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4年3月15日，也就是月中节(ides of March，古罗马的节庆日)这一天的早晨，罗马的元老们披上郑重的白底紫边托加袍(toga)，按照习俗向诸神献上鬯酒(或许也是为了求神灵赐下启示)。接着，他们与家人道别，然后召集各自的扈从，准备离开自家气派的宅邸。绝大多数的元老大概都步行于喧嚣的街道上；还有一些元老坐着轿子，让奴隶们抬着自己，因为他们年老体衰，或者身体不适，或者执意要在民众面前炫耀自己的财富。
这些元老的目的地是罗马城中心西北方的庞培剧院。渐渐地，某些元老在路上相遇。他们互相寒暄，客套了一番，然后开始闲谈，讨论今天的议题和某些有趣的流言蜚语。罗马城总共有一百多万居民，但是元老只有六百多人。罗马人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力、传统、权威、政治经验全都凝聚在这些精英的身上。终于，他们抵达了约定的地点，准备汇聚一堂，进行元老院会议。
这次会议本身四平八稳，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元老们通常都在规定的日子里会面。不过，如果有特殊的急事，他们也会临时召开会议。而从共和国已经延绵四百五十年之久的历史来看，这一次会议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尤里乌斯·恺撒很可能以独裁官的身份与会监督，这个官职享有罗马宪法赋予的独特地位，从理论上说只可能出现于危及罗马存亡的紧急状态下。
然而，到公元前44年3月为止，这次的紧急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五年。回首共和国历史早期，当初的传奇人物辛辛纳图斯[1](Cincinnatus)只不过担任了十五天的独裁官而已。而且，尽管恺撒已经当了这么久的独裁官，但是罗马的紧急状态似乎并不会马上结束，恺撒本人看起来完全无意放弃手中的大权。如果考虑到这个背景，那么这次的元老院会议其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因为恺撒即将在3月19日奔赴东方的战场实现他的新蓝图。[16]也就是说，3月的月中节以后，他在短期内不会再参加公共会议。倘若要尽快除掉恺撒，这就是最后的良机。
此次会议召开于庞培剧院。这是一座巨大的石质建筑，其建造者是恺撒的大敌庞培·玛格努斯(Pompeius Magnus)，也可称作“伟大的庞培”。这个地点本身就象征着几十年来罗马共和国政坛动荡不安的局面。元老院会议并非一定要在元老院进行，只要负责的官员通知大家具体的地点即可，场所不是关键。不过，此时的罗马元老大概确实不能在元老院(Curia)开会，因为八年前的民变[2]已经将其摧毁，而重建工作尚未完成。可以说，正是这次将元老院付之一炬的暴力事件让恺撒最终得以走上独裁的道路。
公元前53年和公元前52年，内部的动乱搅得罗马四分五裂。公元前52年1月，颇得民心的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Publius Clodius)遇害。愤怒的民众将此归咎于元老院，他们的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率众杀死克洛狄乌斯的是一个叫作米洛(Milo)的人，他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亲信。而西塞罗又是元老院里的重要人物，并且与克洛狄乌斯之间有着很深的嫌隙。公元前63年，有一伙人密谋夺权[所谓的“喀提林(Catilina)阴谋”]。事后，西塞罗下令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把这些人全部处死。不久，克洛狄乌斯力主推行了一条针锋相对的新法律，导致西塞罗被流放在外。为了庆祝，克洛狄乌斯还烧毁了西塞罗的房子，代之以一座自由圣坛。除了西塞罗以外，其他的一些人也受到了牵连，比如西塞罗的弟弟和米洛。后来，形势有了变化，西塞罗得以返回罗马。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再次来到了台面上，但这一阶段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其实发生于克洛狄乌斯和米洛之间。最后，这一连串的激烈斗争终于抵达了高潮。克洛狄乌斯丢了性命，米洛遭到流放。[17]
