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提翁之战并不意味着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战斗最终演变成了安东尼阵营的全面崩溃：所有人都明白了谁会败亡，问题只是那一幕要怎样上演而已。对于屋大维而言，他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处理。这场战争把恺撒派势力撕成了两半，安东尼的密友和部下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置呢？而且，屋大维极少在东方建功立业，东方人几乎不知道屋大维是何等人物。
罗马的西部领土大多被划分为各个省份，由中央派出的总督进行统治。东方领土的安排则更加复杂，今天的希腊以东的那些土地很多都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接受了罗马人的统治。在种种原因的影响下，罗马人不愿意把这些新领土划分为直属于中央的省份，反而更热衷于扶植当地的附庸国王，让他们替罗马中央执掌权威。这种做法尤其盛行于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庞培的征服以后。一般说来，这些君主都很依赖罗马的支持。为此，他们需要出兵协助罗马展开军事行动，还要用金钱来体现他们的忠诚，虽然这些资金往往会被罗马的将领克扣一部分。
对罗马贵族来说，这样一套让各地君主依附于罗马人的地方统治体系是有一些好处的。例如，他们可以和这些君主建立良好的私交(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私交就非常深)。这种私人关系可以大大提升他们的名望，因为和国王们结伴而行显然可以体现他们的突出地位。此外，附庸国王的存在还给贵族们提供了赢利的空间。这些君主会对罗马“朋友”慷慨解囊，以便让他们出手帮助自己维护利益。但是，当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发生内斗之时，这套体系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这些远居各地的君主必须小心翼翼地考虑自己应该加入哪边的阵营。然而，无论考虑得多么仔细，他们还是很有可能站到失败者那边去，这是所有面对内战之人都难以避免的厄运。具体而言，在安东尼和屋大维相争的这次内战当中，东方的诸位国王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处于安东尼的势力范围内。安东尼肯定已经除掉了所有不忠于他的君主，中立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和屋大维作对是很有风险的事情，他素有绝不手下留情的名声，这些国王难免担心屋大维取胜之后杀人灭国。
除了附庸国王以外，罗马东部领土的政治版图当中还有不少希腊城邦(póleis，单数为pólis)的存在。希腊城邦内部的政治结构比较独特：首先，官员们会组成统治城邦的委员会，但官员的任期一般不长；其次是议会，其成员通常是地主贵族；最后是公民大会。简而言之，希腊城邦和罗马的政体差异主要在于官员的权力。希腊官员的权力较小，更依赖于贵族议会和公民大会。大多数的城邦都算是民主政体，但城邦内的富人往往拥有更加强大的权威。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有限度的民主政体。每一个城邦一般都只控制着较少的土地，这个地区的政治版图就是由大量的小城邦构成的。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以后，希腊的城邦开始活动于当地的数个王国(它们是这个地区的军事强权)的范围之内，城邦和王廷之间的关系网就这样诞生了。
屋大维给这些城邦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之前，罗马派出的总督就好像只是某个大国的外交使节一样。在罗马的统治下，各个城邦还是能够运用它们早已熟悉的外交手段。它们会派使者去罗马的精英圈子里打点关系，用荣誉来收买人心。然而，屋大维时代的罗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权力现在集中于屋大维一个人身上，传统的罗马国家机关似乎已经失去了实权。既然屋大维才是最高决策者，那么寻求罗马元老的支持看起来就意义不大了。而且，屋大维不会像之前的总督那样在短暂的任期结束以后就失去权力。总而言之，希腊的城邦现在需要和它们的新主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赢得阿克提翁之战的屋大维仍然马不停蹄。众所周知，他之前在取得胜利以后都不留情面地对敌人施以报复。就算是以当时的血腥标准来看，其手段也不可谓不残酷。至于那些和安东尼为伍的罗马贵族，我们不清楚屋大维具体是如何处置的，只知道他或杀，或罚，或饶。其中被处死者的遭遇让人不禁回想起屋大维击败卡西乌斯、布鲁图斯以及赢得佩鲁西亚之战以后的做法。他延续了一贯的作风，再度表现得像是一个暴戾恣睢、草菅人命的独夫。后来，贵为皇帝的奥古斯都把阿克提翁之战描绘为意大利和东方之间的对抗，还把自己塑造成捍卫传统、维护秩序的人物。但那毕竟是后来的事情，此时的屋大维看起来丝毫不打算掩饰自己手中生杀予夺的大权。
现在，屋大维把他的影响力施加到了东方，各地的附庸国王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当年，安东尼曾经因人力、物力不足而在战争中向这些君主寻求帮助。之后，他投桃报李，让这些国王得到了很多好处，许多君主都扩张了自己的领地。但是，既然屋大维已经来到了东方，那么当初安东尼赠予的利益就都不算数了。此外，有三位国王被罢黜，一位被处死。没有遭殃的君主大概会感激屋大维不杀不废之恩，庆幸自己还能保住权位，不会介意自己的领土发生怎样的变动。况且，屋大维还把被废黜的国王的领地转交给了那些对他示以忠诚、友好的君主。
