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的出现
大体而言，从汉末到魏初，是中国风气变化的时代。就像前面提到的程颐所言那样，崇尚名节，把它极端地加以实行，就变成了苦节。不论是什么名节，当它走到极端时，弊端就出现了。另一方面，与崇尚名节的时代相应，伪君子出现了。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分居》引用《抱朴子外篇》卷十五《审举》中的谚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这句话说的是东汉桓帝时期胡乱举荐人才的情况。中国人基本上把兄弟父子分居看成不德，把同居看成荣誉。顾炎武说，即使是这个时代，分居也被看作是不体面的。孝廉本来是因品行方正而被举荐的人，但这种人其实是分居的。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虚伪之风十分严重。《潜夫论·务本》篇也说：
尽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闺门，所以为列士也。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逼贞士之节，而炫世俗之心者也。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
优柔寡断人物的出现
另一方面，崇尚名节的教育，自然地有让人变得优柔寡断的倾向。东汉快结束时，党人有了“三君”“八俊”“八及”等名称，以此互相夸赞。其中有一个主要人物，就是活到曹操时期、“八俊”之一的刘表。刘表做过荆州牧，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物。在当时的人中，他学问相当出众，但被评价为“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每当遇到大事，便狐疑不决。他甚至还有文集，在当时是出色的文人。他给袁谭及袁尚的信，见于《三国志》卷六的注文，据说不逊色于蔡邕等人的文章。另外，据说他也擅长书法，作为当时的优秀绅士，具备各种修养。然而，在曹操和袁绍争夺天下时，虽然他没有依附任何一方，但最终在曹操前来征伐时死去了，他的儿子投降了曹操。太平之时有作为绅士的修养，但大事发生时不能决断。这就是由虚名产生的弊害。当时在蜀地有汉朝宗室刘焉、刘璋父子，他们是特别出色的绅士，父子相继为益州牧。但大事发生时，他们也不做任何处置，平定不了辖区内爆发的张鲁的叛乱，因而依赖刘备，却被刘备夺取了政权。（近来的徐世昌和刘表很相似。）
曹操的矫正办法
此种风气自然而然被看作弊害，于是就有人想加以矫正，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曹操和诸葛孔明。二人所采取的方针基本相同。关于曹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评”说他“揽申商之法术”，这是史家对曹操施政方针的概括，即评论他采用的是战国刑名家申不害、商鞅的政治理论。另外，在曹操建安十九年发布的命令中，有选择明习刑罚法理的人在军中执掌典刑的说法。因此，晋代傅玄在谈及曹操时曾说道：“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晋书》卷四十七本传）曹操运用这种方针政策，因此与之相应的人物大量出现。汉末建安年间，曹操掌握政治实权，他便运用此法治理天下。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卷十也说，“进崔琰、毛玠、陈群、钟繇之徒，任法课能”，也就是根据法令施政，让有实际能力的人来做事。通过这样的做法，一时改变了汉末纲纪废弛的现象，建安时代得以延续。如果像东汉时期那样，只重视互相的赞誉，只根据这个来选用人物，那么一个人是否有实际业绩就成为次要的了。曹操的政治，是效率主义的，从实际效果出发考虑问题。这种方针不考虑名誉，一个人即使品行有些差，但只要在政治上有实际功绩，就予以任用。这样的政治，只依靠法律。当时有恢复汉初以来已被废除的肉刑的讨论。汉代多使用笞刑、朴刑等不会导致外部可见伤害的刑罚，但是这种温和的法律没有效果，因此有了肉刑的主张。魏中期的刘劭在所作《新律》十八篇中有相关的讨论。除此之外，刘劭还作有《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即“官吏管理法”）。汉律在汉代逐渐进步。曹魏时期，过去没有写入律法正文的内容成为明文。魏律对汉律做了很大修改，它在曹操的孙子明帝时期颁布，曹操的政治方针一直延续到那个时期。
诸葛亮的矫正办法
另一方面，关于诸葛亮，《三国志》的注中有一段有名的记叙。不过，是不是事实尚不清楚。书里是这么说的——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取益州后，诸葛亮采取了“刑法峻急，刻剥百姓”的治国方略，致使君子小人皆有怨言。因此，有一个叫法正的人劝谏诸葛亮：“过去高祖入关时，曾约法三章，秦民对此感恩戴德。如今你夺取益州，却未能施惠于百姓。你是作为外来人治理当地，希望你能在刑罚方面稍稍宽容。”但诸葛亮答道：“你说得不对。秦时严刑苛政，高祖于此情形下入关，自当采取宽大政策，以抚民心。但是，如今的益州因为之前刘璋的愚蠢，法度废弛，所以百姓既不知恩的可贵，也不知刑的可怕。故此，我才要用律法威慑百姓，只有严格执行律法，百姓才知感恩。”当时的历史学家也对这段记载表示过怀疑，列举了法正进谏的年代与事实不符等反证，以为这段话不可信。但我认为，大体来说，诸葛亮在益州确实实施严格整肃的政治方针。《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评”说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又说他“循名责实，虚伪不齿”。他的政治方针政策大体上与刑名家一致。“评”也说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政策是公平且实际的。
