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顾二人关于学问兴盛后果的议论
一直以来，有各种关于两汉学问兴盛所产生的后果的议论。除上述《后汉书·儒林传》外，《后汉书》的《逸民传·序》和《左雄传·论》中也有论述。此外，宋代的程颐（伊川）所著《程子遗书》卷十八及近代的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也有讨论。总的来说，后两者充分讨论学问兴盛的一系列后果。程颐的主要观点是：秦始皇时代焚书坑儒，因暴虐亡国。汉兴后鉴其弊端，崇经术之士，因而学者以经学为宗，识义理者甚多。即使在王莽篡汉之时，守节之人也颇多。东汉光武终于中兴汉室，自然不能不崇尚名节，因此东汉名节之士颇多。然东汉之士，虽然知道名节，但不知要节其名节，当以礼为之，因此成了苦节。苦节趋于极端。因此，魏晋之士多旷荡，尚虚无，无礼法。而无礼法则无异于夷狄，遂有五胡乱华。顾炎武的论述中也有同样说法，顾氏认为：汉代自汉武帝表彰六经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这便是为什么王莽摄政之时天下人都歌颂其功德，认为他有做天子的符瑞。汉光武帝有鉴于此，尊名节，励名实，选用的都是明经修行的人，因此风俗为之一变。东汉末年朝政紊乱，国事日非，党锢之人、独行之辈也能遵从仁义，舍命不变节操。顾氏还引用《后汉书》的《儒林传》《左雄传》的相关论点，认为东汉的风俗之美三代以来无出其右者。
关于东汉，顾、程二人观点大体相近，但是，两人对西汉末年王莽的评述却不同。即顾氏认为王莽执政时期，因不明大义而附莽者多。但程氏的观点相反，认为守节者甚多。旧来学说多与程氏观点相似，如《后汉书·逸民传·序》也说：王莽篡位时有许多人“弃冠去朝”。不过，顾炎武所论也是事实。尽管当时讲释之学盛行，“以礼正身”却尚未真正深入人心，于是王莽利用当时的学问夺取了天下。然而到了东汉，礼学的真义才在社会真正普及，即使中央有人利用学问行不轨之事，世人也不会受其蒙骗。
崇尚名节
东汉崇尚名节，这一点在《廿二史札记》卷五中分为数种加以论述。根据《札记》，两汉的士风延续了战国以来的传统。战国的士尚义气，尊重做事有始有终、行他人所不敢行的人。《史记》的《刺客列传》中记载的那些事迹被推崇。这种风气盛行到汉初，变成游侠之风——为了他人能够忍耐任何困苦的风气。这种风气到东汉更加盛行，当时举荐、召起官吏时，任用名望高的人，因此一般士人汲汲于得名，喜欢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虽然《札记》将东汉崇尚名节之风，溯源于战国以来的刺客、游侠，但不能将之看作全部。还是像程、顾二人说的那样，尊重学问的结果，使刺客、游侠之风向好的方向改变。游侠之风直至汉初还很盛行，但到西汉末年就不振了。这是因为政治秩序已经确立，破坏秩序的人被压制。武帝的时候，侠客的头目郭解，就作为有害秩序的人被杀，后来刺客、游侠就不再流行了。荀悦的《申鉴》中有关于复仇的议论，复仇似乎也不像战国时代那样没有限制了。但是在中国，经学特别是公羊学将复仇作为美事，褒扬齐襄公因为九世以前的旧仇灭掉纪国，而且认为百世之仇也该报。然而在汉代这样天下统一、秩序渐渐严密的时代，这种事情是有害的，因此被加以限制——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道德上。《札记》说战国汉初的风气一直遗传到东汉，是言过其实了。归根到底，风靡当时社会的，还是合乎当时的秩序、从学问礼仪中产生的一种风气。
总之，《札记》中分类列举了崇尚名节的事例，其中有一条是“尽力于所事，以著其忠义”。本来秦汉天下一统之后，天子之外别无君主，与封建时代不同。然而汉代仍有几分封建之遗风，郡吏对长官太守的态度如同对君主一样，这在宋代以后的中国是没有的。在汉代，上至三公，自己选择属下的官吏，即使是地方官，也可以自由任用官制中规定的下级官吏，即自己任命掾史等。在这种风气下，被任用的人受到的待遇如同家臣一样。这样的官吏往往为了长官可以舍弃性命，事情再难也要全力而为，并把这种行为视作忠义、名节。他们为长官服三年之丧。不仅如此，当时的事务官中还有对最初向朝廷举荐自己的人尽情分的风气，有人为之服三年之丧，也就是为感激知遇之恩而服丧，可是当时也有人对父母也不服三年之丧。因此《札记》也认为为长官服三年之丧是过头了。