接下来的事件中心是西塞罗。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西塞罗写的许多演说词、信件、哲学著作，他无疑是最为人所熟知的罗马作家，我们对晚期罗马共和国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都构建于西塞罗的言辞与观点之上。然而，西塞罗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凭着出众的文采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也因此遇到了许多的麻烦。罗马人大都热衷于在公众面前表现自我，博取赞誉，西塞罗就是一个典型。然而，他时不时就会为言所困。某些时候，政治人物非常需要公众忘掉自己无奈说出的不妥之词。但是，如果这些话语或者当时的场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众或许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将其忘却了。所以，西塞罗时常在政坛上陷入孤立的境地。
更为致命的是，西塞罗的行事方式让人难免觉得他特别极端，尤其是考虑到他曾经践踏过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喀提林阴谋事件让西塞罗给人留下了一个敢于无情地杀死政敌的印象。西塞罗的确擅长说服民众。然而，事后回想起来，人们有时候会觉得西塞罗的提议其实有些过于极端、暴力，让人产生悔意。在喀提林阴谋事件当中，西塞罗未经司法流程就下令处决了所有密谋叛乱者。这让他的政治生涯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罗马公民最珍视的就是免受官员暴力伤害的权利，西塞罗的行径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许多人都将其视作潜在的独夫，认为他会毫不犹豫地以武力侵害其对手的公民自由权。克洛狄乌斯之死只不过是证明了西塞罗确实会以暴力对待人民的领袖。无论西塞罗究竟是否与这起暴力事件有关，他的名声都已经毁了。
暴动其实是罗马政治生活的常客，不过这场与克洛狄乌斯、西塞罗、米洛相关的暴动特别严重。参加暴动者至少有一部分是平民，他们占领了罗马的广场、大街小巷乃至元老们集会议事之所。元老院的大火表明元老们未能迅速控制住局面，也足以说明这次暴动的规模之大。于是，元老们决定向战功赫赫的庞培求援。接到消息以后，庞培开始召集部队。此前，他已经率军征服了东方的许多土地，让罗马人的势力遍布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追随他东征的沙场老兵在战后拿到了土地，分散在罗马附近的意大利各个地区。现在，庞培需要军队，这些老兵就离开了自己的农田，再次前来为他们的将军效力。
暴动群众完全无法抵挡军队的威力，罗马城很快就重归元老院的掌控之中。由此，庞培破格成为唯一的执政官，打破了每年两位执政官的成例。多年以来，庞培一直都是罗马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此刻，他更是与某些泥古的元老也达成了一致。为了携手恢复罗马的秩序，他们愿意让庞培掌握大权。
米洛被驱逐出城以后，罗马的民众随之平静下来。接着，庞培及其盟友不得不开始考虑尤里乌斯·恺撒的问题。恺撒此时尚在高卢，但早在奔赴北方之前，他就已经是罗马政界的重要角色。公元前63年，对于参加喀提林阴谋的叛乱者，恺撒冒险站出来反对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将其全部处死。纵然是在这种敏感的危险时刻，他也仍然勇于公开反对元老院的主流意见，捍卫罗马的法律以及罗马公民的权利。他的举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不过，罗马城中确实有不少民众不满于元老的傲慢之举，恺撒在公元前63年的仗义执言无疑让他赢得了这些人的拥戴。
恺撒的擢升之路势不可当。公元前59年，他当选为执政官，并且趁此机会组建了前三头同盟。另外两人分别是名声在外的将军庞培(他或许早在公元前60年就已经与恺撒达成了协议)以及据说是罗马城首富的克拉苏(Crassus)。这一年，恺撒代表三头同盟执行了一系列的举措。例如，他推行了殖民计划，让庞培麾下的老兵们拿到了土地。恺撒的这些措施是他通过发挥个人魅力或者施加武力威胁来实现的，其程序有时候并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严格要求，另一位执政官也常常表示反对。因此，恺撒在元老院里树立了不少的敌人。到了执政官任期结束以后，恺撒奉命赴任高卢总督。
