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经、传的形成
平王迁都洛阳后为东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是鲁隐公元年，这之后的两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时代。在《史记》中，共和元年（前841年）到春秋时代结束四年后这段时期用《十二诸侯年表》来表示，虽然是《十二诸侯年表》，实际有十三诸侯，此外，还包括周朝本国。实际上就是十四国年表。燕国不计算在十三诸侯国内，因此通称十二诸侯国。
如果问起哪些史料有记载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春秋》。《春秋》在当时的记录基础上经过编纂而成书进而成为“经”。但是《春秋》内容并不若后世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记述了整个国家的沿革，而只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将一些重要的事件进行了汇总。我们现今看到的《春秋》是鲁国的记录，但是《春秋》作为一国的记录，也对别国之事情进行了记录。这种情况，实际与日本平安时代以后，各种个人日记年表中，也记录了别人的事一样。尤其是日本寺院的记录，与《春秋》非常类似。《春秋》中主要记载的是诸侯的会盟聘问。其原因是当时天子的中央统一式微，诸侯的会同盟约变得重要，自然以这类事为中心进行记录。但“传”中的记录不限于此。《左传》是主要的传，所记内容不限于会盟。清朝的汪中认为，《左传》中所记载的事不限于人事，还专门记录了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幻类等。这些事情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掌管，并负责进行记录。后来因为周朝东迁，导致部分官职缺失，而各国中又无能够代替这些官职之人，故而这些职务逐渐落入史官手里，由史官将所有事情记录在简册中。后来史官也被撤销，转而由儒士承担这项工作，儒士们因此编纂了《左传》。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事实。《左转》除了记录政治上的事，还记载了与宗教相关的事，但不确定这些最终是否都记入了简册。原本《春秋》中的经、传是分别记述的，传是比较晚的时候写成的，将二者进行汇总则是更晚的事，战国中期才形成资料式的《左传》。传记式书籍的编成是从史学的立场出发的，在此之前的《春秋》并不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进行编纂的。《礼记·经解》中也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尚书》具有史学价值，《春秋》则不具备史学意义。“属辞比事”是把类似的事汇集在一起便于了解，《春秋》中汇集关于“礼”的例子，并不是基于史学的考虑。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的序文中说：
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
很明显，司马迁上述的话运用的是史学的思考方式。司马迁知道儒者依赖《春秋》，驰说者依赖《国语》《左传》和天文、五行、宗谱等，还没有一种书籍汇集了所有材料。
《春秋》的各种传记中，《左传》除了记录“礼”之外，也记录一些政治上的事。但是《公羊传》《穀梁传》相对简单，只记述了“礼”。所以，最初的时候，儒者利用《公羊传》《穀梁传》，说明其中还存有《春秋》最初的意味。《公羊传》中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表明公羊的意思是一切都按礼进行。但是春秋时期持续的时间很长，对这一期间的事情进行记录有疏密的差异，所以写《公羊传》的人做了上述说明。汉代的何休将《公羊传》中的上述内容加上了对应的时间，认为“所见”指的是孔子和孔子父亲那个时代的事，对应鲁国昭、定、哀三公的时代；“所闻”指的是王父即孔子祖父时代的事，对应文、宣、成、襄四公时代；“所传闻”指的是孔子高祖父、曾祖父时代的事，对应隐、桓、庄、闵、僖五公时代。何休还将这段时期划分为衰乱、升平、太平三个时代。但是何休的这种划分方式有失妥当。但是他以春秋时期义理通畅的程度来划分衰乱、升平、太平，这种方式十分有意思。何休认为，《公羊传》最开始的时候所记仅为国内之事，后来记录了一些与夷狄的关系，最后记录夷狄进入国内，接受当地文化并与诸侯并立的事情，因此可以把《公羊传》的内容分成三部分考虑。然而汉代才有这种理想的历史观，编纂《春秋》的时候未必有这样的认识。《公羊传》建立了“所见”“所闻”“所传闻”三原则，这是其伟大之处。即使到了现在，面对古代的事情时，习惯上仍然想将之立即归纳成整体，用三原则来表述这种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确实是既有趣又深刻的认识。
