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的尊崇儒术
接下来是漫长的武帝时代。在五十余年的时间里，国内外形势出现了彻底的变化。在对学问的喜好上，武帝异于文、景二帝。文、景推崇的是黄老之学，外加名家、法家，而武帝则崇尚儒学。武帝初期，尽管当时仍在世的景帝之妃窦太后好黄老之学而不喜儒学，武帝所用的申培等儒者被太后排斥，但儒学逐渐发展的势头已经出现。黄老之学崇尚无为自然，在政治上运用此说的弊端就是贫富悬殊，游侠横行，因此其逐渐被名家取代。所以景帝时代，外平吴楚之乱，内整官吏制度，政权得以巩固。武帝承其基础，时势便倾向儒学。在政治实务方面，儒家重视整顿制度，这点和法家是相同的，再加上礼乐所具有的文化色彩，因此在文景以来国家强盛、秩序逐渐完备的基础上，饰以儒教礼乐，是最适应时代要求的政策。由此不仅天子武帝，宰相田蚡等也同样尊崇儒学。景帝时对诸侯的管理过于严格，小过皆罚，导致宗室诸侯也如履薄冰，而武帝没有景帝那样严酷。武帝初年在宫中设宴款待宗室诸侯时，武帝兄弟中山靖王闻乐而泣，武帝问其原因，他以作为血亲的诸侯难以安居的实情对答，被称为“闻乐对”，由此可知当时的实际情况。至武帝之世，逐渐采取对诸侯宽大的政策，而且形成喜好华美与好学的风气。如武帝叔父淮南王刘安（文帝之弟淮南厉王之子），聚集众多的文人学士写成《淮南子》一书，被武帝所尊敬。武帝答淮南王的书信，常常由司马相如审阅草稿。事实上《淮南子》不是代表武帝时期学术的作品，其代表的是前代的治学风气，此书后来被分入杂家。此书仿效吕不韦《吕氏春秋》的体裁，《吕氏春秋》主要采用儒家、墨家的观点，而《淮南子》又再收入道家之言。其文体与辞赋相近，是受淮南王喜好而聚其门下之文士的风格的反映。虽然武帝初期青睐司马相如这样的文士，但后来专重儒学。对学术偏好的划时代转变起自董仲舒的贤良对策。贤良对策因向武帝推举贤良产生，这与淮南子统合百家之学而成杂家有所不同，其主张以百家之中的儒学为主，排斥他学。实际上汉代采用儒家学说在汉初就开始了，并不是武帝时代突然如此。昔日高祖命叔孙通定仪礼，是汉代最早起用儒生的例子，但尚未采用儒家的学术主张。儒学在秦时受到最严重的迫害打压，因此儒者最为怨恨秦。陈胜起义时，就有孔子八代孙孔鲋作为博士跟随。陈胜为王不过半年就有儒者归附，可见儒生对秦的态度。至汉初，即便未到鼓励发展学术的程度，但在废除挟书律、放宽压迫的同时，礼乐之风已经在鲁地复苏，大射礼、乡饮酒礼等的盛行即是其例。朝廷不用儒生，不过是因为高祖讨厌甚至辱骂穿儒服的人。然而在民间，已盛行各种学问且成书甚多。现今被称为先秦古籍的史书，多在此时创作。刚脱离黑暗时代的国家，总是盛产著作，其中也有借古贤之名而作伪书的人。这和日本德川时代初期的情况几乎一致。《淮南子》成书最晚，因而不是伪托之作，可以说是秦以前学术的汇总。
秦时已设置博士之职，作为天子的顾问，但没有教育上的用途，不过汉初，前代遗留的博士开始向民间传播学问，民间的经学也因秦的压迫消失，迎来复兴。窦太后在世时，民间已经兴起对儒学的传习。太后死后，儒学便被公开用于朝廷。其中董仲舒的学说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其以促使战国以来的中国实现大一统为理想，与主张顺应大一统时代形势的孟子思想相近。董仲舒根据他的一统主义，将其对策广泛地运用在政治、学术等方面，排斥百家学说而独尊儒家学说。此时与董仲舒一同学习《春秋公羊传》的公孙弘，任博士数年后成为宰相。学究而成宰相，是汉初以来少有的特例。汉初宰相有如萧何那样出身属吏的，其后又多是有战功或其他功劳，也就是有威望的人，但这些人多为不学无术之徒，像张苍这种以秦博士而为汉宰相的例子并不常见。到了武帝时情况大变。《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当时人通过考试选用学者，对学术的实际作用展开议论。公孙弘对此制定法令，即功令，此人在没有被登用时就努力迎合天子，因此被当时的老儒、齐人辕固生批判说“曲学阿世”，然而正是此人劝武帝建立任用学者的制度。根据《儒林列传》记载，战国以来的学者即便不被重用、受压迫，也以死守道，即便穷困也不曲道，因此他们的学术思想受到尊崇。而任用学者的制度，为做学问的人开辟了做官的道路，虽然守道之学的逐渐衰亡令人遗憾，但儒学在性质上已经染上政治文化的色彩，因此这个新制度是顺应时势的。无论学者还是君主宰相，无疑都是认可这一制度的。董仲舒是君子，与曲学之徒公孙弘不同，但他们的学说在当时得以实行，是因为《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主张与汉代的政策相吻合，儒学能弥补当时法律的缺陷，因此具有实用价值。