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相关史料
书写战国时代的历史并保留至今日的史书有《战国策》。从刘向在《别录》中记载且存于现今《战国策》开篇的内容，可知此书的大概性质。此书原名《国策》《国事》，又称《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刘向认为其主要内容是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为其效力之国策谋，故名“战国策”。但是不清楚原作《国策》是“策谋”之意，还是“策书”之意。若据“国事”等名称推测，可能是“策书”之意。《国事》的“事”可解作“史”之意，《短长》可解作“纵横策谋”之意，“长”也可以解作“长篇策书”之意，像《长书》《修书》一样，或许是因为其既有长文又有短文，故名“短长”。《事语》大概是因为其初次纪事，故有此名，相对地，《国语》之名则与其是留传下来记载传说的专门典籍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是因其初次记载长篇策书，故名“事语”。汉初时，过去的书开始载于竹帛，此前短文借简书而传续，长文赖语言而流布，而《战国策》的出现，意味着策书首次形成了。
《战国策》堪称纵横家的教科书，年月不明这一点显示出当时的中国人尚未意识到以纪年体叙述历史的必要。以前的《春秋》，是孔子一派特别保存简册的结果，可以推知这并非一般风气。据司马迁说，特别是战国时代的列国史学记录均在秦时遭焚毁。另一方面虽有类似于《竹书纪年》的史书，但司马迁称，他依据《秦记》作《六国年表》，也未按时间记载。现今《秦始皇本纪》末尾的附录仍不明出处，有人认为这也许是《秦记》原本。若果真如此，单纯记秦纪年本是容易的，这样的记载可能就是当时真实的录史风格。与此相比《竹书纪年》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它是魏的国史，与现今的《竹书纪年》体裁有所不同。魏国较早开展学问，对历法的考证出现得也很早，或许它是用历法编写历史。除此以外，像一般的编年史还没有被实际运用。《孟子》提到的晋的《乘》，也许就是《竹书纪年》一类的记载，而楚的《梼杌》专记恶行，非常粗略混杂。即便如此，春秋时期有明确的编年史，战国时代则没有，由此可以说春秋时期的编年史保存下来了，这在当时大概是一件特别的事。孔子一派没有意识到记载编年史的必要性，仅重视记录春秋时期各色事例的确实史料。因此，想根据今日残存的史料了解战国时代的纪年，确实比春秋时代要难。以《孟子》提出的问题为中心对年代进行考据，也常常缺乏实据而困难重重。如梁惠王与襄王之间的年数，《史记》记载惠王三十六年，其后是襄王；《竹书纪年》在三十六年之后有惠王元年，又持续了十六年。《史记》则在第二个元年后加入襄王。《通鉴》取《竹书纪年》的说法，近年也流行此说。且《史记》和《孟子》中齐宣王与湣王的年数也不一致，因此有人主张将《史记》宣王的年代往下推延以与《孟子》一致。然而对从哪一年往下推延，也没有确切的提议。因此关于这一时代，司马迁也只是简单地以《秦记》为基础将列国之事分开，至于比春秋更远的时代就难以确定了。《战国策》创作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作为纵横家的教科书，而非记录事件，故年月不明。其记事较少像《春秋传》那样在间隔很大的年数后面附加话题。有的地方《史记》要比《战国策》记载更详细。《战国策》虽然年月记载不明，但关于纵横家的内容是可信的。
刘向谈到此书成书时，说本字误脱而成为半字的地方有很多。与现今战国时代的文物相对照，可以得到有意思的结论。如刘向说“赵”为“肖”，“齐”为“立”，而现存古玺上，“赵”皆写作“肖”，又将“齐”写作“”，或许是可见“立”形。因此，此书并无误脱，使用的是当时通用的文字，在当时就形成了策书。可以认为《战国策》是较早写成的书籍，“肖”“立”等文字在秦李斯、赵高作字书以前就存在。
