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年的某个时候，一位裁判官被派往元老院宣读奥古斯都的信件。恐怕没人能够想到其中有着怎样的内容—奥古斯都表示他已经放逐了自己的独女尤莉亚。她离开了罗马，被囚禁于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上的一座监狱小岛潘达提利亚(Pandateria)。其罪名骇人听闻：尤莉亚举办了过于放荡的聚会；她和伙伴们在广场，甚至演讲台上痛饮狂欢；她还与人通奸。而且，这不是寻常的通奸。据说，尤莉亚极其淫乱，并且偏爱名门之后。与她有染者包括马克·安东尼之子尤卢斯·安东尼乌斯、著名的格拉古兄弟的族人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知名的卫道士昆图斯·克里斯皮努斯、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其家族或许是罗马城中最为显赫的家族)和西庇阿家族的某个成员。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传统文献未曾列举出名字之人。其中既有元老，也有骑士。[489]尤卢斯·安东尼乌斯同时被指控谋逆，遭到了处死。其他人则按照通奸罪论处，被判流放。孤岛上的尤莉亚只能过着朴素的生活。岛上还几乎没有男性，任何男子都必须经由奥古斯都批准才能前去。其中的寓意就是，尤莉亚的欲望太过强烈，就连岛上的看守也有可能为她所诱惑。[490]此外，奥古斯都代表提比略和尤莉亚离了婚。
这个事件既与性爱有关，也是宫廷政治运作的结果。古代的史家大多着眼于性行为的那部分，但君主制度下的性和政治显然是难分彼此的。尤莉亚本人的那几段婚姻就是由明显的政治目的促成的。她正好出生于公元前39年屋大维和她的母亲离婚的那一天。自那以后，尤莉亚一生都是奥古斯都政权高层的重要人物。所以，她应该不太可能没有成熟的政治思想。我们很难相信她会认为自己的性行为是一件私事。同时，与她有关系的男性也应该都知道和奥古斯都之女发生非法的性关系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尤莉亚毕竟是有夫之妇。
指控知名的女性生活作风不检点是一种很实用的攻击手段。其背后隐藏着对女性的恶意揣测，认为但凡想要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或者出于各种原因而想要维持男性朋友圈子的女性都会以性爱为手段捕获某些不设防的不幸男子。攻击者很容易泼出这种脏水，但当事人却很难有效地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一时期的罗马女性不必深居简出。她们可以结交朋友，参加聚会，拥有自己的社交圈。地位较高的女性通常还会处理私底下的政治事务。尤莉亚很可能享有一处独立的住所，而且大概很豪华。她的朋友想必大多来自罗马社会的顶层，有男有女，都有一定的地位和独立性。这些朋友构成了尤莉亚的权势的一部分。当然，她和奥古斯都以及其他显赫的皇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或许是最重要的。她的两个儿子很可能会继承这个帝国，尤莉亚很明显就是罗马政坛上的权力中介人，某些有抱负的政治人物大概会考虑借助于尤莉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不难想象，她的身边很容易积累起一个势力较大的圈子，其成员大概想在奥古斯都去世之时分享尤莉亚的政治资源。在公元前2年毁于一旦的就是这个圈子。
尤莉亚的倒台没有明显的原因。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很多人其实都不相信关于尤莉亚的淫乱行径的说法。尤莉亚身边一位得到了解放的前女奴菲比(Phoebe)在尤莉亚的污名传播开来以后选择了自杀，此事被视作尤莉亚的卑劣道德品质污染了其家人。尤莉亚之母斯克里波尼娅则陪同尤莉亚一起前去潘达提利亚，这既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政治姿态，仿佛在说通奸之事并不属实。对于奥古斯都提出的说法，众人还须审慎地思考一番。五年以后，罗马人民示威支持尤莉亚，要求把她召回罗马，她在人民心中并不是那么不堪。但奥古斯都拒绝了。[491]