在东方的诸位国王当中，统治着犹地亚的希律是除了埃及的克莱奥帕特拉以外最为显赫的君主。在他之前的王朝因追随帕提亚人而被安东尼麾下的将军索西乌斯给消灭了。之后，安东尼就扶持希律上了台。希律原先并不算是犹地亚上流社会的一员。因此，犹地亚的传统权力关系网络看起来不太愿意坐视希律入主犹地亚，他面对着颇为强大的反对势力。然而，希律坚信安东尼会给自己提供可靠的援助，便果断出手铲除了所有的政敌和对手，包括圣殿里拒不合作的大祭司。希律还和马尔库斯(Malchus)的阿拉伯君主国展开了斗争，大胆地尝试扩张自己的王国。正是因为忙于和马尔库斯作战，希律才未能亲自赶到阿克提翁去支援安东尼。在得知了屋大维已经取胜以后，希律杀死了现任大祭司，把自己的家人送到了比较安全的沙漠堡垒马萨达(Masada)，然后就动身前去拜见屋大维。
屋大维在罗德岛上接见了希律。这位来自犹地亚的国王既没有换上丧服，也没有卑躬屈膝地摇尾乞怜，而是秉持自尊、身着盛装而来，虽然他还是除去了象征着王权的冠冕。接着，希律开口了。他声称自己是安东尼的挚友，若非阿拉伯的战事缠身，他必定会去阿克提翁和安东尼并肩作战。而且，他虽然未能亲自参战，但还是为安东尼提供了不少的粮草和资金。也就是说，希律自称会对朋友和恩人尽忠，值得像屋大维这样的大人物对他加以信赖。假如屋大维愿意和他缔结友谊，他同样会对屋大维鞠躬尽瘁。[339]
如果这则记载属实，那么希律就是很精明地把政治现实摆到了屋大维的面前。东方国王们的政治手段一直很简单，屋大维肯定很快就能想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应该已经知道犹地亚有很多人反对希律，这位国王是凭着反复的大清洗才保住王位的。如果屋大维选择处死希律，那么(经受了多次清洗的)犹地亚就没有人能够稳住局面了，内战在所难免。最后，屋大维保留了希律的地位，而希律也没有辜负屋大维的期待。当屋大维日后来到犹地亚之时，希律为他献上了丰厚的礼物。屋大维的军队乃至其他有可能帮上希律的人都享受到了类似的待遇。显然，让希律感恩戴德比砍下他的脑袋更有意义。
从公元前31年夏末到第二年初，屋大维基本都在小亚细亚和希腊。他应该是在忙两件事，一件是准备去埃及结束这场战争，另一件就是和希腊的各个城邦建立友好关系。城邦的精英们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讨好这位新的恺撒了。而屋大维的主要需求是资金，曾经花钱和安东尼缔结友谊的这些城邦现在必须也向屋大维提供大量的资金才能讨得他的欢心。不过，渐渐地，屋大维和希腊城邦发展出了新型的政治关系。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开始流行于东方的土地之上，这就是帝国政治的运行方式。
亚历山大之城
这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在埃及初见端倪。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被击败以及克莱奥帕特拉自杀以后，托勒密王朝迎来了终结。屋大维根本不可能让克莱奥帕特拉的后代继承王位、延续王统，因为这场战争乃至相应的宣传战都过于激烈，让屋大维失去了宽恕的余地，他不得不把埃及降格为罗马的一个省份。这种事情有一套传统的流程。屋大维需要指定一位总督，然后先给埃及做好临时的安排，再把各项事宜通报给元老院，让元老们加以审核。大概还会有专门的一项法案出台。不过，在设置省份之前，屋大维仍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亚历山大的命运。
罗马军队有毁灭城市以儆效尤的传统。这些年来，地中海沿岸地区已经有许多极其雄伟的城市都被罗马人夷为平地。迦太基在被摧毁以后的一百年内都是一片荒地，古老而壮观的科林斯也没有逃脱类似的命运，最负盛名的雅典同样被苏拉的部队洗劫一空，西边的西班牙和高卢地区也有不少城市沦为废墟，虽然史书往往对这些城市着墨不多。总之，肯定有很多人担心亚历山大也会遭遇毁灭。
亚历山大是古典时代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其历史、建筑、规模(不下于三十万人口)、文化都出类拔萃。它是地中海世界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罗马)，摧毁这样的一座城市会让屋大维的敌人和东西方的各个势力都为之震撼。在后来的征服战争当中，屋大维并没有拒绝这种惩戒性施暴的手段。更何况，按照屋大维的说法，此次战争的敌人非同寻常。后来流行的文本浓墨重彩地把这场战争描写为不同的神明和不同的道德之间的战斗，称其为捍卫罗马、意大利文化的战争，克莱奥帕特拉和埃及的“威胁”得到了大量的渲染。所以，毁灭亚历山大、抹除托勒密王朝的这座大都会是合乎道理的。然而，屋大维并没有选择这条道路，他放过了亚历山大城。
对此，屋大维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对这座城市的神明的尊重。塞拉皮斯(Serapis)是一个特别的神，他同时具备希腊和埃及的属性。有些人怀疑他是托勒密王朝专门为了新兴的亚历山大而捏造的新神，但希腊人和埃及人并没有这种想法。而且，对于神灵，他们往往只会做出某些发现或者在故事里加以详细的描写，而不会有意地创作出新神。塞拉皮斯比较复杂，他的形象和宙斯最像。有时候，人们会把他们相提并论。但埃及古都孟菲斯(Memphis)的公牛神阿匹斯(Apis)、羊神阿蒙(Amun)、伊西丝的丈夫奥西里斯也都和塞拉皮斯相似。埃及人相信法老具有神的某些性质，对其加以崇拜。塞拉皮斯就凭着与众多神明相关的属性而为法老所用。此外，安东尼一度被塑造为奥西里斯的化身。这说明罗马人并不怎么介意把人和神联系在一起。他们同样可以利用这套象征体系。安东尼走过的路，屋大维也可以走。
对伊西丝和塞拉皮斯的信仰不只存在于埃及，在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人也接受了这种崇拜。三头同盟成立之初就曾经颁布法令在罗马城内建造一座新的伊西丝和塞拉皮斯的神庙。今天的我们恐怕永远也不能完全理解罗马人究竟是怎样看待塞拉皮斯的。而且，对塞拉皮斯的供奉显然在当时引发了一些争议—罗马人内部有着不同的意见。塞拉皮斯大概更受平民的欢迎，而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安东尼和屋大维都有意成为塞拉皮斯信仰的支持者。总之，屋大维决定尊重塞拉皮斯，把自己和这位少见的在地中海沿岸世界拥有众多信徒的神灵联系在一起，而他的所有言行都会很快地被传回罗马。
