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及其政治
王莽在位仅十五年便因叛乱而败亡。此时各地盗贼蜂起，但汉的德泽似乎仍残存于百姓中，因此取汉姓名的盗贼众多。其中有假冒者，也有真正的汉室后裔。其结果是，汉的后裔，东汉光武帝，再一次统一全国。在此之前，已有更始帝（刘玄）被立为汉天子，又有刘盆子被赤眉军拥立。二人虽被称为“盗贼”，但也是被一种势力拥立的，因缺乏统御的力量而失败。此二人得到拥立之前，王莽政权已被乱民所灭，由于这二人未平天下，更始的部下，光武兄弟刘縯、刘秀崛起。其中，兄长刘縯，开始投身判乱势力时颇有人望，像汉高祖那样有游侠风气。弟弟刘秀为人谨直，刘縯常自比为汉高祖兄弟而耻笑其弟。然而刘縯因锋芒毕露而失败，光武获得成功。与汉高祖不同，光武帝刘秀是治学之人，通晓《尚书》等。但他也不是志向特别远大的人，如果生于太平盛世，大概会甘于做普通的事，作为一名廉吏结束一生。刘秀曾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他本想成为一个皇宫警卫，手执棍棒威严肃立。总之，与汉高祖相比他更有修养，但没有作为英雄的修养。起初他不过一介良民，经过一番磨砺，因环境造就而成为英雄。
在起兵之初，他的兄长富于豪杰气概，人们都因无法预测其行动而自危。同时期发兵的光武的跟从者却都感到安心。这自然成为一个造就英雄的环境。起兵之时，他作为汉室后裔，深孚众望。与王莽的军队接战，己方作为乌合之众，一旦战败有溃亡之虞，但由于拼死奋战，大胜王莽军队，因此大获人心。汉高祖自己常常打败仗，但是擅长用人。光武帝则既会用人，又能打胜仗。这是因为有年轻时的修养。高祖用人，即使性格无赖的人也可凭技能而受任用。光武帝则多用与自己同样有修养的读书人。高祖自起兵入关中起就作统一天下的考虑。光武帝则逐步扩张领土，顺势而为，最后应运统一天下。高祖是出了名的不讲规矩，辱骂儒生，不讲礼仪，叔孙通定礼法之后，才知道自己地位的尊贵。而光武帝一开始便有修养，这也与他之前的更始帝、刘盆子等农家子相反。当他进入洛阳时，由于随他进城的属吏都行仪严整，百姓们几乎喜极而泣，说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高祖完全是创业型君主，而光武帝则是创业、守成兼有几分的君主。二人在平定动乱后制定制度的方法上差异最大。高祖靠多杀功臣平定天下，当然，这与功臣的为人有关。高祖的功臣多是自六国时期以来已充分施展了其才力、带有几分无赖作风的人。而光武帝的功臣多为有学问的谨直之人。不将政权交给功臣，同时尽力保全他们，这也是光武经过细致考虑而采取的方针。在功臣中，有“中兴二十八将”。二十八这个数字，根据当时的迷信思想，正与天上的二十八星宿相应。光武帝把这些人封于各地，给予厚禄，不令其参与政治，而政治完全交给负责执行实际事务的人。尽管设有“三公”，但西汉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是不理政事的。而光武帝设置的“三公”参谋政事，但天子掌握实权，可以说统筹了三公权力。开国英雄等人则多难以忍受，被封诸侯、做三公仅有一部分人，大部分人选择避嫌。不参与政治，危险就少，也不会有企图谋反的嫌疑。把功臣与政治分离，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较好的制度。《后汉书》关于二十八将的评论十分有名，对后世深有影响，连日本也有引用。如《神皇正统记》谈及建武中兴的失败时，就引以为例，赞赏光武帝的做法。