接下来，恺撒在高卢待了十年。离开罗马城的时候，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其地位显然是不如庞培的。然而，他无疑是罗马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恺撒在担任执政官期间的作为招致许多人的敌意，但他在高卢的军事生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威望和权力，其政治影响力因高卢而突飞猛进。罗马城里的某些元老也开始支持恺撒。归根结底，恺撒的权力来源于军功、从高卢人手中夺来的大量财富以及麾下士兵的耿耿忠心。高卢人一度是危及罗马人生存的大敌，所以，恺撒在高卢建立的功勋让他不逊色于罗马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将军。[3]到了公元前49年，已经没有人不认为恺撒(图1中的雕像将其刻画为凯旋的将军)是有资格与庞培一较高下的政治人物。
公元前52年的暴动[4]以后，许多敌视恺撒的人都成了庞培的盟友。这些人早就想要消灭恺撒，但是庞培之前与恺撒结盟，这让他们无从下手。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罗马政坛上的这两位罕见的人杰终于走到了互相竞争的道路上。现在，这些人有了攻击恺撒的机会。
现任民选官员是不受起诉的，但恺撒的总督任期即将告终。一旦恺撒卸下高卢总督之职返回罗马，进攻的时机就成熟了。起诉的具体罪名基本上不重要，有米洛的事例在前，恺撒担心的是自己也会在全副武装的士兵看守下接受审判，最后的裁决结果全由庞培的政治考虑而定。[18]恺撒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仁慈之心上，他不愿让庞培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想要直接从总督转为执政官。这样一来，他就不可能受到起诉了，而且在执政官任期结束以后还有机会再次担任地方总督。然而，庞培和少数位高权重的元老并不同意。双方开始谈判，但终究未能达成协议，元老院里的多数人要求反对者做出让步。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们想要为难恺撒。这种直接转任另一官职的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问题—程序上当然有一些小麻烦，但是只要操作者愿意，这种细节问题是可以规避的，肯定有办法让大家都接受这种安排。罗马人民拥戴恺撒，人民的代表保民官(tribune)也是恺撒的人。
然而，双方最后没能讨论出一个让彼此都满意的折中方案。在现代人眼里，两边的理由看起来都不是很充分。恺撒要维护自己的尊严(dignitas)，某些元老想要保护罗马宪法中还没有先例的领域。为此，罗马世界竟然就走到了内战的悬崖边缘。[19]
公元前49年，恺撒或许有些无奈地率领他的军团来到了高卢与意大利的界河旁边[5]。据说，此时的恺撒虽然已经带兵驻扎在河畔，但是仍然忧心忡忡。他的面前摆着一个攸关罗马命运的重大抉择：他是否真的要把自己的国家拖入内战的泥潭呢？这种道德困境想来确实会让他踌躇不前。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体形魁梧、器宇不凡的身姿出现了—他大概是前来指引恺撒的神明。当地的牧羊人纷纷聚集过来，士兵们也前来一睹他的风采。此时，这位神明从士兵手中取走一只号角，然后跑到了河对岸。随后，恺撒的士兵们也跟着渡过了河，他们就这样跨过了边界线。罗马人素来相信神明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征兆来给他们以启迪，带领他们前往正确的方向。据说，恺撒说：“骰子已经掷出。”游戏开始了，神明将决定最终的胜负。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20][6]
五年以后，恺撒成了罗马的主人。为了追击庞培的部下，恺撒的军团曾经深入西班牙，也曾横渡亚得里亚海。在法萨卢斯之战当中，恺撒击败了庞培，令其逃往埃及。年轻的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三世(Ptolemy )杀死了庞培。但是，恺撒最后仍然选择了帮助托勒密的姐姐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废黜托勒密十三世。途中，恺撒与托勒密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一度被声势浩大的敌军围困于亚历山大(Alexandria)[7]。然而，托勒密终究战败身亡，恺撒则安然在绮年玉貌的克莱奥帕特拉女王的臂弯里治愈战争的创伤。最后一股有威胁的反对派势力也被消灭于北非的乌提卡(Utica)。这一仗以后，反恺撒派领袖加图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而选择了自杀，为共和国殉葬。
