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全功臣
东汉时期，社会秩序逐渐建立，但是当它长期延续时，又会导致社会的停滞。而且，这一趋势越发明显。它的直接原因是东汉初年光武帝想要保全有功之臣。光武帝的这个想法并非只是为了保全功臣，其实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关于这一点，《后汉书》卷二十二《列传第十二》的“论”有关于“中兴二十八将”（因汉明帝时期在云台南宫悬挂了他们的肖像，故又称“云台二十八将”）的议论。书中记载，西汉初年的功臣大多为军人和一些出身低微之人，随着太平盛世的到来，这些功臣获得了巨额俸禄，有些被任命为王侯，甚至有些人官至宰相。但是，这种现象导致了严重的祸患，主要的有功之臣大部分被杀，有的被关入监狱。另一方面，西汉初年，尤其是汉武帝以前，很多功臣都当过宰相，很多有政治才能之人的晋升之路因此被阻塞了。大多数因为功绩而受封为王侯的人，在一两代内便没了后嗣。汉武帝善于用人，经常亲自加封所用之人，但人才一旦有了罪过，汉武帝又会毫不宽恕地将其革职。这样，这些人中能有后继者的，往往七八十人中只有十分之一。东汉光武帝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因此在加封非常的功臣如寇恂、邓禹、耿弇、贾复等人时，大县不过四，有的给两县，最高不过六县，而且不让这些功臣干预政治，只让他们享有爵位和俸禄。同时，光武帝时期也不设宰相一职，中央政府只设能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事务官，让他们尽责。它作为政治方法是进步的、最优的，这是后世的定论。将政治职务与爵位相分离，无论如何不让功臣与吏务发生关系，因此功臣之后较少陷入犯罪和过失，终于得以保全。
取缔外戚，永续家业
另一项出自光武帝，并且后来传给历代天子、皇后等人的政策，是经常性地取缔外戚，也就是不让外戚与政治发生关系，禁止外戚为所欲为。由于外戚多少容易肆意妄为，帝王就想让他们去研究学问，因此特意为樊、郭、阴、马四大外戚家族建立了学校。邓太后还特意让邓氏的族人研修学问。结果未必达到了目的，但无论如何，外戚通过研习学问，谨言慎行，有些家族也因此得以长久地延续下去。另外，东汉中期本初元年（146年），梁太后曾经下诏书让高官的子弟都要去太学读书（《后汉书·儒林传·序》）。在这样的举措下，良家得到了指导，没有因为骄奢而致家族败落，家业延续下来。据《廿二史札记》卷五“四世三公”项记载，有名的杨震家族延续了四代，做了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袁安的家族也代代做了三公。这些情况是到东汉才有的，西汉时两代人连续做宰相的仅有一家。《廿二史札记》卷五中还有“累世经学”项，书中记载，承继累世家业，从西汉时就有此倾向。不仅是学问，从事商业、工业的家族，代代相传的很多，这在班固的《西都赋》末尾有相关的记载。特别是经学，汉代有家学，从它的传续情况看，自然是在同一个家族的人中相传。其中传续得最好的，是孔子的后代家族。传授《尚书》的伏生家族，西汉以来传续不已。从西汉末年延续到东汉的，有桓荣等人的家族。学者的家族世代相传的倾向已经存在。上面的情况，无论如何是因为社会秩序建立，没有激烈的变动。
尊重氏族
此外，到了太平时代，看重氏族的风气日渐盛行。在时间上，这可以往前追溯。像把汉高祖奉为尧的后代这种事，是西汉末年才有的，初年还没有。《史记》中没写这件事，到《汉书》则详细记载。但《史记》也说，根据中国传统的思想，一个人要成为天子，不能仅仅靠他这一代人的力量，他的祖先也要对百姓有功。这种思想在《史记》中屡屡出现，例如项羽统治天下五年，也许是因为他是舜的后代。把这种事煞有介事地说得和真的一样，是从东汉时期开始的。无论如何，这种看重氏族的倾向，到了汉代，也表现为有关氏族的著述增加。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中有《姓氏》篇（无今本，但有清朝学者的辑录），文中序言有说到姓氏正在逐渐盛行起来。除此之外，汉代还有《潜夫论》中的《志氏姓》篇和其他两三种和姓氏相关的著作。