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0年[1]，尤里乌斯·恺撒出生于一个长期活跃在罗马政界的贵族家庭。当时的贵族通常都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谱系，尤里乌斯家族也不例外。据他们所说，尤里乌斯家族的起源早在罗马建立(通常认为是公元前753年)之前，可以一直追溯到《荷马史诗》的传说时代。有人认为他们的名字或许源于尤卢斯(Iulus)，而尤卢斯这个名字又和特洛伊的别名伊里翁(Ilium)很像。凭着这种在词源学上发明创造的才能，尤里乌斯家族很容易就把自己和传说中的埃涅阿斯(Aeneas)联系到了一起。而埃涅阿斯是维纳斯的儿子，因此爱神维纳斯成了尤里乌斯家族的祖先。
恺撒的贵族血统或许确实很独特，但是他们家族从共和国中期开始就已经没有那么辉煌了。恺撒的父亲曾经当选裁判官(praetor，仅次于执政官的高级官职)，后来又去担任了亚细亚总督，最终死于公元前85年。恺撒的叔叔塞克斯图斯·尤里乌斯·恺撒是公元前91年的执政官，后来在同盟者战争(Bellum Sociale)[2]的早期阶段去世。这场战争在公元前90年的时候爆发于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盟友(socii)之间。多年以来，这些盟友都在罗马军队中效力。或许他们占了罗马兵力的一半以上，但是并未能在罗马扩张的过程中平等地分享到利益，他们的政治地位也仍然是低于罗马人的。
对于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来说，他早年的政治地位主要得益于家族中的女性，而非他的父亲或者叔叔。[27]恺撒的姑母尤莉亚(Julia)的丈夫是伟大的马略(Marius)将军。虽然马略的出身不如尤里乌斯家族那么高贵，但是他曾经连续担任多年的执政官，并且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罕见的大胜。这一桩婚事让双方结成了同盟，恺撒的叔叔由此在仕途中获得成功。然而，公元前88年，罗马政坛陷入了混乱。执政官苏拉(Sulla)与保民官苏尔皮齐乌斯(Sulpicius)发生了纠纷，双方的矛盾很快升级为当街斗殴。接着，苏尔皮齐乌斯向马略求援，同时企图把东方的一场重要战事的指挥权从苏拉那边转移到马略手里。于是，苏拉策划了一起政变，成功地把马略及其支持者都逐出了罗马。此举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意大利的战火在公元前81年就结束了，但是地方省份的战斗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公元前72年。最终，苏拉取得了胜利。也就是说，尤里乌斯家族下错了注。所以，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自从成年起就知道自己对于许多有权有势的人物来说其实是一个碍眼的家伙。
像恺撒这样出生于晚期共和国的罗马人都不得不面临严重的政治动乱—这个充满暴力的血腥时代肇端于公元前133年保民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遇害身亡。历史也许不会重演，但是过往的经验毕竟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了参考的范例。恺撒在公元前49年决定渡过卢比孔河之前肯定根据自己对于罗马政治的理解而预判了对手可能做出的反应，恺撒的对手也依照自己的认识而采取了行动，双方都估计了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不过，共和国在这一百年里的遭遇并不只是影响了立于顶端的政治人物，军人和平民也是需要做出政治决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内乱让罗马社会的秩序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每一次的暴力事件都让人们更加倾向于以暴制暴。
这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开头就是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遇害。几百年前，保民官这个职位在人民的呼声中出现了，他们是人民的代表。随着王政时代的结束，治国理政的大权被交到了高级民选官员的手里—执政官与裁判官。依照罗马的法律，这些高官有权惩处罗马公民，他们甚至可以省略正常的司法程序。这种权力势必会引发人们的抗议。毕竟，在罗马人眼中，政治自由就是让自己免于武力侵犯的自由。因此，罗马人一度设立了十位保民官，让他们来捍卫法律的尊严，保护罗马人民的权利。这些保民官有权召开平民会议，并由此出台法律。对于其他官员的行为，保民官拥有否决权(英语中的否决“veto”就是来源于拉丁语的借词，其本义是“我反对”)。而且，在任职期间，保民官本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如果情况实在紧急，保民官还可以用肉身去保护公民免受官员的侵害。因此，用武力攻击身为保民官的提比略·格拉古堪称蔑视罗马政治传统的暴行，严重违反了元老和其他罗马人民之间由来已久的政治约定。然而，对于恺撒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其他罗马人而言，这种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乃至后来的内战恰恰构成了他们耳濡目染的政治史。