下面是“让爵”。这在西汉就有，东汉盛行。把爵让给兄弟等人，像伯夷、叔齐那样，似乎将之视为高尚。请求让爵，有的被许可，有的不被许可。这有几分追求名誉的意思。《札记》也认为，即使请求不被许可，在提高名声上也会得到实惠。其次是“复仇”。为父兄报仇之事不时发生。虽然在当时来说这是扰乱政府秩序的行为，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认可的。还有代人复仇的事情，这是游侠的余风，既不合秩序，也不合道德。《札记》也认为，单单为了对友人的情分而轻视从父母那里得来的身体，是非常错误的。但是这种行为，是培养在国家危急之际支持国家倾危的力量。有人将这种气节之盛，看作政治上存在缺陷导致个人怀有义愤的结果，是世运衰落的征兆。但他不知道，如果连气节都没有的话，衰落会更严重。
服侍名士的风气
此外，在《困学纪闻》卷十三的《考史》中谈到，当时社会上还流行服侍德高望重之人的风气，即《曲礼》《少仪》之礼被废除后，像年少者服侍年长者，不肖之人服侍贤德之人这类事情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到了东汉，这一美俗又复兴了。在《困学纪闻》中列举了一些事例。东汉年间，有一个名叫魏昭的少年找到当时的名儒郭泰（字林宗），请求做他的仆人。郭泰问他：小小年纪应当读书，为何执意要来我身边？魏昭答道：“经师易遇，人师难求”，像我这样纯白如丝之人，希望能染上美丽光鲜的颜色。郭泰便将其留下作为仆人。有一天，郭泰在半夜里三次让魏昭为自己熬粥，而魏昭始终面不改色。像这样的事例还有：荀爽甘愿为名士李膺驾车；党锢名士范滂获准回家时，同乡人殷陶、黄穆充当范滂的侍卫。《考史》列举了这类尊崇名士的事例，并认为过去孔子门人服侍孔子也不过如此。这些事例都是东汉末年作为学问的后果而出现的。
独行与逸民
在《后汉书》中，新增了过去《史记》《汉书》中未曾记载之人的传记，即《独行传》《逸民传》。在《后汉书》中《独行传》替代的是前代的《游侠传》。《独行传》中列举了孔子所讲的“狂狷之人”，即不得中庸，但将所行之事贯彻到底的人。《独行传》大概代替的是前代的《游侠传》。《逸民传》中记载了以不出仕为荣的人。尽管当时也不是没有通过此举沽名的倾向，但这些人确实如普通民众从事劳作，崇尚道德，以此为乐，不去做官。这些都是东汉的学问带来的特别的风气。西汉武帝时期，学问兴盛是因为开辟了新的为官之道，司马迁等人对武帝的政策不满，认为虽则为官之人中没有学问的减少了，但从前那种崇尚和遵守道德的风气也随之消失了。然而，由于这一风气又出现了为做学问而不做官的风气，这显然有悖于最初的意图，但这是学问普及的后果。
学问的两种极端后果的冲突
无论如何，到东汉末年，学问的普及大体上带来的是好的结果。但是，这也给当时的社会状态带来了冲突。东汉的政治，大致情况是光武帝鉴于西汉的政治，试图革除其弊端，但还是陷入了同样的麻烦。东汉末年出现的显著弊端，是外戚专权和宦官跋扈。宦官跋扈始于元帝时期，光武帝因此只任用受过宫刑的人为宦官。但即便如此，弊端还是出现了。西汉几乎是因外戚而亡，对于外戚，光武帝和明帝都注意到了。像明帝的马皇后，就禁止亲戚干预政事。但这种限制后来渐渐放松了。总体来说，东汉的天子大多夭折，没有后嗣，每到这时就由亲属拥立年幼的天子。像和帝的邓皇后，曾几次立年幼的天子，自己长年执政。这样一来，宦官和外戚又得势了。后来外戚梁氏跋扈，桓帝想要打倒梁氏，但前后左右都是梁氏的天下，没有人可以商量，于是与宦官谋划灭亡了梁氏。当时宦官一度有五人被封为侯（所谓五侯），他们都做了中常侍。就这样，宦官得势，自身的弊端不断酝酿。《廿二史札记》卷五详细记述了这些弊端。于是，一方是宦官荼毒人民，一方是重视名节的士人，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札记》卷五中详述了汉末朝廷内外的臣下不满宦官的恶事，全力予以压抑。上面的情况，是同一原因产生的两种极端后果，它们互相冲突起来。也就是说，东汉因为学问兴盛，天子也从名门中挑选皇后，结果外戚的势力崛起。为了摧毁这种势力又起用宦官，引起宦官之祸。另一方面，由于学问在民间普及，产生了名节之士，他们又要起来打倒宦官。
