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宦官之祸
延康元年（220年）十月，东汉献帝让位于魏王曹丕。自公元前206年西汉高祖即天子位之后，为刘氏统治达四百年之久的中华帝国迎来曹氏新王室。曹丕继承汉位后，次月即改年号为黄初，行天子特权——郊祭之礼，追尊祖父曹腾、父曹操为太皇帝、武皇帝，定都邺城，另营建洛阳宫，居东汉旧都之上，具天子之形式。但魏实际统治范围，仅限黄河流域的北中国，在汉室治下多年的百姓不免认为魏室威严不足。长期与曹氏一党极力斗争的刘备在曹丕即帝位后次年称帝，盘踞四川省扩张势力。占据长江中下流域的孙权效仿之。魏蜀吴相争，中国终成三分天下之势。中国首次出现统一大帝国为秦汉之后。尤其刘氏所代表的前后两汉长达四百年之久的统一产生分裂，此三国时代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中十分有趣的时代。汉究竟如何走向灭亡，这是了解三国时代必知之事。
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中，作者范晔在《宦者列传》中写道：“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因宦官是受过宫刑之人，在王室内宫中与妇人交涉较为便利，历史上，远在周代就已出现掌握某种势力的宦官。秦以及前汉时期，内官之中既有宦官，也有士人。及至东汉，则内官已尽用宦官。之后，设立员数与阶级，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等皆为当时的规定。因宦官职责主要为近房卧之内，交于妇人之间，自然而然普遍被贱视为奴隶。但对于东汉王室而言，不幸之处在于幼弱的天子和帝即位，外戚窦宪兄弟把弄权势，隔绝外臣与和帝之间的联系，于是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除去窦宪。一般认为，此乃宦官迈向大权的第一步。
和帝死后，皇后邓氏听政。作为中国传统，宦官逐渐手握重权。依清朝史家赵翼所说，其后宦官与权臣相倚为奸。权臣若欲排挤对自身不利的宦官或其他权臣，必同一派宦官结盟。自此，宦官实力愈加不容小觑。
依赵翼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东汉及唐、明三代的宦官之祸最为惨烈，然而唐、明宦官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换言之，东汉宦官之祸的特点为直接波及百姓。赵翼为佐证其自身观点，列举群臣的各类奏折为例，其中尽是夺人田宅、掠人妇女、掘人坟墓之事。如此滥用权力，非仅宦官，皇族外戚及其他权臣亦多为之。而宦官之所以成为舆论攻击的目标，是因为其长期被贱视为低人一等，虽一跃成为权力阶级，却只是习得权力阶层的缺点与流毒。总之，宦官嚣张跋扈，遭一般百姓所怨愤已是事实。
126年，顺帝即位。顺帝虽在宦官孙程等人的拥立之下登基，但因其曾遭外戚、宦官排挤而陷失意境地，故在登基之后，即有志匡正时弊，扬汉室势威，措施之一是拔擢在地方有名望者，任用于中央，予以破格待遇，令其担政治改革重任。南阳（河南省南阳府）有名为樊英之人第一个被推举至朝廷。此人在范晔所著《后汉书》中被归为方术者，其品行大略可以推知，但他在地方声望极高。拔擢在地方有名望者是汉初以来施行的制度。今顺帝虽想趁政治改革之际，通过推广旧有制度收获成果，但依范晔之意，此举徒然沿袭前代弊害，且实际上樊英并未确立任何匡正时弊之策，樊英等所谓地方名士多为同类之人。朝廷权臣中亦多有非议，称其为处士之辈，贪图虚名，一无是处。名士党首领李固对此甚是愤慨，在写给好友黄琼的书信中称，王室自身志在改革，此乃辅政济民之良机。顺帝曾派遣周举等八人作为特使巡按各州郡，纠察收审地方的贪官污吏。他们检举揭发与宦官同道之徒的不法行为，并请求免去其官职。李固极力声援，顺帝遂听从其建议。但李固之所以能短暂实现其想法，受外戚梁商庇护之处颇多，而外戚正是与宦官串通才得到彼时地位，因此，李固企图通过梁商排挤宦官的想法本就不可能成功，只不过可以匡正地方的部分宦官弊害。待顺帝驾崩，迎来冲帝治世，梁商之子梁冀反而与宦官勾结，陷害李固，顺帝发起的改革毁于一旦。据范晔记载，梁冀的残暴非宦官之跋扈可比。而其在权倾朝野之时，有人结党对抗之说并非事实。大概是因为与天子关系紧密之人无人在背后施以援手。当时天子桓帝曾因一私事与梁冀发生争端，于是借宦官单超等五人之力诛除梁冀，成功后将五人封为列侯，可谓将天下重爵送一家仆役。《后汉书》记载，自此宦官滥用权力，恣意妄为，地方官的反抗态度愈加明显。例如，汝南范滂、南阳岑晊在地方严厉排斥与宦官串通之人，声望极高。此股风潮最终从地方传到王都洛阳，言论相对自由的太学，诸生三万人，与当时中央政府中声名显赫的陈蕃、李膺等人相互推重，无所顾忌地抨击时政。处士横议即发端于此。原本梁冀伏诛之时，官宦们为了收买人心，便让黄琼、陈蕃等名士执政，黄陈暗自认为此乃改革良机，照例推举地方名士担起改革重任。但当时被推举的五名名士皆对时势持悲观态度，无一应允。
如此，一方面有人冷静地对汉室前程持悲观态度，另一方面热心时政改革之人所采取的行动却又不免有矫激的倾向。处士派首领李膺利用当时司隶校尉的职务，权力所及，处处抑裁宦官之众，声望极高，宦官遂向帝诬告李膺等人是党人，望其下达逮捕党人的命令。此为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之事。官宦让反对派背负钩党之名，本是希望以钩党诸人为对照，表明自身为清流，殊不知此举反而掀起地方上的反宦官浪潮，朝中则有钩党之众陈蕃以及外戚窦武。尤其是窦武，以其高位，成功进谏桓帝解除钩党之禁。桓帝死，灵帝立，窦武以定策之功，权威益高，遂与陈蕃同心，计划在新朝之初，彻底扫灭阉党。不料窦武关于诛灭宦官的奏章被发至一内官手中，全体宦官如自梦中惊醒，决定团结一致反抗窦武，先是收掌禁军，其后利用西北猛将张奂刚刚返回国都洛阳，对情况一无所知，以天子之名令其讨伐窦武。最终，窦武与陈蕃双双被杀。其时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翌年，宦官再次以天子诏书，下达党人逮捕令。此命令有多惊悚？且看党人张俭遭受的迫害。
张俭系山阳高平（安徽泗州盱眙县北）的名族。宦官侯览的家族恰好在该地附近，其同伙恣意妄为，飞扬跋扈。张俭遂集合志同道合之人为党，与宦官势力相抗衡，最终落得党人之名，而被下令通缉。张俭遂开始亡命天涯。天下之人知其名者都将其藏匿起来。张俭辗转各地，最终从河北北面出塞，逃至辽西地区。因藏匿张俭而伏诛者数以十计，张俭宗亲皆被殄灭，郡县为此变得残破。类似事件虽然不及张俭严重，但仍在各地上演，层出不穷，宦官一日不亡，此现象一日不息。伴随全国范围内党争之事日益严重，黄巾贼人突然发起内乱，彼时宦官阵营中有心之人认为应停止党争，灵帝听信吕强之言，发布大赦党人的命令。据称，党人被释放回乡里后，地方士大夫慕名而来争相欢迎。但此时全国因受黄巾之乱的影响，依范晔所述，“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
内乱发生及权力分散
东汉一代，有人以盗贼之名扰乱地方秩序，不久成为中央政府一大问题，后被记入《后汉书》帝纪，安帝之时掳掠缘海诸郡的海贼张某，以及渤海、平原郡的剧贼刘某、周某等皆在此列。之后，关于海贼、盗贼、妖贼等的记载屡屡见于帝纪中，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渤海郡妖贼盖登自称太上皇帝，制有玉印、珪璧、铁券，署置部下。不过，规模最大者非黄巾之乱莫属。《后汉书》帝纪记载，灵帝中平元年二月（184年），巨鹿郡一个名为张角之人，自称黄天，其部帅分为三十六方，皆头戴黄巾，在同一天反叛。既然同一天反叛，可推断在其同党之间，统制确立已久。张角借某种宗教集结徒党。不过，关于张角与信奉类似宗教的其他人的异同，依据今日所能考证的史料，还存在矛盾之处，学者观点亦多少相互龃龉，尚无定论，综合各家之言，笔者判断如下：
东汉顺帝之时，今陕西省南部汉水上游汉中地区，有名为张陵之人，创立一个新宗教，集结徒党。其借宗教之名，称太平道，自命太平道师，入道之人起初皆称为鬼卒，后从中选拔祭酒与奸令。道师持九节之杖为符祝，以治病为名，令病人叩道思过，后赐与魔力符水，口念咒文，言称病人若诚心信教，则病痛必然痊愈。祭酒为诵读《老子》五千言之人，奸令则为执掌病人祈祷方法之人。因其一般令教众上交五斗米，所以又被称为五斗米道，现一般被视为今日道教的起源。张陵将该术传与其子张衡，张衡再传与沛人张鲁。
另，据传，四川省巴郡有张修，巨鹿有张角，皆与张陵一派之术相近，虽无证据表明他们存在师授关系，但应该可视为同本同源之物。与此同时，有名为骆曜者，以陕西西安为中心，向民众教授幻术缅匿法，集结徒党。骆曜一派向来被归为左道妖术之类，张陵一派则系统有别。张陵创建的太平道在汉中与巴郡虽势力不大，但经张角之手，得以在巨鹿广泛宣传，因此徒党人数剧增。依范晔记载，张角宣教以后十余年间，信众数十万，从直隶、河南、山东的大平原到扬子江流域，皆为其势力范围。然而，张角不满足于单纯宣教，他还册封三十六将军，将徒党组成军队，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同时预言自己将取代汉室即帝位，蛊惑天下人心。事情败露，被政府知悉之后，遂奋起谋反，令徒党头缠黄巾，作为黄天之表象，所到之处，掠夺、焚毁村庄。
黄巾贼的爆发令朝廷大吃一惊。天子立即下诏，令各州郡防备，从河南陕西边界的函谷关到小平津，在洛阳周边的黄河、伊洛的要隘八关，皆设置都尉官，加强帝都防御，尔后令皇甫嵩、朱儁讨伐寇贼。皇甫嵩为名将之才，为了收揽天下人心，他请求解除拘禁党人的禁令。宦官吕强助其一臂之力，禁令终于得以解除。皇甫嵩虽率领精锐部队暂时在贼寇起事的这一年就平定了内乱，但与黄巾联手起义的黑山、白波贼寇占据太行山脉，在山西、直隶、河南交界之处横行。不仅如此，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官，多数认为难以挽回汉室的命运。信都令阎忠甚至向刚刚平定黄巾之乱而威望显赫的皇甫嵩提出热心忠告，称此时若不抛弃汉室谋求自立，将危及自身。虽然皇甫嵩最终拒绝了阎忠的忠告，保全了自身名节，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央高官之中已有人认为汉室不可救，需在地方谋求自立。汉朝宗室刘焉见四方乱离之状，上奏朝廷说当今朝廷任命的地方刺史威权甚轻，不足以保境内安宁，建议中央派遣重臣镇压地方。其自身则考虑秘密前往交趾以谋自立。当时，刘焉的建议虽未被立即采纳，但随着地方刺史在叛乱中遭杀害的事件频频发生，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刘焉任益州牧，太仆黄琬任豫州牧，宗正刘虞任幽州牧，皆为本官之外兼任地方官，范晔注称“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汉家统一之政在此完全崩坏，地方分权之实成立。新任州牧之中，刘虞等人虽心归传统名节，奉戴汉室，但遭地方事情左右，只能凭借自身在管辖范围的威信，贯彻奉汉之心。总之，汉室威严不再，已无力统制地方，个人声望仅能维持秩序而已。当声望有朝一日为武力取代之时，天下必然呈现群雄割据之势。
董卓之乱
陈寿著《三国志》，其《魏书》列传开头便是《董卓传》。董卓实为开启英雄时代的第一人。欲了解此人，且先一瞥当时朝廷的情况。
黄巾之乱爆发之时，朝廷深感有必要加强帝都洛阳戒严，于是封外戚何进为大将军，修理武器，统帅近卫军镇压城内。何进本是卑微屠夫出身，但通过贿赂来自同郡的宦官郭胜，顺利将胞妹送入宫中（参考惠栋《补注》）。后此女得灵帝宠幸，且诞下皇子辩，于是成为皇后。何进成为外戚，开始手握大权。当时，宦官首领张让等人与黄巾贼首张角勾通，天下对宦官愤慨之情愈加痛切。不想，宦官更加恣意妄为。他们奉劝灵帝开卖官之口，且手段愈加露骨，如有议论其缺点者，立即诛杀。他们还挥霍得来的金钱，在洛阳城内擅建宅邸。据传，为不让灵帝看到自家宅邸，他们还想方设法奉劝皇帝不要登高望远。范晔凭借史学家的敏感，认为该插曲已昭示汉将灭亡。灵帝实际上被困于小小宫城之内，终日为宫妾奴才所围绕，全然不想知道世间动态。
何进作为大将军，名义上手握洛阳兵权。彼时城内妖言盛起，更有人称城内将起叛乱。何进阵营中有人提议，为威压四方，必须拥有更加强盛之兵力。何听信此言，在西园新设八校尉。灵帝驾崩，和皇后所生的皇子辩即位，何进的地位更加稳固。八校尉中有一人名为袁绍。此人为名家之后，常与四方名士相交，他建议何进实施诛灭宦官的计划。何进虽采纳其建议，但内有宦官及何太后阻扰，因而未能立马实行。袁绍召集四方猛将，引兵进赴洛阳以挟朝廷。西北猛将董卓受命领兵赴河东（山西省）（参考《通鉴》）。此等事情皆以诛灭宦官为名，若何太后不以朝廷命令贯彻实行，将导致朝威难立的情况。但另一方面，宦官又千方百计向何太后哀求救命。何进试图以兄长之威说服太后，不料密谈遭宦官窃听，宦官持兵器在殿前斩杀何进，将其头颅抛至尚书省，企图协商善后之策。袁绍得知消息后，当即令部下杀入宫中，诛杀所有面白无须者（生理上，宦官不长胡须）。事变起于薄暮，军人火烧宫门，突入宫中，不论年少年长，面白无须者皆被诛杀。少帝辩与陈留王协艰难逃出宫中之时已是夜晚，二人借萤光辗转至洛阳北部的邙山，恰好遇见朝洛阳进军的董卓军队。董卓于是拥帝入城。
董卓系凉州（甘肃）人，曾跟随皇甫嵩讨伐黄巾军，后与皇甫嵩意见不合，于是违背朝廷命令返回地方，集结多名部下。董卓所在之地与西方蛮族氐、羌相接，因而有大量军队驻扎，但到了东汉末期，中央政府的权威难及此地，对军人的资助补给也不到位，军队自然变得狞猛残忍（参考后章）。董卓巧妙地对军队施以怀柔之策，董卓之名对中原人士而言乃是一大威胁。因而，袁绍为诛灭宦官将其招至帝都时，指责之声高涨。据传，八校尉之一曹操也嘲笑其做法。果不其然，董卓拥帝进入洛阳之后，自封司空，废少帝辩，立陈留王协（献帝），并弑少帝及何太后。昔日曾是何进手下的袁绍及曹操遭受压迫离开帝都。董卓日益专横。据传，其曾面对满堂宾客放言：“我相，贵无上也。”《三国志·魏书》记载其残暴一面：“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牛车，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故事究竟有几分夸张，无从考证，但足见中原人士对他们的恐怖印象是何等鲜明。
