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政权已经表明了自己是专属于一个家族的政权。族中地位较高的男性越来越频繁地以政权高层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果还有共和派人士心存幻想，认为奥古斯都只是自公元前509年以来的共和国历史上偶然出现、转瞬即逝的意外，那么奥古斯都身边逐渐形成的宫廷应该能够迫使他们丢掉幻想，清楚地认识到残酷的现实。现在，国家大权集中于奥古斯都及其身边亲信的手中。而且，这个宫廷属于奥古斯都的家族。罗马显然面临着君主制的未来。以奥古斯都为首的政权高层是不可能轻易放弃这种权力的，而在奥古斯都的关系网络以外的那些人则很难聚集起足够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来挑战奥古斯都等人。
奥古斯都政权自称为帝国政权。他们给罗马带来了秩序，并且以严格的纪律来帮助罗马实现其扩张的使命。在公元前30年，屋大维控制着全国的所有军队。在公元前28年到公元前27年的协定当中，屋大维和阿格里帕暂时交出了军权，以便把自己的特殊地位化作国家的常态。但政治权威的正常化并不意味着放弃权威。在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受命掌握了巨量的罗马领土，其中包括构成今天的西班牙的三个省份当中的两个，四个高卢省份，叙利亚、腓尼基、奇里乞亚、塞浦路斯，还有埃及。元老院掌控的阿非利加、达尔马提亚和马其顿还驻扎着大量的罗马军队，但其他的元老院省份都没有多少军力，也就是西班牙的一个省份、努米底亚、克里特(Crete)、昔兰尼加[利比亚(Libya)]、亚细亚、比提尼亚(Bithynia)、本都(小亚细亚的四个省份之中的三个)、希腊和萨丁尼亚。[445]后来，这份协定有了改动。奥古斯都放弃了塞浦路斯以及最靠南也最和平的一个高卢省份(纳尔博高卢)，但他拿到了达尔马提亚。因为罗马正在往多瑙河方向大举扩张，而这里就处于战线的中心。
很可能有不少罗马精英会怀疑他们是否真的需要有这样一位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将军。或许，这种质疑的声音很少公然出现，却显然潜伏于当时的政界。毕竟，在元老院的领导下，罗马已经从一个微小的城邦发展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首都。既然共和国时代的罗马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那么有人怀疑君主制度会妨碍罗马的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此，奥古斯都向人们许下了征服世界的承诺。后来，至少他宣称自己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圣奥古斯都行述》是他临终时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与辩解，这份文本的序言充分说明了奥古斯都政权的本质是和武力扩张分不开的：
以下为神圣的奥古斯都的一生功业的记录。他由此为罗马人民征服了世界。[446]
罗马的国家资源是奥古斯都政权的财力之源，而武力扩张就是其意识形态上的核心。
从奥古斯都的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开始，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就长期投身于战争之中。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离开了罗马，前往高卢，打算入侵不列颠。不过，西班牙的事务让他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公元前26年，罗马人在多条战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事：阿尔卑斯山区(指挥者为提兰提乌斯·瓦罗)；西班牙，对抗阿斯图尔人(Astures)和坎塔布里人(指挥者为奥古斯都)；日耳曼尼亚(指挥者为马尔库斯·维尼奇乌斯)；阿拉伯沃土(Arabia Felix，指挥者为埃里乌斯·伽卢斯，此战或许并非发生于公元前26年)；也许还有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指挥者为马尔库斯·普里穆斯)。虽然罗马方面宣布这些战争都以胜利告终，但其中不少地区的冲突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22年或公元前21年才真正结束，个别地方甚至持续得更久。[447]
身处后方的罗马人则反复地看到奥古斯都政权在宣扬历次胜利，这种行为或许可以打消某些人的疑虑。但其实，奥古斯都时代的各位罗马将领所干的事情和共和国时代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不会去细究被击败的异族是否真的已经彻底臣服，只会尽早送回捷报，以求获得各种奖赏。军功既可以带来荣耀，也可以为政治权威提供依据。奥古斯都政权强调了罗马的历史使命就是征服扩张。维吉尔还让他笔下的朱庇特预言罗马人会得到(时间和空间上都)“无止境的帝国”。[448]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9年再度宣示了自己的政治权威，而他的依据就来源于这几年内史无前例的军事胜利。