保民官和元老院之争：格拉古兄弟之死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在西班牙打了许多年的仗。格拉古兄弟面对的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公元前136年，罗马军队挺进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山区，与努曼提亚人展开了作战。这个部落的势力中心是一个坐落在山上的城镇努曼提亚[Numantia，今天的加赖(Garray)，位于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和萨拉戈萨(Zaragoza)之间]。努曼提亚人在战斗中击败了罗马军队，然后将其困在一个山坡上。此时，这支罗马军队无力突围，也无望等到援军。接下来，他们有可能会遭遇一次史上罕见的大败，承受惨重的伤亡。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随军任职的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站了出来。按照罗马人的传统，提比略的父亲也叫作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而这位提比略·格拉古是备受尊敬的将军，以其老派的操守与德行而著称。他曾经在西班牙征战，赢得了处事公正的美誉。于是，年轻的这位提比略·格拉古凭着父亲的名声与敌人开启了谈判。在努曼提亚人的要求下，罗马士兵交出了武器装备，屈辱地向敌人表示投降，但是格拉古至少保住了大家的性命，并且签订了和约。[28]
然而，当和谈的情况传回罗马之时，元老们深感不满，拒绝了这份和约。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否能够成功，这些士兵都应该再次尝试突围。签订和约的提比略因此受到了鄙夷。
于是，罗马人开始征集一支新的部队。除了某些几乎处于赤贫状态(proletarii)或者已经随军作战多次(大概十六次)的居民以外，所有成年的罗马男性都有参军的义务。从理论上来说，征召兵员的过程相当于告诉所有罗马男性，履行公民义务的时刻到来了。然而，我们不能假定，罗马男性都会积极地在指定时间出现在指定地点。国家主动征兵的效率高于公民自发参军，也能确保招到足够的数量。不过，如果民间多有抗议，那么想必国家不能顺利地征到兵员，但是罗马人大规模征兵的行为一直都不曾激起明显的反对声，许多士兵在入伍以前大概都是拥有少量农田的自耕农，他们通常很贫困。而军人既可以拿到薪水，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取战利品。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参军。[29]
然而，如果遭遇了战败，不少人都会死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也很有可能失去某些装备，而这些装备大都是他们自己带来的个人财产。罗马军人为钱财而战，要让人愿意在军中效力，就得让他们相信自己比较有可能取胜并且活下来。之前在提比略的带领下侥幸生还的士兵们基本都或多或少地遭受了经济损失，他们大概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救命恩人提比略·格拉古受到政界高层的排挤。因此，当元老们下令为西班牙的战事征集新军的时候，许多人表示了反对。后来，深受大家信赖的老将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Scipio Aemilianus)受命负责此次战役，这才让士兵们的反抗情绪得以平息。[30]
但是这次的政治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西班牙的战争暴露出罗马社会与政治的根本问题。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他决定采取一系列改革，其核心是《土地法》(Lex Agraria)，他想要通过这项法律把公有土地(ager publicus)分配给罗马公民。
分地其实是罗马政治的一项传统。传说中，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慕斯(Remus)在建立罗马的时候就曾经把土地分给公民。拥有土地与公民权是密切相关的两件事，参军的义务(属于公民)和拥有土地的权利相对应。换言之，没有土地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军的。[31]公元前509年，共和国在建立之初也曾经分过地。[32]在征服意大利的时代，罗马通常会在击败敌人以后没收对方的一部分土地，将其分配给罗马公民。[33]公元前393—前177年，罗马人建立了不下于四十处殖民地。虽然我们无法做出非常精确的估算，但是很可能有至少十六万名罗马男性被派往这些殖民地。[34]
参军或许不一定就意味着获得土地，因为军人并不一定会被派去殖民。但是，罗马人确实频繁地把大量的小块土地分配出去，罗马人参军的比例也很高。由此看来，参军和分地之间显然是有关联的，这就构成了影响罗马政治的一组权利与义务关系。罗马公民有义务参军，同时也有权利获得土地作为回报。为了实现这种权利，罗马必须不停地向外扩张。然而，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元老院不再分配土地了。公元前194—前177年，罗马人设立了十九个殖民地。但是自那以后的六年时间里，罗马都未曾建立新的殖民地，而且六年以后也不过是在维莱亚(Veleia)设置了仅仅一个殖民地而已。此后，罗马或许曾经派人去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北部定居，比如某些罗马老兵。但是，公元前194—前177年的那种殖民盛况并未再现。[35]殖民活动的减少让罗马贫民难以再通过入伍参加对外战争来获得土地，削弱了罗马政治中非常关键的那一组权利与义务关系。提比略·格拉古力主推行《土地法》就是想要恢复罗马的古老传统，让罗马公民和士兵再次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36]
然而，这项法律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首先，意大利的征服战争已经是至少一百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意大利的公有土地并不多。[37]其次，这些所谓的公有土地其实并不是无人耕作或者说无人占用的。因此，各地的意大利聚落以及某些有权有势、设法掌握了公有土地的罗马富人都愤怒地站出来反对格拉古的计划。[38]
