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的理想生活

九品中正制实施以后,正如晋初刘毅所说的那样,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它渐渐促成了贵族阶层的产生。衣冠之族都是豪门势族,此外都是庶人。这种贵族当时被称为“士人”,士人大概有多少不得而知。沈约在一份上疏(《通典》卷十六)中说,“当今士子繁多,略以万计”,即便这不是确切的数字,也可以想象当时士人是相当多的。这是南朝梁代的情况。沈约在这份上疏中又说:“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1]九品中正极大地助长了这种倾向。汉末以来,生活贵族化和门第延续的结果,这些延续下来的家族,其生活已有贵族化的倾向。仲长统的《乐志论》,说到东汉末年受过教育的人的理想生活。该文是《昌言》的一篇,有人怀疑是《昌言》的自序(只有这篇文章是远离俗务的,所以中国书法家经常抄写)。这篇文章描绘仲长统的理想生活:家有良田广宅,依山傍水,房屋周围环绕着沟池,种满竹木,前有场圃,后有果园。有船和马车,出门不需要徒步跋涉,有供使唤、代替自己劳作的奴仆。有美味珍馐供奉自己的双亲,妻子儿女不用从事辛苦的劳作。朋友相聚之时拿出美酒佳肴招待,良辰吉日祭祀祖宗时献上猪羊牺牲。在自家的田园树林中闲适地游乐,濯洗于清泉,与凉风为伴,垂钓鲤鱼,猎捕飞鸟。在自家的宅第中过着舒适安闲的生活,居住在与得道仙人相同的境域之中。与得道的先贤们讲书论道,观察天地万物,评论古今人物。弹着琴,畅想人间万千事,不用承受责任(不出去任职),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倘若真的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人的心境凌上九霄,出宇宙之外,哪里还会羡慕出入帝王之门的人呢?恰在这个时候,魏文帝颁布了诏书(《太平御览》卷六八九《服章部六·衣》),其中说道:“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这大概是当时的谚语。以上所描述的,就是当时一般有识阶层的标准贵族生活,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这种理想生活,当时的贵族已经实现了。

尊重氏族

六朝时期尊重氏族,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条对此有详细记述。现说其大略:九品中正法实行以后,成为官吏的人多选自贵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从一开始,贵族的出身就不同。到了晋代,许多贵族年轻时成为散骑侍郎,有的成为秘书郎、著作郎,这已是惯例。一般来说,后两者是擅长写作的人担任的官职,贵族一开始就被任命为这样的官职,我想这证明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士人被任命的官职,大致上有九品。在此之外小人担任的官职称为“等外”,有七等。当然,这些名门望族与同为名门望族的人结婚,不与卑贱之人通婚。可是即便在当时,贵族的自高自大也不被认为一定就是对的。其中有些人虽然是贵族,但不恃门阀,善待低级官吏,亲自担任低级官吏,被认为是“盛德”。不过,大部分人还是根据门第的上品、下品而担任不同官职。特别是下品家族的人,不敢与名门相争,即使有担任好官职的机会,也固辞不受。刘宋时期,王俭出身名门,很有学问,是有名的人,而王敬则出身不太高,二人同时被授予开府仪同的官职。有人祝贺王俭说:“今日可谓连璧。”王俭却说:“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老子崇尚的是道,韩非子却只说法。这句话是以他们被放在《史记》的同一个列传之中,来讽刺王俭与王敬则同官。)王敬则听闻后说道:“我原本只是一名小吏,如今侥幸和王俭一起被拜为三公,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当时还有这样的事情:不是贵族的人,娶到因犯罪或触犯天子而家族败落的贵族家的女儿,被视为很大的荣耀。成为士人这件事,不是天子的命令或朝廷的制度可以决定的,自然地贵族各自尊尚自家的门第,决定哪一家是贵族,贵族的圈子不是谁说想加入就能加入的。要成为贵族,必须得到贵族的许可。前面讲了纪僧真去江敩那里求情的例子,还有更过分的:有人去贵族家,主人一言不发,客人离开后,把他坐过的床也给烧了。梁武帝时,侯景从北齐投降了梁朝,他是个粗野暴躁的人,却想当贵族,说想与南朝的高门王、谢家族结亲。武帝说,王、谢门第有点太高,你还是与稍低一点的门第结婚吧。贵族都制作谱牒,以此确定等级。唐太宗当天子时,对谱牒进行调查,博陵崔氏(崔氏有很多,但博陵崔氏是第一流)为第一流,太宗的家族是第三流。这时所有的门阀分为九等,共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它们是延续到唐代的家族。到了唐代,各级官吏也从平民中选拔,但婚姻还是按照门阀等级进行。太宗这样的一代英主,有几分打破门阀的想法,但实行起来没那么容易。