对于《春秋》的成书，孟子最早有明确的想法。他认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这里的“王者”可以理解为君主大一统的政治。君主大一统时期有采诗官，从各地收集诗，判断是否符合风俗以作为施政参考。一旦大一统的君主没有了，采诗官也就没有了，采诗一事也就消失了。因此创作了以道理褒贬诸侯的《春秋》。《春秋》的素材来自各国的国史，楚国的《梼杌》、晋国的《乘》、鲁国的《春秋》，这些书都是一样的，所记载的大多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内容多为诸侯会盟方面的。孔子按自己的想法，把这些故事整理后定书名为《春秋》。根据赵岐的说法，《乘》是根据田赋、乘马等军备记录编撰而成的，所以将之用作书名。“梼杌”原本是一个恶人的名字，因为历史多书写坏人之事，所以将“梼杌”作为书名。另外，“诗亡”的“诗”所指为《诗经》中的《颂》《大雅》《小雅》及《国风》中的《周南》《召南》等。这些诗描绘的都是君王的活动。《国风》中其他十一个诸侯国的诗写的是诸侯国的事情，称为“变风”，这一名称是相对于“正风”的《周南》《召南》来说的。其中也有春秋时代的诗。总而言之，通过孟子简单的语言可以了解《春秋》是怎样编纂成书的。十一个诸侯国的“变风”基本与《春秋》相对应，几乎是直接套用了《春秋》的形式。所谓十一个诸侯国指的是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其中两个不是国）。邶、鄘、卫三国为殷之旧地，周王将旧之殷地划分为三部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卫地，其他两地分给管叔、蔡叔治理。王都所在地是东周，豳是西周旧地，魏、唐合为一体相当于晋地。孔子一派的人认为这时的君王与列国的王是一样的，等同视之。虽然可以说《诗经》中已有《春秋》的理想，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周王因为没有权力，处于与诸侯同样的地位。对“变风”进行研究之时，需要注意到它所唱的大概是春秋中期的事情。在春秋时期里，隐、桓、庄、闵、僖时期是一个特殊时代。
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和楚的崛起
在东周初期大约一百年间，君王完全失势，各诸侯国都忙于解决内乱。大多数诸侯国的内乱类似日本的“御家骚动”，起因是女人和家业的继承人。十二诸侯国中比较重要的国家基本都发生过内乱。这种内乱持续了百年的时间，结果出现了在内乱中受到锻炼的人物，这一时期，齐桓公成为了霸主。总的来说，各诸侯国的内乱与周幽王灭亡的原因一样，一半在于王室的内乱。大体来说，从周宣王以后，周开始富有起来，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也富裕起来，由此出现了内乱。这种富有起来的现象不同于日本德川初期的诸侯。日本的诸侯在最初的时候就拥有财力，虽然内乱一直存在，诸侯的经济实力也能应对长时间的战争消耗，自天正年间统一后，各国因为没有了战争一下变得富裕。德川幕府致力于抑制诸侯的发展。在这之后的一百年时间里，幕府以及诸侯各国要么忙着解决“御家骚动”，要么沉醉于奢侈生活。这一情况十分类似东周初期诸侯的情况。内乱促使各国产生了贤明的君主和丞相。日本也有同样的例子，德川时代的享保年间以后，幕府和各诸侯国中都出现了贤明的君主和丞相。这一时期中国贤明的君主和丞相以齐国的桓公和他的辅佐者管仲为最。这时候，其他各国也出现了与桓公不相上下的明君。鲁国在经过不断的内乱后，出了僖公，与齐桓公大致处于同一时期。晋国的献公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杰出人物，晋国后来又出现了文公。这些诸侯国中多少有共通之处，即明君之后又出现了得力的辅佐者。齐国的管仲，鲁国的三桓，即桓公之后的孟孙、叔孙、季孙（这几人后来成了国家的祸害），季孙后的季友，辅佐僖公建立了国家。