有不少反恺撒派人士从败仗中幸存下来，不过，这些人已经不足为患。恺撒完全可以大方地饶恕他们，向所有民众展现出自己仁慈的一面，他主动邀请这些敌人回到罗马城。
此刻，就算纵观罗马的整个历史恐怕都无人能够与恺撒相匹敌：他成功征服了罗马的老对手高卢人，把罗马人民的势力拓展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广大疆域上；他甚至跨过了海洋，侵入传说中的不列颠岛，虽然他并没有在此逗留多久；他在亚历山大展开的战斗令罗马人牢牢地控制了埃及；他还在内战中取得了大胜，扫除了所有试图与其对抗的军事、政治势力。
在亚历山大的战斗结束以后，埃及并没有直接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份，但是埃及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非常依赖于恺撒的力量。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克莱奥帕特拉确实坚定地忠于恺撒，即便是在恺撒死后也依然如故。无论他们二人之间到底有几分真情实感，这段亲密的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裨益良多。克莱奥帕特拉让恺撒亲身感受到了埃及人的浪漫风情，她的尊贵身份也有助于提升恺撒的威望；而对于克莱奥帕特拉而言，恺撒背后的罗马势力让她得以巩固在埃及的统治。之前的埃及君王只不过是勉强在罗马人的威胁下保持独立而已；现在，克莱奥帕特拉将托勒密王朝的命运紧紧地与罗马人绑在了一起，双方之间的关系相当稳固。公元前44年，克莱奥帕特拉本人就居住在台伯河西侧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里。恺撒还在罗马城中修建了一座新的广场，并且在广场上兴造了维纳斯母神殿(Temple of Venus Genetrix)。这座神庙里维纳斯的雕像是按照克莱奥帕特拉的模样制作的。或许，恺撒就是刻意要让罗马人同时膜拜女神维纳斯和自己的情人及唯一子嗣的母亲—克莱奥帕特拉。
恺撒甚至还有可能建立更加伟大的功业。公元前53年，罗马人在东方遭遇了惨败。[8]后来，遇刺之前的恺撒正打算为罗马一雪前耻。公元前1世纪60年代中期，庞培曾经在东方征服了许多土地。但是倘若恺撒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那么他不仅能够替前人复仇，还能让庞培取得的成就黯然失色。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改变了地中海东岸世界的历史，摧毁了原先的帝国，又创建了新生的王朝，恺撒想要效仿的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英雄。
当然，罗马国内还是有某些人想要与恺撒作对。毕竟，恺撒打赢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成功建立了独裁统治，他势必因此树立不少的敌人。就连他对敌人的宽恕其实也是在彰显自己的霸权，引来他人的敌视。那些被恺撒原谅的人无疑应当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十分感激，但是他们的心中不太可能真的充满谢意。没有恺撒的仁慈之举，他们或许会落得凄惨的下场。然而，获得宽恕的代价就是必须对恺撒感恩戴德。这反倒让他们反反复复地回想起自己的失败，让他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在这一时期，恺撒本人的地位显然有违共和国的常态，但又很稳固，这或许也让某些人倍感不满。在罗马共和国的框架下，恺撒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法律地位是独裁官，从理论上说，这个官职原本只是共和国为了解决某些紧急的政治或军事问题才设立的。而恺撒担任的是终身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这是罗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官职。看起来，罗马还是一个共和国，罗马人民依然在选举官员。然而，这些官员都是恺撒预先指定的，全国各地军政要员的任命权都掌握在恺撒手里，他还让自己的许多拥护者成了元老。恺撒的这种权力和地位根本不符合罗马的传统，而传统是罗马人的文化与政治生活当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恺撒的创举很可能引得许多罗马人愤恨不已，这大概就是那一出政治表演的原因所在。