董卓废弃天子以及种种不得人心的举动，终于导致中原地区大员兴兵讨伐。他们一致推举袁绍为盟主，进军洛阳，董卓得知此事后，知道久驻洛阳不利，于是迁天子至陕西首府长安，自身则暂留洛阳，迎战联军，但屡次败于袁绍之弟袁术之部下吴人孙坚，遂火烧洛阳宫室，盗掘坟墓，逃至长安。此时，联军诸将已全无追击董卓之心，盟主袁绍也急于划定自身地盘，唯有曹操孤军奋战，但无奈失利，只好收兵。自此，天下完全呈现群雄盘踞各地的局势。其时为献帝初平元年（190年）。
董卓拥献帝至长安后，遣军至北方、东方，扩充势力。他在长安还肆意杀戮随献帝而来的旧汉室大臣，凉州人与汉室之间逐渐产生强烈反感。最终，汉室名臣王允煽动以骁勇著称的董卓部下吕布诛杀董卓。如此一来，群龙无首的凉州诸将复仇心切，杀入长安城中，与吕布展开巷战，吕布失去军事优势，逃出长安，王允被杀。凉州诸将纷纷被献帝委任为高官，但他们毫无统制，终日忙于争权夺势，长安一带陷入一片混乱。据传，连天子都没有米与牛骨可吃。天子趁此机会逃离长安返回洛阳。《魏书》如此描述当时的洛阳：
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
曹操统一北中国
董卓在洛阳极尽专横之时，曾在何进麾下的八校尉袁绍、曹操等人，不齿为董卓效力，纷纷离都东归。其中，袁绍的做法颇有英雄之姿，而为天下所赞赏。董卓为昭示自身权威而废立天子一事，袁绍始终极力反对，大呼“天下健者，岂惟董公？”引佩刀横揖而出，将符节悬挂在上东门，逃奔冀州。据说，袁绍家世四代宰相，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袁绍夙与天下之士相交，自身亦被认作豪杰之士，现讨伐董卓让其更加声名远扬。如此一来，山东强吏一致征伐董卓，袁绍更被推举为盟主。但其自身并无诛灭董卓的雄图，而是作为名门之子，每日与各地方强吏置酒高会。后来，董卓放弃洛阳，迁至长安，袁绍立即回归根据地冀州，计划拥立汉朝宗室幽州牧刘虞即帝位。据《后汉书·刘虞传》记载，刘虞以大义名分为由严词拒绝袁绍，反而遣使长安，表明奉戴汉室之意。此人在黄巾之乱时，安抚大量颠沛流离的百姓，践行东汉传统政策统治境域，就此点而言，部分人对其评价甚高，但其实际势力归于手下公孙瓒之手。公孙瓒是辽西人，屡次与外族乌桓、鲜卑交战，自然养收众多徒党，加上试图不断壮大自身势力的英雄型性格，于是常常压迫刘虞。请求刘虞即帝位的要求遭拒后，袁绍与公孙瓒联络，希望在冀州获得稳固地盘。依照范晔的说明，袁绍当初作为盟主讨伐董卓之时，董卓大怒，将在洛阳的袁氏一门悉数赶尽杀绝。一家遭遇惨祸的事实成为天下同情袁绍的机缘，各州郡有多人借袁绍之名蜂拥而起。冀州牧韩馥刚好是袁氏故吏，而袁绍当时名望甚高，为了得到冀州地盘，早已同公孙瓒等英雄取得联络。韩馥不堪压迫，于是主动将冀州牧拱手让于袁绍，后朝廷加以追认，袁绍终于成功割据黄河以北。冀州州治为今直隶省冀县，地处直隶南部，其北部直隶易县为公孙瓒地盘，刘虞则居北京地区。此时，实际上的势力范围之争，问题已不在刘虞，而在公孙瓒与袁绍的对立，最终二者之间爆发激烈战争。《后汉书·公孙瓒传》中记载，其在讨伐袁绍的檄文中，向天下揭示袁绍的罪恶，其中值得注意者是以下两条：
逼迫韩馥，窃夺其州，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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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令星工伺望祥妖，赂遗财货，与共饮食，克会期日，攻钞郡县，
此岂大臣所当施为？
自刻印章，任命官吏，或妄称自己的命令为诏书，都表明袁绍以天子自居，且利用世俗迷信，施与财物，攻略州郡，亦是乱世之雄所为。公孙瓒最终不敌袁绍，不久即被袁绍所灭，河北一带归属袁绍势力。在此期间，曹操势力名望急速飞升，大有压倒袁绍的气势。
曹操原本与袁绍共同讨伐董卓，常年奋战，据称其不满袁绍等人优柔寡断之态度，无奈战事失利，只好东归。此时，黄河下游南部兖州地区最为混乱。今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汤阴县有一座山名叫黑山。此山属太行山脉，有名叫黑山贼的强盗以此山为根据地，大举过河，乱入东郡（郡治为濮阳直隶大名府开州南），又有山东省青州黄巾余众南下侵入兖州境内。地方太守无力应对。曹操与贼徒开战，屡次得胜，后得袁绍推举，任东郡太守。兖州之南是徐州，为江南人陶谦所坐镇，其部下曾劫杀曹操之父。曹操借为父报仇之名，大举攻入徐州。此时，曹操屠戮泗水流域郡县，杀男女共计数十万，鸡犬不留，泗水为之断流，地方行旅完全断绝，其残暴程度可见一斑。恰逢原董卓部下，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吕布从长安遁逃至兖州，得袁绍从弟袁术的声援，并受地方强吏相拥，得以进犯曹操根据地。袁术虽为袁绍从弟，但认为自身比袁绍拥有更为纯正的母系血统，常常愤愤于袁绍的名望，于是与吕布及公孙瓒串通，抵挡袁绍。袁绍只好同曹操结盟，与之对抗。结果，吕布大败，兖州重回曹操之手。袁术仍未放弃在兖州地区扩充势力的野心，亲自率兵从南阳根据地向东进入陈留，然而再遭袁绍曹操联手击破，于是退守九江郡（安徽寿州）。袁术有一友人名为陈珪，名家之后，与袁术交好，时任安徽北部下邳之相。当袁术意图与其联手铲除曹操时，陈珪回信严词拒绝。据《三国志·袁术传》记载，其回信如下：
曹将军神武应期，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清定海内，信有征矣。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
由此可见，曹操的威望在黄河淮水流域日益高涨。其时恰逢汉天子从长安逃至洛阳，曹操迅速出迎天子，并拥立至许。此实为曹操势力凌驾于袁绍之上的重要契机。
兴平二年（195年），献帝逃离长安，在曹阳（河南省陕州）为董卓部下所破，东汉命运几近断绝。袁术听闻消息后，随即召集群臣，讨论取代汉室自登帝位之事。勇将孙坚长子孙策建议率兵出迎汉帝，复兴汉室，未被听从。另有袁绍谋臣沮授向袁提议迎立汉帝，但袁绍多名部下否定该提议，他们认为若现在拥立汉室，恐怕袁绍的独断行动将遭到牵制，袁绍听信部下之言，于是甘心成为割据地方的英雄。而曹操谋士荀彧一向曹提出该建议，曹操就立即进入洛阳，拥立天子至许，改年号为建安。天子下诏，责袁绍地广兵多，专立朋党，却未尽力勤王。天子下诏是否为曹操一派的献策，尚不可知。总之曹操以拥立之功受封大将军，位居袁绍之上，袁曹之间渐生嫌隙。不过，就彼时形势而言，曹操的位置未必安全稳固。因为徐州陶谦刚死，勇将吕布取而代之，淮南又有袁术，二人皆对曹操大本营兖州虎视眈眈。曹操与二人屡次激战。幸而建安三年（198年），吕布伏诛，翌年袁术为曹操大败，自去帝号，投奔袁绍，未能达成野心，最终吐血身亡。河淮之间，已无人可与曹操抗衡。就在此时袁绍灭公孙瓒，统一河北，于是曹袁双雄以黄河为界呈对峙之势。
袁绍阵营中观点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田丰、沮授为代表的名义派，劝谏袁氏匡扶汉室，另一派则建议袁绍即帝位，极力煽动袁之骄心。袁绍并无充分调和两派观点的度量，纵使田丰等人奉劝其趁曹操苦于应战吕布、袁术之时，从曹手中夺回天子，袁绍亦不为所动。而曹操将内部之事委任谋士荀彧，并且深信不疑，自己则穿梭于兵马之间，迅速讨灭反对者。
军事设施上，同样能看出曹操施行的组织方法。裴松之所引《魏书》中，有如下记载：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许位于今河南省许昌附近，当时属于颍川郡管辖。颍川郡在兵荒马乱之时成为天下四战之地，荀彧等人早已率领乡人前往河北，据此可推测土地已全部荒废。曹操采用屯田策这一军事性质的开垦法，恐怕也是权宜之计。
袁绍最终挑起袁曹双雄的冲突。彼时，袁绍刚讨平公孙瓒，欲趁势降服曹操，然而出师无名，遭多位部下反对。总之，双方和平局面已被打破。《魏书》记载，建安五年（200年），在黄河之南官渡（河南省中牟县）的大会战中，袁绍一败涂地，自此天下无人可匹敌曹操。第三年，袁绍郁郁而终，其后代亦悉遭诛灭，除了陕西地区，北中国大体归于曹操之手。
天下成三分之势
曹操基本统一北中国后，开始朝长江流域进发。河淮流域与江汉流域交界之处，纵观汉代，西为河南省南部的南阳，东为安徽北部的寿春，南阳向南可达湖北荆州府江陵，自寿春越过山地出合肥，即可乘江潮牵制大江下游，因此，南阳及寿春在汉代乃是重地。东汉末南阳为袁术所毁，当地名族多数南下移居湖北北部襄阳，彼时荆州太守刘表坐镇襄阳，招抚湖广之地，又有孙权以吴郡（江苏苏州）为根据地，经营江北。二者之间，从当时声望而言，刘表地位可谓远高于孙权。他本身是汉朝宗室，并且还是东汉末山阳郡（郡治为昌邑县，今山东省南部金乡县西）八俊之一，声名显赫，作为荆州刺史，镇管辖内颇有手段。当时湖北省南部至湖南省北部，被称为“宗贼”的势力猖獗跋扈。依据惠栋的解释，当时长江流域，地方人民以家庭为中心集结，组成名为“宗部”或“宗伍”的地方团体，趁汉末丧乱，劫掠郡县。朝廷称之为“宗贼”。从性质推断，他们是反对官府的徒党，刘表充分利用地方名望，以恩抚之法成功镇压宗贼。但其做法仍是沿袭东汉传统方策，以地方治安为主，与中原丧乱毫无关系。可在中原曹操袁绍双雄将一决胜负的时势下，其自然亦被卷进潮流之中，遂与曹操断绝关系，声援袁绍。袁绍被打倒后，曹操前后花费五六年时间讨灭袁绍余党，并趁中原丧乱之机骚扰直隶北部的鲜卑、乌丸等少数民族。袁绍战败的第二年，刘备从北方逃至荆州，投奔刘表幕下。刘备奉劝刘表，在曹操北伐之时乘虚而入偷袭许都，拥立天子，不过未被刘表采纳。其间，曹操完成北方经营，眼看将要压向荆州之时，刘表病逝，其少子刘琮成为继承者。
刘琮之兄刘琦一直对少子继承家统怀恨在心，因此，刘表势力一分为二，刘琮一派举荆州降于曹操，刘琦则与刘备一道，据夏口（今汉阳地区），试图与曹操对抗。
刘备为直隶北部涿州人，虽号称是汉朝宗室，但出身贫寒，据说他的母亲织席贩履以糊口。年幼之时，举动便异于常人，深受地方信赖，黄巾之乱波及当地之时，某位商人赠其重金，募集义军，维持地方治安。刘备屡次激战黄巾之贼，获得勇名，但一直未拥有固定根据地。徐州牧陶谦临死前将徐州让与刘备，但刘备自谦不受，推举当时身在寿春的袁术。但汉末名士孔融，以及后为曹操经营江苏北部的陈珪之子陈登等人，均推崇刘备为人，并热心劝告。虽然刘备最终听劝，但却为袁术所苦，被吕布所破，一时托身曹操，享受上宾礼遇，但终选择背叛，投靠袁绍。袁绍表面敬重而暗中疏远他。袁绍战败后，刘备投靠刘表，待遇同在袁绍手下时无异。他拥有被人信赖的非常素质，刘备到荆州后，多人向其示好。刘表死后，其子刘琮举荆州降于曹操之时，刘备在襄阳北方，完全未曾参与其议。曹操军队即将侵入襄阳之时，刘备狼狈逃至湖北南部的当阳县。曹操急忙追击，但刘备与刘琦及部将关羽会合，据夏口迎击曹军。
在此之前，刘备成功将诸葛亮招至帐下。此人本籍琅邪郡阳都（山东省沂州北），但随从父移居荆州。诸葛亮居于襄阳附近一个名叫隆中的山村，静心读书，起初并无出世之志。但友人知其才华，将其举荐给刘备，才有刘备三顾茅庐的佳话。彼时，诸葛亮还是二十七岁的一介书生，知其名者仅友好数人而已。刘备对其行三顾之礼，足见其爱才之切。诸葛亮的献策可归纳为：刘表不足为靠，若要对抗曹操，必须与吴国孙权联手，尔后据荆州取巴蜀。现刘备为曹操所破，仅能保住夏口，于是派诸葛亮至吴，商议联合之计。
当初，曹操南征夺取襄阳后，就亲笔致信孙权，劝其投降。吴国此时正在犹豫是战是降。孙氏是吴郡富春人（浙江省富春县），汉代以北中国为中心建成国家时，其出生地已是边鄙，且其家世并非名人。及至孙坚作为武将显露头角，尤其在袁术幕下，与董卓血战洛阳，屡次破之，一跃成名。虽然他后来受袁术之命攻打荆州之时被刘表所杀，但其子孙策继承父业，利用袁术的援助，平定江东（即江苏、浙江地区），以豁达的性格网罗北方名流。后袁术自称尊号，孙策与袁术绝交，并寻觅机会称霸中原，但不幸早逝，其弟孙权继承事业。曹操进军荆州之时，孙权还是一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对于曹操的劝降，心有不甘，意欲反抗。但以张昭为首的辅助孙氏的北方名族认为，此时投降曹操方为上策，因此孙权的决心产生动摇。此时，恰好诸葛亮受刘备之托，以洗练的辨舌巧妙地劝解孙权自立。另一方面，孙权部下鲁肃在刘表死后为探查荆州状况渡江北上，曾在刘备败退当阳途中与其相遇并交谈，鲁肃被刘备的为人所折服，归吴后热心提倡主战论。此时，孙氏阵营中兵力最强者为周瑜，与孙策为知己。鲁肃劝孙权与周瑜商议，周瑜坚决赞成开战，并愿一人承担战争的所有责任，孙权遂下定决心，与刘备联手迎击曹操。建安十三年（208年），曹军与联军相战于赤壁（湖北省嘉鱼县），曹军大败，曹操南下大计遭到重挫，三分天下之局势就此确立。
曹操、刘备称王
曹操败走赤壁之后，致信孙权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王粲《英雄记》称曹军在湖北南部云梦泽遭遇大雾迷路而失败（据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所引）。此类记载究竟几分是事实不得而知，但在此战中真正导致北军溃败的是赤壁水战。当时，北军总数六十万，号称八十万。周瑜保守估计仍觉得敌军拥兵二十余万，这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曹军之中配有多少水军尚不可知，总之，曹操给孙权的信中自称水军八十万。依据张昭所说：“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可见荆州水军是当时军中中坚，配以大量北兵。多艘船舰首尾相连下水，周瑜令部下黄盖将大船与走舸相连，火烧敌船，北军溃败，曹操退至陆上遭刘备追击，无奈逃至根据地邺城。（王鸣盛曰：“自建安元年，操始自洛阳迎天子，迁都许……至九年，灭袁氏之后，则又迁都于邺。”余按：本纪、《荀彧传》并云九年曹拔邺，领冀州牧，操之迁邺当始于此，汉百官随而迁，固在其后，史不详记耳。）此番战败之后，曹操屡次从合肥进攻孙权，均未得手，统一长江流域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但其势力成功延伸至西北部陕西、甘肃地区，以下对此略作叙述。
