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2年末，苏拉在罗马城中庆祝自己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从九年前的同盟者战争开始，意大利半岛的居民陷入了自相残杀的境地，时人想必希望苏拉的胜利能够开启意大利的和平时代。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罗马社会频频发生暴力事件。任何罗马人都不难察觉，罗马已经遇到了严峻的问题，一再出现的暴力事件很难被当作偶然现象。因此，苏拉不仅想要杀死对手，还想改革罗马政治，根除这些乱象。
苏拉的办法是恢复旧秩序。他认为罗马政治中的民主成分就是症结所在，保民官不应该拥有不受元老院限制的权力，平民会议不应该掌握独立于元老院的立法权，元老们难以控制的大人物(比如马略和苏拉本人)也不应该出现。
于是，苏拉的改革限制了保民官的权力，尤其是立法权。他对元老的具体担任要求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各地总督必须向元老院负责。无形之中，苏拉把过去几十年内暴力冲突的责任归结于平民大众以及那些寻求民众支持的政治人物，元老院仿佛就是为罗马贮藏公共责任、军事经验、智慧和政治权力的宝库。苏拉改革计划的核心目标是设计出强大的贵族制政府。罗马有着走向民主制的可能性，但这种潜力早已被罗马社会的政治实践给限制住了。苏拉的改革更将为其套上又一重枷锁。[77]
苏拉改革的局限性反映了罗马人对社会、政治的基本看法。作为现代人，我们往往会很自然地认为政治动荡的出现是因为有社会问题导致了某些群体心存不满。然而，罗马人一般都认为政治动荡要归因于道德败坏。也就是说，他们觉得政治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风气和社会等级的问题。
现代的历史学家们试图查明究竟是哪些社会、政治群体在破坏罗马政治的旧秩序，却没有得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78]就连罗马军队也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治群体，许多士兵都来自相对贫穷的农村地区。军队本身也算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结构，同时还给士兵们提供了集体认同感，塑造了他们的纪律性，并且让他们有了相同的利害关系。但即便如此，军队也向来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在内战中，不同的政治派系显然分别得到了一部分军人的支持，有不少士兵都愿意坚定地为上层人物作战。而且，这些军人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政治素养，不会无条件地听从上层领导的指挥，他们完全有可能以最强硬的手段表达出自己的独特观点。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甚至会哗变。
罗马人没有根据政治或者经济利益而建立相应的组织，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社会方面的想象力。这是罗马的政治文化所导致的结果，罗马人的处事方式就是这样。现代的西方人习惯于见到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或者社会组织，它们就是所谓的“公民社会”。但是罗马人从来不组建这种机构，他们办事情靠的是私交网络。[79]
这种私人关系网有助于巩固人们的社会地位。权贵自然拥有同为权贵的朋友，其他人则竭力地攀附权贵。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以及相互的评价高低构成了另一套无比复杂的等级体系。[80]与此同时，这种社交网络也是利益分配的渠道。有权势者会通过这条渠道把自己掌握的资源分配给地位相近或者地位更低一些的朋友，以求巩固自己的势力。广交好友的上层人物总是能够求得其他权贵的帮助，完成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年轻者需要年长者的引荐和支持，从而获得理想的职务。而受人提携者当然有投桃报李的义务，应当反过来提携其恩人的子孙或是朋友。
罗马的上层精英通常会广泛地结交精英阶层的朋友，但他们的视线并不局限于此，就算是大富大贵也不可能真的完全脱离社会中下层。穷人往往都想要知道哪里有工作机会、怎样能接触到富人手里的资源，他们迫切地需要别人的援助。而富人有必要扩展自己的社交网络，让人为自己办事或者提供信息(在没有大众传媒的年代，信息比现在更加宝贵)。这种利益交换的模式通行于罗马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骑士是罗马社会中仅次于元老的精英人群，其中至少有某些人本就长期与国家机关打交道。但即便如此，对于骑士来说，高级官员的支持也仍然是相当有分量的筹码。地方上的商人乐于结交中央的高层人物，因为可以受到不少的恩惠。相应地，中央的高层人士无疑也能通过这些商人获取地方上的信息、人脉或者金钱。