在元老们看来，这些公有土地理应是属于自己的财产。于是，他们让十位保民官之一的马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Marcus Octavius)动用了否决权，企图阻挠提比略出台《土地法》。提比略及其盟友一度尝试说服这位保民官收回成命，但是他拒绝了。不过，提比略仍然有别的办法。保民官的职责是保护平民的利益，而奥克塔维乌斯的行为有违这一宗旨，提比略以此为由要求平民会议表决是否要罢免奥克塔维乌斯的保民官职位。
组成平民会议的是三十五个部落。所有部落都要依次走过木桥，登记表决票。这个过程相当烦冗，但只要有足够的票数形成了有效决议就可以提前结束。在投票的时候，每一个部落都选择了罢免奥克塔维乌斯。等到第十七个部落也走过了木桥的时候，格拉古暂停了投票流程，再次试图说服奥克塔维乌斯改变主意。然而，他还是拒绝了。于是，又一个部落投出了表决票，奥克塔维乌斯被罢免了。格拉古的《土地法》得以顺利通过。[39]
但是元老们并没有就此放弃。罗马官员的任期通常是一年，这是对其权力的一种限制。提比略深知有不少元老想要破坏他的《土地法》，所以他决定竞选第二年的保民官，追求连任。对此，许多人深感忧惧，特别是考虑到提比略正打算对阿塔卢斯(Attalus)送给罗马人的王国下手，因为这种做法在元老们看来是在侵犯他们多年以来把持对外政策的权力。
于是，选举会议上爆发了暴力事件。第一天，选举被推迟了。等到第二天，提比略及其支持者先控制了作为会场的神庙区。现场的景象有些混乱，所有人都担心矛盾双方会动武。关于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并没有给出确切无疑的描述，这也算是此类事件的一个特色了。提比略·格拉古的表弟西庇阿·纳西卡(Scipio Nasica)时任最高祭司(罗马祭司之首)，同时也是反格拉古派的领袖。他调集了大量人手，然后直闯会场。其中一些人或许自备了武器，剩下的有一些人就地把会场附近的木椅给拆了，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从提比略·格拉古的贴身护卫身上夺走了武器。接着，西庇阿等人开始攻击格拉古派，格拉古被迫带人退到了卡皮托里翁(Capitolium)山上。然而，卡皮托里翁的陡坡也不足以保住格拉古派，他们被打得一败涂地。据说，有“三百多”人在斗殴中死去(虽然双方都没有使用剑刃)。格拉古本人先是被击倒在地，然后被活活打死。[40]
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杀死保民官都是一桩严重的罪行。因此，尽管双方爆发了这种大规模冲突，并且我们的两份主要史料当中也有一份认为反格拉古派有意为之，但是提比略之死仍有一丝可能是意外。[41]设立保民官本就是为了提防权贵飞扬跋扈，捍卫公民的人身安全。在之前的三百年里，就是这种政治约定较为有效地缓和了上层富贵群体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蓄意杀害罗马公民基本等同于直接攻击罗马政治秩序的一大支柱。也许，在得知提比略·格拉古遇害的消息以后，元老们会感到有一丝懊悔，甚至可能会震惊不已，毕竟提比略和他们一样都是贵族。然而，实际上，他们似乎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没有人觉得有必要与对方和解。在官员的命令下，一些格拉古派人士未经正常的法律流程就被流放了。不过，最为人所熟知的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提比略的弟弟)、出身名门的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其家族或许是罗马城中最显赫的家族)以及福尔维乌斯·弗拉库斯(Fulvius Flaccus)都没有被流放出去。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权势太大、人脉太广，元老们不愿轻举妄动，但这三个人的影响力无疑都受到了限制。总之，元老院恢复了罗马的旧秩序，重新掌握了政局。然而，他们为此而悍然杀害了许多罗马公民乃至一位保民官，这种不尊重其他公民的蛮横做法最终造成了可怕的恶果。
提比略·格拉古本人之死并不意味着他的《土地法》就此流产。提比略的岳父是著名的元老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他和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都早已受命负责分配土地。不过，《土地法》的实行仍然困难重重，重新分配土地的事项陷入了僵局。
提比略·格拉古想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并没有自行消失。公元前124年，盖约·格拉古当选为公元前123年的保民官，然后继续投身于他的哥哥提比略未竟的事业。盖约重启了罗马的殖民计划。不过，他上任以后的第一个举动是剑指政坛，向人们展示他的政治权威。既然当年杀害提比略的那些人丝毫没有手下留情，那么盖约也不打算对他们留什么情面。他出台新法，流放了未经审判而杀死罗马公民的人。此外，他还开始实行一项新颖的长期扶贫政策：罗马士兵的服装得到了免费供应；尤为关键的是，他主持通过了一个关于罗马城粮食供应的法案。[42]
盖约提出的供粮计划开了罗马历史上定价供应粮食的先河，引得自那以后的几乎所有保守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极力地对其加以抨击。[43]在工业革命到来以前，向城市地区供应粮食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事情，更何况罗马是一座少有的大城市。罗马的粮价急剧上涨会给绝大多数居民带来特别严重的恶果，其受益者几乎只有掌握着大量土地的元老。然而，这种事情当年很可能经常出现。[44]盖约的供粮计划实施以后，罗马居民至少能够以某个稳定的价格获得一定量的粮食供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粮价飞涨造成的民生问题。