上述人物中最出色的是齐桓公，因采用管仲的良策，使齐国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管仲的政策是否如《管子》所言那般杰出是个疑问。《左传》中所记关于桓公的事，也有必要思考其真实性。《左传》中详细记录了有关齐桓公的事情：向北征伐山戎收复燕地，向西南方征伐召陵，召见楚国使臣，指责其不向周朝贡，以及其经历的“九合一匡”等。所记很多，不能确定哪些是真实的。《春秋》中也记载了讨伐山戎的事情，但燕国是周国的亲族，不存在被山戎侵犯又收复的说法。《公羊传》中完全没有提及此事，只在《左传》和《穀梁传》中有记述。《穀梁传》对此事的记述非常模糊。另外，《韩非子》中说，讨伐山戎的时间是从秋天到春天，但《左传》认为时间在冬天，认为从齐国到燕国，为讨伐山戎进军到孤竹，冬天行军非常艰难。其中所记录的翌夏将捕获的东西送回鲁国也值得怀疑。后来注解《公羊传》的人说，讨伐山戎后，在归来的路上顺便去了鲁国。山戎与燕国没有关系，好像是在中国曾经存在过的夷狄的一支。《穀梁传》弄不清楚这类记述，在对“献戎捷”进行解释时，将“戎”说成是“豆菽”来敷衍了事。总的来看，帮助燕国的事情不实，可能是为了夸耀春秋时代齐国的霸业才编造的。另外，召楚国使臣至召陵，《公羊传》中并未记载责备楚国不向周王朝贡和昭王南征不归的事情，只是《左传》和《穀梁传》中有记述。这同样是让人怀疑的夸张记录。这些说法类似于说书先生讲的战争故事，不能完全相信。当然，这一时期楚国已经崛起，基于此，作为接触政治家的管仲必然会考虑做些什么，我想基本事实或许存在。
齐桓公的真正事业，在于邢国、卫国遭到狄（翟）人侵略，几乎快要亡国时使其复兴。在中国，历来颇受赞赏的王霸之业是“继绝兴废”，特别看重继承绝国的功绩。且不说文王、武王之后的姬姓诸侯，就是一般诸侯也被看作神圣的后裔，要消灭它是极大的罪恶，反之，如果使之复兴，则被认为是极大的善事。尤其不是让邢国、卫两回故地，而是在别处另立新城使其复兴。齐桓公为达成此事召集各路诸侯，运用了同盟的力量。差点使得邢国、卫国灭亡的狄人大致住在太行山脉附近，防御狄人入侵也是齐国自身的大事。因此，不可能发生为了燕国跨越此地征伐山戎之事。再说平息周国内乱，保护王室的事。周朝东迁后国势已经非常衰弱，这一时期，与周朝距离最近的郑国也向东迁移，迁到东周的东边，郑国是分封时期（厉王时期）新生的国家。“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可以说明周对郑国的信赖。但是郑国与周朝的关系最糟糕，最先与周朝开战，甚至有郑人用箭射中周王肩膀的故事流传。周朝向东迁移不久，刚尝到国家灭亡的痛苦，此时王室紧张，才刚刚得以缓一缓，国内就发生了动乱。第一次是王子颓的内乱，第二次是王子带的内乱。其中第二次内乱依靠桓公的力量得以缓和，没有动用武力。在齐桓公的努力之下，离开都城的周王得以重新返回。后世传言当时的诸侯都轻视周王室，齐桓公却非常尊重周王室，使得周王室多少恢复了一些尊严。这样的做法被后来的霸业者效仿。这样的事情在内乱之后经常发生，让我想起日本足利时代末期的情况。所谓“九合一匡”，是指兵车之会有三次，衣裳之会有六次。因此有人认为桓公的政策是和平政策。也有人认为是兵车之会六次，衣裳之会三次。这些说法都是传说，不可信。总而言之，持续了百余年的动乱局面暂时得到了控制。桓公在位长达四十余年，成为了那个时期的中心力量。
这个时候，中国的诸侯中还有与桓公所起作用不同的人，那就是晋国的献公。一开始，晋国的内乱较之其他国家就更为严重，本家的晋国与分家的曲沃一直处于战争中，分家逐渐强大而压制了本家，后来干脆攻占了本家。这时晋献公出现了。晋献公的做法与齐桓公的做法完全相反，他一开始就采取残酷手段，将所有同姓诸侯全部消灭。这种做法不得民心，最终未能成就霸业。到了晋文公时期，晋献公的做法产生了强大的反弹效果。献公死后，晋国发生了大内乱，文公在国外流亡十九年。这时候齐桓公已死，齐国也出现了内乱。宋国的襄公作为齐国的保护人本想借机继承霸业，但迫于楚国的压力没能成功。这时候，流亡国外的晋文公回国，君主与侍从长期流亡，其间尝尽各种艰辛，也因此出了很多其他诸侯国中没有的人才。这个时期，晋文公想要成就霸业的理由之一是效法齐桓公，实现攘楚救王之目的。于是在城濮与楚国开战，为整治王室内乱杀了王子带。晋文公的做法与桓公相反，完全凭借兵力权谋达到目的。尽管晋文公治世只有短暂的十年，但其下辅佐的臣子中杰出人物众多，承继了他的计划，使得其霸业持续到了春秋时代结束。