甘陕之间，其中心毫无疑问当是渭水流域，首都为长安。董卓被杀，天子逃亡洛阳之后，董卓旧部互相残杀，多死于乱军之中。彼时，身在长安的汉朝廷官吏钟繇，对曹操怀有好意，曹操谋臣荀彧亦向曹操进言，称钟繇足以信赖。曹操将该地事务全部委与钟繇，全力经营中原。但此地与董卓系统全然有别，在董卓之前更早埋下地方混乱种子的甘肃人马氏（马氏本贯扶风茂陵人，今从其居住之地也）、韩氏等人，与出生地不明的一众豪族各拥部兵，割据此地，曹操与袁氏一家相争之时，豪族或依附曹操，或依附袁氏，地方动荡蔓延至山西、河南地区。钟繇与张既在此间为曹操担起经营重任，利用马氏势力，坐镇关中。其间，曹操完成河北的经营，大举南征，为消除后顾之忧，压迫马族首领马腾，召其至邺城，并令其子马超统辖部兵。但马超常对曹氏心存疑虑，江南曾风传马超欲趁操南征之时起兵，周瑜还以此为理由劝说孙权。曹操败走赤壁后第三年，即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等人终于起兵反曹，占据潼关之险。其间状况颇不明了，根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欲讨伐盘踞陕西南部汉中的张鲁，马超质疑其意，最终谋反。曹操亲征，用奇袭之法，从山西入陕西，马氏兵败，退回根据地甘肃。渭水流域尽归曹操之手，他又派部将攻占甘肃，前后五年许，先平定甘肃，后降服张鲁，在进军四川之时，被刘备军队所破，曹氏势力范围大体确立。马超逃离甘肃后，一度投靠张鲁，后归于刘备帐下。
曹操眼前的对手显然是刘备。刘备与孙权联手，在赤壁大破曹操后，上表以刘表之子刘琦任荆州刺史，自身则在刘琦之下经营湖南西部沅水流域，渐收其功，刘琦病逝之后，刘备取而代之，成为荆州牧，居于公安（湖北省公安县东北）。建安十六年，曹操将讨伐汉中张鲁的传言散布至南方，此时盘踞四川的刘璋因此甚为恐惧，于是招刘备共御曹操。刘备扎根四川的机会终于到来。
刘璋为益州牧刘焉之子，虽继承父业坐镇四川，但世间普遍认为他暗弱无能。据《英雄记》记载，河南东南部流民大量涌入四川，刘璋集结流民整编成军，名为“东州兵”。此部军队利用刘璋统制宽柔，大肆侵略四川旧民，一时导致四川四处骚乱。刘璋在四川毫无威望，诸葛亮与刘备初次会面之时，就向刘备进言应取蜀地。曹操大举南下之时，刘璋曾派使者面见曹操，但此时曹已攻取荆州，故未礼遇刘璋所派使者张松。张松对此怀恨在心，于是与其同党法正商议，在风闻曹操将伐张鲁之际，引刘备入蜀。
刘备命谋士诸葛亮及股肱部将关羽留守荆州，亲率大军入蜀，为刘璋防御北面。据说，刘备长于笼络人心，令他人心甘情愿为之效力，入蜀之后，名望渐高。刘璋部下张松、法正甚至起了以刘备取代刘璋的心思，并在内部密谋此事。刘璋知悉后，张松被杀，两刘的争斗公然浮上水面。刘备最终攻下成都。建安十九年刘璋投降，翌年曹操入汉中，其部下进攻四川西部时，被刘备军队所破。自此，刘备曹操开始在汉水上游展开对抗。
起初，赤壁之战刘备孙权联手之时，迫切希望得到援助的是刘备。为此二者之间达成何种条件，历史上无明文记载。但当战后刘备在荆州扶植势力时，孙权言称荆州只是借与刘备，屡次要求刘备将荆州奉还。史学家赵翼所著《札记》中记载，荆州原为孙权势力所不及之地，故让刘备还回荆州道理上不能成立，《先主传》称，得到蜀地的刘备面对孙权直接索要荆州的要求，态度极为暧昧，始终未予明确回复。据此推测，刘备向孙权求援时，应该曾与孙签下密约。当然，正史文面没有任何证据。抛开借荆州的问题不论，湖北本为天下要冲，能否支配此地，很大程度事关势力消长。赤壁勇将周瑜原为孙权之兄孙策的莫逆之交，其志在天下，不甘心偏安一隅，心藏必取荆州的计划，其目标为湖北北部的襄阳，令刘备取蜀，自取襄阳，谋霸中原，可正要实施该计划时却因病早逝，他推荐鲁肃担起荆州经营之重任。鲁肃始终坚持与刘备同盟，共同抵御曹操，他面对孙、刘势力在湖北交错的局势，一心调停双方。另一方面，为刘备守卫湖北的关羽在樊城（襄阳对岸）打败曹操大军，中原为之震撼。然而，此时鲁肃已死，取而代之的吕蒙暗中与曹军勾通，袭杀关羽，孙权势力扩张至湖北，三国势力范围大体确定。荆州仍横亘在刘孙两势力之间，双方注重和谐的原因在于均想联手打倒曹操。相较于夺取天下的大计，孙权自身更想偏安一方，及至吕蒙杀关羽，其目的亦已达成。与此同时，三国鼎立的局面业已确立。中国史学家中，屡屡有人讨论吕蒙攻取荆州的功过，抛开是非不论，事实上其攻取荆州确实是将统一已久的中华大帝国引导至分裂状态的大事件。其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建安十八年，汉献帝下诏，合并天下十四州，恢复为古时九州之制。同年，策命曹操为魏公，封冀州十郡之地。梁章钜认为上述二事相互关联，即：建安十七年已扩大魏郡范围，今又增益冀州区划，使其十郡中含括魏郡，令曹操之势力逐渐占据王畿中枢，不久即可取代汉室。合并十四州成九州之说，建安九年即已出现，但其时遭谋士荀彧反对，故未能实现。当年正是曹操攻占邺城，获封冀州牧之时。因此，九州合并说的目的，可能在于增强曹操势力。今在曹操封为魏公之前施行该宿论，未尝不可视为令曹操名实相副之计划。曹操得天下之信望本是借奉戴汉室之名，而将王畿中枢之地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明显将汉室置于孤危的境地。不仅如此，严格来说，异姓封侯本身即有违汉朝之法。今曹操即魏公之位，即为更新汉制。因此，若站在以汉室为中心考虑的立场，上述两个事实皆表明曹操不臣之迹。通过《魏书》可知，其篡夺行为被极为华丽的言辞与壮丽的仪式所粉饰，且裴松之注释的《魏书》及《魏略》也详细记载，曹操一度采取辞让形式，后来难阻大员一致劝进。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成魏王。既然是预定的计划，自然陈寿未在魏志中记载献帝之诏。虽然距帝王之位仅一级之遥，但曹操终其一生还是未背负篡夺的污名。赵翼认为，曹操仍残存名分的观念，随着时代发展，篡夺行为在愈加华美的形式下变得愈加露骨。不过，这正是发源自曹操。
曹操封魏王后第三年，刘备在部将劝进下即汉中王之位。其理由为：曹操图谋篡夺汉室，而刘备作为汉朝宗室，可采取权宜之计，将现有四川地区建成王室之藩屏。该理由究竟有几分诚意暂且不论，但如此主张，足可见其已与魏完全水火不容。孙权则游离在曹刘之间，《魏略》记载，孙权为了奇袭关羽，甚至以臣自称，向魏上表。关于此点，王鸣盛等人一直攻击孙权太过狡猾。总之，孙权方面在形式上并未与魏蜀（刘备原以汉为国号，今称蜀者，从通名也）对立，此事实值得注意。
三国鼎立之争（一）
如第一节中所述，汉延康元年正月，魏王曹操死于洛阳，当年十月曹操长子曹丕取代汉室，成立魏王朝。那么，魏取代汉究竟经历何种步骤？
该年三月，《魏书》本纪记载黄龙现于谯一事，且附记太史令单飏的预言。梁章钜在《宋书·符瑞志》中发现此时十三郡国出现黄龙的记载；根据《水经注》，发现谯改名龙谯国的事实。梁认为魏将黄龙现身视为秉受天命之符。文献可证，至少自三月开始，已出现以魏代汉之运动。其后，祥瑞的发现屡见于史，左中郎将李伏遂上表魏王曹丕，称其履天子之位已是既定的命数。术师姜合得谶书——《孔子玉版》，称书中写有“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而子桓正是曹丕之字。此次劝进之后，彼时的名臣辛毗、刘晔之徒也联名劝曹丕即帝位，曹丕每每推让拒绝。之后，太史丞许芝又引天文谶纬之说，列举数条魏自当取代汉的理由。《春秋玉版谶》（钱大昕曰：此书即上文所言《孔子玉版》也）中记有“代赤者，魏公子”。所谓谶记为孔子以其圣知，洞察未来，密藏其言，书刻于玉版而成，时机一到则自己现身于世间。此为内学，即术师之学。此说成为根本，为证明之，种种符瑞、天数等都被利用起来。用如此不可思议的幽冥之理证明天位的尊严，是当时尤为显著的一种潮流。
对于许芝发起的运动，曹丕仍以人心尚未归附为由进行推让。此时，以御史府官僚司马懿为首之团体，具陈人心讴歌魏德的情况，至此，汉全体官僚一致劝进，汉室终于发出禅让的诏书。但曹丕与汉室之间犹有数次形式上的应酬，汉室方面对禅让之后自身的地位心存危惧，而魏方面，天下尚未一统就即帝位，存在名义不完备的缺陷。对于汉室的危惧，可凭“禅代之义，非独受之者实应天福，授之者亦有余庆焉”轻松调停，但无论如何，魏都难免欠缺受帝位的资格。不过，魏的政令实际上早就在北方实行，如今只是帝号转移而已。总之，曹丕虽然数度推让，但最后无法阻止群臣劝进，最终取代汉而即帝位。
如前所述，明确反魏者是蜀。魏篡夺汉室，汉后主为曹丕所害的传言不绝于耳。此乃作为汉朝宗室的刘备为存续汉室而自立称帝的绝佳机会。魏黄初二年三月（221年，蜀章武元年），汉中王刘备为汉帝发丧举哀，在群臣劝请之下，遂即皇帝之位。其形式与魏相同，皆以谶记之文为名。当时，蜀之名臣费诗反对众议，上表刘备：“殿下（指刘备）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此观点虽最终未被采纳，但却足以看出，费诗的着眼点，即将曹氏视为汉贼的主张并未被蜀中人士所遗忘。刘备即帝位成为汉室继承者，如此一来，刘氏与曹氏之间更加势不两立。
蜀先主刘备称帝后翌年，为报旧臣关羽被吴国孙权所杀之仇，大举东征。此举恐为刘备的独断行动。清朝史学家王夫之极力批评刘备的行动，认为刘备明明肩负复兴汉室之大任，却为报一名部下之仇，而滥兴大军。非独后世对此有批评声音，当时也有人劝谏刘备勿轻举妄动，吴国有之，蜀国有之。蜀勇将赵云认为应先灭魏国，吴名臣诸葛瑾告诫刘备，毫无理由见汉帝遇害而不救（可见传闻及于江南），却反而为关羽复仇。刘备皆未采纳，亲自率兵越过三峡之险，出湖北，进湖南。这次出动本是兵行险招，他又弃船登陆展开步战，蜀军水陆联络断绝，吴名将陆逊抓准机会，从四面猛击，蜀军大败，刘备狼狈逃往白帝城。
当初吴将吕蒙与魏相通，袭杀关羽之后，孙权常恐刘备复仇，为此一度营都武昌，且向魏进贡，自称藩属。彼时，魏朝新立，曹丕颇为高兴，遂册封孙权为吴王。关于此事，魏吴两方面均有强烈反对意见。魏方面有人认为，吴言辞轻卑，自称藩属，究其动机，实为惧怕刘备发起复仇战，为博得魏好意，使魏保持中立而采取的策略。因此，刘晔倡议，从魏之立场而言，应趁南方吴蜀相争之际，一举灭吴。吴方面，一般舆论认为，既受魏册封，则历来奉戴汉室的精神已然消失。总之，大一统主义在舆论中仍旧保持浓厚色彩。但事实上，魏吴盟约的短暂成立，令吴得以举全力击溃蜀军。
蜀先主刘备被吴所破，逃往白帝城，重病在床，将丞相诸葛亮从成都招至白帝城托付遗孤，并将蜀政委以诸葛亮，之后病逝。此时，蜀地人心动摇，南中（即云南、贵州一带）悉数叛蜀，甚至有人通吴。另一方面，魏又发起奉劝蜀人归附的运动。《魏略》中记载，魏名臣王朗曾致信蜀许靖，内容如下：
皇帝（魏文帝）既深悼刘将军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气类之徒，遂沉溺于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复运慈念而劳仁心，重下明诏，以发德音，申敕朗等，使重为书与足下等。以足下聪明，揆殷勤之圣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
面对困局，诸葛亮专心内部整治，并看破唯有与吴重温旧交方可抗魏，于是派邓芝为使者至吴通和亲之意。
在此之前，吴为博得魏的好感，对魏态度卑屈，以求和亲。往来两国之通使观察之后，带来形形色色的情报。简而言之，魏作为上国拥有优越权，强使吴居属国之位，而吴国群情对魏使者的骄横态度甚为反感。从事实来看，魏方面试图以屈服的形式，令吴将孙权之子孙登作为任子交与魏朝廷，孙权口头答应斡旋此事的魏人浩周，实无履行承诺的意志。对此，魏朝廷舆论沸腾，《魏略》记载，魏朝三公联名上奏，要求责罚孙权。于是，魏文帝态度坚决，动员军队，责问孙权是否交出任子。面对威压，孙权决定据长江以御魏军，自改年号为黄武，以示断然不奉曹魏正朔之义气，甚至还派使者前往白帝城探视刘备。如此一来，魏与吴之间，战端正式拉开，而魏不占优势，只好撤军。此时吴部下发起劝进孙权即帝位之运动。但此时，吴尚无与魏彻底断绝和亲的意志。总之，吴国态度可概括为，不甘心作为臣子屈服魏国，但又顾虑蜀国复仇，不想与魏断交。就在此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公然派遣和亲使者来吴。孙权下定决心会见使者邓芝。其结果，吴蜀结盟共同抗魏的旧约得以复活。两国为完全对等的关系，长江流域同盟对抗北方的形式，从外交角度而言，大可视为南北分立之状态。时为魏黄初四年（223年）十月，三年后孙权下达的命令中，已明确称魏为“北虏”。
吴国拒绝魏国要求并自定年号，标志着事实上吴的独立已经完成，与蜀通和更加表明其态度。但只要孙权一日不即帝位，则仍不可说，形式上已成三国鼎立之貌。吴蜀两国通聘之时，互贡土产，行完全对等之礼（裴注所引《吴历》）。然而，蜀国已称帝号，吴致信蜀国之时，文书形式无法使用对等辞令。今日尚无史料可得知当初两国来往文书的形式，但据说当时陆逊坐镇荆州，常与蜀交涉，孙权刻本人印章交与陆逊，当孙致信汉主或诸葛亮之时，必先请陆逊过目，如有不妥之处，则在改定之后再行封印。就此点而言，吴国的独立尚未完成。魏太和三年（229年），孙权初即帝位。其告天文中，昭告曹氏罪恶，称汉室已处于绝祀的状态。肩负继承汉室重任的蜀国，理论上无法承认吴的帝位，且实际上蜀国舆论认为应断绝与吴之盟好。但诸葛亮认为，当前大敌为魏，于是遣使至吴国祝贺即位，更公布文辞，与吴更新盟约。总之，吴蜀两国视魏为共同敌人，两国之间缔结攻守同盟，一起分割魏的领土。三国鼎立的形式自此完成。
三国鼎立之争（二）
魏国方面，文帝曹丕即帝位之后，国家的活力远弱于曹操时代。普遍认为原因在于曹丕疏离骨肉。《魏书·武文世王公列传》中，陈寿评论称：
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陈寿指出魏虽封赏亲戚，但限制其权力，约束其自由，使其有名无实的弊害。彼时宗室究竟遭受何种束缚，为探其梗概，且看裴注引《袁子》一节：
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悬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
此政策对魏王室永续甚为不利，该点将在外篇论证，现主要论述曹丕对其兄弟采取阴险手段以致破坏国家活力一事。
