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划分
兹所谓中古，大体指东汉末期至唐朝末年。这一阶段，从古代延续而来的中国文化在达到成熟后，逐步因自身文化中的毒素产生的一种分解作用而趋于瓦解，其彻底瓦解大体是在东晋时期。而后，因为本国新生的文化和从外国传入的文化，一种新文化出现了。在这一新文化渐趋成熟后又再次在南北朝时期与唐代末年之间分解和崩坏。由是观之，中国中古时期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这次授课就将从第一时期讲起。不过，为阐明自上古延续而来的文化是如何形成的，现有必要先对两汉时期的整体概况做一阐释说明。
汉武帝的国政改革
西汉时代，社会状态的显著变化，是在汉武帝以后发生的。在武帝之前，所有的社会状态是自然地萌生、发展而来的，为政者有目的地加以人为改变的情况几乎不存在。过去，在战国等时代，在各自分立的国家，虽然考虑过进行人为的改变，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几乎没有这种事。即使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也只是考虑天子统治如此大国的手段。考虑这一点是在汉武帝时代。这既因为武帝雄才大略，又因为当时人才辈出，政治、经济上都由于各色天才人物而提出了新方法。且由于汉武帝治世时间较长，政策得以延续，最终结出丰硕的成果。
汉武帝的财政政策
武帝一代尤其在应对外敌的政策上做了很多考虑，为了寻找每年军费的财源而煞费苦心。《汉书·食货志》载，“国用饶给，民不益赋”。此“国用”，指的是国家的岁出岁入，有别于人民的财富。《汉书》关于武帝穷兵黩武、奢侈无度、国中空虚的记述比比皆是，户数人口因此一度剧烈减少。但国家毕竟没有向人民增税，事实上，国家是通过调整国中物产和租税融通的方式来增加政府的岁入的。均输、平准的政策使货物流通加快，因此即便中国国土广阔，租税被运费抵消的情况也不会发生。中国国土如此广阔，货物运费当然高昂。武帝征云南，向云南运送大米，每三十石最终只有一石能抵达。均输、平准的方法，则使货物能用最低的运费送到任意地方。这就是《食货志》所谓“国用饶给，民不益赋”的原因。
汉武帝殁后的紧缩财政与财富余裕的产生
但无论如何，武帝一代把前述之流通收益充作国家之费用。武帝死后，霍光摄政。他努力节省军费和其他费用，即罢兵、少兴土木，人民渐渐富裕起来。当然，武帝政策的一部分被废除，如酒的专卖等，但武帝的重要政策并未废除。盐铁专卖此后依然延续，元帝时中止了三年，后来又恢复如初。收入来源如旧，但支出上的节约，使无论政府还是人民生活都有了财富上的余裕。战乱绵延之后的平和时期，经常会出现财富上的绰有余裕。日本在丰成秀吉到德川家三代前后便是这样。战乱时代，常常需要为不知何时爆发的战乱作非常的准备，并非急需的费用都被节约下来，一旦进入平和时期，节约依旧，但支出减少了。
奢侈现象的增加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汉代自霍光执政时期就已有大量财富结余。不过，过剩的财富也成了后来奢靡之风的温床。据《汉书·霍光传》，霍光本人为人谨慎，凡事秉持节俭主义。但其家人却与霍光的节俭之风大相径庭。譬如其子霍禹就挥霍无度，生活异常奢靡。其妻亦好奢侈之风，所乘车座褥垫是刺绣而成，乘舆上更是镶镀黄金，车轮则用皮革柳絮包裹以防颠簸。不仅霍家这样的上流人家铺张浪费，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异常铺张，更不用提天子一族的奢侈了。汉成帝宠妃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就是穷奢极欲的典例。据《汉书·外戚传》，赵合德所居昭阳舍，中庭施以彤朱，殿上涂以髹漆，而门槛上更是包铜镏金，并以大理石制成台阶。就连墙壁上也都镶嵌黄金图饰，以玉石、珍珠、孔雀翎点缀。《文选》收录的班固《西都赋》也对昭阳舍的美丽大书特书。
