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第一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之死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但这么多年以来，奥古斯都和尤里乌斯·恺撒一直都是最令学者们津津乐道的古代政治人物。每逢追忆历史之时，我们的思绪都难免会萦绕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进程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并且由此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后世的人们甚至还将一种政治思想命名为“恺撒主义”(Caesarism)。这是一种有所改革的专制主义思想，其拥护者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让整个社会都焕然一新，从而改变人类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恺撒在政治史上得风气之先，拿破仑只能算是走在恺撒走过的道路上。往后即便是到了20世纪，我们也还能看到许多狂妄自大、杀戮无数的独裁者在东施效颦。
但是，恺撒其实一直都有缺憾。他确实征服了高卢，令其成为后来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他也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他所建立的政权或许最终能够转型为君主制政权；他自己写出的战记[1]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天资卓越的伟大将领。然而，很少有史料能够证明他显著地改变了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政局充满了激烈的争斗，或许恺撒有意让这种局面彻底稳定下来，但他却在掌握大权之后没过多久就遇刺身亡。因此，历史学家们为了寻找恺撒的改革方案而煞费苦心。最终真正引领罗马实现变革的是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人们后来称其为奥古斯都。
也许，奥古斯都确实是更值得人们仰慕的历史英雄。在他的统治下，罗马共和国完成了政治变革，重获新生。然而，我并未发现有多少史料能够说明奥古斯都真的理解这些政治变革的本质。他和政坛上的许多人物一样，只是勉强应付过去而已，其决策都是根据非常具体的特定政治环境而做出的。当然，奥古斯都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政治家，我们这些后人永远也不可能像他一样熟悉当时罗马政治的运行状况。他创建了一个稳定的帝国政权，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在临终之际，躺在床上的奥古斯都说自己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这个评价是很贴切的，他无疑建立了辉煌的功业，罗马的文学、艺术和建筑也都在奥古斯都时代迎来了繁荣的景象。但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赞扬并不能掩盖奥古斯都政权的另一面。
革命时代的罗马有着不少的怪象。公元前509年，罗马王政时代[2]结束，自那以后诞生的罗马共和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大约从公元前350年开始，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间，罗马人先征服了意大利，继而占据了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区域。然而，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政局动荡的罗马人居然抛弃了共和国，转而采用了帝国制度。这着实是一件怪事，因为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很少有理论家认为帝国制度是合理的优秀制度。
公元前44年3月，尤里乌斯·恺撒遇刺身亡，这个事件直接导致罗马开始进行重大的革命。虽然恺撒被共和国尊为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但行刺者都认为自己是为了共和国才将其杀死的。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刺杀共和国的民选高官恺撒是为了保护罗马所有民选官员的权利和地位。他们将恺撒视作暴君，而暴君会肆意杀人、践踏罗马公民的权利。因此，谋杀恺撒是为了预防恺撒将来滥杀无辜。为了捍卫罗马的法律，这些行刺者直接自命为法律的化身。尽管恺撒向来以仁慈著称，在不久以前的内战结束后，他宽恕了自己的对手，而且他一直都坚定地捍卫着罗马公民走上法庭的权利。然而，行刺者依然将恺撒给杀死了。
