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的政治
经历约五年的楚汉相争后，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此时昔日代代相续的学问治国，即以学问制定制度的方式，消亡殆尽，其中的情形，有陆贾为例（《史记》记载，陆贾时常在高祖面前谈论《诗》《书》，高祖对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陆贾著有《新语》）。陆贾撰写的《楚汉春秋》等著作中，保存了相关的历史资料［太史公所依据的汉代史料，主要有陆贾的《楚汉春秋》、案牍，曹参、周勃的传记，实见者之传闻、图画（张良的画像等）］。陆贾在汉高祖治下没有多大的作为，因为汉初的宰相都是随高祖起事的亡命徒，叔孙通这类人只有在朝廷制定礼仪时得到任用。叔孙通带领自己的弟子来到长安为汉朝制定礼法，汉高祖从此刻开始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当时有两个没有追随叔孙通的鲁国儒生，认为礼乐兴起需要积百年之德，而叔孙通为当时刚夺取政权的汉朝起草礼法，是谄媚的行为。后世也有赞成这种说法的学者。不过，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等人对此却有异议，认为叔孙通制定的礼法，是适用于当时的朴实的制度，鲁国的二生所说的礼，仅能粉饰太平，没有实际作用。对当时来说，叔孙通所制的礼仪是有必要的，王夫之所言是正确的。尤其汉高祖由匹夫而成天子，昔日君臣箕踞而坐饮酒取乐的做法显然不合适了，叔孙通定礼法正是要解决这类问题。
政治方面，萧何等人虽然是俗吏出身，但对行政事务多少有些了解，因而在汉初也发挥了作用。萧何本人才思敏捷，高祖刚入咸阳时萧何就开始收集秦朝政治方面的图籍。得益于此，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对天下之要冲、人口繁密之地、缴纳租税多的地方都了然于胸。楚汉战争之后萧何也颇有作为，尤其在弥补战争创伤、稳定政治形势上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后世有人非难萧何广收图籍一事，认为萧何作为俗吏，仅采纳图籍，而舍却三代以来的礼乐典籍。这种观点是不合适的。汉高祖统一天下的时候，有百卷的《尚书》已经散落失传，关于周代封建的典籍还有一些遗存，但这些东西在政治上毫无作用。幸好萧何只是一介俗吏，舍经书而取图籍，才对后来的政治有所匡益。
其后天下大局已定，政治都由高祖的意志决定，这似乎是一条正确的途径。正如苏老泉《高祖论》所言，汉高祖靠三杰取得天下，其后传天下是凭借高祖一人的力量。汉高祖集权于一身，刚一破楚便驰入韩信军中，解其兵权，十分巧妙地控制了韩信的军队。后来彭越和黥布反叛，高祖亲自平定。随后虽封功臣为王，但其意图可以从最先封长沙王吴芮、闽粤王无诸的做法看出。这些人灭项羽无功，但在叛秦时却有很大的功劳。也可从刘邦对最先反秦的陈胜的态度窥破。刘邦视陈胜为王侯，派人为他守冢。从司马迁的思想中也可以窥见一二，《史记》未将陈胜列入列传，而是收入世家。汉高祖视陈胜为王侯，原因在于认可陈胜对秦发难引起群雄逐鹿，最后高祖自己才能夺取天下。其赏罚标准就是以亡秦为首功。高祖正是因为通晓全局，而具备了成为一个开国英雄的资格。
秦汉交替的六七年间是最引人注目的时代。韩信及项羽等人在带兵上没有特别的经验，但战术非常优秀，成为后世效仿的对象。汉高祖更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此时已经在思考所有的治国方略。原来儒者的经书是世袭国家时的产物，对于以匹夫之身起而取得天下的刘氏政权来说，没有实际作用。相反，汉高祖设想的政策很契合当时的实情。萧何出任宰相，以其俗吏手腕，修订法律，不制作礼乐，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施行政策。