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头同盟颁布的法令篇幅很长。他们愤怒地宣告了一场屠杀即将到来：
我们不会怒而伤害平民，也不会报复所有曾经反对过我们或者试图与我们作对的人，更不会攻击那些只是富裕或者德高望重之人。当年，有一位独裁者像我们一样在内战期间掌控了这座城市，拥有了莫大的权力。人们因其功绩而称其为菲利克斯(Felix)。但我们不会像他一样大开杀戒。虽然我们三个人的仇敌加起来想必比他一个人的要多，但我们要追究的只有罪大恶极之人。这既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大家，因为在我们相争之时，所有人都难免受到损伤。而且，我们的敌人还曾触怒军队。因此，我们的举措也是为了安抚军心。虽然我们现在有权直接逮捕任何人，但我们还是决定采用宣布公敌的方式。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因为震怒的军人也许会违背命令、伤及无辜。现在，除了特定的那些人以外，其他人都不会受到侵犯。
这是何等幸事!请大家不要以任何形式帮助下列名单中的这些人。凡窝藏、协助、同谋者都会被我们一并列入名单，无论缘由如何。杀死公敌者可以凭其首级领取奖赏：自由民可凭每个头颅获得两万五千阿提卡德拉克马(Attic drachmas)；奴隶可获得自由、一万阿提卡抓以及其主人的公民权。提供情报者可得到同等奖赏。此外，获赏者的名字都不会被登记在册。[200]
在《提提乌斯法》出台的当天晚上，三头同盟就颁布了这条法令，并且附上了一百三十个人的名字。后来，他们又添加了一百五十个。这些人的名字被写在罗马城广场的两块白板上。其中一块专门用于记录元老的名字，另一块记着非元老。这种区分看起来是为了给这场屠杀营造一种郑重、有序的氛围，却未免显得颇为奇怪。死亡面前本该人人平等，然而这两块白板却还是保留了人们的地位差异。当时的罗马人也注意到了这种讽刺的现象。[201]
公元前81年，苏拉在内战将尽之时采用了类似的手法—公布名单，凭死亡证据领赏。这些证据，也就是头颅会被展示在广场上。不过，苏拉当初似乎还是记录了提供情报以及杀死公敌者的姓名，将他们记作公共奖励的获得者。而三头同盟则提供了匿名保护，以免这些人遭到受害者亲戚朋友的报复。他们大概希望以此来帮助人们放下心理负担，大胆地动手消灭公敌。
据各家史料所述，接下来罗马城中发生了无数触目惊心的事情。阿庇安的记录最为详细、广博，但狄奥以及瓦列里乌斯·马克西姆斯的《警世言行录》(Memorable Deedsand Sayings)也并不逊色。最后的这部作品是难得的逸闻趣事集，其中的故事往往没有历史背景介绍，其排序依据是某些政治或者道德品质(爱国精神、奴隶的忠心等)。罗马人和非罗马人的事例又会被进一步划分开来。瓦列里乌斯收集这些逸事的目的大概是让罗马人以史为鉴，提升大家的道德水平。瓦列里乌斯反反复复地为我们讲述了三头同盟宣布公敌所引发的种种事件。阿庇安声称有许多书籍都记载了宣布公敌的后果，他叙述的只不过是他所掌握的冰山一角而已。[202]宣布公敌导致的恶果让无数世代的人们记忆深刻。
在三头颁布的法令当中，他们把接下来的这场屠杀设想为一次井井有条的定点清理行动。如果他们所言不虚，受到影响的只会是极少数顽固不化、执意要反对恺撒及其继承人的罗马精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整座罗马城都被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下。虽然三头同盟宣布了士兵们不会违背命令、伤及无辜，不会让罗马城陷入混乱，但我们看到的记录和他们所说的大相径庭。[203]罗马城的社会秩序已经崩溃，杀人的暴行随处可见。按照罗马人的等级制度，一家之主对其家人(familia)拥有莫大的权威。对家奴而言，家主就像是专制君主一样。妇孺的待遇相对好一些。然而，在三头同盟宣布公敌以后，这种权力遭到了颠覆。因为奴隶和妇女有可能去通风报信，他们现在反倒掌握了家中的权力。而且，邻居、债主、身受社会道义约束的“朋友”、寻仇者、不满者、嫉恨者、贪财者、嗜杀者都有可能变成杀人凶手。
古罗马的这种景象让我们不禁想起现代社会的类似事件，长年生活在一起的近邻忽然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在特定的政治局势下，社会矛盾、相互之间的竞争、蕴藏在日常交往当中的不满情绪就以仇杀的形式爆发了出来。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人们秉持着一定的互信，但是在内战这样尖锐的冲突发生的时候，这种互信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当整个社会都失去了秩序，到处都充斥着暴力，同流合污反倒是一种有效的自保手段。