不毁灭亚历山大城的第二个理由是屋大维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崇敬。屋大维早就开始利用亚历山大的形象来提升自己的名望，因为当时的罗马人几乎可以说是痴醉于这位年纪轻轻就征服了东方的君王。例如，关于亚历山大，尤里乌斯·恺撒的传记里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公元前67年或公元前66年，恺撒正在西班牙。第一个版本的故事称恺撒在阅读亚历山大的生平时骤然落泪，因为在亚历山大征战四方立功无数的年纪，恺撒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另一个版本里，恺撒同样表达了这种伤感之情。只不过，这一次的直接原因是他在伽迪斯[Gades，加的斯(Cádiz)]遇见了亚历山大的雕像。[340]
这个故事大概率是捏造出来的，其作用就是为恺撒后来的伟大事业做好铺垫。不过，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当时有抱负者会以亚历山大为榜样。比如，伟大的庞培[他的这个“伟大”(Magnus，即Great)的名号也和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有关]在出征东方得胜归来以后，认可了人们给他肖像上有些发福的圆脸配以和亚历山大相似的发型。此外，在阿克提翁之战打响以前，屋大维也已经开始尝试把自己的形象和阿波罗以及亚历山大联系在一起。在阿克提翁之战以后，亚历山大看起来就更加适合于年纪尚轻的屋大维了。他是深受诸神庇佑的东方征服者，他肆意地动用武力，他的伟大甚至令其跨越了凡人和神明之间的分界线。
屋大维在亚历山大之城命人按照亚历山大的形象给自己塑造了一些雕像，其中有一尊被称为密罗伊(Meroe..)头像，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这尊头像就把屋大维塑造成了亚历山大。在绝大多数的肖像里，亚历山大的脖子都会扭出一个比较大的角度，这大概是象征着他在遥望神灵。而屋大维的密罗伊头像也扭了类似的角度。此外，其发型也和亚历山大的标准发型相似，虽然稍短了一些。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屋大维在埃及人面前就是以这种形象出现的，他用这些肖像把自己描绘成了新的亚历山大。
身处亚历山大之城的屋大维还造访了亚历山大的陵墓。当然，这也是托勒密诸王的墓穴。屋大维命人取来了遗体，然后打开石棺，以便审视亚历山大的面庞。他给亚历山大的遗体戴上了金冠，然后为他献上了散落的花瓣。不过，亚历山大毕竟已经死了将近三百年了，就算是有最好的防腐手段，他的遗体也难免变得非常脆弱。因此，新的亚历山大把旧的亚历山大的鼻子给碰掉了一块。这幅景象或许让亚历山大之城的居民倍感紧张，这可是他们最宝贵的君王遗体。于是，他们询问屋大维是否想要看一看托勒密诸王的尸体。对此，屋大维表示，他想要看的只是国王，而不是尸体。[341]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所以他后来又用了一次。有人问他是否要去看一看公牛神阿匹斯(埃及人会用动物来表现神灵，这在古典时代堪称独树一帜)，屋大维的回答是，他通常只会膜拜神明，而不是牲畜。
第三个不毁灭亚历山大城的理由是屋大维和阿雷欧斯(Areios)之间的友谊。当时的大多数罗马贵族都通晓希腊文化。而且，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或更早一些的时候开始，罗马人还特别欢迎希腊的哲学家来访，以至于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贵族文化氛围。哲学家们常常受邀与罗马的权贵为伴，到意大利南部越建越多的豪宅别墅里参加学术讨论。拥有一个过从甚密的哲学家已经成了精英地位的标志，就好像拥有别致的庭院、希腊(或希腊式)雕像和文雅的谈吐一样。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发现屋大维和亚历山大的哲学家阿雷欧斯相识。此外，这种现象还提醒了我们不应把这个时代的文化和冲突理解为近现代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概念。在阿雷欧斯的影响下，亚历山大的居民窥见了屋大维的学术修养，得知他珍视希腊的教育和文化。一言以蔽之，他不是一个野蛮的征服者。
屋大维还对亚历山大人民发表了演说，亲自解释了这一点，虽然听众大概在之前就已经有所耳闻。屋大维在演说时非常罕见地使用了希腊语。征战四方的罗马人(和历史上其他的征服者一样)向来致力于让被征服者学习自己的语言，他们一般会用拉丁语对战败者讲话。然而，此时的屋大维不仅对亚历山大的哲学家阿雷欧斯示以尊重，还使用了希腊语对亚历山大人民发言。由此，屋大维发出了一个鲜明的信号：希腊人可以与他和谐共处。这其实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传统，希腊人对此很熟悉。
屋大维迅速地接手了埃及统治者的既有传统。虽然他也许说过自己不会膜拜牲畜，但是在上埃及地区的布奇斯(Buchis)神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关于屋大维膜拜公牛神布奇斯的史料。而且，这份史料是一系列铭文的一部分，它们都描写了埃及的统治者在向传承逾千年的诸神献上祭品。也就是说，屋大维不仅把罗马的资金投入了埃及的神庙和祭坛里，他本人还在神庙的铭文里得到了法老一样的待遇。埃及的小城市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有一份来自“恺撒元年”(公元前30年或公元前29年)的文档，显示当地的某个神庙里有四个点灯人在起誓为神庙效劳的时候提到了“身为神以及神子的恺撒”。[342]自尤里乌斯·恺撒成神以来，屋大维就一直在使用类似的头衔。他在货币上的称谓是“神子恺撒”(CAESAR DIVI FILIVS)。俄克喜林库斯的这些点灯人显然知道这一点，把这个头衔纳入了自己的誓言。但他们同时还延续了埃及的传统，把屋大维本人也当作了神。