在皇室内部，提比略和尤莉亚及其儿子之间有着深刻的裂隙，双方的矛盾非常激烈。即使是在十四年以后提比略登基之时，他也血腥地收拾了尤莉亚的残党。不过，在公元前2年，就算我们很想推测提比略和尤莉亚的倒台有关，也不能忽视提比略本人此时还隐居在罗德岛上。他的影响力一直在衰减，恐怕难以和尤莉亚等人展开竞争。提比略的时代看起来已经过去了。况且，提比略并非尤莉亚倒台的直接受益人，他依然留在罗德岛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位戴上了绿帽子的丈夫忽然归来。所以，我们很难说提比略获得了什么好处，也就无从断定是提比略的支持者策划了尤莉亚的失势。
此次事件最有可能源于尤莉亚和奥古斯都之间的矛盾。此时的奥古斯都已经年逾六十，这在当时算是比较老了。而尤莉亚正在贵族中拉拢支持者，以便应对奥古斯都的突然驾崩。这种准备需要做得很妥当才行，但尤莉亚的做法也许显得太急切了一些。以人之常情而论，我们可以理解年事渐高的奥古斯都或许会觉得有些反感。从政治角度而言，尤莉亚的政治集团或许看起来在热切地期盼着奥古斯都时代落下帷幕。不过，光凭这一点，我们难以解释为什么奥古斯都要采用那样残酷的手段，尤莉亚必定做了让奥古斯都认定她在背叛自己的事情。
指责其作风淫乱确实是毁掉皇族女性的最佳捷径，但如果尤莉亚的倒台只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歧或者说她在图谋不轨，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下为什么奥古斯都要指责她通奸了。毕竟，通奸的罪名让此次事件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很多。奥古斯都有必要让他的两位继承者的母亲被视作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吗？只将她定位为奥古斯都的政敌或许已经足够。如果通奸纯粹是尤莉亚的对手炮制出来的罪名，那么奥古斯都怎么会没能识破这种花招呢？虽然相关史料看起来只是逸闻，我们不能全盘相信，但奥古斯都似乎真的认为尤莉亚犯下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生活作风问题。无论尤莉亚和她的朋友们究竟是否犯下了通奸罪，我们都不能认为性丑闻只是一个借口。恰恰相反，这就是此次事件的核心。
控诉尤莉亚在性生活方面有违道德规范是具备意识形态上的意义的。奥古斯都政权长期致力于把道德教化和自己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早在公元前28年之时，奥古斯都就试图展开道德改革。在公元前18年以后，奥古斯都政权把这种尝试付诸实践。他们认为重新树立古老的道德观念有助于根除内乱，促进帝国的扩张。这些道德改革是奥古斯都为他自己和他的政权寻求统治正当性的途径[实行道德改革时，奥古斯都是监察官(censor)，或者说“法律和习俗的维护者”]，[492]奥古斯都的君主制政权把自己塑造为传统的捍卫者。显然，他因此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不难想象，尤莉亚等人在道德问题上要比奥古斯都宽松得多。君主制度让统治者的家族得以通过奢侈的生活作风来展示其高人一等的统治地位，[493]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走过的道路未必不能为罗马皇室所用。奥古斯都时代后期的道德约束是比较严苛的，尤莉亚及其支持者有可能利用人们对奥古斯都的政策的不满，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以自己的行为展示出罗马皇室的另一种可能的形象。因此，放纵的生活方式具备了政治意义。对待性行为的宽松态度可以被视作一种不同的政治道路的标志，让尤莉亚更接近于普罗佩提乌斯和奥维德，而不是古老的共和国传统。这必定会引发争议。
我们恐怕不能把尤莉亚遭到流放的原因单单归结到某一个点上。奥古斯都和她是父女，他们的关系难免公私并存。宫廷政治无疑和迷宫一样复杂，他们二人之间的争执有关皇室的未来、道德以及罗马政治文化的本质。奥古斯都通过流放尤莉亚再次申明了他将近三十年来宣传的图景仍然不会发生变更。奥古斯都时代的宫廷政治确实非常残酷，奥古斯都不惜用流放独女的极端手段来消除人们质疑其政策的声音。同时，这也再次显示了奥古斯都的权力。无论尤莉亚及其亲信看起来多么有权有势、人脉深厚，只有奥古斯都才能决定罗马皇室乃至罗马前进的道路。
