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二帝时代
武帝之后是昭帝。昭帝年幼即位，由霍光和金日磾辅佐。霍光做事极为谨慎，因此受到了拔擢任用；金日磾从匈奴降附，为人正直，因而与霍光一道受武帝委托。金日磾在昭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其后的十三年间，霍光作为大将军一直辅佐在昭帝的左右，帮助他处理政务。从此大将军就成为辅相，其权力堪比丞相。这一时代承继武帝的内外着力扩张之后，需要紧缩调整。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对于这一点是有利的。所幸此时匈奴势力渐渐衰退，不需要进行外征，可以专门治理内政。于是当时省去始于武帝的种种税法，与民休息，又罢榷酤。当时《盐铁论》一书出现，这是一本臧否武帝新组织的税法的书。当时地方出身的贤良文学之士与推行新税法的桑弘羊之间的讨论也记载于其中。贤良之士认为新法不便，主张废止。桑弘羊则举其优势加以辩护。实际双方各有道理。此书是关于对汉代税法的议论的极其重要的资料。后来桑弘羊因为其他事而被杀害。主张维持新税法的人没有了，武帝时的新组织也废止了。上面的“其他事”，是指一场对霍光及新皇帝的阴谋。这一阴谋纯粹是统治者家庭的内斗。武帝的儿子中年长的燕王是昭帝之兄。最初，武帝废太子之后，燕王以为自己会被立为太子。结果武帝嫌恶其失德而不立，改为立昭帝。燕王的姊妹中最年长的长公主，与霍光不和。此外昭帝皇后的父亲上官桀等也一同策划阴谋。他们上书说霍光专权，疑有非常之事。霍光为人谨慎，故对此并未采取任何对策。幸好昭帝虽为年仅十四的少年，却非常聪明，看破了他们的阴谋，置之不理。于是又企图暗杀霍光，但因内情被泄露出去，燕王、长公主自杀，上官桀被杀，桑弘羊连坐被诛。昭帝在位十三年，刚过二十岁即早逝，霍光迎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即位。因其行为不检，霍光与当时主要的大臣一同上奏皇太后将其废黜。当时随昌邑王来的两百多臣下都被杀。历史上虽未明确记载，但可能是因为针对霍光策划阴谋。
其后宣帝即位。他是武帝时因谋反被杀的卫太子之孙。最初卫太子被杀时，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杀。只有他的孙子，即后来的宣帝，因年纪太小未被杀。宣帝长于民间，通晓民情，因昭帝无子，于是年满十八岁的他被迎立为天子。霍光因为在昭帝及宣帝初年辅佐幼主以及废昏君，事迹成为后世不论是德政还是失政的范本。特别是他废天子的事情，后人往往拿来与殷代伊尹废太甲之事相比较，以“伊霍”并称，后世废立之事往往援引为例。霍光在职二十年间，社会安定，四海无事。他死后，他的儿子企图反叛，被宣帝所杀。霍光虽然处事谨慎，但在大事上缺乏决断。《汉书》对他的评价中有“不学无术”的说法。历史上的实例说明，尽管霍光功劳很大，但无论对国还是对家的治理都不算成功，以致其后人受到如此残酷的处分。其过错之一，在昭帝时已有所表现。即昭帝已经成年且贤明，而霍光仍不肯交出权力。当时上奏者先将副本呈送霍光，霍光看过之后，才将正本上呈天子。宣帝时，对霍光的阴谋逐渐增多，处境的日益险恶，使霍光深具戒心。宣帝极其聪明，十八岁左右即位，但霍光仍未交出权力。宣帝由于是在不得志的环境中成长的，具有游侠的气质。也是因为他熟知民间事情，他认为天子不能仅注重行仪的风范。然而霍光是个极为谨慎正直的人，据说，宣帝即位，去参拜祖庙时，霍光作为骖乘，宣帝与霍光同乘一车，如芒刺在背。据说此事是导致霍光的后人被杀的开端。可见霍光也有未顾及的地方。宣帝在民间时，已与许氏订婚，即位后便遵守约定迎娶许氏。霍光的妻子想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后，而宣帝的婚约使她非常失望。她乘许氏分娩之际命令侍医将其毒死，于是将自己的女儿册立为皇后。宣帝还在民间时，比起了解霍光其人，更多的是从外面看到霍氏一族非常强盛、生活豪奢，由此心生不快。对霍光感到难以接近，也是由于一开始就反感霍氏一家。再加上此时发生了许皇后的事件。霍光起初不知毒死许氏的事情，知道后又不忍揭发妻子，在踌躇之间霍光死去。宣帝最初是想诛杀霍氏，由于他是很谨慎的人，所以先把霍氏一族在军中有职务的人都调离，让自己的心腹之臣取代，于是与霍氏发生冲突，霍光之子及其兄之子愤而作乱，全部被捕杀。