意外的后果，权谋家辈出
整体而言，在整肃汉末散漫的社会状况这点上，曹操与诸葛亮的政治方略是一致的。我想这是优秀的政治家所见略同吧。不过，这样的政治只能在像益州这样的地方，在命令可以直达社会每个角落的地方实施。倘若在整个中国实施这样的政治，能否达到相同的效果值得怀疑。当时，蜀国统治着一个州，吴国统治着三个州，而魏统治九个州（魏号称有十州、十二州，实为九个州），可以说，曹操实际上统治了整个中原地区。所以，曹操若想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取得成效，是很困难的。这样一来，曹操的政治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问道：曹操不拘品行、任人唯才的做法，给当时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书中的回答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在曹操去世十余年后，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年）时，董昭的上疏（《魏志》卷十四《董昭传》）中提到末流的弊病：“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曹操的政治的目的，当然是排斥那些伪善之徒，但是当今的年轻人不以学问为本，而专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不仅如此，这些人还结成党派，常常互相吹捧或是攻讦。这种种行为，完全背离了曹操当初要改造当时士大夫的做法。在《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中就记载了魏明帝时期，诸葛诞、夏侯玄、邓飏等人互相浮华虚誉、结党营私之事。总而言之，根据律法对社会进行整治，其目的在于恢复东汉的、伪君子出现之前的质朴的社会风气，然而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与东汉时期虚伪地互相吹捧的现象相类的倾向。三国时期权谋家辈出，《三国志》卷十中列举的荀攸、贾诩等人还是不错的；但是卷十四中列举的程昱、郭嘉、董昭以下诸人，是“明智计之士”，他们见利忘义，是不可信赖的人（《十七史商榷》卷四十）。这是一种弊害。
尚流荡之风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一种弊害，就是流荡，即不崇尚品行的风气。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十四中认为，建安七子开创了后世文人浮华轻薄的风气，他们目无中国传统礼仪，书中列举了这样的事例：曹丕和建安七子是一伙的。在他还是太子时，曾设宴招待这伙文人。在觥筹交错、酒宴正酣之际，曹丕请上了自己的夫人，即美人甄宓向众人问候。当时，在座者均俯身低眉，不敢直视。只有刘桢满不在乎地紧盯甄氏（《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注）。另外，魏文帝在宴请吴质、曹休等人时，也请了郭皇后出面行礼问候，魏文帝更是直接请二人直视皇后面容（同上）。天子如此破坏礼法实属罕见。还有，当时的陈留太守夏侯惇，任命一个名叫卫臻的做会计官。夏侯惇请出了自己的夫人来招待卫臻。卫臻认为夏侯惇的做法是一种奇怪的末世风俗，因而当场被夏侯惇捆绑起来（《魏志》卷二十二《卫臻传》）。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是打破常规的。在这种风气中，破坏现有礼法的有一伙人。前文中已经讲到晋代傅玄评论曹操的那段话，后面还有一句针对魏文帝的评论——“魏文帝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即东汉末年崇尚苦节的风气渐渐被打破，不再裁抑虚名之人、崇尚名节。这种打破并非要回到从前的质朴，而是演变成了崇尚流荡。
清谈之风
下面到了正始时期。在魏国，是明帝的继任者齐王芳在位。这一时期只有短短九年时间。这一时期开创了一种对后世颇具影响的风气，即所谓魏晋清谈之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引用《晋书·儒林传》的序文：“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书中还说：“讲明六艺，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认真研究经书方面，郑玄、王肃（王肃是反对郑玄的，他采用的是贾逵、马融的学说。但是郑玄和王肃在全力以赴研究经书这一点上面是一致的）是集汉代思想的大成者，而王弼、何晏研究老庄，始开晋代学术。也就是说，正始时期是王弼、何晏出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