当时实行与秦始皇时相同的中央集权政治，被分封的都是同姓诸侯，这种现象持续到汉末。此时强化中央权力十分必要，张良、娄敬等人极力劝谏高祖定都关中，正是出于这种需要。为此，还要考虑都城的宏伟程度。秦始皇的都城最为华丽，每当灭六国中的一国就会在都城周围营建具有这个国家风格的建筑，集六国之富贵壮丽于咸阳，然而大部分后来都被项羽破坏。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情，即富贵壮丽集中于中央。中国人素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说法，但人一旦成为王侯将相，就会汲汲于富贵，凭借其富贵享受奢侈的生活。无论如何也要在富贵和壮丽上压服天下的想法也就应时而生了。为此，汉初大兴土木，建未央、长乐等宫殿，将六国后裔及豪杰（无赖首领）集中在关中。集中六国后裔及豪杰于关中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叛乱。这与日本的德川家将诸侯家室聚集在江户是相同的做法。这种做法对后来关中地区的繁荣起到了推进作用。其他方面，则顺应秦以来自然的变化，制度也大体与秦朝相同。但与秦朝相比，此时的汉朝版图反而缩小了。秦之疆域，南至安南，而汉初尚未将今天的广东、广西地区纳入版图。这是由于秦吏赵佗乘楚汉相争的混乱独立，占据南越，称南越王，因此五岭以南并未划入汉代版图。在北方，秦据有沙漠以南的土地，在楚汉之争期间由于对匈奴的压力减弱，于是匈奴前所未有的豪杰冒顿单于迅速崛起，窥伺汉朝疆土。汉高祖就曾在山西地区遭遇被匈奴围困之危，北方领土也缩小了。领土的缩小，解除了像秦时一样将谪戍遣赴远方及调军守护的麻烦。另外，匈奴入侵也因采用娄敬的和亲政策而得以免除，所以汉初反而不需要预备大量的财力和兵力。而在政治上尽可能沿袭秦朝制度，平稳的基础也就建立了。
但仍有一个难题，在天下动乱之时需要强盛的兵力，可是今日海晏河清，需要遣返士兵回乡。王夫之对此评论道：过去兵出于农，兵有家业，罢兵可以回家继续农事，与后世募流民当兵是不同的，因而罢兵不会像后世那样困难。此种情况秦始皇时代即已存在。始皇之时，天下游民众多，他们被遣往边疆驻防。汉初内乱停止后冗余的士兵能否回乡务农成为一大问题。刘邦打败项羽后，异姓王八人先后被灭掉七个，亡国的士兵大都无条件解散。高祖讨伐项羽时，聚集了庞大的军队，而彭越、韩信分兵讨项羽，也并非一次即成功，也就是说其士兵被重复使用。于是高祖一方不需要反复训练士兵，而敌对者的兵力不断削减，所以战争结束后也不必担心士兵无业的问题。即当时为消灭项羽而聚集的大军，通过继续消灭诸王而得到调整。尽管其初衷不是裁军，但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方便。另一方面，经过七八年的动乱，壮丁数量大减，即便士兵纷纷回乡务农，也不会出现劳动力剩余的现象。对此汉初十分重视使田宅返归原主。
在这个时代，战争造成的破坏已不令人惊异，而经历了七八年的大乱斗，终于迎来焕然一新的新局面后，采用何种政治来治理成为问题的关键。儒者津津乐道的礼乐之类无济于事，幸而君臣也没有采纳。秦朝制度中，人们吸取了对当时有用的内容，摒弃了容易引起动乱的东西。然而在此七八年间，民间有势力的人都竞相争斗，结果或被杀害，或被制服。高祖之后，吕后辅佐惠帝治世，汉进入平稳时期。
高祖其人
汉高祖在位第十二年去世，不将做汉王的五年包含在内，实际做皇帝仅七年，不足八年。有关高祖的传记在《史记》出世时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传说化。如高祖之母感龙而生高祖，他是赤帝子，斩大蛇杀白帝子而起义，他躲藏之处上方常有白云围绕等传说，都是后来附加的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然而《史记》问世距高祖之时为七八十年，流传的事迹应有可以确信的内容。特别是司马迁作为史家不仅重视文书记录，也看重耳闻眼见，因此《史记》中不少内容取自实际经历。所以，高祖草创时期的英雄言行，得到了相当准确的记录，《史记》中相应的记载因而特别精彩，大异于仅依据案牍文字记载写成的史书。