我们还可以继续深究这个问题。这些所谓的“共和国解放者”的领导人是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他曾经是恺撒的朋友。通常认为，布鲁图斯的母亲塞尔维利亚(Servilia)是恺撒的情人。或许，布鲁图斯当年初次结识恺撒的地方就是塞尔维利亚的房间。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状况，布鲁图斯完全有可能会选择把自己政治生涯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恺撒的身上。然而，布鲁图斯却有意效仿传说中在公元前509年终结罗马王政时代的祖先[3]。换言之，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追随政界高层的大人物，但布鲁图斯却选择了让传说故事再现人间。
这非常值得我们玩味，当代的哪个政治人物会像这样用传说故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呢？不过，这些人刺杀恺撒并不只是为了向历史致敬，他们希望这次谋杀能够让共和国像历史上一样焕发生机。看起来，布鲁图斯认为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过去的460年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他觉得自己的行为能够让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历史重演一遍(虽然当年的那位布鲁图斯只是驱逐了暴君[4]，并没有将其杀死)。行刺恺撒者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不少的政治经验，但他们都很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谋杀来恢复罗马共和国的旧貌。
在这些行刺者看来，恺撒和他的大敌庞培之间的内战只是暂时压制了共和国的存在罢了。这场内战爆发于公元前49年，虽然双方已经在公元前48年8月的法萨卢斯(Pharsalus)之战当中决出了胜负，但战火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5年才结束。然而，恺撒并没有在公元前44年变回一个普通人，他仍然把持着莫大的权威。暗杀正是因此而起，行刺者想要由此让罗马的政局回到内战以前的状态。他们有可能期待着罗马人民在事后热情地感谢他们为共和国而战，也许还幻想着自己能够像当年的布鲁图斯一样以共和国英雄的身份永垂不朽，自己的雕像也能光荣地立在广场上。
确实，他们的名字在史册里面永垂不朽。但除此以外，这些行刺者想象中的感谢和雕像全都落空了，他们没能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对于这些人的那一小部分支持者而言，他们当然是解放者。但其他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是国贼，是危险的杀人犯，并且愤而将其逐出罗马。战争随之而来，但他们落败了，这导致罗马人彻底投向了君主制的怀抱。总而言之，这群人为了恢复共和国时代的政治秩序铤而走险，结果却直接催生出罗马帝国，这堪称咄咄怪事。
新建立起来的君主制度同样异乎寻常。公元前27年1月，奥古斯都的君主制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用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样标志性的时刻，开辟了新时代的首位罗马皇帝却宣布自己已经恢复了共和国的旧貌。而且，就算是死后，奥古斯都也不打算抛弃这个观点。他下令在自己的陵墓入口处竖立起巨大的青铜柱，上面记录了他一生取得的成就，在此他也依然坚称自己是共和国的功臣。然而这个陵墓是罗马城里最气派的建筑之一，且多年以来都是家族公墓。可以说，这个墓穴本身就是他们一个家族统治罗马的明显象征。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统治显然是有悖于共和国制度的，当时的许多罗马人大概也有同感。
罗马的这场革命一直打着共和国以及罗马传统的旗号：奥古斯都的政权自称致力于恢复旧时代的思想、自由和做法，他们以共和国的历史来支撑自己的存在。奥古斯都的社会改革旨在复古而非创新，他曾经大事庆祝新时代的到来。但是，按照政权官方的说法，这其实不是真正的新时代，而是恢复了旧时代面貌的新时代。然而，现在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已经有了彻底的变革，绝对是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奥古斯都的说法也骗不了同时代的罗马人，许多人都能看出奥古斯都的政权不是守旧的政权，并且对此加以讽刺。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也曾探讨过这场革命的本质，他们全都认为这无疑是完全改变了罗马历史的事件。