此后宣帝亲政，他既有一定的学问，又知道如何在民间施政，因此他不喜欢武帝时代那种以粉饰为主的儒家政治。因此大体上采用法家的学说，其政治专门实施彰显君权实效的举措。这一时代，不单纯是继承武帝政治之后的休养时代，而是相当紧缩的时代。用人的主要依据是才能，因此官吏都比较称职。他在民政上尤其用心，曾说“朕与良吏二千石共治天下”的话。“良吏二千石”是指地方官吏。当时地方官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好诉讼事务，并抑制地方豪强。其中，压制地方上有钱势大、为害人民的人是民政的主要任务。擅长处理此事的人在当时被称为循吏。循吏若有实绩，则加以拔擢甚至任命为宰相。宣帝初期任宰相的魏相、丙吉等人都是宣帝还未即位时的好友，也有为压制霍氏势力而登用的人，但都称职。魏相任宰相之后，废除了大臣上奏章先将副本呈递丞相的制度，改用汉初的办法，由丞相从中选出适当的奏章上奏天子。丙吉在宣帝身处民间时对他有恩，而宣帝即位后，他绝口不提以前对宣帝的恩情。宣帝通晓世情但也有残酷薄情之处，据说性格宽宏的丙吉可以补救宣帝的缺点。继之成为宰相的，是以循吏知名的黄霸。黄霸类似日本的大冈越前守，在明断曲直上有特殊的才能，擅断隐情。但他任宰相之后，声望不如任地方官时那样高。这是因为做宰相与做地方官的窍门有不同之处。做天子宰相，不一定需要知晓民间隐微、善于裁断的人物，而是需要以宰相的重要地位来抑制天子容易有的任性行为的人物。然而，黄霸在这方面并非得心应手，有被天子宠爱的倾向，而缺乏节义与深沉。但他绝非无能之人。黄霸运用自己做地方官时的经验，建常平仓以调节谷物价格，这成为后世中国民政长期相沿的重要制度（当然，武帝时就有常平仓，当时主要考虑的是为政府增加收入。然而黄霸的做法考虑的是使人民生活安定）。
宣帝中期以后用这些人做宰相，在民政方面做出了实绩，但是对宫中的管理力量逐渐衰弱，最终给汉代后期遗留祸根。最初，用魏相、丙吉为宰相，不是宣帝真正的方针，从地方官中举用有成绩者为宰相，才是其真正的方针。即用取得有目共睹的效果的人为相，而不是用不显眼的能纠正君主过错的人。天子自恃聪明，任用的多为自己信任的人。天子不信任宰相这样显要的大官，外戚宦官受宠信的趋势渐渐出现了。宣帝在世时，因为他聪明，宦官等唯命是从，如果君主在政治上并不贤明的话，受宠信者很可能坏事。秦始皇即为其例。法家自有法在，因此凭借实效而有好评的人不为所喜；那些从自己立场出发、不肯屈从天子或外戚的人，也总觉得被嫌恶。赵广汉这样出色的能吏，后来被宣帝所杀。当时官吏和百姓为他求情的很多。宣帝这类人，对民间声名好、人民为之不惜抵抗天子也要尽力袒护的人总是心怀不满。这往往是中国政治发生矛盾的地方。在民间有人望的人，不一定是为了中央的掌权者，想调和二者的关系是非常麻烦的。此时已出现了这种征兆。因此中国大多只有明君在位时管理有方，其后继者往往难以维持这种局面。并且过去得到抑制的弊害会突然发作，往往因此走向衰败引发暴乱。宣帝时所用的人物与武帝时不同。武帝对那些虽有缺点但有特殊技能的人，常破格任用，有过失则不加赦免地处罚。而宣帝多举用坚奉天子之命的谨直之人，他们对其事务极为忠实，不越常轨。这种政治上的风格，也与一般社会的状态是共通的。这是一个任何事情都紧缩的安定时代。
幸运的是对外国，这一方针当时也行得通。中国的历史学家都责备武帝，褒扬宣帝的对外消极政策，这是错误的。昭宣时代一般被当作是从古到今中国对外最有威力的时代。但这是由于武帝时，竭尽国力、财力与人力压服外敌的结果。中国虽然疲敝，但外敌则更早趋于疲敝。由此可知，昭宣时期的安定，完全是武帝政策的结果。昭帝时，对外只有诛杀楼兰王一件事，此外边疆没有其他事；宣帝时，匈奴疲敝，以至于内部分裂，五单于相互争斗，最后仅呼韩邪、郅支二单于残存。二人相互憎恶，呼韩邪败而降汉，郅支虽然起初在国内势力猖獗，但由于内斗，势力也自然衰弱，最后导致灭亡。呼韩邪降附，对匈奴势力而言是自汉初以来的一次非常大的挫折，因而汉朝全国上下大喜，并以诸侯王以上的礼遇优待他（当时此事已向四方宣传，十余年前，在归化城发掘出的砖刻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等字样）。此次匈奴降附发生在宣帝时期。其原因当然是武帝此前的征伐。此时又发生了居于甘肃地区的羌族的骚乱。赵充国并未采取大远征的对策，而用屯田以逸待劳的策略。其后，这一策略成为中国抵御外敌的经济政策的范本之一。蛮族的侵掠猖獗于一时，但不能持久，这样则以独力也可驱逐外敌。这些是对外敌侵略采取紧缩方针的例子。
武帝到宣帝之间，是西汉的全盛时代，其间人才辈出。这个时代的人物各有特色。荀悦所著《汉纪·宣帝纪·赞》已有论及。关于武帝时代的人物情况，前面已举《汉书·公孙弘传·赞》加以论述。总的来说，宣帝时的但人物与武帝时的人物相比有差异。武帝时既有缺点，但从才能上说属于天才的人很多。宣帝时的人物大多修养深厚，谨慎严肃，在不脱出世俗道德范围的情况下发挥其才能。这种情况部分是由宣帝的为人所造成的。武帝本是在贵族的环境下成长、接受教育且具有好奇心，但不通晓下情。而宣帝虽说是皇族，但从小在苦劳的环境中长大，通达下情。因此在选用人才时，武帝只从自己的喜好出发，根据其才能任用，而又轻易罢免。宣帝选人的习惯是，避免录用徒有其名而无实效者。当时社会环境逐渐稳定，民间良民与不逞之徒清楚地区分开来，不逞之徒如果能得到抑制，政令自然易行，因而侧重于提拔适合治理的人物。所以宣帝时的人物，能吏多于学者。正如张燧在《千百年眼》中所说，当时的人物多出自吏胥，而非学者。据其考证，汉代以后的宰相，大多不是功业显赫的人，而功业显著的人则多为吏胥出身。如赵广汉（河间郡吏）、尹翁归（河东狱吏）、张敞（太守卒吏）、王尊（涿郡书佐）等，这些多是宣帝时的人物。他们有可与大将、宰相并列而无愧色的功绩。他们少时即对法律颇有心得，擅长诉讼，熟知民间恶棍的内情。一旦拔为大官，由于深知人民受吏胥之害，可以巧妙地加以抑制。本来吏胥之流，如果放置在下级则才能无处发挥，往往只做坏事；一旦提拔至高位，这些人力求向上，便可以脱离当年的恶癖，发挥与公卿大夫同等的作用。张燧的言论，本为讽刺明朝末年的情况，与汉代的情况有多少契合之处，固然值得怀疑，但总有一些相符。宣帝时是汉代学问盛行的时期，但像宣帝那样，把施政重点放在实际的民政上，当然是由于他与吏胥出身的人更了解这些。这也是当时学者出身的人无处发挥的证据。