如前所述，秦汉交替之时布衣也能大展拳脚，高祖刘邦就是其中的代表。历朝帝王中，高祖是最能展现中国人特色的人，特别是他虽无学问，却不好虚饰。他听到萧何去世的消息时非常苦恼，《史记》用“如失左右手”来表达其痛苦。有人说汉高祖宽仁大度，但又不忘其中的利害得失。也正因为他不忘利害得失，所以他的行为有时近于残酷，或许正如注文之言，他是天生的英雄。此后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皆以高祖为理想。像尧、舜、文、武等神秘人物，不足为人间的范本。东汉光武帝曾发问，他与高祖有哪些不同，蜀汉的刘备也一直希望成为汉高祖一样的人物。不过这些人都有虚饰之嫌。光武帝刘秀作为儒生，多少有些学问；刘备长于民间，有游侠之风，即便不甘凡庸，但也不是生来如此。后世唐太宗、明太祖好虚饰，且残忍。在这方面，汉高祖可以说是最伟大的模范人物，这也是时势造英雄。高祖崛起时，恰逢战国后列国学问颓废，秦始皇废毁学问，所以得以免除学问的弊病。不过，他平时听到的前代逸事对其修养的提高并非毫无匡益。高祖最钦慕魏国的信陵君。他称帝之后，为秦始皇及六国之后护陵，置守冢十家（秦始皇守冢二十家，陈胜三十家），尤其是为信陵君也置守冢户五家，可见他对具有游侠气质的信陵君有好感。他虽然不如信陵君那样谦让和礼贤下士，但却有“己不能为而任之以人”的度量，因此比信陵君更为自然。所以，若认为汉高祖多少有修养的话，应该是他效仿信陵君的结果。司马迁在传记中也有类似的议论，但以其为创业之君而略嫌拘泥，并未展开充分的议论。只将其作为顺应天运循环、三统之序的天子。但总之司马迁这样的卓越史家的记录，使高祖这等人物的故事令今人也颇觉合宜。
初期的无为政策
高祖死后，吕后立孝惠帝。《史记》不立《惠帝本纪》而作《吕后本纪》，主要是因为实权为吕后掌握。这一做法颇为后世史家非难，但却是当时重视实权的思想的反映，为项羽作本纪有着同样的意味。
自吕后开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汉朝主要实行无为而治。关于这点司马迁曾指出，孝惠帝吕后之时，百姓脱离战国以来的痛苦，君臣安乐无为，吕后在内实际掌管政治，天下晏然。刑罚罕用而少罪人，百姓从事耕作，生活渐渐殷实。所谓少罪人，并非指没有人犯罪，而是当时的政治方针是不刻意揭发那些邪恶之徒，尽可能不用刑。此时继萧何之后为相的是曹参，此人曾为狱吏，在征战中显示出了能力，但是个性格温厚的人。因此最初高祖论功行赏时，一般人希望曹参的地位可以在萧何之上。作为政治家，曹参推崇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尤其是自己为相后并没有更改任何政策。曹参从最初辅佐高祖长子齐王时，就致力于推行无为政策。
吕后晚年，孝惠帝病死。对于是否立惠帝后嗣，朝野争论纷纷。吕氏之乱结束不久后，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即位，行黄老之术，厉行节俭，其生活几乎与稍富足的普通百姓无异。此时天下二三十年间都十分安定，百姓富足，很多人劝谏文帝效仿古天子的礼乐而创立新制，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贾谊，他提出了定制度、变服色、修历法等措施。所谓变服色，来源于战国以来的五行说，即制定与自己的“德”对应的服色。但文帝是谦让的天子，以自己无德而不采纳此说。其原因完全在于文帝的谦让，即文帝认为那种空论不足为用，这并非出自其见识，而是出于谦让。另一方面，他希望避免多事而动摇社会，尽力维持平稳的政策。