举例而言，如果某人想要担任某个军职，他必须证明自己具备了相应的品性与经验，而这种东西只能通过旁人之口来证明。所以，他首先得拥有一些能够帮助自己的朋友。今天，在某些比较贫穷的地方，人脉关系依然是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些地方的人们会注意自己认识哪些人，其中又有哪些人可能会为自己提供怎样的渠道或者资源。罗马的情况近似于此，关系网络跨越了不同的阶级。身处其中的罗马人虽然极其明白各自的社会地位，却并不会用阶级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将领和士兵相互依存；农民需要取得地主的许可才能耕作土地，而地主需要农民来提供劳动力；罗马公民需要官员来行使权力，而官员又需要公民为其提供选票。
不过，尽管社会等级较低的人群并没有被排斥在外，但这种关系网终究更有利于罗马的精英们团结在一起。[81]精英们之间的个人友谊通常会很自然地演变成家族之间的关系，联姻就是一种巩固关系网的常见手段。为了缔结牢固的家族联盟，罗马的社会精英们常常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同辈人(也有例外)。这种婚姻以家族利益为本，和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其主要目的是结成联盟以及传宗接代。在这种大环境下，罗马人一般认为罗马男性就应该迎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子，未婚的罗马男子往往也会考虑自己的朋友或者同事家里是否有合适的结婚对象。
罗马社会的关系网络既能巩固社会等级秩序，也能推动人们形成一致的社会、政治观点，并且让罗马的社会与政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既然家族是罗马人开展社交活动的重要平台，那么不断延续下去的家族自然就会给一代又一代的成员带来相应的地位。由此，罗马的社会等级秩序得以和罗马人的家族一起长存。而某些家族的历史难免让一部分权贵认为自己理应享有某种独特的地位，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权力就这样融为一体，精英阶层之外的人很少能够出人头地。像马略和后来的西塞罗那样的所谓“新人”(homines novi)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异类，他们的家族本就属于贵族，只是阴差阳错地没有出过高官而已。这些数量很少的“新人”或许确实不像其他贵族那样拥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但是其他的政治精英并不介意让他们担任要职。
正是罗马政治精英的这种高度统一的状态让他们在内战中做出了尤为残忍的暴行，因为在罗马人眼里，个人身份、社会地位、国家的价值观念都紧紧地依附于既有秩序和关系网络。换言之，挑战既有的政治秩序基本等同于直接威胁其政治对手的个人地位。因此，罗马政坛上的重大政治分歧往往会演变成紧张的个人恩怨。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政治环境里，动用武力是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的，苏拉派和马略派都冷酷地杀死了许多人。然而，一旦大开杀戒，高压政权就很难停下手来，他们很难说清楚自己杀人与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而罗马的政治精英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马人不能像现代人一样用政党来划分敌我。内战固然迫使他们选择了阵营，但没有人会完全只效忠于某一边。无数的罗马贵族或是死于政治斗争或是遭到了流放，然而，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其实是苏拉派元老的朋友或者家人。总是有人想要寻求某种程度上的和解，但同时也有人担心被流放者归来以后会威胁到自己现在掌握的权力。无论胜负，所有人都在斗争中受到了伤害，所有人都永远地失去了朋友和家人。在《荷马史诗》的传说当中，海伦在战争结束以后给墨涅拉俄斯(Menelaus)和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喝下了忘川(Lethe)水，让他们得以忘却战争之苦。但罗马人无缘喝上这种神奇的水，无法忘记内乱带来的莫大痛楚。
一般说来，在内战结束以后，胜者会劝说败者接受现实。但是，罗马人刚刚经历的这场内战让太多的人死于非命，败者很难就这样善罢甘休。更何况，胜者还肆无忌惮地欢庆自己所取得的胜利。他们明明给罗马的街道、广场以及意大利的原野都带去了死亡，却声称这场血腥的杀戮恰恰拯救了饱受威胁的罗马社会。内战就这样给罗马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痕。败者虽然咽下了这口气，但或许只是因为他们暂时不得不如此而已。