公敌的名单还有更改的余地，人们可以提请删除或者添加某些名字。换言之，就算某人一开始不在名单上，他也随时有可能被追加为公敌。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正在劝说三头把自己的名字也加到名单上去，过往恩怨、地产纠纷、婚姻不和甚至尽早继承家产的欲望都有可能成为诱因。既有的社会关系瞬间崩塌，人们纷纷开始在恐惧中互相怀疑。被宣布为公敌者会立刻失去所有权利。从理论上说，其财产会被充公。但其实，在一片混乱的罗马城中，没有人还有义务、责任或兴趣去保护他人的财产(尤其是公敌名下的)。所以，邻居、熟人乃至察觉到有机可乘的路人都会来分一杯羹。奴隶们大概也会暂时溜走甚至一去不返，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种时候几乎不可能还会有人过来依法收取逃亡奴隶应缴的罚金。
后三头还把原先的某些亲戚朋友也列入了公敌名单，尤其有力地证明了原本正常的社会关系已然变质：安东尼列了自己的舅舅；李必达列了自己的弟弟；屋大维列了某个贴身卫兵。此外，还有一些与高层关系较近的人物也被列入了公敌名单，比如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的岳父和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的兄弟。面对这种冷酷无情的做法，想必很少有人还会觉得自己能够通过博取同情来逃过一劫。[204]
阿庇安对各个故事的排序依据是当事人的社会、政治地位高低和亲缘关系的远近(亦即腐化变质之深)。这是帝国时代罗马人(和希腊人)近乎本能的思维方式。首先，他讲述了罗马官员被杀的故事，然后是子弑父、兄弟阋墙、奴隶告发主人、妻子除掉丈夫。不过，除这些骇人听闻的惨状以外，阿庇安还为读者描绘了家人之间互相扶持、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美好画面—某些官员或者曾经的将军被忠诚的老部下施以援手，妻子帮助丈夫藏身并逃脱，父子兄弟齐心协力试图逃亡，奴隶忠心为主甚至献出生命。
当后三头正朝着罗马城前进的时候，保民官萨尔维乌斯(Salvius)正在举办一场晚宴。[205]就在此时，一位百夫长带着部下闯入了萨尔维乌斯的宅邸，喝令大家不得轻举妄动。然后，他过去一把抓住萨尔维乌斯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按在桌子上。接着，萨尔维乌斯的客人被迫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东道主人头落地。
裁判官阿纳里斯(Annalis)原本正在拉选票，忽然他得知自己已经被宣布为公敌。他的随从一哄而散。他本人则赶紧逃到了城郊，去求助于一位获得了自由身的前奴隶。然而，阿纳里斯的儿子猜到或者得知了他的下落，领着士兵们去找到了阿纳里斯。于是，他的儿子得到了阿纳里斯的财产，却在后来的一次酒后斗殴之时被同一群士兵给杀死了。前裁判官托拉尼乌斯(Thouranius)在被捕时恳求士兵们暂缓行刑，以便让他的儿子去找安东尼为他说情。可士兵们却对他说，他之所以被列为公敌就是因为他的儿子为了尽早继承家产而去找安东尼做了手脚。[206]
那位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西塞罗及其儿子都被抓了起来，同时遭到处死。另有一对父子被行刑者一击砍下了两颗头颅，他们相拥的身体同时失去了首级。巴尔布斯(Balbus)和他的儿子成功逃出了罗马城。他让儿子先走一步，但他的儿子最终在海里淹死。接着，巴尔布斯本人主动回到了罗马，去迎接自己的死亡。阿伦提乌斯(Arruntius)之子本不愿抛下父亲独自苟且偷生，但随着杀人者越来越近，他同意了前去海边。然而，他终究还是淹死了。阿伦提乌斯的妻子在为被杀的丈夫举行了丧礼之后，也随着他们二人而去。
有一对兄弟躲藏在灶台里。被他们家的奴隶发现以后，其中一人遇害，另一人逃脱。侥幸逃生的这一人不愿在兄弟死后独活，从一座桥上跳了下去。有一些渔夫救下了他的性命，并且有意帮他逃跑。但士兵们看到了这一幕，过来砍掉了幸存的这一人的脑袋。有一人试图保护他的兄弟，表示愿意替兄弟去死。但是，百夫长告知他，他们两人都是公敌，然后斩下了这对兄弟的头颅。