董仲舒著有《春秋决狱》，经常根据春秋之理裁断法律上的疑问，于是形成了凡事都以儒学为依据以弥补缺陷的风气。《史记》有《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颇为讽刺的是，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只列秦以前的人而不列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又只列汉代人，其中又以张汤最为有名。张汤援引儒学为自己辩白，可见当时儒学相当普及，以致被用于弊政。儒学不单单是实用，它的盛行主要是因为具有相当的文化色彩，这也是当时社会上下的要求。像武帝尤其喜好文饰，最初多用文士，后来又逐步任用经学者，其奖励的学术犹不免文化之风。
当时不少诸侯也尊崇儒学，如河间献王。献王是武帝之兄，其学风如其传所说，以实事求是为主，即喜好经学一类，不重视淮南王这样的浮华文士。据说他搜集的经书比汉代朝廷还要多，对后世儒者来说是有大功的人。只是此时的经学已不局限于名家、法家一类的实用政治，还加上礼乐为主的文饰要素，因此献王收集的书中不少是讲礼乐的。学术复古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此外，武帝之兄鲁恭王好兴土木，为扩建宫殿而毁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得到许多古书。传闻他因壁中有乐声而停止破坏，即便这是巧合，也必然如此。当时人称古书多自山岩墙壁中出现，也完全是事实。
司马迁用“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来评论当时的状态。即自文景时代改黄老为名法以来，天下承平日久且国力充实，武帝利用国力，进一步推行积极的政策，甚至导致了对民间财富的掠取。
征服匈奴
武帝的积极政策中，最显著的是对匈奴的征服，特别是这一政策起先针对的并非匈奴。战国之前，最初的闽越王、东瓯王等的领地被认为是中国以外的地方，秦时虽然并入版图，但随着秦的灭亡又重新独立，直至汉初。此二王因领土相接而发生冲突，汉加以干涉后便着手扩张疆土。广东的南越王赵佗殁于武帝初年，于是汉一改文帝以来的政策，转而打算征服南越。
匈奴继冒顿单于、稽粥单于后的军臣单于活跃于武帝初期。文景时代，汉对匈奴主要采取防御的对策，以致有时匈奴攻到长安附近，防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战略意义。当时虽有周亚夫这样的名将，也不过凭借个人的才干抵御匈奴。但至武帝初年，防御逐步发挥战略作用，主要是阻止了匈奴对边境的蚕食。当时有代表性的名将是李广与程不识。其中程不识采用最消极的防御法，昼夜整顿守备，深夜击打刁斗以作为警戒，士卒苦于不得安眠，以此不给敌人乘隙而入的机会。李广是位天才将军，弓马娴熟，主张迎击入境匈奴，令其畏惧。李广因冒进，曾被匈奴俘虏。李广经常远远地派出斥候，以预先察觉还未靠近的敌人的意图，所以士卒都放心跟随他。但后来因过于自负，遭到失败而自杀。
武帝不单采用防御之策征服匈奴，更常采用深入匈奴内地激怒敌人的积极策略。这种战略上的变化是谁的发明，《史记》及其他史书皆未记载。此时，汉军的武器比匈奴精良，并尽量采用匈奴的战术，大量用马与匈奴接战。这个战术会损伤更多的士兵，但汉军丁壮是匈奴的数倍，损伤的结果对丁壮多的汉军是有利的，这是一种用数量制敌的战术。此时有代表性的将军是卫青与霍去病。二人并非出身于武将之家，而是皇后亲族。西汉时代的皇后出身本就非常杂乱，更不问家世。卫青的姐姐卫皇后，原是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姬，但武帝行幸公主居所时喜欢上她，后来将她封为皇后。卫青作为皇后之弟被任用，后成为平阳公主的丈夫。公主因卫青曾是仆从而拒绝过他，但卫青此时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将军，因此强行娶平阳公主为妻。霍去病也是皇后的亲族，容貌俊美，很被武帝看重，教给他骑射之术，后从军而成为名将。卫青是大将军，霍去病是骠骑将军。卫青谨直，极力顺从天子，更不会上谏天子的过错。且地位虽然尊贵，但并不将交游的名士举荐给朝廷，司马迁对此不满，将其战功归于天运。霍去病是被作为贵公子养育的，也不会将军中多余的天子赐物分给士卒，缺乏同情心；士卒在苦难中时他自己却在玩蹴鞠，司马迁也对此不满。然而霍去病在大规模的战争中表现优秀，且有将帅意气。