要想知道战国时代的事情，可参考《六国年表》及其他一些书。尽管各国的事情不能对年表所记信之无疑，但至少可以从中推测出世代嬗变的大致情况。
三晋的兴起及其影响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出现的三晋，也就是赵、魏、韩的兴起，作为战国时期的著名事件广为人知。三家原为晋的大夫，此时被威烈王封为诸侯，《通鉴》等书即从此事开始记载。不久后，齐大夫田和也夺其国从而成为诸侯。这些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被视为战国时代出现的标志与基础。但是崔述的《考信录》提出疑问：威烈王以晋大夫为诸侯这一点与《史记》中的记载有矛盾。《周本纪》《晋世家》等有封诸侯的记载，而《赵世家》的说法是诸国“皆相立为诸侯”，此后又有诸国称王、互相称王的事。崔述以此认为封诸侯并不是出自周的命令，但可能两方面都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如东汉末期的英雄任意成为州牧，但表面向朝廷上表，受命成为州牧的体制依然延续。这种情况在日本战国时代也出现了，即在遵从足利氏的教书、天子敕书的体制下行事。因此在这种场合下，也许两方面都有可信的部分。总而言之，三晋成为诸侯，田氏代齐，是进入战国时代后的标志性政治事件。
此事给当时带来的影响是，列国的形势因新兴诸侯国的出现而变得十分紧张，战国初期的各国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有效治理，可以称得上治世。春秋中期以后，中等诸侯国力量转衰，在孔子去世前后变得混乱不堪。但自孔子去世后到三晋兴起，列国内政的效率都大大提高。由此看来，当时的诸侯中必有伟人。如三晋的开创者中，有赵襄子等贤人。魏文侯、武侯甚至失败的惠王，都有所作为，韩昭侯也非常贤明。这些主要人物，都活跃于此前后时代。齐则继田和之后，出现了威王、宣王等明君；秦则有献公、孝公等。此时楚国因为吴伐楚之后出现白公之乱，国势不振，内乱绵延。
游士的活跃
如前所述，此时贤君辈出，但对这些贤君的记载不显。在此时，游士始开一家之学，自成一家者为列国所用，其志亦有所实现。最初，即孔子死后至三晋为诸侯之间，孔子弟子为诸侯所用且受礼遇。在鲁国，孔子之孙子思受到的待遇也比孔子要好。特别是这一时代的游士常作为诸侯的宾师，而非臣下。这和孔子之前，子产和晏子为臣入仕而发挥作用有所不同。这是个游士作为宾师发挥作用的时代。与此同时，孔、孟之间，儒家及诸子百家的学问大盛。据《孟子》记载，有杨子、墨子、农家等诸学派。为韩昭公所用的申不害是刑名之家的鼻祖，李悝是法家鼻祖。这些人立一家之言，采用其言可奏实效，各国争相用之。即便流派各异，但凭一家之言便可大展治国抱负，这与德川末期的二宫尊德、佐藤信渊为各侯国所用而有所成效的情况十分相似。采用各家之言的结果是，诸侯国力强盛，开始频生冲突，落败而受压制的国家转衰。梁惠王、齐宣王就是例子。然而各国所用游士的数量一旦增加，便自然开始走向衰亡，在治国上显得力不从心，于是纵横家出现了。这个时代是游士的全盛期。此前孟子就有提及这些游士对各诸侯自矜身份，如田子方不答魏武侯之礼。这只是受国君优待的例子。到苏秦时则情形大异，苏秦为六国之相，从约之长。从约之长是苏秦本人，而非诸侯，这本身就说明游士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张仪对苏秦言连横，在各国任宰相，备受优待。这两人中，苏秦有大丈夫气，与诸侯夫人恋爱以及失败的方式也有男子气概。张仪相反，有诈欺的嫌疑。游士的地位在这个短暂的时代达到了顶端，并随着数量的增加，开始走向衰落。