曹丕有曹彰、曹植两名弟弟。曹彰曾在直隶北部大破乌丸部族，使其沦落至今宣化、蔚州地区桑干河流域，顺利平定北方，被誉为将帅之器。而最好地遗传了父亲曹操才略器识之人实为曹植，曹操也特别钟爱曹植，甚至有传位曹植之意向。《魏书·崔琰传》中记载，曹操初封魏王之时，立太子之议论兴起，曹操发密函探问朝臣意向，崔琰呈露板，公然提议应立长子曹丕为太子。此观点为一般朝臣的公论。曹丕顺利成为太子，但列传中记载，其后，废曹丕而传位曹植的运动在某方面仍未绝迹，曹丕常常战战兢兢，装出绝对恭顺之状，以讨曹操欢心。曹操殁于洛阳之时，曹植随父身在洛阳，而曹丕在邺城。曹彰在长安，接到父亲命令之后正在赶往洛阳途中。曹彰抵达洛阳之后，认为此次父亲召他前来，一定是为了拥立曹植，并相问于曹植，但曹植矢口否认。据记载，曹彰确是想拥立曹植，遂问父亲玺绶所在，但遭大臣贾逵制止。尔后，抛开家族内部的纠纷，曹操灵柩被送至邺城，曹丕凭正当顺序，继承王位。此时，洛阳城人心动荡，有人提出宿卫军应悉数使用曹操故乡沛谯之故人，而且据说山东的青州军鼓噪退出洛阳城。在如此不安之氛围中即王位的曹丕自然对两个弟弟实施严密监控，曹彰、曹植不得留在京师，前往封国。曹彰在黄初四年（223年）入朝时暴毙。有史书记载，他是被毒杀的。而与曹植关系亲近之党派在曹丕即位之后不久便被一扫而空，曹植欲试雄略，屡次上表，但常被压下。由此可见，魏国连自家曹氏一族的人才都未能充分使用。
曹丕颁布法令，禁止宦官当政，且防遏外戚辅政——此为东汉灭亡之两大祸根，也是后汉末舆论攻击的目标。但魏国以王室为中心之国家统制却并未因此增强。此事将在外篇中论及，在此不予赘述，且看曹丕对吴国的态度。
当初曹丕从父亲曹操处继承魏王王位之时，恰逢孟达携新城（湖北省勋阳府房县）投降魏国，又有武都（甘肃阶州成县附近）氐王杨朴内附。曹丕认为这些事件完全可证明自身德化，于是极尽夸张地宣扬。《魏略》中载有其令文：
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
曹丕即帝位时，吴国孙权称藩，向魏进贡。此事更加助长其虚荣心，甚至不顾先朝以来的重臣刘晔的谏言，册封孙权为吴王。但向吴求任子之时，竟遭孙权拒绝，魏国朝臣舆论顿时高涨。曹丕遂寻求动用武力解决问题，向前线将士下达动员令，且亲自率兵南征，在故乡谯县大飨六军及百姓，此事在《隶释》闻人牟准的碑文（据《全三国文》）中有详细记载。其时，魏军从长江中下游两道并进，曹丕在广陵（今江苏扬州）督战。军事方面主要负责人为魏宗室曹休，欲渡江作战，意气风发。但先锋军将臧霸等人久居富贵之位，本来就不好战，魏军整体暮气沉沉。因而两道屡屡失利，曹丕于是下令全军撤回。他在给魏朝三公的诏书中，直言南征之过失（《魏书·王朗传》，裴注引《魏书》）。大概因先朝旧臣贾诩、王朗等人一开始便批评南征之非。其后，曹丕再度发动南征，至广陵检阅军队，此时，吴蜀联盟正是坚固之时，曹丕试图分裂二者，但未能成功（参照《吴录》）。从其诗文即可看出，他原本就没有讨伐的意志：
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
魏文帝曹丕在位仅七年即身死，其子明帝曹叡承袭帝位。关于曹叡的年纪，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其即位之时应正是二十二三岁的青年。《魏书》记载，曹丕特意命令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四人辅政。其他列传记载中，四人之中未见曹休之名，《曹休传》中也无曹休接受遗命的记载。且《晋书·宣帝纪》中记载，此时曹丕诏告太子，纵若有人中伤此三公，也不许怀疑他们。因此，亲听遗命者为上述三人无误，不过曹休亦可能被算作其中一人。原本曹休、曹真皆为曹氏疏族，封爵在曹操外舅——夏侯氏一家夏侯惇、夏侯渊之后，作为军人派的统领，担当边防重任。而陈群、司马懿皆是曹丕亲任之人，与朱铄、吴质一道并称文帝四友。此时，钟繇、华歆、王朗等先朝元老宿望犹在，因此，特令此三人辅政，说明曹丕不免认为帝位乃是一家私事。
曹叡任太子期间，不与朝臣相交，居一室读书，世人完全不知其为人如何。当时大臣为此心生忧虑。据说曹叡万事独裁，辅政大臣大抵被送往边地以当防御之任，中央政治全凭其决定。曹叡即位之初，魏国重臣之间，党同伐异的弊害已相当严重，陈群上疏曰：
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国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则有仇党，有仇党则毁誉无端，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不可不深防备，有以绝其源流。
此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二人，为皇帝身侧之官，逐渐执掌朝廷政务。法制上被委以天下政治之任的三公等人，事权渐轻。此二人探知天下公论后，告知曹叡，曹叡才得以凭此控制群臣。但从官制体裁而言，帝王身侧手握事权并不妥当。因此，大臣蒋济等人据此强烈攻击中书监令执掌实权一事。但鉴于当时重臣之间已有朋党弊害，因此于曹叡立场而言，用君权独裁加以控制乃是彼时之妙用。
曹叡的做法，对外自然有消极主义之倾向。规划制定整体方针之人实为中书令孙资。孙资认为，魏若攻蜀，经陕西斜谷道（凤翔府眉县南有斜谷关），出汉中府，极为险阻。魏若伐吴，则水军须做充分准备。无论是攻蜀还是伐吴，就当前现状而言，皆无确实的胜算。但若作为防御一方进行规划，则三分之一的兵力就已足够，兵粮转运也不困难。魏国的一贯做法多基于孙资的规划。
蜀国方面则是丞相诸葛亮几乎一手执掌内外大权。刘备战败，在白帝城病死之时，蜀国顿时人心动摇，但诸葛亮泰然处之，完成内部整治，尔后用兵南中，亲渡泸水（长江上游），深入云南不毛之地，成功征服当地。出征初始，马谡论述力取之非，建议必须使南方蛮族心服。诸葛亮大赞其言，并在征服之地广扬恩信。诸葛亮的夙愿如陈寿所说，进可包括四海，退可震荡宇内。为此，其布法度，治戎旅，细至工械机巧，皆亲自考案，而打倒自居上国的魏乃是首要目标。在此精神指引下经营的蜀国，三国之中土地虽最为狭小，但在人心、活力方面最为卓越。魏曹丕死曹叡立，翌年，诸葛亮向后主刘禅呈上《出师表》，迈上北伐征程。
汉水上游，汉中府之西，今日的勉县（时名沔阳）是诸葛亮大军驻扎之地。此时，蜀军就战略出现异议。丞相司马魏延道：今镇守长安的魏国主帅为夏侯楙，此人除去王室主婿之身份，并无特别才能。因而自汉中经斜谷道出郿县，沿秦岭山脉向东，直达长安，若占据储藏军粮之横门邸阁，无须费心军粮之问题。自己可作为先锋，决行此事。即便魏军大部队前来支援，在其到来之前，仍有充分时间加以应对，届时丞相大军从斜谷进军。如此便可一举将关中之地纳入蜀国范围。但诸葛亮认为此计危险，故未予采纳。遂驻营沔阳，而后出甘肃西部，以祁山为大本营，计划从上游入陕西。《蜀书·诸葛亮传》对当时情况记载如下：
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甘肃巩昌府陇西县）、天水（甘肃伏羌县）、安定（甘肃平凉府东北）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
魏方面，曹叡亲自坐镇长安，派勇将张郃迎敌。恰逢马谡违背军令，在街亭（甘肃清水县东北）为张郃所破，诸葛亮无奈之下，命令全军退还汉中。
笔者在前详述魏延北伐之计，其理由为：陈寿评论诸葛亮“奇谋为短”，后世学者也多以其未采用魏延提出的计策作为陈寿评论的佐证，但也有诸多学者为诸葛亮进行种种辩护。若省去一一介绍的繁冗，直截了当而言，笔者以为陈寿的评论最为准确。中国自古以来就奉行“兵者，诡道也”，战争之时，必定利用敌军的漏洞加以讨伐，制胜于眼前。但诸葛亮的做法，完全与之相异。他先治理军政，大处从统一全军士气到肃正军纪，小处到搬运粮食之技巧，全局之上塑造浑然一体之组织。他擅长正攻法，以堂堂之阵进攻敌军。若行动涉险，则努力避开。显然这样容易贻误战机。但其伟大之处在于，即便失败，也可迅速整理军容，处之绰然。《汉晋春秋》有云：
于是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境内，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
据《蜀书》记载，诸葛亮前后五次率军北伐。最后一次北伐为魏青龙二年（234年）。蜀国派出休养、训练三年的精兵出征，且与吴相通，让吴进攻合肥新城。诸葛亮自身则取道斜谷，出至渭水之南，驻军于郿县之西五丈原，分兵屯田，做长期驻守的准备。此时，魏国对吴蜀两面，完全采取防守策略，尤其对于蜀军，更命令统领军队的司马懿据守坚壁，不许出战。吴军先攻合肥新城，但未得手。蜀军热盼野战，但魏军不出。诸葛亮遂向司马懿赠送妇人巾帼加以羞辱，魏军将士时有动摇，司马懿为镇抚士气，特向魏王申请出战。魏王知司马懿心意，特派辛毗传敕命不得出战。如此，两军相互对峙百余日，不料诸葛亮期间染病，薨于五丈原。魏军得悉此报时，不敢相信，徒然失去追击之机，蜀军得以结营返还。
蜀国诸葛亮遵循汉代传统精神，欲灭魏而统一中国，故魏蜀之间爆发多次激烈战争。其间，吴国虽不时与魏上演小冲突，但大体奉行和平治理本国领土的方针。原本孙权领有的扬、荆、广、交四州土地，接受汉族文明时间较短，孙权接替长兄孙策之后，才开始割据江东，其内部最大问题当数镇抚山越。据王鸣盛《商榷》记载，山越是南部少数民族的总称，喜好伏处深山之中，不入城邑，故而被称为“山越”。山越分布之地，包括湖南南部至广西以及现今江西、安徽、浙江三省邻接地区。浙东山地也可计入。这些被称为“山越”或“山寇”之少数民族往往依附地方豪族，成为内部祸乱之源头。原来汉族发展的区域大体是沿大河流域之平地，平地与山岳交界处所设之县当时称为剧县。孙氏令勇将程普、太史慈、韩当、周泰、吕蒙等人任县之令长。上述武将多为北方人士，孙权借其之力将华歆、王朗等汉末名士类郡守逐出江南，代以武力施政。《吴书·贺齐传》中记载，贺齐在任会稽郡属县剡县长官之时，知悉县吏斯从奸恶，欲诛杀之。其时，主簿奉劝道，斯从为县中豪族，有山越归附，若今日杀之，则明日山寇必来。蛮族与地方豪族的关系可见一斑。贺齐先杀斯从，震山越，后征服浙江福建邻接地域，最后平定安徽南部，即今黟歙地区。之后，在该地区设置新都郡（浙江严州府淳安县西），以黔歙土地设四县。据《抱朴子》记载，黟歙地区之山贼知晓某种禁咒之术。
而对付山越，计划最为全面周详之人当数诸葛恪。面对漫布于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数千里山谷的山越，诸葛恪命令各郡治理地方的太守以及属县长吏，用军制将辖区人民编成部伍，将遵从汉族法制的平民全部聚集起来居住，进行屯田。同时，派遣军队至幽阻之处，建造藩篱，不与山越交战，谷物成熟之时，派军队协力收割，如此，纵使山民袭击平民屯所亦无所得。最终，山民陷入饥穷，出山投降者渐而有之。诸葛恪见状，再下命令，若山民乞求从化，可迁至外县，绝不迫害。于是山民老幼相携纷纷出山，其数量达四万之多。诸葛恪将此等山民分与诸将，自收万人。如此一来，汉族的威令逐渐传播至江南山地。
孙权在以武力统治境内之同时，还任用江南土著名士，使其与北人共担朝政军事大任。在他手下作为宰相执掌大权的是南人顾雍。据本传记载，顾雍探查民间政治后，密告其主孙权，若其说被采纳，则归功于上；若未被采纳，则绝不外泄。立公朝之上表达意见之时，“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王夫之等人盛赞他，认为三国时代他最得大臣之体。又如在荆州上游，履行吴国藩屏重任的陆逊，政治宽弘，当时未见匹俦，此人也是江南人。孙权之所以能重用南人，在三国鼎立之间施行宽松的政治，是因他能抛开名分之论，坚持独特立场。
魏室衰而司马氏兴
三国初期，统一思想犹强劲地流于一般舆论之中。及至分立形势确立，此种议论实际上内容已发生变化。但蜀国诸葛亮仍以之呼号天下，甚至导致后世部分史家将正统所在与蜀相系。诸葛亮死后，天下不再主张汉家正统，三国各自安于偏安状态，王室威权随之失坠，大有强臣夺权、朋党渐繁之势。在此时局之中，巧妙扶植自身势力的是魏臣司马氏一家。三国后期历史以司马氏为中心展开记述，有助于对事情的理解。
司马氏一家兴于司马懿，后司马氏统一天下，成立晋室时，他被追谥为宣帝，其名列于《晋书》帝纪之中。根据记述，司马氏出自传说中的帝王高阳，秦灭而楚汉相争之时，司马卬与诸侯伐秦，封殷王，建都河内郡，子孙定居此地。司马氏自此成为河内温县豪族。当然，无人相信司马氏之先出于古代帝王高阳，但司马氏为楚汉之际司马卬的子孙则当无疑义。《三国志·魏书》中，司马懿之兄司马朗以及同族司马芝传却都未记载此事。总之，司马氏为河内温县豪族确属事实。查其婚姻关系，从各郡名族聘娶诸妇。司马懿仕魏室之初任文学掾，应当有名族必备的儒术教养。河内温县为黄河要津，是汉时著名都会，因而汉末动乱之时常遭掠夺，司马懿之兄司马朗遂携全族逃往东方的黎阳。后司马朗为魏武帝曹操效力，其弟司马懿不喜屈于魏，曹操召其入宫，他以身染风痹为由拒绝。据说某日司马懿在家晾晒书籍，突下暴雨，他慌忙收书。下婢一人目击此状。夫人张氏恐司马懿装病一事泄露，故杀下婢。曹操对司马懿始终保持警戒，司马懿遂专心事务，装恭谨之礼，曹操方才渐为安心。唐太宗在《晋书·宣帝纪》的论中，评价司马懿“情深阻而莫测”，就是指司马懿这一面。在曹操时代，司马懿隐晦其才器，但与曹丕甚为亲近，甚至名列曹丕四友之一。曹丕继承大统之后，逐渐崭露头角，文帝驾崩之时更面听遗命，被委以辅佐明帝曹叡之重任。
如前所述，明帝曹叡对内万事独裁，对吴蜀则任同族曹真、曹休及司马懿处之。两曹在将才方面皆不及司马懿，且离世较早，之后军事实权逐渐落入司马懿之手。此时，蜀国诸葛亮正举全力经营中原，攻击力甚为强悍。司马懿以防御为重，虽无赫赫功名，但得以阻止了蜀军侵入魏国境土。诸葛亮死后，司马懿相当活跃，首先是经营辽东地区。
景初二年（238年），为防备蜀军居于长安的司马懿为明帝曹叡所召，受命讨平辽东。因辽东公孙渊自称燕王，大有独立的气势。原来两汉之时，自今辽河以东、铁岭以南至朝鲜半岛北部，汉设置三郡进行统治，即辽东（郡治在辽阳西北）、玄菟（铁岭西北）、乐浪（平壤附近）。三郡之中，辽东处在最中心之位置，其属县辽队（辽阳附近）设盐铁官，而且沓氏（一说沓浦，在金州附近）位于山东及江浙两省的海路交通要地。在后汉末年动乱之时，公孙度在辽东崛起，平三郡之地，越海而将山东东北部之东莱收入囊中，曹操统一北中国时，成为魏的属国。魏许诺：“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孙，实得有之。”公孙度死后，其子公孙渊继承其迹。与公孙氏接壤之地区的魏国大员，如幽州刺史、东莱太守等，皆不满公孙氏独立之态度，隔阂自然产生。魏欲恢复北中国秩序，势必压迫公孙氏。公孙氏为保独立，遂派遣使者向吴国大帝孙权称臣，并结同盟。据《魏略》记载，孙权曾送舟百艘，与辽东通商，并向其求名马。然而，公孙渊并无断然与魏为敌的决心。当时幽州刺史毌丘俭对辽东采取压迫政策，公孙渊遂称燕王，一副独立的态度。于是，司马懿奉命出征。公孙渊本非魏国敌手，在其都城襄平遭受三十日围攻之后，终于提出有条件投降，但遭拒绝。公孙氏满门伏诛，其势力范围再次归属魏国之下。