武帝曾为他营建宅邸，霍去病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对答。霍去病死时仅二十六岁，武帝深为痛惜（武帝偏爱霍去病，他死后，方士进言霍去病之姿可以在李夫人之兄李广利身上见到，于是李广利被任命为贰师将军出征大宛[1]，与匈奴交战，战败被杀）。由于此时战术战略的变化，缺乏弓马素养的卫青、贵公子风范的霍去病均立下战功，李广这样的将军却遭失败，《史记》对此显示出不满的情绪。司马迁青睐类似日本乃木将军的李广，钦慕其育于历代将家的武士风采。对李广之孙李陵也偏爱有加，以至当李陵征讨匈奴失败而降敌时，他因为在武帝面前为李陵辩护而受刑罚处置。因此，他对人物的评价是有偏颇的，因此对卫青、霍去病这样立有大功的人不加以褒奖。但武帝的用人、赏罚方针也有贯彻始终之处，即用人不问出身而得以奏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天运。故战争的结局虽然损耗巨大，出征时十四万匹军马，归来时仅剩三万匹，但终于以数量压倒匈奴，屡屡追击匈奴，将其驱赶到外蒙古一带，匈奴日益疲弊，以致军臣单于死后，其弟伊稚斜与其子於单互相争位，其子最终降汉。这是武帝最为得意的时期，国防守备严整，取河南即今鄂尔多斯，设朔方郡，从长安到此郡亭障烽燧相连，匈奴一旦入侵，信号声响起，即可应声出击。武帝曾亲率十八万骑至河南，向单于派遣使者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此时南至南越，即今安南，北至大漠，尽收入汉朝版图。
武帝时代的对外关系
武帝时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开辟了与西域的交通。这项政策最初是出于牵制匈奴的考虑。武帝初年，自匈奴降汉的人告诉汉朝：“因匈奴打败了月氏王，月氏逃往远方，时常怨恨匈奴。”据说月氏原居住在敦煌、祁连一带。其地在今甘肃西部的通往沙漠的道路上。月氏是什么种族，仍是个问题。如果月氏原来就居住在此地，则应是汉时的羌（后之唐古特）。但他们是土著，还是移民，以前的情形很不清楚。总之，月氏从甘肃西部被匈奴驱逐，逃到中亚的妫水一带。汉朝认为若与之联盟讨伐匈奴，便可削弱匈奴的势力，于是打算向月氏派遣使者，但去月氏必须通过匈奴的地盘。这项任务非常艰难，朝廷募集使者，汉中人张骞应募出使，在百余人伴同下奔赴月氏，但途中被匈奴俘虏。匈奴不允许使节通过本国前往他国，因此张骞在匈奴艰辛地度过了十余年，之后逃亡到大宛国（今俄属中亚地区。关于其都贵山城，是白鸟、桑原二人争论之处）。大宛国人素闻汉朝富强，于是礼遇张骞。张骞讲明情况后请求大宛人将自己带往月氏。于是大宛人作为向导携张骞自康居（多为吉尔吉斯族）到达月氏。月氏为大月氏（甘肃边界残留的居民称小月氏）。这时的大月氏居处在妫水一带，受周边大族大夏族（巴克特里亚族）支配，安居于这片沃土，加上汉朝远在一万数千里外，所以并不愿意与汉朝联手向匈奴复仇。张骞未得到月氏的支持，于是返汉。张骞打算经羌人的地方归汉，因此沿南山而行，却又被匈奴捉捕，羁留一年多。这期间匈奴发生内讧，军臣单于死后，其弟与其子争战不休，张骞于是乘其内乱逃归汉朝。一往一返间已是十三年，同行者百余人中仅有两人生还。经过十三年羁旅的张骞，向汉朝输入了很多有关西域的知识，如大宛出产葡萄酒、良马，其城郭与房屋证明他们不是游牧民族。其北面为康居，是游牧民族。西边为大月氏，也是游牧民族。其他还有西南的大夏，东北的乌孙，东方在相当于今葱岭一带，有扜罙和于阗等。又大月氏、大夏的西边为安息，安息以西有条支。又说帕米尔高地以西的河水都向西流，东流的河是当时还未取名的塔里木河，流入盐泽即今罗布泊。当时的说法是盐泽经地下向南流动而成为黄河源头。这成为黄河复源说的根本。塔里木河产玉和宝石，武帝以其地为昆仑，将于阗南山称为昆仑山。
张骞足迹所到之处，似乎都夸张地宣传汉朝的事情，受此影响，产生了两件事情。一是乌孙与汉朝的联合。张骞归汉后，跟随卫青讨伐匈奴，一时被封为博望侯。后来因失去封号深感苦闷，便同武帝谈论乌孙之事。乌孙被匈奴攻打，首领因父亲被杀，很痛恨匈奴，月氏从前的居所祁连、敦煌一带，因汉战胜匈奴而成为空地，可与乌孙交通，然后让他们进入此地，羌人与匈奴的交通路径便断绝了，这等同于是切断了匈奴的右臂。若乌孙归附汉朝，自此西部诸国都可以仿效乌孙归附。于是武帝让张骞带领三百人，携马、家禽、金帛等大量赠物出使，并向乌孙承诺，若能按汉朝的指引迁往原浑邪故地，汉便派遣公主和亲。当时乌孙因内讧分裂为三，不能直接回答张骞。张骞于是以乌孙人为向导，向大宛、月氏、大夏、身毒等国派出副使，赠送许多宝物，乌孙惊异于汉朝的富足。张骞归汉不久便去世，但他的活动产生了效果，这些国家之后都开辟了同汉朝的交往。乌孙最终没来浑邪，所以汉在此设置了酒泉、张掖、武威（后加敦煌）等郡。这里是黄河上游土壤最肥沃的地方，汉在此设置行政官，与内地实行同样的制度。其后汉将公主嫁给乌孙，又向南北两道入口的楼兰、姑师发动征伐，西域三十六国先后归附，又在新郡筑长城，置驿站，直通玉门关。始皇时的长城止于临洮，而新长城延长至玉门关。