牧神节(Lupercalia)是罗马人的狂欢节。按照传统，贵族男性会在节日期间不着片缕或者只穿很少的衣服。接着，他们会在城市里到处奔跑，寻找年轻的女子。罗马人认为，这种节庆仪式会让被找到的女性多子多福。公元前44年，就在牧神节的庆祝活动迎来高潮之时，恺撒的亲信部下马克·安东尼向恺撒献上了一顶王冠。[21]罗马人民对此表示反对，恺撒也拒绝了。除了恺撒的地位与权力，某些人或许还会埋怨恺撒不尊重元老院。有一次，元老们想要颁布一些巩固恺撒威信的法令。此时，恺撒正坐在维纳斯母神殿里处理事务。面对前来征求意见的元老，恺撒并没有站起来向他们致以问候，元老们因此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22]此外，尽管恺撒看起来无意称王，但是有传言声称只有国王才能征服东方。
对于罗马人来说，国王其实并非什么稀奇的事物。罗马人自己的王政时代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509年。那时，傲慢的塔奎尼乌斯国王被推翻，罗马人夺回了自由。除了自己的国王以外，罗马人也深知希腊和蛮族都是有国王的。然而，罗马人现在的政治文化不接受国王的存在。他们深信，掌握着最高权力的专制君主会变成肆意妄为的暴君，让罗马人民来之不易的各项权利付诸东流。
前车可鉴，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罗马人民不愿意做君王的臣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反对恺撒执掌大权。更何况，历史已经证明，罗马人民最终接受了让某个人单独享有近似于君主的权威。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知道恺撒死于刺杀，但我们不应由此认定很多罗马人都是在一边按捺自己的愤懑之情，一边等待起义反抗独裁者的机会。在传统观点的影响下，一些人心里的罗马人民有着相当崇高的形象。似乎有许多罗马人都坚决反对君主制，愿意不惜一切地捍卫共和国的理想。然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没这么简单。某些元老确实有着为共和国殉葬的决心，但大多数的元老和平民恐怕都没有这么在乎政体的问题。他们想要的基本上只是富足、安全的生活，而恺撒确实让许多人过上了好日子。可以想见，应该有不少人其实并不介意恺撒长期统治罗马，个别人或许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王政时代了。反正东方人早就大多生活在国王的统治下，他们几乎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罗马或许也不妨顺势转变成王国。
总之，恺撒之死让今天的人们产生了无数猜想。但是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公元前44年3月，恺撒本人很可能是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没有什么政治势力逼迫他放弃权力和头衔，反倒是有人劝进，希望他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位。元老们固然有一些牢骚，但是单纯的牢骚不值一哂，无论是在选举中还是其他的场合都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反对势力。恺撒本人的表现也是明证。他向来不在意同僚们对他有着怎样的看法，总是勇于追求自己认定的目标，五十五岁的恺撒不太可能突然开始在这种事情上患得患失。不过，假如他真的想要爱惜羽毛，那么他就不应该再提高自己的实际地位。然而，此时的恺撒依旧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攻打帕提亚人的远大计划。他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着充足的信心，绝不是想要用军功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不过，或许恺撒确实听说过某些人在暗中图谋不轨。最终行刺恺撒的不是什么独来独往的杀手，而是至少有六十名元老参与其中。[23]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这种阴谋都是小团伙的秘密行动，但是，恺撒之死其实更像是一场政治运动的结果。行刺者并不是少数的几个叛乱分子，而是一大群彼此之间过从甚密的罗马贵族。他们平时有着正常的社交生活：在罗马城内的住宅或者城外的庄园里互相做客；参加晚宴、生日聚会、家族特殊聚会、文学聚会；结伴参加节庆活动—简而言之，就是结交新朋友，并且巩固自己与老朋友之间的关系。这种私交行为是罗马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密谋谈判的绝佳场合。