有个人被他的妻子藏了起来，却被妻子的奴隶知晓了。这个奴隶出卖了他们夫妻二人，然后去广场领取了奖赏。最后，这位妻子绝食而死。还有一个叫塞普提密乌斯(Septimius)的人逃亡至妻子那里，殊不知妻子早已与他人私通。她先表示愿意帮助塞普提密乌斯，然后把他锁了起来。就在军人们过来杀死她的丈夫以后，她立刻在这一天和情夫结了婚。
斯塔提乌斯(Statius)是一位年长的元老。他在发现自己上了公敌名单以后把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了周围的邻居，然后走回家中，放了一把火，与自己的房子一起化为灰烬。纳索(Naso)有一位身为前奴隶的爱人。然而，他正是被这位爱人给告发了。于是，在受刑之前，纳索先奋力挣脱了抓捕者的束缚，杀死了告密的爱人。曾经在苏拉时代搜捕公敌的拉比恩努斯(Labienus)静静地坐在自家的门口，等待新一代的死亡使者前来取走自己的生命。埃米利乌斯企图为一名受害者分散一位百夫长的注意力，却浑然不知他自己也已被列为公敌。他们二人都被百夫长给杀死了。曾经勇敢地给布鲁图斯投无罪票的那位西里奇乌斯在逃离罗马的途中发现城门有士兵严加看守，于是混入了一群抬棺人当中。然而，士兵们察觉到人数不对，西里奇乌斯被供了出来。鲁弗斯(Rufus)曾经在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名下的地产附近拥有一片房产。富尔维娅一度想要买下他的房子，但鲁弗斯当时拒绝了。等到安东尼掌权以后，虽然鲁弗斯早已同意了把这个地区的房产交给富尔维娅，但他的名字还是赫然出现在公敌名单之上。后来，安东尼把鲁弗斯的头送到了富尔维娅那里。后者又特意将其摆在了那块起初引发了双方矛盾的地区。[207]
除了这些以死亡告终的事例以外，阿庇安还列举了成功脱逃或是一家人同舟共济的事例。虽然安东尼的舅舅被列为公敌，但他的姐妹，也就是安东尼的母亲公然以死相逼，誓要保护自己的兄弟。里奇努斯(Reginus)扮成了烧炭工，顺利地离开了罗马。他的妻子就坐在他身后的轿子里，有个士兵想要搜查这个轿子，于是里奇努斯出面来说情。这位士兵认出了里奇努斯，但还是放他们夫妇二人离去了，因为他曾经在里奇努斯帐下效力。吉塔(Geta)先为父亲举办了假丧礼，然后一直尽心尽力地帮助父亲藏身。卡珀尼乌斯(Caponius)之妻为了替丈夫求情而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安东尼。奥皮乌斯(Oppius)的儿子效仿了传说当中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城火海的事例，侥幸协助其父亲逃出了罗马城。[208]
最为详细的一个故事出自一段被称为“图莉亚颂”(Laudatio Turiae)的碑文。其篇幅不下于一百二十行拉丁文，不过并不完整。其主旨是赞颂一位特别忠诚于丈夫的妻子。[209]当她的丈夫被列入公敌名单以后，她和她的姐妹以及丈夫的兄弟一起把他藏了起来，然后请求屋大维将其撤出公敌之列。屋大维同意了，但李必达坚决反对。这位一心救夫的妻子出示了屋大维下达的命令，却遭受了殴打。然而，她仍不放弃，最终改变了李必达的心意。
在被宣布为公敌的诸多受害者当中，西塞罗是最为知名的人物。他企图逃离意大利，但天气不佳，未能成行。然后，西塞罗就一直踌躇不决。随着搜捕者的逼近，他乘上了轿子，想要逃往海边。西塞罗为之辩护过的一个叫莱纳斯(Laenas)的人发现了西塞罗的行踪，带着士兵们过来捉拿他。西塞罗的奴隶展开了反抗。莱纳斯知道自己的人手不够，就假装在呼叫援手，吓跑了西塞罗的随从，然后把他从轿子里拖了出来。关于六十三岁高龄的西塞罗的最后下场，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说法，而且很有可能在流传的途中几经修改。遭受了三次斩击之后，西塞罗身首异处。他曾经用来撰写《反腓力辞》的右手也被砍了下来，这两部分都被送往罗马，放在广场的演讲台上供人观瞻。此处正是西塞罗生前多次对安东尼发起猛烈抨击的地方。[210]
根据这些残杀公敌的故事，我们可以大致地猜想这场屠杀是怎样展开的。名单大概首先被公布于广场，然后才被传播开来。宣布公敌的消息流通得并不是很快，一些人甚至会在尚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奉命前来的士兵抓住。这种不知何时就会被军人找上门来即刻处决的情况，想必加深了罗马城居民的恐惧感。当士兵们开始杀气腾腾地满城搜寻目标时，恐怕没有人敢去广场看一看自己是否被列入了名单。除了被派去搜捕公敌的士兵以外，还有一部分军人负责镇守着罗马城的大门和桥梁。看起来，奉命去处死公敌的士兵都能很快地认出目标。这只能归因于罗马人公开展示政治生活的文化：大家都有机会从旁目睹重要的政治人物前去广场、庙宇、法庭以及接下来具体从事公共活动的景象。换言之，被搜捕的公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公众人物。相应地，追捕正是因这种知名度而顺利展开的。