恺撒和马略
内战给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他出生于公元前100年，在内战爆发的时候还很幼小，所以没有直接地牵涉其中。大概在公元前84年，恺撒迎娶了卢奇乌斯·秦纳的女儿科涅莉亚，而这位秦纳是马略将军故去以后马略派的一号人物，娶科涅莉亚为妻让恺撒和马略派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这显然是政治联姻，罗马贵族男性一般不会这么早结婚，很可能是某个人替恺撒定下了这桩婚事。虽然后来的恺撒几乎一直都沐浴在胜利的荣光之中，但这一次，他站在了失败者那一边。不过，尽管苏拉派和马略派的矛盾激烈到孕育出一场残酷的内战，但苏拉派仍然难以把恺撒的婚事怪罪到他本人头上。毕竟，他实在是太年轻了。苏拉试着劝说恺撒和科涅莉亚离婚。识时务者或许会接受苏拉的提议，但恺撒拒绝了。这个决定就必须由恺撒本人来负责了。[82]
假如我们以浪漫的眼光来看待，恺撒也许真的爱上了为他生下第一个孩子的科涅莉亚。然而，恺撒并不是一个忠于妻子的模范丈夫。恺撒的第二任妻子仅仅因为和某个渎神事件沾上了关系就被恺撒给休了，我们都知道恺撒有不少的情人。既然恺撒和科涅莉亚的婚姻是政治联盟的产物，那么他拒绝离婚的决定背后当然也有着政治目的。此时的苏拉派已经凭着武力成功地掌握了罗马政权，我们可以说恺撒公然违逆苏拉的行为展露了他的雄心壮志。接受苏拉的提议、背弃失败的马略派大概能够让恺撒的早年生活过得更加轻松一些，但是这种倒戈的做法会让他失去自己现在的非苏拉派朋友。更何况，就算恺撒真的选择了背叛马略派，苏拉派的许多人恐怕也还会怀疑恺撒的忠诚，恺撒未必能够顺利地融入苏拉派。因此，恺撒选择了继续忠于现在政坛上的边缘派别。
于是，恺撒当然就被苏拉列为需要杀掉的公敌。恺撒的这种叛逆行为让他有了一些恶名，引起了罗马政坛上许多人的关注，违逆苏拉是有很大风险的豪赌。不过，尽管恺撒本人被迫开始流亡，但苏拉派的内层圈子里还有恺撒的朋友。有人请求苏拉赦免恺撒，但这位独裁者起初并不愿意。最后，苏拉身边最亲近的朋友也请求他宽恕恺撒。于是，苏拉大概和恺撒一样仔细地做了一番政治考虑，然后勉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据说，苏拉还曾痛心疾首地说出了这样的话：“这位恺撒抵得上无数个马略。”[83]
苏拉赦免恺撒的决定是非常现实的，他本来就不可能铲除所有和马略或秦纳有关系的人。但是，让年轻的恺撒重归政坛确实有着一定的风险，马略派或是同情马略派的遭遇者可能会由此看到希望。他们大概会想，等到恺撒羽翼渐丰，他也许能够打破苏拉留下来的政治局面。公元前68年，恺撒在他的姑母尤莉亚的丧礼上致辞，而尤莉亚正是马略的遗孀。[84]两年以后，时任建筑官的恺撒下令展出了马略的半身像。[85]显然，苏拉无法阻止人们追忆他的大敌马略。不过，在这个时候，苏拉本人早已离世。
苏拉死后
苏拉在公元前80年的执政官任期结束以后就正式放弃了公职。公元前78年，苏拉寿终正寝，他的死亡导致罗马政坛遭遇了一场短暂的内乱。就在公元前78年，执政官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和另一位执政官昆图斯·卡图卢斯(Quintus Catulus)发生了冲突，[86]矛盾很快升级为武力斗争。然而，捍卫苏拉的政治遗产的卡图卢斯得到了年轻的格奈乌斯·庞培的支持。而我们所熟知的这位伟大的庞培此时恰好掌握着一支军队，李必达被轻易地击败了。接着，庞培进军西班牙，准备对付那里的强敌。[87]
正当庞培在西班牙作战之时，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在公元前73—前71年领导的奴隶起义震动了意大利。虽然时至今日，斯巴达克斯都还是英勇反抗奴隶主暴行的象征，但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斯巴达克斯以及他所率领的奴隶。李奇尼乌斯·克拉苏(Licinius Crassus)最后终结了这场叛乱。之后，从西班牙得胜归来的庞培消灭了剩下的一部分奴隶叛军。
斯巴达克斯败亡，庞培凯旋，罗马的政局再度稳定下来。公元前70年，庞培和克拉苏当选为执政官。他们都是久经考验、无可挑剔的苏拉派人士，而且还立下了辉煌的战功。[88]此时，罗马的元老们对自己的权势充满了信心。既然马略派引发的危机已经过去，元老们就决定撤除苏拉对保民官施加的过度限制，让人民的代表再次有权为人民发声。被流放的马略派人士也回到了罗马。换言之，在苏拉离职仅仅十年以后，罗马的宪法就恢复了苏拉掌权之前的旧貌。不过，这个时期的罗马元老有着更大的权威、更多的人数，他们的信心也胜于往昔。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元老们一直按照传统的方式统治着罗马。尽管仍然有不和的声音，但元老们大体上还是秉持着宽容的态度。例如，恺撒追忆马略的行为或许引得某些人提高了警惕，但至少这一时期的恺撒无法威胁到元老们的统治地位，那么元老们也就没有采取什么动作。对于共和国的最后一代人而言，马略和苏拉已经是历史上的往事，跟现在的罗马政治没有多少关联。然而，这最后的一代人同样经历过内战，他们不太可能会忘记罗马社会曾经承受的暴力伤害，其中至少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有义务消灭所谓的共和国之敌。