为了庆祝自己与亚历山大人民化干戈为玉帛，屋大维给这座城市注入了一大笔建设资金。有关此事的最佳史料来自罗马，而不是接受资助的亚历山大。今天，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中央屹立着一座方尖碑，而这座方尖碑原本和其他的方尖碑一起在埃及的赫利俄波利斯(Heliopolis，太阳之城)伫立了许多个世纪。这是人们献给太阳的礼物。后来，人们把它迁到了亚历山大。然后，大概在卡里古拉皇帝的命令下，这座方尖碑来到了罗马。最终，又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它才在圣彼得广场中央安家落户，挺立至今。在对这座碑加以考察之后，人们发现这座方尖碑上有一些原本镶嵌着铜字的槽。这段铭文的内容大概是：
奉皇帝、神子恺撒之令，工程长官(Praefectus Fabrum)、格奈乌斯之子盖乌斯·科涅利乌斯·伽卢斯建造了这座尤里乌斯广场。
科涅利乌斯·伽卢斯就是之前受安东尼之命去镇守昔兰尼加，接着反而率军在公元前30年从西边进攻埃及，帮助屋大维引走了安东尼的兵力之人。我们稍后还会提及他的事情。
亚历山大的尤里乌斯广场大概建于公元前30—前29年。当时，亚历山大得到了大规模的改建，尤里乌斯广场就是其中的核心项目。此外，恺撒庙(Caesareum)也是兴建于此时的标志性建筑，虽然建造这座庙宇本来或许是克莱奥帕特拉的意思，因为尤里乌斯·恺撒毕竟是她的情人，也是恺撒里昂的生父。亚历山大的恺撒庙和屋大维在罗马建造的尤里乌斯神庙(Temple of Divus Julius)形成了遥相辉映的一对。不过，埃及的这座恺撒庙会成为供奉每一位恺撒的庙宇，把成神的尤里乌斯·恺撒和他的继承人都囊括在内。
屋大维走在了人和神之间的分界线上，他的这种做法利用了东方人神化统治者的传统。埃及人对法老的膜拜自不必说，其他希腊化的东方国度大多也有类似的习俗。而且，罗马的宗教传统里其实也有相像之处。罗马的建城始祖罗慕路斯和埃涅阿斯都被尊为神明。不久前成神的尤里乌斯·恺撒则复苏了这种传统。所以，俄克喜林库斯的那几位点灯人不是奇怪的泥古之人。他们不是没能理解新来统治埃及的罗马政权，也不是不懂罗马人的异国习俗，而是遵循了屋大维的意愿，将他奉为新诞生的神明恺撒。
公元前30年末或者公元前29年初，屋大维开始返回罗马。他没有直接航向罗马，而是选择了环地中海而行。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各个城镇纷纷派出使者来拜见屋大维。以弗所(Ephesus)和尼西亚(Nicaea)人民请求获许把神庙献给罗马女神(Roma，象征着罗马城)和尤里乌斯·恺撒。帕加马(Pergamum)和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人民恳请把他们的庙宇献给屋大维本人(可能还有罗马女神)。帕加马还获许举办赞美屋大维的运动赛事。之前也有人享受过这种近似于神的待遇，比如希腊化时代的诸位国王以及某些罗马总督。但他们的规模都无法与屋大维相提并论，也不像屋大维这样堂而皇之。[343]
对于在深厚的一神教传统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人而言，把一个人尊奉为神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反而有点邪教的色彩。但对古典时代的人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他们向来相信人有可能成为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赫拉克勒斯。大多数人还相信诸神会时常造访人间，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灵魂，而灵魂是有一定的神性的。埃及人更是认为法老就是某个神圣的灵魂的化身。因此，法老仿佛就是神明。类似的思想观念在近东地区盛行了许多个世纪：国王和神明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而且这就是他们为王的原因。不过，尽管有着这些统治者崇拜思想的铺垫，但像屋大维那样直接宣布自己有着神的属性乃至把自己当作神明供奉起来还是极其罕见的。由此，屋大维表明了自己不同于之前罗马政坛上的所有人物。
罗马人和东方人早就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后者肯定已经很清楚罗马的状况了。毕竟，罗马和希腊城邦的构造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异，统治罗马的无非就是由地位大致相等的贵族们组成的议会(元老院)。然而，在安东尼彻底落败以后，各地的城市做出了前文所提的种种创举。这说明它们已经认识到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屋大维全然不同于寻常的罗马元老。而且，他也不同于那些继亚历山大以后统治东方的君王。屋大维独一无二。他是神。不过，虽然这些使者看起来纯粹是东方的各城市议会自主派出的，但我们很难相信他们会不谋而合地想到这种如出一辙的主意，还同样在这个时候派出了使者，也许他们在暗中收到了指示。
看到整个东方都无比热切地向自己表达了忠心，权威得到确认的屋大维便满载着埃及的财富，渡过亚得里亚海回到了意大利。自阿克提翁之战以来，元老院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来好好地准备迎接凯旋的屋大维。现在，元老们即将为他献上与其相称的隆重表彰。
庆功
在赞美屋大维这件事情上，元老们表现得特别积极。在阿克提翁战役结束以及亚历山大陷落之后，元老们争先恐后地出台了一系列歌功颂德的决议：他们表决同意为屋大维击败了克莱奥帕特拉而举办一次凯旋仪式；布伦迪西翁是屋大维奔赴战场的起点，也是他凯旋的港口，因此元老们决定在这座城市建造一座凯旋门，还要用战争中缴获的武器来加以装点；罗马的广场上也要兴造一座凯旋门；尤里乌斯神庙(或许尚未竣工)将被饰以在阿克提翁之战中缴获的敌舰的船首；每五年还要举办一次歌颂屋大维的庆典，虽然其具体内容不明，不过，这种节庆想来应该会有祷告、献祭、比赛(大概是角斗)和戏剧这些常见的感谢神明的公共活动；屋大维的生日和他的捷报被公之于众的日子都被定为感恩日(同样会有祭祀活动)；元老们还宣布维斯塔贞女、元老还有其他的罗马居民(包括儿童在内)都会前去大道上迎接屋大维胜利返回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将一起向屋大维表达深切的感激之情；[344]亚历山大陷落的日子被定为幸运日，而且，亚历山大的居民必须从那一天开始重新计历。显然，这象征着新时代的到来。