不过，鉴于这个问题干系重大，尤莉亚的流放并没有真的消除反对的声音。后来，人们为了支持尤莉亚而集会示威。我们可以将其与反对婚姻法的示威联系起来，因为这些示威的参与者都是在反对奥古斯都宣传的意识形态当中的核心要素。
尤莉亚的污名并没有对皇权的传承产生明显的影响，此时的两大可能性分别是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继承奥古斯都的位置或者提比略成为皇帝，而尤莉亚的突然失势没有妨碍她的两个儿子继续擢升。较为年轻的卢奇乌斯·恺撒被派往高卢去拜访地方上的知名人物，并且熟悉一下帝国的重要省份。盖乌斯则被派往多瑙河流域，但他很快就转去了东方。自提比略受命出征的公元前6年以来，亚美尼亚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结成了同盟，威胁着罗马的霸权，虽然奥古斯都并不觉得有必要在盖乌斯堪当大任之前派人前去。盖乌斯的任务就是去威吓帕提亚和亚美尼亚人。此次事件和公元前20年如出一辙，帕提亚人又一次面对着一位渴望在战争中赢得荣耀的皇子。于是，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求和。不过，亚美尼亚决定应战。[494]
盖乌斯的东征不仅仅威胁到了帕提亚人。虽然提比略看起来像是已经安于过着平静的生活，但应该没有人会相信他真的打算在罗德岛上度过余生。提比略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罗马也没有彻底遗忘提比略。前往东方赴任的各位总督一般都会明智地落脚于罗德岛，拜见这位曾经的皇位继承人。不过，随着盖乌斯和卢奇乌斯渐渐长大，提比略的待遇越来越差。高卢地区的内毛苏斯(Nemausus)的公民决定推倒当地的提比略像。一般说来，这种明显具有政治意味的行为可以被视作造反，但卢奇乌斯看起来对他们的做法至少有一些赞同，他让当事者免受惩罚。[495]远在高卢的卢奇乌斯并不能直接影响提比略，而盖乌斯却在东方掌握着大权，想必他也不能在未经奥古斯都许可的情况下伤害提比略。
有谣言称提比略正在策划阴谋。据说，他想要收买百夫长来行刺盖乌斯。假如盖乌斯“察觉”了提比略想要杀害自己，那么他或许就可以不请示奥古斯都而将其处死。提比略离开了罗德岛，亲自过来拜见这位年轻的恺撒。年长的提比略不得不忍受屈辱，向他求饶。这充分说明了权力的天平已经逆转。[496]当时有传闻称，在盖乌斯举办晚宴之时，有某个人曾经站起来自告奋勇，要去罗德岛上替盖乌斯把“流亡者”的头颅给带回来。对于提比略而言，东方越来越危险了，于是他请求返回。奥古斯都同意他在公元2年回到罗马。其条件是，他必须继续远离政事。
然而，公元2年，年仅十九岁的卢奇乌斯患上了急病，在8月20日死于马赛。[497]提比略是这件事情的明显受益者，他因此成了各种谣言的主角。而且，事态进一步地恶化了。此时，盖乌斯正在亚美尼亚作战。驻防据点的某位敌将诱骗他前去会谈，然后趁机攻击了他。盖乌斯受了伤。罗马人继续围攻，并且最终击败了亚美尼亚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按照罗马传统，获得了胜利的盖乌斯被部下尊为“大将军”(imperator)。但盖乌斯的伤情每况愈下。[498]他派人传讯给奥古斯都，请求暂停职务，以便养伤。奥古斯都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但要求盖乌斯返回罗马。公元4年4月23日，盖乌斯去世了。
流亡者归来
奥古斯都现在几乎别无选择，他收养了提比略以及阿格里帕和尤莉亚最年幼的儿子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提比略被要求收养了他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后者的妻子则是尤莉亚和阿格里帕的女儿阿格里皮娜。这一轮家族关系的重组确立了三个潜在的皇位继承人，但只有提比略具备足够的资历和权威。现在，奥古斯都对他以政治伙伴相待，提比略很快就被派往日耳曼尼亚去再次展现奥古斯都政权武力扩张的本质，但是他同时也是罗马政务的核心人物。帕提亚国王派使者前来罗马，以求修复他和奥古斯都的关系。奥古斯都和元老院接见了这些使者，但要求他们必须也去拜见提比略。[499]