确定“奥古斯都革命”这个说法并非易事：这次的革命者没有枪毙沙皇，也没有把国王送上断头台；他们也没宣布自己扫除了压迫民众的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罗马人没有在某个“伟大的思想”指导下完成彻底的政治变革。然而，我坚信罗马经历了一场革命，因为控制全国的中央政权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尽管没有某个“伟大的思想”在鼓舞着人们行动，但是原来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受到了重创，掌握权力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权。公元14年，许多罗马政坛高层人物的祖先曾经在六十年前也手握重权。然而，此时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政治体系已经与公元前50年有了天壤之别。这场大变革来之不易，旧的制度异常顽固，罗马人经历了内战、官方支持的暴力事件、城市里的叛乱、旧时代精英的彻底失败。在旷日持久的斗争以后，罗马的上层精英们终于明白，罗马社会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现在，他们必须学会在帝国中生活下去，掌握新时代罗马政治的规则与模式。这场革命的核心是政治文化的转变。
政治化的文化
罗马社会尊重传统，罗马元老也是如此。历史与传统让罗马的等级制度备受尊崇，过往的历史让罗马的上层精英们肩负重担。
在共和国延续的最后一百年里，罗马人遭遇了无数次危机，但共和国总是能够攻克难关。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31年，罗马内部爆发了至少十一次大型暴力事件(不含叛乱在内)，其中有几次甚至升级为内战。共和国的韧性由何而来呢？是政治制度，还是罗马人对政治传统的尊敬呢？最重要的因素大概在于整个罗马社会的结构与其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罗马人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基本是一体的，关于古典时代希腊和罗马的政治，我们都需要特别留意这一点，并且为其准备专门的术语。
罗马有着“政治化的文化”，罗马人的政治地位基本等同于社会地位。我们今天的社会可以细分为许多领域，它们彼此之间关联不大，每个领域都有各自的权威人士(例如，媒体界、商界、民间团体、政界、宗教界)。然而，这种分类方式对于罗马人而言几乎毫无意义。
罗马社会里的元老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是罗马人当中最富有的群体，也是罗马人在文化领域内的佼佼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艺术和建筑作品。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神明面前代表罗马人民，在法庭上为其他公民审理案件，在战争中指挥军队，同时也掌握着罗马的政治权力。罗马的传统和多年以来的屡次胜利更是为元老的权威地位套上了神圣的光环。要让元老们失去权力，想必就得用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来彻底摧毁罗马社会的等级次序。罗马的传统会被丢到一边，罗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因此陷入混乱。既然罗马社会与其政治秩序密不可分，那么每一个罗马人都首先学会了如何在共和国制度下生存。他们习惯于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参与罗马公民的文化生活，并且尊重罗马社会生活当中的等级次序。没有了共和国制度，罗马似乎就不是罗马了。对于罗马来说，颠覆其政治秩序就意味着让罗马人丢掉既有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罗马势必会陷入无法无天的乱局。在罗马人看来，这只会成为一场毁灭罗马的灾难。[1]
罗马人政治化的文化让罗马的上层精英们在治理国家方面达成了共识，政治领域的等级次序被延伸到了社会和经济领域。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精英们看来，这种文化优越无比，似乎可以“统合一切”，罗马社会里当然有许多人互相竞争，但没有人公然从根本上反对既有的这种状况。
不过，除了上层精英以外，罗马社会还有其他的群体。罗马城是意大利的中心，其人口超过了一百万，而意大利的总人口更是不少于五百万。这些很少在史料中留下声音的“普罗大众”是否有着不同于上层精英的政治观点呢？想来，他们大概确实会有不同的视角、利益和看法。就算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我们恐怕也不能认为罗马社会下层较为贫穷的民众会与上层的罗马人有着相同的观念。[2]
罗马革命的本质
“革命”这个说法很容易引起争议。在20世纪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论战中，许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运用了这个词语，使其具有了非常复杂的含义。在古典时代，革命的含义只是以暴力手段完成的政体更换。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Polybius)、西塞罗、马基雅维利等人一脉相承的古典政治理论认为政体有三种基本的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每一种形式都有各自的美德，但它们都会腐化：君主制堕落以后会出现暴君，贵族会沦为寡头，民主制也会变成暴民政治。如果公民认为既有政体已经腐败之极，那么革命的时刻就来临了。堕落的政府会被推翻，人们会重新建立起一个具有美德的政府。