二是张骞在大夏时即考虑到的开辟西南夷，从武帝初年就有此计划。前述的闽越（福建）和东瓯（浙江温州一带）发生战争时，汉帮助东瓯将其百姓移至内地，闽越和南越（广东、广西、安南北部）发生战争时，汉又救济南越，后来把闽越与南越一同消灭。南越之事使汉开始注意西南夷，后在张骞时代因物产的传播而发现了交通道路。赴南越的汉使者唐蒙见到了蜀地特产枸酱，发现没有其他通路，只有从长江上游的牂牁江进入夜郎（云南的一部分），再从这里通往广东珠江的道路。据此开辟的通往西南夷的道路，相当艰险。尽管如此，开辟西南蜀地，并在最后征伐南越时，汉军走的就是这条路。然而由于交通极为困难，每三十石军粮仅能送到一石，汉最终放弃了此路。张骞在大夏时见到邛竹杖（邛即今日雅州）、蜀布，问其由来，才知道大夏东南方有身毒，从身毒可达中国西南，路途并不遥远。张骞认为经此路可不受匈奴妨害地与中亚往来。武帝采纳其说，派人开辟与西南夷的交通，虽然没有成功，但因此开辟了通往滇国（云南府）的道路。这样，闽越、南越的领土全部成为汉郡县，汉在南越置九郡（秦时为三郡，跨越广东、广西、安南）。这就是汉向南开辟扩张的大致情况。
东北的朝鲜也被纳入了汉之版图。朝鲜在战国时已有一部分并入燕版图，其语言也与燕相同，使用这种语言的区域一直到列阳（列水即大同江）附近。秦汉之际的燕王卢绾后来因反叛高祖而逃至匈奴。燕人卫满率一千人出塞（始皇时代的边塞，不清楚具体位置。京畿道与黄海道之间有慈悲岭，是京城、开城与平壤的分水岭，边塞似已延至其周边），渡过浿水（白鸟、箭田二氏认为是鸭绿江，今西氏认为是清川江），向当时的朝鲜与秦塞（双重塞）之间逃亡。当时的朝鲜是号称箕子后代的箕准为王。但箕子后代的说法是后世附会，根据的是乐浪郡韩氏所作伪系图。后来国王被卫满追击，逃至木浦附近的岛屿，卫满占领了朝鲜。武帝时期，卫满之孙卫右渠代为朝鲜之王。此时朝鲜以外还有真番（忠清或全罗？）、辰国（庆尚道，以后的新罗），两国有和汉朝交往的打算，但受卫氏妨碍，汉警告卫氏不要干涉，后来卫氏拒诏，汉于是发兵征讨。当时朝鲜以王险（也有说法指今平壤，存疑）为都。汉军一路经陆路自辽东渡过鸭绿江，一路经海路，自山东进击王险，但二军因失去联络，一度被击败。后围其都城，王在内乱中被杀，朝鲜于是灭亡。汉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真番多半为今忠清、全罗地区，临屯在东南方，乐浪在大同江两岸，玄菟为鸭绿江以北）四郡，后来废除真番、临屯二郡。
当时统治朝鲜的方法，可以说是汉朝治理新领土的标本，其法在《汉书·地理志》中有记载。即主要官吏由汉朝派遣，人民皆土人，汉的商人可以自由出入当地。不过中国商人在这里的活动并非此时才开始，大概从燕就有了。最近在朝鲜的西南部康津便发掘出燕赵所用的明刀。此地最初是原始村落，没有国家的形态，而中国人的进入对其形成刺激，各种知识传入后也使得其风俗恶化，由此渐渐产生凝聚力，从而开始了对土地的开发。在新统治的地方中，没有人会怀疑南越直至安南边地为汉县。但是到不久后的东汉及三国时期，朝鲜土著中的韩族抬头，建立了众多小国。也有说法认为武帝征伐时，没有把南方小国纳入汉的统治范围内。但据汉朝的记载，当时汉支配了朝鲜的全部土地并实施统治。其间，在朝鲜南部的倭人，与日本人是同一种族。日本一般认为崇神天皇时代派遣盐乘津彦往三已汶之地为宰时，日本人开始进入朝鲜半岛，但实际上倭人本就居住在朝鲜半岛，在有史料记录之前逐渐渡来日本，其剩余的人至汉时仍在半岛，而武帝时并不承认半岛上这一种族有自己的国家。到西汉末王莽时期，汉朝的统治力减弱，在中国人的刺激下，朝鲜土著开始组织小国家，从此初具国家形态。王莽时代，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汉在玄菟郡置三县，其中高句丽县在汉朝被视作县，但到西汉末期统治力减弱后，在王莽时期土著建立了高句丽国。王莽时高句丽侯騊（在国内称王，騊为驺之误），可以说是高句丽的第一代王邹牟王（又称朱蒙王、东明王、都慕王）。这是朝鲜族中最早开国的，三韩的崛起恐怕就是从此时开始。由此认为武帝时代，高句丽、三韩均在汉朝版图之内。
这样一来，武帝时代汉朝的疆域是前代不能相比的。此时匈奴衰微，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出现，甚至连居地都失去了。