日耳曼尼亚当时是罗马扩张的主要方向。提比略把罗马的边界推进到了更加靠东的地带。但是，在公元6年，多瑙河流域的省份爆发了叛乱。为了给日耳曼尼亚的战事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提比略在达尔马提亚召集了部队。于是，达尔马提亚人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虽然严格说来这支部队应该服从于罗马)和一位领导者—一个名为巴托(Bato)的人。巴托号召这些刚刚集结起来的部队一起反抗罗马统治者，他们在初期取得的一些成功还引得潘诺尼亚的布留奇人(Breucian)也加入了造反的队伍，这个部落的领导者同样名为巴托。默西亚总督塞维鲁(Severus)率军去镇压叛乱，但他的所谓“胜利”的结果是，潘诺尼亚人依旧为所欲为，而他却撤离了。达尔马提亚的那位巴托带兵南下，据说罗马人同样击败了他。然而，这些“得胜”的罗马军队也撤离了。
帝国需要提比略。他领军从日耳曼尼亚回到了南方，以便保护意大利。战争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有一个罗马殖民地遭到了毁灭，罗马人估计叛军有八十万之众。[500]日耳曼尼库斯也受命出征，他所得到的那支部队是紧急征召而来的，其中除了自由民以外还有奴隶和前奴隶。[501]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明明已经达到了可以参军的年纪，却没有得到任用。[502]此时，提比略手中控制的军队包括十个军团(五万人)、七十个大队(三万五千人)、十四个骑兵单位(七千人)、紧急应征的一万老兵以及色雷斯的附庸国王派来的征召兵。这些部队加起来至少有十万两千人，而整个帝国平时的军队总数也不过是二十五万人而已。
这场战争说明了奥古斯都十分依赖于提比略。此外，无论他具体是如何实现的，提比略成功扫除了其继位道路上所剩无几的障碍。尤莉亚仍在流放中，盖乌斯和卢奇乌斯都已去世。现在，最有可能挑战提比略的就是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虽然奥古斯都也把他收作了养子，但他的处境还是非常危险。很快，他就遭到了政敌的攻击，被逐出了罗马，[503]其罪名和他的道德品质有关。据说，他的品行不佳，比较暴躁(会让人联想到疯狂)、粗野。[504]我们不难想象，阿格里帕也许只是因为自己没能得到任命而感到愤怒。阿格里帕的姐姐尤莉亚同样被除掉了，她被指控通奸。而她的丈夫，出身豪门的卢奇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则因谋逆而获罪。[505]奥古斯都还把尤莉亚在帕拉提翁山上的住所夷为平地。[506]尤莉亚被流放之时有孕在身。于是，奥古斯都命人杀死了他的曾外孙。尤莉亚本人则于公元29年去世，她在死时仍然是一名流亡者。[507]
时至公元8年末，潘诺尼亚战事进展顺利。提比略便以征服者的英雄身份返回了罗马，年逾七十、越来越瘦弱的奥古斯都离开了皇宫，亲自出城相迎。所有人都能明白，这是年老的现任皇帝在陪伴未来的皇帝返回皇城。[508]日耳曼尼库斯继续在达尔马提亚作战到了第二年。这年夏天，提比略重返前线，最终和他一起结束了这场战争。[509]然后，日耳曼尼库斯回到了罗马，向人民汇报胜利的喜讯，元老们则又一次报之以各种各样的荣誉。奥古斯都和提比略获准举办凯旋仪式，游行于罗马的街道上，虽然他们也许表示过推辞。[510]元老们还表决同意了建造凯旋门，这些都是比较重大的荣誉。相比之下，日耳曼尼库斯得到的奖励规格不高，但或许更加值得我们关注。此时，他只有二十四岁，还很年轻，却得到了裁判官的待遇，这是仅次于执政官的高位。他还获得了在各位前任执政官之后第一个发言表达意见的权利，这种荣誉和之前的马尔凯卢斯、提比略、德鲁苏斯、盖乌斯还有卢奇乌斯一脉相承，是属于皇族成员的快速擢升。[511]
随着日耳曼尼库斯开始崭露头角，皇室的未来看起来再次有了保障。奥古斯都现在已经过于年老，无法亲自上阵打仗，但五十一岁的提比略仍处于其政治、军事生涯的盛期。他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在支持着他。而且，他的儿子德鲁苏斯很快也可以受任军职了。皇室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虽然在罗马人宣布庆祝潘诺尼亚的胜利之后仅过了五天，日耳曼尼亚就传来了一个可怕的噩耗。
日耳曼人叛乱