内战本身就足以说明罗马政治精英们具有强大的韧性，因为传递着政权影响力的私人关系网并未毁于内战。这一方面是因为罗马社会没有别的运行政治权力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政治模式很灵活，可以因需而变。既然如此，那么罗马的政治精英们依然可以掌握权力。而且，他们还是保持着非常一致的状态，敌视异类，追求高度统一的文化。他们的政治讨论仍然以德为本，充满了老旧的话语。从政者几乎都因循守旧，尊重其他元老的权威。罗马的政治常常回顾祖先们留下的道德传统，而这种道德规范往往鼓励人们随大溜、反对创新、顺从于其他元老的价值观念。元老群体内部的竞争必须符合罗马的主流传统。虽然我们看到的史料经常渲染元老之间的道德、文化差异(所有文化高度统一的小型群体都经常如此)，但是罗马政治精英的最大特点其实还是统一性。倘若他们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些政治精英恐怕都会果断地选择动用武力。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暴力已经帮助元老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庞培的时代
在苏拉的时代结束以后，最有权势的罗马人是格奈乌斯·庞培·玛格努斯，也就是伟大的庞培。他在苏拉第二次进军罗马之时成为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在内战当中，庞培表现出色。及至苏拉取胜，庞培被派往阿非利加镇压负隅顽抗的马略派残党。回到罗马以后，他与卡图卢斯联手击败了李必达，然后又马上率军去西班牙对抗塞多留及其盟友。公元前71年，庞培再次返回意大利，刚好有机会处理某些试图逃离意大利的斯巴达克斯起义残部。到了公元前70年，庞培已经成为世所公认的杰出将领。所以，他当选为这一年的执政官，为其本就不同寻常的履历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卸任执政官以后，庞培并没有再次奔赴战场，而是留在了罗马。但是，在公元前67年，罗马面临着危机。有许多海盗特别频繁地活动于地中海，他们可能来自安纳托利亚南部海岸边的奇里乞亚(Cilicia)地区。地中海各岛屿以及沿岸的小聚落都受到了这些海盗的洗劫，他们神出鬼没，游走在地中海的各个区域。地方省份的总督难以将其绳之以法。这些猖獗的海盗甚至还有可能袭击罗马官员。据说，尤里乌斯·恺撒就曾经被海盗劫持过。当然，他们最后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89]为了根除海盗的威胁，罗马人出台了《伽比尼乌斯法》(Lex Gabinia)，组建了一支有权在地中海各地行动的特别部队，奉命指挥这支部队的就是庞培。他需要在最多三年的时间内清剿这些横行霸道的海盗，为此，他可以调动巨量的资源。对于这条特殊的法律，许多元老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原本就最为出众的庞培看起来可以在剿灭海盗的途中积攒起更加可怕的声威。
仅在三个月以后，庞培就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奇里乞亚海盗被瓦解了。[90]凭着罗马的军事霸权，庞培从统治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us)国王[1]那里夺取了一部分土地，建立起新的殖民地，把至少一部分的奇里乞亚海盗安置在殖民地里。
此后，胜利的庞培直接朝着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军事目标前进。多年以来，本都国王密特里达提给罗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苏拉当年就曾经出兵攻打密特里达提。自那以后，罗马将军卢库鲁斯(Lucullus)率军逐步打压了密特里达提的势力。但是，卢库鲁斯后来和部下闹翻了。密特里达提趁机进攻，击败了一支罗马军队。
看起来，这场战争一时之间难以分出胜负。于是，罗马人民想到了庞培。公元前66年，《曼尼利乌斯法》(Lex Manilia)授权庞培负责指挥东方的战事。[91]三年后，庞培极大地拓展了罗马人的势力。他击败了密特里达提，攻占了本都，吞并了叙利亚，进入了犹地亚(Judaea)，洗劫了耶路撒冷。庞培建立的光辉功业标志着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们创建的各个希腊化王国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之时，只有统治着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还在一边与罗马修好，一边苦苦支撑。
