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教育政策
在汉武帝的诸多治国政策中，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的，除了财政政策，还有教育政策。就像司马迁等人讥讽的那样，武帝为做学问的人开辟了利禄之路，却也使得这些人失去了节操。总之，过去做学问的人不能以学问为生，汉武帝开辟了雇佣文官的途径。这见于《汉书·儒林传》的序中（大体取自《史记·儒林传》）。据这篇序记载，凡是精通任何一种经书的人可以据此成为官吏。与此同时，做学问的路也打开了。当时，太学中有五经博士。五经之中，每种经书又有好几家流派，都为之设立博士，又据之设博士弟子。太学在汉代是太常之官。当时，太常官除直接选择博士弟子外，也从各郡、国、县选拔人才，这些人拿着官费与去都城交纳政府收入、赋税的官吏同行，来太常研习学问。当时的学问，就是背诵经书，对经书的解释也要背诵。根据背诵的多少，决定他们被任命的官职等级。这些博士弟子，武帝以后不断增多，武帝之后的昭帝时约有百人，宣帝末年人数加倍，之后的元帝时有上千人。到成帝末年，天子以为孔子以一介平民而有弟子三千，那么天子不能少于此数，于是增加到三千。但是不久又恢复如旧。博士弟子中，每年都有甲课、乙课、丙课的差别，根据成绩任命为官。当然，博士弟子在求学期间是免去租税的，这样在西汉末年，出身太学者非常之多。
东汉的教育制度
据《后汉书·儒林传》，上述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东汉。在东汉时代，还专门为国家功臣的子孙后代以及四姓（指东汉樊、郭、阴、马四大外戚。樊姓为汉光武帝母亲本家；郭、阴两姓为皇后本家；马姓则是汉明帝皇后本家）建立学校，如同今天日本的学习院一样。如此一来，尚武之人亦可有研习学问的机会，就连当时的匈奴也派了留学生。到了东汉中期，游学之风日益盛行，常在京城的游学者就达三万余人。而这也成为了后来汉代太学生骚动的根源。除了太学，在东汉有学者个人办的私塾。有许多人不远万里自带粮食到太学博士所在的地方学习，其门下记录在册者不下万人。因此产生学派之争，导致种种学问上的弊害。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汉武帝的教育政策带来学问的普及。此外，如果只是想担任低级的吏人，还有其他途径，不必学习经书那样的高深学问，只凭简单的学问就可以成为吏人。这在《说文》的“叙”中有记载。律令是由执掌法律的廷尉之官来执行的，要成为这种官吏，十七岁以上的年轻人可接受考试，如果能阅读九千字以上的文章便可成为“史”，即书记官；其中成绩最为优异者可成为尚书史。这些都是与法律相关的职位，因此，主要要求是能够准确无误地书写文字。为了能准确无误地书写文字，在中国人们被一味地要求写一笔好字。
学问的普及，天子、皇后的学问
制度上既然大体流行这种风气，学问最终得到普及。对比西汉和东汉，二者在各方面都有着很大差异。汉高祖刘邦几乎是个文盲，十分憎恶儒生。而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却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有学问才识的人之一，他在年轻时就研习过《尚书》，如果世道太平，本想以学问立身。王夫之（船山）《读通鉴论》卷六称：在研究学问的人当中，学习经学而后成为天子的有三人，即东汉光武帝、蜀汉昭烈帝和梁武帝。这三人在成为天子后所实行的治国政策与那些草莽出身的英雄有很大不同。其中光武帝即便作为经学学者也很优秀。在他之后的明帝也很有学问。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卷四说，汉代天子往往亲自撰写诏书。原本诏书多由尚书郎等撰写，随着天子学问渐精，便开始亲自撰写了。此事始于汉武帝。武帝以文章自夸，像他那样雄才大略的人也有可爱的虚荣心。当时，淮南王刘安擅长作文章。因而，汉武帝每次赐信给刘安时都会先交由司马相如等润色修改。汉哀帝的一些诏书，也是亲自撰写的。这样的例子，在西汉并不多。到了东汉，光武帝、明帝特别是明帝的马皇后等，大都亲自写过敕语。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汉的天子没人有学问，只是东汉的帝王大都在学问上有所造诣。另外，东汉与西汉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东汉女子做学问十分盛行。在东汉，有许多皇后既有学问，又擅写书法。特别是马皇后，亦称明德马皇后，她年轻时期就好读书，不仅通读《春秋》《楚辞》一类书，也博览《周官》和董仲舒的书，俨然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她文才很好，为汉明帝写起居注，并将其编纂入自己的著述中。继明德马皇后以后，又有汉章帝的窦皇后、汉和帝的阴皇后以及邓皇后、汉顺帝的梁皇后等，都相当有学问，擅长书法。当时还有一位曹大家，做过宫中皇后和女官的老师，她是班固的妹妹，据说补全了班固《汉书》没写完的地方，并将研究《汉书》的方法教给了后来有名的经学大师马融。她繁荣了宫中的学问。这些都是经学兴盛的结果。