我们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被宣布为公敌，又有多少人侥幸逃脱。名单上的两百八十个人(在后三头进入罗马之前遇害的那十二个或十七个人大概也一样)应该都是罗马政坛上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不然就不会引来后三头的敌视了。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人不属于元老之列。想来，在展开的清洗中也有很多其他的受害者：试图帮助公敌逃跑的人，后来被列入名单的人，以及受到公敌的“意外损伤”而死的人。狄奥声称经常有人来抹掉白板上的公敌名字，然后加上新的名字。[211]阿庇安给出的遇害者总数是三百名元老和两千名骑士。但这毕竟只是估算所得，因为后三头自己显然不会去好好地统计遇害者人数。元老和骑士阶层以下的遇害者人数没有被记录下来。[212]也许，有很多人都逃去投奔了布鲁图斯或者塞克斯图斯·庞培。无论流亡者、被杀者到底有多少，这一次宣布公敌的行动都必定让罗马的政坛变得空旷了许多。[213]
没有人试图去掩盖杀害公敌的残忍之处。公敌们既没有悄悄地“消失”，也没有像现代的某些囚犯那样被暗中运往专门的处刑地。事实恰恰相反，这场屠杀的恐怖证据被赫然展出于整个罗马城中最为重要的公共场所—广场。而且，这些头颅的数量甚至还在不停地增加，让所有人都能极其直观地感受到此时的罗马政治在以怎样的方式运转着，无比有效地说明了三头同盟享有何等庞大的权势，令所有居民都充分地明白了罗马城正处于军队的严厉管控下。西塞罗的头和手还被特意摆放在演讲台上，构成了无声但血淋淋、异常雄辩的警告。
对于罗马人来说，死亡其实是家常便饭。罗马社会崇尚武力，并且存在着大量的奴隶。观看他人的死亡甚至是罗马人的娱乐项目。但无论如何，展出政敌的首级依然是非常极端的举动，会给自己的政权树立起尤为暴力的形象。前文所提的那些故事或许有些夸大了事实，刻意描绘出一幅三头同盟随心所欲地使用这种权力的画面—他人的生死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睚眦必报，而且是报以死刑；为救丈夫，一位妻子牺牲了自己的清白。与暴力相伴的是恐怖，令人不敢与现政权作对，因为这场清洗已经让所有人都很清楚公然反对现政权者会落得怎样的下场。在屠杀的高潮结束以后，仍然能鼓起勇气上台对罗马人民发言的演说家们想必会发现西塞罗的人头就在自己的旁边。面对这幅景象，他们也许会汲取这位前辈的教训。即使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遗体残部已被移除，这次缀连不断的人头展也会留存在人们的心中。最为关键的是，每当来到罗马城的公共场所，他们恐怕都会想起这场世所罕见的残酷屠杀。在诸位元老的心里，罗马城广场特为尤甚。
这次的暴行有着较深的寓意。广场是罗马政治乃至国家的标志，这座广场上汇聚了罗马政治文化的种种象征。在现代，每当有电影想要表现出现代政治制度迎来了末日，我们就会看到美国白宫化为废墟，英国议会大厦陷入火海，法国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在罗马城广场展示出政敌的头颅也是类似的效果。这种景象代表着国家遭到了革命的颠覆，象征着罗马政治文化(尊重公民、元老以及其他重要人物)的核心场所化作了毁灭的宣言，其震撼力几乎相当于在白宫门口的草坪上摆出一连串被长矛贯穿的人头。
这场暴行有革命的成分。公民权利和政治习俗都被抛到了一边，而且这种紧急的状态并不会转瞬即逝。某些动乱或许为期不长，可以很快地被人们抛诸脑后，但这一次的紧急状态还没有到此结束。李必达一度对元老院发表了讲话，让元老们感觉这次的紧急状态即将终结，罗马会渐渐地恢复常态。然而，据说屋大维明确地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声称，最紧张的时刻或许已经过去，但他仍要保留再度宣布公敌的权力。换言之，残杀公敌的恐怖阴影只是暂时被驱除了，日后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214]三头同盟手中的政治权力几乎没有边界，而屋大维还不想让元老们忘记这一点。
革命的资金基础：金钱与权力