盖约还提议再度开始对外殖民，[45]其主旨在于让人民拥有赖以为生的土地。显然，这才是盖约的核心政策。公元前123年，他提议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两个大型殖民地：一个是塔兰托(Taranto)附近的奈普图尼亚(Neptunia)；另一个是密涅维亚(Minervia)，也就是今天的斯奎拉切(Squillace)。同时，他主张在迦太基设立一个叫作尤诺尼亚(Junonia)的殖民地。[46]我们几乎没有掌握关于这两个意大利殖民地的信息，不过尤诺尼亚似乎是按照六千人规模筹划的大型殖民地。[47]所以，这三个殖民地的总规模或许达到了两万人，这个数字有可能占了罗马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五。
盖约后来又成功当选为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然而他碰到了一个意外的问题：元老院看起来正在大力支持另一位保民官李维乌斯·德鲁苏斯(Livius Drusus)。此人提出的计划甚至比盖约更激进，他想要设立多达十二个三千人规模的殖民地，[48]这个计划会涉及至少百分之九的罗马男性。如果罗马人同时实施了德鲁苏斯和盖约的殖民计划(德鲁苏斯的计划或许已经把盖约的计划包括在内)，那就意味着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罗马男性可以从中获益。
此时摆在盖约面前的政治难题还不仅仅是和德鲁苏斯之间的竞争问题，尤诺尼亚的殖民地看来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这个殖民地的规划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坐落于阿非利加(Africa)，定居在尤诺尼亚的殖民者会远离罗马以及他们的家人。不仅如此，这个殖民地还跟迦太基有关。在这个时期，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那三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依然让罗马人记忆犹新。[3]一时之间，流言四起。有人认为在迦太基的土地上建立的任何聚落都会危害罗马；还有传言称一群野狼(罗马的象征)撕碎了这座新城市的界标，表明神灵也反对罗马人在此定居。[49]无论是否真的有这么一群肆意毁坏公物的野狼，反对设立尤诺尼亚殖民地的声音是毋庸置疑的。
公元前122年的一位执政官是卢奇乌斯·欧皮密乌斯(Lucius Opimius)，他是盖约·格拉古的私敌。当选执政官以后，欧皮密乌斯宣布要废除有关建立尤诺尼亚殖民地的法律。此时的盖约正在阿非利加监督殖民地的建设工作，有可能同时也在猎杀当地那些与他作对的野狼。得知欧皮密乌斯打算取消尤诺尼亚殖民地的消息之后，格拉古很快就回到罗马，与新上任的这位执政官展开了争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两个版本。按照其中一个版本的说法，正当盖约在会议开始之前整理思绪的时候，一个叫作安提卢斯(Antyllus)的人靠了过来。他似乎想要伸手抓住盖约，但是盖约走开了。此时，盖约身边的一名卫兵出手杀死了安提卢斯。[50]在另一个版本的故事里，意见不同的各派人士在卡皮托里翁山上发生了冲突。与欧皮密乌斯交好的安提卢斯侮辱了福尔维乌斯(他是格拉古兄弟多年以来的盟友)的拥护者。混乱之中，有人用在蜡版上刻字的那种尖锐的笔把安提卢斯给刺死了。[51]
对于盖约而言，安提卢斯之死无疑是一个噩耗。就算这确实是无心之失，旁人也会因此怀疑盖约真的想要当独夫。安提卢斯的尸体被摆在了广场上示众。欧皮密乌斯极力呼吁元老们发起还击，他命令骑士们(罗马社会秩序当中仅次于元老的阶层)每人至少带着两名拿着武器的扈从在第二天早晨集合。与此同时，盖约和弗拉库斯都从卡皮托里翁山上撤回了各自的家中。他们大概是想召集人手，并且商量对策。这天夜里，罗马城中心的广场上聚集起一群守夜的民众。
第二天早晨，欧皮密乌斯在卡皮托里翁山上召集起一支队伍，盖约和弗拉库斯则来到了阿文提努姆山(Aventine Hill)。现在的这座山丘是罗马城中一个僻静的去处，上面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教堂、修道院以及豪宅，某些外国大使也居住于此。但在古典时代，这里很可能是手工业者聚居的地方。也就是说，这里的居民大概都是盖约的忠实拥护者。而且，这座山丘比较陡峭，尤其有利于防范从卡皮托里翁山过来的敌人。
欧皮密乌斯要求弗拉库斯和盖约来元老院认罪受刑。他们当然拒绝了，然后派弗拉库斯的儿子作为使者前去谈判。欧皮密乌斯接见了弗拉库斯的儿子，但他完全不愿意妥协。他再次要求弗拉库斯和盖约本人到广场上自首。然而，格拉古派几乎不可能相信对手会好心地让自己在所有人面前解释清楚安提卢斯之死的原委，投降基本就意味着死亡。弗拉库斯派他的儿子继续去和元老们谈判。但欧皮密乌斯深知自己处于优势，他逮捕了弗拉库斯的儿子，然后下令开始进攻。
这场战斗毫无悬念，早有防备的欧皮密乌斯甚至安排了一些克里特弓箭手。而格拉古派很可能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们或许猜到了对手会动用武力，但是他们只准备了一般情况下暴动里使用的棍棒，根本没有配备盔甲。于是，漫天箭雨决定了战斗的胜负，格拉古派四散而逃。弗拉库斯在浴场里被人抓住以后当场击杀；盖约本人则试图渡过台伯河逃跑，却遭到了埋伏。虽然我们不太确定他接下来到底是自杀，还是命令手下的奴隶杀死自己，抑或是被欧皮密乌斯的人杀死，但是无论如何，盖约终究是死于这一次的暴力事件。
欧皮密乌斯曾经许诺，带回盖约的首级者可以得到与其头颅等重的黄金。后来在称重的时候，人们发现盖约的头出奇地重。原来，他的大脑被人挖掉，换成了铅。[52]但是欧皮密乌斯还是谨遵诺言，支付了等重的黄金。