臣下的学问
谈到臣下的学问，在太平盛世，当然常见的是他们如果是做学问出身，就要靠学问立身。但在东汉，从一开始光武帝的臣下中有学问的就有很多。这也与西汉初年不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卷二及卷四）注意到了这一点。西汉的将相多为布衣出身，有像樊哙那样的屠狗户，亦有为丧事奏乐的周勃，而奠都长安的娄敬原本是个拉车的。除此以外，更有像彭越、黥布这样出身盗贼的大臣。再看东汉的功臣，有很多近于儒生的人，比如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弇、祭遵、李忠、朱佑、郭凉、窦融等人。这些人年轻时期便从事学问，后来成为大将军亦没有停止，谨直的君子很多。这首先是因为光武帝本人就是学者，当时学问广泛普及，在战乱中立功的人也有学问。只有东汉是一群书生不可思议地夺取了天下。
学问的后果和弊害
由此可知学问已经普及，但这个时代，学问的另一面后果是产生了大量的弊害。关于学问的后果，《后汉书·儒林传》的“论”说，因为东汉学问的兴盛，国势却不断衰颓。即使是有权势的大臣，也惧怕学问中教授的名分而不敢干大的坏事。豪杰中起兵的人，也因钦佩书生无足轻重的言论而不做太过凶暴的事。国势衰颓后，天子得以长保其位，帝室没有立即覆亡，这是学问的后果。但是，因为学问商贾化，学者为学问而学问，尽可能地小题大做，把学问作为自己的营生。《汉书·儒林传》的“赞”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即如果做学问，就开启了做官的途径。《汉书·艺文志》中也列举了学问商贾化的事例，即在论说六艺时最后写道，过去做学问的人，只是记诵经书正文，玩味它的意思，但后来经后附传，经传分离，学者各自随意加以解释，不懂多闻阙疑之义，致力于穿凿细微的含义，能牵强附会地回答别人的问难就行。有人解说《尚书·尧典》开头的“曰若稽古”四个字，用了三万字，解释“尧典”这个标题的意思，用了十万字。上面所说的可能是事实。就这样，学问变得尽可能地烦琐，这是学问中毒的一大弊害。
学问范围的扩大，谶纬之学和方术
上面说的是经书方面的学问，经书以外的各种学问也产生了。武帝时代，凭诸子百家的学问是不能做官的，因此这些学问在汉代衰落了，但经书方面，种种牵强附会多少得到许可，各种这样的学问出现了，其中最著名的是谶纬之学。谶是预言。汉代的预言之学很兴盛。纬是和经相对的，在经书的传和注之外，纬不断出现。纬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大约是西汉末年。成帝时刘向调查天子的藏书时，还没看到谶纬之书，所以他编制的图书目录里一本也没有。东汉末年荀悦写的《申鉴》提到，荀悦的叔父荀爽认为纬书是西汉末年、东汉中兴以前出现的，要说它们是孔子的制作，根本就是撒谎。根据东汉张衡的说法，纬书是西汉哀、平之际出现的，这有确实的证据。东汉初年的学者张纯在建武三十年的上奏中，引用了乐纬的文字。另外，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对“夏小正”的论说中，举出了纬书是在刘歆以后出现的证据。纬书中往往有一些不像中国思想的东西。现在纬书都残缺不全，只有易纬的一部分是完整的，因此想要调查它们的思想与经书有多少不同是很困难的，但确实有不是源于经书的思想。这大概是因为武帝时开始与西域交通，西域地区的知识传入，因此这些思想被吸收进入对经书的解释之中。
对谶纬大加利用的是王莽，他通过伪造谶篡夺了汉室。不可思议的是，光武帝也利用谶纬为武器推翻了王莽，实现中兴，这是因果报应。光武帝非常相信谶纬，什么事都根据它来决定。学问固然重要，但谶纬作为圣人的制作，被认为与经书具有同样的价值。不管是怎样的学者，如果不喜欢谶纬，就不被信用。当时就有反对谶纬的人，桓谭是其中之一，虽然他所著的《新论》没有流传下来，但他是坚决反对谶纬的，因此不被光武帝所用。郑兴也不信谶纬，当他被光武帝问询的时候，委婉地回答说自己不曾学谶。东汉时期谶纬相当盛行，同时方术也是如此。王符的《潜夫论》有《卜列》《巫列》《相列》《梦列》各篇，对这些盛行的东西加以攻击。东汉末年的大学者郑玄也曾为纬书做注。从某些方面讲，由于过去学问普及，当人们把它当成一种玩具时，就不满足于对经书的一种解释了，根据古怪的知识加以牵强附会。学者的思考范围扩大了，将知识运用到各种不同的事情之中。