罗马的宪法有了一些微调，屋大维得到了保民官的一部分权力。这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因为保民官是罗马平民的权益的捍卫者。此举相当于宣布他要成为平民的新的代言人。之后，在司法领域，屋大维将拥有最高的决定权；在宗教领域，祭司们在祈求神灵祝福罗马元老院和人民之时必须提及屋大维的名字。屋大维已经成了罗马的第三大组成部分。罗马当局甚至还宣布在所有的晚宴上都要准备一份专门献给屋大维的祭酒。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特殊荣誉。
公元前29年夏，屋大维回到了罗马，同时迎来了又一轮的荣誉加身。赞颂诸神的圣歌里加入了屋大维的名字。他有权像参加凯旋仪式一样头顶桂冠出席所有的节庆活动。他可以任意地指定神职人员加入祭司团，无论当时是否有职位空缺。元老院还关闭了雅努斯神庙(Janus)的大门，表示战争已经结束。[345]整个城市都来迎接屋大维凯旋(虽然他事先声明了平民不必前来)。执政官献祭了公牛以庆祝他的归来，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宗教仪式。接着，屋大维对罗马人民发表了讲话。他宣布每一个成年男子都可以得到四百赛的奖金，这个数额足以让一个人安度整整一年。屋大维称赞了统率舰队立下大功的阿格里帕，士兵们也得到了奖赏。屋大维还代表他当时年仅十二三岁的外甥马尔凯卢斯向罗马城内的儿童发放了奖金，这是他第一次展露出想要构建一个王朝的意图。屋大维没有收下意大利各地人民为他收集的金币。但就算如此，罗马城也已有了无数的财富。除屋大维赠予罗马人民的奖金以外，随他一同返乡的士兵们也带来了埃及的大量财宝。据说，在他们返回以后，罗马城的利率从平时的百分之十二降到了百分之四，物价也有所上涨。[346]
公元前28年，屋大维得到了“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的地位，也就是元老院的第一人。这意味着在元老们商讨事宜的时候，他的意见最为重要。“首席”(princeps)即“第一人”。这个称呼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之前也曾有一些名望较高的元老被称为“首席”，享有全国第一人的美誉。但当时这个称呼基本只是荣誉头衔，不包含实权。到了后来，至迟在奥古斯都时代的末期，这个头衔才具备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奥古斯都的地位其实是由各种权力和头衔拼凑起来的，他没有某个统括一切的头衔。我们现在常常使用的“皇帝”(emperor)这个词的原型只是罗马人对战功赫赫的将军(imperator)的赞美之词而已，其最初的适用范围是很狭窄的。“元首”(princeps)这个称呼算是以一种不太正规的方式表明了屋大维独特的显赫地位。后来的罗马人使用的“principatus”(principate)这个词既可以指代某个人领导国家的时期(“某某人时代”)，也可以用来指代早期罗马皇帝统治国家的制度(所谓的“元首制”)。[347]
然后，屋大维举办了凯旋仪式。他和他的部下在长达三天的时间里游行于罗马城内各处。在此期间，他们既向诸神献上了祭品，也向全城的居民展示了极其丰厚的战利品。第一天的凯旋仪式是为公元前35—前34年的达尔马提亚战争而举办的。在此之前，屋大维一直无暇以凯旋游行来庆祝这一次的胜利。第二天纪念的是阿克提翁之战。游行队伍看起来还带上了描绘着此次胜利的巨幅宣传画。第三天则庆祝了埃及战事的胜利。按照传统，这一天的重头戏本该是让戴上镣铐的克莱奥帕特拉跟着游行队伍走遍全城。但既然埃及女王已经自杀，他们只好用塑像来替代了。不过，她和安东尼所生的龙凤胎亚历山大·赫利俄斯和克莱奥帕特拉·塞勒涅都在游行队伍里面。而她和恺撒所生的儿子恺撒里昂当然已经死去。一般说来，俘虏都会在游行结束以后遭到处决。但这一次，屋大维展现了仁慈之意。来自埃及的财宝也被装在车里跟着游行队伍供所有人观赏。接着，屋大维本人乘着战车游遍了全城。另一位执政官和诸位元老都跟在他的身后。[348]严格说来，屋大维可能只举办了两天的凯旋仪式来纪念达尔马提亚和亚历山大的战事，因为庆祝内战的胜利不是很光彩的事情，第二天的活动只是游行而已。不过，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情似乎很快就被人遗忘了。[349]屋大维的庆功活动还没有结束。他把一座庙宇献给了密涅瓦(Minerva)。大概进行了好一阵子的元老院翻修工程现在已经结束，其名称按照尤里乌斯·恺撒的名字被更改为尤里乌斯元老院(Curia Iulia)，时人想必也能看出其中的讽刺意味。元老院里还添置了一座来自他林敦(Tarentum)[1]城的古老的木质胜利女神像，上面装点着来自埃及的战利品。每当元老们召开会议之时，他们就会为胜利女神献上祭酒，同时再度回忆起屋大维击败了安东尼。取自埃及的战利品有很多被放在了古老的罗马城广场中心的尤里乌斯神庙里。此时，这座庙宇已经完工且得到了祝圣。还有一些财宝被送至罗马城内最为古老也最受尊崇的卡皮托里翁三神庙—供奉着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和密涅瓦。
屋大维还在庆祝胜利的运动赛事上大肆挥霍。各种家养或野生的动物都被送入竞技场遭到屠杀，其中包括罗马居民从未见识过的一只河马和一只犀牛。罗马贵族们亲自走上了跑马场进行比赛，甚至有一位元老参加了角斗。在屋大维的命令下，来自苏维汇(Suebi，日耳曼人)和达契亚(Dacia，多瑙河以北)的俘虏之间展开了一场战斗。[350]屋大维还发明了一种叫作“特洛伊游戏”(Lusus Troiae)的新型赛事，让贵族青年比拼马上的功夫。