但记录详细的，还是《姓氏》和《志氏姓》篇。这些著述都探讨了汉时姓氏的起源，一致认为姓氏源自三代以前。随着门第观念的兴起，各氏族都倾向于向前追溯自己姓氏的起源。《姓氏》《志氏姓》篇汇集了东汉时的名族为了将起源古老化而做出的材料。《风俗通》中的《姓氏》篇只留下了只言片语的记录，《潜夫论》中的《志氏姓》篇则得以原样保留下来。其中所述的内容均按照“今之某某乃古之某某后人”的形式表达。这表现了当时人们的想法。实际来看，从东汉到六朝、唐代，得以延续下来的大姓氏族，确实大致上都源自汉代。至唐代仍留存的大姓中，最有名的当数西晋到东晋时期从北向南渡过长江的王、谢、袁、萧等氏族。他们被称作“侨姓”。此外，还有本就起源于江南的朱、张、顾、陆等姓氏。山东的郡姓是王、崔、卢、李、郑等，关中的郡姓则是韦、裴、柳、薛、杨、杜等。从《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可知，以上姓氏多数源自汉代。此外，唐代的大姓中有的来自夷狄，而不是汉朝的。唐代有不少关于姓氏的书，但留存至今的不多，流传至今的有林宝的《元和姓纂》辑本。看这本书可以知道，大体而言，从六朝相传到唐的大姓，多半是从东汉延续下来的。其中虽然有像张姓这样的，传自出身战国时代韩国宰相家族的张良，但大部分是从东汉来的。崔、杨、袁氏就是如此。崔氏等姓，从六朝到唐代，势力比天子还大。唐代帝室是陇西李氏，而像博陵崔氏这样的，即使是在唐太宗时，也比太宗的家族更受人仰慕。
豪族的发展和奴婢的增多
总之，东汉时期，名门望族就这样渐渐发展起来。每逢事变时，他们的势力就会愈加强盛。即便不是这样的情形，自然产生的贫富差距很大，很多人自己卖身为奴。王莽时期，奴婢非常之多，光武帝将他们解放，《廿二史札记》卷四中记述了这样的事例。解放奴婢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如果形成大家族，家族的数量就会减少，租税也会减少。于是，有作为的天子就会考虑解放奴婢的政策。但是，和平时期持续，社会发展停滞，这样奴婢还是会增多，富豪也会增多。
门阀录用的日趋严重
另一方面，选举也有关联，即官吏的录用。最初，作为开明天子的方针，公平地选用人才是目的。东汉时期，从光武帝时代开始，也制定了选举的法令，认为选举必须相当慎重。西汉时期，武帝等对于出类拔萃的人，即使社会评价很差，也予以任用。然而，东汉采取慎重选举的方针。光武帝规定，地方官赴任不满一年不得举荐人才，因为还不清楚人们对被举荐人的评价。武帝的时候，社会还十分淳朴，所以修饰自己的行为，从而获得选举的人很少，但是东汉出现了造作夸饰的人物。到章帝时期，选举方针还是良好的，但是实际选举中已经多少产生了弊害。章帝建初元年（76年）的诏书中称：“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圳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1]由此可以想象，当时选举已经考虑阀阅[2]。关于这一点，在别的地方也能看到，即东汉中期的《潜夫论》的《交际》篇，其中说道：“论古则知称夷齐原颜，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另外，东汉末年仲长统的《昌言》也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这些话不见于《后汉书》本传所引《昌言》，而是遗存在《意林》一书中。）因此可知这是当时的事实。东汉末年，因为选举中存在弊害，连朝廷也相应地警惕起来。《通典·选举典》说，桓帝时因为“凡所选用，莫非情故”的情况，制定了“三互法”。也就是有婚姻关系的家族不能互相举荐，两州的人不能事先约定互相举荐。[3]这个办法矫正了选举的弊端，但选举因此变得太过死板，因此蔡邕上奏陈说这个禁令带来的不便。总之，设置上面的限制，是因为选举中出现了弊端——选举出于私情，而且看重家世。尽管当时有限制这些弊端的法令，但是这种倾向比限制的力量更为强大，后来终于发展成任用某人只根据他的门阀，这种情况起源于东汉时期。上面所说，是随着太平之世时代进步，社会停滞的结果。
学问的变化，校勘学的发展