除了宏大的纪念建筑和史诗以外，奥古斯都政权还有别的宣传载体。奥古斯都统治末期，有一幅精美的石雕作品诞生了，我们称之为奥古斯都之石(gemma augustea)。在这幅作品当中，取得了胜利的圣奥古斯都在诸神的簇拥下，向后倚靠着，欢迎一位得胜归来的将军。下面的另一个场景则刻画了罗马的扩张所造成的代价：罗马士兵粗暴地拉扯着女子(显然在暗示强奸)；俘虏即将被充作奴隶或者遭到处决；蛮族人流下了泪水。由此可见，罗马人固然会庆祝自己的胜利，把战争粉饰为光荣之举，却不会掩盖其阴暗的一面。
公元前16年，奥古斯都的立法工程已经展开，时代节也已结束。阿格里帕和奥古斯都再次投身于开疆拓土，他们的主攻方向是西部和多瑙河流域。提比略和他的弟弟德鲁苏斯被派去了阿尔卑斯山区，以便积累军事经验和功绩。他们的对手是许多个互不统属的小部落，罗马人称这个地区为雷蒂亚(Rhaetia，主要位于今天的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区部落民遭到讨伐的原因是抢劫以及杀害了俘虏的罗马男性，虽然其中有些所谓的罗马男性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我们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神奇的方法来预测其性别。德鲁苏斯和提比略不仅征服了这些部落，还开始彻底摧毁当地的政治、社会结构。无数的部落民被迁走，或是沦为奴隶。许多地方的人口数都有明显的减少。[449]战争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14年以后。不过，我们不太清楚后期的战况如何。公元前6年，奥古斯都在阿尔卑斯山脉滨海区的拉蒂尔比[La Turbie，位于今天的法国东南部城市尼斯(Nice)以东]为他们竖立了一座三十五米高的胜利纪念塔，这是比较罕见的纪念建筑，塔身的铭文列出了四十五个被征服的部落名。[450]
从公元前17年开始，罗马对日耳曼尼亚的大规模入侵也揭开了序幕。而且，奥古斯都亲自上场指挥到了公元前13年。[451]据说，这场战争的起因也是当地居民的野蛮暴行：三个日耳曼部落组成了联盟，捉拿进入他们的疆界内的罗马人，将其钉死，并且闯入了高卢大肆劫掠。[452]在奥古斯都离开以后负责日耳曼尼亚战事的是德鲁苏斯，他大概刚刚从阿尔卑斯山区赶来。[453]公元前12年，德鲁苏斯率军跨越了莱茵河。我们很难复原他的具体行军路径，因为我们对当时日耳曼尼亚境内的地名知之甚少(如地图7)。但据说，德鲁苏斯来到了北海边。他有可能取道于今天的荷兰，然后在不来梅(Bremen)以南建立了一连串的据点，其位置距离莱茵河畔的罗马要塞大概有三百公里。[454]
地图7：罗马的北部疆域
公元前17年，多瑙河上游地区的部落朝着地中海南下，东边的马其顿同样遭到了外敌入侵，色雷斯的罗马附庸国王也面临着异族的进犯。我们不确定为什么这些部落会同时行动，也不清楚他们相互之间是否有联系。不过，多瑙河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上游和下游居民之间是有理由保持外交联系的。而在他们看来，罗马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强敌。到了这个时候，罗马人已经在这块区域施压、扩张了不下于十年了。屡战屡败的当地居民或许想要联合起来抵抗罗马，但他们没有成功。罗马人反而把战线推进到了多瑙河，宣布完全控制了巴尔干和马其顿。[455]然而，军事基地和行省的建立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和平，[456]罗马人的统治并不稳定。
公元前14年末，罗马人再一次宣布了胜利，但仅在第二年，阿格里帕就受命前来管理此地。据说，这是因为潘诺尼亚人又在谋反。我们大概可以认为此时的潘诺尼亚整体上还不稳定，当地人随时都有可能举起反旗。至少，罗马方面的判断就是需要进一步加以管制。阿格里帕抓紧时间在冬天发起了进攻。罗马人有着精良的部队、坚固的工事，还有完善的后勤，具备很大的优势。阿格里帕的军事行动巩固了罗马人对多瑙河南岸的掌控。随后，完成使命的阿格里帕踏上了返回罗马的旅程。
然而，这一次，他未能回到帝国的首都。公元前13年，阿格里帕在坎帕尼亚去世了。[457]自公元前44年以来，阿格里帕一直都是奥古斯都的亲密战友，他们一同经历了对抗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塞克斯图斯·庞培以及安东尼的战争。阿格里帕或是统率一支偏师出战，或是陪同在奥古斯都身边。在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共和国关键的酝酿期，阿格里帕也在以执政官的身份支持着奥古斯都的计划。他还曾为奥古斯都平定高卢和西班牙，去东方准备出征帕提亚。在公元前1世纪20年代中期，当奥古斯都本人身处西班牙之时，阿格里帕一度是他的代表。在公元前23年以后的那些艰难岁月里也是如此。罗马城内有许多极其雄伟、壮观的建筑都是在阿格里帕的主持下完工的。在马尔凯卢斯死后，阿格里帕更是迎娶了尤莉亚(奥古斯都的女儿)，直接成了皇室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段婚姻也让奥古斯都有了几个外孙和外孙女。阿格里帕还曾与奥古斯都一起举办时代节，庆祝新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在公元前18年，他被授予了保民官的权力。其时限同样在公元前13年得到了延长。至迟在公元前13年，他还得到了和奥古斯都一样统治地方省份的大权。严格说来，阿格里帕的权力和奥古斯都是相等的，在他去世之时，他和奥古斯都是分享权力的政治伙伴。