魏国势力刚进入东北地区之时，不幸魏明帝曹叡病逝。司马懿从辽东凯旋，屯军幽州治所蓟城（北京），天子下诏，召其再赴长安。然行至汲（河南卫辉府）时，又传诏命，催其火速入京（据《通鉴》）。前后诏命相异，司马懿察觉宫中有变，遂急赴洛阳。明帝对司马懿委以重任，请其与魏之疏族曹真之子曹爽共同辅佐嗣子齐王曹芳。当时的情况大抵如下：
明帝原本无子，遂养同族曹芳及另一人。曹芳究竟为何人之子，《三国志·魏书》记载：“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曹芳后封齐王，定为太子。但关于其身世，未见有关联的大臣发出一言。司马懿在辽东之时，明帝病重，太子曹芳孤立无援，急需有力辅佐。起初，明帝考虑让同族之中最为亲近的燕王曹宇及同族之人辅佐，并发出命令。曹宇不喜司马懿掌内，遂建议令其再次镇守长安，获帝同意。然而长期近侍帝侧，负责各种政治计划的刘放、孙资与燕王不和，且认为燕王一派并无能力保全魏室。于是，二人引用决不可令同族担负政治重责之文帝方针，以此为由，排斥燕王势力，在明帝病床之前，逼其免去燕王等人官职，并令曹爽、司马懿取而代之。燕王等人泣而出宫。因此，明帝将太子嘱托于司马懿其实并非本意。司马懿在明帝病床之前的情景，《魏氏春秋》如此描述：
时太子芳年八岁……帝执宣王（司马懿）手，目太子曰：“死乃复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与爽辅此。”宣王曰：“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
另外，《魏略》还记载，明帝教太子芳抱宣王颈。虽陈寿《魏书》修正上文，做稳当叙述，但此情此景，以小说式的描写更能道出事情真相。若下无负责大臣，则此等大事绝不会依照正常程序进行。
对于明帝独裁君主式的统治，史家孙盛等人极为赞赏，但其多有任性妄为、大兴土木、耽于游猎等缺点，曾遭当时大臣严厉批评。著名一例见于《魏略》：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请论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礼，赐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贵贱也。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有欢心，而失妻者必有忧色，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明帝失行多遭名流所指摘，加之齐王曹芳非正统出身，以孤弱之姿继承大统，魏室的命运已然处于非常危险之境地。
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幼帝的曹爽作为魏室疏族，世代与夏侯氏充当军人派的栋梁。明帝后半期，司马懿主要活跃于军事上，但如今曹爽再得重权，于是二者自然开始对立。关于曹爽的为人，陈寿评论其“德薄位尊，沉溺盈溢”，史书记载了不少其违背当时形式道德的行动，但当时史料多成于晋时，故当中几分属实尚不可知，因而不可尽信。与曹爽最为亲密的何晏、邓飏，以及支持曹爽的夏侯玄、诸葛诞等人，当时被称为“浮华之士”。所谓“浮华”，意为只重理论而不重实行，大概是不尊重形式道德。若从当时以容貌表德行的写法，何晏等人乃是极为柔弱的贵公子之风。《魏略》载：“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更有甚者，裴松之注引《管辂别传》评论何晏、邓飏：“夫邓之行步，则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又“何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后面的记载以观相预知成败，绝难相信。与前面的记载相反，《世说新语》记述何晏容貌过美，以至魏明帝怀疑他面上傅粉。刘孝标根据《魏略》怀疑《世说新语》的记载，但二者之中究竟哪方可信？《世说新语》记载明帝之言岂非直接，《魏略》作为后世记事岂非间接？无论如何，何、邓等人被形容为“神识明彻”的思想家式人物，声名远驰。以曹爽为中心，名流何晏、邓飏等人为左右，下有谋士，结成的团体试图独占政权，对司马懿给予名义上之待遇，实则谋划令其远离实权。但其做法急于进取，频出举措排斥前代遗老，被视为自然秩序的破坏者而遭受人们指责。现列举《傅子》所记曹爽一派的李胜在担任河南尹时的做法如下：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前尹司马芝，举其纲而太简，次尹刘静，综其目而太密，后尹李胜，毁常法以收一时之声。嘏立司马氏之纲统，裁刘氏之网目以经纬之，李氏所毁以渐补之。（《魏书·傅嘏传》裴注所引）
笔者之所以详细介绍曹爽势力，是因为此后与当时士族门阀意向相反的进步方策，提出者往往背负失德的恶名，其端绪发于此时。司马懿一时遭曹爽党派排挤，因而装出远离实权的态度，及至魏嘉平元年（249年），乘曹爽奉幼帝出洛阳时，突然发动政变，强迫太后发令解除曹爽一派的实权。此时，虽然先朝遗老蒋济等人同意司马懿的做法，但其本意仅是排挤曹爽势力，将政治导向正途。尔后，司马懿对曹爽一派之处置极为残酷，《晋书·宣帝纪》中如此记载：
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
该事件之后，司马氏的势力更加牢固，司马懿受九锡之礼，违逆者渐次被诛灭。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景帝）继承父亲实权。此人与何晏、夏侯玄一样，以思辨闻名，诛灭曹爽一派时，在父亲帷幄之中积极出谋划策。其执掌事权之初，天下名流各司其任，或镇守边境，或主政州郡，或执掌选举，或参与谋划，或参加朝议，四海倾注，朝野肃然。唐太宗评论司马懿“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性宽绰而能容，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恐怕司马师也有这一面。相较汉末以来的名分论，更想审时度势而善处之，这或许是司马氏家族代代相传的思想。《魏书·司马朗传》有云：
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
在统一倾向强烈的三国初期，司马朗提出分离主义的统治策略，开辟了西晋思想之先河。司马懿以宽容而得时望，及至其子司马师，继承父亲遗德，巧妙扩大家门权势，为此不惜诉诸残忍手段，甚于父亲数倍。以下特举例叙述其梗概。
魏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掌握实权的第三年，诛杀彼时名望李丰、夏侯玄等人。关于此事，陈寿的记载极为暧昧，《魏略》的条理倒是更加完整清晰：李丰此时任中书令，为齐王侧近之臣，常受帝召入宫参与密议。司马师对此事起疑，问于李丰，但李丰称不知秘事，遂杀之。事实上也许李丰确不知情，密谋诛杀司马师、拥立夏侯玄等记述应为之后廷尉公布罪状时所捏造。当时，担任廷尉者为钟毓，收到李丰尸体时，其一度拒绝审理，但受敕命强压，不得已作辞状称李丰与夏侯玄沆瀣一气，图谋不轨。《世说新语》记载，钟毓裁决夏侯玄之罪时，夏侯玄指责道：“你位居公卿，却受公府指示，像狱吏一样来讯问我，这算怎么回事？我的罪状，你随便写吧。”狱期即将结束之时，钟毓写完判辞，令罪状与事件相吻合，呈于夏侯玄。当时，钟毓涕泪交垂，夏侯玄则默默颔首。《资治通鉴》采信记事，但关于李丰之事却沿袭《魏书》。若细加阅读，可发现前后明显存在矛盾。夏侯玄为当时推重的名流，与曹爽、何晏关系密切，是司马氏最为惧怕的对立者。
李丰事件结束后不久，齐王曹芳即遭司马师废黜。虽实际情况不明，但表面程序明了。司马氏奉太后之命，称齐王芳多有背德行为，难承天绪，召集群臣，痛哭流涕，告知百官废齐王乃是出于无奈。群臣无不赞同，彼时大官联名公布齐王背德之行。其全文载于《魏书》，可归纳为：齐王耽于女色，弃辱儒士，废捐讲学，延小优至殿中裸袒游戏，蔑视礼法等。此形式对后世历史影响甚大，可谓开废立天子极其容易之先例。
齐王遭废之后，高贵乡公曹髦被拥立。正元二年（255年），在寿春城与吴对战的勇将毌丘俭起兵反抗司马氏。根据檄文，其造反之根本原因在于，此时司马氏集兵权于中央，对边疆将士之补给极少。此外，毌丘俭还公然揭露司马师恣意废君，反而归罪于君主的事实，并极力唤起舆论。对此，司马师亲自率兵讨灭毌丘俭一众人等。
司马师在平定毌丘俭叛乱之后不久即在许昌病逝，此时，其弟司马昭（文帝）统领六军，居于京师洛阳。借司马师之死，天子亲自下令，使司马昭移军许昌，并令尚书傅嘏取而代之守备洛阳。但中书令钟会与傅嘏互相串通，私改命令，使司马昭与傅嘏共返洛阳。如此一来，司马昭继承父兄实权，实际上已统揽天下政令。据此可以想象，魏禅于司马氏即所谓禅让运动便是自此开始在司马氏集团萌发。彼时，诸葛诞原本被视为曹爽、何晏一派，但其始终与司马氏共同行动，征伐毌丘俭，占寿春城，居住于此。因为此人态度甚是可疑，司马氏谋士钟会、贾充等人计划讨灭之。尤其是贾充，《魏末传》记载，贾充为了密查诸葛诞的行动，特意出寿春城，以禅让说进行试探。对此，诸葛诞威仪严正，羞辱贾充，表明应报魏恩的心迹。《晋书·贾充传》也载有此事。禅让应是洛阳名流的热议话题。如此一来，诸葛诞遭司马师一党所嫉恨，最终在淮南以市卖私恩、抱不臣之心等借口被诛灭。至此，天下已无人可反抗司马氏。这时，突然发生高贵乡公具有浪漫色彩的反抗事件。司马师废齐王后迎立高贵乡公并非其本意，而是完全出自太后之恳求。高贵乡公才华横溢，在儒学方面亦有一定见识，他在著书自序中自认深受上天恩宠。他与裴秀、王沈、司马望等名流论评文籍，自以为才识过人。因此，他对司马昭的压迫甚为反感，于是向近侍之臣王经、王沈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并告知二人讨伐司马昭的决心。二王为司马氏之党，且实际上宿卫兵士极少，遂奉劝高贵乡公断此念头。然而，高贵乡公以死相赴，率领童仆数百人，鼓噪出宫。二王早已将此事告知司马昭，因此高贵乡公惨烈败死。不久，太后下令，废高贵乡公为忿戾无道之君，其尸以庶民之礼下葬。如此一来，天子被弑之事实在名义上便不复成立。
陈留王曹奂继位后，司马昭受封十郡，加九锡之礼。景元四年（263年），伐蜀之令下达，翌年蜀国灭亡，天下在司马氏手上再次出现统一可能，下文再叙其事。
西晋统一
诸葛亮死后，蒋琬掌握蜀国文武大权。蒋琬深得诸葛亮赏识，诸葛亮病逝时遗命委以大任。因此，其一心遵循诸葛亮规划，身在汉中，经营四方。但汉中之地与蜀都相隔甚远，适于积极经营，却不便消极守国。此时，蜀国之舆论正转向消极，费祎、姜维二人告知蒋琬，并劝导之。于是，蒋琬徙屯涪城（绵州），军事方面重用姜维，使其负责甘肃方面的守备。不久后，蒋琬死，费祎承其后。其时，魏方面，曹爽正谋划大举伐蜀。普遍认为，这是曹爽一党为与司马懿竞争而策划的对内性远征。实际上，此次远征并未与甘肃方面深受司马懿恩顾的武将取得充分联系，因而只是轻率策划之举。但对蜀国而言，这是相当重大的问题。镇守汉中的蜀将虽产生动摇，但首将王平应对得当，加之费祎军从涪城抵达汉中，魏军未能如愿，只好退却。蒋琬、费祎先后掌管文武实权期间，虽然二人身在涪城，但政治万端皆在咨询二人后才许施行，且对姜维屡次欲在甘肃地区推进经营一事进行抑制，只予以兵卒一万。因此国家未曾动乱。但随着费祎遭魏国降人暗杀，蜀国势力出现转折。
姜维是渭水上游天水郡（甘肃巩昌府优羌）人。原本渭水、汉水以及洮水上游地区为羌族杂居之地，姜维深得羌人之信任，故利用其势力，经营甘肃一带，以谋取中原作为夙志。费祎死后，姜维承袭其后，终于得以依照此意图制订全盘计划，自然从消极政策转向积极政策。举其中一例，诸葛亮之后，对魏防御的根本在于汉中，以之为中心，西营汉城（汉中府沔县），东营乐城（汉中府城固县），汉水上游平野地区则广布军事据点，密切相互联系。曹爽曾横跨秦岭骆谷入侵，但蜀军在汉中北部兴势山成功阻敌。后姜维改变计划，撤消军事据点，专守汉、乐二城，放任敌军自由进入平原。他认为，纵使敌军占据平原地带，只要诸城守备坚固，敌军便无法永久屯驻。待其疲乏之时，再率上游关头城重兵即可一举灭敌。魏蜀边界大抵为西倾、秦岭山脉，魏国在狄道、陇西（甘肃巩昌府）、南安（巩昌府东）、祁山（甘肃秦州礼县）布设重兵严防。姜维唯独视狄道为攻击目标，将大军集中于西方，汉中守备自然疏略。
魏嘉平五年（253年），费祎去世。前一年，吴主孙权去世。吴国方面，诸葛恪统揽军政大权，改变吴国方针，一心热衷北伐计划，于是邀请姜维，东西呼应举事。姜维极力北伐即始于此。之后，姜维连年施行此计划，一度在洮水流域取得良好战绩。但好景不长，姜维不久即为魏国邓艾大军所破，蜀人无不嗟叹其出兵无谋。学者谯周更作《仇国论》，力陈时势，论说北伐之非。此事之后，姜维在内政上势力日渐失坠，最终军事与政治分为两途。但蜀国后主刘禅是有名的暗愚君主，宦官黄皓开始弄权。吴国来使如此描述蜀国内政：
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
魏国方面，司马懿诛灭曹爽一党之时，夏侯玄的叔父夏侯霸向蜀投降。姜维问魏国是否有南伐之意，夏侯霸答道：司马氏忙于营立门户，无伐蜀之意。但有一人钟会，若其得志，必将伐蜀。此言应是魏国有权有势者的普遍观察。如前节所述，司马氏一心扩张家门权势，但若以为其做法不得人心，则是非常大的误解。吴人张悌曾将魏国曹氏与司马氏进行对比，评论如下：
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