然而，从19世纪开始，“革命”有了不同的含义。一场革命不仅要改变政府的形态，还意味着不同的“阶级”掌握了政权。有时候，这种革命被视作进步的象征，代表着更加美好、更加先进的历史阶段。自那以来，革命的定义众说纷纭，世界各地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更是让无数人洒下了热血。
革命通常是非常激烈的。很多时候，革命的主要目的在于摧毁既有秩序或者消除其中某些看起来不合理的部分，建立新秩序有时候不是革命者关心的重点。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或许主要是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行动的，他们大概向往着新的政体。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可能已经让旧政权逐步丧失了继续统治国家的正当性。但是，总体说来，光靠意识形态很难组织起真正的大规模暴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大规模革命往往发生在暴动以后。
无论如何，倘若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大问题，那么革命之火就很容易蔓延开来。[3]一般情况下，革命只是一些缺乏组织、比较混乱的暴力事件，其参加者的主要目的往往只是反抗既有的秩序。只有过了一阵子甚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新的秩序以及对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才能牢牢地扎下根。很多时候，这套新秩序还会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公元前43年，后三头同盟进军罗马，掌握了大权。罗马社会有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罗马的传统已经被抛弃。从公元前43年到公元前32年(即后三头同盟时期)，尤其是在这个阶段的早期，罗马社会处于彻底的混乱之中，但罗马并没有就此毁灭。最后，在旧时代的遗迹上诞生了新的政治秩序。
现代的历史学家往往不太赞同罗马革命这个说法。在共和国存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罗马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内乱：民选官员在暴动中丧命；共和国以武力镇压叛乱；集会上出现暴力事件；著名的政治人物遇刺；大规模的内战爆发。我们无论如何都看不出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在健康地运行。然而，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发现罗马人根本没有打算做出改革或者以别的什么手段根治这种乱象。
罗马人完全没有进行革命的计划。现代的历史学家总结了晚期罗马共和国内乱的潜在因素(下层民众的贫困境况、意大利农业经济的变化、小贵族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贫富差距的扩大、军队的报酬问题、土地分配问题)，但罗马人自己却几乎没有讨论过这些根本问题，[4]更没有考虑过要展开相应的改革。
面对政治困境，罗马人的想法非常保守。他们觉得自己遇到的问题是罗马的社会等级制度受到了威胁，出现问题的原因是道德败坏，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想办法让罗马人重新拥抱古老的道德与政治观念。他们并不想用全新的社会、经济态势来调整社会关系，也无意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其实，据史料记载，晚期共和国的罗马人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基本都不认为复兴传统道德观念真的有助于解决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深知罗马的疆域已经远超当年。在此基础上，罗马的社会、道德关系早已发生了巨变，罗马的政治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换言之，只要罗马人不丢掉这些年来积攒起来的大量财富和广阔的领地，罗马的社会、道德关系就无法回到过去。[5]