奥古斯都亲赴坎帕尼亚看望亡友。然后，他领着丧葬队伍回到了罗马城，把阿格里帕的遗体暂时摆放在城中心的广场上。接着，他为阿格里帕发表了吊唁词。1970年，人们在科隆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有一份埃及莎草纸文献上记录着这篇吊唁词的一部分内容。这份史料以希腊语写就，是拉丁语原稿的直译本。看起来，奥古斯都很有可能把这份吊唁词正式地分发给了各地的省份。[458]从这份残缺的文本来看，奥古斯都强调了宪法赋予阿格里帕的权力：没人拥有比阿格里帕更高的权位，就连奥古斯都自己也不例外。不过，虽然他在致辞时强调了宪法，延续了一贯的作风，但同时，他也凸显了其政权的统治地位。之后，阿格里帕被火葬，其骨灰被送入了战神广场上的奥古斯都陵墓里。
据说，阿格里帕在遗嘱里把他的田产赠给了奥古斯都(这不仅包括意大利的田产，还涉及阿格里帕设法在地方省份获得的资产)，人民则得到了免费的公园和浴场。阿格里帕还要求给每一位平民分发四百赛的资金。此外，城内举办了吊丧的运动赛事。按照罗马传统，角斗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在五年后的公元前7年，这些比赛又举办了一次。[459]这种高规格悼念阿格里帕的举措与活动不仅说明了他的重要地位，还体现了奥古斯都政权成功地垄断着国家的权力。很少有人能够与阿格里帕的履历相媲美，他的官职、军事生涯、主持过的建筑工程让许多人难以望其项背。但他的生涯不同于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在帝国时代，所有人都无法与皇帝相比，阿格里帕始终次于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失去了他的首席大将和政治伙伴。如果在二十年前发生这样的事情，奥古斯都政权或许就要遭遇一场严峻的挑战。但是，在公元前12年，提比略(如图10)和德鲁苏斯都已经成长起来，他们都可以接替奥古斯都的老友阿格里帕的位置。虽然看似有些过于焦急，但提比略和维普萨尼娅(阿格里帕的女儿)的婚姻关系被终止了，尤莉亚(阿格里帕的遗孀，奥古斯都的女儿)被许配给了他。这场婚姻标志着提比略成了皇族之中仅次于奥古斯都的第二人。此外，帝国扩张的步伐也没有因阿格里帕之死而暂停。[460]
在日耳曼尼亚，马尔库斯·洛里乌斯受到了攻击，损失了一个军团。[461]不过，德鲁苏斯继续战斗至公元前10年。在这一年，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一度在高卢与他会师。[462]德鲁苏斯是公元前9年的执政官。大概是他先返回罗马出席了就职仪式，然后很快就回到日耳曼尼亚去指挥新一年的战斗。这一回，他很可能是顺着之前建立的一连串据点，渡过了威悉河(Weser)，向东前进了大约一百公里，抵达易北河畔。德鲁苏斯由此成了第一位如此深入日耳曼尼亚(如地图7)的罗马将领。有传说称，他在横渡易北河时遇到了一位身形极高的女子。此人预言他即将死去，命令他就此返回。于是，德鲁苏斯把他的战利品竖立起来，用以庆祝自己的胜利，然后就谨遵神谕，开始返回。然而，在路上，德鲁苏斯如同预言所说的那样患上了疾病。原本大概正在潘诺尼亚作战的提比略闻讯之后连忙赶来看望他的弟弟。在提比略抵达之时，德鲁苏斯还活着，但他终究未能再一次回到莱茵河的左岸。[463]
日耳曼人也许会觉得德鲁苏斯之死能够让罗马人就此收手，把资源转移到其他方向上去。然而，提比略从多瑙河流域来到了日耳曼尼亚，奥古斯都本人也重返高卢督战。显然，罗马方面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日耳曼人派出使者前来求和，但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把他们当作一个统一的国家来处理了，要求所有的部落都同意遵守和平协议。最终，日耳曼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其实也很难想象这么多不同的部落要如何达成一致)，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便把日耳曼使者囚禁了起来。日耳曼人现在已经无力抵抗了。[464]但提比略第二年还是身处战场，虽然他在冬天一度回到了罗马就任执政官。[465]
多瑙河流域的居民遭遇了类似的命运，阿格里帕之死并没有导致罗马人暂缓攻势。潘诺尼亚人确实发动了叛乱，但提比略来了。他刚刚接受了与阿格里帕的遗孀成婚，或许现在更加乐意地接手了阿格里帕的军事职责，在潘诺尼亚展开了作战。潘诺尼亚人再度被击败。接着，提比略再次运用了他和德鲁苏斯几年前在雷蒂亚采用的手段，把潘诺尼亚人迁走，或是充作奴隶。[466]然而，就连这种手段也未能让潘诺尼亚得到和平。公元前11年，提比略先是南下至达尔马提亚镇压一场叛乱，然后返回潘诺尼亚投身于另一场战斗。[467]虽然提比略在公元前10年来到了高卢，但多瑙河流域的战火仍然没有熄灭。达契亚人会在未来的一百二十年间给罗马人造成不小的麻烦。而在此时，他们跨河来犯，让潘诺尼亚又陷入了动乱。提比略只得再度返回维护罗马的权威，这一次的战斗持续到了公元前9年。然后，罗马人又一次宣布他们取得了胜利，恢复了和平。[468]