四君时代，秦孝公与赵武灵王
此后是四君时代。四君即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此时诸国大体上皆称王，尽管其中也有赵武灵王排斥称王。然而诸侯中不通政务的昏庸者很多，因此出现了实际代王理政、背负一国重任的人，即“四君”。四君也好蓄游士，往往聚集了一些平庸之辈，他们待遇微薄，缺乏自信。这个游士自甘堕落的时代持续了百年有余。其中孟尝君地位特殊。他从齐土获得领地，却在秦任相。齐宣王伐燕，几乎灭亡燕国，此后湣王时齐又几乎为燕所灭，然而此时孟尝君居其领地袖手旁观。相比之下，平原君、信陵君更乐意为国效力。信陵君最有人望，是中心人物，但其地位非常微妙。尽管没有得到魏王许可，他仍以私人关系发魏兵救赵。为信陵君所用者，与其称游士，倒不如称游侠，这是一个自孟尝君以来衰落的群体。信陵君、春申君末年已是秦始皇时代，二君与六国势力同时薪尽火灭，终并入秦。
自献公、孝公以来，秦逐渐兴盛。尤其是秦孝公任用魏之游士商鞅并委以国政，力图富国强兵。商鞅一改由来已久的贫富平均政策，鼓吹自由竞争政治，在战场上也推行此法，立功者受重赏，秦国由此强盛。商鞅虽然被孝公之子惠王所杀，但其改革措施被保留了下来。秦也用游士，但与三晋不同，并不是在国政陷入困境时使用游士，而是作为新兴之国在上升期使用游士，此法奏奇功，使秦最终成为第一强国。从秦国国情看，它缺乏如晋六卿、鲁三桓等在古典文化兴起地掌握政权的中间人物，因此在推动富国强兵之策的同时，国君权力加强，君主独裁的倾向也出现了，这是值得注意的。比起当时因历史原因而多有碍难的国家，能实行君主独裁政治而以强势制服他国，这成为秦国兼并六国的原因之一。三晋游士进入秦国，想必也会与李斯、韩非同道，竭力提倡强化君主的权力。
赵武灵王在秦之前就有统一天下的资格，或许称得上最成功者。在同时代昏庸的诸侯中，唯独他堪称贤明，以胡服骑射攻破胡人。这得益于赵国的地势、兵制，但利用这一点讨伐新兴的秦国，也是一个很伟大的想法与举动。胡服骑射使春秋以来的车战向步战转变，数量的多寡成为胜败的关键。赵国因地势与胡相接而有骑射的想法。据王国维考证，胡服是其冠去冕旒而用武弁（如汉时貂蝉冠形制），并开始废履穿靴，衣为窄袖。这样的服饰装扮越来越流行，传统服装由累赘变为简易，由此逐渐成为一般的风俗。赵军穿戴这种装备经过胡地攻打秦国。《史记》提到赵武灵王曾亲自派间谍入秦侦察，他还独自称君而不称王，大概是他隐居而为自由之身，不为他人所并的意向的反映吧。然而他不幸因为家庭内乱被杀害。如果这一事件没有发生，战国形势也许会截然不同。在他的感化下，赵国出了廉颇、李牧等名将，这些名将至死都在保存赵的实力。六国就是这样在文武人才枯竭后，被开化较晚，人民质朴而不受传统历史桎梏，顺利实施正规改革的秦所并。可以说这一结果的起因是出现了秦始皇这一伟大人物，但也可以认为是秦始皇顺应了兼并的趋势。
统一的前提
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条简述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差异，其大意为：（一）春秋时重礼、信，而战国不然。（二）春秋仍以周王为宗，而战国不然。（三）春秋犹重祭祀和聘享，而战国不行此事。（四）春秋论宗族姓氏，而战国不然。（五）春秋时宴会赋诗，而战国无此风习。（六）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战国则无，原因是国无定交，士无定主。比较《左传》与《战国策》，可略见差别。从儒学者的立场来看，战国是礼崩乐坏、风俗沦丧的时代，但又有逐渐走向统一的趋势。只是统一的过程中旧事物被破坏，由新人实施统一的倾向明显。