节庆、建筑、运动赛事、凯旋游行、各种形式的荣誉，还有发放给全体罗马居民的奖金，这一系列庆功活动的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如此盛事的映衬下，所有人都能够明白屋大维东征归来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这些庆功活动的背后其实别有深意。随着阿克提翁之战结束、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死去，屋大维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了罗马政坛的主人。然而，谁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很多人都难免有些畏惧，因为屋大维完全有可能像某些前人一样发动新一轮的清洗。元老们表决同意向屋大维颁发种种特殊荣誉的原因与其说是对战胜者的感激，不如说是深深的畏惧。他们极其迫切地想让屋大维看见自己的忠心。与此同时，屋大维则以种种举动来安抚元老和罗马人民。其中，象征意义最大的或许就是关闭雅努斯神庙的大门。依据传统，每当罗马人民走向战争之时，这座神庙的大门就会被打开。鉴于罗马历史上内外战争频发，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这些门其实很少有关上的机会。但是关闭大门就象征着和平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不知道这个决定究竟是由哪方做出的(也许经过了协商)，但双方都愿意接受这个结果，愿意以此来表示他们衷心地希望战争就此结束，所有人都能够回归正常的和平年代。
不过，虽然战争或许真的结束了，但是过去的事情并没有被遗忘。屋大维没有抛弃他的一贯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巩固他和平民的关系，屋大维大方地向罗马平民送出了巨额的奖金，让他们知道屋大维确实是平民的保护者与大恩人。对于让罗马社会四分五裂的内战，屋大维不仅不加掩饰，反而以各种手段来庆祝自己的胜利，不给败者留丝毫的情面。凯旋仪式或许只能算是昙花一现，但今后长期存在的感恩节庆日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屋大维的胜利摆到人们的面前。罗马城内的各种胜利纪念建筑和纪念品也会让人们永远铭记阿克提翁和亚历山大的战事。更何况，元老们还颁布了法令，要求人们在私人宴席上为屋大维准备祭酒。这条规定不一定能够强制落实，但它光是存在就已经有了意义。我们大可以想象一下战死者的亲朋好友们面对这条规定会作何感想。
在屋大维时代的罗马城，安东尼的踪影被抹去了一些，但人们依然能够在很多场合感受到克莱奥帕特拉的存在，这让人不禁觉得有点奇怪。各座建筑内摆放着的埃及工艺品以及展示于尤里乌斯神庙前的船首都让人联想起这位埃及女王。各神庙里的埃及宝物也一边给庄严的罗马圣地增添了光彩，一边彰显着克莱奥帕特拉的存在。诗人们依旧公然传颂着她的故事。最为关键的是，以克莱奥帕特拉为模型的维纳斯金像依然保留在恺撒建造的维纳斯母神庙内。所有人都知道，当他们过来瞻仰维纳斯女神的仪容之时，他们看到的其实是克莱奥帕特拉，她不会为人们所遗忘。屋大维需要克莱奥帕特拉在帝国政权的宣传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反面角色，帮助屋大维在多年以后把他的政权塑造得正气凛然。
当然，尽管克莱奥帕特拉没有淡出罗马人的视野，但屋大维显然更是无比突出的存在。他获得了很多宗教方面的荣誉，让罗马人不仅要在圣歌中赞颂他，还要为他献上祭品。屋大维在帕拉提翁山上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新居，还令其和旁边新建成的阿波罗神庙构成了一个整体。阿波罗是受屋大维偏爱的神祇，阿克提翁之战的胜利就被他归功于阿波罗。公元前28年，这座阿波罗神庙在盛誉之下开放了。[351]这些挺立于山坡之上的白色大理石柱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胜利纪念品，它们为阿波罗提供了新的安身之所。维斯塔神庙也加入了这片建筑群。我们不难想到，屋大维的本意或许就是让人觉得有三位神明共居于帕拉提翁—阿波罗、维斯塔还有屋大维。
在战神广场上，阿格里帕正在建造一座宏伟的新神庙—万神殿。在公元前27年，阿格里帕第三次担任执政官之时，这座神殿举办了落成典礼。他们的初案是让屋大维的雕像屹立在万神殿的中心。那样一来，万神殿就会成为供奉着活人的庙宇。显而易见，他们就是想让罗马人把这位年轻的罗马之主看作神。除万神殿里的计划以外，屋大维的密友和罗马人民还已经用铸造神像的黄金和白银在罗马城内竖立了一些屋大维的雕像。[352]
罗马共和国属于罗马公民，其政治文化强调的是平等。当然，他们的平等在现代人眼里难免显得有些古怪：国家领导人享受着“更加平等”的地位；全国的居民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但罗马共和国至少还承认理论上的平等，身为全国之精英的元老就是这种观念的最佳代表。无论他们内部有着多么巨大的分歧、何等激烈的竞争，他们基本上都认为元老之间理应彼此尊重，认可他人的成就，互相建言，携手并进，一起为罗马而努力。共和国时代确实有伟人诞生，个别人似乎还太伟大了一些。但是，就连马略、苏拉、庞培乃至恺撒都无法与屋大维相提并论。屋大维是非常特别的，他的超然地位让其他的罗马人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去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语言来加以描述。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把屋大维奉为神明，而屋大维又为什么要尝试着把自己塑造为人间之神。在神的面前，共和国的基本框架自然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人能够和神并驾齐驱，平等是不可能的。
但是，和神共处并非易事，当人间之神也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后来的卡里古拉皇帝就是例子。所以，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屋大维开始调整自己的名分。万神殿成了供奉所有神明的庙宇。屋大维的雕像被放在了入口处，而不是中央。身为万神殿建造者的阿格里帕也得到了一座雕像。至于屋大维的金银雕像，它们都被熔掉，然后铸成了货币。至此，在阿克提翁之战以后一度被屋大维采用，并且在他巡视东方之时仍然受到重视的神化计划就这样突然消失了。