这时面临的问题是楚国的崛起。楚国在以周朝同姓诸侯为中心的中国同盟之外，形成独占一方的势力。关于楚国是怎样兴起的，有各种说法，《史记·楚世家》中记载了很长的宗谱。有说楚的祖先曾侍奉周文王，是文王的老师等，诸如此类。这些都是后世编造的。楚源自芈氏，“芈”是南方蛮夷中常用的名字。如同闽、苗、濮、沐、孟一样，同属南方的泰族，芈也是其中之一。《史记》也记录了楚国最早时候王的情况，当时称楚王为夷王。楚国人认为自己是蛮夷，不受中原王朝的统治，因此一个叫熊渠的人，将自己的三个儿子任命为王。这也是后人编造的传说，当时的楚人不可能在如此早的时期就知道有王的称呼。西周末期的宣王、幽王时期，楚地的王叫若敖，这之后的王叫霄敖，再然后是蚡冒，由此推测，大概前二者中的“敖”字在楚语中是“王”的意思。这些夷狄语言最初用来称呼地位最尊贵的人，及至中国语言传入后，也开始尊重中国的称呼，使原有语言变得卑贱，我们从楚国把宰相称为莫敖，即可知道降低了“王”的含义。因此，尽管楚地之前没有王的称呼，但蚡冒之后，他的弟弟成了武王，武王的儿子成了文王，于是有王的称呼。此时是春秋时代的初期。根据《史记》的记载，说自己的祖先是周文王老师的说法，大概开始于楚武王时期。此时的楚国在江陵（郢，今天长江沿岸的荆州），后来不断扩大领土，到楚文王时，齐桓公称霸。楚文王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叫杜敖的人，杜敖以后是他的弟弟楚成王。楚成王时期发生了齐桓公的召陵之会和晋文公的城濮之战等事。所以，真正给王加谥号是成王之后的事情，之前的武王、文王只是模仿周朝追加的谥号罢了。简单来讲，上面讲了周以外的夷狄中崛起的大国最初是如何与周发生关系的，同时也是制造假宗谱的开始。这时候地处江汉的姬姓国家开始衰落。即使桓公称霸，楚国的势力依旧延伸到召陵，即陈、蔡之间（颍水、淮水附近），且楚国接连灭掉江、黄、息等淮水沿岸的小国，势力扩张到了蔡国境内并即将与齐桓公发生冲突。晋文公时，楚国俘虏了宋襄公，楚国势力进一步扩大，郑国甚至已对楚国称臣。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楚国的势力将延伸到黄河沿岸。周朝即将陷于楚国的威胁之下，这关系到中原地区的局势，晋文公为遏制楚国的势力被迫对楚发起战争。宋国、郑国是晋国与楚国的必争之地，陈国、蔡国加入到楚国阵营，直到楚国完全控制淮水沿岸，晋国和楚国开始争夺黄河南岸。上面所说便是晋文公称霸末期时的情况。
晋、楚争霸和吴国的崛起
齐桓公的霸业只维持了一代就结束了，而晋文公的霸业在他死后还持续了百年有余。晋文公在位时间非常短，其子即位后保持了晋国的势力，原因大概是晋文公有很多辅佐者。齐桓公除管仲以外没有其他人辅佐，而晋文公在长期流亡过程中，身边聚集了很多有才干的辅臣，这些人在晋文公死后继续辅佐襄公。如前所述，晋文公时期发动城濮之战，遏制住了楚国对中原的攻占，晋襄公时期又遏制住了西边秦国的扩张。原来秦国帮助晋文公回到本国，有恩于晋，并且在城濮之战中帮助晋国一方，与晋国的关系十分友好。晋文公去世后，在襄公服丧期间，秦国想要进攻郑国。秦国攻击郑国时，必须经过其他国家，这时候晋襄公选择援助郑国，在朝臣大力支持下阻止了秦军。虽然此事获得成功，其后果是此后六七十年秦、晋两国不和。晋国对战南方的楚国时，还要提防西边的秦国。晋文公为了帮助周王室，甚至接纳原本敌对的狄人。晋国执行以武力立国、称霸中原的政策，与秦国、楚国展开激战，一胜一负。因为与秦国关系不睦，晋国于秦穆公时期，堵住了秦国通往中原的道路，导致后来百余年间秦国都不能到中原去。秦国虽与楚国同样出自夷狄，但成立的过程不同于楚国，文化较为落后。但是，落后这一缺点，最终却成为走向强盛的原因（马骕《绎史》）。
尽管晋国三面受敌，但实际上是晋国在与楚国争霸。楚成王败给晋文公，后来的楚穆王等依旧试图争霸中原。到了楚庄王时期，楚国国力强盛，楚国成了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五霸之一。春秋时期的楚国处于鼎盛时期，在邲打败晋军，然后打着讨伐东周附近陆浑的戎人的旗号，进军抵达黄河沿岸，向当时周的使者询问鼎的轻重，周朝的王孙满回答说：“在德而不在鼎。”由于楚国的势力太强，在宋国华元的斡旋之下，晋国与楚国在宋国展开了一次和谈。这是和平会议的萌芽，为召开更大范围的和谈打下基础。楚庄王是楚国难得一见的明君，十分注重德行，当时中原的诸侯纷纷加入以楚国为首的同盟，削弱了晋国势力。
但是，从庄王参与了陈国内乱之后，楚国已然出现衰落的征兆。晋国、楚国之间隔着陈、宋、蔡、郑四国。其中宋国、郑国较为强大，这两个国家的变化经常会影响晋国、楚国势力的消长。陈国、蔡国在楚国的势力范围内，是楚国进入中原的门户，因此楚国经常干涉陈国的内乱。实际上，这个时候楚国事实上灭亡并吞并了陈国，将它变成了一个县。那个时代灭掉别人的国家，断绝别人的后裔，是为罪大恶极之事，尤其陈国为舜的后裔，这是绝对不能做的事。因此，后来楚庄王采纳意见使陈复国。原本这可以说是庄王盛德的体现，但此事却无端给楚国带来了打击，这发生在楚庄王去世之后。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又过了七年，事情发生了。实际上，在楚庄王去世后的第三年就已经初见端倪，在楚庄王之子楚共王时爆发。陈国发生内乱。陈灵公与臣下夏徵舒的母亲夏姬之间有苟且，同时陈灵公的两个臣下也与夏姬私通。