后来五胡十六国之时，石勒曾将汉高祖与光武帝进行比较。他说如果遇到汉高祖就要做他的臣子，如果遇到光武帝就要与之较量，这是由石勒自身的情况所决定的。石勒有无赖的游侠气概，因此有轻蔑为人谨直的光武帝的倾向。而高祖与光武帝的差别也有时代的原因。光武帝是汉朝经过两百余年的太平，学问趋于昌盛，在一定程度上进入文化时代后才出现的英雄。他没有像王莽那样过度利用文化，他恰恰是当时具有普通程度知识的人物之一，因而他与高祖不同。在利用当时文化这一点上，王莽通晓一些深刻的知识，又有学者向他提供知识，他将当时流行的谶语利用得恰到好处，却见不到有迹象证明他自身相信这些。而我们可以时常看到证据表明，对于谶纬，光武帝虽然并不完全相信，但大体上是信的。也就是说，王莽掌握当时最高的学问，借伪造谶语一时取得天下。但由于有过分迷信这些谶纬的人，反而利用伪造的谶的结果，把天下一同夺走。按照汉代五行学说，汉天子居火德，这在王莽时期已明确告知天下。王莽以自己为土德，将汉定为火德。光武帝全盘接受其理论，以为刘氏居火德，此后汉又继续统治了一百多年。掌握着当时最高知识的人企图蒙骗世人，最终反被受骗的正直者夺走天下。在中国这类事情时有发生。
外戚、宦官之祸
光武帝至明帝两代，政治上非常安定。明帝也是个明察之君。鉴于西汉的衰亡，光武帝和明帝都十分提防外戚篡夺。因此对光武帝的阴皇后家、明帝的马皇后家，都没有给予权力。而皇后自身也不给自己的同族谋求权力。王夫之认为，马皇后实际上想给自己的族人谋求权力，但表面上予以压抑，这样的说法未免失之严苛。东汉以后，令人困扰的是天子短命的问题。光武帝享年六十二岁，明帝四十八岁，算是长命的天子。此后的君主，普遍在二三十岁就过世，即使天下太平也常有此事。日本的藤原时代便是如此。这成为权力下移的症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明，多半是因为将天子的养育委托给妇人，天子长大后居处周围也尽是妇女。
因此，第三代的章帝以后，汉的政权重归外戚手中。其中势力较大的是窦氏、梁氏。外戚跋扈，挟持年幼天子和其母后以弄权。天子长大后嫌恶外戚专横，想夺得权力。为此天子只能从被外戚包围的人中，寻找可以相谈的助力，这样的人往往是最亲近皇帝的宦官。最初从窦氏手中夺取政权时，天子合作的对象是宦官中较好的郑众，因此没有遗留后患。宦官可获封高爵，并且封侯，就是始于此时。梁氏时，皇帝年轻，因为正统绝嗣，旁系入嗣承继大统，以致拥立者专权。梁氏极其跋扈，此时与皇帝合谋夺权的也是宦官，即五名中常侍。后来灭梁氏，五人皆被封侯。由此一来，中常侍的人数增加，从桓帝到灵帝期间，被称为十常侍时代。这是政权全归宦官的时代。当然这时的宦官并不像《廿二史札记》所说的那样都是坏人。从郑众起，也有一些好人，甚至有对中国文化功绩卓越的蔡伦。蔡伦是今天制纸的鼻祖，“纸”本指帛，蔡伦造纸后，才指今天的纸。宦官中也有人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秦始皇时，赵高编写字典，就是另一个例子。
一般认为宦官兴盛会产生极大的危害，其主要原因是宦官封侯，官位显要。封侯的宦官，会因一代而亡而惋惜，若欲立后嗣，就需要讨他人之子为后继者。其中更奇怪的是蓄女的行为。这是宦官令人费解的行为之一。宦官假有子嗣、聚敛财富的手段也极其恶劣。此时有臭名昭著的宦官侯览等，强夺他人宅地三百八十余处，自建邸宅十六处，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己造墓，高度、宽度均达百尺。后来的宦官更是如此。当东汉末年发生动乱、皇帝宫殿被烧时，宦官邸宅常充作皇帝行所，宦官预先建好的墓，被充作遭废立的天子的墓，可见其僭越的程度。宦官的兄弟等皆为高官、地方官，在地方横征暴敛，把强夺人民的财产视为平常事，这些就是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外戚也非常专横，他们往往是以一人一家为单位，如梁冀等人被抄家时，据说发现他积攒了几亿金，而这还只是一个家族而已。宦官人数众多，其子弟亲属也无恶不作。而灭掉一家外戚，便使一处的毒害波及全国。东汉的政治，大体上只有初期值得称道，中期开始有腐败之弊，宦官的跋扈，更加速了腐败扩散。当时政治就这样被外戚、宦官轮番把持。即使中央也没有机关能抑制其专横。光武中兴以后，即使宰相也得不到权力，加上皇帝总揽大权，如遇光武帝、章帝这样的明君先后在位，自然安然无事，若皇帝幼小而昏愚，政权自然转移到君侧之人手中，外部的力量无法抑制。
名节与“党锢”