日耳曼尼亚这些年的战争已经让罗马的边界线从莱茵河推进到了易北河，今天德国西部的大部分土地都成了帝国的领土。公元9年，罗马人没有展开战事，这大概是十年以来的第一次。他们转而致力于建立政治和其他领域内的秩序。新任总督瓦卢斯(Varus)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和奥古斯都政权高层的关系也很近。此时，他认为已经可以正式地展开日耳曼尼亚的行政工作，征收税款了。[512]为此，瓦卢斯召来了日耳曼尼亚的重要人物，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顾问。此前或许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日耳曼首领聚集在一起，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密谋时机。
叛乱的领导者名为阿尔米尼乌斯(Arminius)，他和瓦卢斯的关系很近。叛乱者的计划比较细致，并且凝聚了多方的力量。他们让瓦卢斯得知日耳曼尼亚境内某个偏远的地方爆发了一场叛乱。于是，瓦卢斯召集了部队，打算和日耳曼盟军一起去解决这场看起来规模不大的小骚动。然而，在行军时，同行的日耳曼人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陆续离开。与此同时，更加偏远处的小型罗马据点也受到了攻击，其中的士兵遭到了屠杀。当瓦卢斯终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场大规模叛乱之时，他已经深陷于日耳曼人的势力范围。他只得下令全军开始争取撤回莱茵河畔。士兵们带上了奴隶、家眷和财物，顶着这些负担在日耳曼尼亚的森林里缓慢前行。
日耳曼人知道瓦卢斯的行军路线。他们砍断了大树，用以拦住罗马人的去路。罗马人的队列很长，日耳曼人可以从容地选择可能的薄弱点，发起进攻。罗马军队能够组织起来应战，却无法进一步解决问题。[513]随着负伤士兵越来越多，行军的速度变得更慢了，就连瓦卢斯本人也受了伤。绝望之中，他们加强了某个据点的防备，然后烧掉了自己无力再保住的货车。如此一来，他们可以轻装简行，更快地撤离。然而，四天以后，他们仍旧被困在日耳曼尼亚的森林里。
瓦卢斯召集了高级军官来商量对策。在审时度势之后，瓦卢斯及其下属军官选择了自杀。罗马军队崩溃了。一些人试图逃跑，但日耳曼人将其砍倒，任由其尸体在林间的道路上腐烂。还有一些人被抓住，受到了折磨，或是被献祭给了神灵。[514]总共三个军团及其辅助部队、奴隶、家眷以及随军商贩尽数覆没，遇害者总数在两万到三万人之间，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尼亚领土全部丧失。[515]
这个噩耗令罗马人深感震惊，奥古斯都换上了丧服。据说，他曾经一边用头撞击门框，一边呼喊着：“昆克提里乌斯·瓦卢斯(Quinctilius Varus)，还我军团!”[516]提比略立刻被派去了莱茵河畔。[517]同时，奥古斯都开始着手征兵。不过，有一些人不太愿意应征献身于这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他们设法避免了被征召入伍。因此，奥古斯都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和财产。奥古斯都还鼓励老兵们重新入伍参战，并且把得到了解放的前奴隶也招入了军队。这些匆忙召集起来的部队被派去了高卢，支撑着莱茵河防线。[518]公元11年，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率军再次出击，这是罗马人唯一的战斗方式。[519]
阿尔米尼乌斯领导的这场叛乱是奥古斯都时代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争，罗马的军事资源已经被运用到了极限。潘诺尼亚的叛乱被镇压了下去，当地的领土失而复得，但日耳曼尼亚的战争让罗马人遭遇了一场大败。罗马军队的人员伤亡相当惨重，而平定潘诺尼亚叛乱已经让罗马人消耗了不少的人力，他们很难迅速地补上日耳曼尼亚的缺口，奥古斯都的征兵活动非常不受欢迎。此后，罗马人再也未能夺回丧失的土地。
不过，尽管这些叛乱给皇室的军功簿上增加了一个污点(虽然传统观点把绝大部分责任都归结到了无能的瓦卢斯头上)，但从长远来看，帝国政权并没有遇到一场政治灾难。恰恰相反，奥古斯都政权得以由此向罗马人民说明，罗马仍然需要一支纪律严明的强大军队，提比略得以再次展现其军事能力。日耳曼尼库斯则在平叛时初次掌兵，并且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军事胜利。在镇压了潘诺尼亚叛乱以后，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可以将自己塑造为意大利的拯救者。在公元11年的日耳曼尼亚战事以后，他们更是成了罗马军队名誉的恢复者。在公元14年，帝国政权完全可以把日耳曼尼亚和潘诺尼亚的战事宣传为说明帝国政权存在的必要性的正面例子。而且，提比略就是那个能够带领罗马人民维持大国霸权的领袖。