所以文帝时的第一要务是注意避免与周边外国发生冲突。汉高祖时，曾偶然与匈奴发生冲突，这并非因为高祖好战，是因为楚汉之争导致边防松弛，加之汉朝立国后大量诛杀异姓诸侯，其中与匈奴邻近的韩王信、燕王卢绾等畏惧高祖猜忌，转而依附匈奴作为自己的后路，最后引匈奴入内，高祖与其发生冲突，且吃过其苦头。好在冲突消弭后，后继者都避免与匈奴发生冲突。吕后之时，匈奴多次致信汉朝，其言相当无礼，例如扬言：“今汉朝太后吕氏为寡妇，我匈奴单于亦为鳏夫，何不结为姻亲之好？”即便如此，汉也没有出兵征讨。随后冒顿单于病死，老上稽粥单于即位，汉送其阏氏北上，中行说随从前往。中行说不愿随行却被强行派遣，所以他到匈奴后，频繁做出不利于汉朝的事。这就是“汉奸”一词的由来。汉给匈奴的文牍长一尺一寸，辞为“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在中行说授意下，匈奴给汉朝的文牍长一尺二寸，印封也更大，且言辞倨傲，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中行说又说所谓匈奴的风俗落后（《史记》中记述，汉之使者谓“匈奴俗贱老”“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娶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也是出于生活的必要。若置汉朝于相同境遇，想必也是如此。中行说主张保存匈奴的传统。当时匈奴颇好汉人的绢（缯）及食物，中行说都不以为然，他说匈奴即使黄毛孺子穿着旃裘也很好看，且作为食物，匈奴的乳酪也要更好。中行说的这些言论，作为对匈奴的忠告是有一定见识的，其本国汉朝却颇受其患。尽管有这样的事情，文帝始终认为应该和平相处，避免战争。此外，自高祖时就活跃的南越王赵佗，因吕后政策稍有不妥，一怒之下在广东自称武帝，侵略湖南。即使如此，文帝仍为其先祖守墓，厚遇其亲族。赵佗本就无意与汉相争，于是最终主动归附，撤去帝号而称藩臣，但在其领地内仍以王相称，向汉朝派使臣称“王朝命如诸侯”，文帝也继续与他往来。
汉高祖夺取天下后，吸取秦始皇不行封建制，不分封功臣子弟，导致秦顷刻翻覆的教训，将自己的子弟都分封为诸侯王，并赐予大量的土地。此后不久，拥有很多土地的诸侯王势力渐渐扩大。如高祖之侄吴王濞就拥有非常富庶的土地。吴王广招天下亡命者开采吴地铜山。尤其是当时允许私铸铜钱，吴于是多造铜钱。且吴濒临大海，又有煮盐之利。因此吴王不必向百姓征收赋税也财政富裕，傲慢之心日渐增长。不过文帝对他尽量予以宽恕，并未严惩。尤其是文帝之弟淮南王刘长傲慢，屡犯法律，也未受到惩罚，最后因废黜而自杀。文帝常常忍耐诸侯的傲慢，一点也不想社会出现动乱。当然，这种极端的无为政策不可能一直延续，但在文帝统治的二十年间一直如此，并且一直与各诸侯相安无事。
无为政策延伸到经济领域的体现是尽量不与百姓发生关系。最初，高祖认为民间崇尚奢侈之风的源头是商人，因此对商人课以重税以严禁奢侈之风。此时天下战乱的局面刚刚结束，经济凋敝，因此采取这种政策是妥当的。其后管束商人的法律逐渐松弛。不过由于汉天子、诸侯王均布衣出身，最初其生活是质朴的。何况他们各自都有私人收入，借征收租税获取生活费全无必要。众多官吏居住在都城长安，其衣食从东方运送而来，仅谷物一项，一年就需运送数十万石。货币方面，由于允许私铸，导致私铸的榆荚钱泛滥，物价上涨，因此文帝时铸造的四铢钱被称作“半两钱”。与秦半两相比，四铢钱的质量已有所下降。由于当时货币质量的下降，继续流通秦十二铢，可能会引发国内经济混乱，故将四铢钱作为半两钱发行。因为国家放任私铸，吴王濞等靠私铸而成巨富，文帝嬖臣邓通也因文帝赏赐的铜山而暴富。此时纳谷物赎罪的做法出现了，还有将谷物运至边疆而封爵的，人民对上流社会生活的渴望，助长了奢侈之风。只不过因天下承平日久，又无大的灾害，所以社会富裕，都城多有余财，天子仓库的谷物常有陈腐。生活优裕，食物充足，官吏形成了将自己职位传给儿子的习惯，官员以官为氏的倾向也出现了。汉朝这样自然发展，生活环境宽松悠闲。百姓大都行为驯良，耻于作乱，罪人稀少，社会安宁。然而放任也导致有钱人兼并土地，逐渐形成势力进而统治乡曲。事实上，这种太平景象背后，隐藏着奢侈成风、贫富悬殊的事实，这就是经济上完全推行放任主义的后果。幸而文帝治下的二十三年间汉朝平安无事。