在上述倾向发展的同时，学问的方针也改变了，对文学等的爱好，不能不逐渐发生变化。从某个方面说，这是一种进步，对学问来说不完全是坏事。首先，从学问上来考虑，各种书籍渐渐大量出现，因此论争也发生了，今天所谓的校勘之学也开始流行。校勘之学在西汉末年已经出现。成帝之时，刘向校勘天子的藏书，从此开始校对多种书籍，制作定本。刘向在他的著述中，说明校勘的经过，特别是对于经书，核对不同的版本，说明脱简等情况。就这样，一方面朝廷中校勘变得盛行，另一方面学者都认为校勘是必要的。东汉初年王充的《论衡》卷二十八《正说》《书解》、卷二十九《按书》等篇，列举了当时书籍的流传和异同。就是说，民间的学问也出现了这种比较的研究方法。这个时代与过去不同。过去把学问仅仅作为思想的产物，书籍和学派因为出现新思想而产生；而现在是对已经出现的学问，加以种种思考，通过复杂的程序加以研究。如果没有学问的进步，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从刘向的时候起，人们根据各种书籍进行校勘工作，到了东汉，开始利用发掘出来的古本和不行于世的书籍。例如，就《尚书》来说，漆书的版本出现了，杜林根据它进行校勘。《说文》的序文中也说，在郡国的山川中鼎彝等铜器经常被发现，于是利用上面的前代古文来研究文字。就是说，学问具有了校勘学、考古学的性质，不再仅仅是思想的产物，变成了带有历史的学问。这是东汉时代学问的显著倾向。
今古文学的融合，石经的建立
太学的学问，从西汉开始就存在博士的家学。到了东汉时期，引入了西汉时没有的古文经学，《左传》《周礼》《毛诗》之学因之设立。在民间传授学问的人，原来分为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现在出现了将二者合并的学问。
东汉的最后，兴起了对经书进行大规模校勘的活动。这不仅是因为学问的发展，也是因为选举的弊害。从学问上来说，当时的学问距离圣人已经很久，经书中的文字出现了不少错误，而俗儒对这些错误勉强加以穿凿附会，贻误后学。于是熹平四年（175年），以蔡邕为首的学者上奏天子，想要订正五经的文字。灵帝同意了，让他们制作标准文字的经书。蔡邕亲自把经书写在石碑上，并请人雕刻，立于太学之门，这就是汉代石经。（后来石碑不存，过去只有一部分宋代拓本传世，但三十年前石碑的断片被发现，数年前又有很多断片被发现。）这对当时的学问影响很大，据说立碑时观者云集，每天来的车有一千辆。
经书文字产生错误，不仅是因为书籍经历了长久的年代，也是因为选举的弊害。当时的考试，必须背诵经书的正文。然而，学派分立，经书的不同版本很多。这样，为了抬高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和自己同一学派的人，就不能不把这些人传授的经书作为正宗，而没有道理地更改别家的正确文字，使之与自己的主张相符。因为这种情况，产生了更改文字的弊端。为了扫除这种弊害，统一经书的文字是必要的。对经书正文进行大规模校勘，于是有了汉代的石经。就这样，学问一旦进入对正文的比较研究阶段，就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这是进步，但另一方面又不免产生抑制新思想的倾向，使学问停滞。这就是东汉时代学问的大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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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文据《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译者
[2]阀指功劳，阅指经历。阀阅，原指建有功勋的世家巨室，后泛指门第家世。——译者
[3]此处对三互法的解释似乎不太准确。史籍中对三互法缺乏详细记载，但可以知道这是一种担任官职的回避制度。可参考《后汉书·蔡邕传》、《通典》卷十三《选举一》及相关研究著述。——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