德鲁苏斯之死对奥古斯都的王朝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他同样得到了国丧的待遇，国家给他的生母莉薇娅颁发了荣誉以表慰藉。[469]距离阿格里帕之死还不足五年，罗马人民再度陷入了悲痛之中。不过，这一次，他们并不是在哀叹一位出色的国家领导人的离去，而是在痛惜一位英年早逝的皇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皇室的忠心。他们和奥古斯都的家人之间仿佛是挚友一般亲密，德鲁苏斯的丧礼自然又一次展现了罗马人民的团结一致和皇室的莫大权威。
阿格里帕和德鲁苏斯的相继逝世让皇室的处境变得有些危险，奥古斯都政权至少需要有一位潜在的继承人，此人必须有充足的经验和政治地位才能成功地从奥古斯都手中接过政权。简而言之，在这个时候恐怕骤然就有了不少人想要密谋作乱，因为在公元前12年之前，夺权成功的条件当然是除掉(夺走权力或者杀死)奥古斯都、阿格里帕、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四个人，而在公元前9年以后，需要铲除的人一下子就少了一半。不过，帝国的新一代潜在的领导者正在涌现出来。
阿格里帕与尤莉亚之子盖乌斯·恺撒出生于公元前20年，他的弟弟卢奇乌斯小他三岁。这两个小男孩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而且，他们都在公元前17年被奥古斯都收为养子。虽然这或许意味着他们有资格直接成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但他们毕竟太年幼了，罗马人希望由久经考验的领袖来担任皇帝。幼年皇帝要到几百年以后才开始为罗马人所接受。安东尼娅(Antonia)和德鲁苏斯的长子日耳曼尼库斯出生于公元前15年5月24日。多年以后，日耳曼尼库斯和他的父亲一样在御前效劳，但现在还为时尚早。卢奇乌斯、盖乌斯、日耳曼尼库斯以及提比略的儿子德鲁苏斯(生于公元前13年10月7日)都有潜力成为罗马的领导者，但他们也都还需要时间。此时，奥古斯都只能把皇权传承到提比略手中。
不满之人
公元前19年以后，奥古斯都政权的反对者看起来被排挤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不过奇怪的是，据说奥古斯都经常穿着胸铠进入元老院，以防有人行刺。而且，大约在公元前18年的时候(后来也有)，有“很多人”被指控对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图谋不轨，某些人还遭到了处决。[470]从公元前16年到公元前8年，奥古斯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各地的军务上，但他同时也面临着内部阴谋的威胁。虽然我们既不知道有哪些人牵涉其中，也不知道阴谋的具体内容，无从判断奥古斯都究竟面临着多么严重的威胁，但至少我们知道奥古斯都因此修改了法律，加强了他对罗马政治精英的束缚。为了获取犯罪证据，罗马人通常会对奴隶严刑逼供，他们似乎认为只有经受了酷刑的奴隶说出的口供才是有效的。但是，用这种手段获取的有关该名奴隶的主人的犯罪证据是不合法的。这条法律确保了各位奴隶主在家里所说所做的都不会在日后成为危及己身的罪证。然而，在帝国时代，一切利益都要服从于国家。这条法律被规避了，奥古斯都会下令把受怀疑者的奴隶转交给国家。然后，这些奴隶被刑讯逼供出来的证词就可以被用于证明其原主人的罪行了。由此，奥古斯都一举让密谋者身边的奴隶都成了潜在的罪证来源。[471]
这种情况显然会导致一个问题—真正的阴谋和某些不妥当的危险言论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明确，皇帝需要辨别单纯的不满者与真正的谋逆之人。大动干戈地铲除密谋者是需要付出政治代价的，所有人都会因此知道有反对的声音存在，团结一致、通力合作的表象会被撕得粉碎。一些尚未找到同伙的不满之人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其他人也许会深受鼓舞，前赴后继地走上反对现政权的道路。而且，以暴力消灭政敌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还会延续到未来，让后继的皇帝都背负上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行径不仅不能根除政敌，反而会证明自己就是暴君，让密谋者看起来像是正义的一方。
我们比较了解的只有一起阴谋。公元4年，据说格奈乌斯·科涅利乌斯正在图谋不轨。此次事件的曝光正是因为奥古斯都违背了他的一贯政策。他没有杀掉科涅利乌斯及其党羽。这不是因为一路走来杀人无数的奥古斯都突然感觉到良心不安，而是因为他想要摆脱无休无止的暴力。1世纪的政治家、哲学家塞内加(Seneca)和3世纪的史家卡西乌斯·狄奥为我们保留了某一段子虚乌有的对话的两个不同的版本。据说，在莉薇娅的建议下，奥古斯都把密谋者召到了面前，对他们加以警告，然后就放他们走了。[472]科涅利乌斯甚至还担任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5年的执政官。无论这个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信，我们都可以看出奥古斯都政权深受反对派的困扰，而且难以摆脱这个泥沼。