文帝在位期间也并非全无立新制、兴礼乐的意向。如文帝在位期间出现了后元年年号的说法。文帝时最初称元年，直到十六年。十七年始称后元年，直到后七年。其以五行运行说为据，当时官吏中唯一的学者是丞相张苍，民间也有人上书，建议改正朔，于是改元为后元年。当时对五行中汉居之“德”众说纷纭。张苍认为是水德，民间上书称土德（鲁人公孙臣持土德说，贾谊也持土德说）。秦始皇时已称秦居水德，故秦以黑为尊，以十月为一年之始，张苍也依照此说。这样的改制虽有几次，但大都没有实际意义。于是贾谊献策对国家整体组织进行大改革，认为汉朝若这样持续下去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他在太平无事的时期提出的这种悲观论，势必不会被采纳，但其后果真出现了大动荡。
贾谊的《治安策》及封建制度
汉朝制度文物大体都是自文帝时期开始准备，也就是发起讨论，大多到汉武帝时才逐步付诸实践。其中最明显的是封建制度。文帝时，贾谊对此有过透彻的议论。贾谊所著的《新书》记载了他对汉朝制度的论述。《新书》体裁顺序各异，论述主旨也很晦涩，而《汉书·贾谊传》对此则做了很好的归纳。但《汉书》的本传太过简略，所举项目不能相合。宋代王益之的《西汉年纪》，选取较《汉书》所记为详的《新书》叙事加以补充，因此若要考察贾谊的议论，《西汉年纪》是不错的。
提及贾谊的论说，一般会讲到《治安策》。此文分项列举了“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其中“可为痛哭者一”对封建制度的议论尤为深刻，指出了汉初对有爵位的诸侯封土过多的弊病。贾谊的观点是正确的。汉赐给齐王七十余城，吴王五十余城，楚王四十余城，即其例证。贾谊指出：高祖时分封的异姓诸侯大国已全部灭亡，其中长沙王吴芮能残存，是因为其封地仅有二万五千户。韩信、彭越被封赏的如果也是这样的小国，其家族或许就能延续至今了。非独异姓诸侯，同姓诸侯也如此，特别是同姓诸侯，名曰臣下，布衣时都是当成兄弟的，实际上不认为自己是臣下，因此在自己的封土内享受与天子一样的待遇。文帝之弟淮南王就正是如此。为了保全他们，贾谊提出“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建议。
根据贾谊的建议，文帝时仅分封了齐悼惠王六子和淮南厉王三子，并未普遍分封。景帝时晁错施策过急而失败被杀，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文帝时优待如吴王等骄横的诸侯，景帝时有过失的诸侯则会被削减土地。为此有两三个诸侯王的土地被削，然而削吴王土地时，吴王与楚王联合起来作乱。实际上齐王和梁王并没有参与反叛。梁王作为景帝之弟，有希望继承皇位，所以极力防守。在齐和梁防守的时候，汉派大军灭掉七国。当初汉朝内部讨论四起，为了向七国道歉，晁错被杀。平息叛乱后像吴国这样的祸首被灭国，像楚国这样的，则将其土地分为小块，再授予楚人后代。从此这种细分土地封赏的做法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也未引起争乱。原因在于确立了划分土地的制度。这种政策称为“推恩令”，即诸侯把土地切分给自己所有的子弟，授予封号。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形成统一的推恩形式。这样，不用中央自己出手即可施加恩泽，同时，诸侯之子通过封土得以存续，并且其势力也逐渐减弱。