夏徵舒将陈灵公杀了。当时楚庄王讨伐夏徵舒，平定了内乱，但楚庄王因为夏姬美丽想娶夏姬。这时候，楚庄王的臣下申公巫臣进谏说，美人是妖物，有很多的人因为她受到伤害，不能娶她。这时候，楚国有个掌握实权的名叫子反的大臣也喜欢夏姬，申公巫臣同样加以劝阻。于是楚庄王把夏姬嫁给了别人，那个娶了夏姬的人果然没有好结果。楚庄王的时代随之结束。楚共王二年（前589年）申公巫臣出使齐国，不知为何中途改变了主意，偷偷把夏姬安排到自己身边，不能回国就去了晋国。后来申公巫臣又替晋国出使吴国。此时的吴国处于寿梦时代，吴国自寿梦时代开始强大起来，其中申公巫臣起了一定的作用。申公巫臣逃亡后，他的家人遭到杀害，为向楚国报仇，申公巫臣认为应该极力促成晋国与吴国联合。此前，吴国是与楚国接壤的蛮国，楚国根本瞧不上吴国。申公巫臣到吴国后，将中原战法传授给吴国，以谋求吴国强大，结果吴国成了楚国的敌对国。可能也是申公巫臣告诉吴国他们是太伯的后裔。申公帮助吴国与鲁国接触，想让吴国与中原建立联系。周朝遗物在鲁国为最多，吴国大概从这里得知自己的祖先是周王室之兄，从此以后，吴国经常以“吴子”之称参与中原的会盟。春秋时代，子是蛮人爵位的称呼，楚国也一样。在周朝，子是个暧昧的爵位，用它称呼暧昧的国家非常适合。夏姬是有名的淫妇，但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她以一己之力使晋国、楚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楚国文化的进步也对边境产生影响，借此将一些小国吞并了。另一方面，由于申公巫臣的力量，原本的边疆小国——吴国也强大起来，成了楚国的强劲对手，楚国对此很苦恼又无可奈何。楚国兼并了庸、濮、舒等国。庸国、濮国曾经帮助过周武王征伐，根据《牧誓》的记载，舒国在江淮地区。吴国则在偏南的地方。申公巫臣见吴国逐渐强大起来，便让它保持独立。因为楚国一直陷入与吴国的争斗中，国力损耗，于是不能专门对付中原。处于崛起时期的吴国又出现了贤人，这就是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季札。寿梦想让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没有接受，而选择了出使中原，后闻名天下（季札是类似圣德太子与稚郎子合体的才子）。
这个时期，晋国、楚国争霸不断，楚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此战晋国取胜。晋国与吴国之间有了联系，而且此时的晋悼公是继晋文公、晋襄公之后的贤君，晋国的霸业终于又恢复了。当时是这样的形势：秦国独立于西边，晋国灭掉了狄人中的赤狄，东边的齐国还有着齐桓公以来霸业的影响，依旧算是大国，常常持中立态度。因此，晋国、楚国想将齐国、秦国拉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楚共王时期曾经试图进攻中原以扩大势力，但没有成功，这之后再无新的举动，于是楚康王时代真正的和平会议召开了。和平会议名为“弭兵会”。在宋国的斡旋下以停战为目的，召开了各路诸侯都参加的和平会议。按规定盟主先歃血，晋国、楚国都想争先，最终楚国人衷甲劫盟抢先歃血。这时候，晋国正处于霸业开始衰落的时代。由于晋国衰落，楚国也逐渐失去与晋国对抗的力量，这之后，诸侯中没再出现过有名的盟主。
春秋末期的形势
一旦失去盟主，各诸侯国被迫加强自卫。这是中等诸侯国中产生政治家的最好时机，此时大国却苦于内乱。因为失去了外部战争的压力，晋国发生内乱，楚灵王时期，国内也发生了大乱。晋国、楚国的势力都因此减弱。这时，中等诸侯国中出现一些政治家，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时间再晚一点有鲁国的孔子和卫国的蘧伯玉等，这些有名的政治家在各国加强自身防卫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一时期大概是春秋时代文化发展最快的阶段。在各国依靠霸主就可以生存的时代，霸主国一心发动战争，各国响应其号令，很少会去专心思考本国发展的机会。到了现在，霸主已经不存在，各诸侯国都要独立考虑自身防卫的问题，且这时候隐隐有了改革内政的趋势。郑国的子产作为改革的先驱为人所知。子产新政的一项内容是铸刑书，它作为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可以说是很大的突破。子产的政治是法治性的，刚开始，民众因嫌麻烦不愿意执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人们觉得它确实带来很大的便利，于是各国争相效仿。从中国政治的发展过程来看，子产是这个时代十分重要的存在。