奥古斯都之死
公元13年，奥古斯都宣布自己不再出席公共宴会。他要求各位元老不要再来他的家中致以问候，或者，至少不要频繁拜访。[520]第二年，他离开罗马，去为再度出征北方的提比略送行。途中，奥古斯都患上了疾病，转而前去他在坎帕尼亚的庄园休养。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提比略便踏上了旅途。接着，奥古斯都来到了纳波利(Neapolis)观看比赛。然而，他其实并没有完全康复，再度变得虚弱的奥古斯都回到了位于诺拉(Nola)的祖宅，并且命人召来提比略。
奥古斯都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派人去召集自己的亲朋好友来陪伴自己度过最后的时光。他对他们吟诵了一首希腊语诗，要他们为一位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之人喝彩。接着，他便让他们离去了，最后陪伴在他床边的是他的妻子莉薇娅。公元14年8月19日，罗马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他一生经历了七十五度春秋又十个月二十六天，在他死后十三天就是阿克提翁海战的四十四周年。[521]
提比略也许未能及时赶到诺拉来见奥古斯都最后一面。不过，当他和莉薇娅一起对静候讣告的帝国臣民传达丧讯之时，他们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提比略在控制了禁卫军以后开始准备返回罗马。早在丧礼举办之前，这一年的两位执政官、禁卫军长官以及供粮官就已向提比略起誓效忠；某些会议上的平民和罗马的驻军或许也已发誓要为提比略效劳；他给帝国境内各地的军团和总督写了信件；他所到之处都有士兵随行。[522]罗马政局的新形势已经非常明显：提比略一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继承了奥古斯都的地位。
共和国没有恢复，也没有人想要使其恢复。罗马城内无人可以反对提比略的继位，唯一有可能挑战其地位的是他的族人，但他很快就将其抹除干净了。尤莉亚仅剩的儿子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被杀死了，成为新政权的第一位受害者。[523]提比略还派士兵去杀死了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据说他是尤莉亚的情人。提比略显然认为就算经过了十四年的流放，他也应该遭到处死。[524]尤莉亚则自杀了。多瑙河流域以及日耳曼尼亚境内都有罗马军队哗变。日耳曼尼库斯一度看起来有一些机会争夺皇位，但这位年轻人对皇室忠心耿耿。[525]就算这些士兵真的成功了，他们也只会让日耳曼尼库斯给他们提供报酬并且索取更好的待遇，绝不会让共和国复苏。无论人们私底下怎样看待奥古斯都的一生，至少在公开的场合，诸位元老和骑士、平民和士兵都在为奥古斯都的离去而悲痛不已。新任皇帝提比略平静地看着人们把奥古斯都从罗马的第一人升格为皇室的第二位神明—神圣的奥古斯都(Divus Augustus)。
此次和平的政权更迭是奥古斯都政权的一大成就。作为后人，我们或许会觉得提比略的上台是奥古斯都时代理所当然的结果。毕竟，我们知道奥古斯都是第一位罗马皇帝。而罗马帝国的历史至少延续到了公元475年，东罗马帝国甚至延续了更久。我们知道在他把提比略(他出自克劳狄乌斯家族)收入尤里乌斯家族以后就有了我们所知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而这个家族里还涌现了盖乌斯·卡里古拉、克劳狄、尼禄[1]这些皇帝。但是，在公元前28年，当屋大维和阿格里帕着手构建奥古斯都共和国之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一切。
奥古斯都共和国的存在也许确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但至少这种矛盾很有用，帝国政权愿意将其维持下去。即使是在盖乌斯·恺撒去世，提比略重返罗马政坛前台以后，他和奥古斯都也还在小心翼翼地宣传着共和国的遗产。提比略的继位是因为他是奥古斯都的养子、莉薇娅仅剩的儿子、奥古斯都家族的中流砥柱，但也同样是因为他是同代人当中最杰出的将领，他曾经领军作战于亚美尼亚、雷蒂亚、多瑙河流域、日耳曼尼亚。他不仅击败了叛乱的潘诺尼亚人，还在日耳曼尼亚的战场上恢复了罗马人的荣耀。以军事化的罗马政治文化来看，提比略毫无疑问是名望最高、功绩最大的将军。