这一时期的罗马政局扑朔迷离。庞培有不少竞争对手和敌人，许多地位显赫的元老不愿看到庞培长期手握重兵，比如卡图卢斯。他们担心庞培立下的伟大功绩会让其他人难以匹敌，损害元老之间相对平等的地位，创造出又一个马略，进而威胁正常的政治运作。公元前62年，庞培凯旋。对于庞培在东方做出的安排，元老们充满了质疑。庞培设立了一些省份，比如著名的叙利亚省，他还扶植了一些国王。至少，这些君主除了罗马共和国以外同时也效忠着庞培本人。此时的庞培就好像十年以后的恺撒一样，人们很怀疑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是否能够与共和国的传统并存，他莫大的权威和巨量的财富是否会威胁贵族制的存在呢？
面对充满敌意的元老，庞培决定和尤里乌斯·恺撒联手。在公元前60年的执政官选举中，他支持了恺撒。此外，庞培还拉拢了克拉苏。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大联盟。当选为执政官的恺撒批准了庞培在东方的安排，让庞培的老部下得到了土地。恺撒则成了高卢总督。
恺撒的举措是顶着不小的压力强行做出的，苏拉似乎一语成谶。在公元前60年之前，恺撒并不算是罗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一直都勇于对抗专断的元老，捍卫罗马人的自由，但他从未得到过重要的兵权。而且，恺撒看起来既不会也不能动员平民的力量来对抗元老。到了公元前60年，庞培和某些元老之间的不和终于让恺撒抓住了一个罕见的良机。他得到了庞培这样强大的盟友，然后理所当然地替庞培办了事。恺撒的执政官生涯或许算是证明了他确实非同小可，而恺撒的高卢之行更是让他的政治地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庞培依然是罗马政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我们在前文看到的那一起街头暴力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镇压完暴动以后，庞培在公元前52年当选为前所未有的唯一执政官。这次事件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阴谋。在那一年，西塞罗是执政官，他在之前的选举中战胜了另一位知名的罗马贵族卢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于是，喀提林在公元前63年继续参选下一年的执政官，但西塞罗表示反对，喀提林再次失败了。选举结束以后，西塞罗发现了一个阴谋。据说，喀提林正计划着颠覆元老院、谋杀西塞罗，从而夺取权位。[92]喀提林只好逃离了罗马，去找集结于伊特鲁里亚(Etruria)的一支军队。喀提林的拥护者也试图在夜里出城，但被西塞罗的人给拦住了。他们的信件暴露了喀提林联系高卢部落阿洛布罗基人(Allobroges)一起造反的企图。既然证据确凿，西塞罗就召开了元老院会议，宣布喀提林阴谋败露。[93]
在之后的又一次会议上，元老们讨论了被逮捕的这些喀提林党羽应当受到怎样的惩罚。[94]一些元老主张立刻将其处决，因为国家正处于危亡之际，加图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恺撒则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完全可以把这些人囚禁起来，等到平定风波以后再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来处理，但他没能说服大家。[95]许多元老都在赞美西塞罗，而他本人显然还期待着第二年归来的庞培将军也会认可自己的做法。毕竟，西塞罗是庞培的忠实拥护者。[96]然而，庞培正受到这些元老的排挤，他无意在这种时候主动去和元老们站在一起。西塞罗大概非常惊讶地发现自己陷入了政治困境，他对喀提林阴谋所作的演说词很快就出版了，但他的名声依然不见起色。他还想找一位听话的诗人来歌颂自己的成就，却再次失败。[97]他只好亲自创作了一首长诗，描写自己在执政官任上的所作所为。不幸的是，这首诗的内容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98]
察觉到西塞罗的地位不稳以后，他的对手开始进攻了，克洛狄乌斯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背后的家族或许是罗马城中最为显赫的名门。[99]克洛狄乌斯和西塞罗之间的矛盾源于当年的一起渎神事件。据说，克洛狄乌斯现身于只有女性能够参加的善良女神(Bona Dea)节。[100]因此，他被诉以渎神之罪。倘若罪名成立，他会被判处死刑。尽管西塞罗和克洛狄乌斯原本是朋友，但西塞罗却给出了证据证明克洛狄乌斯确实在犯罪现场。据说，克洛狄乌斯最后花了很多钱收买陪审团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后来，克洛狄乌斯推行法律流放所有未经审判而杀死罗马公民者(很像格拉古当年出台的法律)。看起来，他这项法律的主要针对目标其实就是西塞罗。克洛狄乌斯还纠集人手控制了会场和城里的其他公共场所，不少贵族都抨击他的这种做法，但保守的元老们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制措施，庞培和恺撒也都没有站出来为西塞罗说话。西塞罗只得开始流亡。