总之，罗马人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革命。不仅如此，即便是在奥古斯都革命以后的公元14年，罗马帝国也仍然与共和国时代藕断丝连，甚至让人觉得罗马社会的秩序仿佛并没有发生剧变。在公元14年，罗马帝国当中最有权势的是掌握土地的贵族，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曾经也是共和国的贵族。[6]这场“革命”没有改变罗马的社会结构：在三头同盟期间，元老们可以照常集会，立法工作能够正常进行，官员的选举大体如常，罗马政府也仍然在运转。对于某些人而言，“革命”流于表面，只不过是弥补了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漏洞而已。[7]一般说来，稳重的历史学家们接下来就会去大事称赞奥古斯都时代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新政权的领导下，混乱的政局已经消失，国家的行政变得井井有条。[8]现代的研究者认为罗马的强权政治由此转变为文化政治，激烈的暴动让位于稳健的变革。[9]既然没有史料表明罗马人进行过全面的意识形态讨论、彻底的社会改革或者政治机关的改动，那么共和国末期的暴力事件看起来只是罗马人的失误而已，社会危机、彻底的改革、革命运动似乎都不存在。[10]
但是，这种说法难以解释某些独特的现象。在公元前40年掌权的人已经不是四年前的那一批，而且他们与统治罗马几百年的元老们大不相同。他们用以获取权力的政治基础是不一样的，通过革命上台的新政府无情地镇压了反对派。他们杀死了许多敌人，并且极力提拔自己的追随者，尤其是他们在军队里的部下。这与之前的共和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公元前43年，屋大维派去与元老们谈判的高级军官受到了侮辱。在元老们看来，他们不仅有资格这么做，更是有必要通过羞辱比自己低下的人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以及政治尊严。然而，三年以后，这些曾经被羞辱的军人已经成了意大利的主人。罗马依然有元老，但是在公元前40年以及接下来的几百年内，元老不再是罗马的统治者。
为了准确地分析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抛弃现代的传统思路，并且为罗马时代的政治找到新的范式，阶级、制度、宪法、政治结构都得让位于权力关系网络的概念。
革命关系网络
理论界是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才逐渐认可了“关系网”这个概念在当代的政治意义。我们早已习惯于运用从19世纪流传下来的阶级和民族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国的金融系统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时代，民族国家已经显得有些渺小，我们又有必要开始注意商界一直都很在意的“关系网络”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把罗马社会看成是多重关系网络的复合体。在共和国时代，关系网是罗马社会等级次序的“黏合剂”。不过，当时的关系网很多而且很小，只是罗马上层精英之间的“友谊”关系，这些关系网并不涉及多少资源。[11]有一个事物有可能破坏共和国的统治秩序—军队。在有必要的时候，一位民选官员会奉命召集军队准备作战。这位官员通常是执政官(consul，主持元老院会议的高级官员)或者具有执政官地位的人。征召军队的任务一般会由级别较低一些的民选官员具体执行，他们会按照指定的人数组建军团。接下来，军团会前去地方省份执行任务，有时候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这些军团有可能会习惯于听从统帅的命令，甚至开始效忠于统帅本人。得胜归来的军队往往会在拿到金钱报酬以后退役，而土地报酬是比较少见的。
胜仗很可能给领兵的将军带来政治上的好处，毕竟那些与他一起作战的士兵能够安然返回罗马，并且变得更加富有，某些取得土地、外出殖民的士兵还能让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军事关系网络变得稳固起来。但即便如此，军队关系网也不曾转变为强大的政治集团，晚期共和国的所有伟大的将军都没有豢养起“私军”来帮他们维持武力威胁以及提供选票。看起来，战场上的胜利最多只能用来维持一个好名声。如果有选举，民众往往更愿意信任有战功的人。如果罗马政局动荡，遇到了危机，需要动用武力，那么曾经追随将军出战的士兵以及其他的民众或许也更愿意在其麾下效力。
但是到了共和国即将终结的时候，军队关系网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尤里乌斯·恺撒的关系网至少包含了五万名旧部。此外还应计算在内的起码有这些军人的家眷和密友，为恺撒的军队提供食物、衣物、装备、营房的商人，恺撒提拔的军官，在战争中获利的奴隶贩子。晚期共和国的庞大军队可以说是养活了一整个配套产业，让许多人从中获利。共和国的征服战争让巨量的财富流入一张囊括了无数人的关系网络。[12]我们可以估计罗马城中大约有两成的人口都直接受益于恺撒的军事行动。而且，这种关系网络是有可能代代相承的。这样一来，就会有一股势力几乎独自掌控了无比庞大的各种资源(经济、社会、政治)，没有对手能够与之抗衡，它有可能进而夺取罗马的中央政权。不过，尽管这种类型的军队关系网确实有着统治罗马的潜力，但是在后三头同盟时代到来之前，没有关系网能够长期地保持自己的稳定。它们固然可以在短期取得不低的政治地位，但却始终没有机会更进一步，成长为新的政府。倘若没有资源不断地流入其中，这种关系网会自然地消解，因为如果不能获取资源，很少有人愿意将其维持下去。关系网基本上与意识形态无关，它们的根基不是“伟大的思想”。