屋大维需要一个更加合适的新形象。他一边寻找政治伙伴(虽然起初可能只有阿格里帕)，一边考虑传统的问题。他开始对共和国的平等理念示以尊重。我们很难想象他会自愿地做出这种改变。他当然已经取得了无数次的胜利，整个罗马都唯他是从，胆敢挑战者大多已死。他还用各种各样的纪念建筑、物品、仪式来不停地彰显自己的权威，改变罗马的面貌。但是，屋大维遇到了阻力，并非所有人都像官方公告里声明的那样对这位新的恺撒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必须妥善解决自己的前途问题。三头同盟已亡，安东尼和李必达都已死去。或许，他可以让罗马继续处于紧急状态之下，假装他还在为恢复共和国而战，从而继续把持着莫大的权力。但这种做法未免太过拙劣。于是，为了在正常时期保持着既有的特殊地位，屋大维必须建立一种新秩序。公元前28年，屋大维陷入了前人在内乱之后所遇到的那种困境。几乎别无选择的屋大维似乎不得不恢复旧时代的制度。在经历了这些年的动荡以后，共和国显然已经死去，但现在，它仿佛还能死灰复燃。
共和国复苏
即便是在公元前30年，屋大维也还面临着反对派的威胁。假如是在几年以前，元老院里或许就会有反对的声音，某些知名政治人物可能还会离开罗马，以此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但到了这个时候，屋大维的反对者只能隐秘行事了。从表面上看，此时的罗马政界无比团结，所有人都对屋大维一片丹心；但事实上，没有人会被这种假象欺骗。当然，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分辨异己是比较困难的。其中或许有一些人敢于直抒胸臆(虽然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大多数人都披着伪装，只在某些时候趁机给屋大维政权使绊子。我们只能借助于蛛丝马迹，隐约地看见屋大维的新政权和反对者们展开了争论和交易，以求排除道路上的阻碍，但我们几乎看不到足以牵动全局的重大事件。
大约在公元前30年，马尔库斯·李必达被除掉了。据说，他和布鲁图斯的姐妹尤妮亚密谋在恺撒返回罗马之时行刺。尤妮亚的身份使得这个据说存在的密谋和当初的那些行刺者联系在了一起，让人觉得有人想要再为罗马除去一个暴君。这位李必达的父亲就是三头之一的那位马尔库斯·李必达。自从屋大维在公元前36年夺走他的军权以后，仅保留最高祭司一职的李必达就过上了流放的生活。屋大维似乎经常对李必达加以羞辱，一直到他约在公元前12年去世为止。[353]小李必达是个比较有声望的政治人物，他或许不满于自己的父亲所受的待遇。而尤妮亚虽然是一介女流，但她的家族背景和旧日的人脉让她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在屋大维派驻于罗马的代表麦奇纳斯(Maecenas)发现了阴谋以后，李必达大概甚至都没有经过审讯就遭到了处死，尤妮亚则结局不明。[354]
第二个事件比较复杂。公元前30年或公元前29年，罗马将军马尔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在马其顿作战。这位克拉苏是那位著名的庞培和恺撒的盟友克拉苏的同名孙子，与他敌对的是某些异族部落—巴斯塔奈人(Bastarnae)、默西亚人(Moesians)和吉泰人。在和巴斯塔奈人交战之时，身为将领的克拉苏罕见地亲自上阵，还杀死了巴斯塔奈之王戴尔多(Deldo)。这几乎堪称罗马人前所未有的壮举。克拉苏有资格凭此得到一项特殊的荣誉—“丰获”(spolia opima)，而屋大维对此加以阻挠。
屋大维利用了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克拉苏是被屋大维派去马其顿的，严格说来，他只是屋大维的代表。于是，屋大维声称只有独立掌握军权者才有资格得到“丰获”。听闻此言，人们连忙去遍稽群籍，然后找出了一个史例。在浩如烟海的罗马传说故事当中，有一个叫作科苏斯(Cossus)的人曾经被授以“丰获”，所有相关资料都显示科苏斯当时是一位保民官，受制于另一位高级官员。但是，有一次，屋大维正在监督朱庇特·菲利特里乌斯神庙(Temple of Jupiter Feretrius)的修复工作(据说，科苏斯当年就是把“丰获”献到了这座神庙里)，就在工程进行之时，人们发现了一块亚麻布。上面的文字显示，科苏斯是在他担任执政官期间献出“丰获”的。想必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么一份内容正合屋大维所愿的史料只是恰巧在这个时候出现，至少身为史家的李维(Livy)是不相信的。然而，没有人能够指责屋大维捏造文本。[355]
这个故事里的屋大维看起来未免有些患得患失，他不希望让身为贵族子弟的克拉苏得到一个连他也未曾拥有的特殊荣誉。显而易见，克拉苏既不是屋大维的反对者，也不可能拥有足以挑战他的实力。克拉苏的军权来源于屋大维的信任，他的职位也是由屋大维亲自指定的。但就算如此，屋大维也不能容忍他来妨碍自己垄断所有的荣誉。
公元前28年，屋大维开始把自己的特殊地位化作罗马政治的常态。这一年，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一同担任执政官。之前，在处于紧急状态下的公元前31年、公元前30年和公元前29年，屋大维也都担任执政官。当时的他几乎一直身处海外，留在罗马的另一位执政官不得不独自管理这座城市。然而，在返回罗马以后，屋大维似乎基本上无视了同僚的存在。每位执政官原本都有三十名扈从，他们手执法西斯(棍棒和斧子的组合)，以此代表执政官拥有惩戒罗马公民的权威。但是，自从公元前31年屋大维开始连任执政官以来，他执意要求所有的扈从都随他出行。两位执政官本应是共掌权力的同僚，而屋大维的这种做法直观地反映了这种理想状态的消亡。而且，这是他有意为之的象征性举动，其意义就是展示他大权独揽的地位。不过，在公元前28年，他改变了主意。
六十名扈从不再全部跟随着屋大维，古老的习俗得到了恢复。阿格里帕在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都与屋大维并列为执政官，并且正常地享有三十名扈从。其实，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来看，扈从分配的恢复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意义。然而，这是一个标志，意味着罗马政治往正常的状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公元前28年的某个时间点上，屋大维正式宣布持续了十余年的紧急状态就此结束。[356]