佛教的传入
也正是这个时候，佛教传入了中国。关于佛教传入一事，见于《后汉书》中光武帝之子楚王英的传记和《西域传》。《后汉书》大部分是后来刘宋时期编纂的，不知道这部书是根据什么写成。现存的书籍中，在《后汉书》之前记载佛教传入的，是东晋成书的袁宏《后汉纪》。在汉代就记载了这件事的大概是牟子。他们记载是同一件事，即汉明帝梦见金人，召群臣解梦。在佛教传入后，最先信奉的是楚王英。明帝时楚王英因为犯了过错自杀身亡。明帝知道英信奉佛教，在下赐给英的诏敕中，还专门提到楚王崇尚浮屠之仁祠，故归还他献上的缣帛，以助伊蒲塞（优婆塞）桑门之盛馔。似乎佛教已在王族间广泛传播。《牟子》记载，汉明帝在为自己建造的陵墓上画了佛像。虽然《牟子》等书往往有误传，现已无从考证究竟有多少内容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佛教已相当流行。张衡在《西京赋》中也曾提到“桑门”一词，还将其与“展季”（柳下惠）并列，合称“桑门展季”。由此可见，早期佛教僧人是严守戒律、行仪端美的。总之，在某一方面，与经学相对的纬书出现了，从而满足了当时对知识的欲望；到了东汉，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外国学问传入的机遇，佛教逐渐传入。东汉末年经文也渐渐被翻译出来。这些从某些方面说，是武帝繁荣学术，开通与西域地区的交通，开辟新知识传播的道路的结果。
学术兴盛的功罪
上述学术兴盛结果，如果往坏的方向加以利用，就会出现王莽那样夺取天下的人；若是往善的方向加以利用，也有像汉光武帝那样以之为利器安定天下的人。当然，王莽之乱是天下学术过度兴盛引起的中毒，但它也有作用好的地方。因此，很难轻易去说学术与社会治乱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皇后中间学问盛行，结果是以学问过分粉饰其行为。《读通鉴论》卷七谈论这种作伪时说，明德马皇后以学问粉饰其行为，虽然想对外戚施以种种恩惠，却装作讨厌施恩的样子，实际上后来的天子都对外戚施恩。但东汉的外戚不能像西汉的外戚那样放纵，关于东汉皇后从事学问的效果，王夫之的观点有点太过严苛。
帝王行为的变化
说起两汉的差异，帝王的行为也显著不同。不仅天子，就连寻常士大夫的行为也有不同，只不过其表现并不如天子那般明显罢了。关于天子的行为，差别相当明显。大抵说来，西汉的天子只要是有学识的，多少都有些随便。像武帝那样的人，对待大臣也很怠慢，会见大臣时常常是箕踞而坐，但对汲黯例外。总之在礼仪上比较粗疏。后来的汉宣帝非常聪明，但年轻时喜欢游侠，会斗鸡、赛马。他深知歹徒藏于民间，也清楚官吏的得失。日本的水户义公就属于这类人。宣帝的皇太子（元帝）好儒教，而宣帝认为仅凭这个是无法搞好政治的。后来，从汉元帝开始，有了天子的风度。他擅长艺能，精通音律和书法，有的甚至能够自行谱曲。此外，他也好儒教经学，处事稳重。不过也有人认为因此导致了外戚专权的局面。接下来是成帝，他的行为有很多矛盾。据《汉书·成帝纪·赞》，班固由于父亲班彪的姑姑班婕妤在后宫侍奉天子，十分了解宫中的事，他说汉成帝善加修饰自己的仪容，其举止做派都相当有天子的风范。汉成帝乘车时坐得笔直，不左顾右盼；说话时缓慢有力，也不以手指物；临朝时不说多余的话，尊严若神。并且他也好读书，做事严谨认真。然而，另一方面汉成帝又喜欢做不良少年之事。这在《汉书·谷永传》中有记载。谷永多次上奏向成帝进谏。其中说汉成帝常常不顾万乘至尊的身份，喜欢民间的一些俗事。比如他讨厌天子的尊号，喜欢匹夫卑贱的名字。当时他喜欢微服出行，乐于让别人用张公子、富平侯家人等名字称呼自己。此外，他还时常召集一些行为不轨的少年，同他们一起饮酒作乐，而宫中侍卫总是守着一座空宫。因此，谷永屡次进谏，恐汉成帝这样下去会有不测。然后，汉成帝也十分聪明，他看穿了谷永进谏的目的，那就是外戚王氏家族被封侯者甚多，享尽各种荣华富贵，然而，他们若想争权，就必须常常针砭天子，使其依赖外戚，这样看来，谷永也正是为了讨好外戚才频繁上奏天子的。这样，即使他说的是良善之言，也不会被听取。由此可见，西汉时一方面学术兴盛，表面上天子、宰相没有理由行仪不好，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这是西汉的贵族风气。但是，到了东汉，情况便截然不同了。汉光武帝没有汉宣帝、汉成帝那样的不良倾向。而汉明帝也因皇后贤明，几乎没有做过有失礼仪的事情。此外，东汉的天子大多短命，他们中活到三十岁的也是少数，还未等到因厌烦繁文缛节而胡作非为的时候便已驾崩。这样，东汉的宫廷自然没有大的动荡，十分平静。王室家族谨慎节制，一般士大夫家族也就不会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