如《日知录》所言，诸侯并不以周王为宗，而事实上，周王也不具有作为诸侯之宗的资格。因此《战国策》不载周王，只记西周君、东周君。通常认为赧王向秦献地之前的是正统之王，但据崔述研究，周王室名存实亡或许还要更早。即使有王，也仅称西周君、东周君。在战国威烈王的上一代，即周考王弟弟的时代，分为西周君和东周君。战国末周亡，西周、东周向秦献国，已经不具备一个完整的王室。普遍认为周经八百余年，“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对周亡的预言，其年数恰好是西周、东周分立之时，因此认为周结束于威烈王时代是合理的。诸侯不称王由来已久，并不是出于顾忌周王的考虑。虽然也有证据反对此说，但这种见解基本上是切中肯綮的。且诸侯中有地位提高而称王的。秦昭襄王时，以齐为东帝，以秦为西帝，鲁仲连甚至认为以秦为帝是一种耻辱。这是首次称在世君王为帝，尽管很短暂，但在秦统一的过程中，把在世君王称为皇帝的现象究竟产生了。此时逐渐产生了一人独尊的倾向。西帝、东帝二人中称为皇帝的只有一人。这是新旧交替，趋于统一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也出现了上位者沦落为下位者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周王室的分裂与东周君、西周君之称。战国诸侯大抵称公，势力稍下者称侯，再下称君。
如顾炎武所说，郡县制的基础是春秋时代奠定的。《左传》中有相关记载，县是指君主直辖的土地，而非分封给人的。从战国时的郡名也能推测出来。郡是更大的地方直辖地。君主此时有直辖新得土地的倾向。虽然这些新得土地中，有取自夷狄而成为郡县的，但大体是随着世禄之家灭亡后合并而成，这成了统一的基础。其中也有小国灭亡后合并而成的。小国灭亡的事例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增多，但也有小国出乎意料地留存下来。如鲁一直留存到东周灭亡之时，卫虽称下君，但到秦二世时才灭亡。七国因吞并这些小国而变得非常强大。
秦国是其中增强最快的。秦压迫山东诸侯，伺机夺取土地，六国不堪其扰，向东迁移。赵都自晋阳翻越太行山迁至邯郸，魏都自安邑迁至大梁，楚迁至陈，后迁寿春。六国中心自河南、湖北移往安徽一带。秦越发壮大，范雎的远交近攻策略功不可没（从前诸侯国越国境攻伐较远的国家，很难获得领土，而采用此策则容易取得攻克的土地）。特别是秦压制楚，其结果是开辟了西南夷之地：楚的陕西汉中落入秦国之手，最后贵州、云南的一部分也被吞并。《禹贡》中的梁州大概就是于此时为人所知，地理学家自此开始注意梁州在内的九州。由于秦的重心是侵略东方，西边的甘肃方面的情况依旧蒙昧不明，《禹贡》也只是把昆仑、析支、渠搜归入西戎而含糊其辞。汉代的记载中可见月氏，但其来由也不详。若其起自战国时代，那秦人应该知道，然而当时的书籍并未提及，因此月氏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而且也无法确认西方中亚文化经此传入中国的迹象。
受秦压迫的其他六国，此时也在扩大其疆域。楚向东扩张，战国初期合并了蔡，中期合并越，末期合并了鲁。越被楚灭亡后东移，开辟现今的浙江东南为瓯越，随后又开垦闽越地区，因此楚的东迁使东海岸得到了发展。齐国原处东隅，难以发展，只与魏楚分割了宋。既然无从对外扩张，便着重内部发展。齐初以临淄为都，濒临海岸，土地肥沃，且潍县之地自夏朝起就得到开发，自北方渤海沿岸到南海岸的胶州即墨，经济发达，与吴通过海路交通。齐自古就被称为富庶之国。《史记》将之归功于太公望和齐中兴之际的管仲。但这是在解释战国时代现状时归功于此二人，而事实上齐从此并没有多少发展。与秦和胡（匈奴的旧称）相交的赵，在军事和经济上都迅速发展。赵将北方的代（今大同）作为军事中心，将邯郸作为经济中心（邯郸因处于交通之要衢而昌盛，据说此地盛产美人）。军事发展促进了对林胡、楼烦等夷狄领土的侵夺。