谱学的发展

进入这样的门阀时代,有一种学问随之发展起来。记事的历史,是写下社会中发生的事件,并观察其变化。在这当中出现了叫做谱学的学问。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十七中有“谱学”条,对它加以讨论。本来家谱是为了说明自家的来源,从周朝就很流行,这见于《周礼》。但《周礼》中有宗法,宗有大宗、小宗之分。一般来说,对于自己现有的家族,只考虑五代以内的情况。五代以外血缘上的亲近性就结束了,氏就会发生变化,基于地名、官职、先祖谥号、字、职业等重新确定氏。氏的变化是有规则的。然而,汉末到六朝名门望族兴起,这时新出现的谱学,把家族的长久延续作为一种荣誉,打破了五代为限的惯例。六朝时期,出现了贾执的《百家谱》,王俭、王僧孺的《百家谱》,它们记录当时被称为士族的家族的族谱,列举长期延续的家世,与以往的谱学完全不同了。这些谱牒被收藏在官府,以便在任命官吏时查阅。这样一来,谱学格外受到重视。贾、王二氏的谱学是南朝的,北朝也有谱学,一直延续到唐朝。这种谱学的图书现在几乎都没有了,今天只有唐朝林宝的《元和姓纂》的辑本。除此之外,还有《唐书》的《宰相世系表》。谱学盛行的时期,还出现了熟悉家谱之学的人。比如唐初有一个叫李守素的,被人们称为“肉谱”,大约有他是活的家谱,即家谱的“活字典”的意思。因为人们重视家谱,所以有人改动、伪造家谱。在唐代,有些人出身微贱,因军功而地位上升,得以厕身贵族。这类人被称为“勋格”,带有某种讥讽意味。(与之相同的是,日本京都的华族把成为贵族的维新功臣称为“新家”。)这些伪造家谱、抬高门第的人被大众鄙夷(如同日本那些买家谱的人一样)。

贵族政治的弊害,国家统一力量的减弱

在这样的贵族时代,由于贵族制度的完全实施,一种弊害产生了。《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忠臣无殉节者”条将之加以指出。王朝更替时,虽然有对前朝心存同情、想要为之尽忠的人,但是重视节义、不在后朝入仕的人物几乎没有。这是因为自家的门第最为重要。当时不是门第高的人,而是有实力的人做天子。贵族没有兵力,因此天子的门第不能说是高门。高门永远是高门,与天子也好,与官品也好,都没有关系,所以无论如何没有对天子尽忠的想法。担任官职,是根据天子的命令,但有些种类的官是高门专有的,其他门第的人不能做。这样一来,高官是根据门第理所当然地得到的,不必对天子的虚情假意心存感激。(这与日本的藤原时代有相同之处,但对天子的想法不同。印度与中国一样,天子也能从低阶层产生。)这些是国家组织的重大缺陷,成为削弱国家统一力量的原因。它是贵族社会即使完全达成其目的,也不可避免的弊害。