汉朝的各诸侯王国，最初大体都设丞相。这些丞相由天子直接任命，诸侯可自己任命属官，因此封国内几乎是一个独立国。各诸侯王虽然奉汉之正朔，但封国各有自己的纪年，其制度一直延续。吴楚七国之乱以及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的结果是官吏逐渐转由中央任命，诸侯王只能收取地租以供衣食。由于势力减弱，诸侯有过失就会被削减土地，诸侯国因此逐渐消亡。这是封建制度的一大变化。像周代那样的封建制度在汉朝仅存在了四五十年，说明必须采用这种制度的时代已经过去，适宜采取中央集权制度的时代来临，这也是自然变化的趋势。但是，其中也存在利害得失。汉初吕后让诸吕姓人称王，根据汉高祖刘邦的规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为此最先举兵的是齐国。齐是汉高祖长子的封国。吕氏派灌婴去抵御齐国，结果灌婴与齐不战而和。吕氏死后诸吕被杀，刘氏一族得以保全。这是在诸侯有势力时才能出现的情况。景帝以后的小诸侯，很难做出类似的事情。因此，后来想依靠外部势力来保护王室政权的事情变得很难。总之这是封建制度的一大变化。此后封建制度即便短暂恢复，也大多以动乱告终，司马氏的晋朝就是一个例子。
贾谊及晁错对匈奴的政策，贾谊的皇太子教育论
当时对汉而言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匈奴。文帝时对匈奴采取宽大的政策，即便屡遭侵略，也只做防御，不出国境主动追击。贾谊查考此事，说匈奴人口不过与汉朝大县相当，以汉土之辽阔而屡受一大县迫压，是难以忍受的。汉朝每年向匈奴赠送大量物品，本来只有臣下向天子进贡，而没有天子向臣下贡礼的。如果自己做属国之官，“必系单于之头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然而贾谊不过是说大话罢了，没有提出明确的制服匈奴之策，他的谋策也不过是三表五饵之类。
晁错对此提出屯田驻兵的明确主张。在谈论屯田制之前，晁错从各方面对汉与匈奴进行了比较，提出匈奴不足为惧的结论。其论是可行的，并在后来的武帝时期被采用。其着眼点在于比较双方的优劣之势，从地形等方面入手进行缜密的论证。晁错认为决定战争的要素有三：一是地形；二是士卒的训练；三是兵器的精良与否。匈奴地形多山坡深谷，不利于汉军作战；且匈奴士兵擅长骑马射箭，汉军骑兵难以与之抗衡；在忍耐饥渴方面，汉军也比不上匈奴。这是匈奴的三个特长。但在平地车战，突破匈奴军队就很容易；弓弩长戟这些远距离兵器，也是汉军战胜匈奴军队的利器；在甲坚刃利上，汉强于匈奴；令擅长射箭的士兵发箭，是匈奴粗劣的铠甲难以防御的；在下马的情况下战斗，汉军凭借优良的兵器，比匈奴更有优势。此为汉军的五个长处。大体汉军兵器精良，平地作战，汉军比匈奴更有优势。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汉人不输于匈奴的观点，是有根据的议论。特别是汉武帝时战胜匈奴，与其说是运用汉军的优势，毋宁说是吸取了匈奴的长处。这也是参考了晁错汉人不负于匈奴的论述的结果。
晁错还提议强化边防以抵御匈奴入侵。秦时曾实行过守备边塞政策，却以失败而告终。晁错对此进行了缜密的思考，以免使汉代重蹈覆辙。秦北攻匈奴，南征两广，向两地都派遣戍卒。但这两个地方风土大异于中原，中原人难以忍受。因此秦时人认为去往两处等于进入死地，“谪戍”之名就是这么来的。起初，有罪的官吏被送往此地，后来又将赘婿、贾人发派到那里，再到后来，祖父母、父母曾为贾人者也被遣派，谪戍人数增多。甚至居住闾左者亦被发遣，致使人民非常不满，以致引发叛乱。而匈奴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难以预料其将侵略何方，因此仅在一地设防收效甚微。若从远方向边境派兵，兵未至匈奴就已经撤走。并且边境戍卒需要定期换防，频繁更换的军卒不知道匈奴的长处，失败也就理所当然。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屯田。也就是最初主要派遣罪犯及被赦免者，再到奴婢，分配土地让他们屯住耕作，并且习武练兵。晁错的方法是良策，汉武帝时的策略是一方面用屯田防止匈奴的侵袭，另一方面深入匈奴腹地，主动攻击其根据地。当然，汉朝为此耗费了大量的财力。而文帝时少有需要大量费用的情况，所以晁错的做法得到采用。文帝是对各种建言献策具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的人，但为节约资金和避免事务繁复，没有全盘采纳晁错的建议。