此处虽用“奸计立矣”一词对司马氏进行道德批判，但显而易见，司马氏凭借宽柔政术安定彼时民心。司马师平定诸葛诞之后进行善后处置，安抚其党类，即便是与司马氏对立者之子孙，只要乞降，就既往不咎，还予以重用。史学家习凿齿极为赞赏其文德，说：“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我们若不用儒家原心诛罪之法，而是具体考察史事本身，可知司马氏的治法足以使天下归心。
司马氏政术梗概如上，以下为其经营之迹。司马懿平定辽东，确实将东北归于其势力之下。而其经营淮南的方法同样不可忽视。《晋书·宣帝纪》记载，正始三年（242年），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翌年，“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参照《魏书》，提倡该政策之人为邓艾，他担忧河南东部陈、项地区（陈为今河南陈州府淮宁，项为今安徽颍州府太和）至寿春城之间良田稀少，认为应开渠以尽地利、盈军实，同时军事上通漕运之道，更并行屯田之策，打牢经营南方的坚实地基。屯田策原本是曹操在河南中部施行的政策，开渠通漕运在此之前也见于多处，例如贾逵早前已将其作为对吴政策之一实行过。但大范围详密施行该策为司马懿采纳邓艾提议之后。淮水南北地区，如此一来尽归司马氏之统治，后在寿春反抗司马氏的诸葛诞等人主要依仗吴国人担当军队中枢。
这样一来，司马氏内以宽厚之政，得民心归向，在外统一军权，确定势力范围，北部中国基本成统一之势。因此，司马昭依据此势，见蜀政不振，认为讨灭蜀国的大好时机已到。恰逢钟会推进征蜀之计，司马昭于是决意讨蜀。
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令钟会率左翼军，自关中进攻汉中，诸葛绪率中军从祁山进发，镇抚甘肃的邓艾统领右翼军从狄道进发，另派廷尉卫瓘持节监视诸军。此时，蜀国姜维率几乎全部精锐之师与邓艾之军对战，汉中守备极其空虚。钟会乘机一举攻陷汉中。姜维只好借剑阁之险，阻止北军入蜀，同时将大军调往东方。从西部进军的名将邓艾未放过此机会，从阴平（甘肃阶州府文县）取近道直出蜀国绵竹。该行动实为大胆冒险，《魏书》如此记载：
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
蜀国大军为防御钟会，集结于剑阁，不料邓艾出其不意发起袭击，只好紧急商议防御之策，但其策未立。且蜀都舆论不主张决战，蜀国后主更亲自前往邓艾军门求降。其时，通过邓艾呈与魏国的降书为谯周所作（一说为郤正所作）。降书内叙述了蜀偏安一方的理由，以及当今魏运隆盛，顺依天命不得不降的理由。邓艾书面回复说：黄河流经之地，是帝王的居所，这是天之定数，违逆它的无不倾覆。蜀国就此灭亡，其时为263年。
此前，魏国中军将领诸葛绪因贻误战机而遭免职，钟会接手统其军众，但未能打败姜维军队，对峙剑阁之时，蜀国已亡。姜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遂向钟会投降。据当时记载，姜维计划先向钟会投降，煽动其讨伐邓艾，取回蜀都，尔后再斩钟会，令蜀东山再起。实际上，此时钟会与邓艾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嫌隙。为此，邓艾因落得谋反之口实遭免职，最后被杀。平定蜀国后，邓艾以为应趁机讨平吴国，为此大力收揽蜀国人心，他又独断处置。监军卫瓘警告邓艾此举已超出命令范围，但邓不听。此事为钟会一派提供可乘之机，钟会报告司马昭，邓艾终遭免职厄运。当时，司马昭致信钟会，称自己将率十万大军前往长安，并令心腹贾充率大军进入汉中。表面上称是为了防备邓艾谋反，但实际上处置邓艾一人，钟会大军完全绰绰有余。显然此举完全是因为邓艾失势后司马昭对钟会的态度存疑而采取的措施。
根据当时史料，钟会一开始便有谋反之志，近于小说的种种故事流传下来。总之，司马昭从不充分信赖钟会、邓艾等计略之士。史家记载司马昭曾说：“我要自当以信意待人，但人不当负我耳，我岂可先人生心哉！”此话虽与曹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缓急程度不同，但其意几乎无异，司马懿也曾有过此类言论。相同之语例足见三国以来北中国支配者的心理。当时已握征蜀军大权，且统辖姜维部下蜀军降卒的钟会可能容易误入险途。果然，钟会与姜维过于亲密，为此魏军对于新附的蜀军抱有极强的猜疑之心，最终嫌隙引发叛乱，钟会、姜维双双死于乱军之中，监军卫瓘进行善后整治。如此，蜀国在司马氏治下秩序得以维持。
司马昭因讨平蜀国之功，受封晋王，翌年病逝，长子司马炎继承父亲位权。此时，吴国南边交趾地区叛吴，与魏通使。又吴臣之中多人暗中请求归附于魏，讨平吴之机会已到，舆论亦偏向伐吴，司马氏为修饰帝业，炫示文德，对吴示以恩信相临的态度，又对内废屯田，昭示和平意向，出拔擢贤能之令。按照《晋书》之记述，此时，晋德已洽，四海归心。魏帝曹奂遂让位于司马炎。魏亡，西晋立。其时晋泰始元年（265年）。
晋朝新立，司马炎即废除魏之苛政，建立全新之治，恢复五等爵，行封建制，诸王得以在领国选任长吏，废除前朝禁锢宗室之制度，且取消诸将征戍或长吏仕于州郡时向朝廷送纳质任的习惯，外在已显和平统一之治世风貌。此前，吴国国内一片混乱，距离灭亡仅是时日问题。
252年，吴国大帝孙权病死。陈寿评论其为人时，先赞赏其英雄之姿，但随即急转直下：“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若要求证事实，其独断专行在229年由武昌迁都建业后不时出现。及至老年，祸起宫闱之内，溺于所爱，不听群议，终于打破国家体统。孙氏嫡长孙登早逝，其后定孙和为太子。然其弟鲁王孙霸之母深得孙权宠爱，欲让孙霸取代孙和，引发萧墙之祸。想当初，孙和之母亦得孙权宠溺，孙和定为太子之时，还令彼时名流担教导太子之任，孙和亦修习文德，得时流之誉。但孙霸之母得宠后，孙权喜爱孙霸，令其与太子居于同宫，礼秩亦与太子相同。群臣认为此举将扰乱统制，孙权于是令孙霸居于别宫，但却未戒饬孙霸，因此反而加深兄弟之间嫌隙，群臣亦分为两派相争。大众舆论皆声援太子和，当时名臣陆逊等人也屡次规劝孙权，孙权反而压制甚至诛戮太子的支持派，陆逊为此愤恚而卒。之后，孙霸一党愈加露骨地排挤太子，孙权大怒，杀孙霸，孙霸之党被诛杀牵连者甚多，又废黜太子，令末子孙亮取代之。参与该计划的当权者有孙权族孙孙峻。其曾祖父孙静在孙氏一族中因重学问且礼遇学者而享有盛誉。孙峻自身无此名望。因此，拥立孤弱且尚无羽翼的孙亮，孙峻还是分量太轻。当时，取代陆逊镇守武昌之人为诸葛恪，颇为时人所器重。孙权病重之时，主要令诸葛恪辅佐幼主。孙权死后，诸葛恪独裁万事，初期他开诚布公，废隐秘监察之政，免除诸税，重结民心，对内抑制诸王权力，借陈寿之言，其做法与魏国邓艾有相似之处，存有三国前期人物的风貌。在吴帝代立时，魏国趁此机会南征，诸葛恪于合肥抵御魏军，大胜。前节所述毌丘俭起兵反抗司马师，源头实为此次大败。但对于吴国而言，此次大胜则是诸葛恪转为对魏积极方针的契机，他与远在蜀国的姜维联手，推进北伐计划。诸葛恪由于太过锐意进取，对外错误估计司马氏势力，对内则与吴国实情相疏离，借用邓艾之言，此时吴国的名宗大族各有部曲，蓄兵杖，单凭一纸军令已难以调动，因此，舆论亦颇为反对北伐。其结果，北伐为魏军所阻，不久即无奈退兵，对诸葛恪的批评声不断高涨。尤其诸葛恪在外期间还置换朝廷内部职官，种种不满终于令孙峻起了杀诸葛恪之心。魏嘉平五年（253年），孙峻让吴王召诸葛恪入宫赴宴，入殿之后即将其杀害，自己取得军政实权。孙峻在百官之中本无声望可言，现妄居高位，为了保其威严，于是迫害诸王，吴国政治陷入混乱。
孙峻死后，同族孙綝继承其位。孙峻执政以来，魏国淮南将士对司马氏的反感日渐高涨，多人在寿春举事，并向吴求援，孙峻虽答应，但未采取任何行动，自然无功。孙綝取代孙峻后，对企图反抗司马氏的诸葛诞施以援手，不料痛失多名名将，孙綝因此遭到猛烈抨击。恰逢天子已达盛年，躬亲政务，对孙綝的做法多有不满，于是策划诛灭孙綝，不料反遭孙綝废黜。按照惯例，孙綝借群臣之名宣布天子孙亮的恶德，称“帝于宫中作小船三百余艘，成以金银”。江南为水乡之地，如此描述别有一番趣味，同时也为后世南朝之历史提供先例。
孙亮被废后，孙休立。孙休为孙亮之兄。即位之初，孙綝以拥立之功，极尽专横，一门五侯，为吴开国以来所未有。孙休不满其所为，于是暗地令心腹张布、濮阳兴共商计策诛灭孙綝。《世说》注引《条列吴事》评论孙休“在外烝烝，无有遗事，唯射雉可讥”，尤得好学之美名。但宫内之事主要交与张布，外政则委以濮阳兴，自己则终日埋头于典籍之中，无心朝野纲纪。其在位时发生灾异，《晋书》认为全因政治不当所致。交趾地区反叛吴国统治而与司马氏相通，亦发生于孙休晚年。据《吴书》记载，其时总督交趾的孙谞（《华阳国志》“谞”作“靖”云）选送手工工人千余人至建业。尔后又来一名察战，当地民众恐其又为征人而来，于是奋起反抗。所谓察战乃是朝廷直接派遣之使者，吴国一般委用宦官（参照《三国志旁证》）。孙谞为反叛者所杀。彼时，司马昭刚刚平定蜀国，诸将之间征吴之议甚为高涨。吴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孙休病逝，废太子孙和之子孙皓被拥立为帝。
据记载，新立的孙皓才思敏捷，但十分放纵，实为一名败德少年。此类天子在后来南朝历史上屡出不绝，孙皓可谓模板。其要点如下：孙皓即位之初，司马昭曾派使者送来劝降书一封。吴国对此未采取明确拒绝态度，而是用稳当辞令予以回应。大概是因为司马氏集团也无立刻用兵之想法，此种关系可维系国交。然而，北方再度派来一名国使，大肆宣扬北方优长，孙皓怒而杀之。其后，司马昭死，司马炎立，受魏禅立晋。当时吴国不听名臣陆凯之意见，妄图北伐，最终断绝魏吴通好关系。其后，孙皓率大军由建业城西进。据《江表传》记载，孙皓当时信奉术者图谶之说才欲实施北伐，岂料途中遭遇大雪，道路堵塞，兵士百人牵推一车。此时，天子与其母、其妃同在车上，当此苦役之兵士，多有冻死者。正因如此，军中有传言称，若遇敌军则倒戈投降。孙皓听闻后引兵折返。此记述虚构痕迹较重，因此《吴书》未收录，但由此可见，孙皓与北方断绝通好关系时并无确定方针。
孙皓行为古怪还有一例，即短暂迁都武昌。这据说是西陵（今湖北宜昌）督步阐上书的建议，迁都理由不明，可能与北伐计划有关。为此，下游江浙地区的百姓不得不溯流供给武昌，十分痛苦。于是，陆凯引用民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奉劝天子返回民心所归的建业。孙皓听从其意见，不久即返回建业，但同时兴建昭明宫，为此还令地方太守以下的官吏到山中监督伐木，并让原本负责江防的兵士从事苦役。军备因此松弛，详见贺邵与华覈表文。直接导致民心叛离的是义兵的设置与宫女的征发。所谓义兵，就是将民兵编入兵籍，用国费养之。被征兵的家族饱尝一家离散之苦，费用负担者则在困惫之余，卖子交租（《陆凯传》）。宫女征发方面，朝廷派遣使者巡走各州郡，“条牒民女，有钱则舍，无钱则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诀”（《陆凯传》）。陆凯还历数孙皓二十过。综合观察，当时吴国多位名流直言上谏孙皓。可能孙皓只用左右近侍之言，独断专行，全然不顾名流之舆论，才被鲜明地记录为败德少年。
《江表传》记载，会稽（浙江绍兴府）与湘东（湖南卫阳府）两地太守因反抗孙皓虐政，被用刀环撞杀，又有人因暴乱被处以车裂之刑。《吴书》记载，孙皓将急流引入宫中，若有不合意的宫女，则杀之抛入水中。或剥人皮，挖人眼。裴松之注释认为该类记述全不可信。先不论此类记述是否属实，全体吴国名流已放弃孙皓却是事实。若北方出兵，则吴国灭亡几乎指日可待。
如前所述，邓艾心念伐吴，言称吴国大族各自拥兵，不服中央命令。该情况早在孙权时代即已萌生，所谓吴国四姓，即朱、陆、顾、张，在吴国的势力非常强盛。《朱治传》中有云：
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每岁时献御。
《世说·规箴》篇中记载，孙皓问丞相陆凯，其同族在朝中有几人。陆凯答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注引《吴录》道，陆凯屡次直谏孙皓，之所以免遭屠戮，全因孙皓惧怕陆氏宗族强盛。总之，吴国得以维持命脉，多赖陆氏正宗陆抗。
当时西晋主要推进南征计划之人为名臣羊祜。此人深得晋武帝亲信，曾向武帝建议，若欲灭吴，必先在上游蜀地训练强大的水军。他还举荐名将王濬当此经营重任。其时恰逢吴国西陵督步阐谋反降晋。羊祜欲趁机完全将西陵收入手中，但为计划绵密的陆抗所阻而未能成功。于是，羊祜一心等待王濬水军治成之日，自己则身居湖北，整理荒地，向吴人施以恩信，以德义绥抚敌人。与之相对，陆抗亦以德相应，严禁吴人侵入晋境，双方各守边界，陆抗向羊祜送酒，羊祜则以药相赠，边境竟然相安无事。然而，及至陆抗身殁，南征之期已到，羊祜举荐杜预取代自己，自身回朝劝说武帝南征。
西晋王室心腹诸大臣长期习惯司马氏历代宽柔之政，多反对南征之计。羊祜回朝后，寻求同心之人，觅得中书令张华，于是将心意详细告知张华，并鼓动张华奉劝武帝。他也许是担心孙皓死而吴国另立君主，伐吴之机一去不复返。当时，杜预在襄阳缮甲治兵，奇袭吴国西陵，夺得大胜。西陵督张政为此被免职。张政是吴国名将，其被免职对晋而言，乃是南伐良机。杜预上表请求出兵。其上表送达武帝之手时，武帝正与张华下棋。张华十分赞同，武帝于是下定决心南征。
晋咸宁五年（279年），讨吴之师出发。晋军总数二十万，兵分多路。中坚力量为从四川东下的王濬军，由湖北襄阳出发、欲屠江陵的杜预军，以及由安徽寿春城出和州直奔建业的王浑军。此三军主帅中，王濬官阶最下。因此，晋最初计划为王濬军抵达建平（四川东境夔州府巫山县）之前可独立行动，入湖北境，则接受杜预的命令；入下游江西境，则接受王浑的命令。但杜预主动向武帝上表，乞望武帝允许王濬自由发挥才能。王濬闻之，大喜，率领经营已久的蜀地水军，四处破敌，取武昌后率大军沿江东下。其时，建业欲向长江对岸的王浑军发起一击，令张悌率精锐横渡长江，不料大败，建业兵力遽然空虚。王浑部将建议趁机攻夺建业，但王浑认为此举已超出朝廷的命令，犹豫之间，王濬军攻陷建业西北要塞石头城。于是，孙皓奉上降表，王濬先行抵达建业城，接受其投降。据《江表传》记载，孙皓将败之时曾致信其舅，淡然承认吴国灭亡全因他一人败德。还致信群臣，劝大家在晋统一之下各自致效。其时太康元年（280年）五月。
西晋衰亡（一）