寒门掌握机要的弊害

另一个显著弊害是,贵族都凭借高贵的门第担任高官,自然在实际政治中不适合承担细碎烦琐的事务。他们完全没有雄心壮志去充分展示其能力,勤勉工作,从而获得天子器重,成为高官。总之,可以做到的官职,他们一定可以得到。如此一来,天子不得不将实际政治事务交给门第较低的人。门第较低的人,想要获得天子器重、培植势力、成为高官,因此发挥才能,勤劳肯干。《廿二史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对这一点加以论述。大体来说,这个时代以贵族为中心,贵族式的文化生活成为一国的中心,学问普遍受到奖励,自然地也出现了很多学者文人。贵族占据了高级官位,但是在这个时期,固定的习惯也被打破了,即成为天子的人也是学者。南齐的武帝、梁武帝,这两代人都是学者而成为天子。创业的天子出身学者,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像齐梁二代这样的属于异数。梁武帝在南齐做官时就是个“博士”,尽管不是贵族,却通过做学问成了天子。这些天子知道,做贵族的学问的人只会读书,在政治上没什么用,齐武帝曾经明白地说出了这一点。总体来说,身为贵族而在实际政治中发挥作用的人是很少的,因此承担实际政治事务的人自然出自较低门第。然而这些人一旦发迹成为高官,势力就向他们汇集。六朝时期这些人有凌驾于贵族之上的权力,因为他们不是贵族,所以反而有贪权的倾向。另外,贵族没有贪图贿赂这样的欲念,但出身低的人拥有势力以后,就会贪图贿赂等等,做出各种坏事。天子不是贵族出身,无法将贵族作为心腹,而出身较低的人很好用,且值得信赖。可是这些人最后反而去干坏事。这是贵族政治的反面的弊害。这多半发生在南朝,但北朝也有同样的情况,特别是地方官,只由地位较低的人担任,《廿二史札记》卷十五有“北齐以厮役为县令”条。

财婚等等

无论如何,上面所说的是因为贵族的兴盛而产生的弊害。然而即使是贵族,也不会一直兴盛,家族也会衰落。如果是这样,就有了今天所谓的“金爵结婚”,也就是贵族为了金钱的目的而与门第较低的人结婚。《廿二史札记》卷十五“财婚”条举出了这样的例子。北魏、北齐的时候,财婚现象特别显著,北魏的文成帝还曾经下诏禁止。另外,《廿二史札记》卷十五“北齐百官无妾”条说,北齐时天子之女下嫁大臣,于是百官几乎都只有一个妻子,没有妾室。(在中国,纳妾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札记》认为这个情况不可思议。)书中还谈到,养育女儿的家庭教导女儿要妒忌,妻子要驾驭丈夫,不能让丈夫有妾,害怕一旦被男人当作傻瓜,就会被其他女人笑话。(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受礼仪约束的生活

总之,因为贵族之家成为社会的中心,所以礼仪严格。当时家礼被认为十分重要,出现了家仪、书仪的书籍。正仓院光明皇后亲自抄录的《杜家立成》,可以作为书仪的实例。它的主要内容是书信往来的文范,但也有与家礼有关的内容。这表明家庭使用的文范是很重要的。六朝时期,在朝廷的礼仪之外,家庭中的家礼、家仪、书仪变得重要,在《隋书·经籍志》的仪注之部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书籍。所有事情都被礼仪约束,贵族的家庭按照这些礼制行事。

中国文化的根本

要而言之,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这是中国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贵族社会演变以至崩溃,就是中国的中世,它到唐末五代的时候完全解体了。上面大体上是讲到中国中世的成立为止。这个贵族时代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经学、文学、艺术等,都具备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它们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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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对三互法的解释似乎不太准确。史籍中对三互法缺乏详细记载,但可以知道这是一种担任官职的回避制度。可参考《后汉书·蔡邕传》、《通典》卷十三《选举一》及相关研究著述。——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