贾谊的议论还涉及其他制度，但他用力最多的是将来要成天子的即皇太子的教育。他对此事非常热心，自己也曾担任诸侯王之子的太傅。后因王子从马上摔下而死，痛感自己失职而过早地去世。文帝时，贾谊的主张通过晁错部分地得到实施。在他影响下，晁错主张贤君政治，但因为过于急躁，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针对贾谊的论述，王夫之认为即使贾谊的理论付诸实践，皇太子也不会成为他理想中的人物。在生活优越放纵的环境中成长的天子，很难以断定其品行是否能与其所受的良好教育相匹配。因为即使像成帝这样谨慎的人也沉溺于女色。因此不如像文帝那样自身修黄老无为之术，自然地感化其子，若教以学问或其他，难有成效。王夫之这种观点，与汉初天子起自布衣，内部不尚规矩有关系。像贾谊这样重视礼乐制度的人，自然会崇尚良好的教育。据说景帝为皇太子时，吴王太子来京，两人以双陆博弈，因吴王太子不懂规矩，皇太子用棋盘殴打他导致其死亡。这正是贾谊最为担心的地方。
总而言之，这个时代有贾谊和晁错两个见识卓越的政治家，而且不可思议的是他们都非常年轻。贾谊死时刚三十三岁，晁错虽然活到了景帝时代，但被杀时年纪也不大。可见能看清时势的，有不少是年轻的学者。反之，《儒林传》罗列的学者先生，则没有如此剀切的政论。特别是贾谊学养深厚，晁错也曾从伏生学《尚书》，但都并未专于治学。
景帝的政治
大体上文景时代持续了四十年，其间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但几乎没有特别大的动荡，是最泰平的时代，汉朝的统治基础也得以巩固。文、景二帝为人做事有不少差异，文帝实行黄老之术，景帝则吸取一些法家学说，可以说晁错实际上教授的就是法家学说，即以法律为实际的统治工具。这是因为文帝时代政治留下的善事恶事，都由景帝继承。文帝政治的不少弊端，到了后来才暴露出来。文帝在世时多少意识到遗留下来的隐患，也预见到吴楚七国之乱并且给予了重视。例如文帝在长安集结军队时，看到周亚夫的军队纪律严明，才留下遗言，称若有异变可用周亚夫。因此七国之乱一起，景帝便立即任用周亚夫。周亚夫治军严格，以持久战大破七国疲惫之师。此时天子的亲弟弟梁孝王（他深受皇太后的宠爱）被叛军围困，向天子求援，但周亚夫因顾全大局而决定牺牲梁不予救援。梁持必死之心防御的同时，周亚夫拖垮七国疲师，最终为梁解围。由此可见他是一位精通战略的将军。当时的将领，为了增强势力而起用有影响力的人物，就像如今利用土匪与马贼一样，将游侠编入军队。当时洛阳有名的游侠剧孟，颇有作为，周亚夫率先任用他，并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由于当时实行放任政治，地方势力四处横行，因此把游侠收入便可壮大势力。周亚夫在严整军队的同时，也察觉到了当时的社会中，这些人顺应时势。经过两个节俭的时代，景帝时又严行规范，汉王朝的内部得到巩固。其后，武帝则在外部颇有建树。当时的政治主张也由过去的消极政治转变为积极政治。
幸有《汉书》存世，汉史得以传续。《汉书》是根据当时实际的记录写成，是可以信赖的史料。这些实际的事情，汉代自不必说，对考察其他时代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周代是理想社会，但并不知晓其实际情况。以往的学者称，成康时代因周公之力而整顿了典章制度，但这是后来推测的说法，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从汉代的史实考察，文、景两代实行的是无为政治，那么周的成康时代是否也实行无为而治？是否可以认为周公设立的典章制度也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贾谊等人倡导由无为转为完善制度文物，但在议论中采取非常宽厚的态度，如大臣不予罚罪，令其自杀等。由此可以明白贾谊等虽是主张以制度为主的论者，但在当时仍持宽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