这一时期，各诸侯国贤人辈出，据说吴国的季札出使中原的诸侯国时，曾与这些贤人有过交流。但这话可信度有多少不能确定。说季札在鲁国欣赏音乐，评论各国的诗等，这很像后来编造的。不管怎样，各诸侯国中都有贤人出现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这个时期，多数的贤人并不是依靠明君施政，齐国的晏婴侍奉了三代君主，三代君主皆昏庸，但晏婴仍然推行了杰出的政治措施。《论语》中说卫灵公昏庸无道，凭着手下的贤人没有亡国。在这些贤人中，孔子在政治上并不成功，他在这方面比不上晏婴和子产。这固然与孔子本人有关系，但也与国情有很大关系。鲁国虽然不是大国，但三桓得势，其领地比鲁公的领地还大，因此孔子削掉三桓、恢复王室的愿望未能实现。
吴国的崛起给春秋的形势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吴国在寿梦之孙阖闾时期迎来强盛，讨伐楚国并占领了其都城。楚国几乎要被灭亡了。楚国在秦国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国家。这时候帮助吴国的是来自楚国的逃亡者伍子胥。齐国的逃亡者庆封没有向齐国报仇，伍子胥却差点帮助吴国灭亡了自己的国家。到阖闾之子夫差时，吴国已位列中原大国之列，开始与晋国争霸。晋国拥有被周朝称为伯的家世，吴国拥有被周朝称为兄的家世，现在这两个国家争夺霸主之位。夫差因为本国遭受越国袭击，对晋国让步。春秋末期，类似吴国、越国这样的以地方为根据地进入中原争夺势力的情况十分常见。这与日本足利时代末期细川、大内等人以地方为根据地争夺京都的情况是一样的。总体来说，这时候已经没有了占据优势地位的霸主，大国苦于内乱，主要的士大夫家族飞扬跋扈，公室衰弱，中等诸侯国中一些有名的政治家应运而生，为文化进步做出了贡献。这些便是春秋末期的整体形势。
春秋时代通论
春秋时代的整体情况在一些地方与日本德川时代后半期的情况类似。春秋时代初期，众多诸侯国中出现贤明的人，也类似日本田沼时代前后的情况。日本田沼时代因为国家穷困出现了很多贤侯，而春秋时代则因为各诸侯国忙于解决内乱或其他问题，使得很多贤侯出现。其中主要代表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等，此外还有平王时期的晋文侯，桓王时期的郑庄公，五霸时期的晋献公、鲁僖公、卫文公等。他们使濒临衰亡的国家得以复兴。这之后，周王室日益衰落，其主要原因就像《绎史》和其他书籍中所记那样，比起归因于诸侯的跋扈，不如说原因在于王室内部不统一、大臣之间纷争不断，以及君王家族内部出现矛盾等。这时候正处于家族制度变迁的过渡时期。中国历来延续少子继承王位，随着国事变得复杂，继承方式改成了长子继承。这一时期，年少的儿子备受宠爱，大臣也帮助他，这就使得同族不和，甚至导致王室混乱。针对这种情况，诸侯国中在较早的时候自然地顺利改变家族制度的国家，没有受到危害。但是在实现从少子继承变成长子继承的过程中，出现同族不和的情况较多。就像前面所说的，到了春秋后半期，有力的霸主已经衰落，中等诸侯国兴起，但这时候多数中等诸侯国家兴起并不是因为出了贤明的诸侯。大的诸侯国的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公室衰颓，往往势力大的卿大夫家族横行霸道，其中也有卿大夫的家臣得势，卿大夫反而受制于家臣的情况。春秋时代末期，卿大夫家臣横行的现象很明显，晋国、鲁国都苦于家臣的叛逆。另外，一些比较小的国家中，也出现了一些贤能之人。总而言之，在诸侯或上大夫中产生贤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越来越多的贤人从下层中产生，这是向战国时代转移的过渡时期的特点。
此时同样显著的是兼并现象。很多春秋时代初期存在的国家逐渐消失，到春秋时代末期，只剩下了数量很少的国家，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战国七雄。其中，齐国兼并了莱夷（自称莱侯），宋国灭了曹国，卫国灭了邢国，郑国兼并了许国。消灭小国最多的是楚国，不仅消灭了一些姬姓国，甚至还消灭了古代圣贤后裔的国家（如皋陶的子孙受封的英、六等国）。秦国成了西戎的霸主，据传有二十个小国被它吞并。晋国先灭了同姓的国家，然后吞并了赤狄和其他戎狄。如此一来，各诸侯国都扩大了自身的规模，就像战国时代初期的孟子所说，最初面积仅为方圆百里的国家都成了大国，就连较小的鲁国，其面积也扩大了四五倍。事实证明，只有大国才能存留下来，这种变化随之带来文化方面的变化。