汉时官吏出身大体上分荐举与征辟两种，且都以人望为依据。前者是由民间特别举荐有学问德行者或有名望的官吏；后者是由皇帝或地方官直接征召并登用。由于宦官专权，当时登用的人多与宦官往来密切，人为制造人望的现象也就开始了。西汉宣帝时所谓“良吏二千石”，此时也与中央政府中极其横暴者沆瀣一气。但此时社会上存在着足以抵抗这些加速东汉灭亡的人的力量，即当时的名士。于是其后党狱和党禁事件大兴。本来桓帝即位之初，急于任用其师周福。但在周福的乡里有比他更有人望的人存在，于是两家势同水火，门下互相诽谤，引发党论。这也是因为东汉普及教育，民间文化进步的结果。另外则是因为国民富裕，结果接受教育的人众多，求学于大学者增多。
东汉一代尊崇名节。西汉末年有学问者向王莽献媚，加入其麾下的很多，东汉时则多有不愿俯身折节者。这是因为自光武帝开始就奖励尊重名节的风气。光武帝想任用卑微时的友人严子陵，严子陵拒绝，皇帝待之如故，同床就寝时，他甚至以足抵皇帝之腹。光武帝曾问他自己比过去如何，答曰：稍胜以前。皇帝既宽容，又不惜奖励名节之士，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明帝以后没有谁再这样做。《廿二史札记》中注意到，东汉重名节其实是游侠刺客之风的残余导致的。尊重名节的原因显然不只如此，但这也是其中之一。汉初的游侠，对男性来说是一种磨砺，西汉末游侠消失，盗贼兴起。只是游侠的风气并未完全消失。最近有人认为游侠之风源自墨子的思想。实际上，战国以后普通百姓多有此风。武帝以后，学问统一，学问仅限于儒学。游侠的风气并不是消失无余，而是汇入到儒学之中。一些非常极端的事也因此而生。东汉的人为博得名誉，为人之所难，由此演变成一种风气。这样的事例《廿二史札记》中列举了许多。当时上司与属官之间如同君臣，下属为上司披肝沥胆，为救上司之祸毫不顾惜其身，为上司治丧的礼仪与对父母相同。当时习惯用礼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不合理的事情。此时还流行把自己的爵位让给兄弟。这或许是受《论语》中伯夷、叔齐的影响。也有在无人可让时才自己接受的事例。总之，当时盛行这类讲求名誉的风气。为别人报仇也很流行，这与游侠刺客的风格完全一致。针对这些事，《廿二史札记》评论说，因为朋友之私而舍弃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身体，是错误的。总之，当时人们已是在不合常理地博取名誉。这也是学问普及，效仿古人的结果。随着学问的普及，那些与游侠作风相近的东西也广为传播，这不仅仅是光武帝政策的结果，而是这种风气蔓延的结果。随着学问的普及，民间也开始重视礼仪。儒学的礼仪也不再局限于学问上，而被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并非富人的普通百姓也有做学问的余地，又出现了重视名节的富豪。王莽的政策并不彻底，自西汉以来豪族势力逐渐扩张的趋势没有得到抑制。到东汉时，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这些人对其家族感到自豪，又讲究礼仪。此时宦官专权，地方荒废，虽有附势者，但反抗气氛也强盛。当时重名节者争相反抗，各种议论喧声震耳。东汉宦官为害之大超过了任何时代，而东汉士人对宦官的抵制也是其他时代所无的。这也是学问普及，一般人磨砺名节的风气的结果。
作为其结果，党狱、党禁之事兴起。这是宦官对抗名节之士的策略。先冠以党派之名加以禁锢，后来再将其杀害。汉末名士以能入党禁而显扬其名。其中最有名的是李膺、范滂。李膺遭党禁时，有人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入李膺门下，未能入其党者甚至因不平而罢官归乡。当时很多人都希望成为党人而扬名。张俭为逃避禁锢而流亡，有人不顾自家破灭也要藏匿张俭。简而言之，围绕中央的专权者与民间知识阶层的对抗引起了汉末的动乱。动乱兴起后，宦官被名士所杀。正如取出蚀木之虫也会使树木枯萎一样，去除了围绕在皇帝周围的宦官也导致了汉室灭亡。这些名士中也有一些明哲保身的人物，回避过分激烈的事，稳妥地保全其身，务求免祸。但这样的人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舍身以求名，都卷入争乱的旋涡。