燕国本不强大，却因周围无强国而得以发展。燕与东胡相接，燕国将领秦开讨伐满潘汗，掠地二千余里，大致为鸭绿江以南、大同江以北的土地。燕国很早就拥有这些土地，扬雄之《方言》多次提到燕至列阳使用大体相同的方言。列阳在大同江北侧。据《山海经》记载，其实际的势力范围已延伸到大同江以南。大同江之南有朝鲜，其南有盖国（韩），再往南有倭国，倭是位于朝鲜南岸的国家。《山海经》称倭属燕，最近在南海岸康津出土的明刀证明，这未必是牵强附会的说法。齐的经济实力虽然很强，但和朝鲜不通往来，今天的辽东朝鲜也并没有出土齐刀。战国时期人们认为庙岛列岛是神仙居处，据说羡门子高居于此，这也许可以作为齐未向东扩张的依据。因此，可以说燕是单独向朝鲜发展的大陆国家，但它与大同江以南仅有经济关系，没有纳为领土。
交通、经济发展的同时，防御也成为必要。长城显著地表明了这为领土一点。顾炎武《日知录》中《长城》一节称，秦始皇以前长城已开始建造，后来始皇帝想联结燕、赵、秦三国长城，其中燕长城是从造阳（居庸关附近）至襄平（辽阳）。如此，长城的内侧实行郡县制，可以知道在秦始皇统一之前，郡县的基础就已渐渐形成。
文化中心的移动
以上是外部的统一趋势，在内部则出现了文化中心的移动。魏是战国初期的文化中心，魏文侯作为儒家的保护者享有盛名，子夏在西河便受到了文侯的尊敬。此地今属陕西，夹河与山西接界，古时为秦晋间的交通必经之路，儒士汇集。此时的游士皆为儒家，道家尚处于萌芽期，其余诸家皆未兴起。附近的少梁，后成为秦魏争夺之地。魏惠王时因失去少梁而受到重大打击。这是第一阶段的文化中心。齐是下一阶段的文化中心，威王、宣王时，在稷下（临淄城门外）学者云集，学问兴盛。魏为文化中心时，从文武二侯到惠王持续了数十年；齐的稷下则历威、宣、湣三王间的数十年。后来齐被燕乐毅打败，燕昭王聚集游士，建黄金台，但这只是一时之举，并未持续。接替稷下而兴盛的是楚春申君所在的原吴国。荀卿曾从齐来到此地。吴在阖闾时代初次昌盛，春申君时代再次繁盛。楚文化中，《楚辞》流传至今，不过春申君要稍晚于以《楚辞》为代表的屈原、宋玉时代。历来认为《楚辞》是在屈原、宋玉时代编纂的，但楚文化的昌盛应该说是在春申君时代。从荀子也作赋这点，或许可以推测《楚辞》的编纂可能正是在这一时代。原本《楚辞》就不是凭一己之力而成，它汇集了《九歌》《招魂》《大招》等关于古代祭祀的民谣，《天问》等来自中原的开辟传说，如果它编纂于屈原、宋玉之后，那只能是春申君时代。此后文化中心自楚向秦转移，吕不韦曾聚学者著书。这种文化中心的转移，不久便成为趋向统一的原因。
文化中心移动期间，文化兴盛的国家各有其特色，对后来的汉代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汉代《诗经》这种诗体并不流行，反而楚的辞赋十分流行。这可能与汉高祖是楚人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汉代继承了战国时最后成熟的文化。当然汉代包含了战国各地方的思想，因此汉初成书的《淮南子》，多处有战国末期作为文化中心的秦国的丞相吕不韦编写的《吕氏春秋》痕迹。毕竟这是汉代继承的战国时最后成熟的另一种文化。这也是汉代文化表述的体裁形式多用辞赋的原因。这显示了文化发展上的一种必然趋势，即不属中原的秦楚文化对汉代影响深远。
财富的分布
同时，不得不思考另一种趋势，即财富中心的转移。细读《禹贡》《职方氏》《史记·货殖列传》等记载便能知道，开化较早的地区，如渤海岸的青州、兖州和河南的豫州，盛产手工纺织品；较晚开化的地区，如荆州、雍州、扬州、梁州，天然物产较多（《禹贡》《职方氏》）。《货殖列传》记载，齐早先开发了天然物产多的临海地区，后对交通便利的地区进行开发。陶朱公之“陶为天下之中”便表明了这一点：交通的便利有助于贸易的方便和活跃。陶在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等地中心，为诸国间的交通要冲，是财富集中的地区。