有关婚配和性行为的法律依然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最终，在公元9年，骑士阶层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示威。奥古斯都到场对示威者发表了讲话，称赞了其中已经生育后代者，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嘉奖或荣誉，也许还有奖金。对于那些尚无子女者，奥古斯都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他指责这些人是只顾自己享乐、不顾罗马利益的登徒子，还把他们比作杀人犯和神庙的窃贼，因为他们让自己本可以来到人间的后代失去了降生的机会，也就无从接替其父辈去供奉诸神。[473]不过，这一年的两位执政官还是出台了一项法律，修改现行法律中的条款，把重点从惩罚未婚者改为褒奖已婚者—这就是《帕皮乌斯和泊派乌斯法》(Lex Papia Poppaea)。巧合的是，这两位执政官都未婚。
我们可以在文学领域看到对奥古斯都政权的抗议。奥古斯都时代的最后一位著名的诗人奥维德在晚年遭到了流放，其罪名有二：第一个罪名和他的一首诗有关，第二个罪名是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错误”。这是奥维德在一首长诗中告诉我们的，也就是《哀怨集》(Tristia)的第二首诗。[474]在这首悔过求饶的诗中，奥维德捉弄了读者。他不肯说出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因为他不想揭开过去的伤疤。当时的一些读者大概有所耳闻，他们能够明白奥维德在说什么，而像我们这样毫不知情的读者就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错误会让奥维德这样的知名诗人面临死刑的威胁，然后遭到流放呢？
不过，第一个罪名里的那首诗是明确的：《爱情的艺术》，即奥维德的爱情指南。在这首诗中，奥维德扮演着“爱情导师”的角色，指导阅读此诗的男男女女去寻找爱人。奥维德当然不是在做媒。婚姻是家族大事，结婚与否取决于双方的财富、社会地位、前途以及结亲的联盟效益。奥维德这首诗的主题是寻找私密的性伴侣。他警告读者们不要犯下通奸之罪(“我们歌颂的是安全的性爱；我的诗篇里不会有罪行”[475])，但这个警告看起来只是套话。这首诗的所有内容都暗含通奸的本质(“没有哪个女人真的绝不沦陷”[476])。男方必须到女方的家里，所以，他必须先和对方的丈夫交好；女方则要设法转移丈夫的注意力。[477]《爱情的艺术》就是一本通奸教程，而且正好诞生于通奸属于刑事犯罪的时代。
不过，在《哀怨集》的第二首诗中，虽然奥维德整体上先是低落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后请求得到原谅，并且为皇室献上了祈祷，但他似乎也有些失态，一度显得有些愤怒。他引用了《爱情的艺术》里的文字，指出自己明确警告了读者们要对已婚女性敬而远之(故意忘记了他也说过所有女性都能手到擒来)。他怀疑奥古斯都是否真正读过他的诗，他还援引了罗马传说里和性、暴力有关的大量内容，他也一一列举了罗马城内男女有可能相遇的地方—剧院、竞技场、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用以装饰罗马的奢华柱廊，以及朱庇特、朱诺、马尔斯、伊西丝的神庙。他指出，这些地方明明都还在正常地运转，整个罗马城到处都是有可能引发犯罪的地点。罗马文化与性爱密不可分，奥维德开始着手揭下这座性爱之城的面纱。他引述了神话传说里有关性爱与强奸的故事。他列举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名列其中的都是写过有关爱情与通奸之事，却仍然广受尊重的诗人。奥维德有理有据地质问奥古斯都为什么要来管这么一篇消遣之作，惩罚一个无足轻重的诗人，他明明还需要去征服潘诺尼亚人、色雷斯人和帕提亚人，有诸多要务缠身的奥古斯都竟然会在意一首爱情诗？
奥维德的致歉词演变成了控诉。他攻击了奥古斯都政权的意识形态，揭露了奥古斯都的暴君本质。在他的笔下，奥古斯都残忍而为所欲为，就好像是随心所欲的诸神一样。奥维德还指出了罗马从古至今都很堕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就连他这样的小人物都会因为描写了不合现政权心意的两性之事而成为国家的敌人。当奥维德审视奥古斯都及其政治权力、财富和军队之时，他看见的是一个超乎常理之外的政治人物，他甚至觉得奥古斯都仿佛就是人间的神明。对于奥古斯都政权而言，奥维德的《爱情的艺术》固然不合其意识形态，但也只能算是蚍蜉撼大树而已。然而，这棵大树回击了，奥维德遭到了流放。
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权力总是需要用意识形态来说明其正当性。质疑某个政权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质疑这个政权对社会的意义，对其发起反对就会遭到排挤。在极权政权统治下，许多人或许会遵循官方提出的伟大理念，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会认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都是胡说八道。但是，这些人应该也能明白，跟着政权走是有好处的。奥古斯都政权把人民纳入了其政治结构当中，让他们加入帝国的计划，邀请人民与自己同呼吸，为其成功而喝彩，为其损失而悲哀。庆祝战争的胜利和哀悼皇族成员的离世都是例子。奥古斯都政权会向人们提供许多的利益，以便让他们默默地顺从于现在的政治秩序。例如，某个元老或许还在怀念共和制度，但他同时还能看到，在帝国时代，自己和家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了，还能享受到安全的和平时光，取得地方或中央的权位，或许皇帝本人也会对自己以礼相待。如此一来，他就有可能不会直言自己厌恶现政权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现政权的敌意会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或是激化为阴谋，或是弱化为讽刺，而官方对于这两种行为的容忍度都十分有限。我们或许可以和奥维德一起佯作不知，质问像奥古斯都这样备受尊敬、拥护者无数的领导人为什么要来严惩一位调皮的诗人。但所有的罗马人都知道其原因：帝国政权不允许反对者的存在。