然而，恺撒之死改变了这一切。简而言之，在恺撒遇刺以后，屋大维、安东尼、李必达(Lepidus)带着他们的军团夺取了罗马的国家大权。长时间的冲突和大量流入的资源让这张军队关系网变得稳定起来，其领导者屋大维与安东尼掌握了十多年的军政大权。在他们二人之间的内战结束以后，屋大维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关系网，并且在内部做出了一定的等级划分。公元前27年以后，得名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又取得了重要的资产—著名的帝国行省，奥古斯都让他的关系网络永远地控制了罗马。换言之，三头同盟以及后来的奥古斯都实现的政治成就是将革命暴动促成的关系网络变成了罗马政治生活里长期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套代代相传的关系网不仅包括军人，到了最后，罗马社会里许多截然不同的成员都被囊括在内。这种兼收并蓄的能力恰恰是这套关系网络取得成功的基础，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让谁控制着什么资源。在它面前，传统罗马政治关心的意识形态、法律乃至宪法都不重要。
伟大的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曾经描述过这个关系网络：
奥古斯都以赏赐拉拢军人，以粮食收买民心。他对所有人都许以闲适的美好生活。其势力逐步壮大。他顺利无阻地将元老院、民选官乃至法律的角色都揽于己身，因为他的大敌都已经倒在了战场上或者成了公敌。剩下的贵族们更愿意当他的奴隶，他们拿到了各种荣誉和财富，在新的秩序里沉溺于安逸的日子……国内看起来风平浪静。民选官的头衔没有改变。年轻人都出生于阿克提翁(Actium)海战[5]以后，即便是许多年长的人也出生于内战期间。到底还有多少人亲眼见识过共和国的本来面目呢？[13]
虽然古老的机关仍然存在，民选官的名称也保留了原样，但是共和国的时代其实已经结束了，留下来的只不过是表象。政坛上风平浪静是因为反对派基本已经被消灭了，再做反抗只是自寻死路、徒劳无功。在武力、荣誉、金钱的联合作用下，元老们再无二心。共和国成了历史，奥古斯都的霸权才是现实。属于单个家族的国家取代了共和国，军人、平民、元老都被收买为这个新国家的一分子，奥古斯都的私人关系网络掌握着真正的权力。[14]
在三头同盟时代，罗马城本身也有了变化。在帕拉提翁山(Palatine Hill)上，人们开始用大理石建造一座新的阿波罗神庙。尤里乌斯·恺撒被奉为新的神明，其庙宇即将坐落在罗马的广场上。不远处，一座大剧院已经开工，它将被冠以屋大维的外甥马尔凯卢斯(Marcellus)的名字。在稍远一些的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上，阿格里帕(Agrippa)正在主持建造万神殿(Pantheon)，其中还有屋大维的雕像。此外，年轻的屋大维业已命人在河畔建造自己的陵墓，其规模远胜于之前的所有墓穴。总之，随着新政权的上台，罗马城有了新的面貌。
在内战发生的一百年以后，罗马诗人卢坎(Lucan)在追忆恺撒与庞培之间异常激烈的战斗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世界的支柱就此崩塌，末日到来，我们回到了原初的混沌之中。群星将会带着烈焰落入五湖四海，掀起汹涌的惊涛骇浪。日夜也将颠倒，整个宇宙都不再和谐。在这分崩离析的世界里，一切法律都将被颠覆。[15]
旧秩序、旧规则都被扫除得干干净净，罗马政局的面貌焕然一新。虽然卢坎认为这种变革发生于恺撒的时代，但这场革命最终还是要到后三头同盟时期才得以实现。正如卢坎所说，旧时代的星辰从天而降，坠入海洋；全新的星座取而代之，排列在天空之中。对于奥古斯都的革命而言，这岂非最好的比喻？
[1] 指《高卢战记》(Commentariide Bello Gallico)。—编者注
[2] 指罗马在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509年的历史时期，从罗穆路斯(Romulus)在公元前753年建国开始，到公元前509年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被驱逐出罗马为止，共经历7位国王。—编者注
[3] 指卢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他在公元前509年领导罗马人们推翻了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的统治，后被推举为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编者注
[4] 一般认为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是一位暴君，他也被称为“傲慢的塔奎尼乌斯”(Tarquinius Superbus/Tarquin the Proud)。—编者注
[5] 这是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决定性战役，也是罗马内战中最后的一次大型战役。此战以屋大维胜利、安东尼失败而告终，罗马共和国也随之落幕。详见本书第十二章。—编者注