其次考察货币流通的区域。根据现今发掘的文物来看，秦、韩、魏、赵布币很多。布币由农具变化而来，空首布最为古老。秦币较小，且只有布，但赵和东边齐往来后也用刀币。齐和燕部分地区通行刀币。今日出土的货币多属于齐与赵，说明战国末期时此处货币流通活跃。罗振玉认为楚国没有本国铸造的货币。秦国货币很多，有点不可思议，恐怕是因为开发魏之西河因而货币发达。从空首布到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布币逐渐失去农具的原形。刀也从起初的形，变成形，最后成为形。《国语》记载，周景王时铸大钱，其宝货即形，然而景王时代是否有形货币值得怀疑。自刀变化而来的证据是燕的明刀，它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制造的半两钱的前身。商业发达地区，货币形状往往更富于变化。这样来看，从齐、赵到燕的直隶地区最为发达，其中心想必为邯郸一带。且现存古玺中关于经济的也较多见，廪、计之玺等就是此类。
思想统一的倾向
其次，思想层面也值得注意。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春秋时期原本从事古代官师职务者在失去职务后，逐渐将其作为家业而成为专家。如汪中在解说《左传》的由来时认为，与天道、鬼神、梦、灾祥、卜筮有关的职务，在春秋末期落入史官之手，而后又从史官之手落入儒家之手。以儒家为范式衍生出九流百家，战国初期又出现了各自学派的专家。其趋势大体为先涌现出一批人，然后逐步融合，最后在秦时走向统一。儒家首先兴起，各家随后竞兴，九流各家皆称以其言易天下，提倡己说，排斥他说，其证据见于《孟子》《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等书。《吕氏春秋》最终把各家学说归纳为一，统一了各家学说。学说的统一要稍早于秦始皇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在内容上也具有统一的倾向。如名家之言共通于各家而融入孟、荀二子的学说，也融入了道家。其思想基础可能是道家学说，思辨手段可能是名家学说，这种现象已经显现出学说归一的形式。另一方面，道统思想兴起，为推重自己的道统而称己说历史最悠久，但最终做出妥协而形成秩序：
平民力量的发展
世禄之家的灭亡使得君权扩大，也促进了平民阶层的发展，这是战国时代的特殊现象。就像顾炎武所说的，春秋时代位高权重的宗姓氏族到战国时代大都已消亡，士无定主，有才能的人，无论出身，仕于何处，都有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立身之道开阔，因此统一的可能性很快就出现了。出于这个原因，《史记》设列传。世家等处除记载与一个天子、家族有关的事之外，还重视个人之力，记录为个人而行动的人，这是太史公作为史家的伟大之处。同时，战术由车战变为步战，因此需要扩充兵源而使用平民，后来还征发无赖之徒。这种倾向到秦统一之前最明显，即使是下等身份的士兵也可受到重用。以至于罪人身份的人消灭了世家出身者。使用这类不逞之徒以及富人的产生，二者结合，使得富人也有了自卫能力，君主不得不重视富人。另一方面，游侠有自己的部下，趁治安力量缺失之机，凭借武力在乡里横行。因此，虽然君权得到扩张，却使得过去带有自治性质的、严密的、不成文法的秩序遭到破坏，通过个人自卫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因此，战国是一切秩序被破坏，社会持续动乱分裂，却又趋向统一的时代。此时应运而生的就是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