宫廷危机：提比略失势
虽然反对派的身影不断出现，给奥古斯都政权造成了一定的麻烦，阿格里帕和德鲁苏斯之死也是不小的噩耗，但是，奥古斯都政权依旧掌控着权力。公元前8年，奥古斯都延续了公元前18年的宪政安排，得到了为期十年的保民官权力。提比略在公元前7年第二次担任执政官。为了表示庆祝，奥古斯都向士兵们和殖民地里的各位老兵送出了礼金，巩固了他和军队的关系。提比略获准举办了一次凯旋仪式，他得以游行于罗马的街道上，宣示自己是奥古斯都的政治伙伴、一位伟大的罗马将军以及未来的皇帝。[478]但奥古斯都本人也得到了新的荣誉。每到奥古斯都的生日，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内便会举办比赛。罗马历的6月(Sextilis)[1]被重新命名为奥古斯都月，就好像5月(Quintilis)[2]被改名为尤里乌斯月一样。这些通常都是属于诸神而非凡人的特殊待遇。
随着公元前6年的两位新执政官就职，卸任的提比略获得了保民官权力。现在，他拥有了等同于当年的阿格里帕的地位，成为稍低于奥古斯都的政治伙伴。提比略正准备离开罗马，前往亚美尼亚，因为在国王死后，亚美尼亚就陷入了混乱。这块土地也是提比略当年初次执行军事任务的地方。此外，向东方发起一场伟大的远征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提比略的政治地位，并且再一次体现罗马需要皇室来维持其大国霸权。
但提比略因故未能成行。皇室内部想必发生了争执，而提比略落了下风。然后，他并不打算静候时机卷土重来，反而恳求获准退隐。这场争论很快就变得众所周知。不过，罗马的政治精英们本就消息灵通，政界的大小事务很容易扩散开来。为了自己的儿子，莉薇娅试图出面帮助他和奥古斯都达成某种协议。而奥古斯都则公然批评提比略这种背弃职责的行为，拒绝了提比略的退隐请求。接着，提比略绝食四天。奥古斯都只好屈服。
提比略从罗马来到了罗德岛。之前，他曾经在前往东方的途中落脚于此，对这座岛屿颇有好感。他没有像通常的罗马大贵族那样享受着豪华庄园里的生活，而是住在一个小房子里。他还经常去镇子上漫步，与镇民攀谈。看起来，他真的退隐了。[479]
提比略的引退之举必定给罗马政坛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种事情几乎毫无先例，以往只有非常年老或者已经孤立无援、走投无路的政治人物才会退出政坛。提比略的情况当然完全不同于这两类人。对于像他这种地位的罗马人而言，参与政治生活可以说已经不是人生选择的问题了，而是与其本人身份密不可分的一部分。退出政界相当于否认罗马的根本性社会价值观念，否定了罗马的等级秩序。而且，这种行为可以被解读成，或者说，其可行的理由是国家已经腐败之极，秉持正义者只能远离肮脏的政坛。后世有人猜测提比略此举是因为他的妻子尤莉亚与人通奸，令其震惊不已。然而，在公元前6年，尤莉亚依旧安然处于皇室的高层。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夫妻关系遭到了猜疑，提比略看起来不太可能会选择退隐。
公元前6年正好也是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登上政治舞台的年份，提比略引退一事恐怕与此相关。当时，年仅十四岁的盖乌斯受任为祭司。对于罗马元老而言，这是一项比较重大的荣誉。而且，在公元前5年执政官的选举活动中(应当开始于公元前6年夏)，罗马人民选举盖乌斯为执政官，虽然我们不知道此事发生于提比略离开之前还是之后。无论如何，他的高人气都很可能助长了提比略的不满之情。
选举如此年幼之人担任执政官当然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此时的盖乌斯甚至比屋大维当年刚刚继承恺撒的遗产、步入罗马政坛之时还要年轻。对此，奥古斯都遵循了共和国的传统，加以拒绝，还批评人民在选举中支持年轻的盖乌斯。[480]此外，奥古斯都在人民面前强调了他本人依然健在，罗马无须让这样年轻的后辈来担负责任。他也一度公开批评了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的生活作风有问题。看起来，他们二人都不太符合罗马道德标准。不过，虽然这些事情或许让奥古斯都感到有些尴尬，但我们同样可以从中看出平民的意愿和罗马政治的前进方向。人们不在乎盖乌斯的年纪，此时罗马宪法的共和制表象并没有明显影响选民的行为，他们只在乎盖乌斯是奥古斯都的外孙。此次选举充分说明了平民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倒向了君主制。
对于提比略而言，盖乌斯有很高的人气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如果以共和国的传统而论，他们二人之间现在不可能存在竞争关系。提比略已经两度出任执政官，有着多年的带兵经验，他自成年以来就一直处在奥古斯都政权的核心圈子当中。而盖乌斯还只是一个毫无建树的小男孩。然而，民众的意愿再明显不过。奥古斯都这一次或许成功地约束了民众的行为，当然，他有可能也是为了顾及其他元老的意见。但不管怎样，这一次的选举已经证明了盖乌斯和他的兄弟卢奇乌斯迟早会成为众望所归的奥古斯都继承者。