为了庆祝西塞罗的离去，克洛狄乌斯摧毁了他的房子，在原址上设立起献给自由的圣坛。这个举动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101]克洛狄乌斯在保卫罗马人民自古以来的自由，罗马人最看重的权利大概就是免受专横的官员施暴的权利。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史料全都很仇视喀提林及其党羽，但喀提林的阴谋似乎确实有着一定的民意基础，伊特鲁里亚地区的叛乱或许可以被视作证据。虽然即刻处决喀提林党羽的行为发生在所谓的紧急状态下，但普通的罗马公民仍然有可能认为这是暴行。
公元前57年下半年，凭着庞培的帮助，西塞罗在懊悔中回到了罗马。就在之前的这一年内，庞培和克洛狄乌斯发生了矛盾。所以，西塞罗的返回大概主要是因为庞培想要西塞罗回来帮助他限制克洛狄乌斯。现在，西塞罗还有了一位叫作阿尼乌斯(Annius)·米洛的元老朋友可以一同对抗克洛狄乌斯，正是米洛的人阻止了克洛狄乌斯妨碍西塞罗回归罗马。[102]
公元前53年，克洛狄乌斯和米洛都在参加竞选。于是，暴力事件再度发生，并且最终导致克洛狄乌斯遇害。西塞罗在《为米洛辩护》(Pro Milone，这篇演说词出版了，但西塞罗或许并没有公开演说过)中声称米洛并非有意前去寻衅，只是恰巧和克洛狄乌斯等人一起走在前往罗马的路上。然后，双方开始斗殴。据西塞罗所说，米洛的拥护者在自卫的时候意外杀死了克洛狄乌斯。[103]消息传到了罗马，克洛狄乌斯的拥护者们群情激奋，怒而进攻元老院。他们大概怀疑许多元老都在暗地里支持米洛的杀人恶行(或许确实如此)，元老院被烧毁了。元老们只好任命庞培为公元前52年的唯一执政官，让庞培带兵镇压街头的暴动群众。之后，米洛受审并被放逐。也许他是被元老们当作牺牲品给推了出来，而庞培则又一次成了罗马政治秩序的捍卫者。
公元前53年和公元前52年的一系列事件最后促成了庞培和较为保守的那部分元老之间的和解。元老们现在承认庞培是享有独特地位的将领及政治领袖，共和国的安全需要庞培来加以维护。不过，就算到了这个时候，庞培也仍然只是共和国众多伟大将领中的一员。他和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庞培一直都坚决支持独裁者苏拉的政治遗产，维护着元老院的权威。他或许是最伟大的元老，但他终究还是一位元老。
然而，没过两年，罗马又走到了内战的悬崖边缘。公元前50年下半年，恺撒率军南进。此前，他已经在高卢征战近十年，取得无数战果。现在，凯旋的恺撒在卢比孔河畔安营扎寨。公元前49年1月10日，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从他统治的省份来到了意大利。罗马即将迎来又一场内战。
恺撒的意外之战
以传统的“伟人”视角来看，尤里乌斯·恺撒堪称伟人中的伟人。19世纪的一些传记作家与历史学家偏爱历史上的明星人物，在他们眼里，恺撒审视了晚期共和国的所有危机，洞察了举步维艰的罗马政权，然后抓住了关键的历史机遇。[10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恺撒是体现时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历史人物。[105]然而，到了20世纪，追随伟大领袖的美好梦想反而孕育出种族灭绝的骇人噩梦。这些暴虐的独夫将自己的形象塑造为恺撒，而人们眼中的恺撒也被塑造成了暴虐的独夫。[106]
恺撒天资过人，他是出色的作家、优秀的政治家、卓越的演说家，也是才华横溢的将军。和其他的许多罗马人一样，他接受过完备的教育，拥有远大的抱负。但恺撒的志向更胜常人，[107]很少有人真的想要立下匹敌亚历山大大帝的丰功伟绩。幸运的是，也很少有人真的拥有追逐这种梦想的机会，而恺撒恰恰二者兼备。或许，恺撒之无情也胜过旁人。作为一个伟人，恺撒的一生充斥着死亡与毁灭。公元前49年的事件导致一场大战爆发，进而动摇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局面，乃至将其终结，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许，恺撒打响内战的原因是他有了一个伟大的想法，打算给罗马带来一场彻底的改革，但从他本人的作品以及其他有关恺撒的著述来看，我们很难说这种想法到底是什么。