对于守旧的罗马元老而言，格拉古兄弟的死亡当然是一场胜利，但他们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从此以后，人们明确地知道元老们不惜用武力来消灭与其作对的罗马公民，并且会宣称这是为了捍卫共和国。而在元老们心里，共和国就应该是完全由他们来支配的。然而，元老并不是共和国的全部。军人、罗马城内的平民、乡村的贫民都是罗马政治的一分子，这个国家同样属于他们。格拉古兄弟看到了这一点，想要造福于较为贫穷的这些公民。他们由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积攒起强大的政治力量，甚至让元老们将其视作威胁罗马传统政治秩序的敌人。分配土地的法律实现了罗马公民应有的权利，但是不久以后，主张分地的两位保民官就都被杀死了，公民的权利再次遭到了践踏。不仅如此，武力击杀保民官的这种行为更是直接侵犯了罗马公民不受暴力伤害的基本权利。
不过，格拉古兄弟毕竟失败了。他们没能组织起一股强大到足以与其敌人相抗衡的政治力量，格拉古兄弟的势力也在他们本人身死之后烟消云散。这种失败本身就可以说明元老们的势力仍然是罗马政局的执牛耳者。我们或许可以说格拉古兄弟的例子证明了保民官这个职位有着非同寻常的潜力，能够引领重大的政治变革，但他们二人的相继失败也足以说明保民官的局限性。在解决掉格拉古兄弟以后，保守的元老们看起来更有权势了。他们击败了政敌，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权威。
对于恺撒等人来说，格拉古兄弟留下的教训就是元老们会毫不留情地弹压那些反对或者威胁到他们的人。平民则由此得知守旧的元老们基本没兴趣来管平民的苦难生活，也毫不在乎他们应得的权利。他们不可能轻易地拿到赖以为生的土地，甚至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而且，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罗马人还会反反复复地在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事件当中体会到这些教训。
将军崛起
罗马的保守势力成功镇压了格拉古派，再次掌握了政局。然而，困扰着罗马社会的问题依旧存在。暴力依然是常见的政治手段，罗马政局变得异常脆弱。例如，公元前100年，为了打压保民官萨图尔尼努斯(Saturninus)，元老们求得马略将军的帮助，将罗马公民武装起来与之对抗。
不过，虽然时不时就会发生异常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长期存在的政治团体(政党)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社会问题固然引发了政局动荡，却未能孕育出团结一致的政治团体。罗马政治的核心依然是个人和等级，而非意识形态。或许正是因为个人因素过于重要，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往往四分五裂。
一些古人看起来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大约在公元前41年的时候，罗马史家萨卢斯提乌斯(Sallust)把罗马政局的动荡溯源于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十年，后来打响内战的马略和苏拉这两位将军都是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的。他们首先都投身于对抗阿非利加努米底亚(Numidia)国王朱古达(Jugurtha)的战事。这场艰难的战争耗时颇久，其战场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4]在回首朱古达战争之时，萨卢斯提乌斯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我将描绘这场罗马人民与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宏大、激烈、曲折的战争。但我尤其看重的是，从这场战争开始，傲慢的贵族受到了挑战。自那以后的斗争让人间乃至神界的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人们完全失去了理智。政治分歧竟然催生出蹂躏意大利全境的战争。[53]
萨卢斯提乌斯还痛斥了共和国最后一百年里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深深的失望让他不得不主动退出政界，转而致力于撰写史书。
在这种动荡的时代，所有的公职都让我感到厌恶不已，因为官职不再归属于有德之人，恶人反倒更能占据权位。这种官员既得不到人身安全，也不会受人敬重。其权力或许足以匡扶正义，但其来源归根结底是暴力。一切改革都难免走向屠杀、流放乃至恐怖的战争，所有的挣扎、努力都是徒劳，反倒会在人们心中播撒无尽的恨意。人的自由和荣耀感是与生俱来的，只有罕见的疯子或是痴迷于作恶之人才会心甘情愿地让权力仅仅服务于少数人。[54]
原先统治国家的民选官员备受人们的尊敬，能够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然而，后来掌握实权的只是“少数人”。真正的共和国就这样消失了。这场革命以后，能够得到回报的是恶而非善。公职失去了权力和尊严，在暴力的胁迫下，原本自由的人们屈从于少数的统治者。
萨卢斯提乌斯认为暴力事件的根源在于贵族(nobilitas)的“傲慢”(superbia)以及人们对这种傲慢的挑战。在罗马人眼里，傲慢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傲慢之人会在其他公民面前表现得高人一等，仿佛其他公民既不是自由民，也不是与其平等的参政者。傲慢是暴君的共性，它并不仅仅是讨人厌的个人品性，更意味着严重的政治问题。
