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的兴盛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中说：“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蔡邕建立汉代石经，在有关校正经书的学问上很有功劳，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另一方面，他也是文章家。他的文章十分优美，善用对句，开之后魏晋以下文章的先河。顾炎武说，在此人以后，过去汉代学者质朴地把经书作为教诲手段的风气消失了，把经书当成文学一样的玩具成为风气。蔡邕自身也不在意节义，为覆亡汉朝天下的董卓所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太光彩。但是，当时的人过于崇尚文学的弊害，蔡邕本人是知道的。蔡邕向天子上奏了七件事，其中第五条说到当时的文章。他说，书画辞赋是小才，当时诸生的辞赋，有的低级地用俗语的对句，类似于俳优，有的原样抄袭过去的成文。这样看来，顾氏所说弊害是从蔡邕开始的看法，有将时间推得太确定的嫌疑。我认为形成这种弊害有一定的原因，有一个过程。
想要寻找起源的话，可以发现，从西汉末年就多少存在这种倾向。总体而言，西汉辞赋兴盛，作为文章的体裁，它使用许多美辞、对句来修饰文字，在叙述事件时，喜欢尽可能地夸大其词。在西汉初年，已有枚乘和司马相如等人喜欢这种体裁的文章。这种文章，模仿的是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到了汉末，扬雄等人更加喜欢这种文章。不过，在这种文章中，可谓非同寻常的雄篇大作、极尽铺陈夸张能事的，还是要从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算起。这类文章不单为记事，也铺陈夸张。这种倾向在西汉就已经存在，但特别显著地表现出来，是始于《两都赋》和《二京赋》。这样说是没有问题的。当时的《潜夫论·务本》篇，也指出并抨击了辞赋的弊害，说道：“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憨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
模仿文学时期
此外，特别是从西汉末年开始，文章进入模仿时期。这一点在扬雄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可以说是当时一般的风气。模仿，不单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在仿效别人的时候，加入了鉴赏的情绪。当时即使不说扬雄，与王莽有关的政治性文章也说明了模仿的全盛，这就是对《尚书》的模仿。王莽的《大诰》，是《周书·大诰》的改编。王莽自己为之十分得意，而且知识阶级的人对这种东西都十分佩服。模仿大概与文学鉴赏的趣味是一致的。王莽的政治，真实的政治，最后是以模仿为主。模仿政治很有趣，完全不是出自当时的实际需要，而去模仿当时不存在的东西。要从事政治，必须有充分的爱好；模仿没必要的东西，必须有充分的财力。政治鉴赏力和财力都是必要的。中国政治的文化性质就在这里，很有意思。这种模仿政治后来也存在，但与其说是因为爱好，不如说是出于必要，所以即使在中国，按照欣赏的趣味而行事的政治家也是稀少的。然而这种模仿政治，不能是忽视政治的实际需要，耽溺于其他东西，一点都不严肃地实行；也不能是极力复兴古代政治，为改革现实政治而竭尽全力地苦干。它必须由生活有几分从容的人来做。从事政治有趣的地方，是一半是为了好玩。唐太宗差不多就是这样，他想实行三代的政治。如果像玄宗那样将政治置之度外，实现不了中国式的文化政治。宋神宗、王安石模仿《周礼》的政治，可谓尽心尽力，那样是不行的。像宋朝徽宗皇帝那样，耽溺于自己的爱好，也不行。乾隆皇帝、新井白石[1]也是如此。王莽是这种模仿政治的鼻祖，在中国政治上十分重要。然而，王莽制作的诏敕、告谕，模仿得太过了，没有了文学鉴赏的余地。在这方面留有余地的是扬雄。但是他的作品如模仿《论语》的《法言》、模仿《易》的《太玄》等，为写成哲学性的著述花费了太多气力。扬雄还有一篇《解嘲》，模仿的是西汉东方朔的《客难》，这篇文章有文学鉴赏的余地。因为它是辞赋，所以与模仿有关。这是因为伴随模仿而产生的鉴赏能力，大体而言是辞赋的特点。这些辞赋吸收了楚辞的传统，辞赋是楚辞派文学的延续，写作辞赋的人都是在模仿。今天的《楚辞》有王逸的注。屈原、宋玉以后，到王逸为止的作者都是模仿型的。通过模仿，文学的鉴赏力渐渐培养起来，到了东汉，这种鉴赏力已经得到普及。《解嘲》之后，有班固的《答宾戏》。这些都是一种模仿文学。另外还有扬雄的《剧秦美新》，是对司马相如《封禅文》的模仿，班固与之相对写了《典引》篇。西汉枚乘的《七发》有八段，辞藻华丽，东汉末年建安年间的曹植模仿它写了《七启》八段。
文学性实用文的创立
总之，因为楚辞的影响，铺陈夸张的风气本来就已经存在，扬雄出现后，这种风气更加盛行，并把它看成文学的趣味。从上述的模仿中产生了文学鉴赏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蔡邕之后又产生了一个变化。蔡邕的文章，有的极为夸张，但另一方面因为他是学者的缘故，减少使用这种手法，企图以此产生一种新的文学趣味。蔡邕在撰写碑文上很有名。汉代的碑文，剽窃经书文句的很多，蔡邕这样的人，与其说是记录事实，不如说意在给别人写颂德文之类的东西。蔡邕自己也说，无愧于自己所写碑文的，只有郭泰（林宗）一人。由此可知，他写的其他碑文，都是夸张之作。无论如何，蔡邕或多或少地减少写作辞赋这样的东西，将文学与实用结合，开始写作带有文学性趣味的实用文章。这种形式的文章，恐怕是从蔡邕开始的。
文章评论时期