武帝时代的经济状况
武帝一代持续五十余年，对外关系发展显著，内部财政状况自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有相关记述。《汉书·食货志》也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但《平准书》准确详密地记述事实，细读即能明了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平准书》不单纯罗列事实，不仅包含了作者司马迁的感情，同时当时人的思想感情也自然地反映在其中。但是其记述并未因带有感情而牵强附会。因此当时的实际事情和当时人们对待此事的感情都汇聚在此书中。此时财政经济的变化，从中国自古以来的情况来看，是突飞猛进的，尤其这是一个与时代相应的财政天才频出的时代，后世为《史记》作注的一般学者难以接受其中的一些事物，注文也有不可信的地方。但如果仔细地阅读文献，再结合现今的情况考察，就可以大致明白《平准书》的写法。
大体上，汉初承战国之后。秦始皇实现了天下一统，但他的对内政策不过是沿袭战国时的政策而已。如置郡守以代替大诸侯，郡以下的民政并无大变化。汉继续沿袭其做法，到文景时代仍在沿用战国时代的民政。战国以来下层人物崛起，世族逐渐衰亡，但这并不意味着世族制度彻底改变。战国终结后，卿大夫仍得以维持其世袭权力。这种情况在秦汉之际有所改变，自宰相以下官吏由天子任命，因此不能世袭。然而卿相多被封为侯（有土地之侯与无土地之关内侯），因此卿相以下的官吏自然多为世袭，《平准书》记载的以官为姓即为其例。此外，另一个显著现象是商人阶层即富者的崛起，高祖时虽一度压抑，但并未成功。文景时采取放任的态度，官吏、商人各安其分。伴随富者的增加，兼并逐渐增多，穷困的贫民与奴婢也就增加了。在世袭为官的反面是不能为官者的增加。由于任这种状态自然发展，因此即便财富增殖，政府的岁入岁出也不会增加多少，从诸侯到官吏，都依赖领土内的收入生活，即使皇室生计再大也与政府财政无关。但政府在七十年间也自然增收，导致社会出现奢侈之风。此时武帝出现，以其雄才大略谋求对外发展，促进了财政增长。他的方法，首先是寻找适应新政的新人才，替代无能的世袭官吏；其次为补充军费，确立献纳财物亦可得官，并可赎罪的制度。司马迁认为此法降低了官吏素质。这可能是出于当时一般的社会心态，即习惯顺其自然，不喜欢官吏的品位跃升，嫌恶冒险的投机者取而代之成为官吏。卫青、霍去病外征，不单需要军费，还需要赏赐，耗费巨大。太平之后，对于有特殊才能的士，也有必要赠以财物。因此最初的数年间，素来有余裕的府库财物几乎用尽，卖官政策等也无济于事，因此财政政策为之一变。此时，以天子为首，宰相亦率先提倡俭约，公孙弘就是好的例子。然而据《平准书》记载，当时的节俭并不能抗拒社会生活的窘迫。政府财政匮乏，然而大富豪则坐拥巨资，贪求买卖物品之利。当时的诸侯（《史记》中的封君）都屈从于商人，谋求资金的融通（同样，德川初期江户旗本于太平后数十年穷乏，以抵当禄米换钱，从中牟利的札差因此得势）。又，因允许民间自由从事产业，经营矿山、制盐者获利颇多，然而对当时财政的穷乏都袖手旁观，无人伸出援手。
此时政府采取的第一个财政策略是铸造货币。即铸造恶货，使其与常用的良货具有同等价值，可以通用，以此兼并摧折富豪。此时，除铸造通用货币和用于朝觐聘享的货币外，还废止秦以来的半两钱——四铢钱，改铸三铢钱（一两合二十四铢。战国时有十二铢钱，其后渐渐降低），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物价暴涨。第二是实行盐铁管理。当时东郭咸阳是大盐商，孔仅是大矿商，皆任大农丞。此外，桑弘羊是数学天才，因擅长税法计算而得到拔擢。当时的政策罢免了历来的世袭官吏，登用商人，司马迁等因此心有嫌隙。然而铸钱政策以失败告终，之后改铸五铢钱，尽力平抑物价。又当时剪凿钱币的现象很多，所以在钱周边附加轮廓防止剪凿。盐铁管理即盐铁专卖，禁止私人制造。汉武帝派东郭咸阳等人前往全国各地，召集失业的盐铁商人，任命他们为官吏，由此商人官吏越来越多。第三个财政政策，是征收营业税和财产税。随着人口自然增加，游民多，商人也多，但多数无产者需要政府的救济，汉武帝于是想从商人那里谋取费用。营业税、财产税实际上被充作救济金。这个税钱即算缗，每千文征收二十文税钱。在固定场所经营的商人，按其持有的财物计算，每二千文征收二十文，手工业者每四千文征收二十文。此外，除三老、北边骑士外，一般的车辆每车征二十文，商人的车加倍，且五丈以上的船征二十文。隐瞒私有财产的人，遣往戍边，没收财产。这时出现了一个名为卜式的怪人，最初他以畜牧积蓄财产，于是上书请求将一半财产献给政府，充作外征军费。天子问其缘由，他回答既不为做官，也不为伸冤，只是因为天子苦于征伐匈奴，才能出众者应当以命相助，有财者应当贡献金钱。天子问公孙弘对此事的看法，公孙弘认为不合人情而劝阻。后来在需要大量迁徙贫民转移至外地时，卜式又出资帮助地方官，天子对他予以奖赏，以此教育社会上的富人，令其出资，但是此诱导捐献政策以失败告终。卜式任县令后大兴漕运，遂拜齐王太傅，其施策均取得成功。接下来是均输法，这是桑弘羊提出的措施。远处的地方向官府输纳时，交纳当地产出较多的东西而平稳时价，官府考虑总体收入，易地买卖以获利。