恺撒的确实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主要是在公元前46年以后，因为这个时候他终于有时间来好好地处理一下军务以外的事情了。例如，他改革了历法、元老院，还招募了大量的新元老。也许更能体现他雄心的是市中心新广场的建设，在这里，他建造了一座献给维纳斯的神庙。对于自己的拥护者，恺撒也很大方，他调整并且提升了大概三百年前定下的军队薪酬水平。今天的意大利北部原先是高卢人的土地，恺撒让这个地区的居民也拥有了罗马公民权。他还设法保障了粮食的供应，并且做出了一些改革，令有资格享有粮食供给的公民数量从三十二万下降到了十五万。这个举措或许不太受人欢迎，但恺撒又推出了新的殖民计划，让他的老部下和某些意大利的罗马贫民从中受益。[108]然而，恺撒的政策终究是相当保守的。在他最终打赢了内战，击败了绝大多数的庞培派势力以后，他并没有提出什么不合传统的计划，而是主张调集大量人力、物力进攻叙利亚以东的帕提亚帝国。
内战之火引燃于公元前49年1月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之时，随后蔓延至整个地中海世界。标志着内战终结的事件大概是公元前46年4月加图自戕，或者公元前45年3月西班牙的蒙达(Munda)之战。我们不禁会想，领导权的争夺究竟为什么会演变成内战呢？恺撒给出的理由乍一看有些荒谬。在公元前50年，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此时，恺撒的代言人是保民官。随着事态渐渐明了，这些保民官意识到双方无法达成妥协，于是就逃跑到恺撒那里去。恺撒最初说他率兵进攻就是为了维护这些保民官的权利。然而，假如这些保民官一开始就不站在恺撒的立场上，那么他们的权利也就不会受到威胁了。
在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之前，元老们召开过一次会议。除了二十二名元老以外，所有人都赞成让庞培等人与恺撒和解。换言之，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元老都不希望双方之间的矛盾升级为内战。随着战争的阴影越来越近，公元前50年的核心分歧点已经缩小到恺撒的尊严(dignitas)问题。显然，拉丁语的“digintas”可以翻译为英语的“dignity”，表示“尊严”。但这个译法没有抓住拉丁语原文的全部内涵，“地位”或许更为贴切。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络是罗马社会运行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地位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与政治意义。没有地位的人什么也不是，既无法出手帮助自己的朋友，也无力打击其对手。也就是说，恺撒绝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把整个罗马世界都拖入了内战的泥沼。[109]
十年以前，恺撒才刚刚开始征服高卢。他固然和庞培、克拉苏结成了政治同盟，但他显然是较为弱势的一方。等到十年过去，这三个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和帕提亚人交战之时死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卡莱(Carrhae)；庞培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政治实力；而恺撒则在战争中得到了财富，并且成了举世闻名的伟大征服者。对于罗马人而言，高卢人几乎是来自传说故事里的奇特敌人，他们的服饰、语言、文化都和罗马人截然不同。[110]从高卢凯旋的恺撒已经是一位富有而伟大的人物，他期待着自己能够像罗马历史上的其他征服者一样得到万分的尊崇。
然而，在公元前50年，恺撒究竟要怎样归来成了一个大问题。元老院里有不少人敌视恺撒，这些人还颇有信心地与庞培联起了手。假如恺撒不以官员之身回到罗马，那么他很可能会遭到起诉。但如果他以执政官的身份返回，他的敌人就完全无从下手了。早在公元前52年，米洛和克洛狄乌斯的暴力事件刚刚结束的时候，十位保民官就出台了一项法律，允许恺撒享有不在场参选执政官的特权。倘若恺撒真的能够顺利地在不在场的情况下当选，那么人们就会产生新的疑问，因为恺撒的这种做法会让他在事实上免受法律的约束，而法律恰恰是共和国的基石。元老们向来有权质疑官员的行径、起诉违法的官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给予恺撒特权的法律本就是用来制衡元老的。也就是说，让恺撒破例的话会令恺撒超然于共和国制度之外，但如果不让恺撒破例就违背了共和国制度(至少在明面上)的终极原则。
不过，这些法律细则的背后终究是政治。恺撒及其追随者们担心他的对手这次打算给其施以致命的一击—羞辱恺撒，摧毁恺撒的政治及个人影响力。元老院则担心恺撒这样地位极高的个人会不服从元老们的集体决定，不合于苏拉时代以后共和国制度的主导方针。元老们已经勉强给捍卫元老院三十年的庞培破了一次例，但恺撒的敌对势力更强。而且，先上位的庞培现在成了元老们可以倚靠的支柱，因为庞培不会允许其他人享有和他一样的地位。