除了极端的暴力以外，相关史料并没有忽视政治权力的另一个层面—金钱。为了确保军队对自己效忠，后三头给士兵们开出了很高的价码。但这种大方的做法并不只是贿赂，更是对资源的大规模重新分配。财富几乎就等于权力。随着传统贵族的财富流失以及新的富裕群体的出现，三头同盟既给自己建立了更为牢固的根基，也大大削弱了对手的实力。
公敌的财产会被充公，但据狄奥所说，公敌的儿(十分之一)女(二十分之一)都能够分得一些补偿，公敌之妻也能得到等于其嫁妆价值的资金。[215]在罗马共和国，财富是地位的最佳保障。大部分财富以土地的形式存在。体面的罗马人往往都会希望能够把父辈传给自己的财产至少完好无损地传给下一代，让儿女们起码足以保持和自己一样的社会地位。这份世代相传的馈赠在每一代都能得到女方的嫁妆及其他财产的补充。财富和地位的继承性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说来，持有土地的罗马富人本身就是积累了无数个世代的财富的领受者，同时还理应把这些财产继续传承无数个世代。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一代的富人其实都是这份财富的租用者。在享受其价值的同时，他们有着保护祖产并且传之后人的责任。
宣布公敌不仅会导致某个家族的领袖人物遇害，而且会给他们家的财产造成致命的一击。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公敌的遗孀和继承人是否真的能够得到属于他们的那一份资产。毕竟，三头同盟恐怕不太可能愿意厚待受害者的近亲。若是在平时，某个家族如果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可以去找亲戚朋友来救助自己。但公敌的范围很广，而且恰恰针对掌握着权力和影响力的罗马精英圈子。就算确实有某些人还保留着较多的财产，并且敢于伸出援手，他们恐怕也很难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很快地走出困境，因为即便是名声显赫的大家族，经历残杀公敌这样的灾难之后也几乎不可能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恢复之前的家境。
这场排除异己的政治运动催生出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土地市场的崩盘。地主们准备资金的能力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三头同盟难以把新获得的大量地产转化为足以应对军事需求的巨额资金。
买家的减少大概是土地价格剧跌的原因之一。此时的三头同盟正好急缺资金，在这种时候购买地产显然会吸引三头同盟的注意力。[216]还有一些人或许感觉在国家陷入极度混乱之际趁机低价购入地产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此外，有财力买下大量地产的本就是罗马社会当中最富有的那一群人，而这些人有不少都成了公敌，被杀死了。更何况，在许多人被杀、大量财产被充公的这种人心惶惶的动荡时期很难准备好一大笔资金来买地。就算一些人手头恰好有钱可以外借，他们恐怕也不愿意让人知晓。总而言之，现金短缺、买家不足、供过于求，价格的崩盘看起来势不可遏。[217]
三头同盟也许对市场的变化感到有些意外。当年，苏拉通过宣布公敌收集了三亿五千万赛，[218]后三头收集到的资金据说比他们的目标少了两亿赛。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目标究竟是多少赛。虽然共和国的最后一代人有许多都在帝国诞生途中获益匪浅，但原来的富人大概不在此列。位居元老的财产标准很可能被迫下降了不少，或许降到了两百万赛到五百万赛之间。三头同盟在宣布公敌之后对资金的迫切需求由此可见一斑。[219]他们一度试图对女性收税，但未获成功，于是转而对人口普查中拥有四十万赛以上的人口征收了百分之二的财产税。这样一来，第一年的税率翻倍。[220]
公元前42年，三头同盟开始征收另一项税款。这一次，他们要求更为富有的一个群体上缴百分之十的财产税。二者相加以后，这一群富人几乎要交出相当于其财产名义价值百分之十五的税款，这个数字或许等同于他们整整两年的收入。同时，土地市场状况不佳，那么富有的罗马人只得以较低的价格大量出手土地。[221]