宣帝在位期间是中国历代中民生尤其安定的大治时期。这归功于他崇尚实效。宣帝认为汉采用的是和霸术交杂的政治。总之，大体上采取申商之说，即推行综核名实的政治。为此皇帝需要像宣帝那样通晓下情，并自己掌握实权。这非常困难，汉代也仅仅在宣帝这一代实现了。宣帝时，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元帝曾向宣帝谏言，称刑罚过于苛刻严酷。宣帝说：汉代的政治与霸术交杂（“霸王道杂之”），并非专行王道，招致汉的败亡的一定会是太子。
元、成二帝的为人与外戚、宦官的跋扈
元帝以后的皇帝大都在贵族环境中成长，没有宣帝那样深刻的经历。此外，外戚参与政治给汉代政权带来了重大危害。古之三代时，外戚参与政治的迹象全无。一个原因是记录不完备，后人无从知晓。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整体上实行贵族政治，没有出现以天子一人之意志决定政治的现象。秦始皇的独裁政治虽无弊害，但独裁政治下的天子若不够英明，大臣或外戚专制的局面在所难免。汉代惠帝时已有吕后引起的祸乱，文、景、武帝时，因天子有作为，未发生大臣及外戚专权的现象。当时外戚偶有参与政治而流于骄奢者，天子加以刑罚或诛杀。武帝深知其弊害，曾因为昭帝年幼而杀其母，因而没有外戚祸害。到霍光时，出现了大臣专权。但由于霍光为人正直谨慎，因而未引发弊害。宣帝死后，情况为之一变。宣帝时，由于天子英明，未引起祸乱，而此时登用的外戚，在元帝、成帝时，逐渐趋于跋扈。景帝后，汉朝削弱宗室之力，导致压制中央大臣及外戚的力量逐渐丧失。
除了外戚、大臣，危害中国政治的还有宦官。宦官的弊害从宣帝时已有萌芽，至元帝时正式出现。宦官专权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上的一种必然趋势。武帝时，有一技之长的人，不论出身，都被委任，使朝廷成为有才能的人的竞技场。宣帝时，则以权术加以约束，与这一权力伴生的，是宦官或外戚的专权，大臣的危害也由此产生。
元帝时，首先出现的是宦官与大臣的冲突。宣帝自己考虑到死后需要大臣来辅佐元帝，于是指定当时通晓学问、事务的萧望之作为辅政者。另一方面，宣帝之时宦官中弘恭、石显得到天子宠信。这两派在元帝时发生冲突。如王夫之等所说，中国政治上的朋党斗争起于元帝（《读通鉴论》）。元帝时实际参与政治的人成为两派，并且形成各自的势力团体。这是因为元帝缺乏英明果断的作风，不能制御朋党阋墙相争。这场斗争以大臣一方萧望之的败北结束，宦官派弘恭、石显取胜。由此开启中国政治上宦官跋扈的时代。王夫之认为元帝自身没有责任，但后来皇后王氏一族辅政，导致最后王莽篡汉。这被认为是外戚弊害最为惨重的一次。这是天子不作为的结果，元帝为人优柔寡断，刑罚中残酷的部分都被停用。从《汉书·元帝纪·赞》可以看出，此时皇帝的生活已经高度贵族化。据说元帝擅长才艺，精书法，好读书，通音乐，鼓琴吹洞箫，自度声曲，区分节度，穷极要妙。此时宰相多自学者中选用。政治上每有问题，皇帝、大臣都喜好引用经书，做出与之相合的判断，而不是做与情况切合的正确决策。幸运的是当时社会比较安定，得以无为而治。据《汉书》的“赞”记载，当时诏敕等文章浮华、主意稳妥，有古代天子的风范。但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政治上毫无做实事的能力。
接下来的成帝时期，温雅的学者风范流行，同时，不拘束的贵族风范也兴起。成帝相当有学问，喜好读书，甚至让汉宗室刘向进行整理书籍的工作。又《汉书》的“赞”中记载他讲究仪表，坐在车上笔直挺立，不左顾右盼，不快速说话，不自满，临朝渊默，尊严如神，有穆穆天子之容。当时大臣公卿等上书，引经书论天子失德时，他假装将之作为直言接受，表面很平和，而实际内心却不然。此外，成帝对妇女的态度很不符合礼仪，因美貌而被册封为皇后的赵飞燕以及被封为昭仪的其妹赵合德，都是卑贱的舞妓出身。此二人行为也有不检之处，成帝本身淫乱以致早死，因而没有子嗣。此人尽管外在以贵族风格为饰，而内在有与之不相符合的缺点。由于没有太子，外戚王氏大张势力，最终走向王莽篡汉的结局。然而民政方面延续了宣帝以来的状况，朝政的紊乱并未造成直接影响。正如日本王朝时代的藤原氏专权一样，地方官大体行政正直，也能较好治理民间。汉代从宣帝时起，地方官中的能吏与宰相之器全然有别。从此时起，朝廷内部紊乱，并未出现宰相之器，但地方官并未行恶政，民政自宣帝以后到元帝、成帝时期仍然正常运行，人民安堵如故。