提比略也是当时最有经验的政治人物。他曾经在公元前13年和公元前7年两度出任执政官，也曾在“退隐”之前和之后与奥古斯都一起掌握保民官权力。当奥古斯都去世之时，提比略已经重返政坛十年了。他完全可以卓有自信地宣称自己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是唯一拥有足够的经验和权威去继承奥古斯都之人。
不过，就算提比略试图以其履历来说明自己继位的正当性，让更加保守、更加拥护共和制度的那些人感到有些亲切，罗马政治现在的实质也无疑是君主制。在奥古斯都时代末期，罗马人民已经充分表明了他们愿意拥抱君主制度。元老院给奥古斯都颁发的无数特殊荣誉也足以说明他和元老之间绝非共和国时代平等共事的关系。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的迅速擢升也是罗马转向君主制度的明证，因为如果以共和制度的眼光来看，他们二人只是别无特殊长处的两个年轻人。尤莉亚及其子女的生活方式奢侈无比，更接近于克莱奥帕特拉的宫廷生活，而非古代罗马的卫道士们推崇的简朴之道。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纯粹是因为不幸才未能取代资历更深的提比略。
公元14年，或许提比略在奥古斯都的赞同下选择了利用奥古斯都确立的这一套制度中共和制的成分，也许这是为了说明为什么继位者是他而非其他的皇室成员，也许这是为了再一次强调罗马需要有一位强大的领袖来带领人们与边疆的潜在敌人作战。于是，提比略陷入了共和君主制的悖论，在其统治前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得顺从于诸位元老。这大概反而让元老们感觉到有些困惑，因为元老们同样能够认清皇权的实质：提比略控制着军队和帝国。他所掌控的财力、军力以及政治资源远超其他元老的想象，所有人都必须如临深渊地对待提比略，没有人胆敢冒犯他。无论他对元老们说了什么，无论他表现得多么尊重元老们的集体智慧，罗马只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提比略在罗马的漫长历史上享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位置。在所有的史料当中，他都是一个深深浸染着罗马传统道德、思想的人物。然而，当他最终继承奥古斯都的地位之时，罗马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置身于帝国时代，共和国只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虽然这份记忆仍然具备一定的力量，许多人或许还会怀念那个时代，某些元老也许还曾幻想过要恢复共和制度下的自由与荣耀。不过，就算在公元14年以后真的有人曾经将这种梦想付诸实践，发起了一场恢复共和国的政治运动，他们也未能在史料中留下自己的身影。[526]罗马经历了一场革命，没有人能够倒行逆施。
罗马革命
自恺撒遇刺到奥古斯都去世，在这五十七年当中，绵延将近五百年的罗马共和国被扫到了历史的垃圾堆里，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革命”的存在。认可这一说法的一部分困难在于，我们通常会以国家机关的变迁来鉴别政治的形态—这是承继自希腊人的习惯。今天，我们一般认为革命就意味着政府的整体框架发生了变化，国王会被送上断头台；或者君主的军队和代表会被遣散，民主政权或许会从中诞生。然而，罗马革命并没有带来国家机关的革命，元老们仍然正常地召开会议，官员的人数和权力大致如故，选民们依旧集会表决。如果仅仅着眼于这些国家机关，我们甚至很难分辨出公元14年的罗马和五十年以前到底有什么区别。
但是，罗马确实经历了革命。当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恺撒血淋淋的尸体旁边高举匕首之时，他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罗马的政治秩序能够恢复过去的面貌，期待着元老们能够再次统治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罗马的军人们成了政治舞台上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罗马的贵族阶层遭到了三头同盟的蹂躏，旧时代的政治秩序倒在了血泊当中。公元前28年以后的复苏只是有条件的部分恢复，元老们再也无法控制罗马的军队、财富和平民。渐渐地，随着奥古斯都垄断了权力的实质(金钱与暴力)，他的影响力进一步延伸到了元老们身上，他能够决定元老们的升降。