学问的毒害
学问兴盛，学者们开始自立门户，结果出现党派。学者自立门户，西汉就有了，不过那是经师的流派，属于家法之争。在东汉，为了融会这些流派产生了《白虎通》等著作，于是通学兴盛，家法之争变少了。但是因为东汉的士人重视名节，所以产生了弟子们为老师的名誉而争的情况。桓帝还是诸侯时向老师周福问学，等到他即位，周福也就做了官。当时和周福同郡的房植很有名。因为周福是被提拔的，所以当地人褒扬房植而讥讽周福，他们的门生学徒也互相争吵。这件事成为当时名士党派之争的发端。那时，在太学的学生有三万人，他们各自标榜自己的老师，砥砺名节。其中名士李膺的名气很大。当时河内有一个叫张成的人擅长占卜，他的儿子杀了人。他是预先知道将要发布大赦令，才让儿子杀人的。当时李膺是河南尹，将张成的儿子抓获，不顾大赦令而将他杀了。然而张成和宦官有关系，得到他们的后援，说李膺等人结成朋党，讥讽朝廷，扰乱风俗。当时宦官与天子关系很好，所以驱逐李膺的党人。这些人虽然一度得到赦免，但被禁锢终身。然而这并没有惩戒党人，反而成了对他们的奖励。党人中甚至有人以未遭此祸而感到羞耻。据说后来蒙受迫害的党人张俭，被别人藏匿在家里，藏匿他的人不顾自己家将遭受灭顶之灾。这些不如说是学问的后果异乎寻常，成了毒害。也就是如前所述，按程颐的看法，人们知道崇尚名节，却不知道以礼来节制名节，勉强去做无理之事，变成了苦节。即使是当时的名士，也有人觉得这是过激的行为。党人岑晊被追捕，逃到贾彪那里，贾彪关上大门不予帮助。面对非难，贾彪说，为了树立自己的名节而麻烦别人，这是不对的。要而言之，这是学问的毒害，特别是伦理学的毒害。学问的毒害，在西汉的大学者中就能看到，例如博学的刘歆教给王莽篡夺的方法，但这是因为学问仅仅集中到中央的一部分人，只有特定的人群是博学的。与之相反，东汉末年学问的毒害，是学问普及的结果。
对学问毒害的反动
这种毒害的结果，必然是对它的反动。程颐说，极尽苦节的后果，是士人不思节义，崇尚放任自由。从东汉末年就有这种倾向了。《困学纪闻》卷十三中载有西晋傅玄的上疏，提到“魏武（曹操）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据此认为士人放任自由之风始于魏文帝时期。然而自曹操时期开始，就有这种风气的倾向了，《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指出了这一点。东汉末年曹操掌握实权后曾三次发布“求贤令”。建安十五年发布的诏令说，不论是像太公望那样才德很大却归隐的人，还是因品行恶劣而即使有才也不得任用的人，只要他自己有才，即使是隐遁或品行不好，曹操都想任用，请大家举荐这样的人。建安十九年十二月，曹操再次发布同样的诏令，他在诏令中以盗兄嫂的陈平和战国时期的苏秦这样品行不好的人为例，认为品行好的人未必是上进之人。一个有缺点的人，只要他也有优点，用人之时就可以考虑他。建安二十二年八月，曹操第三次发布相同宗旨的诏令。就这样，曹操选择了与东汉相反的用人政策，并不考虑个人品行的优劣。曹操选用了仲长统，仲氏的《述志诗》中有关于与当时崇尚礼节的风气相背离的内容，诗中说：
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柂。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这些话与魏晋后的清谈之徒的言论类似。张燧在《千百年眼》中说到，清谈开始于东汉末年。曹操排除道德方面的约束，学者中也有仲长统这样的人。汉武帝元丰五年发布过求“茂材”“异等”的诏书，诏书中言，若要成就非常之功，须待非常之人。有的马虽踢人，却能行千里，有的士虽有“负俗之累”，却能成就功名，这全在于如何驾驭。这封诏书的宗旨与魏武的求贤令无异。汉代秩序建立，两汉三百年间恪守礼节，但魏武的手段成为打破汉代秩序的命令。世界上的治乱，一旦命数来临，无论掌权者如何能力卓越，一样回天乏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