元老院会议和广场集会这种公共场合是用于辩论的，权力斗争的真正战场其实是半私人的场所。有心人很容易在这种环境下拉帮结派，策划出巨大的政治阴谋。或许，当时的某一天，有一群元老聚在一起抱怨恺撒的种种行径。就在此时，某个人大概真的动了杀心，对大家说：“必须有人站出来。”不过，这种场合的谈话可能也很容易走漏风声，让恺撒得知消息。毕竟，罗马政界人物之间常见的闲言碎语就是谁和谁见了面、谁去了谁的家里、哪位元老在晚宴上喝醉以后不小心说了什么话。
然而，有趣的是，这种闲谈恰恰掩盖了真正的大阴谋，因为所有人都不停地在私底下盘算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相关的信息过于庞杂，要找出真正值得注意的阴谋无异于大海捞针。后来，罗马的诸位皇帝还以亲身经历证明，倘若有人真的想要从传闻当中查出关键的密谋，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行为本身就会催生出大量的流言蜚语，反而让人越发难以厘清头绪。所以，罗马政界高层的大人物必须学会无视这些其实没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一定有人向他人建言过恺撒必须死。罗马的政坛毕竟充满了血腥味。然而看起来，密谋刺杀政敌并不是常见的做法。在公元前44年3月以前，罗马人铲除政敌的方式一般是组织暴动或者率众前去袭击对方乃至悍然发起内战。更何况，恺撒绝非常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他都无疑是罗马的英雄：他赢得了许多场战争；他的政治地位无人能及；他还是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这大概是当时罗马最重要的宗教职位。此外，在罗马上层精英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恺撒的朋友(恺撒向来热爱交友)，罗马的平民也特别爱戴恺撒。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恺撒是罗马历史上罕见的优秀人物。
而且，所有罗马公民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民选官员尤其如此。攻击官员基本等同于挑衅罗马的权威，未经法定程序而杀死罗马公民就是在蔑视罗马的法律和宪法。不仅如此，对恺撒动手还会被视作可耻的叛徒，因为许多行刺者都曾经被恺撒当作朋友或者被恺撒赦免了罪行。换言之，他们或多或少都受过恺撒的恩惠，罗马人民恐怕并不会支持这种叛徒掌权。
既然杀死恺撒以后很有可能受到罗马人民的围攻，那么行刺者就需要事先拉拢很多亲密可靠的朋友，组建起非常强大的势力。不然的话，一旦罗马人民发现恺撒遇刺，行刺者就无法控制住罗马城。而且，就算他们真的成功掌握了罗马城，他们的统治地位也仍然摇摇欲坠。总而言之，刺杀恺撒必定要冒着异常巨大的风险。
但是，罗马和希腊一样有着英雄人物诛杀暴君的历史传统，其中最著名的那个例子就与450年前共和国的诞生息息相关。这个罗马人代代相传的故事与暴君塔奎尼乌斯的儿子有关。据说，他故意在一位罗马贵族科拉提努斯(Collatinus)外出的时候来到了他的家中。虽然男主人不在家，但是罗马的贵族女性也是需要承担一些公共责任的。更何况，他们不能把王子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物拒之门外。于是，科拉提努斯的妻子卢克雷蒂娅(Lucretia)接待了小塔奎尼乌斯。
卢克雷蒂娅的举止端庄得体。到了这天晚上，在为小塔奎尼乌斯安排好下榻之处以后，卢克雷蒂娅回到卧室准备歇息。黑暗之中，小塔奎尼乌斯悄悄潜入卢克雷蒂娅的房间，持刀强奸了她。等到小塔奎尼乌斯终于离开了科拉提努斯家，卢克雷蒂娅立刻向她的丈夫和父亲呼救。很快，他们就带着各自的朋友赶到了。其中有一人就是卢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在控诉完小塔奎尼乌斯的罪行以后，卢克雷蒂娅掏出藏在身上的匕首，自杀明志。随后，布鲁图斯取出了这柄匕首，立誓要为卢克雷蒂娅复仇。他召集起一支大军，向塔奎尼乌斯父子发起了攻击。暴君的统治就此被推翻，卢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成为公元前509年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第一届执政官之一。[24]