如上所述，蔡邕本人承认辞赋的弊害。后来他虽然也承认这一点，但又给实用文学添入辞赋的趣味，这时文章的评论时期就到来了。本来从战国、汉初以来就有大文章家了，例如司马迁等人，但对文章的评论之前是没有的。《史记》中也有对前代诸家学术的评论，但仅仅是就其内容，不评论文章。刘向、刘歆在为各种书籍做内容简介和评论时，设立了诗赋之部，这里已经有了鉴赏的意思。但是，大体而言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新想法从事著述，一般不怎么做比较评论的工作。从西汉活到东汉的班彪（班固之父）评论《史记》，说它“文质相称”，但这也是对内容的评论。经过东汉时期，普通的实用文学中也加入了辞赋的趣味，到了蔡邕之后的建安时期，文章的评论变得兴盛起来。蔡邕之前的马融是经学家，而且也是文章家，但他的著作与此无关。将实用之文和辞赋结合起来的是蔡邕，其结果是建安文学评论时期的到来。这个时期的评论家中，时至今日必须提到的，是魏文帝曹丕和他的弟弟曹植。文帝的《典论》今日不存，但其中的《论文》留存在《文选》卷五十二中。这篇文章评论当时的文人，为了评论，还提到了前代的人物，包括张衡、蔡邕、扬雄、班固。通过举出这些人，评论当时的文人，当时这四个人被视为写作文学性文章的人的标准。文帝评论的人有王粲、孔融、陈琳、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他们被称为建安七子。他说：王粲和徐干擅长辞赋，张衡、蔡邕也超过不了；陈琳、阮瑀长于表章和书记；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而不善辩论，词句美而内容差，但他的长处与扬雄、孔融相同。文帝兄弟似乎都喜欢评论，文帝的《与吴质书》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修）书》（《文选》卷四十二）等，也是对建安七子的评论。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人为了获得好评，竞相写作名文。另外也可以看到，有人继承从前的传统，巧于辞赋，但也有人擅长制作表章、书记这样的实用文，在实用文学中加入鉴赏的趣味。
曹操的文学趣味
一般认为，建安时期是中国自古以来文章最盛的时代，东汉以后文章衰退了。虽然有的时代推崇不使用对句的古文（例如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但在清朝，古文家推崇建安时代的文章。总之，评论的精神旺盛，实用和文学一致，实用文变得有文学性，这些趋势兴盛起来，形成汉末到魏初的风潮。一方面，这是因为有蔡邕这样的大家，造就了上面的形势；另一方面，大概也与文帝和曹植的父亲曹操的文学趣味有关。曹操实行的主要政治，与其说文化性的，不如说是实用性的。另一方面，他嗜好文学，与蔡邕很有交情。蔡邕死后，他的女儿，杰出的文学家蔡琰（文姬），在战乱中被匈奴掳走，成为南匈奴左贤王的妾。曹操惋惜蔡邕没有了继承人，用重金将文姬赎回。后来文姬嫁给了董祀，但董祀犯法被判死罪，文姬向曹操求情。曹操问她：“你们家原来有很多书，你现在还记得吗？”文姬回答说：“亡父有天子所赐书籍四千多卷，战乱中全部丢失，现在我能背诵的只有四百余卷。”曹操说：“那么我给你派十名书吏，你通过口授把它们抄写下来。”文姬说：“我听说根据礼法男女授受不亲。如果给我纸笔，我将遵命用楷书或草书将它们写出来。”于是曹操让文姬来写，结果没有一点文字等错误。这是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明曹操爱好文学，而且曹操的儿子文帝、曹植也写了很多文章。这样，汉末魏初的文章时代出现了，而且最进步的文学评论时代也出现了。
社会的风气与文人学者的好尚
顾炎武认为，东汉崇尚名节，但因为出现了党锢，使得守节义之风衰落，出现了蔡邕那种无节义之人，于是，华美的文风开始盛行。这大部分是事实。但是，虽然节义衰落，然而另一方面，就如蔡文姬的事例那样，也存在着在家中守持经书中的礼仪的事实。也就是说，社会一般风气和文人学者的好尚，变迁不一定一致。
文学的家传
这一时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人形成了一种阶层。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说：“《文苑传》自东汉始，而文始卑矣。”《文苑传》始于东汉，这是说写文章的人开始把文章当成一种交易。“而文始卑”，说的是王应麟的想法类似唐宋八大家，将对句看成是文章的弊病，因此他将之称为“文卑”。但是从文学鉴赏的角度来讲，汉末魏初的文章反而有长足的进步。因此从这些人中出现了家传之学。家传之学并非专属文苑中人，在儒生中也有代代从事家学的倾向。比如，东汉马融的族孙马日磾就和蔡邕一起校正过石经的经文。在文苑中，这种家学相传的风气十分盛行。高祖的兄弟楚元王就是楚辞家学的始祖，在他的后裔中出了刘向一族。另外还有司马谈和司马迁两父子，班彪、班固父子及班固的妹妹曹大家。王逸曾为《楚辞》作注，其子王延寿因撰写了《文选》中收录的《鲁灵光殿赋》而闻名。蔡邕及其女儿蔡文姬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还有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也是跟随其父刘梁学习文学的。这些事例从一个方面说明，文学工作逐渐落入了门第之手。总之，东汉末期党锢以后，崇尚名节的风气变为了崇尚文章的风气，并且出现了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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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对三互法的解释似乎不太准确。史籍中对三互法缺乏详细记载，但可以知道这是一种担任官职的回避制度。可参考《后汉书·蔡邕传》、《通典》卷十三《选举一》及相关研究著述。——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