从上述政策的结果来看，算缗没有获得足够的收入，于是开始实行告缗。告缗指的是告发隐匿财产者，没收其财产，告发者得到一半没收的财产。其结果是中产以上大部分被告缗。汉初商人处境宽松，政府听任其发展，后来登用商人为官吏实行专卖制，对资本家课税。其手段是出于商人本位的考虑，向不劳而获者征税，商人被收取重税。当时一方面下令严禁私铸，另一方面五铢钱精致而盗铸获利少，小规模的盗铸因而绝迹。财产税的彻底推行，持有大量金钱者破产，百姓贪图一时之快，无心储蓄。如此一来，政府达成当初的目的，收入变得丰富，以至于为司掌盐铁而设置的水衡官，成为专门管理所没收的财产的官吏。为军备计，在武帝和公孙弘倡导下，朝廷曾一度行节俭之风，如今却盛行奢靡之风，以没入官府的奴婢饲养狗马禽兽，又令其附属各官署。无偿劳动者的增加便利了漕运。此后迫害富人的政策愈演愈烈，斗鸡、博弈、狩猎等游戏均被视为犯罪，又让犯罪者互相告发，称为“株送徒”，即因一人之罪而引出与之关联者。此外，贵门子弟出钱给官府便能为郎，郎素质降低，这也引发了司马迁的感叹。由于政府只考虑收入，百姓与地方因没有积蓄多有不便，以致天子巡幸时，由富豪出资欢迎，武帝巡幸至河东时，郡太守因没有做好欢迎准备而自杀。陇西太守也因不能给天子从官设食而自杀。当时汉新得河套，天子在此地狩猎时，见既无驿站，也没有人巡逻，一怒将北地太守以下官员诛杀。于是允许百姓在与匈奴接触的地区畜牧，由官府贷牝马使出利息，也停止在此地告缗。封禅时由地方官负责做准备。此外，对南越、西羌的征讨，由大农出资修缮道路，输送粮食。由于马难得，让封君以至官吏准备马匹，并让亭驿贷马畜牧，使其繁殖。此时作为官吏的卜式上书，提出以率先示范的方式，引导官吏捐钱，补上未征缴到的钱财，然而没有成效。官吏与封君既不愿出钱，也不随军征伐，汉于是采取打压诸侯的措施。这一时期因酹金而亡国的诸侯很多。酹金是指根据诸侯国内人口的多少，向天子提供祭祀费用，并于祭日提供祭酒。如果交纳的黄金成色不纯或数量不足，则会被削地灭国。另一方面，盐铁专卖也陷入困境：官制铁器因粗劣昂贵难以贩卖，于是强令百姓购买。且百姓运输铁器需要征税，因此不愿运输，为此卜式与孔仅准备上书请求废除此税，引发武帝不满。只有均输法获得了成功，司马迁却认为此举等同于商贾，加以反对。让远边的郡交纳租税，耗费巨大，但若取其本地特产，按兑换政策折抵，便可毫无缺憾地利用。均输法使平准物价得以实现，这也是《平准书》得名的由来。官府以都城为中心，尽集天下物品，以物价的高低分品类买卖，夺取了商人的利益，但物价的剧烈波动消失了。此时的告缗法好像并没有严格实行。卜式对桑弘羊的成功之举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以官为商。当时久旱无雨，天子下诏求雨，卜式进言“烹弘羊，天乃雨”。这意味着他的温情政策与桑弘羊的劳农政策发生了冲突。总之，战国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但在汉武帝时，社会和财政发生了一大变革。
武帝政治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武帝内政，对后世的影响之一是封禅。司马迁作《封禅书》，《汉书》收入《郊祀志》，《郊祀志》大体不过是依据《封禅书》撰写的。但《封禅书》并未记述有关祭祀礼仪的详细内容。司马迁考虑到礼仪的细枝末节在有司存有记录，因此写自古以来人君如何被宗教欺骗即可。尽管司马迁说这些细节性的礼仪是为封禅而作，不属于昔日的礼仪，不足为取，但从另一方面看，载有详细仪式书籍的存在，对《封禅书》也有影响。封禅指自古以来一统帝王祭拜泰山，本就与术士的附会有关。一统天子封禅，无疑始于秦始皇而成于汉武帝。其仪式细目若能流传下来，或许可以显示古代祭祀的发展状况。今人仅能通过《后汉书》所引马第伯《封禅仪记》了解部分情形。司马迁不予详谈，是他作为史家见识卓越，但今人通常认为还是把这些无趣的仪式记录保存下来为好。武帝之后，封禅成为大一统天子必须做的事。因此，这也成为当时官吏煽动天子好大之心，并加以满足的方式，以至挥霍巨资，苦了沿途百姓。从政治上看，封禅无疑是一大弊害，但据此可窥见中国人宗教层面的一统思想。