王莽篡夺
成帝无子，因此立哀帝为嗣，此后立平帝。这时开始王莽的势力逐渐壮大。同时，学问普及，朝廷的政治、礼仪等均以经学为基准。王莽的阴谋也以当时流行的学问为基础。王莽在王氏一族中本来是势力最弱小的。成帝时代王氏一族的骄奢趋于极点时，王莽却如学者一般俭约，通晓人情，多施善行。这未必尽是伪善，王莽当时可能以此走完一生。然而，王氏一族的其他人无后，于是王莽成为首位。当时元帝的皇后王太后，成为几代朝廷的中心，而深得太后宠爱的王莽就是她的侄子。从此他的野心越来越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经学的发展有利于王莽得势是原因之一。此时普遍认为经学是孔子的思想，周公的政治成为模范，凡礼乐制度标榜周公的均获得好评，王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哀帝、平帝以来，天子年幼即位，因而需要辅佐的人。由于王莽身为外戚，且是大臣，可以像周公一样辅佐天子，尤其是在哀帝、平帝之后，更幼弱的孺子婴被立为君主，王莽于是开始摄政。这以当时流行的经学来思考是理所当然的事。根据经书的说法，当年周公辅佐成王，因而称王，王莽于是自称“摄皇帝”，以至于后来成为真正的皇帝。此时，刘歆在学问上给王莽的行动提供正当的依据。刘歆在当时的学问之上巧妙地加以附会，助王莽实现野心。而王莽即真皇帝之位时，诱使各方上书，在顺从舆望的美名下夺取汉朝天下。此时，王太后还在世，到了王莽篡位时，她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她怒斥王莽，称自己作为汉家的寡妇掌管汉家的天下，王莽受汉家恩典辅佐，反倒夺取天下，令人难以置信。但为时已晚，王莽胁迫王太后，夺取了天子印绶。由此，西汉末年，汉朝由于外戚干政以致一时失去天下，这是说明外戚政治弊害的典型案例。然而，政治上由于权力集中在帝室，既不像三代时那样有贵族势力加以牵制，也不像汉代初年，宗室强势，遇事可举兵平定。这就是全部权力集中于天子身上的结果：如果天子英明还可以维持，然而天子周围的人恣意专横，牵制的力量无法形成。权力集中于一处的危险，在西汉末年已经得到证明。
王莽与经术
正如古来的历史学家之言，王莽篡夺汉室，是汉朝制度造成的结果，内有宫室之乱，外部也缺少抑制的力量。但此时最为直接的原因是王太后长寿、外戚专权。《汉书》称王太后为元后。《汉书》认为，汉朝一时丧失天下，是元后长寿、外戚专横的结果。因此特别立《元后传》，作为西汉的终结，这是班固作为史家的见识。
此外，王莽有人望的原因在于利用了当时兴起的学问。学问以不同的利用方法而用于善恶不同的目的。王莽之前的时代，从学者层面来说是刘向的时代；从学问发展的层面来说，是中国历史上学问前所未有地发达的时代。刘向正是妥善地利用了这一点。他的学说即便未被充分实行，其著述却成为当时君王的参考，刘向自身的意见也成为政治的良好导向。当时学问已得以独立，发展到可以用于善、恶两方面的程度。到其子刘歆时，则完全将学问用于坏的方面。王莽篡夺，在学问上的根据，大部分都是由刘歆提出。当然，正如以往的历史学家之言，王莽在实际政治方面，并没有什么作为。王莽成为篡汉的奸雄，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人物，还是顺应其境遇的自然结果？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中国人往往用结果逆推动机。但王莽是否从一开始就是奸人，这没有确凿的结论。若是顺其境遇的结果，那么刘歆等人的学问便是主要原因。
王莽的行为总是以学问为根据。夺取汉室天下自不必说，其他的政治行为也都如此。学者之间，当时有所谓古今文之争。刘歆这样用古文之学助王莽行篡夺之事的人固然是有的，然而大体说来，因为如果不根据当时被普遍认可的学问的话，王莽的企图就不会实现，所以不能与以今文之学为基础相违。正因如此，王莽都是以今文说为根据发布命令。当时的学问以古代周公所行的政治为模范。王莽尤其努力效仿周公，这也成为他篡夺帝位的基础，这都是以周公为范的结果。当然，今文之学以外，有时也根据古文之学行事。王莽在政治上的失败很多都出于此。例如，自己摄政显然是以今文之学为依据，但实际民政以当时新出的《周礼》作为依据运行，才是招致民政上失败的原因。