“贵族”这个说法非常宽泛，萨卢斯提乌斯具体指的是罗马顶层的那些贵族。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一些特定的家族长期把持着高级官员的职位。这些家族凭着政治权威积攒起巨量的财富，并且帮助家族子弟也走上顺利的仕途。其他的家族并不是不能跻身于元老院，他们可以得到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官职，但想要当上执政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总之，虽然这些顶层的大贵族并没有垄断罗马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远远超过了其他人。就算不能直接继承政治权力，他们也完全可以像世袭贵族一样傲慢。多年以来执掌大权的历史更是让这些贵族认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等于共和国的延续，马略、恺撒还有后来的屋大维所对抗的就是这种观念。
萨卢斯提乌斯选择了叙述罗马人和朱古达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继承权纠纷，罗马人是被卷入其中的。朱古达战争引发人们关注的一个原因是一些参战的罗马将领未能取得理想的战果，并且这场战争还暴露出罗马政界的腐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朱古达都可以通过贿赂他人来为所欲为，比如说谋杀意大利商人。[55]最终，失望的罗马选民们决定把指挥作战的权力交给“新人”盖乌斯·马略。
马略来自阿尔皮努姆(Arpinum)。这个小镇位于罗马的南面，西塞罗的出生地也是这里。虽然马略的家族可能比较富裕并且在当地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是阿尔皮努姆是沃尔斯奇人(Volscian)的城镇，当地居民一直到公元前188年才成为罗马公民，[56]从来没有阿尔皮努姆人担任过罗马的高官要职。马略在刚成年的时候就自愿参加了罗马军队，他在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的指挥下征战于努曼提亚，并且有着优秀的表现。除了西庇阿以外，他还和凯奇利乌斯·梅提卢斯(Caecilius Metellus)家族有关系。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马略开始踏入政坛。担任保民官期间，马略和元老们发生了争执，但也制止了免费供应粮食的提议。[57]接下来，他尝试竞选更高一档的建筑官，然而未获成功。不过，他并不气馁，后来又去竞选了仅次于执政官的裁判官。这一回，他的票数刚好足够。[58]
当选裁判官并非易事，很少有“新人”能够获选担任这样的高级职位。不过，既然马略只是勉强当选，那么他的仕途很有可能已经走到了极限。接下来，马略先是被任命为西班牙总督，然后返回了罗马，随后加入军队，前去进攻努米底亚。
在阿非利加待了一年以后，马略又回到了罗马竞选执政官。这一次，他在选战中大获成功。马略是一名军人，他曾经英勇地率领士兵们征战沙场，赢得了许多人的爱戴。大概在马略的有意引导之下，罗马士兵们纷纷开始认为只有马略才能带领罗马在这场战争中走向胜利，许多罗马选民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59]后来，经由保民官提议，罗马人民任命马略为统管努米底亚战事的将军。
接下来，马略的表现确实不负众望。随着罗马方面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朱古达的盟友决定倒戈。他们协助马略的部下科涅利乌斯·苏拉抓住了朱古达，战争结束了。
马略真的给罗马带来了胜利。回到罗马以后，他领着部下在城中行进，享受着无比光荣的凯旋仪式，罗马人民对他赞不绝口。作为罗马人的战果，朱古达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大量来自努米底亚的金银财宝都跟在游行的队伍里。之后，被俘虏的努米底亚国王和王子先被囚禁在罗马城中心的监狱里，然后遭到了处决。[60]
然而，就在罗马人庆祝阿非利加战争的胜利之时，一场更加可怕的危机浮现于罗马的北方—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这两个日耳曼部落都来到了高卢。为此，罗马人召集了大批的军队，将指挥权交给执政官格奈乌斯·曼利乌斯(Gnaeus Manlius)以及前任执政官昆图斯·塞尔维里乌斯·凯皮奥(Quintus Sevilius Caepio)。公元前105年10月，分为两支的罗马军队在阿劳西奥[Arausio，即今天法国南部的奥朗日(Orange)]遇到了日耳曼人，然后被打得溃不成军，付出了十二万人死亡的沉重代价(包括身为罗马人的军团士兵、盟友的士兵以及随军行动的商贩和杂役)。[61]
马略又一次成为人心所向。他再度当选为执政官，并且顶着不小的压力成功连任了好几年，因为有些人担心他把持大权过久。公元前102年，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马略率军给日耳曼人造成了重创。第二年，在米兰附近的维尔凯莱(Vercellae)，他又取得了一场大胜。战争结束以后，欢欣鼓舞的罗马人民第六次选马略为执政官。
不过，尽管马略的履历确实辉煌得引人非议，但既然没有危机要处理，那么马略当然就没有那么特殊了。归根结底，马略能够掌握权力是因为人们极其不满于腐败而无能的贵族。单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算是元老们的敌人。然而，他从来不曾试图通过创立新制度来把自己手中的大权化为罗马政治的常态，他无意对抗元老治国的传统。因此，公元前100年，在保民官引发的争端当中，马略选择了与保守的元老们站在一起维护元老院的权威。