宣帝时代工艺的进步
到了汉宣帝时代，所有工艺都有了进步，《汉书·宣帝纪·赞》对之有所记述。汉武帝进行大规模国政改革后，宣帝时代控制所有民政开支，方方面面都在缩紧，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注意民政的时代。同时，精通时政、法理、文学的人才不断涌现，技巧、工匠、器械在汉宣帝时代也取得了较大进步。虽然汉宣帝以后的汉元帝时代大行奢侈之风，但这一时期技巧、工匠、器械却不及汉宣帝时代。最近在平壤出土的各种遗物中，年代最为久远的就是霍光、汉宣帝时期的。宣帝时代的器物很多，在工艺上也达到了顶峰。当然，在此之后也有几次达到了这种程度，但比较起来，宣帝时代的进步深入民间，这是值得注意的。
昭帝时代的奢侈现象
《盐铁论》对当时的奢靡之风有详细记载。它的《散不足》篇列举了大量汉武帝前后诸方面的差异，对比武帝之前和之后的衣食住、器物，特别是食器，马具、车舆等。过去的谷物、野菜、瓜果，不到时令不吃。捕捉鸟兽鱼鳖也有一定的时期。如今饮食变得奢侈，变着花样来吃。吃鹿要吃鹿崽，吃蛋要吃将要孵化成雏的，还吃尚在胎中的羊崽、猪崽等动物。野菜也不按时节食用。在居住方面也与过去不同，富人对住宅加以各种装饰。器物方面，过去有种种规定，逾制者不得出售，如今不是以实用而是以装饰为主。各种器物色彩斑斓，衣服也绣成五颜六色。娱乐也是花样百出，例如教野兽学艺，斗虎、驯马以为杂耍。服饰方面，富人不用说是穿锦着绣，轻罗薄纱，中等人家也穿白绢、薄纱、锦等。老百姓满不在乎地穿得像后妃一样。
除此之外，该文还谈到乘舆、马具等各种物事，其中有的器物与在平壤发掘出的相同，这很有意思，例如银口、金耳等物。这样的东西是富人使用的，而中产之家也用玉器、纻器（在木胎表面裱上麻布后涂漆而制成的漆器）、金错蜀杯（金错，是在物体表面镶金。多出于蜀，平壤也有出土）。即使是当时，这些装饰精美的器物，价格也是普通铜制品的十倍。总之，当时的人喜爱价值高昂的东西。因此《盐铁论》的作者说：“箕子之讥，始在天子，今在匹夫。”读《散不足》篇，可以看到汉代中期庶民生活的奢靡。祭祀山川是天子之事，但如今富人、中产之家、贫者都在祭祀时召集艺人游乐。如此这般的奢侈流行之事，该文都有记述。
宣帝时代的奢侈现象
奢侈之风在霍光执政期间，即汉昭帝时代就已存在。到了汉宣帝时代，由于制作工艺上的进步，相关费用变得巨大无比。这一点反映在贡禹的上书中。贡禹也说武帝以前文帝时代左右生活朴素，但近年奢侈之风大行。当时在衣服方面，齐地即山东有三服官，各有工人数千。蜀的广汉地区制作金银器物，一年的费用是五百万，这里的五百万指的是当时的五铢钱。还有三工官，《汉书》的注释中对它有不同说法，或以为是地方的工官，或以为是附属于中央政府的工官，总之三工官每官花费五千万。从当时的物价看，这些费用是极大的。他说东、西织室也是如此。他又去过东宫，见到天子赏赐的杯案，全都用图案金银装饰，不是应该赐给臣下的。若再加上东宫的花费，支出一定十分庞大。另一方面，是非常贫困的人民，二者的贫富差距无以复加。有些诸侯妻妾多达数百人，而有的富豪和官吏豢养歌伎数十人。另外，这一时期已开始流行厚葬，死后尸身覆金。奢侈之风遍及普通人也就是当然的了，就是说，武帝改易财政政策的结果是，数十年间从天子到百姓奢侈之风盛行。这些是经济产出繁多的结果。正如王安石的财政政策施行数十年后，导致了宋徽宗时期的财富剧增。