实行周礼，在古来的中国史家眼中毫无价值。最近读了社会主义作品的人，则对《周礼》中实施了一些社会政策表示赞赏。但两者都是脱离实际的。《周礼》中的政治是出于当时的理想而规划的，即出自汉初学者的理想，但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绝非毫无效力。第一个用《周礼》招致失败的人是王莽，第二个是王安石。不能说王安石完全失败，某种程度上其政策在后世得到了执行。它的官制等，与后世自明代开始根据《周礼》之理想所制定的东西，是相同的。因此《周礼》的理想在任何朝代都可以实行，只是王莽时代尚早而已。此后一千五百年中，其中的一部分得到实施，如官制，但如果要在一千五百年前实施就是错误的。其中所记载的内容，随着中国政治的发展，渐渐得到实行。王莽将人民的田都视为王田，拟实行昔日的井田制，且下令禁止买卖奴婢属官，以一切商业为官业，制定统一的货币法，这些都是理想上的好事。但如果在国土广阔且各地区文明程度参差不齐的中国，要实行划一的理想的政治，从根本上就会失败。王莽所做的这些事，都以失败告终，当时推行的一些极其原始、幼稚的事其后也有被人效仿的。例如对符瑞和谶纬等的重视。王莽宣布实行《周礼》中的理想政治的同时，又利用当时民间盛行的符瑞和谶纬。汉光武帝等人也信符瑞和谶纬，作为天下归心之本。对照这两者，可充分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因为实行理想的善政的人都以失败告终。固然裁决民间诉讼，取缔强横的豪强，对实政确实有其作用，但所实行的政治一旦超过这一限度，就行不通了。因此，史家认为汉代政治的长处是整顿吏治，虽然王莽的政治确立了制度，但因为忽视吏治而招致失败。而王莽的失败也让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的程度。
当时对王莽篡位这样的不符合常理的恶行，中国的道德没有发挥牵制作用，令人感到惊讶。王莽的态度显示出他从摄政到真正做皇帝，都不是自己的喜好。据说，到他做天子为止，上书颂其德的官吏与人民共达四十八万人，成为后来袁世凯制造“民意”的模范。这应该是集中当时知识分子的舆论所造成的。若从当时学问发展的程度来看，学问有过分集中于官学的弊病。关于经学，经师各有家法，各自发展为家学，这是西汉时学问的特点。虽然近年来清朝学者认为有其益处，但由于学问被专门的阶层占有，其门下所培养的博士、弟子等，都是为做官而做学问。博士之学并不能培养个人的道德，就像今天学法律的人只学习能成为官吏的学问，而不培养道德一样。只要做了官，是汉的天下也好，王莽的天下也好，他们不加选择。而这正好为王莽提供了便利。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学问转移到民间，所以产生了与此相反的结果。此时民间盛行学问，道德得到真正的发展。虽然这成为争乱的源头，但对个人人格的培养是有用的。而西汉末年还未发展到如此程度。
王莽统御蛮夷的失败与蛮夷的觉悟
王莽的失败与其不注意民政脱不了干系，而其最早的败笔出现在处理蛮夷问题时。汉武帝时，倾国力制御夷狄，国家疲敝，向诸方彻底展示了汉朝的威力。因此，昭、宣之后，每当夷狄犯事，汉人都有轻易制御夷狄的自信。出使国外的使者有时处置果决，有时则临机对天子之命做处理，通过压制夷狄的暴动来彰显汉室的威力。经过多少一些纠葛后，匈奴大体上被一分为二，降汉者荣，敌对者亡，大敌不存。因此，汉末以前的对外关系是安全的，夷狄的酋长都归附了汉室。而王莽没有思考过汉室对外安全的形势是如何来的，也不认为这是武帝以来倾国力、派人才的结果，而只是计划肆意伸张中国的威力。汉时匈奴的待遇在汉的王侯之上，王莽将诸蛮夷王的地位降为侯，于是引发自匈奴开始的各外夷叛乱。而对于征伐匈奴叛乱，他却不能做到像汉武帝那样用独到的眼光拔擢将帅人才，而是像秦始皇和秦二世那样，将罪人充军征伐。这与秦的灭亡有着相同的命运。王莽此举也成为其后暴乱突起的根源。如此因与蛮夷的关系，导致内部的叛乱。王莽相信凭学问可以治国，但他到死也不明白亡国的原因。
然而，王莽在统御蛮夷上的失败，明显影响了东亚整体形势。可以说，因为王莽的失败，中国的历史开始转变为东洋史。到此时为止，即有史以来至汉末为止，是中国文化波及四方的历史。不同种族在中国影响下趋于中国化。很多昔日与中国语言、风俗不通的蛮夷之地也中国化，开始流行中国的语言与风俗。然而，王莽的失败，使接受中国文化而有了自觉倾向的各蛮夷认识到，中国并不是那么难以抵抗。历史上，西汉时期蛮夷归附汉的例子固然很多，但看不到各蛮夷思考自己的起源、有过作为独立的种族的自觉。王莽时代以后，王充的《论衡》中才有扶余国（在今中国东北农安县）的起源说。它与周朝的起源说相似，这表示类似周代圣天子那样的传说在蛮夷国也有。这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四方的蛮夷中，恐怕或早或晚都将进入自觉的时代。当然，这是未开化的种族在接受中国文化后自然发生的现象。而王莽对蛮夷的虐待，刺激各蛮夷产生了自觉。到《后汉书》时，各蛮夷种族起源的说法都有了记载。从《后汉书》开始，东洋历史不再单由中国汉族构成，而是由不同种族构成。汉时高句丽国的兴起也是出于此。高句丽本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在高句丽语中指“大城”，因而说明当时此地的确有种族集团存在，他们接受且满足于汉的优待而封王（例如，濊王等）。王莽将其降为高句丽侯，后来又降为下句丽侯，高句丽因此大怒，以至于在整个东汉时期，虽附汉而不听命，遂开高句丽大国之基。《汉书》中记载的“下句丽侯”，恐怕与高句丽祖先邹牟是同一个人。