《廿二史札记》说，过去认为衰世重名节。如果气节随时代而丧失，其世更衰。东汉时还有抵抗作恶者的力量。这是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结果。当然其初衷并非如此，而是考虑到有学识者在民间游荡是很危险的事，因而采取让他做官的方针。对此，司马迁等人评论说，奖励学问反而导致坚守节义的学者消失。这是因为在当时治学的人少，仅限于某些优秀的人物，这导致其不能守节。其结果是学者是为当官而做学问，致力于谄媚中央掌权者。至东汉时，做学问的人数增加，原来所具有的各学问的系统和气氛，都汇入儒学当中，游侠的风气亦归入儒学，于是尊重名誉的风气盛行，导致了士人与宦官的冲突，这是骚乱的原因。但这种骚乱绝不是坏的，中央有恶人，却无力抑制，因此借舆论来抑制。这是中国自上古以来形成的文化之力普及到普通人中间的时代。
之后各种变化兴起，其结果是周末以来的文化成果普及至全体百姓中。当然其中并不是没有反动的思想。近年有人引东汉仲长统的诗句“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裂风雅”为例，认为魏晋六朝流行的清谈等打破名教的思想在东汉末就已经出现了。但这只是少数人，不能代表一般的风气。明哲保身也并非一般风气。行难行之事，好名节，才是当时的一般风气。这不同于奖励儒学的初衷，但这里完全体现出儒学教育的真正结果。由文化观之，中国自上古发展而来的文化自此可谓告一段落，中国上古史也在此收束。
东汉时代的对外关系
东汉时的要事是对外关系。东汉没有西汉武帝那样高瞻远瞩的君王。但是，西汉以来的威力继续发挥着作用。王莽固然以浮夸妄想招致败亡，但其国家威势依旧留有影响。光武帝时采取不与外国发生关系的方针，而南北匈奴之争使匈奴不得不与汉发生关系。有名的窦宪征伐匈奴，勒石燕然，班固为之作铭，深入边塞三千余里。自此匈奴式微，北方太平。东汉中期西域也发生了种种事件。班超作为西域长史，因仰慕西汉末年傅介子轻车简从，出使西域诸国，使其归附的故事，于是率少数随从，进入西域，平定诸国。此事仍是仰仗武帝以来的汉之威势。班超之时，甘英西行，自安息至条支，抵达海滨。此海大概是地中海，也有人认为是波斯湾，乃至黎轩（白鸟库吉博士认为是亚历山大港）。汉武帝时其影响范围止于中亚，而无疑东汉甘英更向西行进，抵达海滨。之后中国与西方进行文化交通的道路得到了开发。从此中国艺术也得以吸收西域元素。今日的存世器物中，也有不少在模样和制作上带有西域风，而并未局限于三代以来中国的传统风格。班超年迈，故其子班勇进驻西域。直到中期为止，我们所知的东汉与西域关系，大体如上所述，其后则不太明了。近年发现的龟兹将军刘平国的摩崖碑，时代在班勇以后。因此，班勇以后西域仍有通晓汉文的人。但西域与汉的从属关系尚且不明。
这一时代最著名的事件，是明帝时佛教的传入。有人认为佛教此前即已传入，这是不准确的。光武帝末年至明帝初年，汉与四方诸国一度断绝的交通往来才重新恢复。光武帝末年，日本岛的倭奴曾与汉往来。博多志贺岛出土的倭奴国王印就是那时的东西。王莽之时一度断绝的对外关系得到恢复，而佛教传入也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当时，明帝的兄弟楚王英很快便信奉佛教。此后慢慢传播开来，但人们只是将佛教当作夷狄之咒术，不知佛教的真义。东汉张衡《二京赋》中已出现了“桑门”一词，恐怕是指东汉中期在京城活动的僧人，他们依据传自外国的法术，过着一种异样的生活。若说此时已开始翻译佛经，此言不确。有人说此时已翻译了《四十二章经》，但现在存世的《四十二章经》并没有当时翻译的。翻译佛经是东汉末以后出现的，这是由社会形势决定的。印度之所以盛行佛教，是因为当时有很多诸侯贵族对它进行保护。耶稣教新教也是受到诸侯大力支持才兴起的，即便有平民基础，也需要借助贵族的力量才能流行。这一现象是对传统的统一教权的反动，是由新兴阶级推动的。东汉中叶时，中国仍未进入贵族时代，此时民间经学普及，而佛教这样面向贵族的宗教，不迎合时代，所以并未迅速传播。但从汉末到魏晋六朝时代，随着地方名族兴起，佛教逐渐兴盛。五胡十六国这样分裂为许多小国的时代，也使佛教的传播变得容易。