当时与宗教思想相关的事件还有修改历法。武帝太初年间产生的《太初历》，使传统历法为之一变，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世的历法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历法有称为夏、殷、周历的，也有称为颛顼历的，议论纷纷，当然这些多数出自当时历算家的理论。颛顼历大概是夏、殷、周时代的历法，但与其说它实行于那个时代，不如说是战国至汉初历算家的推断。武帝时，出于各种原因而以十月为岁首。《太初历》产生后历法确定，据此可推算出前代历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世确立历日提供了基础。尽管后来仍有改历的争论，但当时据夏历而定的阴历正月制一直沿用至今，地位不可动摇。当然，这不仅牵涉到历算，多少还带有宗教意味。例如对于五德顺序中汉天子应居何德，《太初历》以汉为土德，在此意义上一切都以此为准则。
武帝时实行，成为后世典范的，是首次使用年号这件事。武帝建元元年是普通年号的开始。不过实际在稍早时元年就已经具有了一定含义，即文帝在位期间改元年为后元年，这是因为当时出现了某种祥瑞。景帝时也有中元、后元（不过此时并不称中元元年，而只称元年，但之后出现元年时，则称前之元年为中元）。一代帝王于在位期间如此多作元年的例子始于文景时期。武帝之时每六年改元。当时在第五个元年中的第三年，规定了以天瑞立元年为宜。而此前，元年初称一元，次称二元。自此一元、二元、三元、四元的说法被废止，将一元作为建元元年，二元为元光元年，三元为元朔元年，四元为元狩元年。至五元四年，宝鼎出土，此年遂为元鼎元年。其后每四年改元，从开始即定元号。这就是一直传到清朝的元号的由来。武帝时存在后来附加年号的情况，而史家有意无意地将其用于历史中，遂引起误解。《汉书》记武帝册封其子为王的策书颁布时间为元狩六年，似乎此时已称元狩，但《史记》作“维六年”，这是当时没有元号的证据。而后世年号屡改，不厌烦琐。使用年号有利有弊，后世也长期实行。
汉武帝的举措中最重要的是统一思想，将学问与思想结合。《汉书·武帝纪·赞》专门称赞了此点，而对征伐匈奴、实现统一未加褒奖，甚至可以说将之作为穷兵黩武的实例而加以贬斥。最近史家开始赞赏其征伐，而对思想统一的褒奖从过去就一直存在。据说武帝统一思想的举措主要是根据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完成的。贤良对策分为三部分，其一即统一思想策，主张排斥百家而统一于儒教。如前所述，董仲舒是一位公羊学者，公羊学主张统一主义。当时人们甚至认为孔子预先为汉而作《春秋》，公羊学顺应了这种时势。当然，实际上《春秋》部分内容是后人根据当时思想撰写的，而且传承过程中为了符合汉之情势也有所改易。但主张统一的公羊学当时得到运用，可以说是中国统一思想的起源（近来思想家中，也有人攻击此思想统一成为中国长期以来的弊端）。当时的宰相公孙弘也是公羊学者，他主张公羊学并在政治上加以运用。其政策上无处不体现了他的统一主义，一切都取决于政令，不允许将丝毫的自由作为理想，尤其不可在民间聚集人望。卜式申请向政府献金，公孙弘以违背人情为由排斥，也就是出于这种思想。当时的著名游侠郭解，是破落户的首领，借施仁义而得人望。但他也有恶劣的地方，即对待仇敌实施复仇极为残酷。武帝初年警备力量薄弱，他具有弥补警备不足的力量，因此在民间拥有势力。然而他成为公孙弘统一主义反对的对象，结果并未犯任何重罪却被杀。公孙弘不只在政治上运用统一主义，还将政治与学问结合起来。一方面虽然是因为董仲舒提出了思想统一，另一方面武帝原本就喜好儒教。武帝时代，天下太平富裕，儒教成为粉饰政治的便利工具，而且也迎合武帝浮华的性格。公孙弘顺势引导儒教与政治结合起来。他设置五经博士，其下置博士弟子员，登用弟子员中学问优异者为官吏。武帝时期，公孙弘这样的由学者出任大官的人有不少。治学者为官，即可衣食无忧，这对后来的政治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后来形式有变化，但在中国，此主义一直延续。这就是董仲舒、公孙弘一统思想的结果。司马迁对此事的观察见于《儒林传》序。他认为治学者为官是值得高兴的事。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时代，学者为守道而身陷苦难。新制度产生后，守道开始衰微，出现了为功名利禄而做学问的人。他的说法不能明确说是对新制度的赞成，但总之充分揭示了这一制度的利弊两个方面。虽然此制度也得到了后世儒者的赞赏，但不得不承认，把政治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式，会妨碍学问通过竞争得到发展。由此看来，近世学者对此的批评也有一定的道理。