此时起，东亚的历史成为各种族共有的历史，不再单纯是中国文化向四方扩展、统一异族的历史，而是产生了因为各种族的反动，使得中国本部趋于动摇的巨大变化。王莽的失败，成为中国的失败，这在历史上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达，使得汉武帝及其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学问的进步超过实际生活需要，学问的流毒甚至于扰乱了社会，其代表就是王莽。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这是个有趣的时代。当然，无论王莽还是刘歆，都没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自认为越是努力推动学问进步，结果就越好。此事在历史上正是追求学问而收获不到预期结果的证据。
西汉的风俗
此时实际的社会状态也为中国史家所关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注意到，西汉的社会风俗，并没有像后来的中国人想的那样，因为学问而十分讲究。书中还指出，汉代的皇后多出身微贱。文帝这样优秀的天子，其母薄太后是从敌人宫中掠来的。虽然她的容貌也许并不算美，但她与其他被掠来的女子约定，最先被高祖召见而居高位者，应该再推举其他人。随后其他二人均被召见，而薄氏并没有。高祖听说他们耻笑薄氏，才召而幸之，生了文帝。武帝的卫皇后曾是武帝姐姐身边的歌妓。成帝的赵飞燕也是一样。他们之间确立夫妇关系，不像后世贵族出身的皇后那样需要举行仪式，而是靠女人笼络男人的技巧，与平民百姓并无差别。武帝与陈皇后是青梅竹马，据说她进入宫中就被武帝藏入金屋。陈皇后也专研笼络男子的方法，这与地位低下者之间的男女关系几乎相同。此外，汉代帝室的婚姻不讲辈分，非常混乱。如惠帝立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为后，哀帝将相当于他母亲婶婶的人立为皇后。小孩冠母姓，如卫皇后之子称卫太子，宣帝曾起名史皇孙，这都是母亲的姓。在日本，即大家族的女子，孕产时往往会回娘家，在娘家抚养子女长大，连孩子穿的衣服也要在娘家找，这种习俗从藤原时代以后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后来中国的情况来看，这是不可思议的。还有，据说汉代的公主不忌讳有情夫，汉代诸王的行为也不检点，当然在后代也有同样的情况。只是到了明清之际，才开始惩治这些现象，通过对皇族进行严格的教育，这些陋习才逐渐消弭。这大概是因为汉之皇室像暴发户一样，以微贱的身份突然兴起，其子弟并没有受教育的时间。像刘向之家那样从祖先开始就喜好学问，成为一种家风，是不常见的。皇帝亲属中大多数人，生活上自由放任，也不具备特别的教养。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汉代才有，主要是因为皇族没有受到严格教育所致。丧葬制度在汉时也无定规。文帝诏：以日代月。也就是将应当用二十七月办完的丧礼在二十七日内完成。这实际上无法实现，国中一般都不照此行事。当时能做到三年之丧的很少，能做到的皇族往往会受到皇帝的夸奖。此做法往往以礼节的形式在学者间流传，但并未成为制度。后世中国出现丧服之制，违反者将受制裁。而汉代并没有三年之丧的制度。作为风俗，也没有被普遍遵行，只不过是学者的理想。仪礼这类严格的东西，本就不过是儒家等的一种规则。汉武帝利用儒学完成思想统一的同时，也希望把儒家的理想变成一般的风俗，当时正是这种转变的过渡期。而实际的制度在后来才形成。即使有人被称严守服丧之制，但实际生活中往往并非如此。到东汉时期，据说有人服丧二十年，服丧期间生了五个孩子。总的来说，民间文化在慢慢向儒家的方向发展的风气是存在的。王莽企图一蹴而就，结果失败。如果因势利导，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光武帝与王莽做了同样的事，只因为他是汉室的后裔，所以取得了成功。
西汉的官制
汉代的官制，西汉与东汉多少有些不同。西汉大体上沿袭了秦的官制。王莽采用了《周礼》的制度，东汉时王莽的制度大部分被采用。即东汉时期，王莽与西汉的制度并用。西汉时期，中央政府中最主要的官职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文官中的最高职，太尉是武官中的最高职，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手，御史中丞监察文武官员。此外，霍光辅政后出现了大司马、大将军这类重要官职。后来外戚专权时，往往不担任丞相，而担任这类官职。王莽时，改丞相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秦汉以后的专制时代中，实际上天子理政时必要的官是作为监察官的御史。后来的地方官中也开始把地方官与监察官分开。