严格说来，这次的国家紧急状态和三头同盟挂钩。他们三人理应只是为了重建共和国才接受极大的权力的。一旦三头同盟消亡，紧急状态的法律依据也就变得含糊不清。人们很难说清楚现在仍处于紧急状态的原因是屋大维以执政官的权力下达了命令，还是元老院颁布了对抗安东尼的法令。不过，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人真的在乎这种事情。但是，在公元前28年，屋大维决定着手结束紧急状态了，公民的权利得到了恢复，屋大维还专门铸造了纪念此事的金币(请参考图6)。金币上刻画的屋大维脚边有一盒卷轴，他正在把其中的一份交给一位感激不已的公民。金币的一面印着“皇帝·恺撒神子·执政官·第六次”(IMP·CAESAR DIVI·F·COS·Ⅵ)，另一面则是“他恢复了罗马人民的法律和权利”。同为执政官、积极参与政事的阿格里帕根本没有被提及。屋大维依然没有准备好让其他人也和他一样走上台前，就算是最受他信赖的阿格里帕也不行。不过，至少正常的法律得到了恢复。这就意味着再也不会有不经审判而处死公民以及没收公民财产的事情了。战争结束了，三头同盟的使命想必已经完成。
公元14年，屋大维给罗马人民留下的遗言—《圣奥古斯都行述》(Res Gestae Divi Augusti)—在他亡故以后面世了。这位开创了帝国时代的首位罗马皇帝对自己的一生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我第六次和第七次担任执政官期间，内战之火已然熄灭，全国一致听我号令。于是，我把共和国还给了罗马元老院和人民。[357]
屋大维和阿格里帕首先需要确认共和国现在有条件自行处理各项事务。他们开展了人口普查(结果为四百零六万三千名公民)，[358]为罗马人民举办了一次净化仪式，还整顿了元老的队伍。
公元前28年的元老人数或许超过了一千，其中有一部分人还是按照传统途径从低级官员开始逐步升入元老院的。但还有不少人在恺撒或者三头同盟执政时期得到了提携，直接成了元老。屋大维公开表示要审查元老们的资格，并且希望有人能够主动让位。无论原因如何，有一些人确实很配合。接着，屋大维和阿格里帕要求元老们互相担保彼此都有资格继续担任元老。他们希望某些人会因此感到尴尬，进而主动辞职。最后，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亲自审视了剩下来的元老，除去了一些他们觉得不合格的人。
这一套流程的设计是为了让这件事情看起来不那么偏颇，但还是难以避免地引发了争论。被迫离开元老院的人深感不满。据说，屋大维一度要穿着胸铠、在十位密友的保护下去主持元老院会议。离去的那些人其实很多是当初为恺撒或者屋大维效劳才成为元老的，屋大维现在的做法相当于背叛了他们。[359]但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依然认为有必要让元老院恢复一定的威望，为此，他们已经准备好牺牲一部分追随者。
公元前27年1月，屋大维来到了元老院。他交出了执政官的职位，然后依照罗马传统，宣誓声称自己在任期内处事公正、谨遵法律。在此之前，他从未遵守这个传统，因为当时的他不受法律的约束。随后，在刚刚恢复了地位的元老们面前，屋大维第七次受任为执政官。他的同僚阿格里帕则是第三次。
1月13日，屋大维对元老们发表了讲话。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刻。根据现存的史料，此次讲话标志着罗马政治正常化的进程已经步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屋大维交出了地方省份的控制权，元老院和人民能够决定地方总督的人选了。这一步同时意味着屋大维放弃了手中的庞大军队和巨额的财富。为此，元老们给屋大维颁发了新的荣誉。他的新居会被饰以橡树叶冠，得到这项荣誉的通常是拯救了罗马公民的性命之人。而他的门旁会种上月桂树，这是阿波罗和胜利的象征物。元老院里还会摆放一块金色的盾牌，宣示屋大维身上最为根本的四项美德：勇(virtus)、仁(clementia)、义(iustitia)、忠(pietas)。[360]
这次事件几乎必定早在屋大维的计划之内。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和阿格里帕已经做了至少一年的准备。不过，这还不是最终的安排，还有一些事情尚未解决。三天以后，元老们再度相会。这一次，他们展开了更加详细的讨论。最后的结果是，屋大维有权控制西班牙的绝大部分地区、高卢、日耳曼尼亚、叙利亚、塞浦路斯、埃及、腓尼基(Phoenice，叙利亚沿海地区和黎巴嫩)和奇里乞亚。除了马其顿、达尔马提亚和阿非利加(今天的突尼斯)以外，这些由屋大维掌控的省份已经包括了所有时常面临军事威胁的地方。之后，元老们又给屋大维颁发了一项殊荣—他们让屋大维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这一年1月16日，以奥克塔维乌斯之名出生、以恺撒之名立业的那个男孩成了奥古斯都。[361]
从公元前28年开始，到公元前27年1月最终协议的出台，屋大维成功地重塑了自己的权力。三头同盟时代的特殊权力被他抛到了一边，元老院得到了改革，法律的权威得以恢复，共和制度全面复苏，屋大维认可并恢复了元老院和人民的最高权威，元老院则报之以无上的荣誉。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察觉到奇怪的地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刚刚得名的奥古斯都会离开政坛。他仍旧是地位超然的政治人物，统治着无比广大的领土。他依然担任着执政官的职位，并且会不间断地担任到公元前23年6月为止。
从古典时代开始，包括史家卡西乌斯·狄奥在内的很多后人都把公元前27年1月庆祝共和国恢复的元老院会议视作帝国诞生的标志。[362]不过，狄奥也看到了其中的矛盾之处。现实往往是复杂、混乱的，政治就是如此。共和国的恢复确实意味着传统的政治运作方式又回到了罗马，但罗马的政治精英们还得再花十年乃至更久的时间来掌握如何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政局里行事—重新确立的共和制度与一个拥有巨大权威的人物并存。公元前27年1月，罗马人创制了奥古斯都。接下来，他们还须切身体会这件事情的意义。
[1] 即今天的塔兰托(Taranto)。—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