一旦盖乌斯和卢奇乌斯成了新一代的奥古斯都，那么提比略就只能成为他们的助手兼顾问了，也就是又一个阿格里帕。显然，身为资历较深、地位较高的政治人物，提比略大概不想拥有这样的命运。位居这两个如此年轻的孩子之下或许可以算是对提比略的尊严的冒犯。就算提比略是在盖乌斯得到人们的选票之前离开罗马的，身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也不太可能不知道罗马的政治形态将走向何方，他应该知道这场争端只会有一个结果。随着这两个小男孩渐渐长大，提比略的地位只会越来越脆弱，他很可能会不得不坐视他妻子的两个孩子取代自己的位置。
公元前6年的这个问题既和特定的个人有关，也和奥古斯都政权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罗马已经有长达五百年的共和制历史了。当然，罗马人深知君主制的运作方式。他们知道希腊世界里那些古老的君主国是怎样运行的。但奥古斯都的共和国没有直接采用君主制的外衣，奥古斯都用共和国官职的表象掩盖了其权力的本质。即使是在奥古斯都去世以后，罗马的皇位也是经过了法律批准的，保留了共和国的假象。在奥古斯都的共和国里，皇权看起来应该被传给资历较深之人，而提比略显然很合适。然而，事实上，提比略却面对着一个小男孩的威胁，其掌权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外祖父是奥古斯都。所以，此时困扰着奥古斯都政权的问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统治正当性的体系都在运行。
尽管许多元老或许支持提比略，但他们原本就是因为这个体系问题而被夺走了统治权。共和国(至少从理论上说来)以个人成就来论定人们的地位，而君主国(也是从理论上说来)论血统。如果奥古斯都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像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那么提比略就会被认作成就更大、地位更高者，他的预期就能得到满足。但那些把选票投给了盖乌斯的民众显然已经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君主国里，他们更希望让国家大权随着皇室血脉而传递。考虑到奥古斯都共和国的本质确实就是自相矛盾的，无论君主派还是共和派看起来都不能说自己的主张一定正确。但无视提比略的个人预期同样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提比略的既有地位并非源于他自己的才华，奥古斯都早就成了他的继父，提比略能够拥有现在的国家第二人的地位恰恰就是因为奥古斯都政权有着君主制的本质。他的问题是这一套把他擢升至高位的政治文化现在又想要让他位居人后。不过，无论是否有道理，提比略已经在公元前6年离开了。
此时，奥古斯都的年纪是五十七岁。他还不算太老，但恐怕已经不能长期担任罗马政坛的一线角色了。然而，他并不打算像继子提比略一样引退。公元前5年，他亲自出任执政官，再一次宣示了自己的权威，表明他仍然是罗马的领导者。他利用执政官的权力提携了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盖乌斯被引荐给了元老院。这位明显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将跟在奥古斯都的身边，获得历练。第二年，卢奇乌斯也获得了早早地进入元老院的特权。盖乌斯还被选为了执政官，不过，是在五年后出任，那个时候他就有二十岁了。卢奇乌斯同样提前获得了未来的执政官职位。虽然允许皇族成员提早参选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拔擢手段，但让盖乌斯真的当选仍然称得上是一种罕见的创新。这可以反映出罗马的政治局势在提比略引退之后变得不太稳定。奥古斯都有必要通过这种手段向人们证明，未来的罗马也还是会由尤里乌斯王朝来统治。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由此被指定为罗马政坛未来的领导者，他们的当选可以表明罗马人民依旧大力支持着奥古斯都政权和皇室的子孙。这是对某些心存侥幸之徒的警告。
在接下来的这几年里，奥古斯都充分运用了各种仪式性手段来强调他的王朝统治了罗马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就在公元前5年(也可能是在公元前4年)，骑士阶层正在召开某种私下的聚会。据说，他们自发地称赞了盖乌斯，显示出他们的拥护之意。卢奇乌斯或许也得到了他们的赞美。此时，他们二人都拥有所谓“第一青年”(princeps iuventutis)的名号。这个头衔和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8年得到的“第一元老”(princeps senatus)相呼应。[481]