在马略担任执政官期间，他展开了一项重要的军事改革。阿劳西奥的失败让罗马人亟须补充大量的兵员。为此，马略废除了参军的财产要求。现在，无论多么贫穷，所有罗马自由民都有了参军报国的资格。历史学家们有时候会认为此次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国家与军队的相互关系，因为罗马军队的主体从此变成了没有什么财产的贫民，而这些人几乎完全不认同罗马的传统政治价值观念。于是，罗马军队蜕变为只认钱财的雇佣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废除参军的财产要求很可能满足了许多民众的需要。罗马社会底层的贫民终于可以加入罗马军团，某些几乎走投无路的穷人由此得以维持生计。但是，马略并非第一个降低参军门槛的人。公元前2世纪，在马略改革之前，罗马人已经至少降低了两次财产要求，把门槛从早先的五千赛斯提尔提乌斯(sesterce)降到了一千六，乃至三百七十五。拥有五千赛的财产大概意味着此人可以养活自己，而一千六已经非常少。等到下降至三百七十五以后，我们只能说理论上还存在着财产要求，马略仅仅是把最后的这一点点限制给取消了。更何况，财产要求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只有底层的穷人才会去参军。军队的人员来源和政治态度都不太可能骤然发生巨变。[62]此外，虽然军队在公元前100年的时候出手干预了政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罗马的传统被打破了。马略动用军队攻击萨图尔尼努斯的行为其实是捍卫既有政治秩序的守旧之举。
整体而言，马略的一生足以表明军事将领有潜力跻身于大多数元老之上。一位才华卓著、魅力超凡的将军很容易赢得人民的信赖与支持，这是传统贵族难以企及的优势。相反，他们的腐败、无能、傲慢只能招来人们的厌恶之情。只要危机来临，罗马人民就有可能会抛弃这些贵族，转而寻找一位新的领导者。不过，在这一时期，贵族们依然把持着国家大权。对于他们来说，马略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例外，同时也是服务于他们的工具。他将罗马人团结在一起，带领大家战胜了危机，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他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是，在那以后，他就要理所当然地从职位上退下来，泯然众人，与其他元老平等地坐在一起。
公元前99年1月1日，马略的第六次执政官任期结束。此时，人们还不知道罗马即将迎来巨大的灾难。
第一次内战：马略对苏拉
公元前90年，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骚乱以后，罗马人的意大利盟友叛变了，同盟者战争揭开了序幕。可以想见，罗马人又一次希望马略站出来平定乱局。然而，马略现在年事已高，他的谨慎之举让胜利的荣光落到了旁人身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科涅利乌斯·苏拉，也就是曾经在马略麾下效力、抓住朱古达的那一位。凭着在同盟者战争期间建立的功勋，苏拉和另一位将军昆图斯·庞培当选为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为了取得同盟者战争的胜利，罗马让大多数意大利人都拥有了罗马公民权。从此以后，他们也能参与投票了。不过，罗马公民受到的政治保护或许是更为关键的权利。
身为执政官，苏拉得到了远征东方的机会。就在前一年，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本都(Pontus)国王密特里达提(Mithridates)进犯罗马领地，他大概是想趁着罗马人忙于同盟者战争的时候浑水摸鱼。东征密特里达提的战斗很可能会被传为佳话，在希腊和亚洲展开的作战或许还能给全军带来不少的财富。想来，苏拉应该能够轻易地召集起足够的士兵。
然而，在苏拉动身之前，保民官苏尔皮齐乌斯给两位执政官带来了麻烦，双方展开争论的中心点是通过同盟者战争取得了投票权的意大利人。传统贵族想要尽可能地削弱意大利人的影响力，而苏拉本人在同盟者战争中的表现是以残忍闻名的，他应该也很想打压意大利人在罗马政局当中的地位。反观保民官苏尔皮齐乌斯，他的想法与传统贵族恰恰相反，矛盾双方很快就大打出手。随后，执政官们以宗教传统为由暂且搁置了这个问题。于是苏尔皮齐乌斯带着大批人手走上了街头，马略也加入了苏尔皮齐乌斯这边。街头的暴力导致一些人不幸死亡，暴动民众在罗马城里到处追寻苏拉的下落。[63]苏尔皮齐乌斯还进一步提议取消苏拉的指挥权，换马略出征东方。马略本人对此表示接受。
然而，苏拉其实正躲在马略的家里，虽然他后来说自己只是去找马略商量事情。在马略的协助下，苏拉逃出了罗马，前去坎帕尼亚(Campania)寻求军队的支持。尽管马略出手相助，但苏拉仍然愤怒不已。他指责苏尔皮齐乌斯犯下了暴行，怒斥马略对他加以羞辱。军官们选择了离开，但士兵们愿意追随苏拉进军罗马。此举的公开理由是恢复罗马的秩序、捍卫执政官的权利。然而，其主要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争夺东征密特里达提的军权。[64]
这场政变史无前例，马略等人完全没有想到苏拉竟然会调动军队进攻罗马。马略和苏尔皮齐乌斯尽可能地集结了人手，顽强地与苏拉对抗，但双方武力悬殊。不出所料，苏拉率领的军团取得了胜利。[65]马略不得不开始四处逃亡。为了藏身，他一度被迫躲在一堆落叶之下。最终，他乘船来到了阿非利加。曾经六度当选执政官的马略现在必须静候良机。[66]
重新掌权的苏拉出台法律拿回了进攻密特里达提的军权，但意大利的局面仍然不太稳定。另一位执政官昆图斯·庞培支持苏拉进军罗马，然而却被士兵们给杀死了。无论如何，苏拉最终离开了罗马，率军东征密特里达提。[67]
苏拉留下了卢奇乌斯·秦纳(Cinna)和奥克塔维乌斯这两位执政官，但政局还未稳定下来，被苏拉流放之人还有不少政治伙伴活跃在罗马政坛上。而且，许多人对苏拉进军罗马的举动深感震惊。因此，在苏拉离开以后，秦纳与奥克塔维乌斯决裂，和马略走到了一起。马略带着不到一千人的部队(没有迹象显示他有旧部“私军”)回来了，他开始充分运用自己手头的所有人脉。苏尔皮齐乌斯曾经奋力为意大利人争取权利。同盟者战争以后，意大利东南部的萨谟奈人依然心有不甘。于是，马略和这些人联合了起来。他攻占了奥斯蒂亚(Ostia)，切断了罗马城的粮食供给线。然后，这位七十岁的老将率军向罗马进发。[68]
