裕。东晋灭亡，宋朝新立，南北朝序幕拉开。其时4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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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井白石（1657—1725），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诗人、儒学学者。——编者
[2]日文原文误作“卷七十二”。——译者
[3]这是《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原文。这段文字来自沈约的另一段议论，而不是前面提到的上疏。——编者
[4]今称作三市一盟。——编者
[5]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编者
[6]今河北遵化。——编者
[7]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编者
[8]今辽宁义县。——编者
[9]今河北省邢台市。——编者
[10]今山西永济市西南。——编者
[11]这里的“高力”，是前任太子石宣的精锐部下，受石宣牵连而被贬谪为边境的戍卒，他们不是石世手下服杂役者。《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下》说，石虎处死石宣后，立石世为新太子，“故东宫谪卒高力等万余人当戍凉州”。《资治通鉴》卷九十八穆帝永和五年（349），“故东宫高力等万余人谪戍凉州”，胡注曰：“石宣简多力之士以卫东宫，号曰高力，署督将以领之。”——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