春秋向战国过渡的这段时期，军事上的车战变为步战，这一现象值得注意。似乎这一变化源自春秋时期与戎狄作战的需要。刚开始晋国与肥、鼓等赤狄作战时，使用的都是战车组成的军队，后来临时把车战改成步战才打败了夷狄。可能这就是最初的步战。进入战国时期，又将车战改为骑战，还比较新奇，这个时候开始，车战转变为步战是常见的。此事关系到战士的名誉，据说此时晋国有人不听命令。但总的来说，这一变化是由实际需要引起的。
还有一件应该注意的事，即春秋时代边境的夷狄发展强大。最初，楚国的崛起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后来楚国逐步扩张，其势力延伸到了中原，并与晋国争夺霸主之位，甚至成为了主导中原的盟主，楚国在文化上也不断发展，看起来似乎与中原相融合了。但根据《左传》和《国语》的记载，对楚国与中原具有相同的文化是否起于春秋时代，仍然存疑。《左传·昭公十二年》中记录“左史倚相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虽然《三坟》《五典》可解释为三皇五帝之书，但不知此话是不是春秋时代的真实记述。有可能是把《左传》成书时的话，当成了春秋时代的事从而收录在《左传》中。但总归会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述。孟子也曾说及梼杌之事，从其素朴的名称可以知道其所记也是素朴的内容。楚国是大国，可以想象楚国国君及国内主要贵族的生活状态应该与中原并无多大差异。楚国逐渐强大，同时位于其边境的吴国也兴盛起来，吴国之后，越国也逐渐强盛。《左传》中记载，楚国曾有个叫熊绎的人侍奉过周康王。这一传说产生的基础是将楚国与当时的齐国、晋国等同视之。吴国为周太伯的后人，是周天子祖先之兄的后裔。而越国从更古老的宗谱关系来看，则是夏人的后裔。这些都不可信。燕国据说与齐国也有关系，是召公的后裔，这也是没有根据的说法。鲁昭公时期与齐景公时期确实有过燕的国名出现。最开始把燕国与齐国联系起来，大概是因为黄河口逐渐出现土地，使得齐国和燕国在黄河口接壤。边境上兴起的国家，除燕国外都能左右中原的会盟，而这些新兴国家崛起时，最先与之结成强国同盟的是周的同姓国。与楚国接触的国家中，不用说郑国，就连鲁僖公都与楚国来往且将楚国作为倚靠。鲁国在吴国刚刚强大起来的时候就与之建立了亲密关系，并怂恿它与齐开战，同晋国争夺盟主地位。据说孔子的门人子贡参与过此事。鲁国素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继承国，它在国际间采取了上述做法。越国开始强大的时候，也是鲁国最先与其建立联系，鲁哀公甚至亲自走访越国，想借助越国的力量抑制国内三桓的势力。然而，新兴国家都不长久，吴国仅仅两代就亡国了。越国因为很快就与中原断绝了联系，存在时间稍微久一点，但最终持续的时间也不算长。中国人口中夷狄国家不会长久存在的说法就是据此来的。更早就吸收、融合中国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楚国和秦国，得以长久地存续下来。战国时代大约持续两百余年，这时期文化方面也发生了各种变化。
尽管《左传》中收录的当时的文章和辞命等内容，其可信度值得怀疑，但似乎可以从中看出初期的辞命与中期以后的辞命有明显的差异。齐桓公、晋文公从周王那里接受的辞命，其风格多少类似《尚书》，后期的辞命则变成了大段文章。晋国的吕相以使臣的身份与秦国断绝交往时所写的《绝秦书》（名义上是绝秦书，实际上不是书，是口述的辞命）是一篇很长的文章。王子朝将自己的立场向诸侯宣告的辞命，也是从周初的事开始陈述的长篇文章。另外，郑国的子产写给晋国的叔向的信，据说也是一篇实在的名文，尽管不知道这一说法是否可信。这篇文章的体裁也不同于多少带有《尚书》风格的《左传》初期的作品，虽然都是辞命，但有进步，文章中带有某些游说的意味。从中期开始，《左传》中收录了很多长段记述的篇章，有点像《国语》的记言。但两者所收文章的情况还是存在不同之处。崔述在《考信录》中对《左传》和《国语》进行了区别，他认为《左传》是当时的记录，《国语》是后世的创作。这个见解有些偏激，实际上，《左传》可能因为有后人的加工，反而文章更为通畅。但无论如何，二者都收录了当时的辞辩，因此在内容上有相似的地方。根据《左传》《国语》大致的倾向来看，两书均以《周礼》为基础，认为依照这一原则记述的文章则荣，反之则衰。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时常同情小国，认为将小国灭掉是坏事，议论也相对保守，这些都与战国时代不同。这种辞命或不成辞命的瞽史，是通过述说古代事实来告诫当代人，从而引起人们回顾思考。从《左传》等的辞命及《国语》等的说书先生一样的语言中，逐渐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故事。不用说这时代的人，他们的语言多具有诗性，但即使是诗，实际上也有试图让人们回顾这一时代的倾向包含在里面。《诗经·周颂》中有很多向神报告的文句，非常容易理解。但《鲁颂》首先是回顾鲁僖公功德的文句较多，并追溯到周人祖先，变得具有历史性、回顾性的意味。春秋时代中期以后，很多辞命中都利用了诗，于是出现了不顾其原本意思，断章取义的风潮。也就是将把诗作为当时所谈到的事件的证据，并将之当成可靠史料来用。