奥克塔维乌斯有心抵抗，但大多数的罗马人并不站在他这一边。而且，罗马本身是一座巨大的城市，不便于防范强大的敌人。更何况，马略已经控制了罗马的粮食供给线。在这种情况下，据守罗马并不明智。因此，奥克塔维乌斯开启了城门，邀请马略和秦纳返回罗马。看起来，奥克塔维乌斯深信自己这样的高级官员是不会受到伤害的。马略和秦纳的营地设置在罗马城西的亚尼库鲁姆山(Janiculum)上，身着华服的执政官奥克塔维乌斯带着侍从来到了亚尼库鲁姆山附近。他坐着自己的车椅(执政官的官椅)，等候马略和秦纳前来。然而，最后过来的只是取他首级的骑兵。随后，他的头颅被摆放在罗马城中心的演讲台上供人观瞻。[69]
入城以后，马略和秦纳开始复仇。在悬赏的诱惑下，罗马士兵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们捉拿政敌。罗马的贵族遭到了清洗，[70]秦纳和马略都被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这是秦纳第二次、马略第七次当选。然而，马略大限将至。公元前86年，这位老将军去世了。
等到了公元前84年，苏拉已经准备好返回罗马。他无情地碾碎了东方战场上的敌人，把密特里达提的势力重新压回了原先的范围。这场战争让苏拉麾下的士兵得到了许多的财富，比如洗劫雅典所得的战利品。因此，苏拉牢牢地掌握了他们的忠心。马略派领导集团准备在希腊阻击苏拉，但是他们麾下部队的士气不像对手那么高昂，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临阵倒戈。秦纳本人就在整顿军纪的时候引得士兵们叛变，将其杀死。于是，在这一年，苏拉成功登陆了意大利。他的对手固然人多势众、严阵以待，但是支持苏拉的元老也不在少数。日后大放异彩的格奈乌斯·庞培就是其中的一员。此时，苏拉本人麾下的军队大约有四万人。[71]另一边，马略派的执政官们大概调动了足足十万人。
绝大多数的罗马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场内战出现，但是双方的分歧终究无法在谈判桌上和平地解决，暴力斗争和暗杀的历史更是说明了失败者几乎一定会被杀死。不过，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作战。例如，有一次和谈失败以后，马略派一支部队全员倒向了苏拉。[72]这场战争没有通过一次决战迅速地分出胜负，双方的多支部队在意大利中部分散地展开了对决。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发生于坎帕尼亚，苏拉取得了本次的胜利，迫使另一边的执政官带领部队撤退，据说马略派损失了六千人。[73]但是这场战斗发生于这一年比较晚的时候，内战主要还是展开于接下来的两年内。[74]
到了战争末期，双方在罗马城的山门(Colline Gate of Rome)附近打响了最后的一战。这天下午，两边的军队相遇。苏拉军队的左翼被击溃，匆匆逃往罗马城中，许多人都在逃跑的路上被杀死。但是苏拉的右翼取得了胜利。之后，交战双方一直从傍晚打到了夜里。等到午夜来临，苏拉派成功地突袭了对方的营地。马略派将领或是被俘或是被杀，剩下的官兵选择了投降。然而，苏拉并没有饶过他们，八千名俘虏全部遭到了处决。加上战死者，这天晚上一共有五万八千人失去了性命。[75]
苏拉宣布某些人是应当被处死的。这种绕开司法程序的新型杀人途径被称作“宣布公敌”(proscription)，杀死公敌者可以凭其首级领取相应的赏金。至少有四十位元老和一千六百名稍低一级的骑士被列为公敌，曾经效忠于马略派的意大利聚落也受到了惩罚(虽然苏拉一度被宣布为国家的敌人)。苏拉从它们手里夺走了一定量的土地和资金，将其重新分配给自己的部下。此时，逃离意大利的某些马略派人士依然想要负隅顽抗。其中最成功的是塞多留(Sertorius)，他后来在西班牙建立了一股独立的势力。不过，无论如何，苏拉无疑已经取得了胜利。
对于这场内战，史料中给出的伤亡数字是八万九千人。但是，这场战争的规模让人更愿意相信有不下于十五万的意大利人战死沙场。除此以外，我们还难以估计到底有多少平民在攻城战中遇害，有多少土地难以避免地被战火毁灭。[76]
这就是恺撒初涉政界的时代。作为政治人物，恺撒属于高层的贵族，拥有广泛的人脉，但此时的他年纪尚轻，甚至还在一场内战中站错了队。他的姑母是马略的妻子，他本人则迎娶了秦纳的女儿科涅莉亚(Cornelia)。既然苏拉才是最终的胜者，那么恺撒就有必要与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决裂。然而，他拒绝了。于是，苏拉派自然就给恺撒的首级也标上了价。换言之，早在恺撒担任官职之前，掌控罗马的高层人物就已经想要杀死恺撒了。
[1] 或公元前102年。—编者注
[2] 在通过和平方式争取罗马公民权失败后，意大利同盟者为争取罗马公民权、反对罗马统治者而发起了战争。这场战争历时三年多，以罗马胜利而告终，但意大利同盟者也取得了罗马公民权。—编者注
[3] 即三次布匿战争，因罗马当时称迦太基为“布匿”(Punici)，故名。第一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64—前241，第二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18—前201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49—前146年，总共持续100余年。三次战争均以迦太基失败而告终，结果是迦太基被灭，罗马在其地设立了阿非利加行省。—编者注
[4] 公元前113年，朱古达在努米底亚的王位争夺战中击败了由罗马人支持的对手。由于朱古达在其后的战争中涉及杀害罗马人，使得罗马与其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公元前111年，罗马元老院向朱古达宣战。但由于当时的罗马军队腐败、士气涣散，罗马屡战屡败。公元前107年，马略当选执政官，着手进行军事改革。公元前106年，马略与部将苏拉进军阿非利加。公元前105年，马略击败朱古达，朱古达被俘后死于罗马狱中。—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