两汉奢侈的差异
这种奢侈之风一直延续到了东汉时期。其间一度有王莽的骚乱。王莽的朝代持续了约十五年，其中真正的骚乱期约十年。此后，汉朝天子的政策便与之前有了很大不同，开始十分注重紧缩财政开支。但是，一般民众因富裕而奢侈并无太大改变，只是不像西汉时那样过分而已。这些都充分反映在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中。总之，西汉的奢靡之气相当严重，而东汉的奢侈用学问道德来粉饰，不再像西汉那样毫无理由了。比如，在建都上两汉就有着较大差别。西汉在营建都城长安时，力图繁华壮丽，使它在财富上凌驾于中国各地之上。为实行重本轻末的统治政策，将战国以来的豪族集中到长安附近。建造陵墓时也在附近规划营建城市，安置这些豪强。这样不仅长安城内市街繁华，而且附近居住的豪强也都很富，使之更上一层。这是长安城盛行奢侈之风的原因之一。长安城建在平原上，附近住着富豪，交通便利。洛阳城与之相反，位于山间狭窄的土地上，都市的风气也不同，但东汉时它的工艺也很发达，这是很清楚的。据《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当时这里制造从前代延续下来的蜀汉地区的釦器；御府尚方，即官立的工艺品制作工场也很兴盛。东汉的皇后等世读诗书，崇尚道德名誉，邓皇后禁止进献奢靡的器物。
东汉奢侈的状况
那么，东汉的奢侈是怎样的呢？正如西汉有《盐铁论》一样，东汉也有王符的《潜夫论·浮侈》篇对当时的情景做了详细记载。王符是东汉中后期的人，他说道：“现洛阳的浮末者（因为以农业为本，所以称工商业者为浮末）十倍于农夫，而游手好闲者又十倍于浮末。”这个数字即便不尽准确，也多少展示了几分真相。另外，他还提到这些人或图谋坏事，或热衷赌博。当时洛阳城流行射弹丸（即一种用弓射弹丸的游戏），有许多人便在腰间别上弹弓四处闲逛。此外，还流行做竹簧（竹笛）等。游戏在玩的过程中需要撕掉许多上等的丝绸。特别是当时社会盛行的巫祝等活动也需要撕毁各色各类的丝绸。不仅贵族阶层生活奢侈，就连奴婢、小妾的服装也非常骄奢。王符还说：“箕子所唏，今在仆妾。”富人以上竞相奢侈，贫者以不如人为耻，为一餐之食破一生之产。当时的葬俗也很奢侈，过去棺椁用的是本地出产的木材，现在则使用南方出产的櫲樟楩楠，这些木材产自长江流域，经过淮海、黄河进入洛水，运输非常麻烦。对这些木材加以雕刻，饰以黄金，做成沉重巨大的棺椁。它们被向东送到乐浪，向西送到敦煌。都城中的贵族、郡县中的豪强，生前极养，死后崇丧。随葬珍宝、土偶、车马之类，构筑大冢，广种松柏，建立祠堂。遇有宠臣、贵戚、州郡的世家下葬，小吏往来奔走馈赠礼物，为做好接待的准备而极尽华美。这些事搅扰他人，因为贫富的悬殊，有些人被任意驱使。由此看来，东汉时民间的奢侈之风与西汉时没有大的差别。
贫富的差距与知识阶层的烦恼
这样的结果是贫富非常不均。仲长统在《昌言》（载于《后汉书·仲长统传》）的《理乱》《损益》篇说明了这种不均带来的弊害。仲长统是东汉末年的人，在曹操强盛时曾做过他的幕僚。他论说当时的弊害，关于富人的奢侈，所言大体与王符相同，其中尤其令人感到痛切的弊害是，知识阶层的人多少要砥砺品行、保有体面，但非常困难。也就是说，尽管他们为官治民需要相当的生活费用，但不节俭会被说成无德，因此不得不过极度节俭的生活，十分困苦。担任公职的人，要被强制遵守道德，过节俭的生活。没有职务的人，则存钱花钱都没有限制，也不受非难。这是东汉时代其他原因造成的，不单是因为贫富悬殊。后来，这一点成为汉代从道德而引起文化崩坏的原因。《昌言》的这些观点，阅读时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