到了公元前44年，另一位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决定接过祖先的光荣衣钵，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人把公元前44年的刺杀与公元前509年的起义联系在一起。然而，之前的那位布鲁图斯开启了绵延将近500年的共和国时代，令无数罗马人肃然起敬，可是后来的这位布鲁图斯却亲手迎来了共和国的末日—恺撒之死成了500多年帝国时代的前奏。
我们今天看到的史料大多告诉我们恺撒遇刺之前已经有许多凶兆出现：他的妻子梦见了恺撒倒在血泊里；在那天出门以前，恺撒本人也曾经从神灵那里问来了噩兆；[25]某个名为斯普林纳(Spurinna)的祭司提醒过恺撒要当心3月的月中节(3月15日)。[26]据说，恺撒真的感到了畏惧，一度想要取消这次元老院会议。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史料显示，罗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几乎都有很多的征兆，而且罗马历史上的征兆从来都是应验的。由此可见，征兆的本质就是“马后炮”。
无论如何，恺撒终究没有取消元老院会议，我们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恺撒知道有人想要加害于他。就在遇刺的前一天晚上，恺撒在自己的家里款待了一名主谋。暗杀发生的当天早上，还有一个主谋是和恺撒结伴前往元老院的。另外还有一人想必知道刺杀的计划，但是，恺撒仍然照常和他一起聊着天进入了会场。
随后，恺撒来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在会议正式开始以前，各位元老纷纷互相致以问候。一般说来，权势较大的人旁边会围着一群想要求他帮忙或者只是想要预先打点好关系的人。就在这种有些杂乱的环境里，罗马的元老们竭尽所能地为自己广交朋友、求得好处。此时，一位名叫秦贝尔(Cimber)的元老来到恺撒身边，他恳请恺撒准许他被流放的兄弟回到罗马。恺撒不同意，事情一时无法解决。但是秦贝尔不愿就此离去，他紧紧抓住了恺撒身上宽大的托加袍。对此，恺撒表示严正抗议：“你这是滥用暴力!”就在这个时候，一直站在恺撒身后的卡斯卡(Casca)动手了。不过，他并没有刺中。恺撒站了起来，一把将秦贝尔推开，并且抓住了卡斯卡的胳膊。忽然，又有人刺了过来，击中恺撒的面庞。接着，其他人也纷纷过来围攻。恺撒一直在奋力抵抗，但是敌手实在太多。终于，布鲁图斯现身了。据说，在看到布鲁图斯以后，恺撒用希腊语说出了这样的遗言：“连你也要杀我吗，孩子？”(kai su teknon)然后，他默然用托加袍蒙住了自己的脸。
恺撒最后身受二十三处创伤而死。他倒在庞培雕像的底座旁边，其鲜血洒满了周围的地面。庞培和恺撒在互相残杀之前曾经是朋友，恺撒的临终景象乍一看让人以为元老们是在替庞培复仇，死在庞培雕像附近的恺撒就像是人们献给庞培的祭品。然而，行刺者拥护的并非庞培。在离开会场的时候，尤尼乌斯·布鲁图斯高举手中的匕首，喊出了西塞罗的名字。
恺撒的遗言是对布鲁图斯说的。布鲁图斯的母亲是恺撒的情人，不过，恺撒并不是布鲁图斯的生父。鉴于罗马贵族有时候会在家里说希腊语，恺撒用希腊语说出的这句著名遗言足以证明他和布鲁图斯之间有着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他们曾经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家人。然而，布鲁图斯还是选择了刺杀恺撒，统治罗马的独裁者恺撒就这样死于自己情人的儿子之手。
后果
人们的想法深受时代的影响。在行动之前，人们通常会预估未来的结果，但是如何行动往往基于过去的经验。对于往事的理解还决定了人们会形成怎样的是非观。然而，作为后人，历史学家是在知道事件结果以及后续历史的情况下考察历史事件的。因此，他们的看法不像古人一样单单立足于事件发生之前的历史。具体而言，以这种后人的眼光来看，暗杀恺撒的行动很像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恺撒死后罗马陷入了内战，君主制的罗马帝国很快就诞生了。在后续的几百年里，罗马都是一个君主国，而尤里乌斯·恺撒恰恰是一个近似于君主的政治人物。并且，恺撒的名字还成了罗马皇帝的头衔。由此看来，罗马共和国在最后一百年里遭遇的混乱就仿佛是对君主制的呼唤，似乎恺撒确实代表着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