三头征收起来的资金基本都成了军费。之前，罗马人往往只需要维持不到十万人的军队，其每年消耗的资金或许在九千万赛以上。这几乎肯定是罗马共和国最庞大的一项财政支出了。[222]然而，在公元前43年，就算除去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三头同盟也还需要每年为十九万三千人的军队募集一亿七千三百七十万赛的资金。也就是说，三头同盟的中央政权现在需要为了军队而提升一倍多的财政收入。除此以外，屋大维还早就许诺过要给他的部队提供每人两万赛的奖金，[223]安东尼和李必达想必也对自己的部下做过类似的承诺。而他们三人的军队包括了至少四十三个军团，这一笔奖金支出加起来多达三十八亿七千万赛。[224]而且，此时的三头同盟无法动用东方的资源，因为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还盘踞在那边；西西里则在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手中；阿非利加的资源大概也无法调用。因此，三头同盟必定无比迫切地需要可用的资金，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各家史料齐齐指责三头同盟只把富人当作提款机。那么，从征税的角度来看，三头同盟加剧了政治危机。[225]
在三头同盟麾下效力的士兵们得到了巨量的资金。一位普通军团士兵的年薪是九百赛，这个数目的资金应该可以满足他一年的基本需要。所以，两万赛的金额远超一个普通士兵的想象，这是他多年服役都未必能够挣回来的巨额钱财。更何况，这笔奖金比平时的工资更有价值，因为那所谓的九百赛年薪还需要被进一步投入食物、装备以及其他后勤物资上去。倘若大多数的士兵都来自不太富裕的阶层，那么这一笔巨款或许可以彻底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此外，追杀公敌者也拿到了相当可观的奖励。而且，受益者大概以普通的士兵为主。三头宣布的公敌悬赏额是十万赛。根据当时罗马人口普查的阶层划分标准，这个金额刚好是“第一阶层”(prima classis)的底线。所以，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士兵只要杀死一个公敌就必定能够升入罗马的上流社会(虽然奖金或许经常是发给一群士兵的)。如果遇害的公敌有两千三百人，那么悬赏金的总额就有两亿三千万赛之多。
由此，后三头把罗马社会的富人掌握的巨量资金转移到了士兵们手里。公元前43年和公元前42年转移的资金也许超过了四十亿赛，这笔庞大的财富足以让四千多个一文不名之人直接拥有元老级别的财富。[226]最终得到这些钱的或许主要是三头麾下的士兵，同时还有一些其他人，直接受益者可能达到了二十万人。而且，这些人的家里应该还有妇女、儿童。如果把这些连带的受益人也算上的话，那么三头同盟的暴力举措就使得一共七十万罗马人获得大量的财富，而当时罗马自由民的总数只有四百万出头。[227]尽管后三头的暴力行径给我们留下了不胜枚举的恐怖事例，但他们的确让许多人从中获益。我们很难不将他们的做法认定为大肆收买人心的政治行为。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后三头同盟这次残杀公敌的事件构成了罗马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财富再分配。既有的精英们也许会十分鄙夷这些暴发户，对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感到恐惧，不愿意让他们加入自己的社交圈。但无论如何，金钱最终还是会带来相应的地位。
内战可以塑造出忠实的追随者。血腥的内战和屠杀既能孤立或消灭敌人，也能以特殊的方式让参与杀戮者较为坚定地站在同样的道德、政治立场上。一起协力杀人的共犯之间往往拥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并且会忠诚于支持乃至奖励他们杀人的政权，他们得到的金钱和地位还会进一步把他们与这个政权捆绑在一起。后三头就这样借助于暴力培养出一大群手上沾满鲜血、比较富有、权势较大的可靠拥护者，为自己建立了较为坚实的政治根基。接下来，这些通过革命掌握了财富和权力之人显然还会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后三头同盟带来了一场波及整个罗马社会的革命：[228]大量富人被杀；原属于他们的资源被瓜分一空；等级森严、尊重传统的罗马社会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莫大混乱之中。罗马人固然早已习惯于用暴力解决问题，但后三头残杀公敌的行径依然能够让一百多年以后的史家都心有余悸。而且，即使他们的军团已经动身去和布鲁图斯、卡西乌斯作战，意大利的问题也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