汉代的官制中逐渐增加了一些自然需要的官，但并未考虑到像《周礼》那样划分六部以统率各种官吏。只是按需求次第增加，其统属关系并不明确。这种统属机关是王莽改制时建立的理想制度的优势。从那以后，逐步确立根据官的大小相互统属的制度。在西汉时期，起主要作用的官吏因时而异。武帝重视财政，所以这方面的官吏被重用。宣帝以后重视地方民政，地方长官又备受重视。另外，武帝以前，丞相一般出自功臣或其后裔、皇帝的外戚等。武帝时喜好学问，贫困书生也能受拔擢而为丞相。由于是武帝根据自己的特别赏识而提拔，因此没有确定的采用标准。宣帝以后又变了，不少有政绩的地方官被提拔为丞相，且在后来逐步形成制度上的秩序。
汉代官制的显著优势之一是对地方官的重视。宣帝曾说：“朕与良吏二千石共治天下。”一般认为这是地方制度完善的结果。由于当时处在制度发展的阶段，所以地方的制度自然而然地与时势相契合。其中，乡官制度是后世眼中最好的制度。在地方官中郡有太守，诸侯国有相（西汉中期以后，诸侯实际上不参与政治，实际上政务执掌者是相）。其下设县，大县有“令”，小县有“长”，再往下各郡国有丞、都尉；县也有丞、尉，这些官都是由天子直接任命。与后世相比，郡太守的属官即掾属，由太守自己任命，而不由朝廷任命。虽称为郡县制，但封建制的残余仍很多。如长官与属官的关系，二者仍以君臣相称（《廿二史札记》）。此外，有乡官，作为自治团体的官吏。县下有乡、亭、里（大体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乡有乡官，三老、啬夫、游徼为其中的主要官吏。三老管教化，啬夫负责诉讼与税收，游徼查禁盗贼。当然乡官是由上面任命的，但选用的都是当地有人望的人。对这个职务是很看重的。县的令、长拥有一样的权力，名义上称为“相教”，实际可以相互命令。上述皆为地方官的职务，他们可以直接上书天子。卫太子叛乱时，壶关三老曾上书为卫太子辩护，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另外，地方官的属吏上，汉时任用本地人为当地的地方官，以便办理民政。此制度经六朝到隋朝时被废除，这是对中国民政的破坏。其后，本省的人不再能在本省为官，开始实行回避制度。因为人性的移易，而实行回避本省的办法。中国不适用自治制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汉时情况还比较好，但后世并不能即刻复兴。此事在中国政治史上议论纷纷，后来有人认为地方上的事应该完全委托给地方官，应恢复封建制，等等。但事实上复古是行不通的，因为汉代在政治演变的阶段中处于最适合这种地方官制的阶段。
汉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这是因为实行部刺史制度。汉时分全部领土为十三部，大体相当于以前的九州。九州并不是实际实行的制度，仅仅是学问上的理想而已。也有说法认为九州是十二州，再加上一州就变成十三部。这是将战国以来地理上的理想区划化为现实。在十三部中，分别设置刺史，这是由中央派遣的监察官，根据六条监察科目，流动监察地方。这一制度非常有趣，郡的太守为禄二千石（相当于米一百二十斛）的官，部刺史为六百石的官。六百石相当于县的令或长的中间值（令、长的禄为千石至三百石）。刺史地位低，禄也更低，却可以监督二千石的地方官，这是因为它由中央直接委派。据说这一制度在武帝开创时就已全面执行。地方监察官若有政绩，可提拔为太守。在专制政治时代，刺史是对地方官非常必要的监察者。但到成帝时，有人对此制度产生了不同意见，认为让卑官监督尊官是不合理的。于是在十二州重新设置十二州牧，给予二千石俸禄。但这一做法背离了原来的主旨。原来刺史是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吏，而他成为州牧后，既是郡太守以上的统辖官，又是地方官。设置这样大的地方官并非初衷。其结果是招致地方官专横，对这一改制的非议也产生了。大体来看，在大小官统属的问题上，汉朝官制是自然发展而来的。乡官、刺史等地方制度的完善，也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成帝以后，到王莽时逐渐混乱。王莽时代开始试图把理想的制度行之实际，这有可取之处，但失败了，直到后世才被执行。
中国实际的制度，从汉代才开始实行，其后经历种种沿革。如地方制度，人们都以汉朝的地方制度为最善。此后经历种种变革，终于发现一个原则，即“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日知录》）。这项原则也适用于中国以外的地方。按汉末王莽时的制度，郡国合计一百零三个，县与邑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四个。还有许多诸侯小邦。这是全国的行政区划。县以户数一万为基准，分为一万户以上的与一万户以下的。其幅员按中国的里数来说，以方百里为大体标准，大致相当于日本的一个大郡。一般来说人口多的地方则幅员小，人口少的地方则幅员大。