另外，春秋时代末期，还盛行针对春秋时代所发生灾祸所做的预言。当然，这当中很多都不能看成是当时确实存在过的事物。尤其是《左传》或《国语》中所引的《易经》预言，很多都直接照搬了盛行于战国时代的《易经》家的记录。《易经》各家为吹嘘自我而编造了一些事情，这是根本不能相信的，但春秋时代中期以后，与术数相关的东西似乎有了很大发展。新城博士认为春秋时代中期以后明确了历法。而《左传》中所记录的四到处散布灾祸论的梓慎、苌弘等人，也是春秋时代中期以后的人。这样的事情，经常出现在拥有很多文献却又面临衰败的国家里。纵然《左传》所记不可全信，但应该可以确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人，并且成为了术数的始祖。大体而言，从周朝初期开始，延续到春秋时代，重视祭祀的风气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灾祸的预言。也就是说，从以古代祭祀为中心的信仰转变为相信预言，这是宗教发展的必然过程。
春秋时代末期出现了依靠术数建功立业的趋势。此外，孔子门下的人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孔子的门人均跟随孔子学习周朝作为治国工具的礼乐。这无关乎人的地位，而是专门研讨学问。学问需要找到用武之地，孔子在世时一直致力于寻找这样的地方。孔子的弟子中，子路去了卫国，冉有效力于鲁国的季孙氏，这些都不是孔子满意的地方。据说后来子夏去了魏文侯处。这些人运用自身的学问，成为诸侯的老师或者辅佐诸侯，成了到处奔走谋生的官吏。这些人与前面所说的不被自己本国接纳而出走他国的申公、庆封的流亡相比，虽然情况不同，但从实际功用的角度来看，结果几乎是一样的。可以说，他们在文化的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与官职相伴的文化从官职中分离出来，官吏也由过去的国人变成上面所说的流亡者。这是新出现的局面，是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的过渡时期的情况。春秋末年之后的两年，孔子去世，其后的数十年间是孔子弟子活跃的时代。这一时期，缺少详细记录和传说，是一段十分模糊的时期，但姑且可以将之认为是孔子弟子的初期教会史的时期吧。
在此期间，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儒者的说法，周朝爵位中有非常严格的尊卑之别，但是到了春秋时代，随着国家的盛衰，实际上爵位发生了改变。且不说从夷狄进入中原而获得爵位的楚国和吴国，即便是中原的诸侯，也面临着僭越的问题。像楚国君主自称为王，其臣下称公的也很多。在周朝，公仅用于称呼三王之下的人，而这时出现了诸侯之下称公的人。春秋时代“公”是内部的称呼，对侯称“公”仍被视为僭越。《尚书》中有“文侯之命”的记述，这表示使用谥号应当与爵位相匹配。另外，滕、薛、杞是从高位变为低位的例子。杞属于公一级的国家，但最开始的时候将其记为“伯”，滕、薛属于侯一级的国家，却记为“子”。这说明爵位的登记随着国势的下降跟着下降。在春秋时代的诸侯会盟中，不能提供相应数量的玉、帛、币的国家，只能列入低爵国家之中，依照的是实力本位制。大夫中随意称“子”的有鲁国的季文子、季平子、季康子等。到这时为止，还与爵位无关。用伯、仲、叔、季等做谥号的，有齐国的管敬仲、鲁国的臧僖伯、臧文仲等。带有这几个字的谥号，大概已经难以与爵位分出高低了。这个时候，礼乐也逐渐下移，传言特别允许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后来作为臣下的季氏也使用了王的礼乐（《左传》《礼记》）。从春秋时代中期开始，就出现了大夫享受华夏礼乐的例子。这意味着下位者已经能够享用原本上位者所用的器物和礼法，上位者日益颓靡，中位者获得了财富和势力。崔述详细研究了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得势的情况。不知三桓肆虐乡党、六卿横行都鄙的说法有多少可信度，需另外考虑但中间阶层得势是确定无疑的［殷代以来的古国旧族灭亡（例如颛臾、阏伯、实沈、台骀等），周朝同姓诸侯（十二国中的大部分）进入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