当时对外关系的情况大致如此。东汉对外国不像西汉那样注重政治上的统御力，而是用文化自然地影响周边。文化的传播刺激了各种族的自觉，使各种族开始思考自己的起源。在普及汉字、传播文化上，东汉的成就远胜西汉。东汉时代马援征伐安南后，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安南地区，汉末时，安南甚至有能用汉文著述的学者。西汉在政治上的权力普及周边，而东汉是文化普及四方的时代。文化的普及刺激了各种族的自觉。这是中国自上古以来的文化从中央向四方的扩展告一段落的时代。
附记
此处出版的《中国上古史》，是先父在京都大学讲授的“东洋史概说”课程的一部分。先父曾在大学多次讲述中国上古史，现在付梓的是大正十年（1921年）以后、大致是最后一次的授课内容。
《中国上古史》与预定另外刊行的《中国史学史》，先父生前都有出版的意愿，虽然有所准备，但最终没有结果。先父在讲课的时候，只准备了记有讲义大纲的卡片，没有预先写作原稿，因此后来准备著作成书时，开始征集几位听讲者的笔记，略加补充订正。大正十二年，我在做完胆囊手术后到有马温泉调养避暑，在两三个月里每天对本书做一点补订的工作。但这件先父生前具体要做的事情，结局也就是这样了。亨利·马伯乐教授[1]的《中国古代史》出版时，打算参考本书等著作，命我加以翻译。当译完一部分后，我从中得到了启示，虽然也说过要补写一些东西，但也都不了了之。昭和九年（1934年）在病床边侍奉先父的最后时刻，我问他《中国上古史》与《中国史学史》的出版意向，他说：“出版时当然需要本人改订，但如果实在不行，按照原稿也可以。”事实上，根据当时的病情，由先父改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后只有在上述听讲者的笔记上用朱笔所作的修改，以及授课时的讲义大纲等。那些笔记后面只有极少的字迹。
此书不得不作为先父的遗著出版，即便如此，笔记的文体因听讲者而各有不同，且文字没有全部订正的地方仍有很多，另外还有因文章过于简略导致读者难以理解的地方。对这些地方加以程度不同的补充修订是必要的。关于这件事，我求助了与先父同时在京都大学，听过中国上古史课程，且是我的恩师的小岛祐马博士。小岛博士慨然接受了这份麻烦的工作，这样本书有了最专业的校订者，后来我又向百忙之中的他提出了种种不情之请。经过小岛博士去年的校订工作，本书终于迎来了出版。文字的统一、段落的分割、内容的校正这类枝节的工作本来应该由我负责，但由于弘文堂督促甚急，未能假以时日，因此很不完善，这是本书的遗憾。
必须注意的是，先父的讲义原来不分章节，导致阅读困难，检索不便。后来虽然参照讲义的大纲试着增加章节标题，但也有不恰当的地方。此外，先父的修改往往记在本文以外的一栏，在后文又为应该补充说明的事项添加备忘录。但本书为了方便起见，已经将之放在正文中，或是采用注解的形式。尤其是注解部分，对听讲者以注解的形式做的笔记并不一定保持原样，不一一加以区别。
先父临终时，在枕边的包袱里存放着用钢笔疾书的三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声名百代梦中虚，富贵浮云久忽诸。只有寸心灰不尽，筐中一卷未成书。”如今此书问世，回忆起这些事情来感慨万千。同时，此书的出版受到小岛博士的极大帮助，在此必须深深表示感谢。
昭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内藤乾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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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伯乐（HenriMaspéro，1883—1945），法国著名汉学家。——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