晋讨平吴国，完成了天下统一的大业，但就伐吴之事，晋内部曾出现强力的反对者，舆论并非一致。反对者之首为晋开国功臣贾充。当时，贾氏一派身居朝廷要职，武帝司马炎欲令贾充任征吴军总帅，以示国论一致。贾充拒绝任命，武帝说道：“君不行，吾便自出。”贾充无奈之下只好接受，入驻襄阳。虽然将军王濬已攻陷武昌，但贾充仍持非战论，赴宫中上陈其说，请求处死朝臣中唯一主战论者张华。武帝回答，主战计划乃是其本人所立，张华仅是同意其说而已，从而将贾充驳回。其间，王濬军迅速攻破建业。从安徽对岸进攻吴国的王浑与贾充同属一派。王浑在和州地区按兵不动之时，王濬攻陷建业。王浑对此非常不满，因为王濬擅自行动，并未按原计划听其指挥。为此，王浑诉陈王濬之罪。王濬差点被槛车征还，重蹈讨平蜀国的邓艾覆辙。幸亏王濬陈辩，加上武帝睿虑，才得以平安无事。南征功臣照例被封以重赏，当然，反对论首领贾充亦在受赏名单之中。其后，贾充一派旧臣依然独揽朝廷大权，名臣杜预身在江陵，但常常重贿贾充，勉强保住其地位；张华则被疏远，镇守幽州；王濬优游自得，不关心世事，以求保身。从石崇的上书中显然可见，南征功臣全部身居不遇之境。
一般认为，晋施宽政而得民心。《晋略》作者周济评论说：“晋之代魏也，忌才而不忌德，……是故夷才以靖祸，贵德以示宽大。”西晋开国之初，魏朝遗老中享受特殊礼遇者有郑冲、王祥、何曾、荀等人。他们在事务之外，作为社会风气维持者，常受王者景仰。例如，《郑冲传》中描述其“以儒雅为德，莅职无干局之誉，箪食缊袍，不营资产，世以此重之”。对于何曾、荀，傅玄曾大加赞赏：“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何侯乎！其荀侯乎！”王祥的孝行故事，天下闻名已久。总之，上述人士皆为清议的维持者。所谓清议，即为维持社会、家族道德而开展讨论的形式，主要以家族道德形式为主，偶尔也广泛论及社会道德形式。例如，贾充曾设宴招待群臣，庾纯最迟到场。贾充讥笑之：“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暗指庾纯先祖做过兵头，即当时伍长一职。庾纯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来后。”这是指贾充先祖曾任管理市场的小吏即市魁一职。为此贾、庾二人之间爆发激烈口角。庾纯因而欲辞去官职，贾充亦请求卸去职务。此为朝臣的问题，何曾、荀等人偏袒贾充，于是免去庾纯官职。理由是：庾纯的行为，对礼、律都没有违背，但其不愿行至孝之道，而犯常人过失，应付清议。即清议作用于礼、律范围之外，甚至可免高官官职。总而言之，先朝以来的高官子孙，凭借司马氏之宽政得其位，其发起之舆论可使万事运转，故当时朝臣多持南征反对论，实为彼时时势风气所致。如前节所述，吴国大宗强族较多，孙皓因伤害其感情导致亡国。今观晋政，该点完全与吴相同。风气之蔓延，大概不会受限于由长江划出的南北界限。以先朝遗老为首的晋朝廷中，各种制度自然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吴灭亡当年，武帝下诏撤去天下州郡之兵，大郡设武吏百人，小郡设五十人，企图一扫汉末以来地方刺史手握兵民两权之弊害，恢复至汉朝全盛期的模样。交州牧陶璜评论，南边之地事实上不可贯彻诏意；仆射山涛亦力陈不可撤去州郡武备。其论未传至今日。武帝称之为天下名言，却未采纳。惠帝永宁之后，盗贼群起，但州郡未设武备，而无力擒制，遂天下大乱。此前后关系可见于《资治通鉴》。《晋书·武帝纪》却未收录撤兵之诏，难道《晋书》作者对此事不够重视？《杜预传》记载，其讨平吴国后，在江陵锐意开发地力，并倾注心力于兵备。这明显与诏意相矛盾。大概诏书所云属一般形式之事，未曾期待彻底执行，且消极而言，中央高官可凭此控制地方疆臣，虽有此妙用，但一旦混乱发生，反而难以收拾，诚如《资治通鉴》所记（《通鉴》基于《晋书·山涛传》）。至于地方官如何拘泥表面形式，可以王沈之做法为例。如前所述，其背叛魏高贵乡公，密告贾充，终使天子死于非命，为此受朝臣非议，外出任豫州（治在河南许州）刺史。至豫州之后，颁布教令，陈长吏得失者赏谷物五百斛，言刺史宽猛者赏谷物千斛。其手下主薄认为教令完全无理，尤其设赏令民诉陈长吏之得失，甚为有害，“将恐拘介之士，或惮赏而不言，贪赇之人，将慕利而妄举”。王沈认为，设赏令民面陈刺史（即自己）施政之宽猛乃是恩威并举的做法，但遭到主薄强烈反对后，最终撤回。可见当时为政者的心理为：为得民誉，纵使滥赏亦在所不惜。
贾充带头反对讨吴之策可代表朝臣普遍观点。其理由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劳扰，年谷不登”，即惧怕日渐强盛的蛮族势力。《晋略》记载了当时的蛮族情况：辽水东西皆鲜卑，山西北部至黄河、汾水为匈奴，陕西北边至甘肃一带则胡人、鲜卑、氐羌族皆守塞杂居。讨吴论兴起之时，甘肃一带晋军屡为羌族所苦。羊祜为了说服朝臣，力陈吴若灭亡，则胡人自然平定。此言之意不甚明晰，平吴之后，郭钦倡导实边论，提议趁兵威雄振之时，充实边备。时议虽存此一派，但舆论随着时势而朝形式和平论倾斜，此为不争的事实。
唐太宗评论武帝司马炎“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从重视舆论、广闻众议的角度而言，反而可见武帝充分发挥晋政的特长。当时，朝臣之间盛行奢侈之风，武帝对此甚是反感，拟用质朴之风进行匡正。但被世人景仰的清望首领何曾自身也以生活奢侈而闻名于世。何曾受邀参加朝廷飨宴，竟不吃太常官所做的食物。据说，其食费一日万钱。正因如此，武帝放弃了奖励质朴风气的意志。于是，奢侈之风渐盛，石崇作为代表人物而载入史册，其传有云：
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
奢侈之风常伴淫虐之风。《世说·汰侈》篇记载，石崇设宴必使客醉，若有客不醉，则斩杀行酒之美人，且面不改色。其注称，王敦便曾遭遇此事。总之，此为当时权势之家常有之事，亦常为百姓口中话柄。吝啬之风则与此完全相反。相传，王戎手拿筹策彻夜核算账目。其家中有众多品种优良的李子，卖之可得利益。为防止他人窃其李子之种，王戎还钻取李子的果核。这个故事非常有名。由此可见金钱力量之大。南阳鲁褒《钱神论》中有如下表述：
（钱）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
东汉王符痛斥当时洛阳权贵吝啬之风，称其为妻妾犬马豪掷百金，却不为他人付出一钱。言语之中犹有愤激之情。而鲁褒此文彻头彻尾充满嘲笑与讽刺，甚至对流行的吝啬风气显示出些许兴趣。
如前所述，晋武帝未能贯彻朴素意志，抑制奢侈之风，反而陷入朝臣夸炫财宝的旋涡之中。平吴之后，吴国宫廷的财宝美人大量流入晋廷，据传武帝自身沉溺于淫荡生活，耽于享乐，为之伤身以至早逝。《胡贵嫔传》中记载其事如下：
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
武帝常倦怠于政术，外戚专横之端愈加显著，朝臣树党争权之风在其晚年萌发。
武帝所立太子为惠帝司马衷。其在太子之位时，便以愚钝著称，坊间认为其非继承晋国大统之才，但毫无疑问他又是正统王位继承者，因而对于太子朝臣之间存有种种意见。贾充一派极力拥护太子，因贾充之女乃是太子妃。武帝有弟名为司马攸。此人深受父亲司马昭钟爱，据传司马昭曾欲让其继承大统，其为人温良，喜读经书，为一般世人所归仰。朝臣之中，认为太子愚暗而欲废太子拥立司马攸即位之人有之；没有前者极端，但欲令司马攸辅佐太子把握实权之人有之。后一派代表稳健的舆论。武帝自身本就与司马攸交情极深。但帝之近臣，执掌内廷机要的荀勖、冯紞二人，是彻头彻尾的贾氏党羽。二人不欲司马攸手握权力。武帝时期封建制度复兴，朝中议论可将帝室一族封于地方强臣之间，令其相互牵制。荀勖一派遂以此为理由，向帝建议遣诸王至其封国。起初，武帝仍将司马攸留于都内，但之后还是接受荀勖等人的建议，命司马攸前往封国——齐。此时，平吴名将王浑等人上表力陈此事之非，以为外戚之祸将至，应将宗室重望留于都内，担协济之事。虽此论共鸣者人数众多，但武帝未予采纳。齐王在之国途中得病，翌年去世。据说武帝为此恸哭。宗室柱石倒塌之后，汝南王司马亮曾短暂留居京师，但其并无声望。太熙元年（290年），武帝病重，欲求可托付太子之人，但旧臣多数已故，或远离内朝，无奈只好令外戚杨骏与汝南王司马亮共同辅佐。然而，皇后杨氏趁武帝病重迷乱，排挤汝南王，令杨骏一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司马氏的家难，以及相关的朝臣权力争斗即发端于此。
身为外戚，杨骏与其两个弟弟自武帝在世之时，就倚仗权势为所欲为，号称“三杨”。如今杨骏担当辅佐大任，加之天子诏命皆通过杨太后发出，自然其意志可左右政治。他行事苛细，与舆论相背，世人以为其必败。他的失败，原动力其实源于惠帝之贾皇后。
贾皇后为贾充之女，武帝曾为太子求妃，有人推荐贾充之女，但武帝不中意，因为贾氏家风妒心极强，且其容貌丑陋，缺少做太子妃的资格。但武帝皇后极力推荐贾氏，近臣荀勖、冯紞二人也属贾氏一派，武帝无奈同意。贾氏成为太子妃后，嫉妒之心显露无遗，曾向怀有身孕之妾掷戟而杀之。武帝一度有意废贾氏，但遭到杨氏一派阻止，大概是因为外戚多有仰仗贾党势力之处。而贾后身怀与其矮黑容貌远不相符的才气，挟惠帝排挤杨太后及杨骏，图谋取得政权。当时，禁军将校之中多人不满杨骏做法，但杨骏并不知情。贾后一派暗自与不满杨骏之人串通，欲借有人批评杨氏专横之机，安排宗室栋梁汝南王司马亮入朝，但被拒绝，于是转而让胆大无谋的楚王司马玮入朝，统领部分禁军。杨骏同意了该建议，恐怕还未察觉贾党的阴谋。楚王入朝之后不久，贾党一派便在暮夜向帝启奏，令帝下诏废去杨骏。同时，派禁军赴杨府诛杀杨骏，且以叛乱之名诛杀其三族。至于国母杨太后则令有司以惑乱社稷之名废贬为庶人，剥夺先帝皇后的资格。这大概是贾皇后所下的指令。对于此等残酷处置，朝中非议之声不绝于耳，董养游太学，升堂叹曰：
朝廷建斯堂，将以何为乎！每览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至于杀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为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
取代杨骏，表面上被委以辅政大任之人为汝南王司马亮与晋开国遗老卫瓘。卫瓘作为有德之士，享有盛名。据传，武帝曾想封其女为太子妃。因为此层关系，卫瓘深为贾后所恶。家族间的相互排挤，加上贾党试图独掌政权的阴谋，使楚王司马玮成为傀儡，突然兴兵诛灭司马亮以及卫瓘二人。对于凶手司马玮，贾后又将其诛杀。至此，天下暂归贾党之手。
贾后一族的贾谧，生活极度豪奢，广交文学之士，能读书作文，当时名流竞相歌颂其德。他甄选优秀之人，称“二十四友”。贾谧凭借声望成为贾党智囊，举荐彼时人才张华、裴頠担当大政，以求改变天下人心。如前所述，张华在武帝时期为贾党所忌，久居幽州，治理地方之手段卓越，深为朝臣所认可。彼时，其虽为惠帝太子司马遹的官属，但久为时望所归，最终被委以大任。据其传记记载，他尽忠弥缝补缺，虽身处主暗后虐的朝廷，仍致海内晏然。但是贾后的淫虐程度在得权之后日益增长，甚至被记载为史上少有的淫妇。其传记中有下面一则故事：洛阳城南盗尉部有一少年小吏，容貌俊美，为部内杂役，某日忽然身着华美高贵的衣物。众人都怀疑他偷窃财物。尉官于是责问少年。贾后的一名远亲为了得到被盗物品，专程前往倾听少年对词。少年答称，某日其在街上偶遇一老妇。老妇称，其家有一名病人，巫师告知，若能寻得家住城南的少年，便可除病消灾。少年被装至竹箱之中，约行十里之后，再过六七道门，方才打开竹箱。只见眼前琼楼玉宇，富丽堂皇。少年惊问此为何处，老妇答曰此为天上，并以香汤洗净其身，赐以美食与华服。之后，少年入房内，只见一妇人，年约三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脸色青黑，眉后有小疵。他被此妇留下数晚，每日耽于淫乐。临走之时，获赠大量现在所有之物。毫无疑问，此妇即为贾后，众人听罢，讪笑离去，尉官亦洗清其盗窃嫌疑。据说，被贾后玩弄的少年基本无人生还，唯有此城南小吏深得贾后欢心，才得以活命。
贾后淫虐之风为世间所知。且其为了掌握政权，秘密将贾谧一族之子养于宫中，处处排挤已被定为太子的司马遹，意图将帝位传与其养子。此为晋室瓦解第一步。
惠帝太子司马遹年少之时才思敏捷，武帝特别寄予厚望。他明知惠帝愚暗，却未废之，其实全因信任皇太孙司马遹。武帝最为注重司马遹的教育，令权势人物做其师友，丰满羽翼。惠帝即位，其继任太子之时，官属皆为当时名流。但他迁至东宫后，便与势家子弟耽于游戏，渐疏学问。在此可举其败德一例。据称，其曾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用手拎一拎即知酒肉斤两，轻重丝毫不差。大概因为其母本是屠家女，故太子亦好之。又在西园卖葵菜、篮子、鸡、面等物而收其利。上述记载究竟包含几成事实尚未可知，总之贾后一派在朝中朝外宣扬太子败德。《司马遹传》记载，世人皆知贾后有谋害太子之心。某日，惠帝称病，召太子进宫。太子进宫后，贾后在别室令婢女呈上醉枣，趁其酒醉之时，令其抄写文士潘岳所作祷告神明之词，其内容是诅咒惠帝及皇后。但其时太子因醉酒昏迷，仅执笔完成一半，于是婢女从旁协助补抄完成全文。凭此文书证据，翌日惠帝召集群臣决议赐死太子。大臣张华、裴頠质疑文书真实性，议论持续至日暮，贾后生怕情况有变，提出可免太子一死但贬为庶人，最终解决此事。太子被废之后，被软禁于许昌，世间皆表同情。宗室之中有人不满贾党专横，甚至有人心存为太子复仇之念。孙秀利用洛阳权贵的混乱局势，玩弄权术，引起“八王之乱”，宗室诸王相互争斗长达十五六年。西晋王室伴随内斗完全走向衰亡。
西晋衰亡（二）
如前节所述，以晋都洛阳为中心，贾氏一派逐渐排挤异己，表面上贾党专制已然实现。但只要晋之封建制犹在，贾氏一派便无法将宗室彻底去除。晋宗室之中，欲通过与贾氏结成亲善关系而得利之人亦不在少数。他们多执掌禁军，作为武臣瓜分洛阳政权。大概因为贾党表面装作顺应天下舆论，重用张华、裴頠等名臣，将其置于台阁首领的地位，因此所谓文臣一派还能在贾党及宗室圈外苟延残喘。但他们的规划，与一般政治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彼时台阁大臣之中，王戎及从弟王衍皆为清谈之士，以不理世务闻名。《王戎传》载：
（衍）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
以清谈取人，推举至朝廷。朝臣皆为不问实务的思想家，当此淫虐之朝，他们似可避免祸患。总之，当时朝臣若关心负责一般政治，反而难免遭受愚昧的讥讽。以利欲为中心的家族群体斗争愈发露骨激烈，无可阻止。