恺撒要求免受私敌攻击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作为高卢的征服者，恺撒当然希望共和国能够给予他应得的尊重与荣耀。而在恺撒的对手看来，恺撒早就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他在高卢赢得的财富、威望、人心(尤其是大量部下的忠心)只会被用来攻击元老(以及庞培)所掌控的共和国。否认元老或者元老院的权威就等同于挑战共和国(res publica)本身，也就等同于发起革命当独夫。然而，如果恺撒真的按照其对手的要求放弃了官位，那么他很有可能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或者真的丧命。毕竟，过去的历史早已反复地证明了元老会不惜一切代价铲除任何挑战其权威之人。
恺撒的地位并不是只与恺撒本人有关的私事。他已经在身处高卢期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络。士兵、军官、提供补给的商贩、蒙受过恺撒恩惠之人、在元老院里代表恺撒利益之人全都位于这张关系网内。许多人都为恺撒出过力，他们期盼着恺撒能够继续向其输送政治利益。如果恺撒遭受了羞辱或者失去了他的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些人就得不到回报了。所有罗马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个人的地位都关乎他人的利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恺撒决定站出来反对元老们践踏保民官的权利就是因为如果他倒下了，还有很多人必定会受到牵连。恺撒等人深知历史上元老们动用武力的先例，他们这次的对手看起来也不会手下留情。归根结底，妨碍着恺撒归来的不是法律规定，而是政治互信。
罗马人走入了僵局。一些元老或许确实想要开战，但他们的准备严重不足。随着战争的逼近，元老们开始匆匆忙忙地召集部队，但直到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时候，他们的兵力都还很弱小。疏于防备的原因大概是过度自信，也许他们觉得恺撒最后一定还是会妥协的。然而，恺撒凭着他著名的“迅捷”(celeritas)行动打得对方措手不及。不过，就算恺撒已经率军行进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他也仍然试图和对手展开谈判。这场危机出其不意。元老们低估了恺撒。
恺撒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一个意外。恺撒进军只是为了解决某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他本人以及他的追随者应该如何在共和国里自处。他们从未威胁过共和国的存在，只不过是在受到元老院内一个派系的排挤和威胁以后为自己的利益发声而已。这场战争仅针对个别人，庞培派人士很快就逃离了意大利，而罗马的其他元老并未受到伤害，恺撒和这些人没有矛盾。在内战中获胜的恺撒与之前的苏拉或者马略都完全不同，他原谅了自己的敌人，希望求得和平。他没有杀人树敌，而是让这些失败者回到了元老院，像以往一样正常地议事，因为这些人都属于元老院，是共和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恺撒无意毁灭共和国。当然，恺撒的独特地位会损害其敌人的利益，让他的朋友获得好处，但这本就是共和国生活的常态。
五年后的公元前44年3月，恺撒长期统治罗马的地位给他招来了祸害，一些人严重质疑恺撒掌握的莫大权威是否能够与共和国制度并存。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共和国政治的运行已经因恺撒的存在而发生了扭曲。不仅如此，恺撒更计划着在东方大动干戈。假如他能够胜利班师，那么他的权势就足以逼迫共和国的所有传统精英都屈服在他的面前(虽然他们可能已经屈服了)。恺撒就是问题所在，解决之道一目了然，恺撒之死想来会让共和国的政局恢复原貌。元老们的顾虑一以贯之：在公元前49年，他们因此不愿让恺撒以执政官之身回到罗马；在公元前44年，他们同样因此悍然刺杀恺撒。
得手以后，行刺者离开了庞培剧院，高高举起手中染血的匕首，喊出了西塞罗的名字。他们让西塞罗来掌舵并非只因为他是名声在外的资深元老，还因为西塞罗本身就代表着一个传统。刺杀恺撒的行为近似于西塞罗当年清除喀提林党羽，都是为了在非常时刻挽救共和国而采取的血腥手段。西塞罗认为自己的做法延续了自格拉古时代以来的暴力传统。将近一百年以前，提比略·格拉古被人殴打致死；现在，卡西乌斯(Cassius)和布鲁图斯再次继承了元老的传统，谋杀了一位共和国的官员。在行刺者看来，谋杀恺撒只是又一次体现了罗马人不惜以武力保卫罗马秩序的光荣传统。
[1] 即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条克十三世(Antiochus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