奥古斯都还试图再次确保平民对自己的支持。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给平民花钱的场合很少。在公元前13年，他按照阿格里帕的遗愿送出了礼金。公元前12年，他为了庆祝自己当选为最高祭司而给不下于二十五万的罗马平民发放了每人四百赛的奖金。而在公元前5年，为了庆祝他的两个外孙登上政治舞台，奥古斯都决定给罗马城内的三十二万人提供每人两百四十赛的礼物。[482]然而，奥古斯都政权的地位依旧很脆弱，盖乌斯和卢奇乌斯仍显稚嫩，奥古斯都则至少需要活到他们成年。现在，他们二人都只是十几岁的少年，毫无政治经验和政治地位。假如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年之前忽然去世，那么提比略也许就会迅速返回罗马，取得皇位。简而言之，未成年的盖乌斯和卢奇乌斯仍然不是足以服众的皇位继承人。提比略所受的待遇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他和皇室之间已经有了公开的嫌隙，但奥古斯都仍然给他留下了一条返回罗马的道路，提比略在离开罗马之前刚刚得到的保民官权力并没有被收回，尤莉亚也仍然是提比略的妻子。所以，严格说来，提比略依旧是皇室的核心人物。就算尤莉亚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开始踏上仕途，奥古斯都也没有正式地把提比略的引退化为流放。
但奥古斯都并没有早早离世。公元前2年，他第十三次出任执政官，并且又一次给平民送出了礼物，其数额仍是每人二百四十赛。但这一回，他只把礼金送给了有资格获得定价的粮食供应的那二十万男性。此次的名目是庆祝奥古斯都广场和广场中心的复仇者马尔斯神庙终于开放。复仇者马尔斯神庙(如图11)是属于尤里乌斯家族的纪念建筑。早在四十年前，奥古斯都就起誓要修建这座庙宇，用以感谢马尔斯帮助他向行刺恺撒者复仇。奥古斯都广场用于庆祝罗马历史上诸位英雄的赫赫武功，是他们引领着罗马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成长为称霸地中海世界的强权帝国。[483]整体说来，这座广场体现了奥古斯都对罗马历史的阐释—武力扩张。广场中心的马尔斯神庙则展示了奥古斯都的家族史。
奥古斯都还着手举办了一系列大型活动，比如马车竞赛。罗马城的贵族青年们表演了“特洛伊游戏”，负责管理这项赛事的就是青年们未来的领导者盖乌斯和卢奇乌斯以及他们的弟弟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Agrippa Postumus)。有两百六十头狮子在竞技场中被杀死。其他地方则有角斗比赛。他们还重演了一次波斯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海战，应该是萨拉米斯海战(Salamis)，“雅典人”再次取得了胜利。最后，人们往一座竞技场里灌了大量的水，然后在表演中猎杀了三十六头鳄鱼。[484]
这些赛事的奢侈程度展现了罗马帝国的财富和权力。当然，在激烈的搏斗中，有人丧命。把大量的水运到城里来模拟一场海战本身就堪称一个了不起的工程成就。但我们同样应该着眼于被杀的动物。狮子应该是从阿非利加运来的。罗马人需要设法用陷阱抓住狮子，然后将其制服，再通过海路运送到意大利，接着把狮子搬运到罗马城内。这一切都要在没有镇静剂的情况下完成。而那些鳄鱼原先肯定栖息于尼罗河。这些来自远方的生物就是帝国的权势的象征，因为这表明罗马帝国已经统治了那些遥远的土地，有能力把这种奇异的野兽运回罗马，用以娱乐大众。换言之，罗马帝国可以用武力夺取全世界的资源来满足罗马人的娱乐需要。鳄鱼还代表着埃及，猎杀鳄鱼就意味着让观众再次感受到奥古斯都先是征服了埃及，然后让他的家族统治了罗马。奥古斯都政权邀请观众一起为帝国、征服、罗马还有奥古斯都的家族进行庆祝。
人们的回应一如事先所安排的那样。奥古斯都本人的描述如下：
元老院、骑士阶层以及全体人民都称我为国父(pater patriae)。这个称号被铭刻于我住所的入口处、元老院以及奥古斯都广场内元老院表决为我而立的驷马战车的下方。[485]
也有史料称这是平民的主意：当奥古斯都离开罗马，待在安提翁(Antium)之时，平民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向他献上国父的称号。奥古斯都拒绝了。但当他来到剧院的时候，有一群戴着桂冠的人再次请求他接受。接着，瓦列里乌斯·梅萨拉在元老院里又一次提议让奥古斯都接受这个头衔。这一回，奥古斯都含泪同意了。[486]
奥古斯都广场成了罗马人举办某些仪式的场所：当男孩子们获得了参军资格之时，他们会被召集到这座广场上，这大概是为了让他们领略辉煌的罗马军事史，鼓励他们主动参军。[487]各地总督和罗马军团的统帅们会从奥古斯都广场出发前往地方省份；元老院会在这座广场上讨论是否要举办凯旋仪式；而获准举办凯旋仪式者要把凯旋头冠献给这座广场上的神庙里的马尔斯。[488]帕提亚人在公元前20年归还的罗马军旗被献给了马尔斯，后来被转移到广场上的神庙里。奥古斯都广场成了尚武的罗马帝国举办各种仪式的核心场所。
公元前2年的一系列活动让罗马看起来国泰民安。所有人都顺从于国父奥古斯都的领导，而他则掌控着帝国的大量资源并且慷慨地将其用于满足人民的需求。奥古斯都政权的信心得到了巩固。盖乌斯将被派往多瑙河流域积累带兵的经验，卢奇乌斯当然迟早也会随他同去，这两位少年都已经成长到可以出任公职的年纪了。政权的继承问题得以解决，皇室的统治地位再次稳如磐石。而且，奥古斯都本人也还健在。随着时间一年年地流逝，他的两位养子都越来越像是合格的领导者，政权的未来也变得越发光明。暴风雨看起来已经过去，王朝的传承危机仿佛已然解决，提比略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罗马人民，或者说，至少那些倾向于君主制者似乎已经可以开始畅想年老的奥古斯都把国家大权平稳地传递到两位前途无比辉煌的外孙手中。
接着，事态急转直下。
[1] 即现在的8月。—译者注
[2] 即现在的7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