洛阳城中，一些家族正埋头争夺权力之时，地方边境的胡族势力逐渐壮大。关于汉胡关系，后章将详细叙述。当时，在甘肃一带得势的氐、羌两族中，氐族主帅齐万年公然从甘肃东北挺进陕西。原本司马氏颇为重视陕西长安，将其视为西北警备重地，还委派一名宗室在此地驻防，但在任者处置失当，以致氐帅窥视陕西腹地。宰相张华十分担忧，他欣赏担当京师禁卫的孟观的才器，于是予以拔擢，令其统领宿卫之兵与陕西士卒伐氐。结果，孟观大破齐万年，斩杀之，陕西地区暂时得以维持原状。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上表朝廷，希望将进扰陕西省内的氐、羌二族迁回甘肃原地。其文曰：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
但对于当时洛阳城中的权贵而言，边境之事乃是其不愿过问的琐务。且让我们回到彼时要事——权力争夺，继续叙述。
贾后一党废太子司马遹后，废除贾后的讨论亦声满洛中。文臣领袖裴頠曾抱有此议，督统禁军的武官也颇多赞同者。裴頠的主张因未征得张华同意，故未被实行。禁军将校等人与宗室赵王司马伦相通，意欲举事。赵王伦是宗室之中最为凡庸之人，身居长安，亲任幕下孙秀，为此贻误边境经营，受到地方大吏的一致排斥。为此，赵王被召还京师，孙秀还差点因地方大吏的请求而被问斩，幸亏代替赵王驾临长安的梁王彤庇护而勉强保命。孙秀随赵王进京之后，巧妙加入贾党，倾力提高其主赵王的地位。孙秀原是山东地方的小吏出身，《晋书》描述其子孙会的容貌“形貌短陋，奴仆之下者”，言语极尽轻蔑。孙秀是赵王的智囊，禁军将校企图排挤贾氏之时，第一个将消息告知他。然而，孙秀并不希望排挤贾后而壮大太子司马遹的势力。他向赵王建议让贾氏先废太子，随后昭告其罪，最终杀之。一如其计划，贾氏废掉了太子，于是孙秀让赵王与禁军将校及侍奉殿中的一二人串通，诱请惠帝出殿，让他下达斩杀贾派智囊贾谧的诏书，将其斩于殿前，尔后捉拿贾后并废之，最后全面收捕贾氏亲党。本次事件，张华以下的朝廷大臣全然不知。孙秀为让赵王掌握实权，想方设法屠戮当时朝廷德高望重者。张华、裴頠成为第一批牺牲者。因孙秀曾向二人求位遭拒，宿怨由来已久。石崇以下的名臣多死于其毒牙之下，洛阳完全笼罩于恐怖氛围中。一代豪富石崇为孙秀家奴逮捕时说：“奴辈利吾财尔。”奴回曰：“知财为祸，何不早散之。”石崇无言以对。
孙秀既诛名流，为保其权威，于是使赵王取得文武大权，王府置兵二万，足以同禁军匹敌。此外，为牵制镇守邺城之成都王颖、镇守许昌之齐王冏、镇守长安之河间王颙的势力，在上述地区配置孙秀同党，最终强迫惠帝让位赵王。然而，在新天子之下得官者，都是超越正常阶次胡乱任命的，甚至有奴卒都被加封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座。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当年，选举人才不必通过考试，天下守令皆封侯，为此无法铸造足够侯印，遂以白板封之，故称“白板侯”。《晋书》记载：“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终矣。”
赵王伦夺得帝位之后，最先谋划用兵讨伐他的是镇守许昌的齐王冏，其向四方发送檄文，镇守邺城的成都王颖、镇守常山（直隶正定府）的长沙王乂都响应他。三王亲率国兵朝洛阳进发。
其时，地方大吏大多犹豫向背。两党之争，所到之处皆诉诸武力。至此，以洛阳为中心的争斗正式波及全国，天下乱离的征兆已十分明显。
赵王一派对齐王冏进行全力防备，但北方之成都王颖的军队在河北大胜赵王军队，孙秀乃知洛阳不可久留，于是开始策划逃离。正当此时，负责禁卫的一个将校突然叛变，活捉赵王伦，逼其下诏还位于惠帝。被软禁于金墉城（洛阳北）的惠帝再度返回洛阳，成都王、齐王共同拥兵入朝。起初态度暧昧的长安河间王颙与新野公歆此时也都入朝。诸王齐聚洛阳，各自拥兵，危险一触即发。新野王意欲返回驻地，与齐王同乘一车拜谒皇陵，便对齐王说：成都王功勋卓著，可将其留于都内，否则应夺其兵权。另一方面，长沙王乂与成都王一起拜谒皇陵时，劝成都王颖夺取政权。听闻此言者无不对齐王与成都王的关系感到担忧恐惧。幸亏成都王幕下有一名谋臣卢志，劝成都王返回驻地，收揽四海人心。成都王最终听从卢志建议，远离了危险。
齐王冏为武帝之弟中最得人心的齐王司马攸之子。据《晋书》记载，其人仁惠好施，颇有其父之风。但如今在洛阳手握大权，终日沉溺酒色，面对多事之时局，不施任何计策。有朝臣上书建言，但他却没有勇气采纳。但是针对继承惠帝的皇太子缺位，他请求立清河王司马覃为皇太子。其动机是预防后患——成都王颖将来可能继承皇位。当时，世间对成都王颖的评价极高。司马颖虽大破赵王司马伦军队，功勋卓著，但将高位让与齐王，此举博得相当高的人望。且其为河南因战乱而穷困潦倒的百姓开河北仓库，施以粮食十五万斛，并将八千战死者入棺收葬，十分体恤民情。因此，优秀人才纷纷投奔成都王帐下，其所在的邺城，繁荣程度甚至超过当时洛阳。与之相反，齐王司马冏的朝臣无不战战兢兢。据说，吴人张翰在秋风起时，思念江南土产菰菜、莼羹、鲈鱼脍，于是辞官南归。处士庾衮恐祸乱将起，于是携妻子儿女逃进山中隐居。
河间王幕下有一人名叫李含。李含是当时的一名禁军将校，身在洛阳，因与齐王冏府的将校意见不合，遂逃回长安。他自称受惠帝密诏，劝河间王废齐王冏，立成都王颖。河间王采纳其建议，命武人张方率十万军兵进发洛阳，并向诸王发送檄文以废齐王。成都王颖在外，长沙王乂在内，相互呼应。但其实河间、成都、长沙三王之间并非同心。《长沙王传》记载，河间王希望齐王冏杀长沙王，然后以之为借口杀齐王；另外成都王还令刺客行刺长沙王。内争愈加险恶。
长沙王乂为诸王之中最为勇敢决绝之人，洛阳城内的军将皆对其心服，以至于齐王动念杀之。长沙王于是亲自率兵闯入宫廷，斩杀齐王，夷灭其一族。此时，洛阳军权事实上已尽归长沙王掌控，但凡是政治上的大事，长沙王每回必遣使至邺城征询成都王的意见。大概因长沙王、成都王皆为武帝之子，皆存协力辅佐王室的诚意。但彼时分属长安、邺城、洛阳三个中心的群臣，相互间的利害关系极为复杂，尤其河间王颙的谋臣李含遭长沙王一派所害，遂与长沙王势不两立，并欲再次举兵诛杀长沙王。成都王对此事的态度为天下所关注，谋臣卢志等人建议守邺自重，但成都王被河间王所打动，遂加入征伐长沙王的队伍。河间王帐下武将张方已越过函谷关，直逼洛阳。成都王亲自出师至朝歌（河南省卫辉府淇县），先锋由吴人陆机统领。然而，陆机战败，张方失利。朝廷欲趁机令长沙王与成都王和解，长沙王更亲自写信给成都王，期望达成合作，但成都王要求极为苛刻，长沙王苦心化为泡影。此时，河间王帐下将领张方掘开环绕洛阳城的千金堨，城中民不聊生。千金堨为魏时利用流经洛阳东的谷水而建成的运河，当时洛阳城中舂米的水碓遍布两岸，贵族还以水碓谋利。现如今千金堨决溃，朝廷于是征用王公大臣之奴婢以手工舂米供给军粮。另外，为补充匮乏的兵力，除了一品官员以下免征力役者，男子十三岁以上全部服役，奴隶也免去奴籍从军。洛阳与外部之通商彻底断绝，以至一石米要价万钱，天子之命令不出洛阳城。
长沙王司马乂虽面临如此重重困难，却屡破成都王之军，且对惠帝一心一意态度恭顺，城中无离心者。但常酿祸乱的禁卫及大将军府之中的将校，有厌倦战争者秘密拥立东海王司马越，幽禁长沙王。至此，洛阳城大乱，东海王司马越遂引入张方军队，杀死长沙王。
长沙王被杀后，成都王入都，把兵士授与部将，令其镇抚洛阳，自己则返回邺城总揽万事。成都王起初声望颇高，但历史上称其貌美而神昏，手握大权之后，缺点彻底暴露。因此，身在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逐渐掌事，并将成都王的部将驱逐出城，奉天子进击邺城。但此举终归功亏一篑，司马越败走洛阳，逃至东海（山东省沂州府郯城县），成都王迎天子至邺城，一度定帝都于邺。
诸王互相争斗之时，幽州刺史王浚一直态度暧昧。但如今成都王势力强盛，其深感压迫，于是与幽州边境的乌丸结盟，并与东海王司马越之弟东嬴公司马腾（时为并州刺史）联手。东嬴公司马腾亦借助陕西边外的鲜卑族力量，意欲讨伐成都王。成都王听闻消息后，与山西境内之匈奴族结盟。蛮族势力被用于中央政治斗争即始于此。王浚、司马腾军逼近邺城，匈奴酋长刘渊称愿为成都王拒退敌军，但成都王惧怕乌丸鲜卑的势力，于是放弃邺城逃至洛阳。邺城此后被王浚部兵及蛮族大肆掠夺。
成都王与天子共还洛阳之时，已无最初的威权。当时，张方还在洛阳，但洛阳城内已被张方军队掠夺殆尽，因此成都王与天子也无久留洛阳之意。在众人劝说之下，张方欲同天子及成都王共赴长安。天子与朝臣无力拒绝，甚至天子还亲赴张方之垒，完全听其安排。于是，张方为天子备车，载走部分宫人宝物，其余则交由军人处置。“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以来之积，扫地无遗矣。”据说，张方还焚毁宫殿宗庙，断绝天子及群臣的顾返之心。
起初逃回封国东海的司马越被其兄弟，山东、直隶地区的同族刺史，以及幽州刺史王浚等人拥立，以迎回惠帝至旧都洛阳为名，举兵讨伐河间王。此时，长安的张方等人太过专横，河间王声望扫地，甚至已无力控制陕西一带。不久洛阳即落入东海王之手。河间王斩张方，欲与东海王媾和，但未达成目的，及至敌军逼近长安，河间王逃至长安南部的太白山中。东海王奉帝返回洛阳。其后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皆被东海王党羽所诛灭，不久惠帝亦病死。河间王所拥立的太子司马炽（怀帝）继位，东海王独揽政权，但当时天下已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帝都洛阳几同废墟。现调转笔头略述地方乱离的情况。
如前所述，贾氏专制之时，甘肃氐族齐万年常侵扰甘肃陕西一带。而该地区除遭受氐族骚扰之外，还连年饥荒，地方流民为求得食物，成群南下。渭水上游，现甘肃省秦安县地区（当时被称作略阳县），氐族的一个部落——部之酋长李氏自三国以来便定居于此。当时酋长李特护送北方流民抵达汉中，并上书朝廷希望准允流民定居四川这一沃野。朝廷没有同意，但当时的汉中大吏贪受贿赂，答应李特的要求。于是，李特得以越过剑阁之险，沿嘉陵江出保宁大平原。李特见山川悠阔，长叹一声：“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耶。”其所率賨部之人以及北方流民入蜀之后，与当地土著发生激烈冲突。之前晋廷有人主张徙戎，如今蜀地也有人主张将賨人驱逐出境。然而，当时身在成都的益州刺史赵廞原本与贾氏有姻戚关系，贾氏败亡后有意自立于成都，于是利用李特的兵力。尔后，赵廞兵败被杀，晋朝廷任命新刺史罗尚前来成都，当时蜀地多股势力纠缠交错，与混乱不堪的中原几乎如出一辙。蜀人也普遍想要驱逐新来之流民，但没有统一的力量强制进行，因此，流民反而愈加服从賨部李氏，其团结力之强，以刺史之权威也无可奈何。因此，李氏势力逐渐被蜀人所认同，又因李氏只征蜀人之马，而不掠夺他物，因此蜀人开始对李氏抱有好感。后李特遭罗尚袭杀，其子李雄将罗尚逐出成都，并被蜀人拥立为帝，国号大成。自此，蜀地遂被李氏统治。其时晋光熙元年（306年），恰是惠帝去世之年。
李特护送甘陕流民南下之际，“义阳（河南省南阳府桐柏县）蛮”张昌偷偷逃至湖北，在途中夺取官军幢麾，招募土民，自称台遣，即中央政府派遣之官吏，借此掩人耳目。此时朝廷下达壬午诏书，命荆州即湖北地区发兵入川镇压李氏之乱。但平民不愿远戍，当局强压之下，往往聚众掠夺。另外，此时湖北地区一带适逢少有的丰收之年，北方流民就食者达数千口。张昌于是趁机巧造谣言称“当有圣人，出为民主”（据《通鉴》），将诸多流民及逃避戍役者招至麾下，攻掠郡县，后拥立一位名叫沈丘的县吏，称其为圣人，更名为刘尼，宣传他是大汉子孙，命当为天子，自封宰相。之后，在石岩之中造宫殿，岩上以竹编鸟，以五彩饰之，旁侧供以肉品。群鸟齐聚之时，诈称“凤皇降”。张昌凭此计得以巧妙收揽江夏地区的民心。“众至三万，着绛帽，以马尾作髯。”（《通鉴》及《胡注》）张昌组织了一支奇怪军队，从湖北突入湖南，又令部下石冰出击安徽、江苏北部地区。石冰肆意劫掠之后，又突入江苏省扬州。当时身在寿春城，在都督刘准之下负责南北漕运的陈敏，率漕运军大破石冰之军，因此受到东海王司马越的重用，但他在安徽和州自立，并肆意掳掠江南。
据以上概说可知，东海王司马越掌权期间，长江流域皆在动乱之中。后张昌被名将刘弘讨灭，但山简接替刘弘后，北方宛地（河南南阳）爆发王如之乱，湖南零陵爆发杜弢之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曾停息。而给西晋最后一击者仍是北方少数民族。
匈奴酋长刘渊起先在山西为成都王司马颖抗击以鲜卑、乌丸为主体的王浚、司马腾军队，在成都王败死之后，改变计划，自立于离石的左国城（山西汾州府永宁县），建立汉国。据说他想继汉室刘氏大统，统辖北方蛮族，进而君临晋人。其时永兴元年（304年）（《通鉴》纪），刚好是张方拥帝入长安之年。之后，刘渊破司马腾，将其逐出并州，并将羯族石勒以及在其他中原地区酿成骚乱的王弥、刘灵等人招致帐下，派兵南下取河南邺城，又令石勒攻掠山东地区。如此一来，刘渊势力纵横于河南山东之间。东海王司马越遂着戎服拜见怀帝，请求亲自率军讨平蛮族，蒙允后亲率洛阳悉数名将劲卒，经营于项县，结果洛阳宫省中毫无守卫，饥荒日益严重，殿内死人交横，盗贼公然在府寺营署周边掘堑自守。此时一位名叫周馥之人上表建议从洛阳迁都寿春。其文一节如下：
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萧条，崤函险涩，宛都屡败，江汉多虞，于今平夷，东南为愈。
可知仅东南地区尚有几分平静。东海王见此表后勃然大怒，因周馥没有通过他而直接上表。当时，怀帝与东海王之间感情疏远，而东海王身在项县，征伐胡族无计可施，又无法镇压洛阳城内的反对党，忧愤成疾，于永嘉五年（311年）逝世。洛阳无人可取代东海王，时望王衍等人欲借故奉东海王灵柩返回东海而逃避责任。途中为石勒军袭击，十余万将士多数被俘虏或虐杀。此时，刘渊已死，其子刘聪取而代之并令其部将大举进攻洛阳。当时洛阳城中兴起迁都之议，正忙于准备，因此几乎未作任何抵抗便已沦陷，惠帝皇后羊氏被刘渊族子刘曜掠走，怀帝被迫携国玺迁至刘聪当时的都城山西平阳，西晋王室宣告灭亡。秦汉以来久居天下中心的黄河流域中夏之地，蛮族开始充当主角，文明的保持者汉族的坟墓遭受肆意凌辱，三国以来逐渐瓦解的北中国统制至此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