如史学家所说，武帝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的伟大在于打破以前所有的惯例，树立新制度。大体如前所述，在官吏的选用上，排斥传统的无能者通过世袭可任高官的方法，卑贱者以其才能得到拔擢。与此同时，用学问粉饰政治，这成为中国长期的政治特色。《汉书·公孙弘传·赞》记载，此时人才辈出。武帝非常欢迎人才，作为历经五代的天子，却不以己为尊，完全如布衣之交一样礼遇民间人才。《公孙弘传·赞》载，当时各色人才汇聚，儒雅如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如石建、石庆，质朴如汲黯、卜式，推贤如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如赵禹、张汤，文章如司马迁、司马相如，诙谐如东方朔、枚皋，应对如严助、朱买臣，历数如唐都、洛下闳，协律如李延年，运筹如桑弘羊，奉使如张骞、苏武，将帅如卫青、霍去病，受遗如霍光、金日磾。这些人都不是士人出身。卜式是牧羊人出身而被提拔，桑弘羊作为商贾被拔擢，卫青、霍去病是武帝姐姐家的奴仆，金日磾是自匈奴归附的浑邪王之子。武帝做事亲力亲为，将自己的精力和国家的精力，全部用于整个时代，政治也是一统的政治，其政治方策与韩非子等相同，即选用从战国流传下来的最发达的方式：效仿战国时齐国进行盐铁专卖，效法战国时魏、韩统御臣下。但其政治过于严厉不留余裕，以致其爱子卫太子刘据叛乱，这是由武帝苛酷的官吏与太子发生冲突导致的。武帝后来为此悔恨不已，但其集中权力的政策并未因此改变。在立继承人时，武帝立最年少的昭帝为后嗣，并命其母自杀。这是因为天子年幼而其母年轻，担心其母专权。武帝一生都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实行那样严苛残酷的政治。以后史家经常提及轮台之诏。武帝晚年时，桑弘羊进行了周密的计划，请求派屯田兵前往位于中亚地区的轮台。但武帝后悔因长年征战导致的人口损耗和国库靡费，于是下令停止轮台屯田。厌恶穷兵黩武的学者说因为此诏武帝晚年政治安定。但这是武帝年老气衰所致，并不代表他回心转意成为仁义之君。不过拔擢霍光、金日磾，委托二人辅佐昭帝，可以说是他最后的明智之举。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为人谨直，在殿内的步伐有一定的规矩。金日磾自匈奴降附，但好像比一般的汉人正直。这些事说明武帝虽然年老，但并不昏聩。武帝被称作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主之一。近代史家逐渐脱离了抨击成就大事业人物的旧习，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即盛赞武帝之功业：武帝恢复了秦时的旧有领土，又开拓了新领土，使汉人领土数倍于旧时，贻利千万载后。武帝对有功者大加封赏，但又直接摧折。因功成为诸侯的七十五人，到武帝末年有六十八人失去侯位；此外，一百七十五人的王子侯中，有一百一十三人失去侯位。外戚因恩泽而为侯者九人中有六人失去侯位。其残酷薄情，成为后世一统君主的普遍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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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叙事似有误。据《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武帝因为宠爱李夫人，所以任其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李夫人去世后，“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正文所说方士称李广利的姿容与霍去病相似，不知是何依据。——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