但是，行刺恺撒的元老们并没有这种远见。那一天，他们成功地让恺撒倒在了血泊里，此时的他们难以正确地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他们看来，恺撒之死很可能意味着罗马历史上一个特别艰难的时代已经过去，罗马共和国的政局大概可以恢复常态。从行刺者及其盟友的表现来看，他们不仅相信共和国依然能够恢复旧貌，而且认为这才是历史的必然。无论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无论罗马的政局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恺撒的拥护者会作何反应，无论平民和军队会怎样看待自己，这些谋杀恺撒的元老都自信地认为共和国才是罗马的唯一前途。
最终，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观点大谬不然，他们甚至都未能认识到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不过，他们的信心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刺杀以后发生的事件能够按照他们设想的轨迹进行，那么也许共和国的旧貌真的能够恢复，他们也真的会成为大家敬仰的英雄。
接下来，本书要分析他们失败的原因。就在恺撒遇刺的同一年，内战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镇穆提纳(Mutina)[9]打响了，这场战争最终成为埋葬罗马社会旧秩序的一场革命。十七年以后，恺撒年纪轻轻的甥外孙被元老院尊为奥古斯都。到了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罗马人都意识到罗马已经变天了，以奥古斯都为首的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掌握了无与伦比的权力。这个关系网触及罗马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定居于意大利各地的老兵、罗马的平民以及其他的许多人。奥古斯都有意地把各种资源用于赢得人心，很多人直接受益于此，成为这个关系网中的一分子。由此，奥古斯都成功地控制了罗马政局乃至整个社会，并且进一步凭着这种权力成为皇帝，让罗马走上了君主制的道路。在那以后，曾经统治罗马的元老们风光不再，元老的身份退居二线。他们当然还可以享有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现在源于他们在这个私人关系网当中的地位。所有的罗马人现在都必须以皇帝为尊。
然而，几乎没有历史文献表明革命前夜的罗马人曾经预见到后来的这种政治变迁。当然，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里骚乱不断的景象确实让很多罗马人忧心忡忡，或许一些人真的担心过罗马会灭亡，但是所有人都浑然不知罗马即将迎来一套新的权力系统。共和国末期固然有着大量的暴力冲突，但也有一次又一次的拨乱反正。共和国总是能够凭着无比的韧性渡过难关，重焕生机。正是这种拨乱反正的历史让那些元老敢于刺杀恺撒。
公元前44年3月，行刺者在喜悦中迅速离开了庞培剧院。他们欢庆自己取得了胜利，殊不知他们的举动恰恰让延续了四百多年的罗马共和国就此走上末路。
[1] 公元前458年，罗马军队被围困，罗马城受到威胁。已经隐退的辛辛纳图斯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独裁官，率领罗马军队迅速击退敌军。危机解除后，他就辞去了独裁官的职务。—编者注
[2] 指下文提到的克洛狄乌斯之死引起的民变。公元前52年，克洛狄乌斯在与米洛的冲突中死亡，此事件引发民众攻击并烧毁了元老院。也可参见第四章“庞培的时代”一节。—编者注
[3] 恺撒在高卢展开了8次军事远征，从而使高卢被纳入了罗马版图。—编者注
[4] 即克洛狄乌斯之死引起的民变。—编者注
[5] 指位于今天的意大利中部的卢比孔河(Rubicon)，因为意大利北部在当时是所谓的山内高卢。—译者注
[6] 按照罗马当时的法律，将军不得率士兵渡过卢比孔河。面对罗马内部的形势，恺撒选择了渡过卢比孔河，进军罗马，由此展开了与庞培的内战。一般认为，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是罗马历史上的转折点。内战之后，罗马共和制衰亡，元首制得以确立。—编者注
[7] 即亚历山大港战役。庞培被杀之后，恺撒宣布埃及由托勒密十三世与克莱奥帕特拉共治，这引起了托勒密的不满，战争也随之爆发。在亚历山大港战役中，托勒密兵败身亡，之后克莱奥帕特拉则成为埃及女王。—编者注
[8] 指罗马败于帕提亚帝国(中国史书也称安息帝国)，罗马执政官被杀，军队军旗被夺。—编者注
[9] 即今天的摩德纳(Modena)。—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