元老们之所以没有被铲除，是因为他们顺利地融入了奥古斯都的新政权。奥古斯都并没有事先准备好某种宏大的计划或蓝图，帝国政权对新秩序的要求只是：国家大权必须高度集中于奥古斯都及其亲信手中。任何反对这一点的机关或个人都会被铲除，所有人都不得不服从。自公元前43年起，一张私交关系网络便成形了，它最终统治了罗马政治的方方面面。迫使罗马经受了一场革命的就是这张关系网络，而不是某个机关或者某个不满的群体。但是，它同样是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
后人眼中的奥古斯都时代是相当辉煌的。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以后，奥古斯都政权转而致力于维护秩序与和平。它鼓励人们创作优秀的艺术品，主持兴造了许多建筑，给罗马城和皇室都增添了光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时真的有很多人拥护奥古斯都，平民和士兵几乎没有理由哀悼共和国时代的逝去。不过，这种和平与秩序是有代价的，帝国制度以暴力和腐败的手段换来了人民的认可。或许自由公民的权利与特权在共和国时代会被滥用，但在帝国时代则几乎失去了意义。帝国政权控制了巨量的资源，使得其权力几乎毫无限制。在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以后，这种几乎无限的权力便孕育出了暴君。唯一能够限制他们任意妄为的大概就是他们的想象力了。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他致力于控制公民的生活，让他们帮助自己实现帝国扩张的目标。在奥古斯都的黄金时代，人们需要服从于铁一般的纪律，就连他们的卧室也成了促进帝国延续的战场。帝国政权的反对者被排挤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被迫以阴谋或者文学讽刺的形式来表达其敌意。为了支持帝国在边疆展开的军事行动，罗马的政治秩序得到了重塑。军队始终是奥古斯都政权的一大支柱。人们也许会认为军队是一股很少现身的政治势力，当权者们会尽量让这个不受欢迎的组织隐藏起来。然而，奥古斯都及其家人既是显赫的政治人物，也是功绩卓著的将军。他们正是靠着军队才赢得了无人能及的权威、名望和财富，然后统治了罗马。在奥古斯都政权与罗马人民展开的政治交易当中，奥古斯都为人们提供的不仅是和平，还有军事胜利和大帝国的荣耀。西班牙、雷蒂亚、日耳曼尼亚、达尔马提亚、潘诺尼亚、色雷斯、亚美尼亚和阿非利加的人民都为他的这个承诺付出了代价。
在评价奥古斯都的成就之时，我们绝不能忘记因他而丧命的那些人，内战、追杀公敌、铲除密谋者以及罗马帝国的扩张战争让无数罗马人和非罗马人失去了生命。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人物都赞美过罗马人建立的帝国，并且尤其推崇奥古斯都时代。但是，在欣赏各位恺撒和他们的文明之前，我们还应该仔细地思考一下罗马人民为了帝国的利益而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应当记住那些与主流不合、常常遭到打压的声音，比如基督徒。我们也许还会想到那些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失利遇害的贵族。我们还应看到，罗马帝国是一个极其不平等的社会，贵族与奴隶、富人与穷人之间有着一道不断扩大的鸿沟。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思索人们为了所谓的和平的帝国时代而失去的自由的价值。
[1] 这三位皇帝分别是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第三任、第四任、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其中，卡里古拉、尼禄都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