中国的地方制度不是将自古以来诸侯的小领地直接变为行政区划。秦汉之际主要按照上述标准人为划分。此时户数一千二百余万，人口六千九百余万。此时关于户数及人口的计算不会有太大的偏差。西汉时确定了这一数字后，便成为后世的标准。后世只要国力强盛，人口总是大致保持这一数字，并不会增加多少。这与其他国家相比显得有些奇特，但这是由中国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即东至朝鲜、北西至流沙、南至安南、东至海边的这一疆域，使用祖先制定的耕作方法，决定了其发展程度。此外的地方，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且不能实行中国内地的政治模式，因此在最鼎盛时期最多达到西汉的程度，超过这个限度就开始倒退。由此一来，人口和户数就自然得到了调节。西汉末年，中国政治、经济的自然发展几乎达到了顶点，可以说事情大致都已成为定式。其后的政治，仅会不够全面，有一些缺陷而已。这就是汉初与汉末社会产生不同状况的根本原因。司马迁所见的社会是快速发展的文景之世，是武帝千方百计榨取自然积蓄的财富的时代。而班固时社会状态则有很大的差异。这便导致两人对中国社会持不同的观点。如对货殖、游侠的态度，受到货殖、游侠的表现情况差异的影响。货殖、游侠在汉初很多，武帝时加以取缔，在后世便消亡。到了汉末，富人写入货殖传者极少。大富一旦超越法律许可范围，便会招致失败，因此也走向灭亡。因为汉中期以后确立制度，整顿秩序，不能违背法律，所以富者与游侠都难以存世。王莽时虽有若干游侠，但远不及汉初。游侠消失，取而代之在王莽时流贼兴起。虽称流贼，但与后世到处骚扰的流贼不同，他们在各地割据。流贼或许近于游侠，但并不相同。游侠可能作为地方警察的替代而维持治安，但流贼对他人的安全毫不考虑。整顿法律的结果是男性不能再四处游荡，而秩序混乱的时候，只以私利为计的盗贼就容易出现了。
西汉的学术
如前所述，在学问上，汉朝博士之学各以一家之家法的形式相传，经书也是用家法来研究。武帝之后此家法之学虽长期流行，但到西汉末年时其内容已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此时世间出现的书籍渐渐增加的结果。书籍一旦出现，都会被送到政府。到成帝时，汇聚到皇帝那里的书籍已非常多，刘向的校书事业便由此展开。今日《汉书·艺文志》中所见的书籍，大体就是这些。此时，除了博士家的书籍，保存在中秘的书籍也逐渐增多。学问自此分为今文之学与古文之学两派。今文之学是刘向校书以前的博士家传之学，它把所有书籍的文字改为当时通行的文字。而中秘收集的大部分是古文书，以当时不通行的古文写成。古文书籍出现后，学问就进入从实用向真正的学问转变的阶段。如今中国认为今文之学是古代传承下来的东西，因此极为尊崇今文之学，其实仍是最初汉人看待经书的方式。而当时学问得以成为真正的学问，是因为古文的出现。当时以刘向、刘歆为首的学者调查了这些书，但由于兵书、方术等属于专门的学问，所以皆由精通此道的人担任调查任务。这就打开了中国的治学之路。以前中国人一般只考虑学问在政治上、社会上有何作用。只有很少人对深层次的学问进行研究，一般人需要的是其他方面的知识。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谶纬之学兴起。武帝开始举行封禅，于是宗教的办法被用来执行古代祭祀之礼。在此以前，礼具有宗教萌芽的性质，是祭祀天和祖先的原始的东西。武帝的做法传到民间，结果产生了谶纬。谶是预言，纬是将经书以外的当时的科学知识与宗教糅合而形成的，其作者不明。到刘向校书时，朝廷的书库中并未收集这类书。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只是皇室对之并不像对古代传下来的书那样重视，朝廷书库并没有专门收集这一类著作。王莽时大体是学问演变的阶段，他巧妙地利用今文，在实际制度上又取古文的知识。他将利用谶纬作为策略，最终成为皇帝。这可能是刘歆等博学之人劝导王莽利用谶纬的结果。王莽迂愚，但在学问上不乏知识。他只是加以利用，自己却不信谶纬，这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光武帝虽然有点学识，但对王莽所利用的谶纬深信不疑，以至于整个东汉时代都十分盛行谶纬，信者众多。西汉末年，刘向、王莽之间，是学问的转变期。当时许多东西受到利用，却不被信仰，而在后来信仰它的人变多。谶纬之书、古文经书就是这样的。总之，王莽时代是在政治上实际应用经学的特殊时期。此前的武帝时代虽然盛行儒学，但只是从文学角度考虑，喜好文章，而没有把经书应用于政治。经学用于政治是从汉末至王莽这一时期开始的。到东汉，又出现各种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西汉末王莽时代，从国势上看是重要的时期，从内部文化上看，也可以说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